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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文革時期群體。關於類似名稱，請見「紅衛兵 (美國)」。紅衛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部分特殊人群的一種稱呼，紅衛兵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相同。總體而言，紅衛兵是受極左思潮支配下成立的群眾組織，也指其成員[1][2][3][4]。紅衛兵運動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期間到達高峰，此後全國各地紅衛兵進行了大串聯，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則在北京天安門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總人數超過1100萬[2][5][6][7][8]。紅衛兵運動期間，全國各地大批「黑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家屬遭到迫害甚至屠殺，諸多文物古蹟在「破四舊」運動期間被紅衛兵損毀[5][6][9][10][11]。
1967年，隨着奪權運動的興起，紅衛兵內鬥升級，各派別之間甚至爆發大規模武鬥[12]，毛澤東[13][14]、鄧小平[15][16]以及一些學者和文獻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了「全面內戰」的狀態[17][18][19][20][21]，但也有人質疑「內戰」的稱法[22][23]。1968年，紅衛兵造反運動逐漸被工人造反運動所取代，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隨即展開，工人階級則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12][24][25][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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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定義[29]。廣義的紅衛兵泛指將自己繫上紅色袖標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工人、農民、軍事院校的學員和機關、文藝團體的從業者等，狹義的紅衛兵則是指大學和中學里青年學生所組成的學生團體[29]。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是通稱，每個學校里都有幾支或十幾支分別取不同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如「全無敵」戰鬥隊、「叢中笑」、「衛東彪」戰鬥隊等等，名稱多來自毛澤東詩詞或當地當時的重大事件之日期[30][31][32][33][34]。也有許多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因觀點一致而聯合，又稱兵團[35][36]。
紅衛兵的典型着裝是頭戴綠軍帽、身着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毛澤東語錄》， 他們外出行動時高唱語錄歌，宣傳造勢時常跳語錄操[31][37]。
紅衛兵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派別林立，互不隸屬[1]。1966年下半年， 紅衛兵運動波及全國， 工廠， 農村鄉鎮也成立了各名目紅衛兵組織。地方上持不同觀點（保皇派或造反派）的紅衛兵互相對立，寫大字報攻擊對方觀點，被稱爲反帝反修，保衛黨中央毛主席革命政權的階級鬥爭。根據時間、出身和政治主張等，許多學者將紅衛兵團體大致分為[1][29][38][39]：
- 老紅衛兵：是最早的紅衛兵，全部是幹部子弟（主要是共產黨黨政部門高級幹部）， 他們信奉「血統論」，信條口號是 「龍生龍鳳生鳳， 老鼠生子打地洞」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其打擊目標是黑五類、 反動學術權威以及共產黨內部的修正主義分子[40][41][42]。「龍鳳」喻紅五類子弟， 「老鼠」喻黑五類子弟。北京紅八月後，各省市高幹子弟也紛紛成立「聯動」紅衛兵，是早期文革主力，在學校批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搞紅色恐怖[40][41][43]。但是文革開始後不久，由於他們中大部分人的父母被列入要被打倒的走資派行列，故逐漸轉變為「保皇派」；1966年底曾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矛頭繼而轉向毛澤東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但被鎮壓[41][43]。最終，這些老紅衛兵受到剛剛興起的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很快就失勢了[40]。
- 「保守派」紅衛兵：又稱保皇派，老紅衛兵的效彷者，絕大部分成員是那些被認爲出身好的紅五類家庭子女（指出身紅五類家庭的子女，他們被視爲最可靠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包括：解放軍人子弟、工人子弟、貧農和下中農子弟、革命幹部子弟、革命先烈子弟）。1966年下半年開始，保守派紅衛兵的直接對立面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兩派一開始就進入極端對立狀態。1966年底開始各地就不斷有小規模武鬥發生，1967年6、7月更發展到全國各地大規模武鬥（包括使用刀棍、槍械、槍炮等），有些地方武鬥死傷數以千計， 極其慘重。個別地區連軍隊都捲入其中。
文革期間位於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內的紅衛兵口號 - 「造反派」紅衛兵：與保皇派紅衛兵對立，批判血統論，他們多數在文革初期受到老紅衛兵（聯動）和保皇派紅衛兵的歧視甚至迫害。造反派成員的家庭出身成分複雜，涵蓋所有階層的子弟（除部分「紅五類」子弟外，還有出身於知識分子，自由職業，小資，小商，小農-至中農以上，等等處於灰色地帶的家庭）。北京紅八月起，造反派在毛澤東多次接見紅衛兵期間逐漸壯大，至1966年底，造反派在紅衛兵運動中已成為主流。他們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與打倒走資派、打倒蘇修分子，參與到造一切舊制度的反的革命運動去。後來受到江青、陳伯達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但在1967年「二月逆流」後，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了分裂，分裂為所謂「擁軍派」（溫和傾向）與「反軍派」(激進傾向）。至1967年中期，革命派大奪權以後，造反派與保守派紅衛兵一樣， 各有人選份額進入了由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建立的各省市的革委會——即「革命委員會」（革委會取代了1966年文革開始之前的黨政機關），造反派紅衛兵勢力逐漸被工人造反派的勢力所取代。
- 「極左派」紅衛兵：或「激進造反派」紅衛兵、「激進派」紅衛兵，出現於1967年至1968年（北京、上海、長沙、武漢都出現過）。造反派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以後，它其中最激進的一翼對「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號稱「新思潮」。新思潮逐漸發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徵的流派，總體上批判和否定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側重於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批判，被部分人指責為「形左實右」。「新思潮」不僅在根本上違背了傳統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也超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派劃定的所謂思想界限。因此，極左派還未發展成成熟的政治派別即被鎮壓。
- 「逍遙派」：主動選擇不參與紅衛兵運動、靠邊站的學生，據謝靜宜回憶毛澤東曾表示，逍遙派不參與派性鬥爭、搞武鬥，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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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的名稱最早來自於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筆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而5月29日也因此成為紅衛兵的誕生日[44][45][46]。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同一天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44][47][48][49]。於是，6月2日下午，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骨幹就貼出了第一張以「紅衛兵」署名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黨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其它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也紛紛開始以「紅衛兵」署名[44][46][48][49]。
1966年5月底6月初，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為了穩定局勢、控制混亂局面，曾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北京各高校和中學等派出「工作組」[50][51]。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等人最初表示同意，但到了6月中上旬，毛澤東認為「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51][52]。據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6月毛澤東曾對他說：「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的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53][54][55] 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多由「老紅衛兵」領導，他們均出身中國共產黨的高幹子弟[1][29]。據一名紅衛兵領導人稱，這場運動的目標如下[56]：
毛主席將我們的未來定義為武裝革命青年組織……如果毛主席是我們的紅色總司令，我們是他的紅色衛士，誰能阻止我們呢？首先，我們將從裡到外把中國變成毛派，然後我們將幫助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讓世界變紅……然後讓整個宇宙變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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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以來，紅衛兵開始用暴力手段「破四舊」，進而對早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黑五類分子及家屬施加暴力迫害甚至屠殺，在北京的「紅八月」期間紅衛兵運動走向高峰並影響全國，致死致傷成千上萬[5][6][9][10][11]。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表示支持[57]。早在7月8日，毛在給江青的信中就提道[50][58][59]：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於7月24日、25日連續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以及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話，嚴厲地批評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和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搗了很多亂」，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於26日隨即決定撤銷工作組[50][51][60]。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5][9]；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公安部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61][62]；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再次反對干涉學生文革，表示「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62][63]。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64][65] 根據1980年的官方數據，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5][66][67]。北京「紅八月」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紅色恐怖」的源頭[68][69][70]。
此後，紅衛兵運動之所以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捲全國，靠的是國家補貼紅衛兵全國大串連，紅衛兵吃住不花錢，各地紅衛兵與北京紅衛兵間互聯絡，以及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連續八次接見超過一千萬紅衛兵[57][71][72]。毛澤東檢閱時的裝束便是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衛兵紅袖章。8月18日起，全國範圍內效仿「老紅衛兵」的保守派紅衛兵大量湧現，而10月之後造反派紅衛兵勢力逐漸壯大，至年底已發展成為政治行動的中心[1][38]。
至11月下旬，「大串連」遍及全國城鄉，紅衛兵運動達到高潮[72]。大串聯破壞了正常社會秩序、造成了社會動亂，不僅給全國鐵路交通造成嚴重混亂，使工農業生產受到直接影響，而且使個人崇拜、「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極左思潮在中國大陸迅速擴散開來[57][71][72]。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10月，中共中央發文要求「複課鬧革命」，大串聯活動才基本結束[57][74][75]。
值得注意的是，紅衛兵的大串連，還引發了1966-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造成全國300多萬人感染、16萬餘人死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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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文革進入奪權階段後，圍繞權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會裡名額的多寡、誰分管有實權的部門）紛爭吵鬧不休，紅衛兵組織分裂為不同的派別、相互對立，而工人造反派勢力則逐漸壯大，毛澤東開始轉而支持工人階級[1][12][28][29][38]。1967年「二月逆流」後，造反派紅衛兵分裂為所謂「擁軍派」（溫和傾向）與「反軍派」(激進傾向），保守派紅衛兵死灰復燃[29][38]。各派系紅衛兵出現對立衝突，並爆發武鬥，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本來要求公安系統、北京市委分別發出「要求不准打死人」的通知，但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和阻止：「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77][78]
1967年夏，毛澤東夫人、四人幫成員之一的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紅衛兵不同派系之間的對立衝突升級為持續的大規模武鬥，其他階層的群眾組織（造反派與保守派，或不同造反派之間）亦有參與[13][29][78]，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了「全面內戰」狀態[13][17][19][20]。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北京市爆發「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79]。7月28日，毛澤東緊急召見了首都紅衛兵所謂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就制止大學武鬥、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等北京各大高校的問題發表了強硬講話[80]。毛澤東說[81][82] ：
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全身膨脹，鬧浮腫病。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麼兩派。
這意味毛澤東決心要把紅衛兵造反派趕下政治舞台[28][83]。此後，工宣隊與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逐漸失勢、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28][46][80][84]。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從最初的支持和利用，進而轉為打壓、否定，直至最終拋棄紅衛兵造反派[85][86][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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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1968年開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的政治組織逐漸解散，而在毛澤東等人的支持下，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12][24][25][28][89]。1969年的中共九大之後，隨着「復課鬧革命」中央號召的推進，紅衛兵的名稱被借用，而共青團當時已經幾乎癱瘓[46][90]。
1975年，在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大」）籌備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學把共青團和紅衛兵兩個組織合併，定名為「紅衛兵」[26][46][90]。然而當共青團十大於1978年10月16日召開時，文革已經結束，共青團和紅衛兵的合併沒有實現[26][46]。同期，在小學，紅小兵代替了少先隊[46]。1978年10月，共青團十屆一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國少年先鋒隊[26][91]。
紅衛兵運動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以及「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87][88]。鬥爭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搶」的行為時有發生，紅衛兵的造反行動衝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公檢法體系被摧毀[93]，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利用工具之一[85][86][87][88]。在毛澤東、林彪等人的號召下，紅衛兵大肆進行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簡稱「破四舊」，毀害中國大量文物，迫害民進人士，並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破壞黨政機關，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嚴重動亂[2][5][6][94]。
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忠心不二，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到宗教信仰的境界[95][96]。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對紅衛兵群體進行立體全面的行銷整合，從整體推廣策略到各類的宣傳形式，如大字報、紅色宣傳畫、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語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號等，利用各種傳媒載體通過從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教育和文藝等多方面對民眾進行思想灌輸教育[95][96]。但各地出現大量自發的毛崇拜現象，導致中央文革小組無法全面掌控[95]。有學者指出，地方上存在諸多「打着毛的旗號」的不同派系，各自為戰，怠慢中央的指示，即「打着紅旗反紅旗」[95]。
1966年，蔣介石認為，毛澤東對中共黨政軍領導幹部及黨員團員乃至群衆都喪失信任，「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無知的孩子們，組訓『紅衛兵』來保衛它個人生命，來保衛它獨夫暴政、生殺予奪的淫威特權」；將有知識、有思想、過去有功績、有貢獻的中共幹部和一般黨員團員以「毛澤東思想」為名整肅清除，以「紅衛兵」取而代之做中共的接班人[97]。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恩維爾·霍查也認為，「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98]。
1971年撰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稱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99][100]。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會見金庸時說道[101][102][103]：
『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 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扭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10年，恢復至少要20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習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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