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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人物（1908－196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陶鑄（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際華，號劍寒，男，湖南祁陽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
| 陶鑄 | |
|---|---|
20世紀50年代的陶鑄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起 | |
| 任期 1966年8月12日—1967年1月4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個人資料 | |
| 號 | 劍寒 |
| 別名 | 陶際華 |
| 出生 | 1908年1月16日 大清湖南省祁陽縣 |
| 逝世 | 1969年11月30日（61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合肥市 |
| 死因 | 膽囊癌 |
| 墓地 | 八寶山革命公墓 |
| 國籍 | 大清（1908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69年）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曾志 |
| 兒女 | 陶斯亮 (女) |
| 父母 | 陶鐵錚 (父) |
| 母校 | 黃埔軍校第五期 |
| 職業 | 政治家 |
| 著作 | 《陶鑄文集》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思想·感情·文采》 |
早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並代表中共軍隊與中國國民黨的傅作義進行北平和平解放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陶鑄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兼任暨南大學校長。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後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於「文革」初期1967年下台被囚禁，後因身患膽癌[1]，於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後家人都未被允許探視。
陶鑄祖父陶益齋早逝，由祖母主持家計。父親陶鐵錚，畢業於衡陽南路優級師範，曾參加武昌辛亥革命，任過漢冶萍公司下屬轉運局長，並與人合夥開辦小煤礦。1908年1月16日，陶鑄出生於湖南省祁陽縣石洞源榔樹村。1918年，其父與三叔被軍閥吳佩孚部下蕭耀南殺害，陶鑄因家庭變故輟學，後經親戚介紹做了數年學徒。1926年，陶鑄進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五期，同年經趙世嘉、陳葆華、詹不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初，被派到武漢，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隊。[2]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陶鑄參加南昌暴動。並參加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警衛團，參加廣州暴動[3]。
1929年，陶鑄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書記，省委組織部部長等職。1930年5月，陶鑄親率12人突擊廈門監獄，以零傷亡代價接走獄中40餘共產黨員，國民黨守軍死傷20餘人，此為震驚當時全國的「廈門大劫獄」[4]。1932年，與曾志結婚，後育有一女陶斯亮。
1933年，陶鑄到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後被國民政府逮捕，被押送南京憲兵司令部，並判處無期徒刑。1937年，經周恩來、葉劍英與國民黨政府多方交涉；9月26日，黃文杰將陶鑄等七人營救出獄。
陶出獄後，即被派往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後，在鄂中組織地方游擊部隊，以大洪山為根據地創建了鄂中游擊區，並曾夜襲雲夢縣城。後與李先念組織的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會合，並擔任支隊政委[5]。1940年，陶鑄到延安，後於1943年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45年，陶鑄參加中共七大，會議決定在湘粵桂邊區發動游擊戰爭，由其擔任邊區黨組織副書記兼八路軍南下第三支隊副政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奉命改經太行、冀中、冀東至山海關赴東北，九月中旬抵瀋陽，改任遼西省委書記，參與四平戰役等，負責彈藥補給與傷員運輸等後勤組織工作。1947年9月，他兼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政委[6]。遼瀋戰役後，陶鑄任中共瀋陽市委書記和瀋陽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7]。1949年1月，陶鑄隨東北野戰軍離開瀋陽，改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進入山海關，參加平津戰役。1月21日，作為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全權代表，陶鑄入城同傅作義進行北平談判，雙方於次日發表《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北平城內國軍投降後接受改編，北平城免受戰火破壞[8]。5月，陶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9]，負責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陶鑄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務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軍區黨委常委。1951年，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1953年，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兼廣東省人民政府代主席。1955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同年起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並曾兼任廣東省省長、暨南大學校長。1956年中共八大上，陶鑄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60年，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並於1961年連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及第一書記[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劃分為華北、西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區，實行黨政軍一體化管理。 其中，中南行政區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六省。中南行政區黨政軍機構分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軍政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 駐地武漢市。林彪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陶鑄任中南局常委、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中南行政區中的廣東、廣西和港澳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管轄。華南分局受中共中央中南局領導, 駐廣州市。葉劍英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 張雲逸任第二書記, 主管廣西省工作; 方方任第三書記,協助葉劍英主持廣東省工作。廣東省工作由華南分局直接領導，沒有另行設立廣東省委。直到1955年華南分局撤銷，才成立中共廣東省委。[12]
1950年1月，廣西剿匪作戰全面展開，由廣西省委書記、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主持。7月至9月，部隊轉入夏休整頓。[13] 9月初，時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45軍軍長李天佑和45軍政委邱會作聯名向中南局、中南軍區報告廣西剿匪嚴峻形勢，要求中南局派要員來廣西解決問題。[14]中南局指派陶鑄赴廣西。陶鑄與毛澤東通電話，問這次去是打長工還是打短工？毛答:打短工。[15][16]
1950年11月14日和16日,毛澤東兩次致電張雲逸等,嚴厲批評「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領導方法上有嚴重缺點，劍英前談去廣西幫助張莫陳李(張雲逸、莫文驊、陳漫遠、李天佑)諸同志工作一時期，希望迅即前往，並在那裡留住幾個月，抓住工作重點限期肅清土匪，發動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幹部工作作風，確有成績然後回來，否則不要回來。我們希望廣西全省主要匪患六個月內能夠肅清，明年五月一日以前調出一個軍去廣東。」」廣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績則落在西南之後，為什麼這樣，請你們加以檢討並以結果告訴我們。」
11月底，張雲逸遵照毛澤東和中央的來電指示，和葉劍英、陶鑄一起在南寧召開了廣西省委第三次高幹會議,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在半年內完成肅清全省股匪的任務。張雲逸在會上作了檢討發言。他發言後情況急轉直下，大會變成了揭發批判他的會議。陶鑄等人指責他剿匪中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子，「七擒七縱」，「寬大無邊」，領導右傾; 還聯繫國際共運史說：斯大林批評鐵托的錯誤時講過，南斯拉夫黨的轉變，要依靠南斯拉夫黨內部的健康力量；今後廣西黨的轉變，也是得依靠廣西黨的健康力量。[13]
當時擔任廣西省委副書記、廣西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在回憶錄中說: "中南軍區政治部個別領導人來廣西後，對廣西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志談，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了。這種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傷了幹部的積極性"。[17]
1951年1月16日張雲逸致電毛澤東和中南局，提出請假休養。經毛澤東提議[18] ，2月5日中央批准，在張雲逸養病期間，由陶鑄代理張雲逸的廣西省委第一書記職務。1951年4月，李天佑升任廣西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主持軍區全面工作，張雲逸仍擔任廣西軍區政委，廣西軍區第一副政委莫文驊調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13]
1951年5月1日，廣西軍區致電毛澤東、朱德及中南、華南軍區領導，報告廣西已基本完成剿匪任務。廣西剿匪工作於1952年以全勝而宣告結束。[17]
葉劍英曾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19]
1951年1月至1953年，以及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陶鑄等人在廣東省組織領導開展了兩次「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將廣東省包括馮白駒、古大存等老幹部在內的數萬名各級廣東省籍幹部降職、撤職、查辦，這批幹部受到了政治迫害。
1950年春，廣東開始試行土改，到1951年夏天已在1500萬人口的地區鋪開。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由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方方擔任。 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 以及李雪峰為主任的中南局土改委員會, 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李雪峰多次在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毛澤東和中南局認為，需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和進展緩慢的局面。1951年4月，中南局將中共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秘書長，5月6日又增選為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將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並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此後，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
1952年6月12日，中央派專機把方方、陶鑄接到北京，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親自主持會議，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出席。毛澤東當面批評方方說廣東搞地方主義，並特別強調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澤東明確對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並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 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制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面子，說：「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志在內，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葉劍英、方方、陶鑄回到廣州後, 於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 召開了華南分局擴大會議, 葉劍英和方方作了檢討。 華南分局進行改組, 葉劍英、張雲逸仍任第一、第二書記; 中南局副書記譚政兼任分局第三書記; 陶鑄仍是第四書記; 方方由第三書記降為第五書記。隨後,七千多名地方幹部受到處分和牽連。這是廣東第一次反"地方主義"。
1952年8月中旬, 葉劍英到北京治療和休養, 然後調到中央。 此後, 廣東的工作實際上由陶鑄主持。
1953年5月,由陶鑄主持工作的華南分局在向中央和中南局報告中說,方方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錯誤,是"土改右傾和地方主義錯誤的發展"。經中央決定，撤銷方方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和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
1953年5月7日,根據中南局的通知,葉劍英正式調離廣東。陶鑄接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 趙紫陽升任華南分局副書記。 1954年4月27日，中央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 中南局撤銷。 1955年5月, 華南分局撤銷。 1955年7月1日,中共廣東省委成立, 陶鑄任省委書記兼省長, 古大存、馮白駒都是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 趙紫陽任省委副書記兼省委秘書長。 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陶鑄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但其得票數列倒數第三，僅排在曾希聖、陳紹禹（王明）之前[20]。
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由陶鑄領導主持,在廣東省開展了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鬥爭。1957年12月，廣東省委作出《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聯盟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報經中央批准, 撤銷馮白駒省委書記和常委, 撤銷古大存省委書記; 第二年又撤銷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長職務。全省受處分和受牽連的地方幹部達2萬多人,受批判的省委委員有17人，77位省直部、廳級和地市級的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受到撤職或降級的處分，廣州、海南等一些地方還定了「地方主義反黨集團」。[21]
毛澤東對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是持肯定態度的。1958年3月中旬，他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會議上聽取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匯報工作時插話說：「反地方主義，全國各省、市都需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對地方主義不要讓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廣東，廣東幹部可調一批到北京來。泥里摻沙，沙里摻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馬八寶飯，不能單打一萬和九萬。摻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區鄉不在內，可以清一色。縣以上摻外來幹部，現在省、專的負責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對反地方主義感到理不直、氣不壯。應採取列寧的辦法：『與其你專政，不如我專政。』」[21]
1960年9月以後，中共中央恢復了1954年撤銷的六個中央局。陶鑄被任命為中南局第一書記,仍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經習仲勛、楊尚昆等人和廣東有關人士的推動和努力, 對廣東「地方主義」案進行複查。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撤銷1957年12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於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原處分的決定，恢復他們的名譽。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歷史問題的《複查報告》，撤銷對方方的處分，恢復政治名譽。廣東「地方主義」案徹底平反。 [21] [22] [23] [24] [25] [26]
1953年，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批薄射劉」，通過批判薄一波影射劉少奇，陶鑄也在此次會議上公開發表對劉少奇的批評意見。1954年，已陷入高饒事件的高崗自殺身亡。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陶鑄在廣東省掀起「反瞞產」運動。當時在大躍進的政治環境下，全國農村基層普遍出現了少收多報、虛報浮誇、在糧食生產上「創高產，放衛星」的弄虛作假潮流。與此同時，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後，「共產風」、平均主義盛行，引起農民強烈不滿，於是在部分地方出現社員隱瞞糧食真實產量並私分糧食的情況。廣東省在1958年「放衛星」時落後，但在同年秋冬「報高產」上又趕上來。虛報浮誇的後果是上級嚴重高估了1958年真實的糧食產量，而實際徵購的糧食卻遠低於虛報的數字，陶鑄等領導並不認為數字是虛報的，而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農民隱瞞糧食產量，遂在廣東省掀起反瞞產運動。陶鑄親自到所謂「千斤縣」（糧食畝產達千斤的縣）東莞縣反瞞產，當地幹部全都表示瞞產很嚴重，只有省里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袁溥之（廣東省省長陳郁的妻子）說農民家裡雖有糧食但沒有那麼多，反瞞產反不出糧食來。陶鑄當場批評了袁溥之。1959年2月至3月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藏富於民不見得是壞事。會後，中共廣東省委又派出大批人員反瞞產，但省委對能否反出糧食來已發生懷疑。1959年3月至4月間，省委召開專門會議，根據各地材料得出結論，認為1958年糧食產量並沒有原先報告的那麼多。省委乃向中共中央寫報告，提出停止反瞞產，減免不切實際的高徵購。中央批准了該報告提出的改進方法，轉發全國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1959年4月27日，毛澤東寫下「假話一定不可講」的黨內通信，印發省、地、縣、人民公社，並破例發給最基層的生產隊小隊長。從此，反瞞產運動停止。在1959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上，陶鑄發表《總路線與工作方法》講話，總結大躍進以來的教訓，作了自我批評。會後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向袁溥之道歉[27]。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陶鑄是中南組組長。7月3日，陶鑄、李銳到胡喬木住處，三人閒談，提到必須遵重經濟規律。7月17日，毛澤東將彭德懷寫給他的信批示印發會議，會議主題由糾「左」迅速轉為反右傾。7月22日，陶鑄在中南組作長篇發言，對彭德懷的信批判不嚴厲，還說「彭總的信對這次會議深入一步展開討論，起了好的作用。」8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進一步清算彭德懷「歷史總賬」時，毛澤東指着彭德懷說：「現在右傾情緒，右傾增長。問題不少，不在老問題，現在是新問題……以信為代表，相當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鑄、周小舟。新問題是要反擊右傾進攻。」8月5日，陶鑄致信黃克誠，動員黃克誠揭發彭德懷。8月2日，中央在廬山接着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後黨內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陶鑄一反自己過去每次運動都帶頭「緊跟」的做法，等各省大致都劃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才按上級下達的比例劃了12位廳局級幹部為「黨內機會主義分子」。1961年中央下達複查糾正的指示，陶鑄便摘掉了這批人的「右傾」帽子，一律平反[28]。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中央、地方的責任是三七開的說法不能服人。他認為責任主要在上面，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不在此次大會檢討，也應做書面檢討，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檢討不夠深刻[29]。三年困難時期後的1962年，由於廣東省饑荒，陶鑄一方面擴大農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原則同意適當放寬對邊防地區農業漁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由此出現了第二次「逃港潮」[30]。而在當年6月初處理民眾在廣州集中擁港的東站事件（參見：大沙頭站）時，在高官內部會議中定之為所謂敵我矛盾，促成當局出動軍隊封鎖車站，驅趕與逮捕民眾，導致1600多人被捕[31]。
1953年中央調葉劍英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後，陶鑄便接任主持廣東省工作，他樹立過不少農村先進典型。其中，清遠縣洲心公社實行產量責任制的經驗，便是由陶鑄扶植和推廣。1961年早造，清遠縣洲心公社開始實行「田間管理到戶的評比獎罰」的生產責任制。1961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隊在此基礎上制訂了「到戶田」的產量指標，交給社員管理，從而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該公社各生產隊相繼實行該做法。到1962年早造，已形成較完整的產量責任制。1962年、1963年相繼在受災情況下豐收，1963年畝產提前跨「綱要」。1962年6月，陶鑄、趙紫陽（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率工作組到洲心公社調研，將這種做法讚譽為「洲心經驗」。1962年7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62〕粵發（八）字第62號文件《介紹清遠縣洲心公社實行的產量責任制——批轉省委工作組的一個調查報告》，在廣東省全省普遍推廣「洲心經驗」。1962年6月6日至7日，陶鑄、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專區龍勝縣調研。陶鑄由此更感到「洲心經驗」的成功。在龍勝縣調研後，陶鑄回廣東，王任重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此次調研情況和與陶鑄商定的意見。王任重說：「陶鑄主張實行分戶管理，耕種統一，聯產計酬，增產歸個人。他們那裡的清遠洲心公社就是這樣干的。」毛澤東說：「對，是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幹。」隨後王任重電話告知陶鑄：「主席贊成你的意見。」陶鑄接電話後，次日便找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向中央寫龍勝縣的調查報告《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問題》，向中共中央建議在農村建立生產責任制。1962年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1962年7月22日在該報告上批示： 「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並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討論。」中發〔62〕409號文件將該報告及批示印發。會議期間，毛澤東找陶鑄和王任重談話，交代兩人「你們代中央起草一個包產到戶的決定。」毛澤東還說：「不是分田單幹，包產到戶還是集體經濟的經營形式。」隨後王任重執筆起草《決定》。這時，有個大區的負責人對毛澤東說：「可不能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就是單幹，單幹就兩極分化。我們那個地區，搞了單幹，兩極分化很厲害。」陶鑄、王任重將《決定》草稿送呈毛澤東後，便無下文。北戴河會議上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所以陶鑄也沒能在會上大力宣傳「洲心經驗」[32]。
1964年9月至12月，趙紫陽在中山縣環城公社庫充大隊蹲點開展「四清」時，同老貧農吳才添、陳二妹夫婦連續詳談，隨後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調查報告，送給正在花縣開展「四清」的陶鑄看。陶鑄轉呈北京毛澤東看。毛澤東批示「這兩個老貧農是我們全黨的老師」，並讓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後來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會領導[33]。
196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責難劉少奇當天，中共中央確定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名單，提交給正在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與上一屆比較可見，林彪取代陳雲成為國務院排序第一的副總理；新任的三位副總理是柯慶施、陶鑄、謝富治[20]。
1965年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陶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開始直接參加中央的工作，分管宣傳和文教等方面事務。同年4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訪問越南。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並決定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34][35]。這次陶鑄調北京工作是鄧小平提名，毛澤東同意的[36]。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前三位分別是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35][34][37]。此後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重要職務，協助周恩來進行國務院工作[35]，分管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等，同時還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38]。
1966年6月9日，剛到北京沒幾天的陶鑄便飛赴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着重討論文化大革命是否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派，而劉少奇、鄧小平等大多數人主張派，陶鑄也明確主張派，毛澤東最後表態認為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派工作組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老辦法，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也稱，「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工作組在各大中學校將大批師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嚴重激化了矛盾[36][39]。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致信毛澤東並送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通知草稿中稱，中央認為工業交通企業與基本建設單位（包括設計、施工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運動相結合，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分期分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各地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1966年7月2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陶鑄在文革中堅決執行該通知，反覆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陶鑄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下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9月7日《抓革命，促生產》；11月10日《再論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小組說陶鑄用生產壓革命[39][36]。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在負責修訂準備提交此次全會通過的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陶鑄、王任重將原先的「二十三條」刪改為「十六條」，刪除了其中的「黑線」、「黑幫」專政等內容，寫入幹部「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有錯誤的可以改正等內容，此外他們還根據葉劍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志堅（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意見，寫入了軍隊不搞「四大」的規定。該草稿呈毛澤東審閱後，毛澤東說：「這個文件改得好。」並親自將其中一條簡化為「要文斗，不要武鬥」[36][40]。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提法，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當時，劉少奇已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基本靠邊站，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均有牴觸。這一提法主要是針對牴觸文革的各級領導幹部，從中央來說，王力認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39]
1966年10月，在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慶祝活動時，陶鑄要求全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當發現缺少鄧小平的鏡頭時，陶鑄要求新華社一定要設法有鄧小平的鏡頭，於是新華社通過「換頭術」，將鄧小平的頭像移到陳毅的身體上，製造出了帶有鄧小平的照片[39]。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發生後，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理。11月13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稱，自己已不得不簽字同意工總司五條要求，隨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也分別給陳伯達、陶鑄打電話，對張春橋的做法表示不滿。11月14日，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中央文革小組和軍隊的幾個人參加，而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未參加。據王力回憶，會議開始毛澤東便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一段公民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的條文，這是針對陳丕顯、陶鑄的，他們曾說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組織。接着毛澤東講到認識論，說先有事實後有政策，張春橋的簽字是對的，而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會上無人提不同意見，陶鑄等人都作了檢討[39]。
安亭事件前，毛澤東便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大革命，並要求陳伯達起草工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陳伯達、王力起草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簡稱《十二條》），提出「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但在安亭事件後，《十二條》已顯落後。1966年11月至12月初，周恩來、陶鑄指示余秋里、谷牧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座談會由陶鑄直接指導，會上徵求對《十二條》的意見，與會者卻普遍認為《十二條》「左」[39]。11月22日，周恩來、陶鑄、谷牧等人向毛澤東匯報了座談會情況，毛澤東說：「工交企業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眾建立聯合組織。」「十二條不行，可以另寫，討論出來看看，然後再拿到底下去。」[36]為此座談會對《十二條》進行了大量修改，實際上基本否定了原內容，並搞了與之相對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周恩來、陶鑄贊同《十五條》，而中央文革小組不滿。周恩來、陶鑄並非反對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認為要有步驟地開展，要「抓革命、促生產」，絕不能影響生產，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和陶鑄的立場與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的立場有明顯分歧。陳伯達斥責了搞出《十五條》的谷牧。毛澤東對《十五條》很不高興，「叫他們重寫」。毛澤東叫陳伯達、王力起草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簡稱《工業十條》）。毛澤東還指示林彪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工業交通座談會的問題。1966年12月4日、5日、6日下午，林彪主持連續召開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了谷牧關於工業交通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了《工業十條》，會上批判了陶鑄、谷牧。在12月6日的會議上，陶鑄受到嚴厲批判，王力等人指責陶鑄用生產壓革命，陶鑄作了檢查。林彪作總結講話稱，實質上不是谷牧的問題，而是陶鑄的問題，林彪的這一講話顯然並非其個人意見，而是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12月9日，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該文件的下發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大至工交財貿各部門。同時，中央文革小組還起草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下發。由此，在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便將文化大革命擴大至工礦企業和農村中[39]。
1966年11月，毛澤東指示譚震林、陶鑄去中南及華東地區視察。當時陶鑄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鬥爭已趨於白熱化，幾乎在每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都直接衝突。1966年10月，和陶鑄站在同一陣線的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去廣州養病。這時，武漢的造反派發現王任重寫的一首詩稱毛澤東為戰友和兄長，乃指責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趁機圍攻王任重。為此陶鑄給毛澤東寫了份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聯席會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會上集體批判陶鑄，重點批判陶鑄當初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對陶鑄猛烈批判，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紛紛批判，李先念說：「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富春說：「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你寫給主席的那份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嗎？」會上首次給陶鑄扣上了「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的帽子[41]。
一天之後，毛澤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後毛澤東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話一個多小時加以安撫。次日即1966年12月30日晚，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闖到中南海門前，要求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全體絕食。陶鑄一進會場，造反派的一個頭頭便指着陶鑄說：「今天不是你接見我們，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陶鑄和造反派對罵。當時陳毅、李富春一直奉命在隔壁的一個房間裡監視此次接見，直到陶鑄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台階，結束了這場六個多小時的接見，陳毅、李富春才離去，此時已是12月31日凌晨4點。1967年1月3日，周恩來就此次接見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41]。
陶鑄曾得知江青銷毀了有關林彪的一些材料。1966年1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江青一進門便質問陶鑄：「我銷毀了什麼材料，你怎麼知道的，你想幹什麼？」陶鑄說：「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41]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來和陶鑄等其他中央領導到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教育界、文化界、新聞出版界、體育界代表。下午兩點，周恩來、陶鑄趕回人民大會堂，周恩來準備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將列席，陶鑄也將參加。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時正在人民大會堂另一個廳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宣布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周恩來久等他們不來，便親自找江青、康生、陳伯達來開政治局會議。陶鑄參加了政治局會議，但並不知道江青、陳伯達、康生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時的講話。下午五點多，政治局會議開完，周恩來和陶鑄又分頭接見群眾代表。這時，「打倒陶鑄」、「揪出陶鑄」的大標語已貼到北京街頭，印有江青、康生、陳伯達講話及「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口號的傳單已經在北京街頭散發。當晚，被造反派從廣州揪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李一清來找陶鑄，但陶鑄仍在和周恩來分別接見群眾代表，李一清便將大街上的情形告訴了曾志。當晚九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陶鑄」，並宣讀了當天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時的講話內容。隨後陶鑄失去人身自由，被軟禁在中南海內[41][42]。
1967年1月7日凌晨1點，周恩來在接見「批判陶鑄聯絡站」代表時宣布：「陶鑄是中央常委。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1月23日夜，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當着江青、陳伯達的面說：「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41]
據說陶鑄被打倒後，曾給林彪寫過一封信，林彪看後沉默，葉群害怕出事，隨即將這封信燒掉[43]。
1967年9月，姚文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並稱陶鑄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陶鑄過去曾在《革命的堅定性》一文中寫道：「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堅定，當狂風暴雨之夜，風想把它們徹底掀翻，雨想把它們打進沙灘，浪濤想把它們捲入大海，但是它們屹然不動。當風雨過後，當浪濤退後，它們仍舊矗立在大海邊，指向青天，面對大海。」有大字報將這些語句解釋成：「面對大海，就是面向台灣；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就是嚮往蔣介石。」[44]
1967年上半年，陶鑄每天除在警衛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大字報之外，便是不斷被拉出中南海接受批鬥。1968年8月間，中央文革小組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批判劉、鄧、陶大會，大會在中南海設三個分會場，分別批鬥劉少奇夫婦、鄧小平夫婦、陶鑄夫婦[36]。
196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後，陶鑄頭暈眼花想嘔吐。1969年1月，陶鑄噁心嘔吐，胃部不適，全身酸脹。1969年3月被送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二醫院。入院檢查後發現膽囊已患癌症，需立即手術。病情上報周恩來後，周恩來批示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一醫院外科治療，並親自指定北京、上海多位名醫組成醫療小組。手術後不久，病情再度惡化。1969年9月下旬，陶鑄病情加劇，診斷為癌細胞擴散[36]。
1969年10月，陶鑄獨自被「戰備疏散」到安徽合肥[45]。此時他癌症病情惡化，到11月15日批准進行手術，但發現癌細胞已廣泛擴散，腹腔內血管焦脆，已無法進行手術。1969年11月30日，陶鑄因膽囊癌在合肥病逝，享年61歲[35][36]。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陶鑄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致悼詞。
祖父陶益齋。父親陶鐵錚，畢業于衡陽南路優級師範，曾參加武昌辛亥革命，任過漢冶萍公司下屬轉運局長，並與人合夥開辦小煤礦。1918年，其父與三叔被軍閥吳佩孚部下蕭耀南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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