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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系（白话字：Hak-kâ mìn-he），俗称“客家”，在西方人类学上简称“Hakka”（客家话：客家，白话字：Hak-kâ）[a]，是汉族的一个分支，也是汉族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为汉族各大民系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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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民系 | |||||||||||||||||||||||||||||||||||||||||||||
| 汉语 | 客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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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别称㈠ | |||||||||||||||||||||||||||||||||||||||||||||
| 汉语 | 客家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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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别称㈡ | |||||||||||||||||||||||||||||||||||||||||||||
| 汉语 | 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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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民系约5,000万人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等19个省区的180多个市县，此外约600万人分布在台湾、香港、澳门，约1500万人分布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秘鲁、毛里求斯等80余个国家。[4]
客家这一称谓，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5][6]
客户制度原本并非现今大众认知的客家人专属，如于明清时期移入西南地区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移民在当地亦被称为客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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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之称源于清朝初年，当时广东四邑地区以地主自居的四邑族群冠予客家，是一个他称。之初仍无客家之称，而只有土籍、客籍的区别。客家这个他称名词后来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所知，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9]
而清代康熙年《永安县次志》是最早出现真正意义上客家的文献，该志由清初岭南著名学者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风俗》“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而在屈大均《入永安县记》一文中，另有如下记载“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10]
关于客家源流的主要看法有：[11]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提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影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12]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认为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与闽、粤、赣三角的古越人遗民混化，其主体是本地古越人，惟1994年时房学嘉未有遗传学的佐证。
复旦大学李辉等人在2003年发表针对福建长汀客家人遗传分析，显示当地人群父系染色体祖源北方汉族约80.2%、南方畬族约13%、南方侗族约6.8%。[13]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郑连斌等人对广东和江西共1354例客家人男女的体质报告，显示接近中国北亚类型族群，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是中原汉人。[14]
根据数据显示，广东客家的父系染色体，倾向南中国起源的O1约27%，倾向北中国起源的O2、C、N、Q约73%。[15]而受父系母系双方影响的常染色体方面接近周边南方省份的汉族。[16]
惠州丰湖书院
梅州魁星像
汀州试院
韶州孔子像
《晋书·地理志》“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士族侨居的侨郡设立在淮河流域的安徽省、江苏省。[17]
《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永嘉以后，晋元帝在位时设置了部分侨郡侨县安置流民。第一次大幅设置侨州郡县，要到王敦之乱平定以后。设置地点在今江苏省中部的江淮间，集中于江北广陵附近。约于此时，原为流民帅的郗鉴，因平定王敦之乱，逐步在广陵、京口一带站稳脚根，并常领徐、兖二州刺史。东晋第一波设置侨郡侨县，就在广陵、京口一带，以及江州浔阳。第二波侨置政区的设置，是在苏峻之乱平定以后，在今安徽省一带侨置原本的豫州诸郡。第三波是东晋中期以后，晋孝武帝成立侨置雍州。这三波侨置政区的流民来源不同，目的地也不同。而这三个区域，日后成为东晋三个重要的军事重镇。侨置政区的设立，部分原因固然是为了让南下的流民有回归故土的希望，另一重要理由是收编流民，使其成为国家的武力来源。对东晋政权而言，由于中央武力薄弱，无力征发当时大量依附于当地豪强之下的人力，因此南下的流民便成为国家首要的征发对象。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因此欲整理并着籍，使之为给客制度，作为扩充兵力的来源。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其后便侨置顿邱、济岷二郡，使那些无法检实的户口归入侨郡，并以此为据以行征发。侨政区的成立，并不尽然只是为了安置流民之用，而是在无法检劾流民之籍的情况下，使其落籍，同时让国家掌握更多的人力资源。[18]
客家民系是在客家先民的迁徙运动中形成，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徙，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的原因，有皇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东晋时期衣冠土族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的江淮地区，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以“流民营”为基础在大埔设置了义招县。数百年之后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爆发了由黄巢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其后的五代十国战乱所及的江淮地区正是东晋设立的侨郡地域，《九国志·安仁义传》“儒军大败，破五十余寨，以功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剌史....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客家先民的大部分于此时期由江淮地区涌入距离江淮最近相对安宁的江西赣南及周边的闽西、广东东北，《九国志·谭全播传》“遣使诣梁，俄授万胜军防御使、五岭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检校太尉、开国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础。而在后来的靖康之难宋高宗建炎南渡，于临安称帝建立南宋，女真人、蒙古人入侵中原，处于黄河流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南下，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先民为寻求安宁的环境，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潋水志林》“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负担簦，春来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因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称为客家人。《入永安县记》“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至于向海外迁徙的开始源于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节义之士，起而号召举旗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随郑成功到台湾，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于是大量客家人迁至四川。清末时期不少客家人亦下南洋至东南亚各国发展，二十世纪中叶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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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读书音是客家人千年传承不变的语言，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共同使用的语言，又称唐音、客方言、客话或客家话。古汉语研究学者认为是从魏晋时流传下来，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最终在唐朝定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客家人对于自己的语言有着独特的情感，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是客家人穿越千年在精神上与故乡、先祖联系的文化密码。[19]汉魏洛阳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徐金星以“根在河洛，梦回铜驼，慎终追远，继往开来。”为主题以全球视野，围绕洛阳客家祖源地、客家文化根在河洛等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挖掘、传承、弘扬客家文化。[20]
2007年8月20日在河南省洛阳偃师市结束的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确认，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在洛阳偃师市。一千多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向外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和海外各地。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们认为，客家人的第一次迁徙发生在东晋年间，位于河洛之间的汉魏洛阳故城为当时的国都，正是客家人的根之所在。[21]洛阳位于中国西北、华北之间，地理位置优越，谓山河势胜帝王宅，寒暑气和天地中，是生息、建都的理想场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一直到五代，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洛阳。洛阳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更是客家人的根亲圣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洛阳是客家人最初主要的迁出地，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京都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士族纷纷外迁避难，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最集中的迁移地是相对安定的江淮地区。[22]西晋末、唐末及北宋末的三个时期，都掀起了大规模南迁的热潮。其中西晋末期大规模自中原南迁的汉人，构成了后来客家先民的主体。而洛阳正是当时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士族最集中的标志性区域。正因如此才会有后来客家民系的产生，形成了客家人突出的文化个性。[23]大谷关即八关之一，东汉中平元年置洛阳八关，大谷关遗址位于西晋洛阳城南约四十余里，今寇店镇水泉村南，是汉魏晋时期由京都洛阳通往汝州、南阳、许昌的要道，也是永嘉之乱后，京师洛阳一带汉人南迁的主要通道。煌煌祖宗业，永怀河洛间，洛阳是客家文化的源头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出发地。如今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作为西晋客家先民南迁出发地，已被命名为古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点，也是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洛阳客家之源纪念馆位于洛阳伊滨区，纪念馆坐东面西，依山傍水，为汉代建筑风格，由客家之源纪念馆、姓氏文化园、围屋风情园三部分组成。其中客家之源纪念馆以西晋时期发生的衣冠南渡事件为背景，采用现代声、光、影技术与文物复制品相结合的方式，还原客家人南迁的历史画面。姓氏文化园将设立姓氏宗祠，供客家人立碑、植树缅怀先人。围屋风情园将承担客家文化交流中心、旅游接待中心等职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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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宋城
梅州学宫
汀州五通门
惠州合江楼
1994年，中国广东梅州市举行“世界客属第十二次恳亲大会”，通过多渠道，包括国内外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方面汇总统计，客家人在国内外分布人数共6,562.429万人，其中在中国大陆6,107.8万人，海外454.629万人。[1]
因江西是人口迁徙的主要路线，是渡过长江后的首站，历史上多次南迁都跟江西有关。客家先民到达江西，到达赣州之后，再进入粤北、闽西等与江西交界地区。[26]
根据清朝末年徐旭曾在其所撰著的《丰湖杂记》提到：“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江西赣州因是客家人南迁最早的集中地，而被称为“客家摇篮”，而福建长汀县在漫长的客家人迁徙的历史上汀州作为第一个府治行政机关而存在，被称为“客家首府”。所以汀州宁化县石壁村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石壁”被称为“客家祖地”。广东梅州则因其是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区之一而被宣传为“世界客都”，广东河源则被称为千年“客家古邑”。由于海外客家华侨祖籍地最多的是原惠州府，所以惠州又被称为“客家侨都”。惠州、梅州、赣州、汀州又称为客家四州。[27]
广东省县际客家人口分布地图
江西省县际客家人口分布地图
福建省县际客家人口分布地图
广西壮族自治区县际客家人口分布地图
在中国大陆，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福建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的二百多个县市。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中部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大本营。[28][29][30]除此之外，也有较少部分客家人分布在陕西省[31]、浙江省[32]等地。
香港历史上原属广东省的宝安县，是客家人的传统聚居地之一。17世纪末，客家人就开始向香港迁移，香港仍未开埠前客家人是香港原居民最早之一，该地区因而被人叫做“客家村”。在英国殖民香港以前，香港336个村落中（例如赤柱村），客家人的村落多达128个。[33]2010年时，香港的客家人约有200万人，[34]当中包括“原居”[b]和“非原居”的客家人。在新界大埔、北区、沙田、西贡、荃湾、屯门、九龙及香港岛的村落皆可见客家人的足迹。客家人在港数量并不少，但由于遭标准粤语（即广府话或称广州话）取代的影响，现时客家语在香港已不占优，不少客家新一代都不会讲客家话，或者只懂听不懂讲。（详见香港语言条目）[35]
澳门的客家人约有10万人，可分为三个部分来源：一是澳门原居民，居住在路环九澳村和黑沙村，主要是在清朝咸丰年间自广东鹤山、开平、恩平、高要一带迁徙到澳门；二是1960至70年代，从东南亚（柬埔寨、缅甸、越南、印尼等地）归国的华人；三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内地迁往澳门的居民。[36]
台湾客家族群，是分布在今日之中华民国的各直辖市、县（市）、乡（镇、市、区）之中。而该族群的主要集中分布地区，分别是位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位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市、南投县；位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位在台湾东部的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等地方。[37]2022年5月，在由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所委托研究之《110年全国客家人口暨语言基础资料调查研究》中，研究者推估符合《客家基本法》定义下的客家人口数量，达到466.9万人；占全中华民国人口数量（2356.1万人）的比率，是19.8％。[38]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还有部分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毛里求斯。孟加拉国客家裔华人分布最多的民族地区是在达卡（参见华裔孟加拉人），此外在美洲也有少量分布，如加拿大第三大城温哥华有大量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该处华裔民系中，客家人比例亦随之增长。[39][40]
在泰国，客家族群遍布在各府。而在人数上，是以位在该国的南部地区的也拉府勿洞县与宋卡府合艾县为较多。两县的客家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仍然会使用客家语。尽管该国的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等地方，也存在着许多客家族群，但是由于他们后代的第一语言，是泰语。因此，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第三代或是第四代的客家人，使用客家语的情况，并非普遍。按照估计资料，泰国客家族群的人口数量，约是106万。[41]
按照1930年由荷印殖民政府所开展之对于印度尼西亚的人口调查的结果，全印尼的华人，是约有123万人。其中，客家人，则是约有20万人。以城市言之，客家族群，主要是集中在坤甸、山口洋、烈港、槟港、巨港、雅加达、万隆、三宝垄等地方。从人数上来看，居住在外岛（爪哇岛以外的岛屿）者，是比起居住在爪哇岛者，要来得多。[47]根据若干在印尼客属联谊会中担任要职的人士的推算，当前的印尼客家人，是约有400万人；其约占印尼华人的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48]
于1870年代，在毛里求斯的华人，是约有3000余人。其中，客家人，则是约有1500人。在毛里求斯的华人社会中，客家族群，是属于多数族群，其祖籍多为今日之广东省梅州市。当前的毛里求斯华人的人口数量，是接近4万；其约占毛里求斯的人口总数的3％。[50]
惠州挂榜阁
赣州郁孤台
河源明伦堂
深圳甘坑客家小镇
客家人使用的母语“客话”（Hak-fa）俗称客语、客家话或土广东话，在广东西部和广西地区也叫作“𠊎话”、“嘛介话”（Mak-gai-fa）或“艾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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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过去推动的国语运动打压包含客家话的台湾本土语言，年轻一辈的台湾客家裔民众能听说客家话的人数大幅降低。[51]
在台湾省和旁边的六个直辖市，教育部将之命名为“台湾客家语”。[52]客家话在客家族群认同上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祖训。[53]
1970年代，台湾省府订定“台湾省加强推行国语实施计划”，规定交通机构包括火车及公民营汽车一律使用国语、人民团体开会均应使用国语；各级官员列席民意代表会议必须使用国语、 严加劝导商店及流动小贩，不得使用外文商标、招牌；禁止电影院对外播放方言、外语，严加劝导街头宣传勿用方言；各级运动会严禁使用方言报告。[54]
2000年通过的《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规定公车、捷运等交通工具，需播报闽南语、客家语。[55]
香港原属广东省宝安县，是客家人传统聚居地之一。香港仍未开埠至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前，客家人已在今天的香港立足多年，属香港原居民之一。在新界631个原住民村落里（例如荃湾三栋屋），以客家人为主的村落有341个，占54%。[56]根据2012年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客家语被归类为粤台片梅惠小片。[57]
2010年假如包括客家原居民和非原居[b]的客家人，则香港的客家人约有200万人。[58]虽然客家人（包括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客家人）在港数量不少，但他们当中现时多数只有中、老年人仍使用客家语，[59]不少香港客家新一代都不会讲客家话，或者只懂听不懂讲。这是由于1970年代初，来自中国内地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汉语变体（比如广州话、四邑话、客家话、潮州话、泉漳话、福州话、上海话、山东话等），港英政府遂选择了粤语作为香港华人的统一中文口语。根据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仅有62,340人，占香港人口的0.9%；[60][61]报称通晓客家话的香港人，亦只有259,738人，占香港人口的4.7%。[61][62]以上数据都显示以客家语为母语的香港人口比例正逐年下降。[61]
太平军迎击清军
以客家人为主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同盟会于日本成立时核心领导层46%为客家人
青天白日旗首次用于战场上是1900年惠州起义
客家人在中国历史舞台时常担当重要角色，从南宋末年，文天祥勤皇抗元“兵势至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戈，女贯甲裳，举族赴义”。直到近代亦是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主力“清季花县洪天王清半壁，建国太平，百战天亡，亘十七年，则民族革命之初祖也”。以及“以迄民国之成，红花黄花之烈士、南征北伐之虎将、文昭武烈之辅相”均为客家人。客家人与近代中国革命之关系，从客家人在宋末不惜牺牲生命勤皇抗元，到明末清初不肯事清廷，退隐山林或参与反清复明。到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台湾和广东的抗日运动、中法战争的抗敌，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海外客侨的贡献。罗香林认为是民族意识，认为客家人最初因北方异族侵扰而被迫向南迁徙，故而骨子里存在着仇恨外族的情绪，民族意识特别强，而这份意识在面对元代的蒙古人，清代的满洲人时皆已出现。[63][64]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这曾是洪秀全对自己的劝勉。[65]并率众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祭明太祖陵寝文》“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百姓倒悬之急”。[66]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满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横征暴敛，内部矛盾空前激化，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并建立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为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而《资政新篇》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发展资本主义，鼓励私人资本，为一套向西方寻求先进技术的完整纲领。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后因集团内讧所引发的天京事变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最终于1864年覆亡。[67]“经略苏浙间，而立统军，力撑危难，起连营笳鼓撼百城，无枉半生忠烈。”、“驰骋江淮地，弱冠临阵，勇对刀兵，挟回转飚风横千里，堪当一世英名。”在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时，虽经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后期名将的努力，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的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有很多，比如西方列强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等，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影响和鼓舞，数十年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而太平天国亦阻止了列强对中国殖民化的进程，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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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弼士槟城光禄第
光禄第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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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虎新加坡虎豹别墅
香港虎豹别墅
“客商”指客家商人，客商一词出现于明清之际，是当时广东的四大商帮，以广东省、江西省、福建省三地的客籍商人为主，背后是遍布全球的客家人，这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帮，以文化为纽带，崇尚诗礼传家，守望互助。[69]客商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支持者，是现代儒商文化的践行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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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为客家商帮、广府商帮、潮州商帮、海南商帮，因为商业社团组织以及海外网络的延伸，在近现代社会剧烈变革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演变壮大。目前客家商帮简称客商，已经超越传统商帮的内涵，演变为全世界客籍实业家的组织，是华商网络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客商成员在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又被称为儒商。[71]客商在明清时期跨越省内各县、全国各地到世界多国进行经商贸易，1840年以后，客商足迹遍布全球。近代客商张弼士是客籍商人的杰出代表，张弼士下南洋、办实业、搞航运、开铁路，创立“张裕葡萄酒”品牌，树立了客商的文化精神。在客商中近现代出现了多位代表人物，从罗芳伯、叶亚来到姚德胜，从丘燮亭、谢枢泗到丘元荣，从田家炳、曾宪梓到今天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客籍企业家。[72]张弼士的商业经营策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而近代客商最早有所成就的是罗芳伯，罗芳伯是广东省梅县人。1772年罗芳伯与百余名亲戚朋友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婆罗洲，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打败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受当地人和华侨的拥戴。为了更好地发展，罗芳伯组建了兰芳公司，并设立“兰芳大总制”。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工农商政一体的组织，有高度的自治权和经营权，时人称他为“大唐总长”。客家人在印尼这片荒岛上开垦土地，发展种植业，经营茶叶、橡胶等产业，并进行开采矿产，对城市的开发和建设上有重大影响。兰芳公司不仅在经营上，而且在体制上都有其创造性，延续了108年。[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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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是中国南方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在广征客家人士意见后，宣布将具备当代精神与意涵的“还我母语运动日”（12月28日），订为中华民国“全国客家日”。[74]
客家文化历史渊远流长，近年来在时空交织的社会中，逐渐呈现其资产性，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亦因观光休闲或媒体宣传之故，而能见度与喜好度倍增，有识者乃适时将其与生活文化、生产文化相结合，则为文化产业，允值开发倡导。其若从客家地方再度区分，则包括历史、乡土、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地方特产等皆在其中，由于其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故皆乐见其展现文化生机与活力，而社区总体营造，正适时提供可行之途径，将是客家文化产业活化之道。产业发展唯社区总体营造可以是一套策略构想，不外乎以人为本，以生活为核心，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点。建立生态、环保与文化并重。结合客家地方文化特色与产业型态，推动传统产业振兴。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建立民众、专家、企业、政府四合一任务团队。善用民间资源，如此方可借由社区自主、自发、自治、自力、自愿的总体力量，营造出客家文化产业最佳成果。[75]
近年来台湾客家透过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的策略、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组织的配合，透过创意的发挥，将客家文化融入于视觉艺术、数位网络与精致生活产业中成为一种高附加价值的、跨越族群边界的、生机蓬勃的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台湾客家最著名的桐花祭可说是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客家委员会从2002年起举办客家桐花祭，希望透过文化扎根及精致的文化活动，展现客家风华，同时加强景点的打造及文化艺术的装置，妆点客家庄。在深耕文化、振兴产业、带动观光、活化客庄上，创造了卓越成绩。相较于传统客家的文化认同，当代资讯科技与行销管理手法，将客家文化从保护与维系转变成为一种能够产生附加价值的文化产业。客家委员会成立之后，则出现了更多创新的技巧与特殊的表达形式，当代客家文化确实逐渐转型为精致生活文化的重要内涵。[76]
在相关客家文化事务机构大力推广客家文化产业以及相关商品开发，让客家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并具有特色。其中和文化创意相关的活动，包括客家桐花祭、客家音乐MV创作大赛、客语家庭标章LOGO、客家创意商品设计竞赛、客语家庭LOGO征选以及客动义民电脑动画设计竞赛等。目前客家文化相关的设计与创意活动丰富，从这些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借由创意设计突显客家文化的独特风格及品味，对于文化传承、创新并发扬具有显著的效果。[77]
客家围屋是汉晋坞堡的活化石，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的围屋共有8,000余座，规模大，造型美，科学实用而有特色。而客家土楼的夯土版筑技术，是中国自古以来建城造墙积累下来的结晶。[78][79]客家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晋时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晋时朝的坞堡建筑。这两种居住制度，因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住宅和居住方式。[80]
《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豫州处于南北交界地带的特殊位置，进入东晋南北朝后，南北战争常在此地展开，东晋刘毅任豫州刺史时就曾上表提到豫州接近北方胡族政权，这地方的人多以打仗为能事“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惟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人南渡到江淮间，流亡的人据险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聚保于山泽险阻形成坞堡，或叫垒壁、堡壁、屯坞、壁坞等等。地理位置的影响，豫州地区的坞堡出现时间很早，永嘉年间就发生匈奴刘聪遣人攻击坞堡的事件“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豫州地区坞堡分布数量众多，加上胡族政权也必须出动上万人的军队来对付，可见坞堡的武装力量也不弱。在江淮间聚保的移民来源，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曾分析晋永嘉乱后民族迁徙的情形，接受移民的地区分为几个区域，“安徽省及河南之淮以南，湖北省之东部，江西省之北边。”当时江淮间多被坞堡势力所占据，“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这些坞主以自己的部曲为基础，以各种手段组织流人成为士兵。选择险阻而内有水泉及耕地之处，修筑坞堡，平时在坞外农牧，故多筑于山顶之平原或山涧处。所以坞堡不仅有军事的功能，其实也是经济自给自足的庄园。坞堡的组织有浓厚的家族性和地域性，其首领往往由一家所世袭，自订法律以维持堡内的秩序。坞堡是基于共同利益而成，善于利用地理的险要来对抗外来入侵者。江淮间的坞堡势力都没有大到足以影响南北两地政局。而这些势力也并不完全听命于东晋朝廷，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能够在两大政权的夹击下生存，甚至还能进一步发展成可以影响流移之地的地方势力，大多是拥有强大宗族势力的集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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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围龙屋-花萼楼-荣槐楼-棣华围-磐安围-满堂围-四角楼-承德楼-人境庐-南华又庐- 原膴隆基-东昇围-馨梓围-崇林世居-善述围-济济楼-泰安楼-德先楼-碧滟楼-永贞楼-善述围-南阳世居-大塘世居-肇庆堂-崇庆第-继善楼-两秀新居-长兴围-辑瑞庐-光禄世居等。围龙屋以广东梅州为代表；于台湾南部较多，而中部的石冈、东势地区客家人则称其作“围屋”。[82]
- 深圳客家围：鹤湖新居-大田世居-大万世居-茂盛世居-丰田世居-龙田世居-新乔世居-西埔新居-正埔岭世居-璇庆新居-吉坑世居-梅冈世居-环水楼-洪围-贵湖塘老围-回龙世居-田丰世居-玉田世居-福田世居-秀岭世居等。[86]
- 伙房（伙房）：伙房为“ㄇ”字型设计，正中央则是“厅下”﹙祭祀祖先的厅堂﹚，以屋顶高低作为辈份之区分，厨房共用，共用一口灶，一起伙食。[89]
- 走马楼：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甚至骑马可以在里面畅行无阻，外形一字形、凹形或曲尺形，分上下两层。[90]
赣州古名虔州，是中国当今保存完好的宋代城池，有宋城博物馆之称，客家文化源远流长。章江、贡江在龟角尾合二为一成赣江，客家先民南迁溯赣江而至就在龟角尾登陆，赣州的宋代古城墙为中国五大古城墙之一，宋城墙沿江而筑，垛墙、炮城、马面、城门保存依旧。[97]
赣州是客家先民南迁到达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客家人口占95%以上，世称客家摇篮。 [98]位于章江、贡江汇合成赣江之处，是被誉为千里赣江第一城的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的八境台和全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古城墙构成了赣州古城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陈寅恪有一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赣州恰好得名于宋代，沿用至今已近千年。在宋代由于赣州居于中原通往岭南之要冲，借长江、鄱阳湖、赣江、章江水利交通之便，成就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景况，至今保存了宋代的城墙、楼台、石窟、窑址、码头、浮桥、佛塔等众多古迹。其中开中国八景文化先河的八境台，以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郁孤台，中国唯一仍在发挥作用、福泽千年的宋代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福寿沟，藏有宋代珍贵文物的慈云塔，开凿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通天岩石窟，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宋代砖砌城墙，宋代江西四大窑场之一的七里窑，周敦颐、曾几、苏东坡、辛弃疾、岳飞、文天祥、洪迈等宋代名人在赣州吟咏留下的诗词歌赋皆书写着赣州这座宋城的独特魅力。[99]名人雅士曾在此流连，王阳明曾在此讲学，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吟诵的也正是这里的景色，王安石等宋代名人都曾驻足赣南，寄情山水，留下了许多墨迹华章。南宋词人辛弃疾留下千古绝唱《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爱莲说》，王阳明在这里潜心研究心学，汤显祖在这里创作了《牡丹亭》，风水祖师杨救贫在这里创立了形势派风水理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地、客家文化的孕育地和传播地。 [100]
赣州文庙
河源尊经阁
梅州魁星阁
汀州文庙
在古代由于客家地区存在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社会传统，形成学术积淀，普遍存在三代进士、一腹三翰林等现象。当有宗族子弟蟾宫折桂取得功名中进士、举人者，会于祠堂外围竖立石旗杆以表彰族中取得功名的子弟。[101]
客家人通过读书中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礼乐教化，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102]在定居地创办塾学，教育子弟，传播文明，由家族开基祖或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先祖制订家规、家训，其中一些家族把家训以楹联的形式镌刻、张贴在居所的门框及厅堂墙上，教育族中子弟奋发。“振纲立纪，成德达材”、“能不为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这些传家楹联，其主要内容包含立业、报国、修养、处世、气节等方面。楹联的字里行间传达着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哲理，为其裔孙确立了为人处世的规范，树立了自我修养的标杆。[103]客家人的家训，各个姓氏虽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教育子孙后代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代代沿袭的家训，成为理想追求和原生动力，体现着人生的价值所在。子孙受家训熏陶，恢弘先绪，崇文重教，睦邻相助，振奋家声。家无纲纪则废，国无纲纪则乱，客家先祖把“礼义廉耻”奉为圭臬，在家训中多有体现。而孝悌观念深入人心，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忠信”是客家家训中又一贯穿始终的显著特征，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对“家”“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客家先祖把这种“兴家报国”的家国情怀用家训的方式向后人生动诠释、谆谆教导。“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孝悌是“仁”的根本，具体地说，在家庭里要做到“孝悌”，正确处理家庭内的人际关系，然后把家庭的人际关系推而广之，从而正确处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兴家旺业、社会和谐的基础，客家家训训诫后人要注重道德修养，把“孝悌仁爱”视为立身处世之要。[104]
敬字惜纸，是客家人的传统礼俗，敬字文化与客家人对于惜敬字纸的崇拜，祖先认为文字能传递人们的感情，文字也具有灵，文字和纸张发明后，知识足以累积、传承，此敬字风俗所展现的一个族群文化现象与生存哲学，敬字亭除了当成焚化字纸的场所，实际上也因为民间信仰的多样性及实用价值而产生许多不同的功能。文字和纸张的发明，可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里程碑。有了文字和纸张后，人类的知识不但得以累积，也更容易传播，透过知识的传播，不但让整个人类文明大幅进步，生产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任意撕裂、涂抹书本，以及丢弃字纸等行为，更是对文字的不敬。[105]
文字的起源，依史籍考证，在上古时代，先以结绳记事为文字的起始，而后发展为图画刻于贝壳、龟壳、木片之上。至轩辕黄帝时代，由史官仓颉把已有的文字加以整理，成为有系统的文字，直至周朝才有六书之体，六书为文字的构造原则，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古时文人学子以仓颉造字、蔡伦造纸的艰难，故对文章、字纸都非常的敬重，不敢有丝毫的污秽或侮辱，文字的创造，使历史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使人类趋向文明，先民敬惜字纸，建造敬字亭，焚烧字纸用以祭祀仓颉，并传承敬惜字纸文化。焚烧字纸的另一用意是期使字纸能上达天听，保佑后代子孙能高中科举，光宗耀祖。故敬字亭又称圣迹亭、敬圣亭、惜字亭、字纸亭，为让家族的子弟受教育读书识字，科举考试也就成为重要途径之一，晴耕雨读之风于是形成，世代相传。敬重文明的观念由此而生，因此客家人对于文人或文明之神特别尊敬，如文昌帝君、韩昌黎、孔夫子、制字先师仓颉等，并养成敬惜字纸的风俗习惯，代表文化遗迹的敬字亭就在此时诞生。客家祖训有文字的纸张不能随便丢弃，也不能垫坐在屁股之下，古代人对于文字纸张爱惜的程度，是现代人无法了解的，古代每个读书人一定会在书桌旁摆一个字纸篓，将不要的字纸丢入字纸篓装满之后，再拿去敬字亭焚烧。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字纸放入敬字亭焚烧，这项传承已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今日科技的发达，教育的普及，都是因为有文字纸张的创造发明，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客家人对知识崇拜之深，从晴耕雨读，祠堂的栋对、灯对上的文字，街头巷尾的敬字亭，可见重视教育的程度。[106]
台湾屏东万峦刘氏彭城堂
台湾屏东内埔谢氏宝树堂
台湾屏东崇兰萧氏家庙
台湾彰化永靖邱氏敦睦堂
客家人重视血缘关系，每个宗族都建立祠堂庙宇祀奉先祖，祭祀时男丁需全部参加，按世辈和年龄排列，没有富贵贫贱之分，每个姓氏都把祖宗的事迹和族人的世系加以记录于族谱留传。[107]虽历经千年沧桑巨变，客家人依然保留着许多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用黄遵宪的话说“礼俗犹留三代前”，依然恪守着儒家伦理道德。其中，敬祖崇礼、尊师重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核心价值理念已经融入客家人的文化血脉，成为客家文化的精神品质。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客家宗祠为文化空间，包括宗族谱牒以及祭祖仪式活动等在内的客家宗祠文化集中表达了客家人的价值理念。[108]
《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立庙祭祀最初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直到北宋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士大夫提倡恢复宗法，以强调家国一体。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原则，放宽宗族祭祖礼制，允许民间创设祭祀场所。与汉唐墓祠家庙不同，受北宋复兴先秦儒学影响，祠堂乃西周宗庙的恢复。后因元明之际皇权专制强化，在利用和打击宗族之间不断调整，当皇权足够强大不需要依赖地方宗族时，祠堂便消失殆尽。明中叶以前就只允许贵族或有品阶的官员设立祠堂，民间庶民建祠并不合法。明中叶以后皇权不得不依赖于宗族对地方进行控制，于是才正式允许庶民建祠以祭先祖。祠堂一般有堂号、堂联和祠规，堂号即名号，目的让子孙知晓本族来源，追忆祖先功德，劝善惩恶，教育族人。而堂联亦称祠联，主要训勉后人珍惜家族声望，向上进取，内容多为儒家伦理。[109]客家人会在祠堂门额上设置门匾，门匾上镌刻四字横批，或标明姓氏来源，或彰显家教理念，“清白传家”、“颍川流芳”、“相国遗风”。门匾起源于汉魏时期门阀制度的“门第阀阅”，本是士族用来标榜门户的功状，东晋时期客家先民由中原迁至江淮，唐末因江淮混战涌入赣汀地区，两宋进入两广地区，门匾已演变为一种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历经千百年。匾框选取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典故或体现宗族理念的四字词语镌刻其上，有的还配上吉祥图案，融书法、绘画于一体。大多数门匾是各姓氏世代传承下来，为各姓专用，有些也可通用，镌刻了客家人的姓氏、祖居地、郡望和迁徙路径等标记，突出体现了客家人不忘先祖、牢记历史的文化特征。门匾曾经是客家人扎根、立业、兴家的精神旗帜，因此客家人非常重视门匾的书写和绘制仪式。书写门匾的先生要为同姓，书写时间也要选择吉日。到了那天长辈和书写门匾的先生到场，摆放好三牲、三果、茶酒等祭祀品，率领宗族男丁，先叩天地、再敬祖宗，然后才请先生书写门匾，门匾写好后，还有揭匾、鸣炮等仪式。[110]客家人通过宗祠牌匾、祭祖穆宗、上灯敬老等文化载体传承家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日渐衰落，而客家传统家风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民间团体发起的宗族文化复兴活动，更离不开民众日常生活对家风的坚持和守护。[111]
苗栗社寮冈义民庙
桃园平镇褒忠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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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竹田义民亭
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义民庙
义民庙对于台湾客家文化有很重大的意义，不仅代表了台湾客家人的精神、文化，也是台湾客家人的信仰，可以说义民庙是台湾客家人的庙，而义民庙在台湾分布多处，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桃园平镇、新埔枋寮、苗栗社寮岗三处。[112]有认为义民庙所奉祀的义民爷，是被朝廷表扬的为保乡卫国而牺牲生命之客家人，是助官平乱的英灵，[113]然而事实上义民爷还包括泉州裔福佬人与平埔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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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并非台湾开发史上所独有的历史现象，历史上中国各地亦不乏义民的组设，《尚书‧多方》云“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对国家而言，义民之“义”通常与“忠”字连用。宋以后，所谓的“义民”是“忠义民兵”的简称，明代“义民”除军事功能外，开始有赈济的社会功能及授官的政治功能意涵，清代各地也出现过不少义民，其中台湾“义民”主要表现为助平民变的政治及军事功能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而从取得开垦的合法性等在经济层面获享可观利益来看，义民角色背后也表现浓厚的经济功能色彩。大体上“义民”的名称，往往由统治者的角度而订名，清代也不例外。
所不同者，清代义民是先自称，然后因战功再由朝廷敕封。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件，朱案之时建“大清义民旗”，成为官军平乱股肱。义民及义民信仰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关系，时至今日义民爷信仰已成为客家人在台湾的在地化特征，也是台湾的客家人和台湾以外其他地区的客家人在文化上最显著的差异。此外，义民爷信仰的背后似乎也涉及集体的历史记忆是否是选择性的形塑的问题。从义民“忠义”的正面形象论述在客家族群不断被重新建构乃至强化突显这点来观察，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也某种程度呼应创发的传统。一方面传统依赖创造而再生，另方面创造却又需要传统的启发。传统与创造之间呈现互动的涵摄关系，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呈现辩证关系的明证。
历史记忆可以重新再建构，集体记忆即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概念，不同的群体往往存在着不同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维系着族群的认同，研究集体记忆有助历史研究过去的本质。然而台湾客家族群从清代以来不断透过乾隆“褒忠”御旨及褒忠亭内外的楹联、匾额、碑文、古文书等文字意象正面论述，重构及强化义民的“忠义”形象，并凝塑成为义民精神，背后似突显集体的历史记忆乃是选择性的形塑或再建构。[114]
民俗文物是客家文化的具体反映，也是生活的轨迹和祖先的智慧结晶。在昔日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曾经随着先民走过艰辛坎坷的岁月，一品一物均是先民利用大自然资源所创造的器物，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演进而成为各种不同的民俗。因此文物的保存弥足彰显精神的内涵，代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随着居住环境、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所流传的民俗文物也就各异其趣。[115]
客家民俗艺术伴随着客家人的生活延续至今，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客家民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载体，客家民俗集中反映了客家人的精神生活和民俗观念，是客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实物见证。[116]在古代所言的礼俗，为社会生活的规范，人类自群居开始之后，便会有一种共同遵守的民俗仪式。后来贤哲之士将这种民俗仪式系统化之后，便成为礼。一般来说人在某一社会团体中，应当有一定的行为标准，用以表现人的价值。这种行为标准即是一种社会的规范，由国家制订条文，强制行使，称之为法律。反之如果是由人民自行遵守，由习惯变为本能，则称为礼俗。礼俗起源甚早，从远古伏羲时代，就定嫁娶之礼，以俪皮为聘。继以俪皮为聘礼后，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现了亲迎于庭的仪节。周代是礼仪集大成的时代，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仪节的婚姻礼仪，整套仪式合为六礼。汉朝集结编撰于《周礼》《仪礼》与《礼记》中。[117]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客家文化意识中的主要内涵及其表现是把孔孟之道尊为圣贤之道，视三纲五常为处世为人的是非道德标准。在客家人的意识中最重忠、孝、节、义，把不忠、不孝、不仁和失节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也极注重仁、信、礼、智，把不仁、不信、非礼、非智视为最大不敬和缺德。客家人经历了长期的迁徙过程，故能够更为广泛地接触外界的文化。不单将传统民俗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继承下来，也将周边各种文化意识中有价值的东西吸收过来。在进入近代以后，客家文化意识形成了既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富于求实精神的特征，形成了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价值观念。[118]
广东汉乐也称外江乐、中州古调、国乐、儒家音乐等，在原中州音乐的二黄、西皮、大板等板式的基础上，吸收潮乐、庙堂音乐、昆曲、椰子曲的优点，形成独特且具有地方色彩的一种民间音乐。音律保留了中国古代民间的雅乐音阶，特点为七律制音阶。广东汉乐可分为儒乐、中军班、外江弦三大类。儒乐为过去文人雅士所偏好的一种室内音乐，以丝弦乐器为主的演奏，主要有古筝、琵琶、椰胡、洞箫等。中军班又称八音，包含戏曲吹唱、大调吹奏、小调吹奏、祭礼音乐、喜庆音乐等，以唢呐主奏乐器，奏曲牌音乐，配以大鼓、苏锣、大小钹、碗锣、铜金、小锣、马锣等打击乐器。[119]
广东汉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古朴典雅的乐曲风格享誉。是古代汉民由中原南迁中逐渐形成的乐种，具有鲜明的客家文化特色，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魏晋到宋朝的漫长时期随着客家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南方，在河南已失传的《大乐》在粤东客家地区保留下来，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客家音乐的独特风格。广东汉乐分布在广东梅州、韶关、惠州等地区，又以梅州大埔县为代表。许多汉乐大师都是客家人，他们不但活跃于广东客家地区大埔县等，而且把汉乐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上海等地。比如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何育斋先生到上海创办了逸响社，要弘扬民族音乐精神，两、三年里造就了一批汉乐人才。客家人不管在哪个省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珍视传统文化，珍视古朴优雅的汉乐声。广东汉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既传承了古代中原地区的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又吸收兼容了周边地区传统的民间音乐，形成了独特、完整的音乐体系。[120]广东汉乐曲目丰富，从已整理出版的《广东汉乐曲目集》来看，共有曲目612首，其中丝弦乐430首，清乐56首，汉乐大锣鼓23首，中军班音乐62首，庙堂音乐31首。代表曲目有丝弦曲《单点尾》、《玉山坡》、《思夫》，唢呐曲《粉叠》、《普天乐》、《玉芙蓉》，庙堂音乐有《一封书》、《水底鱼》等。[121]
客家流行音乐的相关称呼有许多种，像是客家创作歌曲、客家新音乐、客家创新音乐、客家流行歌曲，虽然都不尽相同，但其解释都有共同之处，使用客语演唱、不可是旧的旋律放上新创歌词的翻唱、曲风有当代流行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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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客家人的现代音乐，因受日本及西洋音乐的影响，加上电视录像带大量的进入家家户户，早已挑战了传统音乐，目前以儿歌童谣及现代客家流行音乐最为风行。客家流行音乐在台湾发展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在近年来有许多音乐工作者加入客家流行音乐创作，这其中的影响不外乎有族群意识的日渐遽增，以及在2000年后公家机关与民间机构的成立如雨后春笋，像是客家委员会的成立、客家电视台的开播，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都有许多的帮助。在音乐方面像是金曲奖中增设的“客语专辑奖”和“最佳客语歌手奖”，或是各县市举办的客家创作歌谣比赛等，则都有助于客家流行音乐的发展和推广。如今在当代客家文化发展已逐渐蓬勃，包括戏曲、音乐、传统文化的保存，都有更大的舞台可以发展，而客家流行音乐也使用现代音乐的风格和形式，让客家流行音乐与其他流行音乐无异，差别只在语言的使用不同。创作者使用客语来与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结合，不论是爵士、摇滚、嘻哈，还是民谣、Bossa Nova，这些现代流行音乐的风格都能从各类作品中看到，但客家流行音乐创作者不只是追求以现代的流行音乐风格来创作，更试图让客家传统文化以新的样貌重新展现，一些唱片公司亦致力于客语歌曲专辑的发行与推广。[122]
汉剧是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旧名“楚调”、汉调。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出来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后又吸收了安徽传来的二黄。同徽剧相互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荆河、襄河、府河、汉河四支流派。对湘剧、川剧、赣剧等剧种都有影响。[123]汉剧在客家地区流传，使用客家方言演唱，已有数百年历史，被誉为南国牡丹，与湖北汉剧、闽西汉剧等同宗同源，在广东地区的被命名为广东汉剧，是广东三大剧种之一。[124]汉剧脸谱有百多种，以黑、红、白三色为主，黑色象征刚勇，红色象征忠贤，白色和青色象征阴险、奸诈。其角色行当分公角、老生、小生、老旦、正旦、花旦、红净、丑角等九大行。传统广东汉剧剧目约有八百多个。较为著名的有《百里奚认妻》《齐王求将》。[125]
广东汉剧起源于梅州大埔，据大埔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明末清初已有汉剧活动，以后活动频繁，组建社团戏社，源流至今，活跃在粤东、闽西一带。[126]杨懋建在道光年间《梦华琐簿》“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而光绪年间梅州人李宁圃《程江竹枝词》“江上萧萧暮雨时，家家篷底理哀丝，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消魂绝妙词。”钱热储在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汉剧提纲》“唯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名曰外江。”[127]广东汉剧以西皮、二黄作为主要声腔，以中州音韵为唱语的剧种，原称“外江戏”的广东汉剧直到1933年在广东大埔人钱热储著《汉剧提纲》一书，将外江戏称为广东汉剧，从此约定俗成，沿称至今。[128]广东汉剧唱腔质朴醇厚、悠扬典雅，兼有大板、昆腔、佛曲和民间小调等，唱腔结构属板腔体，主要特色乐器为头弦、大锣、吊喇子。[129]广东汉剧因其艺术风格与湖北汉剧已有所不同，为显示区别，1956年正式定名为“广东汉剧”，1959年成立广东汉剧院，院址设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这一别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及南方戏曲艺术的研究中具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30]
盐焗鸡
酿豆腐
芋头扣肉
三杯鸡
著名的客家菜有梅菜扣肉、酿豆腐。传统的客家招牌菜是盐焗鸡、客家酿豆腐、猪肚鸡、酿苦瓜、梅菜扣肉、三杯鸭、白斩河田鸡、兜汤、汀州泡猪腰、仙人冻、麒麟脱胎、腐卷、客家盆菜、四星望月、芋子包、芋子饺等与潮州菜比较，客家菜的口感偏重“肥、咸、熟”，在粤菜或闽菜系中独树一帜。[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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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美食顾问、河南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指出客家饮食保留了中州古味，是古代饮食文化的活化石。[132]而广东东江多山川地貌、气候物产与中原最相近，东江一带的客家人饮食习俗得以最大程度保留中原风貌。客家菜用料以家畜、家禽的肉类为主，所重皆为陆生肉类。菜肴风格讲求主料突出、造型古朴，以盐定味，以汤提鲜，力求酥烂香浓。和以海鲜为主的广州菜、潮州菜不同，客家菜和豫菜一样，烹调方式以北方常见的煮、炖、熬、酿、焖等技法见长，颇有中原遗风。另外孙润田表示除了日常饮食习惯上，客家人的民俗习俗也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133]
粄是客家人用糯米制作的各式糕点通称，例如早期农业社会生儿育女会制作新丁粄敬拜神明，祈求小孩平安；清明时节会制作艾粄来祭祀祖先；发粄则有发财的象征，至于糍粑，也是粄的一种。[134]粄食在客家饮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粄食制成的料理具有饱足感且持久，随着时间的发展，粄食不再只是饭桌上拿来果腹的正餐，更发展了出许多不同的料理，从主食、点心到仪式供品，都能看到粄食的身影。[135]客家人在不同季节时令来制作各类粄食制品，如萝卜粄、红豆粄及艾草粄等。除了婚丧喜庆、迎神赛会及年节祭祖外，有时也会制作具吉祥祝福之涵义的粄来宴请亲友。[136]
梅州
赣州
惠州
深圳
当今属于客家大本营的城市是指广东省梅州市、惠州市、河源市、深圳市、韶关市，江西省赣州市和福建省的龙岩市，以上合共七个城市。[137][138]
在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浙江、海南等省区的城市都有一些分布，而最为集中的地区是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广东省东北部等与江西省交界地区，被称为客家大本营。[139]与客家大本营接壤，曾被提议归入客家大本营的城市主要是指广东省清远市、福建省三明市。其它与客家大本营接壤，并且客家文化在当地形成较大影响力的城市有广东省东莞市、广州市、汕尾市、揭阳市，福建省漳州市，江西省吉安市。[140]其中梅州市是台湾客家的主要原籍原乡，东莞市是拉丁美洲客家的主要原籍原乡。远离客家大本营，而客家文化占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玉林市、防城港市、北海市，海南省儋州市，广东省茂名市、云浮市、湛江市，以及台湾的高雄市、屏东县、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而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的华人是以客家为主要民系的。[141][142]
台湾客家的原籍主要是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漳州府的南靖、平和、诏安、云霄，潮州府的大埔、丰顺、海阳（今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惠来、饶平，嘉应州（梅州）的嘉应（今梅县）、镇平（今蕉岭）、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惠州府的海丰、陆丰。
而目前台湾客家人在台湾分布的情况核心区包括北部的桃园（主要分布于南桃园的中坜、杨梅、平镇、龙潭、观音、新屋）、新竹、宜兰的壮围、冬山、三星；中部的苗栗、台中的东势、石冈、新社、南投国姓与云林仑背；南部的高雄的美浓、六龟、杉林、屏东的高树、长治、麟洛、内埔、竹田、万峦、新埤和佳冬；东部花莲的凤林、富里、瑞穗、吉安、寿丰、玉里；台东的关山、池上等。
其中桃园市的客家人口数约为66.7万人，新竹县为28.8万人，新竹市约为9.1万人，苗栗县约为36.3万人，合计140.9万人，约占台湾地区客家人口的40.5%，几乎占了四成，是客家核心地区中的核心，通称为“北客”，分布在台中东势、石冈、新社等区的客家人，通称为“中客”。至于“南客”则以高屏六堆地区为主，除内埔、万峦、竹田、麟洛、长治五乡毗邻成为客家庄中心地区外，佳冬、新埤两地另于南方连成一地，北有高树，隔一河邻接美浓、杉林，六龟则远在北部另成一区。[143]
“客家”对译“Hakka”是来自于巴色会（Basel Mission）传教士的书写与著作，其中更是与香港地区的传教过程有着密不可分之关联，因香港崇真会前身是巴色会，对于客家人的互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性。巴色会传教士1847年进入香港，1852年便在港岛的客家人社区建立了第一所教会“救恩堂”。而巴色会之所以在香港和华南基督教传播史上被视为“客家教会”，很重要的理由在于其用客家话传教，主导客家源流探讨的罗香林教授，本身即是巴色教会的长老。巴色差会来自德国与瑞士交界的一座巴色城“Basel”的译音。其成立于1815年9月25日，开创之后则兴建神学院，培养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宣教事工。1847年前往南中国广东客家地区，正是如此巴色会成为世界上首位以客家地区传教，且针对客家人宣道之差会。[144]
在清末民初有许多西方传教士前来客家地区传教，在广东客家地区的传教机构有天主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基督教的巴色会、浸信会、长老会、安息会、聚会处、真耶稣会。直到今日即使西方传教士被迫放弃在中国的宣教基地，但在当地的客家人依旧有许多人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在各个宣教机构当中，最早开始进行客家研究的，就是巴色会的传教士，巴色会的传教士自1847年开始来华进行宣教工作，很快的就决定以客家人作为主要的宣教对象，对客家地区宣教有重要贡献与实际出版成果的西方传教士有韩山明、黎力基、欧德礼、韦腓立、毕安等人。韩山明被认为是第一位专门向客家人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虽然他只在中国短短的七年，随后就病逝香港，但是他却留下许多重要的资料，如他与日后担任太平天国军师的重要人物，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相识，一方面教导洪仁玕西方的知识与基督教教义，并为他受洗，另一方面也以他对洪仁玕的认识与洪仁玕的口述内容，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成为太平天国早期研究重要资料。而在语言方面，他也整理了共180页的客家方言字典的手稿。黎力基牧师除了宣教的工作之外，他翻译了客语罗马字拼音版本的《客语俗话马太传福音书》，可以说是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客语方言圣经；1865年他又再度翻译出客语罗马字《路加传福音书》，1866年又与韦腓立合作翻译出版《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修订本。除了客语罗马字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外，黎力基牧师也编写了《客英辞典》。欧德礼虽然只在巴色会工作四年，但是他的客家研究根源是从这四年开始奠基，并建立在韩山明牧师和黎力基牧师研究的基础上，即使后来他虽离开差会，但是他对客家研究依然十分有兴趣，并把各种观察的现象与客家的特点撰写成民族志资料，在《中日释疑》上一连发表十二篇有关客家人的文章，是最早以客家作为族群研究的专文之一，内容包括客家历史源流、文学、宗教信仰等。[145]在今天的香港岛西环一带，步入西边街与高街转角处，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间，耸立着一座外观古朴的哥特式教堂，教堂上悬金色的十字架，正向圆拱窗之上则题著“救恩堂”三字，沿着宽敞的阶梯步入教堂内，是镶嵌著彩色窗子的圆拱形礼拜堂。这里便是香港基督教崇真会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教堂，亦是其前身巴色会在香港建立的第一所教堂。1923年香港七所巴色会堂会联合改为香港崇真会，其背景与一战期间总会力量削弱、地方教会自主性大增有关。其后虽然与中国大陆成立的中华基督教崇真会合并，但自立格局已成，这也就是其后经历了中日战争、日本殖民统治香港、以及中国大陆政局1949年的巨变，该会不但未受到强烈冲击，反而日益巩固，并成为吸纳一波又一波信徒的基础所在。虽然时至今日，其客家人的色彩随时代变迁而逐渐淡化，但“客家教会”的历史记忆依然存在。[146]
崇正总会是客家人的世界性组织，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都有崇正总会的组织。[147]崇正源出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推崇，以“崇正”为天下客家的大旗，成为客家精神最精辟最集中也最有号召力的体现。考崇正《晋书·顾和列传》“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148]
香港崇正总会原名旅港崇正工商总会，成立于192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赖际熙教授等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社团组织，即崇正工商总会。这个组织最初虽未冠以客家的名称，但一开始就高举“崇正黜邪”、“崇尚正义”的客家精神的旗帜，以广泛联系海内外客家人为己任，得到海内外客家人的普遍认同。在1971年9月迎来了香港崇正总会诞生五十周年的日子。这时该团体通过编印客家系谱、创建崇正会馆、推进教育事业、致力救灾募债、广联友会等一系列举措。1971年9月28日，为庆祝崇正大厦落成，在举行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五十周年的金禧庆典大会上，经美国纽约崇正会的建议，应全球客家社团的要求，举行了首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来自全世界各国家、地区的上千名代表汇聚香港。在首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黄石华博士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在大会致词中黄石华博士说，在今天金禧之期举行世界客属恳亲代表大会，建立世界客属崇正组织，共谋同侨福利与事业发展，复兴中华文化，发扬客家人之崇正精神。从此，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这一组织形式终于得到全球客家人的广泛认同，成为海内外客家人团结的象征。自此之后，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一届接一届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隆重举行。[149]参与人数也由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增到数千人，内容也由原来侧重于联谊恳亲而拓展为包含文化、经贸和学术等全方位的交流，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已不单纯是海内外客属乡亲的聚会，而是堪称为全球华人无论在文化、经济、学术乃至政治等议题上所普遍被关注之最具代表性且富传统历史意义的活动之一。[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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