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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5至15世紀的历史时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在歐洲歷史中，中世紀（英語：Middle Ages）或中古時期（英語：medieval period，也拼作mediæval或mediaeval）大約從公元5世紀末延續到15世紀末（存在對於其始末時間的不同觀點）。中世紀處於西方歷史傳統三分法（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的中間。中世紀時期本身又分為前期、盛期和後期，早期中世紀有時也被稱為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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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減少、逆城市化、中央權威崩潰、入侵以及部落的大規模遷徙始於古典時代晚期，並延續至中世紀前期。民族大遷徙時期的活動，特別是日耳曼人的遷徙，導致西歐新王國的崛起。7世紀，中東和北非被阿拉伯征服，受哈里發統治。拜占庭帝國在東地中海地區倖存，並通過《民法大全》推進世俗法。在西方，大多數王國吸收羅馬現存的制度，而基督教的影響力在整個歐洲擴大。法蘭克人的卡洛林王朝在8世紀末和9世紀初在西歐建立卡洛林帝國，但最終在內部衝突以及來自北方的維京人、東方的馬扎爾人和南方的穆斯林的外部入侵下衰落。
在1000年後開始的中世紀盛期，隨著技術和農業創新導致的貿易蓬勃發展、中世紀溫暖時期的氣候變化導致的農作物產量增加，歐洲的人口大大增加。莊園（將農民組織為向貴族支付租金和勞役的村莊）和封建制度（騎士和地位較低的貴族向他們的領主提供軍事服務，以換取對土地和領地的租用權）是中世紀盛期社會組織的兩種方式。天主教和東正教在這一時期正式分裂，史稱東西教會大分裂。西歐基督徒於1095年開始十字軍東征，試圖從穆斯林手中奪回聖地，促進了拉丁基督教在波羅的地區和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各國國王成為中央集權民族國家的統治者，犯罪和暴力減少，但也使得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理想變得更加遙遠。在西方，學術生活以經院哲學為標誌，這是一種強調信仰與理性相結合的哲學，同時大學建立。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喬托的繪畫、但丁和喬叟的詩歌、馬可·波羅的旅行以及沙特爾主教座堂等哥德式建築標誌著這一時期的結束。
中世紀後期充滿困難和災禍，包括饑荒、瘟疫和戰爭，歐洲人口顯著減少；1347年至1350年間，黑死病奪去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歐洲人的生命。天主教會內部的爭議、異端和大分裂以及王國間的衝突、內亂和農民起事相互交織。文化和技術的發展導致歐洲社會轉型，結束了中世紀後期，拉開早期現代時期的序幕。
中世紀是歐洲歷史分析體系中的三個主要時期（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之一。[1]李奧納度·布倫尼在他1442年的《佛羅倫斯人的歷史》（拉丁語：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中第一次提出這種三分法[2]，而這種方法在17世紀由德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塞拉里烏斯推廣後成為標準。[3]在英語中，中世紀時期的形容詞「medieval」[i][4]源自於新拉丁語術語「medium aevum」（「中間的年代」），這一術語最早見於1604年的記錄中。[ii][5]
中世紀的作家將歷史劃分為六個年代（由希波的奧古斯丁最先提出）或四個帝國（來自聖經但以理書），並認為他們生活的時代是世界末日前的最後一個時期。[7]在他們的觀念中，他們的時代始於基督為人類帶來光明的時刻，與之前的精神黑暗形成對比。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和詩人彼特拉克顛倒這一隱喻，稱黑暗時代是從非義大利出身的皇帝掌權羅馬帝國開始的。[8]
中世紀在學術研究中通常涵蓋公元500年到1500年左右的時期，但確切起始和結束時間都不確定。[9][10][11]一個常見的起始點是由布倫尼首次使用的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被廢黜的年份。[12][2]另一種觀點則視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為起點。同樣，也沒有普遍認可的結束時間。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1492年克里斯多福·哥倫布首次航行抵達美洲、1517年的宗教改革乃至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3]都經常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14]正如歷史學家米麗·魯賓強調的那樣，歐洲當時「並沒有同步到同一節奏」：歐洲的基督教化在羅馬時期和14世紀之間波浪式地進行。[11]
羅曼語族國家的歷史學家通常將中世紀分為兩個部分：早期的「高」時期和之後的「低」時期。英語國家的歷史學家一般遵循德國標準，將中世紀細分為三個階段：「前期」、「盛期」和「後期」。[15]在19世紀，整個中世紀經常被稱為黑暗時代，但隨著這些細分的採用，這個詞在20世紀初期變為僅指中世紀前期。[16]部分歷史學家認為中世紀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概念，他們在全球史研究中避免使用此術語，不過「印度中世紀」、「穆斯林中世紀」等類似主題的研究並不少見。[17][18]
中世紀書面文獻系統化的出版始於路多維科·穆拉托里的《義大利事件記述》，隨後出現類似的系列，如德國的《日耳曼歷史紀事》和英國的捲軸系列。這些大型收藏主要包含編年史、年代記和其他敘事資料，重點關注有權勢者的功績。[19]根據現代觀點，大多數編年史是在修道院撰寫的，但教堂支部、皇家法庭和城市也是重要的歷史寫作中心。現代歷史學家對待中世紀敘事作品時多採取謹慎態度，因為它們經常扭曲事實，充滿不實信息。[20]國家或教會行政文件，如皇家特許狀和金璽詔書，是必不可少的中世紀史料來源，但偽造或經回溯重構的法律文件屢見不鮮。大多數特許狀登記簿保存在修道院中。[21]其他類型的書面史料包括塗鴉、印章和信件，比如基輔羅斯的樺樹皮信件。[22]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學對史料稀缺的地區和時期的歷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年代測定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放射性碳定年法主要涵蓋60年的時間跨度，而樹輪分析僅在考古現場有木質遺物時才適用。[23]由於在9世紀前幾乎沒有農民生活的詳細書面資料，歷史學家可以獲取的信息也主要來自考古學。[24]中世紀的圖像和雕塑可以提供關於日常生活的有用信息，但需要持批判態度，因為反諷、諷刺或時代錯置是中世紀藝術家常用的表現手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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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的領土範圍在公元2世紀達到最大；接下來的兩個世紀，羅馬對其邊遠領土控制的逐漸衰落。[26]惡性通貨膨脹、邊境外部壓力以及瘟疫爆發相結合，導致三世紀危機的出現，大多數皇帝登基後很快就被新的篡位者取代。[27]軍費不斷增加，主要是為了應對與薩珊王朝的戰爭。[28]軍隊規模擴大了一倍，騎兵和小型部隊取代軍團成為主要的戰術單位。[29]政府為提升收入增加稅收，元老院和地主階級的人數減少。[28]中央行政機構需要更多官僚來應對軍隊的需求。[29]
皇帝戴克里先（284年—305年在位）於286年將帝國分為東、西兩個獨立行政區。這個系統最終包括兩位正帝和兩位副帝（因此稱為四帝共治制），使帝國政府穩定了大約20年。戴克里先的進一步政府、財政和軍事改革延緩了帝國的衰落，但並沒有解決它面臨的問題。[30]內戰後君士坦丁大帝恢復了內部和平，並於330年將拜占庭重新命名為君士坦丁堡，定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31]
4世紀大部分時間內，羅馬社會以與早期古典時期不同的新形式穩定下來，富與窮之間的鴻溝擴大，小型城鎮的活力下降。[32]另一個變化是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君士坦丁的皈依加速了這一過程，但基督教直到4世紀末才成為帝國的主導宗教。[33]關於基督教神學的爭議加劇，堅持大公會議所譴責神學觀點的人遭到迫害。這些異端觀點通過帝國外的傳教活動或東部行省的本地族群支持而得以存續，比如德意志民族中的阿里烏教派或埃及和敘利亞的基督一性論。[34][35]儘管法律限制猶太人的權利，猶太教仍然被容忍。[36]
3世紀的早期基督徒通過重新詮釋羅馬異教藝術中的流行圖案，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符號體系，並在殉道者墓窟繪製了描繪聖經場景的壁畫。[37]晚期羅馬藝術家抽象風格的莊嚴性有效地傳遞了基督教信息。[38]基督端坐的形象在4世紀初成為早期基督教藝術的主要元素。[39]在君士坦丁治下，原本用於行政和商業活動的巴西利卡被改為用於基督崇拜。[40]第一批泥金裝飾手抄本與5世紀默讀的推廣同期出現。[41]
4世紀中期，敵對皇帝之間的內戰變得普遍，士兵因此從帝國的邊境部隊轉移，使得入侵者有機可乘。[42]儘管這段時期的遷徙通常被描述為「入侵」，但它們不僅僅是軍事行動，而是整個民族向帝國移民。[43]376年，成千上萬的哥德人逃離匈人，得到皇帝瓦倫斯（364年—378年在位）的許可在巴爾幹半島的羅馬領土定居。安置並不順利，羅馬官員對情況處理不當，哥德人逐漸開始搶劫和掠奪。[iii]瓦倫斯試圖平定混亂，但在阿德里安堡戰役中與哥德人作戰時被殺。[45]哥德人中的西哥德人在401年入侵了西羅馬帝國；奄蔡人、汪達爾人和蘇維匯人在406年越過高盧進入了今天的西班牙。一年後，西哥德人洗劫了羅馬城。[46][47]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最終都來到了高盧，而現今被統稱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日耳曼部落定居在不列顛[48]，而汪達爾人則征服了阿非利加行省。[49]匈人國王阿提拉（434年—453年在位）在442年和447年入侵巴爾幹，451年入侵高盧，452年入侵義大利，但他去世後他領導的匈人帝國逐漸瓦解。[50]
處理這些遷徙時，東羅馬精英階層將武裝力量的部署與向部落首領贈送官職相結合，而西部的貴族則未能支持軍隊，但也拒絕為防止部落入侵朝貢。[43]這些入侵導致帝國西部地區分裂為由入侵部落統治的較小政治單位。[51]5世紀的皇帝通常受到軍事強人的控制，例如斯提里科、埃提烏斯、阿斯帕、李希梅爾或貢多巴德，他們都具有非羅馬血統。[52]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475年—476年在位）的廢黜傳統上標誌著西羅馬帝國的終結。[iv][53]東羅馬帝國（在西羅馬帝國垮台後常被稱為拜占庭帝國）皇帝雖然宣稱擁有西部領土，但幾乎無法對這些領土施加控制。[54]
在後羅馬時代，羅馬文化與入侵部落習俗的融合有著充分的記錄。日耳曼人的「庭」發展成了立法和司法機構，其允許部落的男性自由成員比先前擁有更大的政治發言權。[55]羅馬人和入侵者留下的物質文物通常相似，部落物品經常模仿羅馬物品。[56]新王國的許多學術和書面文化都是基於羅馬的知識傳統。[57]許多新政治實體不再通過稅收支持其軍隊，而是依靠授予土地或租金。這意味著對大量稅收收入的需求減少了，徵稅制度因此式微。[58]
在英國，當地的凱爾特布立吞人的文化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生活方式影響不大，但本土和外來語言的融合是可見的。到600年左右，新的政治中心出現，一些地方領袖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形成了小王國，比如威塞克斯和麥西亞。位於今天威爾斯和蘇格蘭的小王國仍受本土不列顛人和皮克特人的控制。[59]愛爾蘭被劃分為更小的政治單位，也許有多達150個部落王國。[60]
東哥德人在5世紀末期隨著狄奧多里克大帝（493年—526年在位）從巴爾幹半島遷往義大利。他建立了一個以本地人和征服者之間合作為特徵的王國，這一特徵持續他統治的最後幾年。他去世後，已羅馬化的人和傳統派東哥德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接踵而至，為拜占庭人重新征服義大利提供了機會。[61]勃艮第人在高盧定居，重新組織了他們的王國。[62]在高盧其他地方，法蘭克人和凱爾特布立吞人建立了穩定的政權。法蘭克王國位於高盧北部，其第一位國王希爾德里克一世（457年—481年在位）有充足相關史料留存。在他的兒子，墨洛溫王朝的建立者，克洛維一世（509年—511年在位）統治期間，法蘭克王國版圖擴大並皈依基督教。[63]與其他日耳曼民族不同，法蘭克人接受了天主教，這促進了他們與本土的高盧-羅馬貴族的合作。[64]逃離不列顛尼亞（今天的大不列顛島）的不列顛人定居在布列塔尼半島。[v][65]
其他君主國由西哥德人在伊比利亞半島、蘇維匯人在伊比利亞西北部、汪達爾人在北非建立。[66]倫巴底人在568年定居在北義大利，並建立了由以城鎮為基礎的公國組成的新王國。[67]來自亞洲草原的游牧民族阿瓦爾人在6世紀末征服了下、中多瑙河沿岸的大多數斯拉夫、突厥和日耳曼部落，他們能夠迫使東方帝國定期支付貢金。[68]670年左右，另一個草原民族保加爾人在多瑙河三角洲定居。681年，他們擊敗拜占庭帝國軍隊並建立了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征服了當地的斯拉夫部落。[69]
各民族的定居伴隨著語言的變化。作為西羅馬帝國的文學語言，拉丁語逐漸被一系列起源於拉丁語但與其有所不同的地方語言所取代，統稱為羅曼語族。希臘語仍然是拜占庭帝國的語言，但斯拉夫人的遷徙擴大了斯拉夫語在中歐和東歐的使用範圍。[70]
東羅馬帝國存留，並經歷了一場延續到7世紀初的經濟復甦。政治生活以國家與基督教教會之間更緊密的關係為特徵，東部政治中神學問題的重要性超過了西歐。[71]由於拜占庭人認為閹人極具智慧和忠誠，他們經常聘用閹人作為國家或教會官員，以及女性和兒童的監護人或導師。[72]法律方面的發展包括羅馬法的編纂[73]；其中最全面的法律集——《民法大全》——是在查士丁尼一世（527年—565年在位）統治期間進行的。[74]
查士丁尼在532年差點失去王位，尼卡暴動摧毀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半。鎮壓了暴動後，他加強了帝國政府的獨裁元素，並動員軍隊對抗亞流異教的西方王國。將軍貝利撒留從汪達爾人手中征服了北非，並攻擊了東哥德人，但這場戰役被東方薩珊突如其來的入侵打斷。541年至543年間，查士丁尼大瘟疫使帝國的人口大量減少。查士丁尼停止資助公共道路的維護，並通過建立龐大的邊境堡壘系統來彌補軍事人員的不足。他在之後的十年持續推行擴張主義，征服東哥德王國，並從西哥德人手中奪取了西班牙南部的大片領土。[75]
查士丁尼的收復行動和過度的建築計劃因將國家推向破產邊緣而受到歷史學家的批評，但查士丁尼的繼任者面臨的許多困難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包括瘟疫和阿瓦爾人及其斯拉夫盟友的大規模擴張。[76]在東部，與波斯薩珊王朝的新戰爭期間邊境防禦崩潰，波斯人占領了位於埃及、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的大片帝國領土。626年，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襲擊君士坦丁堡。兩年後，皇帝希拉克略（610年—641年在位）發動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反攻，繞過安納托利亞山區的波斯軍隊，直接進攻薩珊王朝的核心地帶；帝國收復了東部失去的全部領土。[77]
在西歐，一些較老的羅馬精英家族逐漸消失，而其他家族更多地參與教會（而非世俗）事務。與拉丁學術和教育相關的價值觀大多消失了。雖然識字能力仍然重要，但僅僅是實用技能，而不再是精英地位的象徵。到了6世紀末，教會中宗教教育的主要手段已從書籍轉變為音樂和藝術。[78]大部分的智力工作都致力於模仿古典學術，但也有原創作品，以及現已失傳的口頭作品。聖希多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卡西奧多羅斯和波愛修斯的著作為當時的典型。[79]貴族文化更關注盛大的宴會，而非文學追求。精英之間的家庭聯繫很重要，忠誠、勇氣和榮譽等美德也同樣重要。這些聯繫導致了在貴族社會中私仇的普遍存在。大多數私仇似乎在支付某種補償後很快結束。[80]
女性在貴族社會中主要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在法蘭克地區，統治者的母親這一角色尤為突出。在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兒童統治者較少，這意味著女性作為王后母親的角色較小，但這被女隱修院院長的角色增加所彌補。[81]女性對政治的影響力特別脆弱，早期中世紀的作者傾向於將強大的女性描繪成負面形象。[vi][83]女性通常比男性壽命更短，主要是由於殺嬰和孕產婦死亡。結婚女性和成年男性數量之間的差距導致法律機關發布保護女性利益的詳細規定，包括她們獲得「早禮」（德語：Morgengabe）的權利。[84]中世紀前期的法律承認男性有權與妻子以外的女性（如妾）長期保持性關係，但社會期望女性對單一男性保持忠誠。聖職員譴責婚外性關係，單配偶制後來在9世紀成為世俗法的規範。[85]
土地持有模式並不統一；一些地區土地分散，而在其他地區，大片連續的土地是常態。這些差異導致了各種各樣的農民社會，部分由貴族地主主導，部分則擁有很大的自治權。[86]土地定居也有很大的差異。存在多達700名居民的大型農民聚居地，而部分農民則居住在偏遠的農場上。[87]由於立法明確區分了自由與非自由身份，自由農民和貴族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自由農民家庭可以通過幾代參軍而晉升貴族階層。[88]對奴隸的需求通過戰爭和搶劫得到滿足。最初，法蘭克人的擴張和盎格魯-撒克遜王國之間的衝突供應了戰俘，進入奴隸市場。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皈依基督教後，奴隸獵人主要以異教斯拉夫部落為目標——因此英語中的奴隸一詞（slave）來自於slavicus，中世紀拉丁語中斯拉夫人的名字。[89]基督教倫理在7至8世紀對奴隸地位帶來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再被視為主人的財產，有權得到體面的待遇。[90]
羅馬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在中世紀前期發生了巨大變化。儘管義大利北部的城市仍然有人居住，但它們在規模上顯著縮小。[vii][92]在北歐，城市也在萎縮，市政紀念物和其他公共建築被破壞並用作建築材料。[93]猶太社區在西班牙、高盧南部和義大利倖存下來。西哥德國王極力使西班牙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但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後，猶太社區迅速重建。[94]雖然穆斯林統治者雇用了猶太侍臣[95]，但基督教法律禁止猶太人擔任政府職務。[96]
晚期6世紀至7世紀間，沿東羅馬和波斯邊境地區的宗教信仰發生了變化。國家支持的基督教傳教士在異教草原民族中傳教，波斯人則試圖強制基督教亞美尼亞人信仰祆教。猶太教徒也積極傳教，至少有一個阿拉伯政治領袖——今天葉門的前身希木葉爾王國的統治者杜努瓦斯——皈依了猶太教。[97]穆罕默德生前，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地區的出現帶來了更加激進的變化。穆罕默德死後，伊斯蘭勢力征服了近東大部分地區，634年至636年間占領敘利亞，637至642年間占領波斯，640至642年間抵達埃及。東羅馬帝國於674至678年間和717至718年間在君士坦丁堡阻止了穆斯林的擴張。在西部，穆斯林軍隊在8世紀早期征服北非，於711年消滅西哥德王國，並從713年開始入侵法國南部。[98]
穆斯林征服者繞過了伊比利亞半島西北多山的地區。這裡出現的小王國阿斯圖里亞斯成為了當地的抵抗中心。[99]732年圖爾戰役中穆斯林軍隊的失敗導致了法蘭克人重新奪回了法國南部，但伊斯蘭在歐洲停止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奧瑪亞王朝的垮台和阿拔斯王朝的接替。阿拔斯王朝更關注中東而不是歐洲，失去了對部分穆斯林地區的控制。奧瑪亞的後裔接管了安達盧斯（即穆斯林西班牙），阿格拉布王朝控制了北非，突倫王朝統治埃及。[100]安達盧斯農村的伊斯蘭化進展緩慢。基督徒經常被雇用在國家行政中，但有時宗教間的暴力衝突導致他們大規模向北遷移。[101]除了拜占庭帝國，穆斯林西班牙是歐洲唯一的宦官在行政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地方，他們擔任宗教聖地的守護者或後宮的僕人等職務。[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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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和征服擾亂了古羅馬領地內的貿易網絡，遠距離貿易的商品被本地產品取代。考古記錄中出現的非本地商品通常是奢侈品或金屬製品。[103]在7至8世紀，北歐的新商業網絡正在發展。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皮毛、海象牙和琥珀被運送到西歐。貿易路線和收費站的控制權引發了許多衝突。[104]在後羅馬王國，卑金屬貨幣幾乎停止流通，但羅馬青銅幣仍流通了數百年。儘管有金幣鑄造，但它們主要用於特殊支出，如購買土地或奢侈品。7世紀末金幣轉向銀幣，這與拜占庭停止補貼支付倫巴底人和法蘭克人也有關。精英階層開始強調基督教式的慈善，這也增加了對低價值貨幣的需求。[105]
蓬勃發展的伊斯蘭經濟對新鮮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持續需求在750年左右為歐洲打開了新市場。歐洲成為了安達盧斯、北非和黎凡特地區的家奴和軍用奴隸的主要供應商。威尼斯成為了歐洲最重要的奴隸貿易中心。[106][107]此外，歐洲向地中海地區運送木材、毛皮和武器，而從黎凡特地區進口香料、藥品、薰香和絲綢。[108]連接遠方地區的大河便利了跨洲貿易的擴展。[109]同時代的報告表明，盎格魯-撒克遜商人參與了巴黎的集市，海盜在多瑙河上襲擊商人，東法蘭克的商人甚至到達了安達盧斯的薩拉戈薩如此遠的地方。[110]
基督教式的團結理念持續存在，但到了6世紀，東西方教會在意識形態和實踐上逐漸顯現出差異。[111]新王國的形成加強了西方傳統基督教中政教分離的觀念，而這個概念對於東方的聖職員來說是陌生的，他們將羅馬國家視為神聖意志的工具。[111]在7世紀末，聖職員的婚姻成為長期爭議的焦點。穆斯林征服後，拜占庭皇帝在西部的干預能力減弱。當利奧三世（717年—741年在位）禁止在宗教場所展示描繪人物形象的繪畫時，教宗公開拒絕了他通過帝國法令宣布新教義的要求。[112]儘管拜占庭教會後來在843年譴責了始於這次禁止的聖像破壞運動，但進一步的問題，比如教會對於新皈依信徒的管轄權的激烈競爭，以及西方單方面修改《尼西亞信經》，導致了差異多於相似之處。[113]在西方，原本是自願捐獻的什一奉獻在10世紀成為教會對農產品的常規稅收。[114]
西方主教中很少有人尋求教宗的領導。教宗在西歐唯一有影響的地方是英國，額我略於597年派遣傳教團前往不列顛，使得盎格魯-撒克遜人皈依基督教。[115]5至7世紀間，愛爾蘭傳教士在西歐最為活躍。[116]人們不定期去教堂，而是與巡迴的牧師會面，朝聖流行的聖地，這對基督教教義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聖職員使用悔罪規則書來確定罪人的合適贖罪行為——通常是祈禱和禁食。教會對通姦者、婚外性行為（英語：fornication）者以及從事非繁殖性行為的人（如同性戀者）規定了嚴厲的贖罪方式。[117]相比之下，巴爾幹的波格米勒派譴責性繁殖，因為他們認為撒但是物質世界的創造者。[118]
基督教修道運動在中世紀前期興起。修道理念從埃及傳播開來，特別是通過聖徒傳記，尤其是《聖安東尼傳》。大多數歐洲修道院重視社區共同體驗屬靈生活，這被稱為共生修道主義。[119]義大利修士努西亞的本篤制定了聖本篤準則，廣泛應用於西方修道院。[120]在東方，修道院規則由斯圖狄烏斯隱修院的聖狄奧多爾編纂，在960年代於阿索斯山上的大拉伏拉修道院被採用後開始受到歡迎，使得這座山成為東正教修道主義最重要的中心。[121]
修士和修道院對宗教和政治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許多情況下充當了強大家族的土地信託機構和政治權力的重要中心。[122]他們是一個地區主要甚至唯一的教育和識字前哨。許多拉丁語經典的倖存手稿是在修道院內抄寫的。[123]修道士們也創作了新作品，包括歷史、神學和其他學科的著作，作者包括北英格蘭的比德。[124]薩克森公國博學多才的赫羅斯葳塔創作了中世紀第一部非禮拜儀式戲劇。[125][126]拜占庭傳教士康斯坦丁將古教會斯拉夫語發展成為新的禮儀語言，奠定了斯拉夫繁榮的宗教文學的基礎；900年左右，斯拉夫語改用西里爾字母，以康斯坦丁的教名「基里爾」命名。[127]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平信徒對教會事務的影響在10世紀達到了高潮。貴族將他們供養的教堂和修道院視為自己的私人財產，而買賣聖職是普遍做法。這引起了普遍恐慌，因為許多人認為不按規定任命的牧師無法授予有效的聖禮，比如洗禮。[128]修士社群首先通過嚴格遵守規定來應對這種恐懼。909年在勃艮第公國建立的克呂尼修道院引發了更為激進的變革，因為克盧尼脫離了平信徒的控制，並受到教宗的保護。克呂尼改革通過建立新的修道院和改革舊修道院的修道生活而傳播開來。[129]克盧尼的例子表明，改革主義的「教會自由」理念反而可以通過順從於教宗來實現。[130]
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習慣把他們的法蘭克領土分給兒子，這種廣泛的土地授予摧毀了他們自己的權力基礎。在法蘭克東北部的王國奧斯特拉西亞，阿努爾夫家族最受皇家偏愛。作為世襲宮相，他們從7世紀中期開始就是王位背後的權力，其中丕平二世在法蘭克中央的紐斯特里亞內也贏得了權力。他的兒子查理·馬特在長期存在的穆斯林威脅下，利用教會財產來籌集新的軍隊，通過將財產分配給新兵來加強自己的勢力。[131]
查理·馬特的後代統稱為卡洛林王朝，他們在751年繼承墨洛溫成為法蘭克的新王朝：墨洛溫王朝最後一位國王希爾德里克三世（743年—751年在位）被廢黜，查理·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751年—768年在位）在法蘭克領袖和教宗的同意下加冕成為國王。丕平攻擊了倫巴底人，並迫使他們保證尊重教宗的財產。他隨後將義大利中部領土捐贈給教宗，標誌著教宗國的開始。[132][133]
丕平將王國交給了他的兩個兒子：查理曼（768年—814年在位）和卡洛曼（768年—771年在位）。卡洛曼去世後，查理曼再次統一了法蘭克，開始了一系列有組織的擴張計劃，用戰利品和土地獎勵盟友。他征服了薩克森人、倫巴底人，並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了新的邊境省。[134]791年至803年間，法蘭克軍隊擊潰了阿瓦爾人，這促進了小型斯拉夫公國的發展，這些公國由富有野心的軍閥統治，並受到法蘭克的支配。[viii][136]查理於800年聖誕節加冕為皇帝，標誌著西羅馬帝國的回歸，但拜占庭並未承認他是新的「羅馬皇帝」。[137]
帝國由隨同皇帝行動的巡迴法庭管理，同時約300名伯爵（英語：count）管理帝國各郡（英語：county）。[138]中央行政部門通過國王使者監督伯爵，這些使者充當巡查員和問題解決者。皇家小聖堂的牧師負責記錄重要的皇家捐贈和決定。[139]
查理曼在阿亨的宮廷是文化復興的中心，有時被稱為卡洛林文藝復興。識字率增加，藝術、建築、法學發展，宗教禮儀和經文學的研究也有所提升。查理曼的秘書室（英語：chancery）使用了一種新的書寫系統，今天被稱為卡洛林小草書體，其促進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交流。[ix]查理曼支持教堂禮儀的改變，在他統治領域強制實施羅馬式的教堂禮拜，並在教堂的宗教音樂中使用額我略聖歌。學者在這段時期的重要活動包括複製、校正和傳播宗教和世俗主題的基本作品，以鼓勵學習。同時還產生了關於宗教的新作品和教科書。[141]
查理曼承接法蘭克傳統，將帝國分配給他所有的兒子，但到813年只有虔誠者路易（814年—840年在位）還活著。路易多次將帝國分給他的兒子，父子之間為控制帝國不同地區而展開了多次內戰。他去世三年後，他存活的三個兒子通過《凡爾登條約》將帝國分為三部分。[142]洛泰爾一世（817年—855年在位）獲得了萊茵河和羅訥河之間的王國，與他原本在義大利的領土相接，並被認可其皇帝頭銜。日耳曼人路易（843年—876年在位）控制今天位於德國東部的領土。禿頭查理（843年—877年在位）獲得法蘭克西部的領土，包括現代法國的大部分。[143]查理曼的孫代和曾孫繼續將他們的王國分給後代，最終導致了內部凝聚力的喪失。[144]
在884年，胖子查理短暫重新統一了帝國，儘管帝國的實際單元保留了各自獨立的管理。[145]到他在888年早逝時，卡洛林王朝瀕臨滅絕，而非王室的繼承人在大多數繼任國家中掌權，比如巴黎伯爵厄德（888年—898年在位）。[146]在東部領土，王朝隨著童子路易（899年—911年在位）的去世而滅絕，弗蘭肯公爵康拉德一世（911年—918年在位）被選為國王。[147]在西法蘭克，王朝先是在898年恢復，然後在936年恢復，但最後的卡洛林王朝無法控制貴族。987年，王朝被替代，于格·卡佩（987年—996年在位）被加冕為國王。[x][148]儘管卡佩國王名義上仍掌權，但大部分政治權力下放給了地方領主。[149]
法蘭克文化和卡洛林王朝的國家行政方法對周邊民族產生了重大影響。法蘭克的威脅引發了沿帝國東部邊境新國家的形成——包括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克羅埃西亞。[150]卡洛林帝國的解體伴隨著外敵的入侵、遷徙和掠奪。維京人在大西洋和北部海岸肆虐，還襲擊了不列顛群島並在那裡定居。911年，維京首領羅洛得到法蘭克國王單純者查理（898年—922年在位）的許可，在諾曼第定居。法蘭克王國的東部，尤其是德國和義大利，一直受到馬扎爾人的持續攻擊，直到馬扎爾人在955年的萊希菲爾德之戰中被擊敗。[151]在地中海，阿拉伯海盜經常襲擊義大利和法國南部，穆斯林國家也開始擴張。阿格拉布王朝征服了西西里島，而安達盧斯的奧瑪亞王朝吞併了巴利阿里群島。[152]
維京人在不列顛群島定居導致新的政治實體的形成，包括愛爾蘭小而好戰的都柏林王國。[153]盎格魯-撒克遜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871年—899年在位）於879年與異教徒大軍達成協議，承認了不列顛獨立維京王國的存在，史稱丹麥區。[154][155]10世紀中葉，阿爾弗雷德的繼任者恢復了英格蘭對這片土地的控制。[156]在不列顛北部，肯尼思一世將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統一為阿爾巴王國。[157]10世紀初，奧托王朝在德國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並致力於驅逐馬扎爾人、對抗造反的部落公國。在義大利的遺孀王后勃艮第的阿德萊德請求保護後，德國國王奧托一世（936年—973年在位）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義大利與她結婚，並於951年在帕維亞加冕為國王。他在962年於羅馬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這顯示他主張自己是查理曼政治遺產的繼承人。[158]奧托的繼任者對義大利事務始終保持濃厚興趣，但他們不在德國，無法對德國貴族施加恆久的權威。[159]在伊比利亞半島，阿斯圖里亞斯慢慢向南擴張，並在10世紀作為萊昂王國繼續存在。與此同時，巴斯克人為獨立而鬥爭，導致納瓦拉王國的形成，而巴塞隆納伯爵在卡洛林邊境省份獲得了自治權。[160][161]
東歐通往亞洲的貿易路線受可薩人控制。他們的多民族帝國抵制了穆斯林的擴張，領導人皈依了猶太教。[162]9世紀末，新的貿易路線出現，繞過可薩人領地，通過伏爾加保加利亞連接中亞與歐洲；這裡的當地居民皈依了伊斯蘭教。[163]斯堪地那維亞與法蘭克接觸為基督教傳教鋪平了道路，基督教化與丹麥、挪威和瑞典中央集權王國的發展密切相關。瑞典商人和奴隸獵人在東歐平原的河流上活動，從可薩人手中奪取了基輔，甚至在860年和907年試圖奪取君士坦丁堡。[164]諾斯殖民者定居冰島，並建立冰島自由邦，這一政治體系阻礙了首領（冰島語：goði）積累權力。[165]
拜占庭在巴西爾一世（867年—886年在位）及其繼任者利奧六世（886年—912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七世（913年—959年在位）治下重振，他們是馬其頓王朝的成員。商業復甦，皇帝將統一的行政管理擴展到所有省份。皇室成為古典學復興的中心，稱為馬其頓復興。軍隊得到重新組織，約翰一世（969年—976年在位）和巴西爾二世（976年—1025年在位）得以擴展帝國的邊界。[166]
東方和西方教士的傳教工作導致了摩拉維亞人、多瑙河保加利亞人、捷克人、波蘭人、馬扎爾人和基輔羅斯居民改信。[167]摩拉維亞在900年左右受到馬扎爾人的侵襲，保加利亞則在971年至1018年間受到拜占庭的擴張影響。[150][168]在摩拉維亞淪陷後，捷克普熱米斯爾王朝的公爵鞏固了對波西米亞的權威。[169]在波蘭，隨著皮雅斯特公爵統治下國家的形成，舊有的權力中心遭到了摧毀。[170]在匈牙利，阿爾帕德王子採取了大規模的暴力手段，以壓制敵對馬扎爾首領。[171]基輔羅斯的留里克王子在羅斯人襲擊了可薩首都阿的爾後，成為東歐廣闊森林地帶的霸主。[172]
4至6世紀，主要羅馬城市和後羅馬王國建造了新的巴西利卡。[xi][173]6世紀末期，拜占庭教堂建築採用了另一種模式，模仿了查士丁尼阿亞索菲亞（羅馬世界最大的單一屋頂結構）的長方形整體設計和圓頂。[174]隨著西部城市中心的衰落，寬敞的巴西利卡逐漸失去用途，被更小的教堂所取代，到8世紀初卡洛林帝國才復興巴西利卡式建築。[175]卡洛林式巴西利卡的一個新標準特徵是使用了耳堂，與中殿垂直。[176]科爾多瓦清真寺——現在是該市的主教座堂——是莫耳式建築的非凡里程碑，有著大量羅馬柱，支撐紅白相間的雙層拱門。[177]
由木材或石頭建造的壯麗大廳是政治和社交生活的中心。它們的設計通常採用後期羅馬建築的元素，比如壁柱、柱（英語：column）和雕刻的圓盤。[xii][178]卡洛林帝國解體後，貴族城堡的傳播表明西歐從公共防禦工事向私人轉變。大多數城堡是木結構的，但最富有的領主建造了石要塞。[xiii]塔樓是它們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但城堡通常發展成為具有釣橋、設防的庭院、蓄水池（英語：cistern）或井、大廳、小教堂、馬廄和車間等的多功能複合建築。[180]
大遷徙時期，羅馬帝國向部落首領注入的黃金經常由當地金匠重新鑄造成新的工藝品，如巨大的項鍊和鷹形搭扣（英語：fibula）。它們不真實的風格受到伊朗的多色和掐絲琺瑯（法語：cloisonné）金屬工藝的影響，由入侵民族引入羅馬領土。[181]為後羅馬精英階層工作的工匠們發展出獨特的抽象設計，以絲帶和高度風格化的動物圖案為特色。[182]文學作品（如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和北歐薩迦）表明大量皇家財寶的存在，但只有少數存世，包括圖爾奈的希爾德里克一世墓中的陪葬品，以及安格魯-撒克遜人豐富的墓葬薩頓胡。宗教藝術迅速吸收了後羅馬世俗風格的幾個元素，如皮帶工藝裝飾和大量的分割。[183]繪畫主要存世於裝飾華麗的福音書抄本中，包括《凱爾經》和林迪斯法恩四福音書——這兩部作品代表了愛爾蘭和諾森布里亞的島國藝術。[xiv][185]
逼真風格的希臘傳統塑像在地中海地區得以保存。[186]儘管聖像破壞運動限制了拜占庭藝術近一個世紀，但聖像主義者的勝利為馬其頓復興中藝術的更新鋪平了道路。[xv][188]更加自然主義的地中海風格成為查理曼統治期間西方藝術家的重要靈感來源，查理曼將視覺藝術視為教育和宣傳的有力工具。[189]在漫長的停頓後，卡洛林藝術重新關注人物形象，西方藝術家經常在手抄本中描繪人物。[xvi]這些手稿常常由金子、珍珠和依天然形狀磨圓的寶石（法語：cabochon）製成的珍寶書皮保護著。[190]人物形象的紀念性雕塑在基督教藝術中開始被接受，這似乎是受查理曼宮廷的影響，[191]，而到了時期末期，類似格羅十字的真人大小的雕像在重要教堂中已經很常見。[192]在英格蘭，書籍插圖師承接島國藝術遺產，增加了卡洛林式的圖案紋樣，比如樹葉。在德國，插圖和生動的圖像套冊的手稿顯示了當代拜占庭藝術對奧托王朝藝術的直接影響。在基督教西班牙，庫法體和馬蹄形拱門作為裝飾元素的使用顯示了伊斯蘭藝術的影響。[193]
羅馬帝國晚期的主要軍事發展包括對有效騎兵部隊的嘗試，以及不斷發展的高度專業化的軍種。全覆裝甲騎兵是晚期羅馬軍隊的重要特徵。各個入侵部落對士兵類型的側重各不相同——盎格魯-撒克遜主要是步兵，汪達爾人和西哥德人主要是騎兵。[194]軍事事務中最大的變化是採用了匈人複合弓，代替早期更弱的斯基提亞複合弓。[195]阿瓦爾重騎兵引進了鐙在歐洲的使用[196]，並在6世紀末被拜占庭騎兵所採用。[197]長劍的使用日益增多，鱗甲被鎖子甲和札甲逐步取代。[198]
在卡洛林早期，步兵和輕騎兵的重要性開始下降，精英重騎兵的地位不斷增強，但軍隊中很大一部分只是乘馬步兵而非真正的騎兵。針對自由民眾的的徵兵制式微。[199]盎格魯-撒克遜的英格蘭是例外，那裡的軍隊仍然由地區徵召組成，自由人軍在古英語中稱為fyrd。[200]在軍事技術方面，主要變化之一是弩重新作為軍事武器出現。[201]馬蹄鐵對軍事以外的領域也產生了影響，它使得馬匹能夠在岩石地形使用。[202]
中東遭受了嚴重的乾旱，歐亞大草原在約950至1060年間異常寒冷。隨之而來的饑荒導致了拜占庭帝國、阿拔斯王朝和埃及的騷亂和軍事政變，迫使大量游牧的突厥人尋求新的牧場，湧入下美索不達米亞、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幹地區。他們的湧入造成了許多破壞，並最終建立了中東的塞爾柱帝國。[203]歐洲人口激增，從1000年左右開始到1347年大約從3500萬增長到了8千萬。確切的原因仍不清楚：改善的農業技術、森林砍伐後開墾的新土地、更為溫和的氣候和沒有入侵都被認為是可能的原因。[204][205]
大多數中世紀的西方思想家將社會劃分為三個基本階級：聖職者、貴族和平民。平民主要是鄉村農民和工匠，約占總人口的98％。城鎮居民的數量正在增長，但從未超過總人口的10％。[206][207]封建制度在歐洲許多地區規範了基本的社會關係。在這個系統中，封建主（英語：lord）向附庸授予財產（通常是土地），以換取主要是軍事性質的服務。[208][209]在歐洲其他地區，如德國、波蘭和匈牙利，不可剝奪的自主地仍然是土地持有的主要形式。土地的擁有者宣誓效忠更高級別的貴族或國王，但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不受封建義務的限制。[210][211]
許多農民不再定居於孤立的農場，而是聚集到中更易守的莊園或村莊等社區。[204][212]在莊園制度中，莊園是土地持有的基本單位，它包括較小的組成部分，比如農民租戶持有的耕地和莊園主的領地。[213]隨著教士們禁止奴役同教教徒，奴隸制式微，但到11世紀末，一種新的依附形式農奴制取代了它。與奴隸不同，農奴具有行為能力，他們的世襲地位由與領主達成的協議規定。對他們活動的限制各不相同，但他們的行動自由通常受到限制，需要提供徭役（法語：corvées）。[214][215]農民離開家園，以換取重要的經濟（如較低的稅收）和法律權利（如在地方層面行使司法權），這種大規模的跨境遷徙帶來了劇烈的人口影響，比如日耳曼東擴、基督徒數量在伊比利亞半島增大。[216]
隨著重裝騎兵的發展，自由戰士階層分裂為兩組。那些能夠自備馬匹的騎士被納入傳統的貴族階層，其他人則被吸收到農民中。[217]通過採用嚴格的繼承習俗（如長子繼承制），新貴族的地位得到穩定。[218]貴族根據他們統治的土地和人民劃分層級；最低級別的貴族沒有土地，必須為更富有的貴族服務。[xvii][220]貴族從來不是封閉的群體：國王可以提拔平民入貴族階層，富有的平民可以嫁入貴族家庭，貧困的貴族也可能失去他們的地位。[221]西方貴族經常移居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邊緣，得到當地賞識他們的軍事技能的統治者的支持，或者直接成為征服者。[xviii]說法語的貴族主要定居在不列顛群島、義大利南部或伊比利亞，德國貴族則偏愛中歐和東歐。[223]
聖職者分為兩種類型。在俗教士負責信徒的精神需求，主要在堂區教堂服務，而常規教士則遵循宗教規則生活，如法政牧師或修士。聖職者監督日常生活，教會法庭對婚姻事務擁有專屬管轄權[224]，教會當局支持廣受歡迎的和平運動。[225]被認為得到神啟示的人可能會干預聖職者對宗教生活的控制，但他們大多數尊重官方信條。敬奉受歡迎的神秘主義者（如亞西西的方濟各）通常能得到教會當局的認可。[226]
按照官方要求，婦女必須服從男性，無論是他們的父親、丈夫還是其他親屬。婦女的工作通常包括家務或其他偏向家庭的任務，如照顧兒童。農民婦女可以通過在家紡紗或釀酒來增加家庭收入，她們在收穫季節也在田間勞作。[227]城鎮婦女可以從事貿易，但通常是通過丈夫的權利，而且不像男性，她們不總是被允許培訓學徒。[228]貴族婦女可以在缺乏男性繼承人時繼承土地，但社會仍認為她們的主要品德只是生育孩子的能力。[229]教會中唯一的婦女角色是修女，因為她們無法成為牧師。[xix][233]
人口增長、更高的農業生產力和相對的政治穩定為11世紀中世紀的商業革命奠定了基礎。[234]有閒錢的人開始在遙遠的市場投資鹽、胡椒和絲綢等商品。[235]不斷增長的貿易帶來了處理貨幣的新方法，歐洲再次鑄造金幣，最早出現在佛羅倫斯和熱那亞。新形式的商業合同出現，風險在被稱為委託（義大利語：commenda）或夥伴關係（義大利語：compagnia）的合夥企業框架內分擔。[236]匯票也出現了，便於資金的簡易傳輸。多種類型的硬幣流通，換錢商簡化了本地和外國商人之間的交易。借貸也可以與他們協商，這導致信貸機構出現，後來發展為銀行。[237]
隨著新城鎮從地方商業中心發展起來，經濟增長帶來了新一波的城市化。國王和貴族大多支持這一進程，希望增加稅收收入。[238]大多數城市社區獲得了其自治權，但很少有城市能完全擺脫王室或貴族控制。[239]同行業的城市居民聚集在行會中。通常，這些協會制定產品質量、職業培訓以及定價的標準，只有他們的成員才能進入當地市場。[240][241]
義大利的海上共和國，如阿馬爾菲、威尼斯、熱那亞、比薩，是最早從地中海貿易復甦中獲利的。[234]在北部，德國商人建立了漢薩同盟，控制了連接不列顛群島和低地國家、斯堪地那維亞和東歐的貿易路線。[xx][243]法國北部建立了許多大型交易會，使義大利和德國商人可以彼此（或與當地商人）交易，逐漸繁榮。[244]
經濟增長為猶太商人提供了機會，他們得到了當地統治者的支持，遍布歐洲各地，但大多數平民視這些非基督教新來者為社會凝聚力迫在眉睫的危害者。[245]由於猶太人無法從事高社會地位的交易，他們經常從事被鄙視的工作，如拾荒者或徵稅員。[246]他們在放貸方面尤為活躍，因為他們可以無視基督教教士對貸款利息的譴責。[247]猶太放貸人和當鋪老闆加強了反猶太主義，導致血祭誹謗和反猶騷亂。教會當局對猶太人對基督徒生活的影響日益關注，最終制定隔離法[xxi]，甚至在1290年永久將猶太人驅逐出英格蘭。[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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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包括小型創新和穆斯林引入的亞洲先進技術。[250]主要的技術進步包括機械鐘和眼鏡的發明，以及蒸餾酒的製作。[251][252]風車於12世紀在歐洲首次建造[251]，紡車則大約出現在1200年左右。[253]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推動了建築技術的進步，並增加了對木材、石材和磚塊等原材料的需求。[254]船舶建造從舊的羅馬榫卯系統改善為肋拱-板條方法，其他改進包括三角帆和船尾舵，這兩者都提高了船舶航行的速度。[255]星盤和指南針使得遠離海岸的航海成為可能。[256]
三圃輪作制[xxii]的發展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了30%以上，隨之而來的是產量的增加。[257]重犁的發展使得重型土壤的耕種更加高效。馬頸圈的傳播導致馱馬替代需要更多牧場的牛。[258]除了穀物外，莢果（如豌豆、豆類或小扁豆）也被更廣泛地種植。[259]
在軍事方面，專業用途的步兵的使用增加了。除了仍然占主導地位的重裝騎兵外，軍隊還經常包括騎兵和步兵弩手，以及工兵和工程師。[260]弩的使用隨著攻城戰的增加而增加。[xxiii][201]這在12和13世紀導致了閉合式頭盔、重型鎧甲以及馬甲的使用。[262]火藥在13世紀中期已為歐洲所知。[263]
11世紀初，教宗選舉受羅馬貴族控制，但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削弱了他們的權力，讓支持改革的教士登上教宗寶座。通過民眾的支持，歐洲許多地方承認教宗有著對教會事務至高無上的管轄權。[264]相比之下，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米海爾一世拒絕了教宗至上論，於是教宗使節在1054年將他逐出教會。最終，一系列互相逐出教會的事件導致了羅馬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的分裂。[265][266]
敘任權（世俗統治者任命教士的權利）在1059年的羅馬教會會議上遭到譴責，同時確立樞機團獨享選舉教宗的權利。[267]亨利四世（1056年—1105年在位）希望保留在自己領土內任命主教的權利，但他的任命激怒了教宗額我略七世（1073—1085年在位）。他們的爭端發展成為敘任權鬥爭，還牽涉到其他勢力，因為各國國王不願意自願放棄主教職位的任命權。衝突最終以讓步告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1122年的沃姆斯宗教協定中妥協。[xxiv][269][270]
中世紀盛期是宗教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271]古老的朝聖地，如羅馬、耶路撒冷和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接待了越來越多的訪問者，同時像蒙特加爾加諾和巴里這樣的新地點也逐漸顯著。[272]支持教會改革的運動出現，這些運動通常受歡迎，但其反教權主義有時導致對天主教會教義的全盤否定，如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等激進團體。[273][274]為了鎮壓異端，教宗設立了宗教裁判所。[275]修道院的改革仍在繼續，克魯尼修道院的輝煌儀式與偏好早期基督教隱士修道主義或想要過清貧、傳教的「使徒生活」的人格格不入。新的修道團體因此成立，包括加爾都西會和熙篤會。在13世紀，以乞討為生的托缽修會（如方濟各會和道明會）獲得了教宗的認可。[276]
中世紀盛期的體製發展主導了歐洲政治生活，直到18世紀末甚至更晚。[277]國王不受外國干預的治理、規範、審判權得到廣泛認可，引發了主權國家的概念。[xxv][279]與土地繼承相關的法律發展的同時，世襲君主制的概念得到加強。[280]由於大多數國家承認了女性繼承權，一些國家首次出現女性君主。[xxvi][282]秘書室成為了皇家政府的中央辦公室，同時也充當著上訴法院的角色。[283]稅收迅速發展，因為皇家領地的收入已無法支付國家支出。最初，額外稅收是出於軍事目的，但到中世紀盛期末，稅收更加常規化。[284]有效的稅收取決於納稅人的許可，這加強了代表大會（英語：representative assembly）機構的作用，使其能夠對國家行政施加影響。[285][286]
意識形態上長期獨立於世俗影響的教宗制度首次宣稱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權威。[287]教宗的世俗權力在依諾增爵三世（1198年—1216年在位）任內達到了巔峰。[288]作為中部義大利的統治者以及一些天主教統治者（如西西里國王）的封建主，教宗深深地捲入了世俗政治。[289]1016年至1091年間，諾曼戰隊從倫巴底、拜占庭和穆斯林統治者手中奪取了西西里和南義大利。教宗於1059年承認他們對領土的控制，魯傑羅二世（1105—1154年在位）將諸諾曼公國統一為西西里王國。[290]
在神聖羅馬帝國，奧托王朝於1024年被法蘭克尼亞王朝取代。他們保護次級貴族以減少公爵權力，並在亨利四世領導下與教廷發生衝突之前奪取了勃艮第。[291]在1125年至1137年之間的短暫間隔後，霍亨斯陶芬王朝接替了法蘭克尼亞王朝。他們與教廷不斷發生衝突，北義大利城市和德國親王得以從中得利。1183年，腓特烈一世（1155—1190年在位）批准倫巴底同盟選舉他們的領導人的權利；在他的孫子腓特烈二世（1220—1250年在位）統治期間，親王的自治權得到承認。[292]腓特烈因其博學多才和非傳統的生活方式而聞名[xxvii]，但他統治義大利的嘗試最終導致王朝的覆滅。德國的權力空白期（或者不如說內戰期）由此開始，而西西里（腓特烈的母親科斯坦察統治的地方）——則被富有野心的法國親王安茹的查理（1266—1285年在位）奪取。[294]七位選帝侯選舉國王的權利得到了重新確認。魯道夫·馮·哈布斯堡（1273—1291年在位）是內戰後首位當選的國王。他意識到自己無法控制整個帝國，將奧地利授予自己的兒子，從而為哈布斯堡王朝未來在中歐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295][296]
法國君主開始逐漸擴大對貴族的權威。[297]國王面臨著強大的諾曼第公爵，他們於1066年在征服者威廉（1035—1087年在位）領導下征服了英格蘭。這個跨海峽帝國於1154年至1189年間在安茹王朝的亨利二世治下繼續擴大版圖，他通過繼承和婚姻占領了大片法國領土。[xxviii]安茹帝國在他的兒子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統治期間保持完整，但在理查的兄弟約翰（1199年—1216年在位）治下，北部的法國領地被腓力二世（1180年—1223年在位）奪取。[299]這導致了英格蘭貴族之間的分歧。同時，約翰為收復諾曼第向貴族收取資金作為戰爭開支但戰敗，這促成了《大憲章》，確認了英格蘭自由人的權利。[300]在法國，腓力二世的兒子路易八世（1223—1226年在位）將他父親征服的大片土地作為幾乎獨立的采地（法語：apanage）分配給他的幼子，以便管理。[301]他的兒子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通過任命調查員（法語：enquêteurs）來監督皇家官員的行為，改進了當地的行政管理。巴黎皇家法庭幾乎全年都在定期聽取訴訟當事人的案件。[302]
伊比利亞半島的基督教國家開始向南部的伊斯蘭勢力發起反擊，史稱收復失地運動。[303]經過多次分裂和重新統一，北部基督教地區在1230年左右形成了卡斯蒂利亞、阿拉貢、納瓦拉和葡萄牙四個王國。[304][305]阿拉貢成為海上強國，從穆斯林手中奪得巴利阿里群島，從安茹-西西里王朝手中奪得西西里，從熱那亞人手中奪得撒丁島。[306][307]伊比利亞南部仍然受伊斯蘭國家的控制，最初是科爾多瓦哈里發國，1031年解體為諸泰法。雖然來自馬格里布的兩個王朝（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分別在1110年代和1170年代建立了對伊比利亞南部的集權統治，但他們的帝國迅速解體，進一步擴大了基督教王國的勢力範圍。[308]已天主教化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也在擴張：挪威國王控制了冰島和格陵蘭的諾斯殖民地，丹麥占領了部分愛沙尼亞，瑞典征服了芬蘭。[309]
在東部，基輔羅斯分裂成獨立的公國。其中北部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在1169年蘇茲達爾軍隊襲擊基輔後成為主導勢力。[310]波蘭在1138年也分裂成自治的公國，使捷克國王得以在13世紀後期擴張為繁榮的西利西亞公國。[311]匈牙利國王占領了克羅埃西亞，但尊重了當地貴族的自由。他們宣稱（但僅間斷地實現）對達爾馬提亞、波士尼亞和游牧庫曼人等其他土地和民族的宗主權。[312]庫曼人在反對拜占庭的起義中支持保加利亞人和弗拉赫人，導致了12世紀末保加利亞的復興。[313]在保加利亞西部，塞爾維亞獲得了獨立。[314]
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1206年—1227年在位）領導下於歐亞大草原崛起，成為歐洲東部邊境新的擴張勢力。[315]1236年至1242年間，蒙古人征服了伏爾加保加利亞，摧毀了羅斯公國，並破壞了波蘭、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地的大片區域。他們的統帥拔都（1241年—1256年在位，成吉思汗的孫子）在伏爾加河畔的薩萊設都，建立了欽察汗國，名義上受可汗統治。蒙古人向羅斯公國徵收巨額賦稅，而羅斯諸侯為了經濟和政治不得不讓步。[xxix]蒙古征服後，東歐進入了和平時期，黑海地區新建立的熱那亞殖民地促進了歐洲與中國之間直接貿易往來。[317]通往遠東的新陸路和海路在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廣泛記述。[234]
與世俗勢力的衝突加速了教宗權力的軍事化。教宗烏爾巴諾二世（1088—1099年在位）在克萊芒會議上宣布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響應拜占庭對抗塞爾柱突厥人的軍事援助請求。他宣稱解放耶路撒冷是其最終目標，並大赦所有參與者。[318]成千上萬的狂熱分子，主要是平民，組成了鬆散的隊伍向東進發。他們靠搶劫為生，並襲擊猶太社區。反猶騷亂在萊茵蘭尤為暴力。其中很少有人到達小亞細亞，到達者也被突厥人殲滅。[319]正式的十字軍東征於1096年出發，由布永的戈弗雷和聖吉爾的雷蒙等傑出的貴族指揮。他們在多利留姆和安條克兩次重要戰役中擊敗了突厥人，使拜占庭恢復了對西亞細亞的控制。西方人在占領敘利亞北部和巴勒斯坦後，於當地建立十字軍國家以鞏固統治，但他們的安全依賴於外部的軍事援助，導致了更多的十字軍東征。[320]具有野心的穆斯林軍閥發起抵抗，其中薩拉丁在1187年奪取了耶路撒冷。[321]新的十字軍東征延長了十字軍國家的存在時間，直到1291年十字軍的最後據點被馬木留克蘇丹國摧毀。[322]
教宗利用十字軍思想對付其對手和其他戰區的非天主教團體。[323]伊比利亞十字軍東征與收復失地運動融合在一起，1248年使安達盧斯萎縮至格拉納達酋長國。北德和斯堪地那維亞統治者對鄰近的異教部落的擴張演變成了北方十字軍入侵，迫使許多斯拉夫人、波羅的人和芬人被強行同化為天主教歐洲文化的一部分。[324]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目標從聖地轉移為君士坦丁堡，於1204年攻陷君堡並建立了東方的拉丁帝國。拜占庭殘存國家尼西亞帝國的統治者米海爾八世（1259—1282年在位）[xxx]在1261年奪回君堡，但希臘部分地區仍受到西方人的統治。[325][326]針對奧克西塔尼亞卡特里派的阿爾比十字軍為法國王權擴張到該地區提供了機會。[327]
隨著其特殊儀式和機構的出現，十字軍意識形態和制度成為了中世紀生活的一個特色元素。[xxxi]為了資助十字軍東征，通常會徵收特別稅款，而從1213年開始[xxxii]，十字軍誓言可以通過現金支付來履行，這逐漸演變為教會當局出售的贖罪券。[330]十字軍東征使修道生活與軍事服務融合在一起，形成軍事修會。聖殿騎士團開創了先例，開啟慈善組織的軍事化，如醫院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以及新的軍事型修士團，如卡拉特拉瓦騎士團和寶劍騎士團。[331][332]條頓騎士團雖然在十字軍國家成立，卻將大部分活動集中在波羅的海地區，於1226年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國家。[333]
教堂支部從11世紀末開始設立學校，而更寬鬆的主教座堂學校迅速邊緣化了傳統的修道院學校。在所教授學科中達到最高水平的學校被教宗或神聖羅馬皇帝授予「公共學校」（拉丁語：studium generale）的稱號[xxxiii]，此即大學的雛形。[334][335]新的教育機構鼓勵學術討論。[336]實在論者和唯名論者之間關於「普遍」概念的辯論尤為激烈。對亞里斯多德（及其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重新發現刺激了哲學交流。皮埃爾·阿伯拉爾和彼得·倫巴德等學者將亞里斯多德式邏輯帶入神學領域。[337]這種新的學術討論和教學方法——經院哲學，要求對權威文本進行研究，尤其是武加大聖經和教父文獻，但從中引證不能凌駕於理性論證之上。[338]經院哲學者們在綜合式的命題集中總結了他們和其他作者的觀點，稱為大全，其中最著名的是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339]
騎士精神和宮廷愛情的道德準則在皇室和貴族宮廷中發展。這種文化包括詩歌、故事、傳奇和流行歌曲，使用地方語言而非拉丁語。故事通常以武功歌的形式記錄，讚美男性英雄的殘酷行為，比如《羅蘭之歌》和《熙德之歌》。相比之下，騎士文學讚美貞潔之愛（色情主要出現在遊唱詩人的詩歌中）[340][341]，從古典神話和蒙茅斯的傑弗里編撰的凱爾特亞瑟王傳說中汲取靈感。[342]其他文學類型包括宗教式自傳、編年史、哲學詩和讚美詩。[xxxiv][343]
11世紀發現了《民法大全》的抄本，博洛尼亞大學得以開始對羅馬法的系統研究。這導致整個西歐法典的記錄和標準化。1140年左右，博洛尼亞教師格拉提安撰寫了《格拉提安教令集》，後成為教會法的標準文本。[344]希臘和伊斯蘭對歐洲這一時期的影響之一是用十進制的進位制數字替代了羅馬數字，以及代數的發明，這促進了更先進的數學。天文學在克勞狄烏斯·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於12世紀末從希臘語譯成拉丁語後加速發展。醫學研究在進行，特別是在義大利南部；伊斯蘭醫學的傳入改變了薩萊諾醫學院的發展道路。[345]
城堡化持續，越來越多的石堡在中央權力薄弱的地區興建。[346]其中許多是城寨結構，而中歐更偏愛塔樓城堡。[xxxv]在義大利的城市和城鎮，互相競爭的市民家族也建造了高聳的塔樓。[xxxvi][349]大規模的朝聖活動導致了沿路大型教堂的修建。[xxxvii]這導致了羅曼式建築的發展，得名於其類似古羅馬建築設計的特徵。羅曼式建築擁有厚實的石牆，以浮雕裝飾，通常採用筒拱、十字拱或肋拱。[351]羅曼式建築有各種地區變種：在普羅旺斯，科林斯柱式顯示出當地羅馬紀念碑的直接影響；在托斯卡納，石拱僅是裝飾元素；在挪威，木板教堂的外部有龍頭裝飾。[352]傳統的拜占庭宗教建築仍然在巴爾幹地區占主導地位，但一些塞爾維亞教堂展現出羅曼式的影響。[xxxviii][354]
默茲藝術代表了最為精緻的羅曼式藝術及其金屬工藝，包括凡爾登的尼古拉斯獨特、個性的藝術，而列日聖巴多羅買教堂洗禮盆等作品中則幾乎顯示出古典風格。[355]雖然在11至12世紀的文獻中有大量關於圖像的描述，但很少有壁畫倖存下來；不過流動的藝術家和壁畫的草繪促進了藝術紋樣的廣泛傳播。[xxxix]刺繡工藝蓬勃發展，教堂和城堡飾有緙織壁毯，聖職員的禮服也鑲嵌有描繪針織工藝圖案。[357]
脫胎於羅曼式的哥德式建築包含了許多結構創新，如尖形拱門、飛扶壁和肋拱。這使得大量大型花窗玻璃的使用成為可能。[358]哥德式建築在重建巴黎附近的聖但尼聖殿的主導人敘熱結合這些創新後出現[359][360]，並迅速傳播成為歐洲天主教建築的主流，直至中世紀結束。[xl][363]
手抄本插圖的製作逐漸從修道院轉移到了平民工坊，時禱書發展起來。[364]金屬工藝仍然是最受尊敬的藝術形式，其中利摩日琺瑯流行且價格相對合理。[365]在義大利，契馬布埃、杜喬以及之後14世紀的大師喬托的創新，極大地改善和提升了嵌板繪畫和濕壁畫的技術和地位。[366]12世紀的繁榮導致了更多世俗藝術的產生；許多象牙雕刻物品，如遊戲棋子、梳子和小型宗教雕像得以保存。[367]
聖母院樂派與哥德式建築同期出現，奧爾加農發展為當代複音音樂的雛形，開啟現今被稱為古藝術的運動。[368]幾乎所有古藝術作曲家的姓名都未知，列歐寧和佩羅坦是少數的例外。[369]世俗音樂方面，德國和奧地利的戀歌傳統在這個時期達到頂峰，以瓦爾特·馮·德·福格爾魏德和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等作曲家為代表[370]，而在伊比利亞半島出現了類似的加利西亞-葡萄牙抒情詩學派，其中阿爾諾·達尼埃爾最富盛名[371]。
年平均溫度自約1200年開始下降，逐漸從中世紀溫暖時期過渡到小冰期。氣候異常導致了農業危機，最終在1315年至1317年達到頂峰，引發大饑荒。[372]飢餓的農民屠宰耕牛後，倖存者不得不做出非凡的努力來恢復農業。單一耕作先前盈利豐厚，但現在卻導致局勢惡化，因為異常天氣可能會完全毀掉整個種植季節的收成。[373]
1346年黑死病爆發，在接下來的四年間蔓延至整個歐洲，直接導致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隨著後續瘟疫在歐洲持續爆發，1400年總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擁擠的城鎮尤其受災。[xli][375]瘟疫的創傷激發了野蠻的反猶暴亂，並出現自笞者。[376]過多、過快的死亡摧毀了經濟和貿易，恢復的過程緩慢。倖存的農民向地主支付更低的租金，但對農產品的需求下降導致價格下降，只能勉強回本。城市工人工資上漲，但徵稅加重。政府偶爾試圖將農村租金定得很高，或者保持較低的城市工資水平，這引發了歐洲各地的民眾起義，包括法國的札克雷暴動、英格蘭的瓦特·泰勒農民起義和佛羅倫斯的梳毛工起義。[377]
倖存者獲取肥沃的土地後，產出低的土地被拋棄。[378]農民為土地所有權所欠的勞役服務通常被轉化為現金租金，為地主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地主聯合起來向政府施壓爭取特權，但皇家行政部門也開始保護窮人的利益。[379]從14世紀初開始，許多地方正式廢除了農奴制度[380]，但在其他地區（主要是中東歐），這種制度被強加給了此前是自由的租戶。[381]非聖職人員的文化程度越來越高，城市人口開始效仿貴族的騎士精神。[382]銀行業的發展繼續，這部分是因為教廷需要在商業公司的協助下在王國間轉移資金。這些銀行也向交戰的皇室放貸，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有些銀行在國王違約後破產。[xlii][384]
民族間的衝突變得日益尖銳，地方制定了法令以禁止異族通婚，並以民族為界限限制公會的成員資格。[xliii][386]猶太社區永久被驅逐出法國，並至少暫時被驅逐出大多數德國城市和公國。相反，匈牙利和波蘭的統治者鼓勵猶太放貸人的移民。[387]1391年大屠殺導致了1391年塞法迪猶太人集體改信。由於新基督徒被懷疑是異端，西班牙設立了審查他們信仰的宗教裁判所。拒絕改信的猶太人於1492年被驅逐出西班牙，於1497年被驅逐出葡萄牙。大多數西班牙猶太人這時前往鄂圖曼帝國。[388][389]
歐洲中世紀後期，強大的王權民族國家崛起，特別是英格蘭、法國以及伊比利亞半島的基督教王國（阿拉貢、卡斯蒂利亞和葡萄牙）。這一時期的長期衝突加強了國王對王國的控制，並給農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王室因戰爭擴大了立法權，國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增多。[390]為了支付戰爭所需，徵稅系統變得更加高效，稅率也經常上升。[391]徵稅需要獲得納稅人同意，這使得代表機構（如英格蘭國會和法國三級會議）獲得了更多權力和權威。[392]
在整個14世紀，法國國王試圖以減少貴族的領地為代價擴大他們的影響力。[393]他們試圖沒收英國國王在法國南部的土地時受阻，隨後百年戰爭爆發，從1337年持續到1453年。[394][395]戰爭初期，英國贏得了克雷西和普瓦捷戰役，奪取了加來，並控制了法國的大部分地區。[xliv]這些壓力導致法國幾乎解體，但其在1370年代發動反攻收復領土。[397]在15世紀初，法國再次瀕臨分裂，但在15世紀20年代後期，聖女貞德帶領法國軍隊取得勝利，然後在其死後法國贏得福爾米尼與卡斯蒂永戰役，於1453年將英國在法國的土地（除加來和海峽群島）全數奪回。[398]然而，這一勝利的代價很高，戰爭結束時，法國人口大約只有戰爭開始時的一半。另一方面，這些戰爭對英國國家認同產生了積極影響，大大促進了各地身份向統一英格蘭理想的融合。與法國的衝突也導致英國國家文化逐漸獨立，此前法國文化一直是主導影響。[399]英格蘭長弓的統治地位始於百年戰爭的早期階段，而加農炮於1346年首次在歐洲主要戰爭中出現[400]
神聖羅馬帝國繼續在今德國境內統治，但由於國王是由選帝侯選舉，持久的強大王朝不再可能。[401]在更東部，波蘭、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王國崛起。在伊比利亞半島，基督教王國繼續從半島的穆斯林王國奪取土地；[402]15世紀，葡萄牙專注於海外擴張，而其他王國則因皇室繼承和其他問題而分崩離析。[403]在百年戰爭戰敗後，英國經歷了持續到1490年代的漫長內戰，史稱玫瑰戰爭[404]，直到亨利七世（1485年—1509年在位）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原野戰役中擊敗理查三世（1483年—1485年在位）並成為國王，開啟都鐸王朝。[405]在斯堪地那維亞，丹麥的瑪格麗特一世（1387年—1412年在位）通過卡爾馬聯盟聯合了挪威、丹麥和瑞典，這個聯盟一直延續到1523年。漢薩同盟作為波羅的海周邊的主要勢力達到鼎盛時期，其貿易範圍覆蓋西歐到俄羅斯。[406]蘇格蘭在羅伯特一世（1306年—1329年在位）的領導下擺脫了英格蘭的統治，他於1328年獲得教宗對他的國王地位的認可。[407]
儘管巴列奧略王朝於1261年從西歐人手中奪回了君士坦丁堡，但他們始終未能重新控制許多先前的帝國領土。在巴爾幹地區，前拜占庭領土被新成立的塞爾維亞王國、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和威尼斯城邦所分割。拜占庭帝國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新成立的鄂圖曼帝國的威脅。鄂圖曼帝國於13世紀在安納托利亞建國，逐漸於14世紀擴張，1366年將保加利亞降為附庸國，1389年在科索沃戰役中擊敗塞爾維亞併吞並其領土。西歐人響應巴爾幹地區基督徒的厄境，於1396年宣布新的十字軍東征；龐大的軍隊被派往巴爾幹，但在尼科波利斯戰役中遭遇失敗。[408]君士坦丁堡最終於1453年被鄂圖曼帝國攻陷。[409]
在動盪的14世紀，教會領導層的紛爭導致了1309—76年的亞維儂教廷時期[410]，隨後天主教會大分裂，從1378年持續到1418年，期間出現了三位對立教宗：羅馬的額我略十二世（1406—1415年在位）、亞維儂的本篤十三世（1394年—1423年在位）、比薩的若望二十三世（1410—1415年在位），分別得到不同國家的支持。[411]教會官員於1414年在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上集會，次年額我略十二世自行辭任，若望二十三世和本篤十三世被大會廢黜，隨後於1417年11月選出瑪爾定五世（1417—1431年在位）作為教宗。[412]
除了教會分裂外，西方教會還因神學爭論而分裂，一些觀點甚至被指為異端。英國神學家約翰·威克里夫在1415年被指控為異端，因其主張非聖職信徒可以接觸《聖經》的文本，同時對聖餐禮持有與教會相悖的觀點。[413]威克里夫的教導影響了後來中世紀末期的兩個主要異端運動：英國的羅拉德運動和波西米亞的胡斯派運動。[414]後者最先始於揚·胡斯的教導，他在1415年被火刑處死。胡斯派教會雖然是十字軍東征的目標，但在中世紀後倖存。[415]其他異端運動也相繼發生；教宗於1312年指控富有的聖殿騎士團，導致其解散。[416][417]
教宗在中世紀晚期進一步完善了彌撒的實踐標準，認定只有聖職員才能在聖餐中飲用葡萄酒。這進一步拉開了俗人與聖職員之間的距離。俗人繼續朝聖、崇拜聖徒遺物；對魔鬼力量的信仰仍存在。神秘主義者（如埃克哈特大師和托馬斯·肯皮斯）作品教導俗人要專注於內在的精神生活，為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礎。除了神秘主義外，對女巫和巫術的信仰也變得普遍，15世紀晚期教會已了解並確認大眾對巫術的恐懼。[418]
後期中世紀的神學家，如鄧斯·司各脫和奧卡姆的威廉，對主知主義經院哲學提出批判，反對將理性應用於信仰。他們動搖了盛行的柏拉圖普遍觀念。奧卡姆堅持認為理性獨立於信仰，這使得科學能夠從神學和哲學中分離出來。[419]法律研究方面，羅馬法被應用於先前由習慣法管轄的司法領域。唯一的例外是英國，那裡的普通法仍然占主導地位。其他國家編纂了成文的法典，包括卡斯蒂利亞、波蘭和立陶宛。[420]
教育仍然主要側重於培訓聖職員。字母和數字的基本教授仍然是家庭或村莊神父的職責，但三藝（語法、修辭、邏輯）在大教堂學校或城市學校中教授。14、15世紀，大學在整個歐洲興起。[xlv]俗人的識字率提高了，但仍然很低，據估計，1500年時男性的識字率為10％，女性的識字率為1％。[421]
本國語言的文學作品出版逐漸增多，14世紀的義大利有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英國有傑弗里·喬叟和威廉·朗蘭，法國有維永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儘管很多文學作品仍然具有宗教性質，且其中大部分仍以拉丁語寫成，但人們更願意看到用本國語言寫就的聖徒傳記和其他虔誠著作。[420]這得益於現代敬虔運動的興起，尤其是共同生活弟兄會的形成。[422]戲劇的主要形式仍是教會舉辦的神秘劇，但也逐漸從中發展。[420]中世紀後期結束之際，約翰內斯·谷登堡於1440年發明印刷機，隨後到1500年歐洲各地已建立大量出版社。[423]
15世紀初，伊比利亞半島的國家開始資助超出歐洲邊界的探索。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派遣的探險隊發現了加那利群島、亞速爾群島和維德角。他去世後，探險活動繼續進行；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於1486年繞過好望角，瓦斯科·達伽馬於1498年環繞非洲抵達印度。[424]克里斯多福·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美洲，航行由西班牙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王國聯合資助。[425]喬瓦尼·卡博托於1497年登陸布雷頓角島，航行由亨利七世治下的英國王室資助。[426]
中世紀後期軍事領域的一個重大發展是步兵和輕騎兵的增加使用。[427]英國還雇用了長弓手，但其他國家未能形成類似軍種。[427]受到弩的影響，盔甲不斷發展，新出現的板甲被用於減少來自弩和後來發展的手持火槍的傷害。[428]隨著佛蘭德和瑞士步兵裝備長矛及其變體，長柄武器也日益突出。[429]
農業方面，長纖維羊毛的增加使用使得紡織紗線更強勁。紡車取代了傳統的紡紗杆，使產量增加了三倍。[253][xlvi]雖然不是技術上的改進，但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了巨大影響，那就是使用紐扣作為服裝的扣子。[431]風車改進為塔式風車，可以使風車的上部與風的方向一致。[432]高爐在約1350年出現在瑞典，增加了鐵的產量並提高了質量。[433]威尼斯於1447年頒布歐洲第一份專利法，保護了發明家對其發明的權利。[434]
整體上說，歐洲中世紀後期對應於義大利的特雷琴托（義大利語：Trecento，14世紀（義大利語：milletrecento）的簡寫）和早期文藝復興文化時期。北歐和西班牙繼續沿用哥德風格至中世紀結束，在15世紀變得越發精緻。宮廷風格國際哥德式藝術出現，在約1400年影響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產生了《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等傑作。[435]在整個歐洲，世俗藝術的數量和質量持續增加，15世紀，義大利和佛蘭德的商業階層成為重要的藝術贊助人，委託製作小型肖像畫以及越來越多的奢侈品，如珠寶、象牙盒、卡松箱、錫釉彩陶。儘管各國皇室擁有大量的金器收藏，但除了皇家金杯外，幾乎沒有其他保存下來的物品。[436]義大利的絲綢製造業發展起來，西方教堂和精英不再需要依賴拜占庭或伊斯蘭進口。在法國和佛蘭德，緙織壁毯（如《女士和獨角獸》）編織成為主要的奢侈品工業。[437]
相比起早期的大型外部雕塑，哥德式教堂現在更注重內部雕塑。墓碑變得更加精緻，布道壇之類的裝飾有時被雕刻得十分華麗，如喬凡尼·皮薩諾雕刻的皮斯托亞聖安德烈亞堂區教堂布道壇。繪製或雕刻的木質單幅祭壇畫變得普遍，特別是因為教堂設立了許多附屬小堂。早期尼德蘭繪畫（如揚·范艾克和羅希爾·范德魏登）比肩義大利藝術。世俗上流社會從15世紀開始大量收藏北方的泥金裝飾手抄本，他們還委託製作世俗書籍，尤其是歷史書籍。[來源請求]從約1450年開始，印刷書籍迅速流行起來，儘管價格昂貴。1500年之前有印刷大約三萬種不同版本的搖籃本[438]，之後手工書籍只有皇室和少數其他人委託製作。到15世紀中葉，即便是北歐一些農民也能負擔得起非常小型的木刻版畫，其幾乎全部是宗教題材。更昂貴的雕版畫則滿足了更富裕的市場需求，繪有各種各樣的圖像。[439]
中世紀經常被誇大成「野蠻、無知和迷信的時代」，將「宗教權威置於個人經驗和理性活動之上」。[440]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的學者喜歡將自己的先進的智力文化與中世紀對比。文藝復興學者認為中世紀是從古典文化和文明的高峰跌落的時期。啟蒙學者認為理性高於信仰，因此將中世紀視為無知和迷信的時代。[14]
也有人認為，中世紀的人們實際上普遍重視理性。科學史家愛德華·格蘭特寫道：「如果說理性時代有著革命式的理性思想，那是因為中世紀長期以來的傳統奠定了將理性視為人類最重要活動之一的基礎。」[441]此外，與普遍觀念相反，林德伯格寫道：「中世紀後期的學者很少受教會力量的制約，且認為自己是自由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可以隨著理性和觀察引導的方向前進。」[442]
中世紀的誇張描述也反映在更具體的概念上。一個常見但錯誤的看法是，中世紀所有人都認為地球是平的，這一誤解從19世紀開始傳播。[443]實際上，中世紀大學的講師通常會提供證據表明地球是球體。[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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