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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年—718年君士坦丁堡之圍，或稱阿拉伯人第二次圍攻君士坦丁堡，是倭馬亞王朝軍隊對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發起的一次海陸聯合進攻。這場戰役是數十年來阿拉伯軍對拜占庭帝國發動的長期進攻的最高潮。在716年，經過多年的準備，哈里發之弟麥斯萊麥·本·馬利克率領的軍隊入侵安納托利亞，阿拉伯人試圖利用拜占庭帝國內部的矛盾，與叛亂的將領利奧結盟，共同攻擊皇帝狄奧多西三世。但利奧奪得皇位後（稱利奧三世）便背叛了阿拉伯人。
在小亞細亞西部沿海過冬後，阿拉伯軍在717年初夏進入色雷斯，建立了圍攻堡壘並封鎖了有巨大堅固的狄奧多西城牆保護的君士坦丁堡。阿拉伯艦隊本計劃與陸軍協同，在海上封鎖城市，但被拜占庭海軍使用希臘火壓制，這使得君士坦丁堡可以通過海路補給，而圍城的阿拉伯陸軍在接下來的冬季中卻遭受了饑荒與瘟疫的折磨。718年春，兩支前來增援的阿拉伯艦隊又因基督教船員的背叛而被拜占庭海軍摧毀，陸上增援則在通過小亞細亞時被拜占庭軍的伏擊擊敗，與拜占庭同盟的保加爾人又襲擊阿拉伯軍後方。最終，阿拉伯人被迫於718年8月15日解圍，出海而去，歸途中，他們又遇到風暴和火山的襲擊，幾乎全軍覆沒。
這次圍城的失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守城成功使得拜占庭帝國得以繼續生存，阿拉伯人則被迫改變了戰略，儘管定期的進攻仍不間斷，但他們放棄了徹底征服拜占庭帝國的念頭。這次戰役使穆斯林對東南歐的進攻被推遲數百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阿拉伯人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674年－678年）後，倭馬亞王朝和拜占庭帝國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680年後，倭馬亞王朝陷入第二次穆斯林內戰的泥潭，使得這一階段中拜占庭帝國在東方占據了優勢，倭馬亞政府被迫向拜占庭繳納大量貢品[1]。692年，倭馬亞王朝最終成為內戰的勝利者，重新與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開始了敵對行動。阿拉伯軍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使得拜占庭的邊境被蠶食，失去了對亞美尼亞和高加索諸國的控制。阿拉伯軍隊通常由倭馬亞家族成員帶領，不間斷地年年進攻拜占庭邊境，占領摧毀要塞和城市[2]。712年之後，拜占庭的防禦顯現出崩潰的跡象，歷史記載中，阿拉伯人的襲擊越來越深入小亞細亞，拜占庭的反擊也越來越少[3]。而在拜占庭方面，自695年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被推翻後，政權便陷入混亂，二十餘年中皇位更替七次，史稱二十年動亂期，這給了阿拉伯人可乘之機[4]。用拜占庭學者沃倫·崔德戈德的話來說就是：「阿拉伯人的襲擊在其內戰結束後必然會變得劇烈……阿拉伯人擁有的人力、土地、財富都遠遠超過拜占庭帝國，他們決定集中力量攻擊拜占庭，並通過占領君士坦丁堡來徹底消滅它」[5]。
現有的關於此次圍城的記載來自於戰役之後編撰的資料，各種記載常有相互矛盾之處。拜占庭方面，最重要的記載是懺悔者狄奧菲內斯的《編年史》，其次是普世牧首尼基弗魯斯一世的《簡史》，兩者在時間記載上存在差異[6]。兩部著作關於戰役的具體事件的記載似乎都使用了利奧三世在位時期的主流觀點，其中包含了美化皇帝的描述。而狄奧菲內斯還使用了一本利奧的傳記來描述716年發生的事件（尼基弗魯斯沒有使用）。8世紀的編年史家埃德薩的狄奧菲盧斯也詳細記載了圍城戰的全過程，並特別記載了利奧和麥斯萊麥之間的外交往來[7]。阿拉伯方面的記載主要有11世紀的《烏尤恩歷史》及更早的塔巴里的《歷代先知與帝王史》，這兩部著作使用了9世紀早期阿拉伯作家的作品，較為混亂，且包含了一些傳奇元素。敘利亞語記載主要是希拉波利斯的阿伽皮烏斯的著作，與狄奧菲內斯的記載使用同樣的來源，但更加簡潔[8]。
自哈里發瓦利德一世（705年－715年在位）時開始的軍事勝利為阿拉伯人進攻君士坦丁堡開闢了道路，同時，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大規模征服也從此開始，穆斯林軍隊進軍到河中地區、印度和西班牙[9]。一個預言稱，會有一個具有先知名字的君主攻占君士坦丁堡，瓦利德一世的繼承人蘇萊曼正好與先知（所羅門）同名，他認為自己就是預言中的君王，於是加緊準備進攻君士坦丁堡。一份敘利亞記載稱，哈里發發誓「絕不停止對君士坦丁堡的攻擊，直到城市被攻陷或國家財富耗盡」[10]。倭馬亞軍隊在哈里發的監督下，於阿勒頗以北的達比克集結，但由於其本人病重，軍隊交給弟弟麥斯萊麥指揮[11]。
阿拉伯人建造一支大艦隊及其他的準備工作，並沒有被憂心忡忡的拜占庭人忽視。阿納斯塔修斯二世皇帝（713-715年在位）派君士坦丁堡市長錫諾普的丹尼爾到倭馬亞首都大馬士革，表面上充當大使，實際任務是監視阿拉伯人。皇帝也開始為必將到來的圍攻做準備，修復了首都的城牆，準備了投石機和其他守城武器，充實了城市的糧食儲備，不能為自己儲備三年糧食的市民被疏散[12]。皇帝還增強了他的海軍，並派遣艦隊於715年初前往菲尼克斯（Phoenix）與阿拉伯海軍作戰（一般認為此地是今呂基亞的菲尼凱[13]，也可能是羅得島對岸的菲納克特（Fenaket），也可能指的是生長優質造船原料黎巴嫩雪松的腓尼基[14]）。但在羅得島，艦隊中奧普西金軍區的士兵帶頭發起叛亂，殺死了指揮官約翰，帶領艦隊向北駛向阿德拉米欣（今埃德雷米特），在那裡，他們推舉稅務官狄奧多西為他們的新皇帝[15]。阿納斯塔修斯進入比提尼亞對抗叛軍，但叛軍繼續向北到達克里索波利斯（今於斯屈達爾），開展了對君士坦丁堡的攻城，夏末，守軍投降，阿納斯塔修斯在尼西亞抵抗幾個月後也投降，出家去做修士[16]。而上台的狄奧多西三世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做奧普西金軍區士兵的傀儡皇帝，使得其他的軍區也發動叛亂，安納托利亞軍區將軍伊蘇里亞人利奧和亞美尼亞軍區將軍阿爾塔瓦茲德成為最強的兩個叛軍首領[17]。
在拜占庭帝國陷入內戰時，阿拉伯軍隊開始進攻，715年9月，先頭部隊司令蘇萊曼·本·穆阿德（Sulayman ibn Mu'ad）穿過奇里乞亞進入小亞細亞，攻占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洛倫要塞，在奇里乞亞山口西邊的阿費克（Afik）過冬。716年初，阿拉伯先頭部隊繼續進軍小亞細亞，由伍麥爾·本·胡貝拉率領的艦隊則沿奇里乞亞海岸航行；總司令麥斯萊麥則與主力部隊一起繼續呆在敘利亞，等待事態的進一步發展[18]。
阿拉伯人希望利用拜占庭的內亂，麥斯萊麥與利奧取得了聯繫，法國學者魯道夫·吉揚認為：利奧為了實現奪位的目的，向阿拉伯人承諾在他勝利後，會把拜占庭帝國降為阿拉伯人的附庸，麥斯萊麥則計劃通過聯合利奧來減弱帝國的力量，減小進攻君士坦丁堡的壓力[19]。
蘇萊曼的下一個目標是小亞細亞中部的重要城市阿莫里烏姆，阿拉伯軍隊計劃把這裡當做下一個冬季基地。在內戰的情況下，阿莫里烏姆毫無防禦能力，但這裡是利奧的轄區，阿拉伯人決定站在他的一邊，於是要求守軍表示支持利奧稱帝，然後投降。守軍同意了，但暫時還沒有對阿拉伯人敞開大門，這時利奧帶著少量士兵趕到，施展外交和談判手段，在城中搶先駐下了800名士兵。阿拉伯軍則由於目標受阻且供應不足而撤退。利奧隨後前往皮西迪亞，在阿爾塔瓦茲德的支持下，於夏天公開稱帝[20][21]。
之後，麥斯萊麥帶領阿拉伯軍主力翻過托羅斯山脈，向阿莫里烏姆進軍，他們還沒有收到蘇萊曼的消息，認為利奧仍是他們的堅定盟友，所以沒有破壞途徑的利奧及其盟友的領地，即安納托利亞軍區和亞美尼亞軍區[22]。但大軍遇到撤下來的蘇萊曼軍以後，得知了發生的情況，決定改變行軍方向，襲擊阿克洛伊農（今阿菲永卡拉薩希爾）後進軍西部沿海地帶過冬，他們還順路襲擊了薩第斯和帕加馬；阿拉伯艦隊則在奇里乞亞度過冬季[23]。與此同時，利奧開始向君士坦丁堡進軍，攻占尼科米底亞（今伊茲密特）並在那裡俘虜了狄奧多西三世的兒子，然後到達克里索波利斯。717年春天，經過短暫的談判，狄奧多西三世同意退位，交出首都，與他的兒子一起進入修道院。利奧於3月25日進入君士坦丁堡，授予阿爾塔瓦茲德宮廷總管的頭銜，並把女兒安娜嫁給他[24]。
阿拉伯人為進攻君士坦丁堡做了充分的準備，軍隊規模相當大，8世紀的《祖克寧編年史》記載阿拉伯人的數量「多到數不清」，12世紀的編年史家敘利亞的米凱爾誇張地稱阿拉伯軍有20萬人和5000艘船。10世紀的阿拉伯學者馬蘇第稱阿拉伯軍總計12萬人，懺悔者狄奧菲內斯稱阿拉伯人有1800艘船。阿拉伯人還準備了可支持大軍數年的補給物資，以及大量的攻城武器和用於縱火的石腦油，僅補給隊就有1.2萬人、6千頭駱駝和6千頭驢。據13世紀作者阿卜·法拉茲的記載，大軍中包括3萬名自願參加吉哈德的志願者[25]。關於拜占庭的兵力則完全沒有記載，但守城士兵不會超過1.5萬人，因為拜占庭帝國的人力已被大量消耗，且補給物資也嚴重不足，維持不了規模太大的部隊[26]。
不管阿拉伯軍隊真實的兵力是多少，總之其兵力遠遠超過防守方，沃倫·崔德戈德認為，阿拉伯軍一個軍團（host）的人數就已超過拜占庭全軍[27]。關於阿拉伯軍隊組成的細節記載不多，其似乎是主要由精銳的沙姆人軍團（ahl al-Sham，主要是敘利亞人和賈茲拉人）構成，並由他們領導。沙姆人軍團是倭馬亞政權的主要支柱，擁有豐富的與拜占庭軍作戰的經驗[28]。按狄奧菲內斯和阿伽皮烏斯的記載，蘇萊曼·本·穆阿德、伍麥爾·本·胡貝拉和巴塔赫里·本·哈桑是麥斯萊麥的副將，而後來的記載《烏尤恩歷史》中，阿卜杜拉·巴塔爾取代了巴塔赫里的位置[29]。
儘管倭馬亞王朝將大量人力和物資投入圍攻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仍有餘力在圍攻期間繼續進攻拜占庭帝國的邊境[註 1]，717年，哈里發之子達伍德占領了美利提尼（今馬拉蒂亞）附近的一座要塞，718年，阿慕爾·本·蓋依斯（Amr ibn Qais）也對邊境堡壘發起進攻[31]。拜占庭方面，阿納斯塔修斯的準備工作能起一定作用（但這項工作在其被推翻後可能被忽視了[32]），利奧還與保加爾人簽訂了條約，其中可能包括共同對抗倭馬亞王朝的條款[33]。
717年初夏，麥斯萊麥命令艦隊與大軍會合，北上並在阿卑多斯渡過赫勒斯滂（達達尼爾）海峽，進入色雷斯地區，之後向著君士坦丁堡的方向前進，沿途不斷襲擊村莊和城鎮，以獲取補給和財物[34]。7月或8月中旬[註 2]，阿拉伯軍到達君士坦丁堡城下，建造了兩道石牆，完全切斷了拜占庭首都與外界的陸路聯繫，阿拉伯人則在兩道牆之間紮營。阿拉伯人的記載稱，利奧曾提出為城內的每一個人繳納贖金以換取撤軍，但麥斯萊麥拒絕了，並回應稱：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沒有和平，阿拉伯軍隊已經被預言選中了[36]。
阿拉伯艦隊改由蘇萊曼率領（一些中世紀記載把他當做了與之同名的哈里發本人），於9月1日到達，停泊在海波都蒙（今巴基爾科依）。兩天後，艦隊起錨進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分為兩支：一支從迦克墩南邊航行到Eutropios和Anthemios這兩個港口，監視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南口；其餘艦船則駛過君士坦丁堡，在金角灣以北的加拉塔和克雷迪翁之間登陸，切斷君士坦丁堡與黑海的聯繫。但阿拉伯海軍的後衛，20艘載著2千名士兵的大型戰艦通過城市時，南風突然停止，隨後又轉向，將這部分艦隊吹向了城市，守軍用希臘火攻擊了他們。狄奧菲內斯記載「一些人跳到海里，一些人被燒死，剩下的人逃到了王子群島中的普拉忒亞島和歐克塞亞島」，這次勝利鼓舞了拜占庭人。狄奧菲內斯還記載，阿拉伯艦隊本計劃趁夜航向君士坦丁堡的海牆並展開突襲，但利奧三世下令在城市與加拉塔之間拉起鐵鏈，封鎖了金角灣的入口。阿拉伯艦隊被迫放棄計劃，前往北部更安全的港口索斯特尼翁（今伊斯蒂耶附近）[37]。
阿拉伯人的物資供給非常充足，阿拉伯記載稱，營地里物資堆積如山，圍城部隊甚至帶了小麥種子來種植，以便明年食用。但阿拉伯海軍未能封鎖城市，使得拜占庭人可以通過海路源源不斷地獲得糧食。阿拉伯軍隊在之前摧毀了色雷斯的鄉村地區，使得他們不能從中獲得新的物資，阿拉伯艦隊和在亞洲游弋的小股部隊也不能給大軍帶來太多補給[38]。當冬季到來時，兩軍開始談判，阿拉伯方面對此有很多記載，拜占庭記載則忽視了這部分內容。據阿拉伯記載，利奧繼續誘騙阿拉伯人，一種說法是他矇騙了麥斯萊麥，使其交出了大部分糧食；另一種說法則是麥斯萊麥被人說服，決定焚燒糧食，以向市民表示他們進攻的決心，誘使他們投降[39]。不管怎樣，這帶來了糟糕的結果，717年冬天異常寒冷，大雪覆蓋地面三個多月，阿拉伯人的物資耗盡，爆發了可怕的饑荒。飢餓的士兵吃掉了所有牲畜，開始吃樹皮、樹根、樹葉，把自己種下的仍是嫩芽的小麥吃光，一些記載稱他們開始吃人和自己的糞便，隨之而來的瘟疫也重創了阿拉伯軍。倫巴第王國的編年史家執事保羅誇張地稱，饑荒和瘟疫使30萬阿拉伯人喪命[40]。
哈里發蘇萊曼在717年9月去世，新哈里發歐麥爾二世於718年春天派出兩支艦隊支援攻城軍。400艘船從埃及出發，指揮官為蘇富揚（Sufyan）；360艘船從北非出發，由伊茲德（Izid）指揮，兩支艦隊都滿載補給和士兵，一支陸軍也向小亞細亞進發。當增援艦隊到達馬爾馬拉海時，他們在亞洲海岸停泊，埃及艦隊在尼科米底亞灣（伊茲米特灣）中的圖茲拉，北非艦隊則在迦克墩南邊的薩堤羅斯（今屈曲克亞勒）、布爾亞斯（今馬爾泰佩）和卡爾塔利曼（今卡爾塔）。這兩支艦隊的水手多是埃及的基督教徒，他們開始叛逃，告知拜占庭軍艦隊的位置，利奧對其發起了攻擊，由於水手的叛逃和希臘火的強大，阿拉伯艦隊連同攜帶的物資被徹底毀滅，君士坦丁堡從此不必擔心海上威脅[41]。陸上的阿拉伯援軍則在薩潘賈附近的山上被馬爾達桑（Mardasan）率領的拜占庭軍伏擊擊敗[42]。
君士坦丁堡現在可以自由地從海上獲得補給，甚至城裡的漁民都重新出去工作了。圍城的阿拉伯軍仍飽受飢餓和瘟疫之苦，這時保加爾人也加入了戰鬥，一次戰役中，他們擊敗了阿拉伯人，狄奧菲內斯稱戰鬥中有2.2萬阿拉伯人喪生。關於保加爾人參加戰鬥的原因，幾種記載給出了不同的說法。狄奧菲內斯和塔巴里稱，保加爾人是按照之前與利奧簽訂的盟約襲擊阿拉伯人；敘利亞語的《846年編年史》則記載是阿拉伯人在尋找食物時誤入保加爾國境，引起反擊；敘利亞的米海爾則記載保加爾人早在戰役的開始階段就參與了戰鬥，他們在717年阿拉伯人穿過色雷斯時就曾發動襲擊[43]。
最後，哈里發歐麥爾二世無奈命令麥斯萊麥撤退，718年8月15日，圍城開始13個月後，阿拉伯人登船離開，這一天是聖母升天節，所以拜占庭人把勝利歸功於聖母。拜占庭軍並沒有追擊阿拉伯人，但其艦隊在馬爾馬拉海上遭遇了一場大風暴，倖存的船隻又被聖托里尼火山的火山灰點燃，一些倖存者被拜占庭人俘虜。狄奧菲內斯宣稱只有五艘船回到了敘利亞[44]。阿拉伯記載宣稱整場戰役中共有15萬穆斯林喪生，學者約翰·哈爾頓稱「這個數字肯定是誇大的，但以中世紀的眼光看，這仍是一次巨大的災難」[45]。
遠征的失敗削弱了倭馬亞王朝，學者伯納德·劉易斯指出：「這次失敗使倭馬亞王朝面臨嚴峻的挑戰，戰役所耗費的大量金錢與物資迫使政府增加稅收，搜刮錢財，引起了廣泛的反對；陸軍和海軍的慘重損失動搖了國家的權力基礎。」[46]。哈里發的軍力遭受嚴重損失，儘管陸軍損失不如海軍嚴重，但據記載，阿拉伯人計劃退出奇里乞亞及其他最近侵占的拜占庭領土，歐麥爾二世甚至在考慮從伊比利亞半島和河中地區撤軍。儘管在顧問的反對下，這些計劃沒有全盤實施，但阿拉伯人仍在邊境地區做了大範圍的撤軍，在奇里乞亞，阿拉伯人只保留了摩普綏提亞一地作為防禦安條克的前哨，拜占庭還收復了亞美尼亞西部的一些領土[47]。719年，拜占庭海軍突襲敘利亞老底嘉（今拉塔基亞），燒毀了其港口，720年或721年，拜占庭軍又洗劫了埃及塔尼斯[48]，利奧還恢復了對西西里島的控制，那裡的總督在聽聞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後就自立為帝，但是拜占庭帝國對科西嘉島和撒丁島的有效控制再也沒有恢復[49]。
除上文提到的兩次進攻外，總體來說，拜占庭帝國並沒有利用這個進攻阿拉伯人的良好時機。720年，阿拉伯人重新開始了對拜占庭帝國的進攻，但他們已不再追求徹底征服拜占庭，集中於攫取戰利品。之後的二十年中，阿拉伯軍隊進攻的力度逐漸加強，直到他們在740年的阿克洛伊農戰役中再次被擊敗。倭馬亞王朝的這次失敗及圖爾戰役等在其他戰線上的失敗，以及不斷加深的內政上的危機，宣告了阿拉伯征服時代的結束[50]。
這次圍攻對拜占庭帝國的威脅比674年-678年阿拉伯人的第一次圍攻大得多，不同於第一次時的鬆散封鎖，這次阿拉伯人發起了計劃周密的直接攻擊，嘗試從海陸兩面徹底封鎖君士坦丁堡[31]。這是倭馬亞王朝最後一次嘗試「斬首」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核心，其他行省相當脆弱[51]。阿拉伯人主要還是因後勤問題而失敗，他們的行動地點距基地敘利亞太遠。當然，威力巨大的希臘火，君士坦丁堡堅固的城防，利奧的外交手腕也是拜占庭帝國得勝的重要原因[52]。
圍攻的失敗改變了阿拉伯-拜占庭戰爭的性質，穆斯林放棄了徹底滅亡拜占庭帝國的計劃，兩國的邊界沿托羅斯山脈和前托羅斯山脈穩定下來。雙方沿邊界仍不斷發動突襲和反擊，邊境要塞、城市反覆易手，但整體形勢不變，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個世紀，直到10世紀約翰一世、尼基弗魯斯二世等拜占庭皇帝收復部分失地[53]。哈里發政權的海軍也沉寂了一個世紀，只有易弗里基葉的海軍繼續定期襲擊西西里島，752年後也逐漸停息[54]。事實上，除了782年哈倫·拉希德率軍到達克里索波利斯外，數百年內，阿拉伯軍再也沒有接近過君士坦丁堡[55]。在穆斯林方面，突襲拜占庭帝國逐漸被加上了宗教含義，被視為一種持續吉哈德的行為，哈里發贊助這種行為，此行為也起了哈里發證明自己對穆斯林的領導權的作用[56]。
宏觀上講，此次戰役具有相當大的歷史意義，拜占庭帝國的勝利使其成為抵抗穆斯林擴張的堡壘，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此戰役和圖爾戰役成為歐洲人阻擋穆斯林征服的兩大戰役。歷史學家埃克哈德·埃克霍夫（Ekkehard Eickhoff）寫道：「如果倭馬亞王朝在此時就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並將其作為首都與伊斯蘭信仰的政治中心，就像後來的鄂圖曼帝國一樣，這對歐洲的影響會是難以估量的，地中海會變成阿拉伯人的內湖，西歐日耳曼諸國與地中海文明的聯繫也會被切斷」[57]。軍事史家保羅·K·戴維斯總結了這一戰役的重要性：「通過打敗穆斯林的入侵，歐洲仍掌握在基督徒的手中，直到15世紀，穆斯林國家才對歐洲產生了真正的威脅，這一勝利與圖爾戰役共同阻止了穆斯林對地中海世界的進一步征服。」[58]。約翰·巴格內爾·伯里稱718年為「普世基督徒的節日」，希臘學者斯比利冬·蘭布羅斯將此戰比作希波戰爭中的馬拉松戰役，把利奧比作小米太亞德[59]。軍事史學者常將此戰列入「世界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戰役」的行列[60]。
對阿拉伯人來說，這次對君士坦丁堡的進攻成為他們進攻拜占庭帝國過程中最大的冒險，一些初期記載倖存了下來，但大部分記載是在很久以後編寫的，其中包含了不少半虛構內容和矛盾。有的記載甚至認為阿拉伯人取得了勝利：在離開之前，麥斯萊麥由30名騎兵陪同，進入君士坦丁堡，受到利奧的接待，他們一起來到聖索菲亞大教堂，利奧在那裡向他們致敬，並承諾向倭馬亞王朝進貢，隨後3萬阿拉伯軍安然回到敘利亞[61]。圍城的故事也影響了阿拉伯史詩文學中的類似情節，在《一千零一夜》中，奧馬爾·本·努曼與他的兒子們的故事中出現了君士坦丁堡圍城戰；馬格里布地區的《一百零一夜》中出現了麥斯萊麥和哈里發蘇萊曼。麥斯萊麥的衛隊指揮官阿卜杜拉·巴塔爾因其在此次戰役及之後的進攻拜占庭帝國的功績，成為阿拉伯和土耳其詩歌中的著名英雄「巴塔爾·加齊」的原型；10世紀的史詩《德勒赫邁》中也講述了巴塔爾的戰鬥經歷，並不合史實地描述了這場戰役[62]。
穆斯林和拜占庭傳統上把位於總督宮附近的君士坦丁堡第一座清真寺的修建歸功於麥斯萊麥，但實際上這座清真寺是860年左右，在阿拉伯大使的努力下修建的[63]。鄂圖曼人還認為阿拉伯清真寺也是麥斯萊麥修建的，甚至把第一次（674年至678年）和第二次圍城混淆，認為此清真寺是在686年修建的，這種說法是不符事實的[64]。在阿拉伯大軍曾途經的阿卑多斯，10世紀時，一口「麥斯萊麥井」和一座他修建的清真寺仍為人們所知[55]。
逐漸地，在君士坦丁堡的失敗與拜占庭帝國實力的恢復，使穆斯林認為這座城市在很遠的未來才會失陷，這也影響了伊斯蘭教的末世論，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被當做時間終結到來的一個標誌[65]。這次圍攻也成為拜占庭末日文學的一個題材，在8世紀初期翻譯成希臘語的兩本敘利亞語偽經《偽美多德啟示錄》和《但以理啟示錄》都出現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決戰的情節，這兩本書是在圍城後一個世紀之內寫作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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