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若從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並建立後金開始，到1912年宣統帝退位結束，則歷經十二帝，有296年的歷史；如果從皇太極1636年稱帝並改國號「大清」開始，有276年的歷史；若從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中原開始，清朝有268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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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明朝末期，遼東羈縻衛所建州女真首領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諸部，在東北赫圖阿拉建國稱汗，國號大金（即後金），舉兵反明，以外番身份將明朝視為南朝[1][2][3]。1626年，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繼承汗位，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大清[註 1]。從此大清成為與大明並立的政權，並將入關作為目標。
1644年清軍入關，順治帝定都北京，從此清朝成為全國的統治者並陸續擊敗各反清政權。1662年，康熙帝玄燁登基。康熙於1682年平定了「三藩之亂」。1683年攻取被鄭氏控制的地區。後來打敗了入侵黑龍江流域的俄國軍隊，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從此確立了清朝與俄國在東北的疆界，奠定了中國版圖。後三征噶爾丹並且創立了多倫會盟鞏固了蒙古的穩定，並且協助西藏的達賴七世入藏，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經濟方面，鼓勵開荒，減少農民賦稅，實行「永不加賦」，促進了農業的發展。雍正帝在位時期，平定了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並設立了軍機處。1727年設置駐藏大臣以管轄西藏事務。並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1727年與俄國簽訂《恰克圖條約》。乾隆帝時期，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亂，1771年控制厄魯特蒙古的土爾扈特部，康雍乾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國力強盛；並且滿蒙、滿回聯繫得到加強，穩固了清朝統治。大清帝國達到了全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
1796年，嘉慶帝即位，他執政的二十五年間，統治上較無作為，並爆發了大規模的白蓮教、天理教叛亂，清朝出現了統治危機。1821年，道光帝即位。由於貿易逆差過大，英國商人開始向清朝大量出售鴉片，使清朝白銀大量外流，1839年，道光帝決心禁煙，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主持禁煙。6月林則徐在虎門海灘當眾銷煙是為「虎門硝煙」1840年英國對清朝宣戰，鴉片戰爭爆發。至1841年清朝戰敗，1842年清朝與英國簽定了《南京條約》。
1851年，咸豐帝即位，同年在廣西發生了太平天國之亂，太平天國佔據南京並改稱天京。1864年曾國藩的湘軍攻陷天京，太平天國之亂結束。英法因修約問題於1856年對清朝宣戰，即「英法聯軍之役」。1860年英法聯軍直逼北京，咸豐帝逃往熱河。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並焚毀圓明園。後清朝與各國簽定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1861年同治帝即位，慈禧太后在恭親王奕訢的幫助下「垂簾聽政」。洋務派官員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認識到清朝的新變局，主張「自強、求富」，興起了旨在推動王朝中興的洋務運動。1868年清朝平定了多年的捻亂。左宗棠收復新疆。
光緒年間中國經歷了不少天災，如1875年丁戊奇荒和1887年黃河決口，不僅造成了數千萬人死亡，對晚清歷史造成了深遠影響。
1894年清朝與日本爆發了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福建臺灣省。由於甲午戰敗，1898年光緒帝接受康有為、梁啓超的主張，宣佈變法維新。但這次變法只持續一百零三天，後世稱之為「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清朝北方爆發了義和團之亂，1900年以英、美、法、俄、日、德、義、奧組成八國聯軍，並攻佔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逃往西安。1901年，清朝與十一國簽定了《辛丑條約》。
清廷日益腐敗，致使革命黨在各地組織反清團體，主張武力推翻清朝。其中，孫文早在1894年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開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1905年，孫文與革命黨人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僅僅兩月，全國十八個省宣佈獨立並支持革命，清朝的統治瓦解。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2月12日，宣統帝退位，清朝滅亡。
後金時期
建州女真原居於牡丹江與松花江匯流地方，源於遼金時代生女真完顏部的附屬五國部，在元代形成遼陽行省的五個女真萬戶府。元末動蕩中，五萬戶中的殘存的胡里改部、斡朵里部的部族族民，分別由兩部酋長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兒率眾，接受明朝招撫逐漸開始南遷歸附。
明朝時期，女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分。明成祖時在東北設立奴兒干都司作為管理機構，女真各部皆臣屬於明朝。1403年明朝依據原渤海建州的地名稱呼為建州女真，並設置了地方軍事行政機構，冊封阿哈出為建州都（賜名李承善）為指揮使，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左都督。其後1416年又建立建州左衛，以孟特穆為指揮使，賜姓童。建州衛早期歸屬奴兒干都司，奴兒干都司廢除後改屬遼東都司。
明中期，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清肇祖）時為明朝建州衛左都督。1433年因部族衝突被野人女真所害，後又於婆豬江戰鬥中為朝鮮攻擊搶奪地盤，其部族幾經遷徙，蒙受磨難，明朝將其定居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併入建州衛內[4]。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衛分立出右衛，以凡察領導右衛、董山領導左衛，形成建州三衛。三衛皆為羈縻衛所，領袖經明朝認可後可以世襲。
努爾哈赤出生時，三衛因為女真各部的的敵對而分崩離兮，大部小部為了掠奪土地、牲畜和奴隸，互相殘殺。這對努爾哈赤的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最主要的軍事力量是遼東總兵李成梁的部隊。明朝建州右衛指揮使王杲（努爾哈赤的外祖父）於萬曆二年（1574年）叛明被李成梁誅殺。王杲的兒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脫，回到古勒寨（今新賓上夾河鎮古樓村）。阿台之妻是覺昌安的孫女。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覺昌安、塔克世進城去勸降，因戰事緊急被圍在寨內。建州女真蘇克素滸河部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在李成梁的指揮下誘阿台開城，攻破古勒寨之後屠城，覺昌安、塔克世也未能倖免，家中只剩努爾哈赤一人倖存。
1583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襲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五月，努爾哈赤對圖倫城發起了襲擊。由於受到他人挑唆，僅常書、揚書兄弟依約前。但攻至圖倫城時，發現尼堪外蘭早已攜家屬逃至甲板（嘉班），努爾哈赤得勝而歸。此役為努爾哈赤人生中之首戰。
萬曆十五年（1587年）九月，在統一建州女真的過程中，努爾哈赤在呼蘭哈達與嘉哈河（二道河）、碩里加河（首里口河）之間的天然地勢之處建造了費阿拉山城。相繼兼併了建州女真，征服海西女真的輝發[5]、烏拉、哈達、葉赫諸部，並且統一了北方強大的野人女真。統一了女真各部[6]。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授予努爾哈赤龍虎將軍的稱號，隨着建州女真勢力日盛，1603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築城兩年後致遼撫趙楫、總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說：「我奴兒哈赤收管我建州國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餘里邊疆」，以朝廷守疆名義索要更高權利，地位仍與過去相同，聲勢則已不同以往[7][8]。之後，他按軍事組織形式，把女真人編制起來，在貴族控制下進行戰爭和生產活動，由此形成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大大提高了女真的生產力和戰鬥力。
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又兼併周邊諸部，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圖阿拉稱汗，國號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9]。發佈「七大恨」和討明檄文，檄文中儼然以「北朝」自居[2][3]。誓師討伐明朝，大明舉國震驚。1619年，明朝遼東經略楊鎬統帥四十七萬大軍，李如柏、劉挺等大將協助攻打努爾哈赤，結果在薩爾滸之戰中慘敗。後來經過遼瀋大捷，使明朝幾年間喪失遼東七十餘城。1621年，努爾哈赤攻佔遼陽、瀋陽，遷都於遼陽[10][11]。1625春，努爾哈赤綜合了瀋陽的歷史與地理、社會與自然、政治與軍事後決定遷都瀋陽，從此瀋陽第一次成為都城。1626年68歲的努爾哈赤在寧遠戰役中被明軍將領袁崇煥的西洋大炮打成重傷[12]，不久後逝世。
努爾哈赤死後，其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為大汗。針對努爾哈赤晚年的錯誤開始進行改革，並且籠絡蒙古，不斷壯大國力。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後金曾經出台過對轄內漢民的諸多苛政，導致漢人的生存空間被縮小，大部分人被編入滿洲人莊園成為農奴。許多漢人不堪忍受而出逃，但一旦被抓回會被處決。即便漢官也非自由之身，他們從屬於滿洲大臣，家產不能受自己支配，身故之後甚至妻子還要歸入貝勒家為奴。這些都導致天命後期滿漢間矛盾激化，常有漢人用投毒、暗殺等方式進行反抗，對後金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威脅。
皇太極繼位後，即着手改變以上這些問題。他採取漢人壯丁與滿洲人分屯居住、攻陷城池時不殺降民、為降人編獨立戶籍、放寬對逃人的懲治等等舉措，使得後金內部滿漢矛盾得到有效緩解。皇太極將分離於滿洲八旗之外的漢人獨立創建為漢軍八旗這一重炮兵部隊，使得旗下漢人充分地發揮出了自身的優勢、增強了八旗軍的戰鬥力。此外，皇太極還重用漢官，賜以田宅等私有財產，以優禮對待。於是，開始有漢官如范文程、洪承疇等進入決策層，對後金以及之後的清朝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產生影響。
皇太極效仿明朝政治制度，對後金的政權架構進行了改革。他分別設立了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兩衙門（都察院、理藩院），基本上完善了後金的政治體制。皇太極還吸收了明朝的科舉制度。努爾哈赤在位時曾經對後金轄內的明朝生員中所謂「通明者」全部處死，僅有300人得免，卻淪為旗下奴僕。皇太極繼位後，對這些人進行考試，有200人得中，他們均被豁免奴籍，恢復了自由身，並得到嘉獎。此後，皇太極再度開科取士，又取中228人。
努爾哈赤創製八旗的本意是一旗一主、八家旗主共治天下，大汗這一位置由八家推舉旗主之一出任，亦可將其罷免。皇太極繼位初期雖然由四大貝勒共同執政、四小貝勒議政，但在除去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逼退大貝勒代善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中，皇太極取得了正黃旗、鑲黃旗和正藍旗的實際支配權，已然打破了八旗權力平衡。出席八旗會議時，皇太極已不再是某一旗旗主之身份，而是作為最終決策者拍板定奪。這一系列舉措對強化汗權產生了影響，也為清朝入主中原後皇帝徹底完成中央集權制打下基礎。
從17世紀初開始後金即與漠南蒙古（即今內蒙古）察哈爾部發生一些小規模軍事衝突。不過直到此時，由於之前後金的羽翼實力尚未豐滿，努爾哈赤不敢同時與明朝和漠南蒙古進行兩線作戰。薩爾滸戰役大獲全勝後，後金繼續攻擊明朝駐守的鐵嶺，大傷元氣的明朝此時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並給予蒙古以經濟方面的好處。於是林丹汗急派內喀爾喀五部、科爾沁部率軍萬餘人馳援明軍，當蒙古援軍抵達鐵嶺時，後金軍已經攻陷鐵嶺，在數量佔優且士氣高漲的後金軍的攻擊下，蒙古軍戰敗。鐵嶺、瀋陽之戰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勢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內。
皇太極即位後，決定在南下入關之前解決蒙古這個後背隱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轍。為消弱林丹汗的勢力，皇太極對蒙古各部採取聯姻、勸誘、征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於林丹汗後期在西藏紅教喇嘛沙爾巴呼圖克圖的影響下皈依紅教，引起信奉黃教的蒙古眾多部的不滿，使得這些部落開始疏遠林丹汗。同時，在後金軍的優勢武力打擊下，漠南蒙古各部逐漸瓦解。林丹汗雖組織力量抵抗，但其下屬已逐漸離心離德，紛紛向後金投降。3月皇太極決定親自對林丹汗進行最後一次決定性的征討戰。在後金大軍壓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然而喀爾喀部不願接納他。在皇太極的追擊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間部下不斷為皇太極的追兵所收攏。至1634年，林丹汗逃至大草灘（今甘肅境內）一帶安營紮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後，其勢力加速走向崩潰。第二年（1635年），林丹汗之子額哲歸降皇太極，並獻上據說是當年元順帝離開中原時帶走的傳國玉璽。漠南蒙古遂被併入後金版圖。
建立大清
1635年，皇太極打敗林丹汗，取得了傳國玉璽。漠南蒙古各部向後金臣服，為其上尊號博格達汗。崇德元年四月十一乙酉日（1636年5月15日），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皇太極是大清帝國的實際建立者和開國皇帝。
1627年，清太宗皇太極派遣努爾哈赤的侄子阿敏帶領3萬後金部隊侵入了朝鮮，史稱「丁卯胡亂」。雙方最後議和訂立「兄弟國的盟約」。朝鮮停止使用明朝天啟年號並遣王子李覺赴後金為人質。後金、朝鮮互不侵犯對方的領土。由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朝鮮大臣認為明朝助朝鮮擊退倭寇，朝鮮理當與明朝交好抗擊後金。因此朝鮮拒絕廢除明朝年號，並依舊保持與明朝的關係。1636年四月，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當時朝鮮的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正在盛京參加登基大典。二人堅決拒絕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這使皇太極非常憤怒。這最終導致1636年臘月初二日，派濟爾哈朗守盛京（今瀋陽），阿濟格、阿巴泰守遼河入海口以遏明軍，皇太極親自率領清軍十二萬入侵朝鮮。仁祖得知清軍攻打的消息，派人將宮眷、神主、王族遷往江華島，自己則退往南漢山城。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一，皇太極趁江面結冰之際渡江攻漢陽，沈器遠棄城退駐光陵。此時多鐸部也已攻破平壤，與皇太極會師。一月三十日仁祖與王世子李溰率侍從五十餘人，穿青衣親自出城。朝鮮仁祖出城時，英俄爾岱和馬福塔已率軍在城外迎接。仁祖隨清軍來到三田渡，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史稱「丁丑下城」。迫使朝鮮成為清朝的第一藩屬國，史稱「丙子胡亂」。此後朝鮮的國王均受到清朝皇帝的冊封，奉行清朝年號。
1627年，皇太極親自率領大軍進行寧錦之戰，但是再次大敗。1635年，皇太極派睿親王多爾袞帶兵打敗林丹汗，並取得了傳國玉璽。1636年，皇太極將瀋陽改為名「盛京」，改「女真」族名為「滿洲」，於盛京稱帝並改國號為大清。當時明朝在關外有大將袁崇煥守衛，錦州、松山、寧遠等城池堅固，難以攻下。皇太極繞道避開此防線，他脅迫明朝求和未果，接着，皇太極經察哈爾繞道包圍明朝首都北京。使明朝朝野大驚，接受大清求和。最後崇禎帝中反間計，以謀反罪為名殺害了防守清軍的大將袁崇煥，史稱己巳之變。清軍於松錦之戰擊潰明軍並使洪承疇等人歸降，奪取了明朝在關外的所有堡壘，將防線移至山海關，為清軍入關奠定了基礎。
就在清軍萬事俱備，準備入關的時候。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極因中風病逝，年五十二歲。後葬於瀋陽昭陵（今瀋陽市北陵公園北）。皇太極駕崩後，其弟睿親王多爾袞與長子豪格各有兩白旗與兩紅旗支持，彼此勢均力敵。最終多爾袞擁立莊妃的兒子福臨即位，即順治帝，是為清世祖。
入關與統一
1644年3月，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陷北京，明朝崇禎帝在農民軍攻入北京後於紫禁城後的煤山自縊而亡，明朝作為全國的政權結束。駐守山海關的明朝遼東總兵吳三桂降清，與多爾袞歃血為盟，共同對抗李自成。清軍以吳三桂為前導，於山海關大戰擊敗大順農民軍，農民軍逃亡西安，清軍進佔北京。同年順治帝在多爾袞的建議下定都北京，並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皇帝。
清朝攝政王多爾袞成功迎順治帝入關，並將首都遷到北京。同一時間，明朝馬士英擁護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稱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為黨爭與宦官之亂而混亂分裂。
多爾袞先派阿濟格、吳三桂與多鐸、孔有德分陝北、河南二路攻打陝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後於湖北九宮山滅亡；派豪格攻滅四川張獻忠，其餘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爾袞接着對付位於江南、內鬥分裂的南明諸勢力。1645年多鐸率清軍攻破史可法駐守的揚州，弘光帝逃至蕪湖被逮，送到北京殺害。明朝魯王朱以海與唐王隆武帝分別在浙江與福建建立勢力，然而雙方不和，不久被清軍各個擊破，擁護隆武帝的鄭芝龍也宣佈投降。之後桂王永曆帝於廣東的肇慶即位，期間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及其他明將先後收復華南各省，最後因為距離互相難以照應，內部又發生叛變而節節敗退。1661年清軍攻入雲南，逃亡緬甸的永曆帝最後被吳三桂殺死，史稱「咒水之難）」，南明亡。此時只剩下據守大員的明鄭（鄭成功勢力）和緬甸果敢的明軍，清朝基本佔領明朝全部領地。由於華南反清勢力較大，清帝冊封吳三桂、耿仲明與尚可喜為王以鎮守雲南、廣東與福建等地，史稱三藩。
多爾袞在入關後的政策讓漢人十分不滿，例如剃髮易服政策使江南漢人極力反抗，明朝官員左懋第言「我頭可斷、發不可斷，我早辦一死矣。」，最後清軍採取多次屠殺以鎮壓之，史稱甲申國難，有名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廣州大屠殺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棄土地，增加更多流民。為此又制定嚴禁奴僕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區的民族矛盾。後來清廷下令停止這些政策，並實行獎勵墾荒的政策。並且正式開科取士，追尊崇禎帝與明朝忠臣。
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1661年擊敗了荷蘭殖民者，荷屬福爾摩莎解體，並以大員作為抗清根據地。永曆帝死後，明鄭繼承人鄭經繼續使用南明的永曆年號，但未再擁立朱氏皇帝或監國。
鞏固與盛世
1662年康熙帝幼年即位，在位初期，康熙帝成功剷除了威脅皇權的鰲拜及其黨羽，並開始親政。針對鎮守南方的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個藩王問題，康熙帝進行了削藩，但很快三個藩王便進行了叛亂，史稱「三藩之亂」。從許多記載來看在平三藩時還有清軍對平民的大量屠殺，不僅僅只在四川、雲南，其他相關地區也遭受類似的厄運，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數量就不少。[13][14]此時西藏與蒙古準噶爾也虎視眈眈，北部俄羅斯沙皇國也窺視清朝的情況。內部的甘陝總督王輔臣與察哈爾王也伺機進行叛亂，在京郊還發生了楊起隆叛亂。康熙帝沉着應對，穩定王輔臣，平定了察哈爾與粉碎了楊起隆之亂，康熙帝派軍平定三藩的勢力，「以全國敵一隅」，用了八年時間最終平定了三藩的勢力。三藩平定後，台灣鄭氏政權經常襲擾內地，康熙帝派姚啟聖為福建總督，派施琅精練水師進攻台灣，後鄭克塽投降清朝，1684年清朝設立台灣府，使台灣收入清朝疆域。此時俄羅斯沙皇國經常侵略北方黑龍江流域，1685年到1686年，進行了雅克薩之戰，命令清軍兩次進攻沙俄；1689年，派代表索額圖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從此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線，奠定了中國的版圖。打敗沙俄後，康熙帝三次親征噶爾丹，最後噶爾丹戰死，清朝解決了最大的心頭之患，從此穩定了多全國的統治，使蒙古諸部成為中國北方的長城。自康熙時期至1820年前後，清朝的疆域東北北起外興安嶺，南至曾母暗沙，西起巴爾喀什湖，東抵鄂霍次克海、庫頁島，成為當時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之一。
康熙帝仁愛庶民，注意民間疾苦，在他親政不久後，便宣佈停止滿洲貴族的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對當時的吏治產生了積極影響。當時奉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以及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大提升，此時已接近一億人口。他親政後不久便將河工作為優先解決的大難題，先後任用靳輔和一代廉吏于成龍治理黃河。並且注意疏通漕運，治理大運河，取得很大成績。在他六次南巡時，注意考察民情，並且親自監督河工。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南懷仁等西方人很受重用。
康熙中期以後，因明清鼎革的戰亂和內部戰爭而遭到破壞的手工業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南一帶的江寧、蘇州、杭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廣州、佛山等地的絲織業異常發達。景德鎮瓷器、江南棉織業都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中期的改革
1723年，雍正帝登基，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叛亂，隔年被大將年羹堯與岳鍾琪等平定。後來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等大臣，先後罷黜了威脅統治的胤褆、胤礽、胤禩、胤禎等阿哥，加強了統治。又在拉薩置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1727年與俄羅斯帝國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
雍正帝對康熙帝晚年的弊政進行改革。起到了「康雍乾」三代承上啟下的作用。
第一，整頓吏治。康熙晚年，身患中風，推行寬仁，吏治鬆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連續頒佈11道諭旨，訓諭各級文武官員：不許暗通賄賂，私受請託；不許庫錢虧空，私納苞苴；不許虛名冒餉，侵漁貪婪；不許納賄財貨，戕人之罪；不許剋扣運費，饋遺納賄；不許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許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嚴誡：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嚴懲。
第二，密折制度。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許的官員才有資格上奏摺。具摺奏事的官員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摺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諸如颳風下雨、社會輿情、官場私隱、家庭秘事等。皇帝通過奏摺可以直接同官員對話，更加了解和掌握下級的實際情況。官員之間互相告密，強化了皇帝專制。
第三，設軍機處。雍正創設軍機處，作為輔助皇帝決策與行政的機構。地點在紫禁城隆宗門內北側。軍機處的建立，標誌着皇權專制走向頂端。
第四，改土歸流。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地區，雍正全面實行「改土歸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同內地大體一樣。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世襲特權和利益。
第五，攤丁入地。實行「攤丁入地」制度之後，人口數量，急劇增長。道光年間，人口數，突破4億。
第六，廢除賤籍。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監察御史年熙上書請除豁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山西、陝西樂戶為明朝永樂帝登基後，迫害建文帝忠臣，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年羹堯之子年熙上奏疏請求雍正帝開豁她們的賤籍，准許她們改業從良。雍正帝看奏摺後，頗為贊同，於元年（1723年）四月發第一道「豁賤為良」諭旨，又令各省檢查，如發現本地存在類似樂戶，准許她們出賤為良。
雍正帝勤政愛民，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馬齊與李衛等人也廉潔奉公、行事幹練。的密折制度也至此完善，然而卻屢興文字獄。
鼎盛與危機
乾隆帝繼位後獲得張廷玉與鄂爾泰協助，初期政治穩定。以「寬猛相濟」理念施政，介於康熙帝的仁厚與雍正帝的嚴苛之間。人口不斷增加，乾隆末年突破三億，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與廣東等地的絲織業與棉織業發達，景德鎮的瓷器達到歷史高峰。與此同時，銀號開始在山西出現。然而乾隆晚期多從寬厚，寵信和珅，官員腐化吏治大壞；六下江南鋪張過盛。
乾隆帝時期是清朝統治的鼎盛時期，乾隆帝1757年擊敗準噶爾，控制了天山北路，並對準葛爾族進行種族屠殺與滅絕。又在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之亂。1762年，乾隆帝在新疆設伊犁將軍，管轄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內的新疆地區。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叛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間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後黎朝、鄭主與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帝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朝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乾隆末年，尼泊爾的廓爾喀王國兩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朝派福康安與海蘭察領兵入藏，擊退廓爾喀入侵，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亦為藩屬國，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1792年清朝打退了廓爾喀的進犯。1793年，清朝中央制定和頒行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西藏的各項事務，《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是清朝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文獻證明。
乾隆帝講求學術，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由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
然而為維護統治而嚴厲控制思想，焚毀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流放。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
據統計，清代禁書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次數上都遠勝於明代，遠超於中國古代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違礙書籍的數量是明代的約29.2倍，科舉時文是明代的約27.2倍，劇本小說是明代的10.2倍，妖書是明代的約8倍，禁書總數為明代的約12.6倍。明代的統治時間為278年，清朝自天聰年間開始禁書，到道光年間，共224年，比明代還要少50多年，而其禁書的數量卻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雖為概數，直觀反映出明清兩朝在禁書數量上的差距[15]。
但是國家封閉而排斥外來文化，並持續對天主教實行迫害政策。1793年英國遣使喬治·馬戛爾尼於乾隆83歲時到中國尋求駐節，但雙方出現與乾隆皇帝會面采「單膝下跪」（英方主張）或「三跪九叩」（中方主張）的禮儀之爭，最後以「單膝下跪」而為禮。馬戛爾尼在中國停留的5個月內，對中國的情況作了詳細的調查。回國後，馬戛爾尼向英國議會寫出報告說：「中國是一艘破舊的大船，150年來，它之所以沒有傾覆，是因為幸運的遇見了極為謹慎的船長。一旦趕上昏庸的船長，這艘大船隨時就可能沉沒。中國根本就沒有現代的軍事工業，中國的軍事實力比英國差三到四個世紀。」
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併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於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白蓮教於1770年代舉兵，後來又於1796年爆發川楚教亂。乾隆六十年（1795年）傳位予十五子顒琰（嘉慶帝），自稱太上皇，但軍國大事及用人皆由乾隆躬親指教，嘉慶帝朝夕敬聆訓聽。宮中仍用乾隆年號。至嘉慶四年駕崩（1799年）。
乾隆五十七年，乾隆親自撰寫成《十全武功記》，自詡「十全老人」。命人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碑，昭示其武功。「十全武功」指「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但總體來説，乾隆的「十全武功」，情況不同，性質各異：有鎮壓民變，有平息叛亂，有揚兵耀武，有小題大做，有得不償失，有多管閒事[來源請求]，有維護正義，有反擊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平定廓爾喀用兵、平定大小金川用兵，這五次用兵對新疆、西藏的鞏固統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也有的用兵是小題大做，窮兵黷武，如大小金川之役。
1796年，85歲的乾隆皇帝禪位於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嘉慶帝登基。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敗的現象，吏治日漸腐敗，結黨營私、買官售爵的現象數見不鮮，大貪官和珅達到了富可敵國的地步。軍備上，裝備日漸陳舊、營務廢弛、紀律敗壞，戰鬥力急劇降低，此時清軍入關已逾百年，八旗綠營將士驕奢淫逸，不思進取。財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相繼爆發白蓮教和天理教等農民起義，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的爆發更造成北半球天氣出現嚴重反常而導致中國發生嘉慶雲南大饑荒。1820年，道光帝登基，道光帝執政前期，平定了西北張格爾的騷亂，另外鴉片的大量流入嚴重損害了清朝的貿易優勢，清朝各階層深受鴉片毒害以致「奄奄若病夫」。但清朝仍舊閉關自守，自詡為「天朝上國」。
開啟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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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道光帝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遠赴廣州負責禁煙。林則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嚴拿煙販，懲辦不法官員；禁止商人販賣鴉片，以及國民吸食鴉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繳煙具，限期戒除；並於3月16日曉諭外國煙販，限期交出所有鴉片，並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則徐又提出每箱呈繳的鴉片將獲五斤茶葉的獎勵，但他從未提及金錢賠償，顯然從未考慮英國人的利益和禁煙所帶來的損失。事件至3月24日，因英國商人在中國停留日久，耳濡目染中國之陋規，誤以為林則徐此舉是勒索錢財，對林則徐的要求敷衍過去，所以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了商館，並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漢奸。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裏六個星期，與外界交通隔絕，他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在「在華商務總監督」義律看來，林則徐此舉是妄顧英國商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行徑；結果義律在5月18日向林則徐交出了21306箱鴉片。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並在6月3日開始銷毀鴉片，直到6月25日才全部銷毀殆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在禁煙期間林則徐命人翻譯西方書籍。
1840年，英國決定對中國發動戰爭，派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7月5日，英軍開始進攻戰略要地定海縣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7月6日，定海淪陷。戰爭初期，道光帝與滿朝文武大臣對局勢一無所知，尚不知英國在何方。而此時英國已完成工業革命，亟需打開中國市場。並且英軍船堅炮利，裝備精良，而清軍卻指揮失誤，消極應戰。道光帝認為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與英人擅自簽訂條約有損天朝威嚴，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但義律先下手為強，於1841年2月23日進攻虎門炮台，雖然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靖遠炮台將士奮力抵抗，但仍不敵英軍，虎門炮台最終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奕山豎起白旗求和，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英軍收錢後也撤出廣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1841年5月，英國政府否定《穿鼻草約》，改派全權公使砵甸乍來華。1841年8月21日英國艦隊有10艘軍艦、4艘輪船、22艘運輸船搭載英國陸軍第18皇家愛爾蘭團、第26卡梅拉尼亞步兵團、第49威爾斯步兵團、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師、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師北上。清軍節節敗退，最終1841年清朝戰敗，道光帝急忙派耆英和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去廣州與英軍交涉議和。1842年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璞鼎查威脅限日定議，否則發炮攻城，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條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戰爭結束。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香港島因此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被迫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列強自然不願英國獨享權益，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了《虎門條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此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又強迫清朝與之簽訂《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條約，列強獲得了領事裁判權，中國逐漸流失了領土、貿易等主權。
1850年，道光皇帝駕崩，第四子咸豐帝即位。由於西方各國的經濟侵略，以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河南、安徽一帶以捻軍為主，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1853年攻陷江寧（今南京市）並定都於此，改稱天京。並頒佈了綱領性文件《天朝田畝制度》。隨後發動兩次西征；不久又派遣林鳳翔等進行北伐，最遠達天津近郊，清朝朝野震動。咸豐帝急忙派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等地方團練武裝抵抗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領導集團發生腐敗現象，天京事變後國力大大衰退。洪秀全啟用李秀成、陳玉成、洪仁玕等人管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改革方案《資政新篇》。後石達開率軍進入四川，在大渡河一帶遭清軍埋伏，全軍覆沒。
1864年7月，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陷首都天京，隨後湘軍屠城，許多當地平民和太平軍人被殺，太平天國也因此失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國史綱》引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死亡人數有爭議）。」[17][18][19][20][21]。
1856到1860年，英國與法國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攫取在華利益，提出與清朝修約的要求，但被清朝拒絕。1856年英國和法國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為導火索，組織英法聯軍入侵中國。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清軍於八里橋之戰戰敗，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大肆掠奪並焚毀了北京西郊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咸豐帝命恭親王奕訢與英法簽訂了《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同時帝俄武力逼清朝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攫取了清朝北方大面積領土。1864年，帝俄又強迫清朝簽訂清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西北領土。帝俄共割讓了清朝近15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相當於英國與法國的面積。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大大加深。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皇帝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其子載淳年僅六歲，繼承大統。臨終前，並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額駙景壽、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祐瀛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嗣君，人稱「顧命八大臣」。同治帝在避暑山莊居喪期間，奉咸豐帝的皇后鈕祜祿氏慈安太后，住煙波致爽殿的東暖閣；奉生母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住在西暖閣；因此，慈安和慈禧分別被稱為「東太后」和「西太后」。
顧命八大臣與慈禧產生了嚴重的矛盾。而當時恭親王奕訢已與西方列國達成議和，於9月5日赴熱河奔喪。奕訢與慈禧秘密取得聯繫，決定策劃一次政變。在慈禧的鼓動下，這次政變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同意。14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皇太后權理朝政，慈禧與慈安便召八大臣入議，八大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簾」為由拒絕。在奕訢的幫助下，慈禧取得了侍郎勝保、大學士賈楨等人的支持，10月26日，咸豐帝的靈柩運回京師時，慈禧命八大臣護送靈柩殿後，自己與慈安、嗣君載淳先到達京師。隨後，慈禧便先發制人，發動辛酉政變，將在京師的載垣、端華等人下獄，並派醇親王奕譞去擒拿肅順。自此，八大臣勢力被剷除。由八大臣擬定的年號「祺祥」也被廢除，改為「同治」。
慈禧授意議政王大臣，使他們上書建議兩宮垂簾聽政。於是在十一月乙酉朔，慈禧、慈安兩太后開始在養心殿垂簾聽政。慈禧許諾：「垂簾非所樂為，惟以時事多艱，王大臣等不能無所？承，是以姑允所請。俟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自此，每日都召議政王大臣、軍機大臣討論政治。內外奏章，兩宮太后閱覽之後，由議政王大臣擬旨，翌日，議政王大臣進呈，由兩太后審閱之後，分別蓋上咸豐帝賜同道堂小璽鈐作為標識，然後以同治帝的旨意頒示。慈安對權力並不感興趣，日常朝政事務由慈禧處理；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務，慈禧仍要去徵求慈安的意見。慈禧在垂簾聽政之後，便採納了御史徐啟文的意見，令中外臣工直言批評時事的過失；又採納御史鍾佩賢的意見，崇節儉、重名器；採納御史卞寶第的意見，嚴賞罰、整肅吏制、慎薦舉。又命令內直翰林整理前朝歷代帝王政治以及母后垂簾聽政的事跡，將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歸納總結。同年，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
1861年，同治帝在承德即位。恭親王奕訢赴承德為咸豐帝奔喪，慈禧太后與奕訢發動「辛酉政變」，早先回到北京革除了輔政八大臣的職務並將載垣、端華、肅順三人處死，然後宣佈垂簾聽政。被稱為洋務派的大臣與早先的地主階級頑固派進行了「中體西用」的爭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臣主張學習西方器物，開始了「西學東漸」的歷程。他們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展開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的洋務運動。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郵政等設施。並且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進行新式教育，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國家學習。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在地方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鐵廠兵工廠，1862年，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台蒸汽機投入使用，標誌着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同時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艦隊。洋務運動使得清朝國防實力與工業實力大增，出現了中興氣象，史稱「同治中興」。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中捻軍埋伏而全軍覆沒，地方大臣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掉了西捻、東捻，1868年在華北、中原一帶活躍多年的捻軍叛亂終於結束。1862年到1878年楚軍大臣左宗棠平定陝甘回變和新疆阿古柏的戰亂，並在沙俄手中收回伊犁。
1875年同治帝去世，光緒帝即位。1883-1885年，法國入侵清朝的藩屬國越南，清朝與法國因越南主權問題而爆發清法戰爭。活躍在中越邊境一帶的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南下抗法。1883年，在河內附近的紙橋痛擊法軍，斬殺法軍統帥李威利。史稱紙橋大戰。1884年夏天，法軍艦隊強行駛入福建馬尾水師的基地馬尾軍港，李鴻章奉行「未可與歐洲列強輕言戰事」的投降策略，使福建水師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接着，法軍炮擊馬尾船廠，摧毀閩江兩岸的清軍炮台，清朝被迫對法國宣戰。1885年年初，法軍佔領諒山，廣西告急。此時清朝起用老將馮子材鎮守廣西，馮子材大敗法軍，乘勝追擊，與黑旗軍收復諒山等地。清朝節節勝利，粉碎了法國侵略者利用越南為基地侵略中國的妄想。並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清政府決定與法國議和。1885年夏，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簽訂《中法新約》。規定：清朝承認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中越邊境開放商埠，在西南修築鐵路等等。最後清朝失去越南的宗主權力，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清朝的西南門戶被打開。
台灣在趕走法國侵略者之後建省，劉銘傳為台灣第一任巡撫。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向英國抗議無效，1886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了緬甸為英國所有。六七十年代，在洋務派企業以及外國資本的刺激和影響下，民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被稱為「民族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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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間，河南、山西、陝西、直隸、山東等地發生特大旱災饑荒，尤以山西最嚴重，太原府100萬人死95萬。[22]總死亡數計950萬-2000萬不等，也就是清朝人口的約2-4%。2000餘萬災民逃荒或販賣到外地。[22]但這場大旱荒過後並未發生大規模暴動[23]。
袁子鵬、嚴保之等清廷官員稱「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24]。
光緒《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記》，「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來未見之慘淒，未聞之悲痛也」。[25]
袁保恆奏議中稱，河南「成災七十二處（縣）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26]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丁戊奇荒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27]。「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28]。
丁戊奇荒震驚了當時的世界，西方媒體關注了此次災荒。《紐約時報》對丁戊奇荒的最早報道是在1876年6月27日，[29]隨後做了進一步報道。它對這場災荒報道最密集的時段是在1878年，它將這場災荒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中國基礎交通設施的落後，並對清政府的賑災措施給予了肯定。《時報》的觀點與中國大陸學界主流觀點——清政府腐敗無能、賑災不力是造成「丁戊奇荒」傷亡慘重的主要原因大相逕庭。1878年7月10日，時報稱，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外國人在賑濟災民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給與了「廣泛和出乎意料的感謝」。[30]
《聖保羅先鋒報》1878年1月26日載，「這場饑荒，已在中國北方省份持續了三年，現在似乎到達它的頂峰……我們的消息不是來自中國人，而是來自在當地的外國人，或者在那些省份傳教或者被派去賑災……」，「這一地區（山西、陝西、河南和山東）有九百萬人口目前處於飢餓中」。[31]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指1500-2000萬人死，外國賑災會指900-1300萬人死[32]，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指1300-1700萬人死，美國駐大清公使柔克義指950萬人死。[33]
光緒十三年（1887年）9月30日，河南鄭州下汛十堡（今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發生黃河決口[34]，這是繼1855年銅瓦廂決口改道後最大的一次決口[35]。此次黃河決口致使200多萬（一說93萬；一說最保守估計150萬；一說700萬）人罹難，清史研究學者夏明方稱其為「近代中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災害」[36]，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彼得·霍夫（Peter Hough）稱其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37]。
口門逐漸「刷寬至三百餘丈」，下游正河斷流。決水流入賈魯河、淮河，豫、皖、蘇「三省地面約二三十州縣盡在洪流巨浸之中」[36]。清朝政府命吳大澂接辦堵口工程，1889年1月20日（光緒十四年冬）合龍成功[38]，吳大澂親筆撰文立碑以示紀念此次事件。此次治理決口耗費白銀1090餘萬兩[39]（一說1200萬兩[40]），占當時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史稱「鄭州大工」[41]。
雙半社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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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逐漸將侵略朝鮮與清朝作為戰略目標。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屬國琉球改屬日本，但清朝拒不接受，清日開始交惡。
1894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為日本朝鮮進入朝鮮提供了契機，朝鮮請求清朝派兵進入平定禍亂，但日本也派兵進入。起義平定後日本拒不撤退。1894年七月，日軍悍然偷襲在朝鮮半島豐島海域的清朝運兵船，挑起了甲午戰爭（戰爭為日本首先挑起）。9月，清日在黃海展開決戰，清軍因指揮失誤以及慈禧太后挪用軍費準備壽誕而不敵日本船艦，鄧世昌等將領先後犧牲。日軍進入了遼東半島與威海衛，戰爭開始轉移到中國本土進行，期間旅順陷落，威海衛戰役中因李鴻章等人不許出兵而全軍覆沒，標誌着洋務運動的破產。
1895年，清朝被迫接受並派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和澎湖以及遼東半島，賠款兩億兩白銀，開放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在華設廠，標誌着列強經濟侵略由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階段。後來在法德俄三國的干涉下，清朝追加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日本交換遼東半島。
1896年帝俄以迫日歸還遼東半島有功，誘迫清政府簽《中俄密約》，內有將東三省的鐵路（東清鐵路中東線）修築和經營權給俄國、戰時開放使用港口等條件，在此之後引發列強爭相迫使清朝劃出勢力範圍、租界與租借地的事件。
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取得菲律賓群島，勢力進入東亞。但中國已被列強瓜分，使美國政府感到在中國利益受到了威脅，於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向各國發佈照會，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起初各國並表示不贊成，但英國同意之後，其他各國亦相繼同意。1899年，美國再次照會各國提出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保護各國條約及公法上的權利、保障各國在華的商業平等的原則。7月，海約翰宣佈各國原則上同意這項決定，但各國仍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談判，但中國卻暫免了瓜分之禍。
門戶開放政策雖使中國免於瓜分，但中國長期受列強欺辱，使地方產生強烈的仇外心理，成為義和團事件的導火線。而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慈禧太后借義和團排外，於1900年6月21日以光緒名義向十一國宣戰，引起八國聯軍之役。
19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在一些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代表人物有王韜、鄭觀應等。90年代，隨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維新思潮有了近一步的發展，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啓超等。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認識到學習西方制度的重要性。1895年，康梁發動各省舉人聯名公車上書，痛陳時局危矣，請求變法維新，這使變法維新從理論設想開始走向政治實踐。
公車上書後，為爭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參與，康有為等人開始在北京、上海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1895年8月，正式在北京組織強學會；1895年10月，康有為離京南下，在南京會見了張之洞。在得到張之洞的支持下，創辦了上海強學會，並於1896年1月創辦《強學報》。但是，此時北京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遭到朝廷封禁。緊接其後，《強學報》也被迫停刊，上海強學會無形解散。維新運動雖一時遭到挫折，但風氣已開。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維新派通過開學會、辦報刊的方式，軒楊維新變法，使更多的人能夠關注政治。討論時政、集會結社蔚然成風，維新變法的局面形成。
1897年德國強佔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康再次上書請求變法。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親臨天安門，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標誌着維新變法的開始。變法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方面，然而卻觸及了守舊派的利益，導致他們伺機破壞。袁世凱等人陰謀告密，出賣了光緒帝與維新派。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將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譚嗣同等多人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新法除保留中小學堂外其餘全部被廢除。由於維持103天就結束，被稱為「百日維新」。
甲午戰敗後，在西方列強劃分在華勢力範圍、華北頻繁發生教案、天災頻仍、宮廷權力爭鬥激化的情況下，山東直隸農民、中國基督宗教教徒及傳教士、清軍三方之間的武裝衝突。1900年春，一群信奉羅教系統秘密宗教，講究拳術的人民，號稱「義和團」，他們殺基督徒、焚毀教堂，迅速向北京蔓延；6月，義和團在清廷許可下進入北京，6月13日義和團與北京使館區的德國衛隊及北京城內的教徒開始發生衝突，義和團又進攻天津租界，最終引發八國聯軍遠征。
1896年清廷為聯合俄國牽制日本，李鴻章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西方列強紛紛到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並操控中國的財政大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平衡列強在華勢力。
1900年5月31日，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要求加強保護。英、俄、法、美、意、日六國從天津派水兵及海軍陸戰隊349人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北京。6月3日，德、奧派兵83人抵京。6月10日，北京使館對外通訊斷絕。各國駐天津領事及海軍將領召開會議後，決定組成聯軍，由英國皇家海軍中將西摩爾於次日乘火車前往北京。6月11日，日本駐清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開腹剖心。西摩爾率領之聯軍二千餘人，從大沽出發，經天津向北京推進。團民拆毀天津到北京的鐵路，又設下埋伏，在廊坊和楊村之間包圍聯軍。數千團民及二千名清軍（聶士成指揮之武衛前軍）在廊坊襲擊聯軍，聯軍死傷近四百人，只得就地防守。清廷將此役稱為「廊坊大捷」。
6月14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率士兵出外尋釁，見拳民即毫不遲疑下令開槍，打死約20人。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此時，慈禧太后收到一則假造情報，雲洋人出兵是為了逼她歸政光緒帝；於是太后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命載勛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會剛毅、載漪、載濂、載瀾等親貴統領義和團。6月20日，德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往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軍虎神營士兵伏擊殺死，釀成開戰的導火線。21日，清廷以光緒帝的名義，向不列顛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意大利王國、日本明治時代、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西班牙帝國、比利時王國、荷蘭王國等十一國同時宣戰；同時，還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官軍（主要為榮祿手下之甘軍）開始圍攻使館區。6月23日，聯軍自大沽登陸，解西摩爾之圍。
6月25日，清廷當權派載漪、載勛、載濂、載瀅等率拳民六十多人奔瀛台欲弒光緒帝，為慈禧太后所阻而未果。慈禧太后諭榮祿停攻使館，並送蔬果食物等往使館慰問。7月9日，聶士成於天津城南戰死。14日，聯軍佔領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自殺。7月15日，俄軍於黑龍江海蘭泡越境，悉數屠殺清民六千多人，史稱海蘭泡慘案。8月2日，聯軍集兵二萬自天津沿運河兩岸進發；4日進逼北京，儘管當時京津之間的清軍及拳民合計有15萬之多，但聯軍沿途並未遭遇強力抵抗。不過時值仲夏，氣候炎熱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聯軍進軍增添了困難。
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發起總攻擊，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懷來縣，又輾轉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後來到西安；在西安，太后以皇帝名義下罪己詔，召慶親王奕劻和兩廣總督李鴻章與聯軍議和。此後聯軍陸續增兵至十萬，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關、保定、正定等地，甚至進入山西境內。同時，俄國單獨調集步兵、騎兵十七萬，分六路進佔南滿洲。1901年，奕劻、李鴻章等人與八國以及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等國簽訂《辛丑條約》，清朝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本息共計九億八千萬兩白銀，並以鹽稅、關稅作為抵押列。列強派兵駐守北京到山海關一帶的鐵路，割讓東交民巷作為使館區，並懲治「首禍諸臣」。標誌着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清末時期
1904年2月8日到1905年9月5日，大日本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為爭奪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影響力進行了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日俄戰爭促成日本在東北亞取得軍事優勢，並取得在朝鮮、東北駐軍的權利，令俄國於此的拓展受阻撓。日俄戰爭的陸上戰場是清朝本土的東北地區，而清政府卻被逼迫宣佈中立，甚至為這場戰爭專門劃出了一塊交戰區，日、俄兩國都在戰爭時期肆意殺害被己方單方面認為是間諜的中國公民，激起了當時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怒，魯迅更指出他本人是由於看到日軍殘殺中國公民時國人的麻木感而棄醫從文。
日俄戰爭最直接的後果是日本對南滿（中國東北南部）的控制及穩固對朝鮮的統治。關東州租借地（旅順、大連）以及東清鐵路長春以南段（後來的南滿鐵路）均由日本控制，「關東軍」在內滿洲開始駐紮。日本成為近代第一個通過大規模戰爭打敗歐洲白種人殖民者的黃種人國家，達成修改幕末以來不平等條約的目標。然而，《朴資茅斯條約》承認俄國在庫頁島北部的權利，內容遠低於一些日本民眾期望，爆發了日比谷縱火事件。
義和團運動中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湘軍江忠源舊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父親盛康是湘軍胡林翼的軍需官）、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族叔許祥光曾與湘軍江忠源一起鎮壓太平天國）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庚子之變後，清朝開始意識到危機的存在，開始實行改革。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辦政務處，就全面改革作整體規劃，任榮祿、慶親王及李鴻章為主管，張之洞及劉坤一為協同辦理；張劉二人聯名三次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學習日本，推行君主立憲制。
1906年，度支部頒佈《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在1905年9月2日，日俄戰爭結果促使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撫端方六人上奏廢科舉，朝廷從議，廢除了實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
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和《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及「臣民權利義務」、「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等三個附錄，規定第二年即舉行地方諮議局和中央資政院選舉，計劃以九年時間籌備憲法。整份憲法大綱有濃厚君權色彩，但亦基本上體現了三權分立的原則，並規定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擁有財產、選舉和被選舉議員等的權利。與此同時，清廷亦放寬了對報刊及政黨的限制。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緒帝逝世。
1910年10月末，東北爆發鼠疫，波及69個縣（大連、北京、天津、保定、旅順、芝罘、濟南等地先後都曾出現鼠疫患者），共死亡6萬餘人[43][44]，除了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之外，還嚴重影響經濟。在奉天出現了擠兌風潮。在鐵嶺、錦州、營口、安東等地，因交通阻斷，市面缺貨，大量商鋪倒閉，商品價格瘋漲。在哈爾濱，因貨物減少，關稅的徵收受到影響。學校和工礦也紛紛停課和停產[45]。
辛亥革命
孫文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當時的革命主要組織有興中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中國同盟會等。同盟會中還有丈夫團等小團體。興中會主要在華南地區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省，浙江省，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省開展活動，文學社在湖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鬆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各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有孫文、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太炎、陶成章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46]。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47]。1900年，華北發生義和團運動[48]，八國聯軍6月進攻北京，東南互保形成。譚嗣同的生前摯友、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裏的各會黨人員。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與梁啓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唐才常事前獲得孫文興中會的支援，收攬了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沒有得到康有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於張之洞向清廷輸誠，英國又放棄了支持起義從而促成張之洞獨立的陰謀，致使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
1900年，孫文決定發動軍事起義。6月，孫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國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在日本黑龍會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髮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台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17]等被殺。孫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4年10月，華興會黃興聯絡湖南民間會黨洪江會首領馬福益，計劃在農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壽辰時在長沙發動萍瀏醴起義，事泄遭清兵追捕，黃興逃亡，馬福益於1905年春在萍鄉被俘，後在長沙被殺害。馬被害之後，其門徒繼續暗中聯絡，欲為馬報仇。同時在1905年，華興會與興中會在東京合併為同盟會，繼續策劃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會派遣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等從日本回到湖南，聯絡洪江會，宣傳同盟會綱領，確定了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三處同時發動起義，萍鄉方面以安源煤礦礦工數千人為主力。12月初起義爆發，各路起義軍遍佈附近幾縣，在幾天內佔領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鎮，推舉洪江會首領龔春台為起義軍都督，發佈《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起義軍聲勢浩大。清政府調集湘、贛、鄂及江寧（今南京）數萬軍隊鎮壓，起義軍失敗，劉道一等死難，李燮和等逃亡。
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參加庇能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黃花崗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殮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義中，犧牲起義軍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中國同盟會精英。
1911年，清廷為了控制保路運動，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守空虛。革命黨人黃興利用這個機會，打算在10月底發動一場起義。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計劃被暴露，由革命黨人組成的新軍被逼提前起義。這就是「武昌起義」，也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的來源。這次起義迅速擴展到鄰近的省會城市，並得到遍佈全中國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的支持。到了11月底，22個行省中有15個宣佈從清政府獨立。當時在美國的孫中山從當地的報紙上得知起義成功的消息之後，開始在國外展開外交活動，取得了英國、法國和四國銀行團對於革命黨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並且還從海外華人和美國的同情者間為這次革命籌集了資金。日本也秘密運送軍火給革命黨人佔領的南京。12月25日，孫中山返回中國。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贊成票對1反對票推選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4]。黎元洪當選為臨時副總統，黃興任陸軍部長。此時，南京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實現統一。
清帝退位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隱退的袁世凱為欽差大臣鎮壓革命。11月1日，袁世凱更進一步被授為清朝內閣總理大臣。11月2日之後，袁世凱指揮清軍開始進攻革命軍，並取得多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使得革命黨人不得不與袁世凱進行和談。此時，國內外輿論對於袁世凱任大總統也表示了相當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黨人中也有許多人認為袁世凱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繼續內戰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1912年1月22日，孫中山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能使清帝退位並同意共和，就可以讓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一職。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溥儀退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系統所掌握。
1917年，軍閥張勳重新擁立溥儀登基，僅12天後就被鎮壓，史稱張勳復辟，一般不視為清朝歷史的延續。
註釋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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