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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由革命黨人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武昌起義，或作武昌起事[1]，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軍等力量在中國武漢武昌發動的兵變，旨在推翻清朝統治，是狹義辛亥革命的開端。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湖北革命黨人聞情激憤，共進會和文學社遂決定聯合，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武裝起義[2]。在清廷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平定保路運動之際，留守湖北之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遂計劃在1911年10月16日發動革命。但10月9日事跡敗露，導致革命黨人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遭處死，新軍中的黨人害怕被追究，躁動不安，10月10日晚間黨人金兆龍、程定國因為偶發事件槍擊排長陶啟聖，釀成變故，熊秉坤、蔡濟民、吳醒漢等革命黨領導人於是先發制人，齊集猛攻湖廣督署，湖廣總督瑞澂出逃後督署陷落，至12日攻陷武漢三鎮，成立鄂軍都督府。
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孫中山與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發動，湖北文學社和共進社領導人大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3]:88。武昌起義的成功，使中國各地陸續響應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的訴求，最終使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帝制政體，建立中國史上第一個共和國，即中華民國，是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1902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從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選派學生30多人，赴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學速成師範，定期8個月畢業，學成回國後充任學堂的師資。當時，梁啓超正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主張君主立憲，留學生中附和者不少。湖北留學生戢翼翬、劉成禺、程家檉等人同孫中山接觸以後，了解到排滿革命的道理。弘文學院學生常常討論立憲和革命的問題，經閱讀《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及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著作，發覺清廷腐敗無能、抑壓漢族民氣才導致亡國危機，救亡圖存必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認為孫中山的主張是對的，拋棄了康梁的保皇學說，並將革命思想帶回中國。[4]
文學社成員張難先回顧說：自張之洞將湖北學生中「激烈者，派赴東西各國留學，吾鄂人士，始有親炙總理之機會矣。吳祿貞、傅慈祥、戢元丞、劉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諸志士，一聞總理之主義及計劃，傾誠歸響，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聞教之後，即偕吾鄂全體留學生，標示革命，傳播江滸。或則創辦《湖北學生界》、《漢聲》等雜誌喚醒邦人；或則轉刊《黃帝魂》、《孫逸仙》、《革命軍》、《猛回頭》，以運動軍隊；或則致書鄉人，以期宣傳之普及；或則組織團體，以冀主義之實行。自庚子以還，形形色色，奔湊咸來。外而東西留學生，內而軍學兩界，其傾向革命之熱情，如雨後春筍，暴發於滿山之間。各機關紛紛設立，前仆後起。迨辛亥義旗一舉，滿清即亡，實早植基於此矣。」[5]
湖北最早的革命團體是以吳祿貞為首，於1903年5月13日成立的武昌花園山機關[6]:133。當日晚，朱和中、呂大森到吳祿貞住處晤談，做出三項決定，一是與各地同志聯絡，二是將同志介紹入軍界，三是尋孫逸仙期與一致[6]:122。當時，花園山機關「各人心目中，無不以尋得孫逸仙而戴之為首領為惟一之出頭路」[6]:152。隨後，湖北地方當局派遣大批學生留日，機關同志「今往西洋，正可乘機訪孫逸仙。」[6]:152其中，劉成禺被改派赴美留學，而孫中山正愁三藩市《大同日報》編輯乏人，乃聘劉主筆政，花園山同志「始得間接以達於孫逸仙。」[6]:152-153劉成禺成了孫中山與鄂籍志士的聯絡員[6]:153。
1904年春，花園山機關的活動因吳祿貞調離而基本停滯，留在武昌的革命黨人開始新的組團活動[6]:134。7月3日，科學補習所在武昌閱馬場東廠口附近的多寶寺街成立[6]:134。因長沙起義失敗而受到株連，1904年10月28日，科學補習所遭到搜查，革命黨人又着手組織日知會[6]:135。1906年12月，在中國同盟會組織下，日知會參與萍瀏醴起義，失敗後併入同盟會湖北分會[6]:135-136。
由於會黨組織形式落後，孫中山總結經驗稱：「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採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從1908年起，孫中山注重運動新軍[3]:91。1908年4月，湖北軍隊同盟會開始醞釀[6]:136。7月26日，軍隊同盟會在洪山羅公祠成立[6]:136。為了隱蔽起見，軍隊同盟會不制定章程，而遵守中國同盟會的章程和領導[7]。由於軍隊同盟會急於在武昌大舉，秘密暴露，僅數月時間就停止了活動[6]:136。1908年11月，楊王鵬為了避清廷耳目，改組軍隊同盟會為群治學社。[6]:136-1371910年4月，湖南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清廷調湖北軍隊赴湘彈壓，湖北革命黨欲藉機大舉，計劃被清政府密探偵知。[6]:137-138群治學社機關泄露，《商務報》被迫停刊，但基層組織未受大損。[6]:1381910年8月中秋節，舊有群治學社人員成立振武學社。[6]:138成員劉復基利用自己當兵的有利條件，吸收士兵加入學社，但不久為黎元洪知悉。[6]:139黎元洪撤銷軍中革命黨人的職務。[6]:139蔣翊武等為掩蔽革命目標，於1911年1月30日借春節團拜名義，邀集各標、營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黃鶴樓開會，議決將振武學社改組為文學社。[8]
與此同時，湖北另一革命團體共進會於1907年8月成立，「並以同盟會之總理為總理，直同盟會之外府也。」[9]共進會認為：「革命之成功與否，全視軍人為轉移。倘得軍人多數贊成，則其成功之易，可斷言者，否則赤口空拳，其如數十鎮雄何？」[6]:118於是，共進會以聯絡軍界為宗旨，由彭漢遺、查光佛等人負責聯絡。[6]:118其中，查光佛用孫中山的名義，任命曾省三、黃元吉、江炳靈、蕭國寶、陳孝芬、高尚志、黃駕白、陳獻斌、陳復元、謝鉻成、湯習兵等人為大督尉。[6]:118
1911年8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10]:165。9月14日，在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分會負責人居正的推動下，文學社與共進會在雄楚樓劉公寓所宣佈聯合。[11]至武昌首義前，士兵參加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達5千人，占湖北新軍總人數三分之一。[6]:119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湖廣地區（湖北湖南）革命黨人見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減弱，開始策動在武昌和長沙伺機起事。
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湖北新軍革命團體）與共進會旗幟下，文學社多招募自駐紮武昌之新軍軍官和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異議組織地方分支[10]:217。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居正等人的推動下聯合，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後，立刻派代表赴上海，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風來武漢主持起義活動。[12]:187但他們三人一時都不能前來，而形勢的發展已難以等待。[12]:1879月24日，雙方又集會，共推蔣翊武為軍事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日，野史傳說朱元璋、劉伯溫在中秋節起義，俗語「八月十五殺韃子」）湖廣兩行省同時發難，發動起義。湖北方面初步決定劉仲文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湖南方面由湖南人焦達峰負責。
就在革命黨人9月24日聯席會議當天，駐紮在南湖的八鎮炮標三營有幾個士兵退伍，炮標士兵孟華臣（共進會代表）備了酒菜，飲酒猜拳，為之送行。值日的劉排長過來干涉，雙方發生爭執。管帶趕來傳孟華臣等跪下，重責軍棍。士兵搶了軍械，將營部砸爛，管帶倉皇逃竄。孟華臣等從軍械房拖出兩尊大炮，可惜沒有彈藥。前來鎮壓的騎兵趕到，兵變士兵四下逃竄。
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開始加強警戒，湖廣總督瑞澂宣佈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嚴，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攜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進會領導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湖南準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早上，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和印信等，拘捕劉同、李淑卿等6人，隨即引渡湖北當局。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湖廣總督瑞澂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領導起義軍事總指揮蔣翊武為免起義計劃受到破壞，決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負責向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的鄧玉麟因途中艱辛，直到深夜12點過後才趕到南湖炮隊，此時士兵們都已經入睡，無法動員，營代表徐萬年只好臨時決定推遲起義。由於劉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號（第八鎮30標排長張廷輔家空房）文學社總部暴露，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85號被捕，蔣翊武逃脫，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另外還有張廷輔、陳宏誥、牟鴻勛等30餘人被捕，10月9日起義計劃落空。10月10日晨瑞澂下令，彭劉楊三人在督署東轅門被斬首。
10月10日白天，清軍警大肆搜捕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下令新軍官兵一概不得出營，並勸諭黨人自首。
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烈士的鮮血，澆劇了革命烈火，革命黨人矢志報仇，決心拼死一戰。10月10日傍晚6點左右，駐守武昌城北門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協炮11營輜重隊士兵李鵬升，點燃草料庫，舉火為號，發動起義，臨近的工程隊也點火響應，起義士兵向武昌城內楚望台軍械庫進發。
10月10日晚七時許，陸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二排哨長（即今日排長）陶啟聖查夜，發現多人不在營中，又看見棚正目（即今日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着步槍、且取出一盒子彈，仰臥睡覺，就掌摑金兆龍，厲聲問道：「爾謀反耶？」金兆龍頂嘴大罵道：「反！反！即反矣！」[13]金兆龍還擊，並和陶啟聖扭打，陶啟聖武藝較高，將金兆龍壓制，程定國過來幫忙，以槍托舉槍將陶啟聖擊傷，待陶倒地，背後開槍打中陶啟聖[14]，前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八營代理管帶阮榮聞聲趕來試圖以槍彈鎮壓，相繼被程定國擊斃。軍營大亂。這時第八營正目（班長）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正式宣佈起義，向楚望台進發。
武昌城內的第八鎮第十五協29標的蔡濟民和30標的吳醒漢亦率領部分起義士兵衝出營門，趕往楚望台。陸軍測繪學堂全部學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庫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士兵起而響應。爾後，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經過熊秉坤勸說，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接受起義士兵推舉，任革命軍臨時總指揮。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佔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誌，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光處發炮轟擊。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同盟會員），第一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的情況，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的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的行程被耽擱，這不僅極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其更大的意義在於，這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了充裕的時間。
起義軍攻總督轅門，湖廣總督瑞澂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黨，死勸瑞澂離府，去長江上的楚豫號兵輪上指揮鎮壓。瑞澂一離轅門，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辛亥革命之後，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見，被稱為「民國西施」。[15]
第八鎮統制張彪仍舊在鎮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佔領了鎮司令部。湖北軍隊提督張彪在水師統領陳得龍帶兵保護下由文昌門退出武昌。
10月11日凌晨1時30分，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10月11日晚，駐防漢陽兵工廠等處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眾起義，佔領漢陽。10月12日漢口光復。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10月12日，起義軍發佈了《宣佈滿清政府罪狀檄》、《佈告全國電》、《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佈告海內人士電》、《致滿清政府電》等，在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鎮壓人民，行同虎狼，厘金雜稅，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狀。起義軍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為維護和發展工商業，軍政府還發佈了安民和免稅等公告，抨擊清朝苛政，豁免惡稅。宣佈除鹽、酒、煙、糖、土膏各稅捐外，所有統捐局卡一律永遠裁撒；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起義爆發時，黎元洪任新軍21混成協統領，在武漢地區清軍中地位僅次於最高領導人張彪。早在起義前，革命黨人內部便有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的建議。[16]10月11日晨，革命黨的蔡濟民、王文錦等在黃陂一帶找到黎元洪的時候，他正在其參謀劉文吉宅內隱匿不出。據朱樹烈1945年10月所記《回憶辛亥首義》載，[16]
蔡向黎從容正色而言日：『黎老師在此，我等偵察確實，毋庸諱言，我等皆公之學生，今日舉動，實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對我公絕無殘害之理，請公速出，主持大計，不要畏懼，不必懷疑。』
黎聞之始出。有徐君壽林已將黎平日所乘棕色馬拉來，不待回答，即擁黎上馬。先到楚望台，臨時指揮吳兆麟向黎報告雲滿督及統制張彪，業經義軍擊走，督署已焚，各重要機關均有兵佔領，嗣後領導主持，非公莫屬。黎云：『汝輩事太鬧大了』。連說不已，大眾擁黎至閱馬場諮議局……
到閱馬場，下馬進諮議局，黎身穿灰色長夾袍，黃皮馬靴，赤面黑鬚，神色莊嚴。
黎元洪在起義前後的立場是不贊成革命的。被推舉為都督後，他仍十分猶豫，提出都督當為剛出獄的革命黨人劉仲文或胡瑛擔任。此語一出，一時起義軍內部謠言四起，甚至謠傳黎元洪絕食自殺。直到黎元洪為了制止起義軍方面的顧忠偉殘殺滿人的行為而傳出一道口諭，稱：「勿得濫殺旗人，革命黨是文明的，顧某如此胡鬧，是野蠻行為，余不取也！」關於黎絕食自殺的傳聞才告平息。此後，在都督府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由於黎元洪態度消極，朱樹烈以舉刀自殺相逼，黎元洪方才鄭重表示：[16]
黎元洪起立云：『朱君樹烈，今夜舉動，是義勇，不是粗暴，言論是正大，不是噪安，元洪極端贊成，極端欽佩』。並在會議席上表示：『凡經元洪劃諾判行者，決心負責辦理，完成革命大業，從此次會議起，嗣後不但與諸君同生，並與諸君共死，如食其言，元洪非我漢族黃帝子孫也！』
武昌起義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鄂州約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劉仲文、孫武等商議，認為僅有政府組織法還不夠，尚需有一個根本法類型的法規。眾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愛研習法律，曾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究各國憲法和政治制度，因而他為鄂軍政府草擬的約法（定名為《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簡稱《鄂州約法》），是一個三權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行使，立法權屬「議會」，司法權則歸「法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採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
另，端方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一部入川鎮壓四川起義，至四川資州，11月27日新軍譁變，端方為軍官劉怡鳳所殺。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震驚了清廷，清廷迅速作出反應。10月12日，清廷撤銷瑞澂的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同時清廷下令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任其節制；然後清廷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迅速開往武漢江面提供炮火支援。14日，清廷編組一，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為第一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各路清軍紛紛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面對這一形勢，湖北軍政府於10月15日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前後戰鬥42天，史稱陽夏戰爭或陽夏保衛戰或漢口、漢陽保衛戰（漢口舊稱夏口，陽、夏分指漢陽和漢口）。
10月30日，馮國璋親抵漢口，眼見革命軍頑強抵抗，下令先縱火焚燒街道，再派兵佔領城市。於是北洋軍連日縱火，「鋪戶所存洋油，北軍悉數取出，沿路用以縱火。全鎮火頭無數，有出而撲救者，北軍輒以手槍恫喝之。」十里商街「煙焰蔽天，化為灰燼。」革命軍不得已，渡過漢水、退守漢陽，漢口隨之陷落。[17]
11月17日，馮國璋下令李純進攻漢陽。至24日，美娘山、鍋底山、扁擔山先後失守，革命軍犧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軍用重炮轟擊磨子山、扁擔山，革命黨人劉玉堂犧牲。同日，北洋軍奪取湯家山，渡過襄河佔領黑山。27日拂曉，北洋軍攻佔梅子山，另派一隊攻佔龜山，革命軍傷亡殆盡。當天下午，漢陽終告陷落。當革命軍和平民乘船撤離時，北洋軍更向江中開炮，「由江中撈出之死屍陳列堤上，不計其數，內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婦人抱子、母死而子蘇，啜泣索乳者。血濺江邊，死者相枕藉。」「甚至車夫舟子，皆相視對泣。」[17]
總計武漢三鎮之役，革命軍的犧牲人數，據張難先記載：「辛亥武漢光復，殉國有姓名可紀者只三十二人。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渾列者，為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專列者，為一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倉卒發動，無明確記載，以衛生隊殮埋之紀載考之，為數亦復不少。漢口初九至十二日渾戰四晝夜，漢陽十月初六、初七渾戰兩晝夜，均無紀載。合傷兵不治而死之數，約計總在萬人以上。」[18]當時有一湖南長沙致各報館的電報憤言：「馮國璋、王遇甲甘為滿奴嗾使，為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現已派暗殺黨百餘人，非殲其全族不止。湖廣公達。」聲稱要對滿人的走卒施以刺殺報復。[19]
在這41天之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先後獨立。關內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義。
漢陽失陷後，黃興退到武昌，湖北軍政府即召開軍事會議，黎元洪主持。黃興認為漢口和漢陽已失，武昌難以固守，主張率領鄂湘兩軍轉移攻取金陵。黃興的主張被多數人反對，參謀范騰霄說：「漢陽既已不守，武昌又擬放棄，試問還有什麼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兩軍尚可用，則武昌當然可守。」這一席話使大家熱烈鼓掌，故最後會議決定繼續死守。會議結束後，黃興偕李書誠、湯化龍、胡瑞霖、陳登山和黃中塏等乘船東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3日，湖北提督張彪率自武昌敗退之清軍殘部佔據大智門車站，意圖與北洋軍會合反攻武昌，此時薩鎮冰亦將軍艦開到劉家廟附近江面。面對如此形勢，黎元洪下令革命軍渡江，是以，革命軍接管玉帶門與大智門站[20]，此即是陽夏保衛戰的開端，而第一場戰鬥就發生在江岸車站[21]。
18日，革命軍對江岸站發起兩次進攻皆以失敗告終[21]，當日一度退守至大智門站。19日，革命軍再次向車站發起進攻，江岸機務段（時稱車頭場）的鐵路工人亦參與到革命軍的攻勢之中（漢口市民及工人自發武裝稱「民軍」）。清軍沿鐵路潰敗，退守灄口[20][21]。隨後民軍漢口軍事指揮張景良於24日在江岸車站設置司令部[21]。26日，清軍反攻，張景良率叛軍燒毀車站內物資，革命軍敗退至大智門站。當日，革命軍意識到情報有誤，再次發動反攻，佔領江岸站。27日，馮國璋率北洋軍強攻江岸站，該站遂失守。28日，清軍強攻並成功佔領大智門站與玉帶門站。11月1日，北洋軍佔領漢口全域[21]。
故至清帝遜位、中華民國成立迄，革命軍再未佔領這段鐵路[21]。
10月22日，焦達峰與陳作新率湖南新軍最先響應武昌起義，攻佔長沙，次日建立湖南軍政府，被推舉為都督。因此，湖南省成為最早脫離清政府統治的省份。此後兩個月內，湖南與陝西、廣東等省，共計十五個省[註 1]紛紛宣佈脫離清政府獨立。10月28日，湖南軍政府派出「援鄂軍」從長沙出發支援武昌。10月30日，清政府以宣統帝名義下罪己詔，並開放黨禁，赦免黨人。11月1日，清政府令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清軍佔領漢口。11月27日，清軍佔領漢陽。
10月31日，湖北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刊有用孫名義發佈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佈告全國同胞書：「往年本總統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於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餘則猶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為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虜之必無噍類矣。雖然，本總統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今特佈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羣策羣力，實所望於同胞。」[22]:22-23[23]:307-308
據田桐稱，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對革命政權頗為敵視，以「義和團」視之，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砲，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一佈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議上聲稱「武昌佈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國駐漢口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佈中立文告[24]。
12月1日，蔣翊武、吳兆麟與袁世凱軍簽訂停戰協議。12月2日，蘇浙聯軍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義的十四省[註 1]代表齊集南京開會。12月17日，各省代表會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同日荊州府光復。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建國。南北議和亦被袁世凱中斷。但不久，臨時政府即與以袁世凱達成妥協。2月12日，清帝溥儀正式頒佈退位詔書，清朝滅亡。
嚴昌洪指出，文學社和共進會雖不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但在組織、綱領和人事上都從屬同盟會。文學社的源頭是日知會和同盟會，日知會的不少骨幹是同盟會員。共進會繼承同盟會之宗旨及總理，共進會員如劉公、居正、孫武等，都兼有同盟會員身份，共進會甚至接受同盟會的資助。當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時，二者都取消了各自團體的名稱，而共同擁戴同盟會的領導。在綱領上，孫武等人起草的《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在總則第一條首揭革命宗旨為「推倒滿政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隨後發佈的《內務部關於保存實業的告示》明確宣稱:「謀將來實業之發達，而籌民生主義之進行。」完全繼承了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人事上，起義領導人熊秉坤視孫中山為精神領袖，在發難前自稱:「所有會黨都以孫逸仙為共主，當然都是孫黨。」發難後，湖北革命黨立即邀請同盟會領袖主持大計。由此可知，武昌起義，是同盟會長期革命的一次成功結果。[25]
封從德指出，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原本才是同盟會的工作重心，全國其它地區則準備策應。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原來準備策應的各地區，組織得以存續，繼續籌備起義。因為已有組織基礎，故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得以迅速響應。並且武昌起義順利成功，得益於獨特的有利環境：一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出籠「皇族內閣」；二是「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清廷就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三是抽調湖北新軍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成功具有偶然因素，但同時是孫中山多年帶動革命風潮的必然。總之，武昌起義成功是同盟會長期革命積累的結果。[26]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以該事件的發生日期－10月10日為國慶日（雙十節），每逢國慶時均有一定規模，如煙火、閱兵、遊行等慶祝活動。民間亦有自發性的慶祝活動，如「我愛國旗嘉年華」。
抗戰勝利後，當年參加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相繼回到湖北武昌，於1946年6月15日成立「辛亥首義同志會」，選出第一屆理監事，由居正當選為理事長，並獲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致電嘉勉，撥贈國幣一千萬元作為團體事業基金。隨後張助武、周政、孫剛、孫莒凡等後裔亦於1948年10月在武昌湖北省參議會成立「武昌辛亥首義後裔聯勵會」，並選舉張希文為理事長。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後，隨政府遷台的起義志士張知本、趙恆易、馬超俊、王世傑等人決定在台復會，與後裔聯勵會合併，更名為「中華民國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奔走數年後，於1965年6月6日在台復會。[2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雙十節作為「辛亥革命紀念日」在中國大陸予以紀念。中國大陸各地一般均有紀念活動。2011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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