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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梵語：चीन，cīna，Chinas，拉丁語：Sinae），亦曾譯作至那[一 1]、脂那[一 2]、摩訶支那[一 3]、摩訶至那國[一 4]等，與震旦同義[一 5]，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經佛教經典傳入中國。中國周邊國家或地區，如日本、朝鮮半島的古代佛教文獻也有使用「支那」這個詞[一 6][一 7]，而藏傳佛教文獻也有使用對應於中文「支那」的詞彙[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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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個詞彙稱呼中國的習慣於9世紀初經由佛教交流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後期，「支那」成為日本人對中國的一種稱呼。在明治維新之後，該用語由日本傳回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中華革命黨人開始使用這個名詞。日本官方使用支那指稱國家始於1912年：宣統退位，中華民國建國後，日本內閣不再使用「大清國」或「清國」等詞，公文書中開始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稱呼中華民國，未隨即新稱「中華民國」，在部分人眼中此後遂含歧視之意。
從1913年到1946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多次要求日方停用支那一稱。1930年，國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再度抗議，明令拒絕接受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公文書。在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後，日本政府在1930年開始在正式場合中不使用支那名稱，1932年後在外交場合中完全停止使用這個名詞[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日本政府於1946年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稱。日裔歷史學家若林正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2][3][4]。
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雖有爭議，仍有歷史與佛教學者繼續使用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現今該詞在中國大陸與香港等地通常被視為歧視語[3][4]，稱呼中國人為支那人，類似於以英文稱日本人為「Jap」、以及稱非裔美國人為「黑鬼」（Nigger），被視為含有種族歧視或侮辱的意涵[3][4][5]。
在台灣，中華民國法院認為支那為中國古稱，不一定是歧視用語，歸屬於言論自由範圍，法律不干涉[6][7]。目前在佛教研究、歷史、地理學和地質學等研究中，「支那」於學術範圍中尚有少量使用，如音譯自法語的印度支那、交趾支那，以及日文中的「東支那海」「南支那海」（日語：東シナ海、南シナ海，即東中國海、南中國海）。
支那（梵語：चीन，Cīna）這個稱呼起源於古印度，最早是一個地名，位於印度北方邊境，屬於邊地。在印度古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論》及《普魯哈特薩瑪希塔》（Brhat-sajhitā）等書中，記載了支那這個地名。因為《摩訶婆羅多》、《摩羅衍那》及《摩奴法典》等書在歷代皆有增補。古印度最初何時開始使用支那這名稱，尚未具體考證。惟在孔雀王朝寫成的《政事論》中，記載了支那產絲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紀時，這名詞就已經在古印度通行[8]。
在部派佛教經典中，有支那這個地名，如《彌蘭王問經》、《普曜經》、《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9]等，《清淨道論》中曾提到支那布（巴利語：Cīnapaṭṭa）一詞。大乘佛教經典，如《華嚴經》等，也記載此地名。佛教認為，釋迦牟尼誕生與傳教之地，位居世界中央，稱為中國（梵語：Madhya deśa）。相對於中國，支那有邊遠之地的意思。
古印度文獻本身，對於支那的記載並不清楚，很難推定它的詳細地點。除了支那這個地名外，也記載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來自支那的馬，以及來自支那的絲稠。在記載中，又有支那與小支那的區分，中國相當於支那、大支那、摩訶至那，小支那為中國的某個屬國[10]。在《華嚴經》中，將中國與疏勒併舉，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11]或是于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夾註，認為支那指廣州，莫訶支那（大支那）為唐朝京師（長安或洛陽）[12][13]。
因為古代絲綢主要生產於中國，印度記載支那盛產絲綢一事，被用來證明古印度所說支那，確指中國[14]。
梵語चीन（Cīna）， 中古波斯語چین（Čīn），與拉丁語Sina發音與拼法相近，同指中國，可能來自同一個來源。德語、英語China，法語Chine等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稱呼，皆源自拉丁語，其字根都來自梵語चीन（Cīna）[15]。其他語言使用類似的詞彙還有希伯來文中的西尼姆國（Sinim）、粟特文中的秦斯坦（Cynstn）、拉丁文中的秦國（Thin）以及秦尼（Thinae）、希臘文中的秦尼國（Sinae，又譯西納）和秦尼策國（Tzintza）以及秦尼斯達國（Tzinista）、亞美尼亞文中的哲那斯坦國（Jenasdan）以及秦尼國（Sinae）、敘利亞文中的秦那（尼）斯坦（Zhinastan）、阿拉伯文中的秦（Cyn或Sin或Thin）、波斯文中的支那（China）[16]。
在西晉之前佛經中的梵語 चीन 意譯為晉、秦、漢、秦土、漢土、神州，東晉開始音譯為振旦、真丹、真旦、震旦[17]。其他異譯還有至那、斯那、真丹、振旦、真那、振丹、脂難、旃丹。[16]
根據漢傳佛教經典記載，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發現他們以「震旦」稱呼中國[18][19]。唐朝以後，震旦逐漸不用。學者一般相信，支那與震旦同源，皆來自Mahachinasthana或Cinasthana，是一個詞取不同部位的音譯。[15]
隋開皇三年，那連提耶舍在翻譯《法護長者經》時首次使用「脂那」來稱呼中國，脂那、至那、支那都是Cina的音譯。這意味着「支那」一詞開始進入中國[一 9][20]，並明確被認為是中國的稱呼[一 4][21][一 3]。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全程用至那指稱中國。
在這個名詞傳入中國後，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佛教徒以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一 10]，如道宣[一 11][一 12]、智昇[一 13]、唐人冥詳[一 14]、玄奘弟子彥悰[一 15]和慧立[一 16]、清涼澄觀[一 17]、宋初高僧贊寧[一 18]，宋代和尚法恭禪師[一 19]、宋末佛教史學家志磐[一 20]、普濟[一 21]、明代憨山德清大師[一 22]、蕅益智旭大師[一 23]及其弟子成時[一 24][一 25]、淨源法師[一 26]。
支那的用法也在佛教語言之外使用，唐玄宗曾經寫詩道：[22][23]
《題梵書》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在官方外交文書中，施護在宋太宗時，負責翻譯天竺國國王給宋朝皇帝的國書時，將中國翻譯為支那，宋朝皇帝翻譯為支那皇帝[24]。
唐代僧侶慧苑認為，支那的名稱來自於中國人多所思慮[29]。但義淨認為，支那只是一個名稱，在梵文中沒有特殊涵義[30]。梵語cinta，意為思慮，發音與拼法皆和Cīna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這個解釋。
《翻譯名義集》說，支那之名有兩個說法，一是文物國，二是邊遠之意[一 27]。《雜阿毗曇心論》[31]與《大毘婆沙論》[32][33][34][35]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
印度學學者西爾萬·萊維認為，在古印度，支那原被用來泛指喜馬拉雅山脈以北的地區，代表遠方之國，通常不一定特指哪一個國家，往後才用為專指中國的名稱。馮承鈞認為，支那原為「遠方之國」，有邊鄙之意，原本用來稱呼喜馬拉雅山脈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區，後來引申為對中國的稱呼[36]。
1655年，天主教傳教士衛匡國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將英語：China，拉丁語：Sinea跟梵語：China連結起來，認為來自同一字根。他認為公元前9世紀的秦國的名稱，轉變為梵語Thin、Chin，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最終成為China。其後法國語言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和德國漢學家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也支持此說。[37][38][39] [40][41]
也有學者認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可能是由絲、瓷的音轉換的，如學者古希臘和羅馬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則是 「Sinae」，「產瓷之國」[42]。
清末蘇曼殊認為，支那這個字的對音，來自梵語चीन（Cīna），但與秦朝無關[43]。因為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zin]），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學者鄭張尚芳主張，支那來自晉（[ʔsins]）的音轉。[44]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中國地理歷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書中，主張支那的名稱來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亞漢學家韋傑夫（Geoff Wade）主張，支那一名來自貴州古國夜郎。
經由中日間的學問僧往來，支那這個稱呼在唐朝傳入日本。例如空海的詩文集《性靈集》中即用到支那一詞[45]:453。鎌倉南北朝僧虎關師鍊《元亨釋書》[一 28]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但早期並不普遍流傳。
根據考證，日本古籍中曾重複出現「日本與中國」並將日本與中國並列成相對兩國的記載。[來源請求]
江戶時代，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拉麵，當時被稱為支那麵[46]。日本以支那來取代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為「中國」這個詞明示「中國」才是中央之國，日本只是「東夷」。[來源請求]
江戶時代有一些日本學者如淺見絅齋、德川光圀、山鹿素行等認為，唐國以自身為中華，以其外為夷狄的做法是不可認同的。以日本人的觀點稱日本為中國才合理。[47]:6德川光圀認為可以用震旦、支那乃至唐山來稱呼唐國[一 29]。
另有一說日本國內有領土稱「中國」，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區別，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來源請求]，如日僧大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等。
18世紀初，蘭學家新井白石在與意大利傳教士談話後所著的地理書籍中，將西方人所言的「チイナ」（發音接近今意大利語對中國的稱呼Cina）解讀為「支那」[一 30]，杉田玄白與大槻玄澤等人，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使用支那（荷蘭語：China）來稱呼中國，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一 31][48]。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在日本開始流行。[來源請求]蘭學家的主張，由福澤諭吉整理為脫亞論[來源請求]，支那的稱謂，在明治維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風氣[來源請求]，如高杉晉作曾以支那入詩[49]。
明治政府初期把清朝稱為「大清國」，後稱為「清國」，並不使用「支那」指稱清朝，比如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清朝治下的人民會被稱為清國人或清國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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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大清宣統皇帝退位。1913年5月、6月，日本政府進行討論，決定以支那稱呼中華民國，理由為參照歐美各國的做法，支那可以指代歷朝不同國號的國家，而且在日本國內當時「支那」作為地理上的稱呼已經被普遍接受。而日本承認中華民國是在1913年11月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期，當時日本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中文照會文中稱「中華民國」，但在奏請大正天皇批准的日文上奏文中稱其為「支那共和國」。這為日本政府後續在日文公文中使用支那共和國稱呼中華民國定下了基調。[50]:2,3
20世紀30年代開始，上海日僑言論界就一直存在「支那」與「中國」的兩詞並用現象。[5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所稱「支那人」，也包括海外華人如英屬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之華人以及英屬香港之華人。
二戰結束以後，日本盟軍佔領時期，駐日盟軍司令部（GHQ）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認為「支那」稱謂是一種對中國的歧視語，被用於仇恨中國上，指導日本政府應予改善。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之要求，發佈《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52]，已經不在政府與各類機關團體使用此一名詞，教科書和戰時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為「中國」[53]，涉及到南海時（二戰前稱「南支那海」）則改用片假名記為「南シナ海」[54]。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此詞[55][56]。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學派重鎮、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機關刊物《支那學》在創刊27年後終刊。其後「支那學」改稱「中國學」（Sinology），「支那」漸成死語[2]。
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在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所筆者謹向已故留日學生在天之靈和現在仍健在的留日學生諸君鄭重報告，時至今日，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支那）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了。」[2]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日裔史學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如果當今中國人說他們因被稱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傷害，那麼在禮貌上就應該不要使用這些用語[4][3]。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果舉出原被稱為「Negro」的黑人群體，將Negro當成貶義，要求作出改變的故事。認為中國人若反對被稱為支那，日本人應該放棄使用這個名稱[3][57]。
日本議員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使用支那人指稱一位香港記者[58]，同一次記者會上他數次使用支那一詞，但也有自覺改口為中國的情形[59]。
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嚴復在其譯作中，以支那來譯英語China[一 32]，曾譯《支那教案論》，也曾以支那入詩，稱讚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能「斷盡支那蕩子腸」[60][一 33]。與林紓同譯《黑奴籲天錄》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稱[61]。林紓稱「支那」一詞並無貶義[一 34]。
1886年，楊仁山出使英倫，結識南條文雄，回國後，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一 35][一 36]，以佛教振興中國，作〈支那佛教振興策〉[一 37]。
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家們[62][一 38][一 39]。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在創會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一 40]，242年算自南明永曆帝敗亡，章太炎對日本警長說：「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國人。」[63]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梁啟超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出版過《支那四千年開化史》，並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64][65]，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66]。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曾得毛澤東贊賞[67]。另如孫中山的革命夥伴，日本人梅屋莊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68]，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
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以刺殺清朝顯貴為目標。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中華民國」此國號並沒有立即得到日本承認。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於此時[70]。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勸助中國革命函
1913年10月16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中國政府訓令拜訪日方官員，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一稱 ，改稱中國自主選擇的國號中華民國，中方民間亦有此要求，然而日方拒絕中方民眾及政府的要求，交涉未果。在《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對日方堅持使用支那一詞進行抗議，亦未獲理會[1]。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仍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71]。
1915年，中國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抨擊「支那」是來自日文的新名詞，呼籲國人盡快廢棄[一 41]。1919年，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作者對日本稱為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抨擊[70]。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論〉，認為歐美人以支那人稱呼中國人，是對中國的種族歧視，主張復興孟子儒學，以復興中國[一 42]。同年，郁達夫出版短篇小說《沉淪》，故事主角由中國至日本留學，周遭的人雖然待他沒有異常，但因懷抱身為中國人的自卑感，暗自懷疑別人心中對他有歧視，產生憂鬱症，終而自殺。故事主角自稱支那人。在小說《雪之夜》中，郁達夫表達在日本時，被日本人稱為支那或支那人，感受到自卑跟被侮辱的感受[一 41][72]。
1920年，李大釗表示三年前，勞動雜誌上有過一個題目叫「不入支那人清夢之五月一日」[73]。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復興唯識學。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74]。
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與毛澤東，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75]。
在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稱呼中華民國為「支那」，此後「支那」被視為是一種種族歧視用語，是對中國人的貶抑。經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後，日本政府官方已宣佈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76][77]。
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19日，國民政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云。……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日本媒體的反擊[1]。
其後中國民間各地一些媒體如《民國日報》和《武漢日報》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予以批駁日方[1]：
- （中國政府）有將來如再發現此種稱呼即將來文退還之正式申告…… 實在是很合理的；
- 中國之所以定國名為「中華民國」，是因為「中華」二字說明了我們種族的根源、歷史、特質和文化；「民國」二字則既合民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義之義，其「意義之精深遠大，更不能以歷史上殘廢名詞的「帝國」「皇國」諸名詞相提並論；
- 在孫總理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已19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當局及知識階級仍在國際上稱中國為「支那」，不是表示他國際禮節的失檢，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後知識閉塞罷了。 ……所以負了普及中國文化與日本有悠久的歷史關係的中華國民，便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同種同文的日本國民和他們政府當局的疏忽、任他們遭受不明國際稱呼及國際禮節的恥辱和譏箋而不加以指正。 ……（日方）自己既不願意被人稱做『 大倭帝國 』，為甚偏以輾轉譯音的名字稱謂別人的國家呢。公然書於國際公文上面，已屬大失禮儀 。又復強詞奪理曉曉置辯，適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誇大、揚已抑人的島民根性 。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78]
1934年7月13日，蔣介石對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時提到「支那」一詞，他認為「支那」是日文「死」字的諧音。蔣說：「他（日本）叫我們中國叫『支那』，這『支那』兩字，照日本話是什麼意義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沒有我們中國，所以不稱我們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始終叫我們為『支那』」[79]。
1935年，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出版，太虛大師作宗喀巴偈贊，以支那釋子自稱[一 43]。其中，依照梵文，將中國譯為支那[一 44]。
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論》出版，同樣以支那作為中國譯名[一 45]。
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方把七七事變叫做「支那事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叫做支那。由於「支那」已演變成貶低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因此于右任在報章上提議將印度支那半島改稱為「中南半島」，意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80]。
葛維漢（D.C.Graham）於1940年代至中國進行民族誌採訪，記錄一位羌族居民的口傳古代故事，故事中稱漢族古名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稱「戈拉」（Gu La）[82]。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認為「支那」是歧視性字眼。[83][84]
中國有少數民族的語言中有以「支那」為地名，但與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國」之用法無關[85]。位於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中，其中一個鄉鎮名為「支那鄉」[86][87]；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縣中和鎮的轄下鄉村中，亦有地方名為「支那村」[88]。
在中文裏「支那」一詞也還由於歷史關係沒有被徹底淘汰，如地理名稱「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詞作為對中國地域之代稱則已全面消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轉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中實施說明第二點表明，在羅馬字母各語文中國國名的譯寫法不變，不會要求外國統一使用漢語拼音（Zhōngguó） 作中國國名。
1998年，中國大陸四大入門網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國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因為「支那」一詞在軍國主義上含歧視隱義[55]。這種引起誤會的使用事件還有支付寶。2018年10月，支付寶的廣告文案「他鄉遇故支」遭到指責，部分網友認為「他鄉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認為將「他鄉遇故支」的「支」解讀為「支那」純屬無聊。支付寶則在官方微博辯解稱，「他鄉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寶的支。手機上那個支付寶的只有一個『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個出境遊玩的中國人都能在異國他鄉偶遇我，偶遇一份溫暖。」[89]
2008年7月24日，重慶一即將開業的火鍋起名「支那」，並打出橫幅「支那火鍋即將開業，免費贈湯圓紅酒，歡迎屆時光臨！」引起一名過路人憤慨，並將現場照片發在龍湖論壇上，該店隨即招來眾網友猛烈抨擊。25日橫幅被城管扯下[90]。31日一名自稱該火鍋館老闆的男子向重慶晚報打來電話，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員失誤，希望通過媒體向民眾道歉。在火鍋館門口，男子為了顯示自己道歉的真誠，更是手舉道歉信跪下[91]。
2015年9月29日，有網民指出台灣女演員鍾嶼晨在臉書發文稱：「找到可以去廈門賺爆支那人的錢來為台獨勢力努力的合作夥伴」。又稱合作對象是某中國大陸國企。有網民表示「這種虛偽行為可恥」，要認真調查疑似涉事企業[92]。10月8日，台灣歌手黃安向國台辦舉報鍾嶼晨和其父親鍾大偉曾於當年9月初來廈門與夏商集團洽談。國台辦於16日承認確有其事並稱夏商集團不會和鍾嶼晨父女有任何合作[93]。
2017年7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印發《企業名稱禁限用規則》，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支那」一詞[94][95]。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讀的內地學生唐立培在微博與網友掀起罵戰，並用「支蛆」一詞辱罵網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為「@唐立培你多讀點書行不行」的賬號發消息對此前對網友使用「支蛆」等詞解釋稱，「一時衝動的口舌之爭，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別是文章發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論，衝動之下，口不擇言，現在我收回，並再次致歉。」[96]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讀學校瀘州天立國際學校官網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97]
2018年1月，日本漫畫作品《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改編成動畫播出。該動畫片第七話約12分鐘的時候，畫面中店家的招牌「廣東支那蕎麥軒」、「支那蕎麥」、「支那御料理」，台灣播出時則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國大陸播出時，「支那」2字被塗掉，變成「廣東蕎麥軒」、「御料理」，「支那蕎麥」則是全部塗掉[98][99][100]。
2018年4月19日，《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在上海迪士尼小鎮舉辦宣傳活動[101]，活動本身組織混亂，活動結束後現場留下大量垃圾，對此一名名叫「@潔潔良」的新浪微博網友（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在讀研究生、中國共產黨黨員田佳良）因用「惡臭你支」諷刺這種現象。隨即「@潔潔良」和其他網友發生爭執，過程中「@潔潔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詞。網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國的意思，潔潔良回應「廢話，不侮辱，我說它幹嘛」。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發網友強烈憤慨[102]。@潔潔良所就讀的廈門大學表示調查此事並給予田佳良留黨察看、留校察看處分[103][104]。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開除黨籍並退學[105]。
2020年6月，中國科學院大學一名學生季子越在其名為「神樂坂 梓月」的twitter賬戶使用「支那」「賤畜」「廢物」「支那解體不是更好嗎？」等字眼，引起網民不滿。6月27日，中國科學院大學發佈聲明，譴責季子越的相關言論，並聲稱已經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處理。涉事學生事後道歉，自稱傷害了祖國，辜負了父母[106][107]。7月19日，季子越被中國科學院大學開除[108]。
2021年10月1日，遼寧盤錦一男子的私家車上因為張貼「支那製造」、「武運長久」而被盤錦警方拘留15日，並處以人民幣1,000元罰款。[109]
安倍晉三遇刺案發生後，2022年7月9日，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前教授石文瑛不滿中國人發文慶賀安倍晉三死亡，於是在新浪微博指這類人是「支那劣根奴」。[110]唐山師範學院隨即對石文瑛展開調查。[111]
2023年4月，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院研究所畢業的何姓學生原本已取得紹興市新昌縣鄉鎮公務員錄取資格，但因被人舉報在浙大內部論壇稱呼其他學生為「支那人」，被迫放棄錄用名額。[112]
2012年9月15日，數十名香港網民響應社交網絡號召，到上水港鐵站近彩園村的出口外示威。他們不滿水貨客阻塞港鐵站，影響北區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圍觀。有示威者舉起辱罵中國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中國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被掌摑。有示威者舉起辱罵中國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中國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摑。[113][114]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戶將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詞，二次創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噁心」），歌詞內容嘲諷中國大陸人隨處便溺，再次引發陸港網民罵戰[115]。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創庫出售一種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麵（支那そば），價錢牌上譯爲「日本健康支那麵」，結果此事被臉書網民群組惡搞[116]，隨後該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估計，可能是該超市大意[117]。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在臉書賬號聲稱「奉勸大家莫講話唔好用支那銀行服務、連支那銀行鈔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顯聰為首的幾名香港人優先成員手揮港英旗，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內，並高叫「解放軍滾出香港」等口號，遭到站崗解放軍衛兵的制止，駐港部隊隨後關上大門戒備。「香港人優先」組織的臉書賬號則發佈消息聲稱「我地強襲支那軍駐港軍營」[118]。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廣場兩間相連店鋪閘門，有人用紅油噴上簡體字「護港驅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塗污。[119]。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統一派位放榜，約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熱血公民成員到位於上水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的跨境學童派位中心門外，不斷用揚聲器大叫「雙非返大陸」的口號，並拉起「我不是中國人」、「支那蝗蟲返大陸」等橫額，指責在港出生的雙非學童來港搶學位讀書。「本土力量」發言人何志光稱，雙非學童侵佔港人學額，長大後搶香港人的工作，對港人子女不公平等[120]。
2015年6月11日於香港舉行的香港對不丹世界盃外圍賽，當大會按慣例在球賽開始前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幾乎全場一片噓聲，持續到奏完，完全掩蓋了歌曲。有在中國大陸看直播的民眾不滿，指發噓聲的人是「港狗」、「奴隸」；而香港球迷則上載現場影片助威，大罵大陸網民是「支那狗」[121]。
2015年8月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在網台節目聲稱：「『支那』會『支爆』？嘛。咁『支爆』嘅話，到時香港同大陸談判嗰陣，搵咩人談判呀?」[122]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場進行中國隊對陣香港隊的世界盃外圍賽。場外有幾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員高舉「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中國必敗」、「支那必敗」等口號，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國」和應，亦有人揮動龍獅旗[123][124]。
2016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照例在10月1日當天舉行酒會以及升旗禮，包括多個新當選的非建制派議員都獲邀出席，但除了民主黨和前學運領袖、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答應出席之外，其餘公民黨以及青年新政已經表明不會出席。青年新政更發表聲明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是「支共國慶」。[125]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China」部份讀出「Chi-na」（梁於事後辯稱是口音所致），被認為有冒犯及侮辱中國人之意[126][127]。同年11月，律師余若海引用中文維基百科「支那」條目指有理由相信兩人借宣誓鼓吹港獨。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兩人的議員資格[128]。
2016年10月19日，嶺南大學一名大陸女生於網上遭到辱罵。該名女生投訴她入住的嶺大南宿霍藻棉樓（Hostel B）5樓屬男女混合樓層，同層學生常鬧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兩點過後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發現至少十多名男學生聚集喧譁嬉戲。女生開聲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聲呀？」隨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細聲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覺呀！」女生不滿反問「你係咪覺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講呀！」期間所有人退回房間，但有人刻意將音樂聲調較得更大。該名內地女生將片段放上網，並以英語留言批評這批男生，又稱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擔心。有留言反譏拍片女生是「支那狗」，並持有雙重標準[129]。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在台灣期間於網台《Channel-i》直播節目中，發表支持涉嫌辱華誓詞的候任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的言論，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並且講述與「台獨」人士交流的經歷，又稱「我在台灣日日講『支那』，咁又點?共產黨是我仇家，難道還要中共、爺爺咁樣叫」[130]。
2017年4月25日，亞冠G組小組賽香港東方足球隊主場對陣廣州恆大的比賽期間有恆大球迷向東方球迷方向舉中指，至賽事尾聲，恆大球迷舉「殲英犬滅港毒」橫額挑釁，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還擊。[131][132]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涉及政治衝突事件，並爆發社會關注的罵戰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以對方多次違規使用民主牆為由，借機向中國大陸學生發怒，不斷用粵語辱罵，及以「支那人」稱呼對方。[133][134][135]
反修例運動期間支那多次見諸報端，被用來攻擊中國大陸以及支持中國大陸的人士。如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有示威者包圍中聯辦的過程中，朝中聯辦門口的中國國徽擲油漆彈，在中聯辦外牆寫上「屌支那」、「支聯辦」、「fk支那」等標語。中聯辦以及國務院港澳辦認為這些示威者朝中聯辦辦公大樓門口懸掛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在外牆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等行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性質嚴重，影響惡劣，對此強烈譴責[136][137]。同年8月，一芳水果茶香港門店因發表支持一國兩制言論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眾惡搞，將一芳台灣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138]而支持香港警方的陳小春在林口體育館開唱前亦有人在體育館噴塗「支那陳小春」字眼[139]。同年12月28日，有示威者在連接上水廣場及火車站的行人天橋，斥責拖行李箱經過的內地旅客及港人為「支那人」[140] 。
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練乙錚從古代字源分析，認為支那並不一定是歧視字眼，並在香港報紙發表文章說明：「英國跟日本一樣曾侵略中國，而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背後涵義亦一樣，偏偏中國人卻甘之如飴，甚至用作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他認為這「雙重標準」的成因來自中國人對西方白種人的「洪荒敬畏」[141]。
然而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並非是「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70]。
「支那人」一詞的針對對象為華人[142][143][144][145]，至今部分日本右翼和部分支持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這類用詞[146][147]。
香港建制派評論員陳凱文認為，以「支那」一詞的詞源證明這個詞語在當今沒有貶義屬於詞源謬誤。[148]。有香港媒體認爲，該詞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149]。
十七世紀印尼馬來文古籍《馬來紀年》已用「支那」稱呼中國與華人，華人也如此自我稱呼，當時「支那」一詞並沒有貶義。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開始興起，印尼華人尤其是土生華人也受到民族主義衝擊。1900年在雅加達創立的華人社團也以《中華會館》命名，當時「支那」與「中華」兩者並用，直到中華民國於1912成立後，華族民族主義抬頭，「中國」與「中華」兩個詞語才開始在印尼華人之間通行。
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華人已失去操中國話的能力，而以馬來話溝通。由於他們以福建人為最多，因此將「中國」拼寫為Tiongkok，將「中華」拼寫為Tionghoa。土生華人的書報就用這兩詞。當時印尼民族主義運動也掀起，土生華人報章支持印尼民族運動，稱呼荷屬東印度（Hindia Belanda）為印度尼西亞，土著為「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ier 或 orang Indonesia）。印尼報章也以「Tiongkok 或 Tionghoa」稱呼中國與華人。在中日戰爭時，「支那」變成了歧視與侮辱中國及其民族的名詞，致使印尼華人愈加唾棄這個字眼。從此，「支那」變成了過時的貶義詞，開始具有落後、弱小等負面含義。印尼土著也只有在抨擊華人與中國時才用「支那」字眼。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尼名稱也被名為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Tiongkok 和 Tionghoa兩詞在印尼通行了半個世紀，為印尼官方及民間使用，直到蘇哈托當政的年代，反華氣氛濃烈，「支那」一詞多被持有反華立場的人所用，後來中印關係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復「中華」的稱謂[77]。
1965年，印尼蘇哈托政府指控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幕後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動九三〇事件，企圖在印尼製造政變，中印關係由此開始交惡，印共勢力後來亦被蘇哈托瓦解。1966年8月，印尼陸軍召開第二屆研討會，會上決定改用「Tjina 或 Cina」取代原先的「Tiongkok」和「Tionghoa」，並且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國）。決議書中表示，改變稱呼的原因是為了消除印尼本國原住民的自卑感，消除在印尼本土居留的華僑的優越感，而且「支那」一詞符合印尼歷史與語言學。方案提出後，印尼許多反華報章開始仿效，然而當地華人以及一些印尼原住民反對相關方案，有些印尼報章拒絕更改對中國和華人的稱謂[77]。中國政府亦做出回應，強調「『支那』一詞，是在印尼還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時期用來侮辱中國人民的用語」，指責印尼政府「為了煽動反華排華的種族主義情緒，不惜抄襲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的這種骯髒語言」[150]。
1967年6月28日，蘇哈托內閣主席團通知官方及民間機構和報章不再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全部統一改用「支那」，導致中印關係繼續惡化，1967年10月31日中印國斷絕邦交。中方後來提出以英文 China 作為中國國家的印尼名稱，中國的印尼名改稱為 Republik Rakyat China， 以 China 以取代 Tjina 或 Cina。
直到2014年3月12日，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正式宣佈廢除已經沿用將近47年的官方用詞「支那」，恢復「中國」與「中華」的稱謂。2014年3月26日，印尼官方開始廢除Tjina／Cina（支那）一詞，重新採用 Tionghoa （中華）作為對華人的稱謂，也將 Republik Rakyat China 改回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77][151]。
在臺灣日治時期，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將中國大陸稱為支那，稱中國為支那成為一般的習慣。如1918年，賴和於《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的詩作[152]，與連橫發表的文章《鴉片有益論》[153]，1936年陳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樂考》。
中國民族主義者，如吳克泰等人，因認同中國，表示不滿[一 46]。日本人認為台灣對中國的認同，會影響日本人的統治，也認為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各種關係，在台灣製造革命，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1914年，板垣退助來台灣，宣揚亞細亞主義，希望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支那人）之間的橋樑[154]。他回到日本後，發表《台灣之急務》，主張同化主義，讓台灣人享有與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板垣等人稱台灣為「本島人」，稱在台日本人為「在台內地人」。
1923年，蔣渭水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辜顯榮組織台灣士紳反對，在台中演講，宣揚日本統治成效，以及中國的落後時，以支那稱中國，並宣稱「吾人寧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亂世之民」[155]。
1936年3月，林獻堂參加《台灣新民報》所組成的華南考察團，至中國遊歷，在上海歡迎會致謝辭時，說了一句：「我們回到了祖國！」《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此事，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組成的愛國政治同盟會，毆打林獻堂，造成祖國支那事件。
189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關於土地的舊慣調查，並將調查資料均收錄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內。1900年，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編成《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當中記載：「今所謂臺灣土人，皆是來自中國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約可分為泉州、漳州及廣東人三種。其人種之差異，多少由於言語風俗不同。」[156]
日本歷史學家竹越與三郎說，「（臺灣以）支那人種占絕大部分，支那人種又可分為二， 此種分別不是人種學上的區別，而是歷史、社會因素導致的分別，而幾近於人種學的分別。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區之移住民，通常被稱為福老，或被稱為閩族，約二百四十餘萬人。另一是廣東附近地區的移住民子孫，一般被稱為客家，或被稱為粵族，其數四十餘萬人」[156]。
高野孟矩向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松方正義等日本中央政府高官投訴台灣總督府的各種虐政時提到：「或云臺灣土人（包括支那人種）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為基本之政 的人種。論者之意在於只有以殺伐才能治臺灣土人。但小官卻謂以仁德為基本之政,並不在於必不殺伐, 而是不以使用軍隊屠殺人民、焚掠民屋為目的。」而且高野孟矩在告發日本軍隊在鎮壓土匪過程中之殺戮、焚燒與軍隊、軍夫之暴行時又提及：「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157]
日本「台灣青年社」的創辦人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文中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158]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使用支那的風氣不盛，被視為古代用語。到了2010年，支那一詞在持有臺獨立場的人士之間開始變得常用[159]，甚至媒體上亦出現「支那」字眼的文章[160][161][162]。2009年，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後，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曾投書報紙批評「支那狂犬范蘭欽」[163]。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在一次中國大陸地區遊客阿里山的車禍後在其Plurk上稱中國人為支那人[164][71]。2014年3月20日，台南市240名年輕人搭乘6輛遊覽車，從國立成功大學集結北上來到台北投入聲援反服貿行列。其中聲援學生在馬英九肖像上，打上「支那賤畜、外來種滾」標語。[165]。
2017年7月，前立委蔡正元提到部分台灣人反對簡體字以及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先前「85％的台灣人是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的研究時用「支那」嘲諷台獨分子[166]。
針對這些言論，中華民國法院主流見解認為支那原為中國稱呼，並不一定具備貶義，基於言論自由保護，法律不進行禁止。
2016年12月23日，有台灣網友C在PTT上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言論，指兩岸同為中國人，該一起復興中原民族榮耀，又說希望PRC（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收回台灣；文章引發另一名網友R不爽，以「哈支那哥被叫一下支那人就崩潰，寄幾百封信來罵人」、「夾卵蛋」、「支那五毛崩潰喔」等留言嘲諷，結果R挨告加重誹謗罪。[167]。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2017年發出的「不起訴處分書」，當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記載係指『中國』，係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且漢語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於口語發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詞，於我國（台灣）人民之主觀認知上，大多認為是『China』之中文譯音，而未含有貶抑之負面評價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見表達及批判言論屬《刑法》第310條第3款之可受公評事項，不構成公然侮辱或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6]
2018年，台灣一鄭姓男子於當年2月曾在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宣傳車上噴「支那人」「反華斬支那」等字眼，被控損毀罪、恐嚇罪。9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處該損毀罪成立，處以該男子拘役30日、罰款3萬元新台幣的處罰。至於恐嚇罪，法官認為鄭用詞雖激烈但主觀上沒有侵犯之意。法官還聲稱「支那」在台灣人認知上是「CHINA(中國)」的譯音，沒有恐嚇意涵，而「反華斬支那」是表達政治立場，即反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理念，國家應該給此種「高度政治性言論」最大限度的維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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