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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人物，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名紹選，字渭璜[2]:1。曾化名為劉衛黃、劉少基、劉湘、劉士奇、趙元啟、陶尚行、胡服等，生於湖南寧鄉，祖籍江西吉水，中國政治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締造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曾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第二任（第二至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6年至1966年間擔任排名首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曾被毛澤東視作接班人選之一[3]。
| 劉少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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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2任主席 | |
| 任期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 |
| 任期 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被罷免 | |
| 領袖 | 毛澤東（中共中央主席） |
| 副主席 | 宋慶齡、董必武 |
| 前任 | 毛澤東 |
| 繼任 | 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主席） 李先念（復置國家主席，1983年起）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主席[1] | |
| 任期 1945年8月28日—1945年10月11日 1949年12月6日—1950年3月4日 1953年12月24日—1954年3月1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王明 （代理總書記） |
| 繼任 | 趙紫陽 （代理總書記） |
.svg){kind=small} 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 |
| 任期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18日 | |
| 副職 | 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艾則孜，程潛（1958-1959） |
| 秘書長 | 彭真 |
| 前任 | 職務設立 |
| 繼任 | 朱德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排名第一）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2日 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同時在任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職務設立 |
| 繼任 | 林彪（唯一的副主席）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排名第二） | |
| 任期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與朱德、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同時在任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職務設立 |
| 繼任 | 職務廢除 |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2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 |
| 任期 1959年4月28日—1968年10月31日 | |
| 前任 | 毛澤東 |
| 繼任 | 職務廢除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98年11月24日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寧鄉縣花明樓鎮炭子沖村 |
| 逝世 | 1969年11月12日（70歲） 中國河南省開封市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王光美 |
| 母校 | 莫斯科東方大學 |
| 職業 | 革命家、政治人物、理論家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 |
| 軍事背景 | |
| 參戰 | 第一次國共內戰 第二次中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劉早年曾參與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中國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在上海、東北、浙江等地從事秘密工作，後前往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並參與長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力。抗日戰爭時期，劉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部署新四軍開闢華中根據地。皖南事變後，他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參與重組新四軍。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劉繼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主持起草、推動土地改革法[4]，並曾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後來他反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且在四清運動時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故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叛徒、內奸、工賊」。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劉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劉在被拘禁於河南開封時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全面平反並恢復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劉父母按家族譜系排列，取名紹選，字渭璜，意思是渭水之璜[5]。當地俚語稱最末一個孩子為「滿仔」（稱作「屘仔」），劉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家族中平時親切叫他「九滿」[6]:2。許多人都知道「九滿」愛看書，説話文縐，凡事講道理，外號：劉九書櫃[6]:6。1915年[2]:11，參加聲討袁世凱鬥爭後，為表示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劉把字「渭璜」按諧音改為「衛黃」[6]:11。
1898年11月24日，劉生於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鄉炭子沖的東山坡腳下土木結構農舍，父親名叫劉壽生（1865-1911），母親魯氏（1864-1931）[6]:1。劉家為富庶的農民家庭[7]:8。母親為民國著名人物魯滌平、魯蕩平姑母[8]。劉經常跟兄姊除草摘菜，或上山放牛拾柴[6]:3。8歲時，父親送劉到柘木沖私塾讀書，第二年到羅家塘私塾[6]:3。1908年，劉到月塘灣上私塾，讀《詩經》等[2]:4。1909年，劉到離炭子沖10公里的粉鋪子洪家大屋讀書，學習國文、算術等[2]:5。1910年，劉到紅米衝上私塾，數月父親去世，即休學回家[2]:6。1911年，劉在堂姐家寄讀，學《左傳》等[2]:7。1912年，劉進入芳儲鄉小學補習，半年後得到初等小學畢業文憑[6]:9。同年，在湖南新軍從軍的二哥劉雲庭帶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記》，劉認真聽哥哥所述，也讀這套書，並堅持要姊姊剪去辮子，以示同清王朝決裂[6]:8-9。1913年暑假，劉以優異成績考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又稱玉潭學校）[6]:9。
1916年1月，劉與同學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2]:12。劉高小畢業後先後報考邵陽中學、長郡中學和一中，都被錄取[5]。劉就讀於寧鄉駐省中學（現金海中學），插入二年級二期五班[2]:12。同年被兄騙回鄉，母親作主與鄰村麻雀塘周氏結婚，劉不同意，不久即向周氏斷絕婚姻關係[2]:13。11月湖南陸軍講武堂第一期從軍隊下級軍官中招生，劉冒名六哥劉雲庭的朋友劉少基的退伍軍官執照，考取講武堂。秋，劉報考譚延闓在長沙開辦的陸軍講武堂，以第一名成績錄取；因無校舍，至翌年3月才正式開學[2]:12-13。
1917年5月1日湖南講武堂開學，1917年9月湖南督軍譚延闓下台，傅良佐繼任，湖南南北戰爭爆發，該校解散[9]。10月，講武堂解散，劉離開學校回鄉[2]:14。1918年，劉在家複習和自學中學全部課程及部分大學課程，還閲讀《御批增補袁了凡綱鑒》和《御撰資治通鑒綱目》，準備報考大學[2]:15。
1919年初，劉插入私立育才中學畢業班[2]:16。夏，劉在育才中學畢業後，沒等到發畢業證書便到北京，五四運動已接近尾聲[2]:16。劉找到華法教育會負責人李石曾等，聯繫入留法預備班學習[2]:16-17。9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第三班學習，劉讀到《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校刊等進步刊物，了解了國內形勢和俄國十月革命及布爾什維克黨[2]:17。1920年6月畢業[2]:18。
1920年8月返回長沙，劉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上海外國語學社留俄預備班，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閲讀《新青年》、《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刊[2]:18。
1921年夏初，劉由上海外國語學社負責人楊明齋介紹去蘇聯，7月9日抵莫斯科，8月3日進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編入中國班[2]:19[10][7]:10。冬，同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東方大學中國班黨、團員組成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加入東方大學總支部，劉任支部委員[2]:19-20。經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羅亦農介紹，劉加入中國共產黨[11]。
1922年1月17日，劉填寫「團員調查表」，在「對於現在社會作何感想」欄目中寫：「資本主義已不能統治全世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必將由人類的努力開始實現，我們處在這時代的人，應把無窮的希望，促進這段歷史。」[2]:21春，劉帶領部分同學回國；到上海後，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2]:21。
| “ | 當我提起筆來，我就回憶起46年前，我在蘇聯第一次見到的那個青年人（即劉少奇）的嚴肅面孔。當年，饑饉正席捲蘇聯，甚至一些共產黨員雖然外表是氣宇軒昂的模樣，但私下卻也嘀嘀咕咕，而這個高個子青年，長得瘦削白淨，卻能忍飢耐寒，沒見過他有什麼埋怨或沮喪的表現。在1922年時，當時的共產黨人都充滿着激情與狂熱，而他卻很少表現出那種興奮若狂的狀態。他頗具書生氣，常深思不語。他的朋友很快就了解到這種真誠且有教養的品質是從小養成的；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他過於沉鬱，缺乏青年人應有的朝氣蓬勃。 | ” |
| ——張國燾[7]:10 | ||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劉作為工作人員，為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做一些文書性質工作[2]:21。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7]:10-11。夏，劉回到湖南，在長沙會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經長談後，劉當即被任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2]:22。8月17日，湖南省學聯成立湖南工學商各公團聯合會，選舉李立三、易禮容、劉、夏明翰、李六如等為幹事[2]:22。劉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有9月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7]:11。9月12日晚，劉出席工人俱樂部緊急會議，與李立三等一起佈置罷工，決定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部總指揮；劉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住俱樂部應付事態[2]:23。9月14日，劉稱：「工人所希望的在於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不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實上恐萬不能解決。」[2]:249月16日，劉稱：如不能達到萬餘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決問題；此時數千工人包圍戒嚴司令部，稱論敢動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路礦兩局片瓦不留；路礦當局和戒嚴司令部立場軟化[2]:24。9月18日，罷工勝利；10月上旬，劉任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並到長沙向毛澤東等滙報[2]:24-25。12月10日，漢冶萍總工會在湖北漢陽成立，選舉劉為執行委員[2]:26。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改選劉為俱樂部總主任[2]:28。8月20日，劉撰〈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敗，並竭力增進工人直接利益外，具體還要做三項工作：㈠努力建設與整頓內部；㈡擴大組織；㈢訓育部員，提高工人階級的知識水平並訓練工人做事的能力[2]:29。
1924年，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劉加入中國國民黨[2]:32。9月，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劉為委員長[2]:32。
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2]。1925年5月2日，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開幕式上，劉與蘇兆征、廖仲愷、王一飛等選為大會主席[2]:35-36。6月1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兼組織科主任、劉任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主管文牘、庶務等五、六個股[2]:37。11月，因患肺病，劉同何寶珍回湖南養病，住長沙文化書社[2]:42。12月16日，湖南省省長趙恆惕命令湖南省軍法處派幾個士兵到長沙文化書社逮捕劉，關押於戒嚴司令部[6]:72。妻子何寶珍、六哥劉雲庭四處奔走托關係設法營救[2]:43。請到同縣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創辦人）、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也與趙恆惕有親戚關係，寫信說情；請劉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給趙恆惕發電報說情。
1926年2月上旬，劉在陸軍監獄被關押將近2個月後，終於獲釋[6]:74；但趙恆惕要他「迅即離開湖南」[2]:45。5月，中國共產黨要求各地黨組織發展工農運動，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劉組織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拯救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宰割下之水深火熱的民眾」[6]:79-80。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選出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劉當選全總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長李立三，宣傳部長鄧中夏，委員長蘇兆征[6]:81。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8月20日，劉在《工人之路》第412期「廖仲愷先生殉難周年紀念特號」上發表〈廖仲愷先生與工農政策〉：「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定要社會各階級民眾一致來參加，建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才可成功。……要得到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來參加革命，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這個革命與工農群眾發生切身利害關係。工農群眾不是可以騙得來參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確地為工農利益而奮鬥，繼續不斷地增加工農群眾的利益，真確地謀得工農的解放，這樣自然可以得到工農群眾對於革命的熱烈參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遠。」[2]:55-56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12月26日，劉〈工會工作中的兩個問題〉：「所謂的民主集權制，就是工會的權力集中在大多數人的會議上，不是集中在個人身上，即凡事須經過大多數人的會議決定。一決定以後，即必須實行。……代表會是任何工會不可缺少的組織。沒有代表會，工會就危險；有了代表會，工會就堅固。」[2]:56-57劉稱：「一個工會，如果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這個工會就不能接近群眾，就不是工人的工會，就變成了少數領袖的工會。……各工會趕快按照規定，把代表會組織起來，已有代表會的工會，望切實整理，使代表會真正能夠行使職權，按期開會。……一切權力歸於代表會。」[6]:84-8512月28日又在《工會基本組織》小冊子序言稱[2]:57：「工會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克盡所擔負的使命。所謂嚴密的組織，就是在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在執行委員會之下，有群眾中的支部基本組織。」[6]:85
1927年1月領導了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當選中共中央委員[7]:12-13。劉在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不謀而合[13]。6月29日，李立三、鄧中夏、林育南、劉、項英、蘇兆征等35人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2]:72-73。7月上旬，劉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准，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2]:73。10月26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劉留在上海醫院養病[2]:74。
1928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劉等11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2]:75。3月24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去天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參加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並指導順直省委工作[2]:76。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指派陳潭秋、劉和韓連會為特派員（代號潭少連），代行順直省委職權[2]:78。12月18日，劉在《出路》第二期上發表〈錯誤觀念的糾正〉：「糾正這些錯誤觀念也只有在長期工作的歷史中才有可能。改變現在的舊基礎，也只有在長期工作中才有漸進的新陳代謝的路徑」；如果停頓工作，專門去肅清障礙，不獨不能把障礙肅清，客觀上會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2]:89。
1929年夏，劉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在中東路事件中發動反對國民政府和張學良、支持蘇聯的運動[7]:13。8月22日，劉在奉天紗廠門口，因煽動罷工嫌疑與孟堅一同被捕[2]:94-95。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2]:96[7]:13。日後劉成為「叛徒」的重要證據，即為此次被捕[14]:25。9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劉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2]:97。
1930年7月，劉到達莫斯科；8月15日至8月27日，劉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2]:105-106。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劉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劉回國前，由陳紹禹代理[2]:106。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劉未參加會議，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2]:107。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處決後，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王雲程等九人組成[15]。秋，劉回國，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部長[2]:109。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劉未出席會議，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110。
1932年1月1日，劉署名仲箎，在《工運指南》第三期上發表〈罷工策略〉：「（一）要是工人群眾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簡單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資本家多少能夠答應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2]:1133月14日，劉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臨時中央負責人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會議決定撤銷劉的中央職工部長職，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120。劉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6]。冬，劉告別何寶珍，化名唐開元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2]:124-125。
1934年1月，劉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133。7月，劉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2]:136。10月10日，劉隨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向湘西轉移，開始長征[2]:137。10月22日，劉接周恩來、秦邦憲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2]:13712月13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鑒於紅八軍團在行軍作戰中減員很大，全軍團只剩下1千多人，決定撤銷紅八軍團建制，劉隨部到紅五軍團，後任中央代表[2]:138。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劉出席遵義會議，在會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2]:139。2月上旬，劉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2]:140。10月，劉和謝飛結婚；11月上旬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劉任委員長[2]:142。年底，劉到達陝北[7]:14。12月17日，劉出席瓦窯堡會議[2]:1425。
1936年春，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2]:146-147。劉採納柯慶施的提議[17]，向中共中央請示，建議讓被國民政府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的中共黨員履行監獄當局規定的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出獄，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劉的建議[18]。關押在反省院的約六十名中共黨員接劉指示，起草《反共啟事》並登報發表後出獄[19]。出獄的這批中共黨員為北方局打開局面做出重要貢獻，但在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續問題」成為劉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19]。10月15日，劉在《火線》第六十三期上發表〈怎樣進行群眾工作？〉，署名K. V.：「為要真正的廣大的組織群眾，必須努力造成下列的條件：㈠爭取群眾組織與群眾運動的自由，盡量的廣泛的利用現有一切公開與半公開的可能。㈡創造群眾運動的、獲得群眾極大信仰的無數的領袖。㈢採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與組織方式。必須具備上列三個條件，群眾運動與群眾組織，才能大踏步的前進。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組織廣大群眾的。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是不能堅持、沒有方向的。不採用民主的工作方式與組織方式，是不能發揮群眾偉大創造力的。然而，我黨過去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錯誤，是無視上列三個條件，採取與上列三個條件相反的方針，所以使白區群眾組織，到處受到失敗，不能獲得任何成績，現在必須改正！」[2]:162-16311月27日，劉撰寫〈我們在北平問題上所應獲得的教訓〉，署名K. V.，發表於12月30日《火線》第六十八期：「在目前任何企圖小小削弱黨的紀律的傾向，都只能幫助敵人。然而紀律不只是同志應該遵守，負責人與指導者也應該遵守。不只破壞集中原則的人是違反紀律，破壞民主原則的人也是違反紀律。……沒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見和權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見不被採納，自然就不能集中全黨的力量，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去戰鬥。……領導者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對待同志」[2]:168-169。
1937年初，劉少奇隨北方局機關前往北平。2月20日和3月4日，劉少奇向張聞天寫信，分別為《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表示過去十年中共的路線存在錯誤，引發黨內爭議，但此舉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許，為二人未來的政治結合奠定基礎。[20]4月21日，劉離開北平，4月底回到延安[2]:178。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把北方局機關調往山西太原，並與閻錫山進行溝通[7]:15。1937年9月28日，劉致電張聞天：「平津早已失陷，當然不能守，我給平津指示信：㈠以游擊戰爭為中心任務，動員大批幹部及同志與抗日積極分子下鄉，發展、領導游擊。㈡一切半公開的救國團體均取消，人員下鄉游擊。改組完全公開的同鄉會並加入漢奸團體。㈢不能在平津立足，又不能參加游擊的幹部即退出平津。」[2]:190-191此外，其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開創中共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作。
1938年3月中旬，劉返回延安[2]:206。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時，劉與張聞天為反對最力者[21]。7月16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致電朱德、彭德懷、朱瑞：「閻（閻錫山）、梁（梁化之）已懷疑他的新勢力中有共產黨。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別關係必須十分警戒，禁止公開工作人員隨便寫信，對違反一切秘密工作的行動須給他處罰。……在各公開機關團體與閻之部隊中工作的同志，多説閻錫山的話，在文件口號宣傳上多用閻之『按勞主義』的術語，少用馬列主義的術語，如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民主政權等話不要，機關和團體使用他們名義所寫的這些口號要洗去，在表面上使閻的中心思想被人尊重，減少閻的懷疑，但在內容上，要維持我們抗日救國的內容。」[2]:223-22410月至11月，劉參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2]:241。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劉出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化名「胡服」開闢黃河長江之間廣大區域的抗日居民，參與新四軍在安徽、河南、江蘇的軍事工作[7]:16。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原局組成及管轄區域的通知》：「茲特決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楓、鄭位三為中共中原局委員，以胡服兼中原局書記，所有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概歸中原局指導。」[2]:241-2421938年11月23日劉少奇從延安出發，1939年1月28日到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在安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以後，1939年5月間返回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工作。
1939年7月8日[2]:257，劉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著名演講[7]:16，強調「革命實踐的鍛煉和修養……要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於聯繫群眾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等。」[2]:258
1939年9月，劉少奇由延安重回河南省確山縣竹溝，同行的有徐海東、劉少奇的秘書劉彬，還有從延安派出去中原敵後的幹部隊的幾十個人坐了兩卡車，包括延安馬列學院的羅克明、吳植椽，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副主任劉瑞龍。在竹溝竹溝會合了中原局副書記兼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陳少敏，還有曹荻秋、王老漢（王國華）、危拱之等，具體部署了鄂豫邊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工作後，於1939年10月中旬動身，經過確山、汝南、項城、沈丘，過黃泛區，1939年11月初劉少奇一行到達豫皖蘇邊區渦陽縣北鄉新興集的新四軍第六支隊司令部所在地，停留了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在新四軍第六支隊幹部會議上，號召「東進，東進，再東進！」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當時，豫皖蘇邊群眾工作還停留在一般宣傳號召階段。針對這種情況，劉少奇指出必須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進行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實行合理負擔，積極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和改造政權，只有這樣做，才能解決建立根據地的問題。劉少奇同志對於豫皖蘇根據地的方針、任務還作了具體指示，要求首先創造永城、夏邑、蕭縣、宿縣四縣連成一片的根據地，與此同時還要建立睢（縣）杞（縣）太（康）和商（丘）亳（縣）鹿（邑）柘（城）兩塊小根據地，以便爾後連成一片；還要求鞏固擴大部隊，加強軍隊建設，準備在一兩個月後向津浦路東發展。1939年11月劉少奇到定遠縣大橋鎮三黃家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擊退了桂系控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部和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的進攻，在淮南建立了皖東抗日民主根據地。1940年1月4日，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並項英，再次提出由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或江南抽調一部分隊伍去淮汀北岸發展的意見；1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覆電同意：從江南抽調一兩個團過江北發展；從第四、第五支隊抽調二三個團到淮北，彭雪楓部到蘇北發展[2]:270。1940年3月28日劉少奇從淮南寫信指示成立蘇皖軍政委員會，指定劉瑞龍任書記，江華、張愛萍、金明、譚希林、田維揚等為委員，並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武裝、群眾運動、統一戰線等都作了具體的指示。1940年5月劉少奇到皖東北，團結整合了中共各個組織派到皖北的軍政組織：郭子化蘇魯豫皖特委利用統戰關係組成的人民抗日義勇隊、山東分局和八路軍山東縱隊派到蘇北的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和蘇皖特委，隨後山東分局派金明組建蘇皖區黨委和八路軍蘇皖縱隊、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也進入靈璧泗縣境內活動，鄂豫皖省委派幹部隨安徽第六區專員盛子瑾到皖東北，還有地方黨建立的游擊隊。1940年6月劉少奇到淮南。「七一」在《抗敵報》上發表了《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文章。1940年10月劉少奇由淮南經過淮海到鹽城。 在此戰略指導下，陳毅、粟裕所部新四軍從江南渡江北上，1940年10月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同時，黃克誠部八路軍南下到達蘇北，與新四軍蘇中陳毅部會合，將華北華中的中共根據地連成一片[22]。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1940年11月中旬正式成立，葉挺任指揮（陳毅代），劉少奇任政治委員。此後，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7日劉組織發起了曹甸戰役，進攻國軍韓德勤部，付出了近2000人傷亡的代價，也只是突破了曹甸外圍防線，而無力對其基本陣地構成威脅，戰役未能成功。八路軍、新四軍在蘇北的大發展以及該地區國共摩擦導致的直接後果即為皖南事變。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等率領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九千人經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戰區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在蔣介石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爆發皖南事變。新四軍歷經七晝夜激戰，最終失敗，葉挺被俘，項英潛伏皖南山區被叛徒殺害，蔣介石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在當時局勢下，劉建議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佈通告，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劉當天請中央任命陳毅代任新四軍軍長，在蘇北成立軍部。18日，他與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軍軍部[23]。1月20日，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劉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24]，與陳毅等人重建新四軍，擴建華中抗日根據地[25]。其中首先重建新四軍軍部，並增建華中黨校，以提高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能力[26]；並組織溫和的蘇北整風，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及任務[27]。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鹽城成立。1941年5月，中原局和東南局合併組成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在劉的組織協調下，新四軍也由重建時的9萬餘人發展到13.5萬人[28]。7月2日至7月3日，劉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發表《論黨內鬥爭》的講演，提出了開展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2]:359。11月3日，劉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發表《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的演講：「資產階級在許多地方講平等與人民的權利；但是卻可以容許絕對不平等的經濟地位。資產階級有幾千萬幾萬萬的財產，而對無數千萬的人無衣無食是不管的。國家社會是建築在經濟結構上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社會的基礎。人們在經濟上不平等，於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虛偽的，實際上僅僅保障了資產階級剝削工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內容。……（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資產階級口裏講民主，實際上不能實行民主。……我們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認為一個人沒有權利壓迫或剝削另一個人，沒有權利去侮辱另一個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剝削你的勞動，而你只能甘受驅遣，這就是不平等，也是沒有民主精神。……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義。現在我們同志中，一方面表現民主精神有些不夠，另一方面表現有些平均主義的要求，還有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否認組織性……這種平均主義與極端民主的要求，並沒有平等精神與民主精神……中國是一個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一般説人民沒有經過民主訓練，不懂民主。……官僚主義不僅在剝削階級隊伍中存在，甚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在共產黨內，在無產階級國家也存在。特別是無產階級政黨成為當權的政黨時，官僚主義也嚴重起來。……提高群眾的文化程度，特別是提高民主精神，進行民主教育，這是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辦法，撤職等只是治標的。一切工作制度、組織制度都要實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能夠開展。在共產黨員及幹部中要具備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動督責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斷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義。」[2]:380-3821942年1月至3月，華中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3月5日通過了《目前形勢，我黨我軍在華中三年工作的基本總結及今後任務》的決議。
1942年3月19日，劉從蘇北阜寧縣單家港出發經山東回延安[2]:394。1942年12月30日抵達延安[2]:409。途中經過山東，處理了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的分歧[29]。
1943年6月28日，劉就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寫信給續範亭：「關於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是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二千餘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於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腦筯及其全部神經系統特別發達（這是長期勞動長期鬥爭的結困），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種現象之間相互的內部聯繫；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去改造客觀事物，去進行勞動生產，去製造工具，去改造世界。這是一切其他動物所沒有的，這只有人才特具的。……人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物質的屬性，就是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人們的生產勞動，永遠是社會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政治關係等（即人們共同生活的規律》，這些一定的關係就決定着人們一定的社會觀念形態，即決定着人們一定樣式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心理、道德等。長期的一定的人們的生產樣式與生活樣式，養成人們在思想行動上的一種特性，這就是人們的社會性。……人們的善惡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係。但人是具體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體的。」[2]:424-42512月17日，毛澤東寫信給劉：「一氣看完你這一篇，前後看了三遍。並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大體説來，凡論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為是錯的，凡論階級鬥爭的地方（後半部）則是對的或比較的（但有某些錯處）。……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説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後告我。」[2]:425劉參與整風運動[30][7]:17-18，開始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是中共五大書記之一。整風運動中，劉與毛澤東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31]。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2]:467，劉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5月14日至5月15日，劉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論述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2]:467。其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7]:20-25[32]:334-337[33]。6月9日，劉當選中共中央委員[2]:471。6月15日，劉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決定推舉毛澤東、朱德、劉、周恩來、任弼時等13人組成中央政治局，推舉毛澤東、朱德、劉、周恩來、任弼時5人（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組成中央書記處，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書記處主席[2]:472。6月19日，劉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2]:473。7月12日，劉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朱德、劉、周恩來、彭德懷，總政治部主任為劉[2]:474。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在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在延安代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32]:372，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局勢中採取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策略[2]:531；同時，他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把土地分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34]。
1947年3月，國軍攻佔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指揮國共內戰，劉則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機關一部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工作。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之後，指導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正太戰役、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和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殲滅國軍6.2萬餘人[35]。7月至9月，劉在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政策，並頒佈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34]。
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同朱德、劉會合[36]。1948年5月，劉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隨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協助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1949年3月，劉參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在會上發言。1949年6月至8月，與高崗、王稼祥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33][37]。蘇聯專家總顧問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員鄧力群、戈寶權、徐介藩、翻譯師哲陪同訪問。6月27日，代表團下榻孔策沃別墅並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舉行第一次會談，會談涉及向蘇聯貸款、派遣專家、上海等城市管理問題、新疆及少數民族政策、組建海軍艦隊、莫斯科與北京航線與配套設施、之後與蘇共主席團召開中國政治軍事的討論會、國家機構設置和工商企業管理等。斯大林還決定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並決定以東北人民政府的名義簽訂貸款協定。7月2日，雙方再次舉行會談。雙方共舉行了六次會談（只有一次有會談記錄，兩次會談有確切日期）。會談期間，劉以電報的形式與毛澤東等人溝通。7月4日，以劉的名義，中共代表團向蘇方提交1萬餘字的報告，介紹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並向其徵求意見。報告中提及中國將一邊倒地倒向蘇聯，也提及了旅順駐軍、蒙古獨立的問題和蘇聯從中國東北「搬走機器設備」的問題，認為「我們是這樣解釋的：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戰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並用它來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38]
9月，劉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33]。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出席開國大典[33]。劉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606。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劉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6]:606。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33]。其頒佈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農經濟、團結和保護中農、沒收地主土地，並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國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51年增長15.3%；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42.8%；棉花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193.4%；農民個人生活也有所改善[39]。1952年，劉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而高崗認為毛有意奪取劉少奇的權力，於是聯合饒漱石乘機向劉少奇發難，劉高矛盾也惡化[40]。於是劉和周恩來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41]。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33]。
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劉先後邀集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區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當地工作情況滙報；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劉稱：凡是盲目發展得多的行業，困難就大；這裏有一條經驗，並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好的，如果發展不是有計劃、有前途的，發展本身就帶有破壞性[6]:703-704。劉同中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一攬子的領導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6]:705劉同華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黨不管黨問題，有個整個問題在內。黨委終天忙，不能管黨，管了什麼？管了徵兵、統購統銷、基本建設等等業務；而這些事應該是由業務機構來管的。黨應該管的是檢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6]:705劉稱：「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業務部門去做，黨委就能騰出手來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監督的地位來指導和幫助業務部門的工作，即管理幹部、檢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們的業務。……今後，黨對政府部門的領導方式，原則上將是如此。」[6]:705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劉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6]:730。劉主張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生產力[6]:730。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召開，劉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6]:734-735。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42]。10月23日，劉率領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秘密訪問蘇聯[6]:736。10月30日晚，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劉代表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認為把匈牙利交給使用暴力手段之反政府勢力是不妥當的[6]:739。10月31日晚，劉、鄧小平等回國，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要員送機[6]:739-740。11月10日，劉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裏面，就是説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裏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採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個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也談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採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6]:741-742在2月的國務院會議上針對經濟計劃提得過大，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總理周恩來則說「用冷水洗洗」，劉也支持周說「現在有些人腦子太熱了，提得太高了。」兩種不同的思路開始顯現。毛澤東對於劉、周等人提的「反冒進」十分不悅。劉有一次將人民日報的內容為反急躁情緒的社論稿修改後交毛批閱，毛直接批示不看了[43]。毛澤東後來還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44]
1957年，劉在調查中稱：「恩格斯講過，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我們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本來是人民群眾的公僕，社會的公僕。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還不自覺。這是錯誤的。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權利當老爺。因為不這樣，他就不能把群眾當作跟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處理人民群眾內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農民、普通的學生與我們黨員和幹部一樣看待。我們要信任群眾，群眾才會信任我們。不信任群眾，群眾是不會信任我們的。」[6]:754隨即就是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反「反冒進」，周恩來做了自我檢討，而劉自忖「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澤東的一方佔據主動，從而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1955年，毛澤東掀起農業合作社並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劉作為一線領導人積極參與了大躍進的決策和具體的推進工作。3月份成都會議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並大社」，開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劉和周恩來等若干人一起開始「吹公社」、「吹烏托邦」，主張大辦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搞供給制，並在工作中加以貫徹。6月份，毛澤東批發「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之後，劉也緊跟精神宣稱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45]，並且和毛澤東一樣，在實地考察農業生產的時候公開為浮誇行為加溫[46][47][48]。毛澤東曾經要求壓縮一些過高指標[49]，1958年底大躍進的弊病開始露出苗頭之後，劉承認「我的頭腦也有些熱，說過些過頭話」[50]，1959年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糾左」、「壓縮空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指定劉為自己的接班人[51]。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通報，將由劉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1959年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接班作小範圍吹風。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小平連續參加劉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52]:201。劉和鄧小平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52]:201。4月27日，劉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當選副主席[6]:767。劉自動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33][53]。10月下旬，劉在接見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勞動模範時，對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稱：「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6]:769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廬山會議。7月14日，彭德懷致信毛澤東，陳述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及其經驗教訓[6]:771。毛澤東沒作評論，7月16日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給各到會同志參考[6]:771。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會議，嚴厲指責彭德懷的信[6]:772。彭德懷等人提出的意見，被指責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由此，參會的劉等人開始積極配合毛澤東批判國防部長彭德懷，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54]。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8月2日至16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6]:773。全會進一步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批判，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6]:773。廬山會議後，劉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為了取得進步的經驗，即使犯錯誤也要從積極方面理解[55]，另一方面劉為維護毛的權威，仍然參與到以空前的高調呼籲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浪潮中來[56]，這使得大躍進的錯誤一時難以糾正。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匯報會討論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發言：看來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今年制訂計劃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勢和矛盾緩和下來，要確實留有餘地。每項事情都有個餘地問題。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五次匯報會上發言：看來農民在經濟上是很脆弱的。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的抵抗也脆弱。這種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今後我們各級領導要特別小心地對待農民問題，把農民生活搞得好一點。 4月1日從廣州到達長沙，開始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全面暴露，劉經過在湖南家鄉蹲點調查並在各地考察，思想發生了急遽的轉變。他決定解散食堂、強調調查研究，開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57]。
1962年1月27日，劉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正式發給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代表[6]:817。經常委同意後，劉在大會作長篇講話，補充說明報告[6]:819：「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6]:819-820[58]
在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劉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的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身為主持一線工作的國家主席劉要求全黨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克服困難，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報告提出當前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更快地爭取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報告闡述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和作風，對這幾年幹部作風中虛假浮誇、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把黨的戰鬥力大大加強起來。
七千人大會期間，為了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平反，同時針對代表們提出給彭德懷「下戰書」事件翻案的要求，劉在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主席寫的信沒問題，彭德懷的問題是「裏通外國」[59]，劉的定性使得彭德懷無法得到平反[60]。劉還做了嚴厲的定性。
「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作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
「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倆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它的背後活動。他在黨內背着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七千人大會之後，2月8日，劉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形成一種能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6]:822。2月21日至2月23日，劉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6]:823。劉開始着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劉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陳雲當中央財經小組組長[6]:826。劉在1939年在延安發表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強調共產黨員在取得政權後更要加強意識修養[6]:838。8月1日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重新發表[6]:839。該書再版過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陳獨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 「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被毛澤東認為影射自己[62]。文革期間，此次再版遭到嚴厲批判，被稱為「黑修養」[63]。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6]:839。8月6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嚴厲批評「黑暗風」和「單幹風」[6]:839。8月11日在中心小組會上，劉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估計作了自我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了」[6]:839-840。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全會肯定了八屆九中全會以來貫徹八字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取得的成效，決定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2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並再次批判「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6]:842。26日，劉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同時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幹部，並要求全黨不要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6]:842。劉、周恩來、鄧小平等努力試圖繼續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擴大化轉向經濟調整工作[6]:842。
1964年，劉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33]。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64]:322-327，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65]:214-215[64]:318-321,334-337。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66]:4607。同年年底，劉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33]。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67]。
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接受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蘇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來[68]。劉主持修訂《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隨着運動的進行，劉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劉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指導「四清」，並將總結的的「桃園經驗」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運動開始時，劉對形勢的判斷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毛澤東的認可，然而隨着運動的深入，過火現象不斷出現，劉與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分歧逐漸暴露出來。劉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的分歧公開化。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劉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在會議上毛澤東佔了上風，「四清」運動按毛的意見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然而，毛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並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準備理論前提。這時，毛澤東已經將劉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兩種方針，終於將不能再相容了[69]。
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在文革初期，劉在某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的立場一致。 1966年6月27日，劉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與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的問題。「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結尾他說道：「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銳利武器。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中國的面貌，也能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戰勝了一切反黨分子，也能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也能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70]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劉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71][72]:377。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暢遊長江回北京後，拒絕劉要求見面的請求，首先聽取江青等人的匯報。 7月19日至23日，劉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會上對於派工作組問題有明顯分歧，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表示反對。 7月24日-25日，毛澤東先後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局書記，嚴厲批評劉、鄧小平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並指責：規定「內外有別」等都是定框框，要把運動引入邪路，又說工作組「對運動起壞作用，阻礙運動」，要撤銷工作組，罷工作組長的官[73]。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74]。 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遭到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75]。 隨後造反派用大字報等一再對劉和鄧小平批評，毛澤東批評這種做法，周恩來、陶鑄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6]:963。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966年12月，劉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北京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審查王光美的專案小組[6]:963。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964。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據張春橋12月18日授意，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6]:964。「王光美專案組」負責調查劉、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6]:979。謝富治兼任組長、專案工作負責人，江青、康生是決策和指揮者[6]:980。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77]。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住處貼出大字報[6]:965，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劉、王光美[78]。1月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設圈套將劉、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強行扣押王光美，後經周恩來派人干預下釋放[6]:965。1月13日，毛澤東派秘書接劉交談（問候劉的家屬情況），劉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選編委會主任職位，願意和妻兒到延安或老家種地[6]:966。毛澤東只是讓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並且推薦他讀《機械唯物主義》、《機械人》（前兩本均遍尋不得）以及《淮南子》（編者劉安最後服毒自盡）[79]。之後幾天內，劉辦公室的電話線被拆除。劉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80]1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81]。
1967年，劉開始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學院群眾到中南海西門駐紮，建設高音喇叭，稱要把劉從中南海揪出來「鬥倒鬥臭」，隨後北京高校上百個組織前往聲援，形成「揪劉火線」，圍困衝擊中南海，前後持續一個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鬥劉和王光美的大會，對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頭彎腰兩個多小時並抄家[82]。同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第五期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矛頭指向劉：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難道竟有這樣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83]
同年8月8日，劉再次提出辭職，但是之後的書信都石沉大海。劉最終意識到，爭辯無濟於事，從此放棄書信和申述，並緘默不語，最終選擇以沉默表示無聲的抗爭[84]。然而批評之聲並未隨之減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報》相繼發佈頭版新聞，直指劉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持續遭到批鬥。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反黨分子」的人，達總數的71%[85]:45。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稱：「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86]:229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包括劉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調查結果[85]:821。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該報告，認為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87]在出席會議的所有人員中，只有陳少敏一人反對該決議[88]。劉被罷免後，國家主席一職長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廢除。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央決定，繼續攻擊劉是中國的赫魯曉夫[89]，11月27日，《人民日報》「揭露」劉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90]。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報告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91]。
1968年初，劉仍然被單獨監禁在中南海福祿居[6]:984。劉精神和生活狀態不斷惡化，1968年起陸續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3月以後病情加重[6]:984。4月中旬神志已經不大清楚，兩腳移動吃力[6]:984。7月上旬劉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時才緊急從北京醫院和軍隊醫院調來幾個醫生組織搶救；醫生會診後認為：「現病人的情況處於十分危重的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意外」，並建議住院治療，但沒有得到批准，只能從醫院借調醫療器械就地搶救[6]:984。7月24日，劉方才脫離危險期，但沒有根本好轉；此事後，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臥床接受治療，支氣管肺炎頻繁發作並逐漸嚴重[6]:984。
10月9日後，劉完全不能進食，只得從鼻孔插管往胃裏灌流質以維持生命[6]:984。10月14日的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從七月上旬患嚴重支氣管肺炎以來，一直不斷有反覆，三個多月較大反覆五次。」「今後再發生嚴重反覆，即可能無法救治。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變化。防止在短期內死亡。」[6]:984[92]11月7日，他出現嘔吐高燒病情。11月9日，高燒嘔吐等病症再次復發。1969年1月14日，出現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縮以及大小便失禁[92]。
1969年7月5日，劉的支氣管肺炎再次發作，體溫升高達攝氏39度，醫生會診後一致認為情況嚴重，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因他年齡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併發症，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後經緊急治療病情暫時穩定[6]:984-985。1969年10月，毛澤東依照當時世界動態估計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因此決定全國大規模備戰行動[6]:985。中共中央決定將劉、鄧小平、陶鑄、陳雲、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6]:985。劉向家人最後說道：「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93]:483[94]:16110月17日晚，劉在兩名專案組人員押送下，乘一架伊爾-14（3284號）轉移到河南省開封市[95]，醫生董長城、護士曹兵、紀秀雲、劉原衛士長李太和隨同前往[96]。抵達開封後，他被囚禁於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原「同和裕銀號」舊址[97]。他的囚禁情況被數篇專文研究，包括後來的黨史學術期刊[98][99]、央視紀錄片[100]、新華網等[99]。
由於途中顛簸受涼，劉抵達開封後病情繼續加重[6]:985。1969年10月24日、31日，劉兩次因支氣管肺炎發作而病危，經隨同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6]:985。11月6日，來自北京的醫護人員奉命返回，其監護醫療轉交給當地駐軍負責[6]:985。11月10日，劉病情再次發作，連續高燒不退，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的辦法治療[6]:985。12日凌晨1時許，劉出現異常症狀，值班護士6點38分緊急呼叫其他醫護人員[6]:985。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6時45分劉的心臟停止跳動[6]:985，享年71歲[101]。11月13日午夜，專案組在登記「火葬申請單」時，冒用劉源名字申請[102]，填寫「死者姓名」為「劉衛黃」[6]:986。劉的遺體被謊稱為烈性傳染病患者的屍體[6]:986。11月14日，劉遺體於開封市東郊火葬場就地秘密火化[103]:17。骨灰被裝在一個普通木質盒中，寄存在開封火葬場骨灰存放室[6]:986。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嚴重「左」傾錯誤，撥亂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量冤假錯案，後幹部群眾紛紛去信中央，要求平反昭雪劉；「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人懷疑和不滿劉問題而被打成反革命，張志新等獻出生命[6]:986。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覆查劉一案[6]:986。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為劉平反，恢復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104]。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主要議程。全會認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幾十年來一貫忠於黨和人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幫』一夥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種情況，捏造材料，畜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須徹底平反。近一年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針對一九六八年十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同志的各項『罪狀』，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反覆核對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詳盡確切的審查報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審查報告，據以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全會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在適當時間為劉少奇同志舉行追悼會；因劉少奇同志問題受株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本着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會的決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傳達，消除過去對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處理所造成的影響，鼓舞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地獻身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6]:988-989
1980年5月，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組成，以國家元首規格籌備補辦喪事[6]:989。5月13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劉瀾濤和王光美等人乘專機前往鄭州，隨後從鄭州前往開封迎取劉少奇的骨灰，5月14日在鄭州舉行骨灰迎送儀式，劉瀾濤、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和子女乘專機將劉少奇的骨灰護送到北京。5月15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公告：「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定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同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中央、國家機關，我國駐外使館和其他駐外機構，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下半旗誌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6]:9895月17日下午，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方面代表1萬多人出席大會[6]:989。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105][106]:104：
「今天，我們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劉少奇同志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了一生。他是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這是我黨和我國人民巨大的損失。黨中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根據確鑿的證據，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劉少奇同志身上的種種罪名，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我們黨採取的這種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立場，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敬愛的少奇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夥製造偽證，隱瞞真相，羅織罪名，企圖把他的名字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處境最艱險時所説：『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歷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幫』一夥陰謀的徹底破產。歷史對新中國的每個創建者和領導者都是公正的，不會忘記任何人的功績。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一樣，劉少奇同志將永遠活在我國各族人民的心中。」[6]:989-990
劉生前曾多次要去世後骨灰撒在大海，1954年4月對王光美説：自己去世後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裏，像恩格斯一樣[6]:990。5月19日，劉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家屬護送抵青島軍港，由鞍山號驅逐艦執行散撒儀式，在4艘護衛艦護航下，於黃海由王光美等親人將骨灰撒歸大海[6]:990-991[107]。1981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其中江青、謝富治、陳伯達等人因涉嫌組織參與誣告陷害、迫害劉致死等，被分別判處死緩、有期徒刑等刑罰[108]。
隨着劉名譽和身份全面平反，相關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劉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集分別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09]。1987年4月發行之第四套人民幣100元紙幣（1980年版與1990年版）上，劉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餘三位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也重新修葺其祖居，並以劉少奇故居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2000年，劉少奇逝世處被列為第三批河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110]。
2008年，中國大陸召開紀念劉誕辰110周年的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講話上，評價劉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111]
劉母親魯氏世代務農，勤勞賢惠，吃苦、持家有條不紊[6]:3。父親劉壽生共生四子二女：劉紹源（又名劉墨卿）、劉紹遠（又名劉雲庭）、劉紹達（又名劉作衡）、劉紹德（女）、劉紹懿（女）、劉紹選（字渭璜，後名劉少奇）[6]:2[113]，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7]:8。劉家在炭子沖算是外來戶，祖籍是江西省吉水縣，由於前幾代有人被派到湖南益陽當官，全家便由吉水遷到益陽，以後幾經輾轉搬到炭子沖定居[6]:2。劉壽生讀過幾年書，能寫會算，重視培養子女受教育，堅持4個兒子都上私塾讀書[6]:2。他把在炭子沖30畝地留給自家耕種，把茅田灘30畝地放租，又在附近租種別人15畝地[6]:3。1911年6月25日，劉壽生肺癆病去世[6]:5。1949年，劉二哥劉雲庭去世，劉寫道：「你是我幼年時期學習和活動的第一個幫助者。」[6]:9
1958年，當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館，劉在1961年返鄉時得知後，告訴當地黨委秘書處取消這一安排，並把其房子分給當地農民居住[7]:6。因為這一安排，劉在文革蒙難期間，當地民眾隱瞞劉氏祖墳位置，使其祖居、祖墳都得以保存[7]:8。其祖居現為劉少奇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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