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57年展開的整風運動，請見「反右運動」。整風運動，一般又稱作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於抗戰期間，一場由毛澤東在延安發起的政治運動，此運動是為了清算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國際中國路線，從而完整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2][3][4][5]。此次整風是由1942年2月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發動的一場政治和文化的運動，持續了3年時間。所謂的「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4]。整風運動的實行，使毛澤東成為黨主席，在黨中央的地位更為確立，被許多學者認為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端[1][2][3][6][7][8]。該運動造成諸多冤假錯案，大量人員遭到迫害，知識分子群體受到巨大衝擊[1][5][9][10][11]。有研究指該運動共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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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共產黨資金援助下成立，當時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分支機構，並沒有獨立自主權。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部分活動經費和指導（包括周恩來、顧順章建立中央特科，鄧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劉伯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等等），因此出現了中國工農紅軍由毛澤東等中國本土幹部領導而中共中央為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員掌控，在實際工作中要求中共的鬥爭運用蘇聯模式並服務於蘇聯，對中共的鬥爭產生不利影響。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毛澤東思想，擺脫共產國際領導，轉變成不受蘇聯控制的無產階級政黨。
過程
毛澤東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佈展開整風，黨校校長鄧發加以響應，但鄧發的方針與毛澤東所期望有所不同。於是毛澤東親自接任校長，並由彭真主持校內推展整風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用以領導黨員和軍隊人員學習，由康生選拔各機關學校及軍隊中負責整風的幹部來督促各單位首長主持整風。
康生發動「搶救運動」後，李克農受到康生的影響，在西北公學內召開搶救運動大會，作了報告，號召學員坦白，對被審查幹部施加了一些壓力，把一些幹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或歷史上未弄清的問題懷疑成政治問題以至於反革命問題。但是隨着搶救運動的逐步升級，大批幹部被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李克農對康生的一套主張和作法逐漸產生懷疑。康生誇大敵情，批評審幹人員在對敵鬥爭中的自由主義態度；他掀起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運用了「逼、供、信」的手法。
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共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佔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
文件的內容主要在建立一套用於黨員和幹部的理想標準，包括以黨的利益為重，服從上級機關領導，不搞小團體，不搞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視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遵從群眾觀點和上級指示，多吃苦少享樂等。這些原則要作為黨員自我批評的標準。
整風運動委員會宣佈：「在所分發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和革命的實際鬥爭狀況，因此必須當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認真讀和反覆讀。」委員會指出，毛澤東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著作。而共產國際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指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員）的文章都是不正確的；這樣的文章，誰讀的多，誰就會成為教條主義者。」
根據學習內容的行為標準，在整風中各黨員和幹部要開始檢討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單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為甚至內心深處想法誠實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後讓彼此相互批評，相互糾正，努力把同志的缺點指出，猶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醫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軌，這種批評方式的內容雖是新的事物，但在思想上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的精神有所結合。
到了後期，配合「反左」、抓「內奸」等運動的推行，更加對於各黨員幹部嚴格審查和強加自我檢討，清查出大量「特務」。但由於毛澤東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審幹政策[13]，相較於早期江西時期的反AB團的大量殺戮的情形，整風用較不血腥的方式，達成了對黨員行為想法加以「導正」，加強幹部的團結以及服從精神。
剛開始實行整風時，大家的互相批評的積極性並不高；因此上級鼓勵大家積極對中國共產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並運用牆報的方式提出批評。王實味將周末娛樂等文藝活動描寫成歌舞昇平、不思進取、為中國共產黨服務[9]。在此影響下，許多青年開始進一步發展成黨員攻訐中共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自己生活待遇，另一方面發表要求絕對平均主義相關的文章；這引起高層的反彈，認為他們的作法是「冷嘲熱諷，暗箭傷人」。毛澤東以王實味為目標，開始批評王實味的做法，並引起大家對他的「拯救」；王實味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最後在轉移途中被處決、拋屍荒野（一說被康生所殺）[9]。1948年春，毛澤東率中央前委從陝北赴晉察冀途徑臨縣三交鎮，第一次聽說王實味已經被處死，對此表示不滿，說「要XXX賠我一個王實味」。1948年3月落款為中社部的一份材料向中央匯報了處死王實味的批准經過與理由。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重要的「九月會議」前一周，1948年8月31日中央社會部一負責人就王實味被處死問題向中央交了一份檢討報告：[14]
我應付主要責任。當時我距中央僅一河之隔，且有電台與中央聯繫，這樣殺人大事，尤以負保衛工作主要責任者，事先即未請示，事後也未報告，只藉口軍事緊急情況及強調王實味由延安撤退到興縣時的反動言行，不顧黨的政策，擅自批准晉綏公安局的請求，將王秘密處死，這充分表現我無組織無紀律，圖省事，怕麻煩，自以為是，表現自己的錯誤......
毛澤東在9月1日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14]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15]
隨着對王實味的鬥爭的同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而服務的，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1942年秋，毛澤東開始針對高級幹部來作整風，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了權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設置，改為主席，由毛澤東擔任；至此，毛澤東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置，此前名義上的領導是總書記張聞天。緊接着的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示要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針對共產國際派相關人物；使王明檢討認錯，其後國際派相關的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也被迫認錯。
在這些主要曾參與或同情國際派的領導人認錯檢討後，毛澤東思想和中共中央集體領導逐漸在黨中確立。毛澤東也將王、周、陳、彭等再度納入權力中，表示既往不咎。
共產國際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發電報說，「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佈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我們就從重慶獲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他活動家爭吵，挑起敵對情緒以反對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學習過的人。康生的所作所為正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特別要求保護王、周。季米特洛夫雖已不擔任共產國際主席，但毛澤東知道他同斯大林的親密關係，毛澤東不得不接受[16]。
結果和影響
整風運動中產生大量冤假錯案，諸多人士（尤其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有學者指運動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1][5][9][10][11][12] 五四運動的精神（自由、民主、個性解放）被「延安精神」（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取代。[17][18][19][20]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壟斷政治權力時，多次重複運用在整風運動中成功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其中包括反右運動[21]、文化大革命等。
整風運動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成為可自主決策獨立行動的政黨、具有真正統一政治綱領的政黨。具體表現有：
- 正式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 中共文藝政策——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標確立。
- 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員和幹部的服從度和執行力。
- 中共黨內思想高度統一。
- 整風中自我認錯和互相批評的方式，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經典方式。
- 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高幹在中共黨內失勢。[原創研究？]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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