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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標準簡稱總後勤部，亦簡稱總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撤銷的後勤工作機關，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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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任領導 | |
|---|---|
| 部長 | 趙克石上將 |
| 政治委員 | 劉源上將 |
| 機構概況 |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 |
| 軍事級別 | 正大軍區級 |
| 聯絡方式 | |
| 總部 | |
| 實際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22號院 |
| 機構沿革 | |
| 成立時間 | 1960年 |
| 撤銷時間 | 2016年1月 |
| 接替者 |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 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 |
總後勤部負責全軍後勤的組織指揮與勤務保障，管理全軍各項後方勤務事宜，組織實施全軍後勤保障工作。
2016年1月，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決定撤銷總後勤部。拆分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後勤保障部、聯勤保障部隊等兩個部門（單位）[1]。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1927年9月秋收起義，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部隊中專門設有從事後勤保障的人員和機構，後勤保障機構大都沿襲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的後勤體制設立輜重隊、副官處、經理部、軍需處等[1]。中國工農紅軍成立初期，後勤工作領導機構繼續大致沿用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在部隊中設軍需處、軍醫處、留守處等分管有關後勤業務[2]。例如1928年4月由朱德、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江西井岡山成立時，便設立了專門的各級後勤機構，軍部設經理處、軍醫處、軍械處、留守處，團設經理科或輜重隊和衛生隊，連設司務長和衛生員，並在其中建立中共黨組織，設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人員[3]。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同時，單獨舉行紅軍代表會議，共有14個紅軍軍團派代表參加，史稱「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會議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作為統一的軍制[4]。《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規定設立紅軍的經理衛生部。當時，經理衛生部實際上僅負責紅一方面軍部分後勤保障和救治紅軍傷病員的工作[1]。193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總政治部、參謀部、武裝工農部、軍務部、士兵運動委員會、經理衛生部等七個部委，但始終未能建立[5]。1931年1月，紅軍的經理衛生部改稱經理部，范樹德任部長；同時紅軍還設立了財務部、軍醫處，楊立三任財務部部長，賀誠任軍醫處處長。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下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隨之在江西瑞金成立。中革軍委首次嘗試實行總部領導體制，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經理部、總軍醫處等機構，其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經理部是中共軍隊歷史上最早設立的總後勤部，范樹德任部長。當時總經理部下設總兵站處、撫恤委員會、後方辦事處（1932年4月成立）這三大機構，楊立三任總兵站處處長，賀誠兼任撫恤委員會主任，高自立後來任後方辦事處主任；同時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軍醫處，賀誠兼任處長，總軍醫處同參謀部（後改稱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經理部合稱中國工農紅軍的「四總部」[1][5][2]。
1932年9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經理部改稱總供給部，楊立三擔任部長，葉季壯擔任政委，下設軍實處（處長張元培）、財務處、兵工廠、糧秣處等機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軍醫處改稱總衛生部，賀誠任部長兼政委，總供給部和總衛生部也同時歸中國工農紅軍總部領導[1]。1933年5月，中革軍委從前方移至後方瑞金，在前方另行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兼紅一方面軍總部，原中革軍委所屬總部轉隸紅軍總部，由紅軍總部統一指揮[5]。1934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的後勤保障部門除總供給部、總衛生部外，又設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兵站部，楊立三調任總兵站部部長，政委潘自力；楊至成接任總供給部部長，葉季壯仍任政委。1934年4月，葉季壯任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1]。
在長征途中，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根據中革軍委指示，總供給部與中革軍委第四局合併，葉季壯仍任部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後勤機構僅設總供給部和總衛生部，林伯渠任總供給部部長，葉季壯調任軍實處處長，賀誠接任總衛生部部長[1]。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1935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成立，周恩來任辦事處主任（後葉季壯接任）。當時紅軍的主要後勤部門有總供給部（部長葉季壯）、總兵站部（部長楊立三，後楊至成接任）、總衛生部（部長黃克誠，後姬鵬飛接任）。1936年12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後方勤務部，葉季壯兼任部長，李文楷任政委，下轄總供給部、總兵站部、總衛生部，各部主要領導不變[1]。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會後成立了毛澤東任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1937年8月25日，根據中央軍委命令，陝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37年9月11日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抗日戰爭期間，中央軍委總部設在延安，對外名義上稱「八路軍總部」。八路軍成立後，設八路軍總指揮部（簡稱「八路軍總部」），又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簡稱「集總」），是八路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八路軍剛成立時，八路軍總部機關設司令部（參謀處）、政治部、軍需處、軍醫處、兵站部。八路軍出師華北後，八路軍總部隨部隊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此後中共軍隊的後勤保障建設分成前方和後方兩個部分。在延安的原中國工農紅軍總後方勤務部精編為供給部（部長張元壽）、衛生部（部長姬鵬飛（吉洛））、副官處（處長徐曰文），這三個部門直屬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八路軍前方後勤部門主要有供給部（部長趙爾陸、副部長謝古今（黃達））、兵站部（部長楊立三、副部長周玉成）、衛生部（部長姜齊賢）。另外八路軍總部也設有副官處（處長唐延傑、副處長余忠良）[1][5]。
1937年10月12日，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原中革軍委供給局局長宋裕和任新四軍供給部部長。1938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在晉東南成立八路軍前方指揮部（簡稱「前指」），又稱第十八集團軍前方總部，實際上大致是「集總」的原班人馬，前方指揮部設有前方司令部、野戰政治部、前方後勤部，楊立三任前方指揮部後勤部部長，周玉成任前方指揮部供給部部長[1][5]。
1939年6月，中央軍委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後勤部，葉季壯任部長兼政委，楊立三任副部長（1940年之後任部長），後勤部下轄供給部、衛生部、副官處。1940年上半年，中央軍委後勤部擴編，下轄總務處、供給部（部長張永勵）、兵站部（部長張令彬）、衛生部（部長饒正錫）、工業局、副官處。1940年下半年，中央軍委後勤部精簡為下轄供給部、兵站部、衛生部。1941年下半年，恢復了總務處、工業局[1]。1942年7月，軍委後勤部併入中共中央管理局，統籌中直和軍直機關的後勤保障。總的任務是組織中直、軍直機關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做好供給分配工作。
1940年12月22日，八路軍後勤工作會議在晉東南八路軍總部召開，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參加，會議主要由後勤部部長楊立三主持，這樣大規模的後勤工作會議在中共軍隊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屬首次[1]。
1940年底，八路軍前方後勤部進行了調整，楊立三任部長兼政委，謝文翰任政治部主任，下設供給部（部長周玉成、政委周文龍）、衛生部（部長孫儀之，後錢信忠任部長）、軍工部（部長劉鼎）、兵運部（部長劉頌）、財政經濟部（部長張慕光）和冀南銀行（行長兼政委高捷成）。1942年2月18日，中央軍委公佈了中共軍隊歷史上最早的兩部後勤工作條例《八路軍新四軍兵站工作條例》、《八路軍新四軍供給工作條例》。1943年10月，中央軍委後勤部精簡為僅設供給部、兵站部、衛生部；同時，八路軍前方後勤部也精簡，楊立三調任八路軍前方指揮部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後勤部精簡為僅設供給部（部長周玉成、政委周文龍）。1944年8月，中央軍委後勤部僅保留後勤部這一機構名稱，所轄後勤事宜均交由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後勤部統一管理[1]。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成立晉冀魯豫軍區，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前方後勤部門統一改為晉冀魯豫軍區後勤部。
1945年11月，中央軍委後勤部改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後勤部，楊立三任總後勤部部長兼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後勤部部長[1]。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管理局劃歸中央軍委建制，改稱中央軍委後勤部供給部，簡稱軍委供給部，它既是軍委機關的後勤保障部門，又是中央機關的後勤機構。這一階段，軍委供給部進一步壓縮機構及人員，只設供給處、經建處、保管處和一個輜重營。同時，開展「厲行節約、節食備荒」運動，積蓄財力、物力、人力，準備支持解放戰爭。
1947年6月，在延安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根據中央軍委命令，取消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番號，全軍部隊統一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久，中央軍委總後勤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楊立三任部長）[1]。
1948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設兵站、供給、軍工、軍械四大機構，負責協調各大軍區各大野戰軍的後勤保障工作。1949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又組建衛生部，蘇井觀任部長。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實際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野戰軍的後勤保障工作是由它們各自的後勤部門解決，各大野戰軍均有自己專門的後勤機構和後勤領導人：第一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兼政委劉景范；第二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兼政委段君毅；第三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兼政委劉瑞龍；第四野戰軍後勤部第一部長周純全、第二部長李聚奎、政委楊至成；華北野戰軍後勤司令員楊立三（兼任）[1]。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1月改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後方勤務部（簡稱總後勤部），楊立三任部長兼政委。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總後方勤務部財務部的基礎上單獨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財務部，楊立三任部長。1954年10月11日，總參謀部發出關於軍委總部更改名稱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後方勤務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黃克誠任部長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財務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財務部（楊立三任部長兼政委）。當時，總後方勤務部所轄部門在建國初期的軍需部、軍械部、衛生部、營房管理部、油料部、直屬工作部（1952年撤銷）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幹部部、訓練部、軍需生產部、司令部、政治部、車輛獸力管理部、馬政局等機構[1]。
1955年5月，總後方勤務部增設汽車拖拉機管理部（部長韓振紀）。1955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財務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財務部，余秋里任部長，唐天際任第一副部長。不久，總後方勤務部裁撤馬政局、車輛獸力管理部，設立後方工程建築部、學校管理部[1]。
1957年初，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財務部，原總財務部機關併入總後方勤務部，改稱總後方勤務部財務部。1957年8月，撤銷總後方勤務部後方工程建築部。1958年4月，撤銷總後方勤務部學校管理部。1958年10月，撤銷總後方勤務部幹部部[1]。
1959年10月廬山會議後，洪學智被打入「反黨軍事俱樂部」免去總後方勤務部部長職務，邱會作任總後方勤務部部長；此前總後方勤務部已裁撤了獸醫局、訓練部等機構。1960年3月至10月，總後勤部先後增設物資計劃部、運輸部、科學計劃部、物資計劃部[1]。1960年10月1日，根據總參謀部1960年4月19日《關於修改某些機構、職務名稱事的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即日起啟用新印章。1965年3月至5月，總後勤部增設工廠管理部、軍馬部、軍需部。後來總後勤部油料部、物資計劃部、工廠管理部、軍馬部等機構陸續撤銷[1]。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總後勤部在中共九大之前幾乎被緊跟林彪的邱會作等人控制，總後勤部副部長傅連暲、饒正錫等都遭殘酷迫害。1969年9月，王希克、陳龐、封永順、伊文、張明遠、嚴俊任總後勤部副部長，戴金川任副政委。1970年7月丁先國任總後勤部副部長，不久邱創成任總後勤部副部長。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中央責令邱會作離職反省，同時陳龐、王希克、伊文、張明遠、嚴俊、丁先國、戴金川被免去總後勤部領導職務，不久余秋里奉中央命令主持總後勤部工作。文革期間，總後勤部下屬機構進行了很多調整，例如裝備部、企業部被撤銷[1]。
1988年9月14日，恢復軍銜制，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被授予上將軍銜，政委劉安元、副部長宗順留、李倫等人被授予中將軍銜[1]。
2016年1月，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中央軍委決定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將總後勤部的陸軍相關職責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後勤部。原屬總後勤部的實施聯勤保障和戰略戰役支援保障職責劃歸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原屬總後勤部的其他職責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後勤保障部[6]。
根據有關規定，總後勤部內設機構、直屬單位為正軍級（除另有註明外）。2016年機構撤銷前，總後勤部設置下列機構[7]：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武漢後方基地
- 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
- 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工程學院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一醫院）
- 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院（正師級，與解放軍總醫院合署辦公）
-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副軍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醫大學（副軍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副軍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經濟學院（副軍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交通學院（副軍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鎮江船艇學院（正師級）
- 中國人民解放軍蚌埠汽車士官學校（正師級）
-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部經理處處長
- 經理部部長
- 范樹德（1931年1月—1931年11月）
- 財務部部長
- 楊立三（1931年1月—1931年11月）
- 軍醫處處長
- 賀誠（1931年1月—1931年11月）
- 撫恤委員會總會主任
- 總供給部部長
- 范樹德（1931年11月—1932年9月，總經理部部長；1932年9月—1933年5月，總供給部部長）
- 總供給部政治委員
- 范樹德（1931年11月—1932年9月，總經理部部長兼政治委員）
- 葉季壯（1932年9月—1932年，總供給部政治委員）
- 總衛生部部長
- 賀誠（1931年11月25日—1932年9月，總軍醫處處長；1932年9月—1933年5月，總衛生部部長）
- 總衛生部政治委員
- 彭龍伯（1931年11月25日—1932年9月，總軍醫處政治委員）
- 賀誠（1932年9月—1933年5月，總衛生部部長兼政治委員）
- 撫恤委員會主任
- 賀誠（1932年1月23日—1932年9月）
- 後方辦事處主任
- 楊立三（1932年4月4日—1932年9月）
- 高自立（1932年9月—1933年8月）
- 後方辦事處政治委員
- 倪志俠（1932年4月4日—1932年9月）
- 高自立（1932年9月—1933年8月）
- 總兵站主任
- 楊至成（1932年6月—？）[10]
- 楊立三（？—1934年2月）
- 總兵站政治委員
- 高自立（1932年6月—1934年2月）
- 總供給部部長
- 總供給部政治委員
- 總衛生部部長
- 賀誠（1933年5月—1934年2月）
- 總衛生部政治委員
- 賀誠（1933年5月—1934年2月，總衛生部部長兼政治委員）
- 翁瑛（1934年2月—1935年1月）
- 朱良才（1935年1月—1935年6月）
- 周光坦（1935年6月—1935年9月）
- 總兵站部部長
- 楊立三（1934年2月—1934年10月）
- 總兵站部政治委員
- （1934年2月—1934年10月）
| 姓名 | 圖片 | 在任時間 | 軍銜 | 職務名稱 |
|---|---|---|---|---|
| 范樹德 | 1930年5月—1932年9月 | 中國工農紅軍經理衛生部部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經理部部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經理部部長 | ||
| 楊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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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1934年2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供給部部長 | |
| 楊至成 | 
|
1934年2月—1934年4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供給部部長 | |
| 葉季壯 | 1934年4月—1935年6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供給部部長 | ||
| 林伯渠 | 
|
1935年6月—1935年11月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供給部部長 | |
| 葉季壯 | 1935年11月—1937年8月 | 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供給部部長 中國工農紅軍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 葉季壯 | 1939年6月—1940年 |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後勤部部長 | ||
| 楊立三 |
|
1940年—1949年11月1日 |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後勤部部長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後勤部部長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楊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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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日—1952年10月23日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 黃克誠 | 
|
1952年10月23日—1954年10月11日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 黃克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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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9日—1956年12月29日[11] | 大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洪學智 | 
|
1956年12月29日-1959年10月14日[12]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邱會作 | 
|
1959年10月14日—1960年10月1日 | 中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部長 |
| 邱會作 |
|
1960年10月1日—1971年9月24日 | 中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張宗遜 | 
|
1973年6月28日—1978年2月22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張震 | 
|
1978年2月22日—1980年1月11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洪學智 |
|
1980年1月11日—1987年11月21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趙南起 | 1987年11月21日—1992年10月22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傅全有 | 1992年10月17日—1995年9月30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王克 | 1995年9月30日—2002年11月15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廖錫龍 | 2002年11月15日—2012年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 趙克石 | 2012年—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 |
| 姓名 | 圖片 | 在任時間 | 軍銜 | 備註 |
|---|---|---|---|---|
| 黃克誠（兼） |
|
1954年11月9日—1957年11月11日 | 大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政治委員 |
| 余秋里 | 
|
1957年11月11日—1958年3月7日 | 中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政治委員 |
| 李聚奎 | 
|
1958年3月7日—1960年10月1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方勤務部政治委員 |
| 李聚奎 |
|
1960年10月1日—1966年4月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張池明 | 
|
1967年7月17日—1975年8月30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郭林祥 | 
|
1973年8月6日—1975年8月30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王平 | 
|
1977年12月23日—1985年3月9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洪學智（兼） |
|
1985年3月9日—1987年11月21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劉安元 | 1987年11月21日—1990年4月17日 | 中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周克玉 | 1990年4月17日—1995年7月25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周坤仁 | 1995年7月25日—2002年10月16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張文台 | 2002年10月16日—2005年7月8日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孫大發 | 2005年7月8日—2010年12月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 劉源 | 2010年12月—2015年12月 | 上將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
- 賀誠（1949年11月1日—1953年7月17日）
- 張令彬（1949年11月1日—1982年12月13日）[12]
- 宋裕和（1950年11月4日—1952年10月15日）
- 楊立三（1952年10月15日-1953年11月3日）（第一副部長）
- 周純全（1953年10月23日—1954年10日31日）（第一副部長）
- 洪學智（1954年2月28日—1957年5月10日）
- 邱會作（1954年10月31日—1959年10月14日）
- 饒正錫（1957年4月13日—1967年4月10日）
- 唐天際（1957年5月10日—1963年1月22日）
- 張賢約（1957年5月10日—1975年8月30日）
- 周玉成（1960年11月21日—1965年6月2日）
- 張池明（1962年10月13日—1967年7月17日）
- 湯平（1962年10月13日—1968年1月28日迫害致死）
- 韓振紀（1962年10月21日—1965年7月9日）
- 張天雲（1964年3月21日—1975年8月30日）
- 陳龐（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王希克（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伊文（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封永順（1969年9月28日—1980年5月26日）
- 張明遠（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嚴俊（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丁先國（1970年12月11日—1971年9月30日）
- 邱創成（1970年12月11日—1976年2月）
- 徐斌（1973年8月6日—1975年8月30日）
- 張汝光（1973年8月6日—1982年12月13日）[12]
- 詹海英（1973年8月6日—1975年8月30日）
- 孫洪珍（1973年8月6日—1980年5月26日）
- 欒學文（1973年8月6日—1975年8月30日）
- 白相國（1973年10月8日—1975年8月30日）
- 賀誠（1975年5月27日—1982年12月13日）[12]
- 饒正錫（1975年8月13日—1975年8月30日）[12]
- 張震（1975年8月30日—1978年2月22日）（第一副部長。1977年3月5日起在部長張宗遜生病期間主持總後工作）
- 張元培（1975年8月30日—1981年10月15日病故）
- 李元（1975年8月30日—1985年3月9日）
- 邱創成（1976年10月—1982年2月21日病故）
- 饒正錫（1977年12月23日—1982年12月13日）[12]
- 張賢約（1977年12月23日—1982年12月13日）[12]
- 賀彪（1977年12月23日—1982年12月13日）[12]
- 范子瑜（1977年12月23日—1982年12月13日）[12]
- 胥光義（1980年5月26日—1985年3月9日）
- 王政柱（1980年12月4日—1982年12月13日）[12]
- 白相國（1982年12月13日—1985年3月9日）[12]
- 張祥（1982年12月13日—1985年3月9日）[12]
- 趙南起（1985年3月9日—1987年11月21日）
- 劉明璞（1985年3月9日—1994年12月8日）
- 張彬（1985年3月9日—1994年12月8日）
- 宗順留（1985年3月9日—1990年4月17日）
- 李倫（1989年6月18日—1993年12月19日）
- 李九龍（1990年4月17日—1991年9月26日）
- 王太嵐（1992年11月4日—2002年6月）
- 周友良（1993年12月19日—2003年12月26日）
- 沈濱義（1994年12月8日—1999年12月24日）
- 左建昌（1994年12月8日—1999年12月24日）
- 溫光春（1996年7月8日—2004年12月17日）
- 孫志強（1999年12月24日—2007年12月29日）
- 蘇書岩（1999年12月24日—2005年12月12日）
- 王謙（2002年1月8日—2009年6月）
- 譚悅新（2003年12月26日—2004年12月17日）
- 李買富（2005年12月—2009年12月）
- 丁繼業（2007年12月29日—2012年12月）
- 秦銀河（2007年12月29日—2014年12月）[13]
- 谷俊山（2009年12月—2012年1月）[13]
- 孫黃田（2012年7月—）[13]
- 劉錚（2012年12月—2014年11月）[13][14]
- 周松和（2014年12月—）[13]
- 李書章（2014年12月—）[13]
- 周純全（1953年10月23日—1954年10月31日）（總後第一副部長兼）
- 邱會作（1954年10月31日—1959年10月14日）（總後副部長兼）
- 李耀（1955年5月15日—1967年4月30日）
- 李雪三（1956年10月13日—1969年8月6日）
- 彭嘉慶（1959年12月25日—1967年3月16日）
- 戴金川（1969年9月28日—1971年9月30日）
- 盧南樵（1972年11月16日—1975年8月30日）
- 康立澤（1973年8月6日—1975年8月30日）
- 李耀（1975年8月13日—1975年8月30日）
- 李雪三（1975年8月13日—1975年8月30日）
- 曹思明（1975年8月30日—1981年3月21日）
- 李真（1975年8月30日—1982年12月13日）
- 白相囯（1975年8月30日—1982年12月13日）
- 李耀（1977年12月23日—1982年12月13日）
- 陳瑛（1980年12月26日—1985年3月9日）
- 趙南起（1985年3月9日—1987年11月21日）（總後副部長兼）
- 許勝（1990年6月14日—1994年12月8日）
- 楊德清（1994年12月8日—1999年5月）
- 董宜勝（1999年5月—2004年12月17日）
- 劉源（2003年7月26日—2005年12月12日）
- 孫思敬（2005年12月12日—2010年12月）
- 劉曉榕（2010年12月—2013年7月）
- 劉生傑（2013年7月—）
- 饒正錫（1975年8月30日—1977年12月23日）
- 張賢約（1975年8月30日—1977年12月23日）
- 李耀（1975年8月30日—1977年12月23日）
- 李雪三（1975年8月30日—1977年12月23日）
- 喻縵雲（1975年12月14日—1978年3月30日）
- 閻捷三（1976年1月—1978年3月30日）
- 萬毅（1977年11月4日—1982年12月13日）
- 周文龍（1978年11月6日—1982年12月13日）
- 李開湘（1979年5月—1982年12月13日）
- 封永順（1980年10月—1982年12月13日）
- 張賢約（1982年12月13日—1984年4月）
- 范子瑜（1982年12月13日—1985年3月9日）
- 王政柱（1983年5月—1985年3月9日）
人民軍醫出版社由總後勤部政治宣傳部主管，總後勤部衛生部主辦[15]。2016年3月底，中央軍委印發《關於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活動的通知》。2016年5月7日，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試點任務部署會議舉行，7個大單位、17個具體單位被列為試點單位，新聞出版等重點項目被納入試點範疇。自2015年起，各軍隊和武警部隊出版社的新書及新項目均停止審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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