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23日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接受蘇聯共產黨主謀的第三國際指揮和援助。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主導的國民政府決裂。1927年南昌起義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掌握的中國工農紅軍，與國民政府開展長達10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以蘇聯為代表的外國勢力影響，改由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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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國民黨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的對日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打擊了中華民國國軍，使其退守台灣。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正式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形成兩岸分治的局面延續至今。
自1980年代開始排除意識形態問題，中國共產黨開始與數個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執行剿滅行動，其中包含許多採取民主制度的一黨制國家執政黨，以及在其他國家佔有主導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團體全部被迫流亡。而在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瓦解東歐劇變以及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於1991年時開始強調和其他國家實施唯有中國共產黨獨大的交流[需要更深入解釋]，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繫。
成立前奏（1919-1920）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勢力陸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發生改變，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工人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蘇俄成立，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產國際致全世界無產者宣言》，鼓勵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
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2]。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3]。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4]。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5]。到了隔年，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19年，俄共（布）決定在東亞發動民眾鬥爭。[6]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就建立共產黨展開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庫茲涅佐娃、楊明齋（翻譯）五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劃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7月，在華俄共黨員開會，認為應盡快成立中國共產黨。[7]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8]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9]，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9]。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10]，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11]。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共產國際時代（1920-1942）
民國九年（1920年）俄共（布）為了領導遠東地區黨的工作，成立了俄共（布）遠東局。[12][13]。時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出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的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以蘇俄《生活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在北京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與上海的陳獨秀、戴傳賢（戴季陶）、張東蓀建立了聯繫。[14]。
4月底，維經斯基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向他提出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建議，並向上海共產黨人提供經費資助。8月上旬，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稱「中共上海支部（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所以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當代中國學界的正統觀點，亦將它的成立視為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次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是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15]。
陳獨秀還在另外幾個城市（北京、漢口、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及巴黎）中發展了組織，並組織搗毀焚燒了與其觀點相左的北京晨報館。[16]1920年5月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該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中國科的工作任務是:進行黨的建設、工會建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出版工作等。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建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17]
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到俄國，隨後被共產國際任命為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書記，負責與中國、蒙古、日本、朝鮮等國的革命者聯繫，指導開展革命運動。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到達上海。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到達上海。[18]
由於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為了方便在中國南方變現，很多情況下不是盧布紙幣現鈔，而是珠寶、鑽石甚至是鴉片[19]），而被指責為「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 陳獨秀個人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20]，稱將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於人。但由於現實原因，最終妥協，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經費仍是由總部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提供。
民國十年（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13名代表（共有57名黨員）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於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構。這也是中共通常認可的成立日期。7月，在上海公開成立工人維權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陸續成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分部，發動工人維權罷工活動。[21]
民國11年（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章，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宣佈「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指導。[22]為了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自民國12年至16年（1923年~1927年）大革命時期，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122次討論中國革命的會議，作出了738個決議。[23]
中共一大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二七大罷工，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裏，中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達到了30萬以上。其中，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上演了最為慘重的一幕。
民國十年（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得到中國大總統孫中山同意，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孫中山大本營所在地，在那裏停留了9天，與孫三次長談，並廣泛接觸國民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之後馬林提議中共應該與國民黨合作。[24]共產國際執委會又發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全力支持馬林推行「黨內合作」[25][26]。
1922年1月，莫斯科召開勞動者大會，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否定了中共的思路，要求與資產階級合作反日。[27]陳獨秀最初對馬林的提議不屑一顧，依舊投身工人運動，到6月建立了13個工會。[28]中共在廣州舉行勞動大會，吸引了一些海員領袖入黨。彭湃到海陸豐組織農會。7月，中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支部，在其命令下與國民黨合作。[29]8月，吳佩孚派中共籌建工會，宣傳勞工權益，驅逐鐵路系統的奉系勢力。[30]中共將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到北京，積極支持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9月，李立三發動安源煤礦罷工，成功追討欠薪，同期羅章龍發動的罷工則被取締。11月，陳獨秀參加共產國際四大，開始支持黨內合作、外蒙獨立。[31]這年中共推動罷工超100次。[32]
民國11年（1922年）9月，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33][34][35]。
民國12年（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孫越宣言，開始聯俄容共的策略。之後2月派廖仲愷繼續與蘇聯談判，8月又派蔣介石到蘇聯考察軍事。10月，聘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類似布爾什維克式政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此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通過了黨的「三大」宣言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的決議案》。[36]。中共三大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37][38]。
民國13年（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鄭重闡明了三民主義[需要第三方來源][39]。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佔委員總數的1/4。會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40]。國民黨的「一全」也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蘇聯的援助下，民國13年（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與以往軍校的不同，把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依照蘇聯紅軍的樣式。黃埔軍校的成立為國民革命軍奠定基礎，培養了大批人才，包括林彪、徐向前等解放軍名將皆出自黃埔軍校。
民國15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進行土地改革[41]。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通過了《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42]。斯大林在中國委員會上發表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43]。
1925年5月30日，中國共產黨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為中心口號，發動群眾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後逮捕100多人，當場打死13人，傷數十人，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五卅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從工人發展到學生、商人、市民、農民等社會各階層，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在國民黨、青幫和商會的協助下，中共派劉少奇和李立三成立上海總工會，又在廣州成立全國總工會。[44]6月，國共發動廣州、香港罷工，到10月，中共黨員增至2428人，到罷工結束時增至1.85萬人，工人佔60%。[45]秋，段祺瑞（奉系）查封工會，蘇聯大力援助馮玉祥，國共也在北京發動示威倒段，最終歸於失敗。11月，鄒魯、林森等國民黨元老出面表達不滿，維經斯基要求中共收斂，緩和與「中派」戴季陶等的矛盾。
孫中山去世導致的國民黨權力真空和權力鬥爭，國民黨派系叢生。中共在權力鬥爭中也加緊行動，控制黨政要害部門，聯合國民黨左派，分化國民黨；其領導的農民運動亦使軍方利益受到了衝擊。最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權鬥中敗北。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主導的北洋政府派軍警突擊搜查蘇聯大使館，搜查出多份蘇聯和中共分裂中國罪證，並逮捕李大釗等中共人員，並以叛國罪起訴處死。
蔣介石識破斯大林令中共通過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進而奪取中國政權的陰謀，奮起反蘇清共，汪精衞和平分共。 民國16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起清黨，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及親共國民黨員。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受到批評。[46] 共產國際"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實行土地革命，[47]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8個師或10個師的可靠軍隊。7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要求中共退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48]。7月12日夜，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緊急指示，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進行了改組，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不再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當日，鮑羅廷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陳獨秀動身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49]。同日，臨時中央開會討論挽救時局的辦法，決定在張發奎（北伐軍第二方面總指揮）部隊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舉行秋收暴動；儘快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確定黨的新方針，由李維漢、張太雷、瞿秋白籌備。重視武裝鬥爭，抓槍桿子，針鋒相對地反擊蔣、汪對革命力量的鎮壓，成為臨時中央明確的指導思想。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準備發動軍事暴動和秋收暴動[50]。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集會議，宣佈停止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8月1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並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發動南昌暴動，建立了軍隊。8月4日，中共部隊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衝突。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秋收暴動。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暴動，次日宣佈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被廣東軍將領張發奎鎮壓。葉劍英和葉挺兩人在戰敗後化裝逃到香港[51]。1928年2月，共產國際終於承認現在不是總暴動的時機，讓中共爭取工人和農民支持。[52]1928年4月28日，朱德南昌起義部隊與毛澤東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井岡山會師，並於1928年5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隨着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井岡山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地區，共產黨控制區（蘇區）的面積不斷擴大。趁着蔣介石對付張作霖、馮玉祥和閻錫山等北方敵人，中共依靠南方山區打游擊戰，逐步擴展勢力。中共吸納了很多農民入黨，1928年6月黨員有13萬人。[53]年底，井岡山根據地陷入重圍。毛澤東撤到江西，使用誘敵深入、乘勝追擊的戰術，擊敗江西省軍。1930年8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國民政府三次對中國共產黨位於江西、湖南的根據地中央蘇區進行圍剿，均以失敗告終。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瞿秋白向布哈林和斯大林表示中國革命還處於高潮，應該考慮農村包圍城市的方案。[54]但共產國際執著於工人革命，因此他們選擇工人向忠發為中共領導，[55]向忠發倚重李立三工作。[56]1929年12月起，共產國際認為革命形勢高漲，先後指示組建蘇維埃政權，[57]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及成立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並至少應奪取一個中心城市。[58]李立三下令所有蘇區擴軍，全力進攻附近城市，尤想奪取武漢，但並未成功。7月，紅軍攻佔了長沙。中共認為全面奪權時機已經來臨，要求蘇聯支援中共和準備世界革命。[59]共產國際被中共的要求激怒，[60]同時紅軍的軍事行動迅速被何鍵率領的湖南省軍擊敗。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安插王明、博古、沈澤民、康生、王稼祥等留學生任職。[61]這年江西蘇區開展反AB團運動，整個運動7.6萬人被殺。其中，紅二十軍和紅四軍衝突，導致紅二十軍副排級以上軍官全部被殺，史稱富田事變。[62] [63]
| 共產黨（每月） | 共青團（上半年） | |
| 中國共產黨 | 12820 | 7692 |
| 日本共產黨 | 1025 | 512 |
| 朝鮮共產黨 | 256 | 460 |
民國16年（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該黨文獻稱：該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的總方針，並視之為根本任務；此會議改變了陳獨秀過去對全黨的領導路線；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確定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是探索如何完成根本任務的時期。該會議中，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此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追認批准了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等文件[65]。八七會議把中共三大、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中共中央的決定所導致的後果責任推給了陳獨秀，而共產國際通過該會議解除知識派中的泰斗，削弱了知識派在中共內部的影響力。
托洛茨基認為中國處於俄國1905年革命後的階段，若無意外因素則無蘇維埃革命條件；國民黨政府趨於穩定，中共應致力於促進民主選舉，但是共產國際認為絕對不應該妥協。[66]1929年7月，陳獨秀開始讚同托洛斯基主張。同月，中國和蘇聯因中東路事件正在中國東北開戰，共產國際組織部分中共在蘇人員參戰，[67]要求中共舉行示威，「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68]「不要讓資產階級用叛國罪把自己嚇住」。[69]陳獨秀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70]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44號通告，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派鬥爭後，中國托派被作為「反革命」、「出賣階級的叛徒」，從中國共產黨內被清除。[71]10月俄共（布）遠東局在作出的《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中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決議再次提到陳獨秀對中東路問題的態度，認為反對「保衛蘇聯」的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左翼國民黨觀點」。[72]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要求陳獨秀「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73]不久以陳獨秀為首的托派被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74][75]1929年12月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
1931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76]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試圖進一步提拔王明等人，遭到工會領袖何孟雄等人的抵制。中共從中央到區縣（城市）都發生了分裂。1月，羅章龍成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日後式微。4月起，政治局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投降，致中共城市工作停轉。[77]
顧順章被捕後叛變，向國民黨方提供了大量情報，導致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完全被摧毀，多人被捕殺。中共中央秘密機關在轉移時剷除了九名知情的顧家家人。不久周恩來等人被通緝。從此中共中央將工作中心由城市遷往農村，改寫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78]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發動九一八事變。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援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為江西省瑞金。該政權頒佈了憲法（憲法內主張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應有民族自決的獨立建國權），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同時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 1931年12月1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佈告》表明在一個中國疆域內有兩國：「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家。他的旗幟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於全中國，為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兵士及其他被壓迫群眾的利益而奮鬥，為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而奮鬥。……他具有絕大威權打擊着國民黨軍閥政府由崩潰走到死滅，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國革命的勝利。」[79]。
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共產國際認為這是推翻中國政府的好時機。[80]中共認為國民黨絕不抗日[81]，要求士兵暴動，成立蘇維埃。[82]淞滬抗戰期間，中共組織紅軍全力進攻中華民國。[83]先攻贛州，未攻下。4月，紅軍攻克龍岩、漳州。[84]江西、閩西蘇區擴展到25個縣。[85]5月，中國與日本停戰，蔣中正實施第四次「圍剿」，鄂豫皖及湘鄂西蘇區被攻陷。湘鄂西蘇區肅反四次，殺兩萬多人[86]；鄂豫皖蘇區將二百多知識分子肅成五、六人。[87]1932年10月，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
1933年，博古、李德要求重新查田，暗批毛澤東走「富農路線」，[88]同時強調國土寸不容失，保障稅收制度，批判其友羅明。紅軍大勝於黃陂後，博古強化整肅，[89][90]3月，根據地陷入糧荒。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恢復集市和工商業。[91]共產國際批評北方局與馮玉祥結盟。[92]6月，共產國際不許與十九路軍談判，[93]要求中共東征。[94]7月，蘇維埃政府發行公債，彌補財政缺口。[95]中共大力倡導行業合作社。
民國23年（1934年），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民革命軍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採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式進攻工農紅軍，而中共方面，毛澤東失去軍事領導權，博古、李德等執行王明「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政策，導致失敗。1934年初，紅軍攻沙縣。陳誠按兵不動，緩近廣昌，吸引紅軍回援。第三路軍擊敗紅一軍團，也向廣昌進軍。4月，紅軍力不能支，廣昌易手。[96]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迫於國民政府方面的軍事壓力於1934年10月18日撤離江西瑞金蘇區，開始長征。同時，在南方還留下了一部分紅軍堅持游擊戰爭，史稱「南方游擊戰爭」。紅軍在突圍過程與國民政府軍多次交火，損失慘重。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紅一方面軍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張聞天替代博古出任「總負責」，周恩來在軍事上最高負責，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組成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毛澤東及時調整軍事方針，最終成功擺脫國軍的圍追堵截，於1935年10月順利到達陝西延安，與陝北紅軍會合。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合，長征結束。
中共中央通過長征從江西瑞金遷到陝北延安後，雖然擺脫了中央軍，但依然危機四伏，有楊虎城的西北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東部和北部有閻錫山的晉綏軍，西有馬家軍。
1936年2月，中國共產黨宣佈開始東征抗日，擊潰閻錫山七個師。5月中共紅軍東征回師陝北後，繼續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97]，同時致書國民黨中央，呼籲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98]，以實現兩黨合作抗日[99]。中共於1936年10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組建西路軍，發動西征，意圖打通經新疆與蘇聯的聯繫通道，但遭遇馬家軍的粉碎性打擊而失敗。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楊虎城在中國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並殺害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終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釋。國民政府被迫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停止與紅軍作戰，抗日統一戰線形式上建立，史稱西安事變。
1937年9月22日[原創研究？]，「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正式宣佈取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終於進入全面戰爭的狀態。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指出，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毛澤東還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建根據地，牽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與擴大紅軍，以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100]。」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100]。該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01]。
1937年9月6日，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其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延安整編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域.陝北地區的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與此同時，另有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色游擊隊集中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對日作戰。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名義上保持着共同對日的勢態，實際上在後方積極拉攏農民成為共產黨的一分子。期間中國軍隊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鬥。1937年9月八路軍前線指揮官林彪配合閻錫山領導的太原會戰，抓住有利戰機，打了自稱是中國軍隊抗戰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102]平型關戰役[103]。 1940年8月彭德懷在未收到醫院養病的毛澤東批覆的情況下,發動了百團大戰[104][105][106]。 1944年3月粟裕、葉飛發動了車橋戰役，開啟了新四軍的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
國共雙方之間也曾經爆發過多次流血衝突，其中有晉西事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等。國民政府不再對共產黨及其軍隊發放軍餉補給，中共及其軍隊已不再聽從國民政府號令，開始大力發展國民政府體制外的以抗日、民主為名的事實割據政權，國共統一戰線已名存實亡。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了130餘萬人，民兵也發展到260餘萬人，控制約一億人口[107]。
毛澤東時代（1942-1976）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後，接受共產國際指揮。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中共文獻則稱該運動是為了：提高黨內成員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戰鬥力，以便戰勝困難，奪取勝利。據此決定在中共黨內開展一場普遍的整頓作風的運動。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級幹部學習馬列著作和黨的歷史文獻。5月19日，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強調要理論聯繫實際，提出了黨內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任務。同年七八月間，中共中央相繼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並號召其黨成員加強調查研究，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性鍛煉。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該黨文獻，此次會議檢討了其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政治路線的錯誤，肯定了1931年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底，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政治路線錯誤；提出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同時討論了如何使黨的組織達到更進一步的統一和團結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整風會議，整風學習從此開始。[108]這是中共延安整風的預備階段。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提出了整風運動的內容、方針、任務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在延安的近萬名幹部普遍參加了此次學習。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又發出在全黨進行整風的指示：《關於在黨內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決定》。從此，中共黨內軍內的整風逐步展開。根據該黨文獻稱此次整風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重點是反對主觀唯心主義；延安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即通過學習文件，掌握精神實質，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發揚黨內民主，充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具體分析錯誤產生的根源，找出改正錯誤的方法，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經過普遍的學習和整頓，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達到統一思想，端正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提高黨的戰鬥力。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
中國共產黨於1943年開始重新積極擴大自身的根據地[查無此文]。而自19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內部意識到若要取得政權，唯一的機會是要將自身定位為真正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中國的政治勢力[109]。因此自1941年開始以延安市為據點的中國共產黨展開整風運動，排除以王明為首的第三國際代表在黨內的影響，並且將毛澤東的理論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視為指導思想；之後隨着《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到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獲得確立。而隨着中國抗日戰爭在1945年逐漸接近結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間的政治問題開始被提及[110]。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代表於重慶市展開談判，並於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隔年雙方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5個決議案，表示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之後雙方分別在1946年2月底達成整軍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達成《東北停戰協定》。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5月25日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於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111]
延安整風的第三階段為總結歷史經驗的階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階段，該黨高級幹部重新學習中共的歷史，研究、討論、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弄清路線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作了《學習與時局》的報告。據該黨文獻該報告：闡明了研究歷史經驗應當採取的正確方針和態度，對高級幹部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作了總結。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其文獻此會對於該黨的歷史上各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作出了批評和結論。至此，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結束。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佔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延安整風徹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惡劣影響，使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延安整風後，王明在黨內失去勢力。全黨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日後與國民政府的軍事和政治鬥爭，以及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勝利建立政治基礎。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解放戰爭」，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稱之為「戡亂」。
1945年8月至10月，毛澤東、周恩來等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此時中共有120萬黨員，132萬正規軍，260萬民兵，[112]有關問題的具體談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政府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之間進行。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雙方於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決定在年底召開政治協商會議。9-11月，美國幫助國民黨接收華北，蘇聯幫助中共接收東北。[113]國軍抵定江南。蘇聯向中共轉交5000挺機槍、15萬支步槍及一批重武器。[114]1946年1月，國共兩黨並民盟、青年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五個決議案，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115][116]。 1946年2月底，雖有反蘇運動等因素，國共雙方仍達成整軍協定，統一將國共軍隊整編為國軍。協定劃定全國駐軍服務區，各軍隊集結在此統一整編；整編以12個月為一期，分期縮編部隊，直到完成全國60個師的目標。3月底，國共達成迄今最後一個正式協議東北停戰協定。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國共雙方處於邊打邊談的狀態，雙方在東北、中原、華北等處展開爭奪。1946年11月15日，國民大會召開。此時，國民政府為迎接制憲國民大會，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1947年1月，《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之後，國民政府應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的要求，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以政治方式解決兩黨爭端。共產黨方面認為國民政府沒有誠意，中共南京代表陸定一回應，「廢除偽憲法和恢復1946年1月31日軍事位置，是恢復和談的最低限度」[117]，至此國共談判完全破裂。此時中共仍堅持在南京活動，不離開[118]。國府兩度委婉逐客無效，故2月底，國民政府公開下達逐客令[119]，限令在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留守處代表3月5日前撤離，並關停重慶《新華日報》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 時間 | 發貨地點 | 機槍 | 步槍 | 子彈 | 其他物資 |
| 1945年11月2日前[120] | 沈陽 | 4000 | 11~12萬 | 各種砲一批 | |
| 1945年11月2-6日[121] | 沈陽、哈爾濱 | 1000 | 3.6萬 | 800萬 | 部分砲；手榴彈15萬；運輸機6架；火車2列；大衣2萬；皮鞋3萬；兵工廠1座 |
| 1945年12月初[122] | 旅順 | 100 | 近萬 | 飛機40餘架 | |
| 1946年3月[123] | 朝鮮 | 3萬 | |||
| 1946年4月[124] | 哈爾濱 | 1萬 | 10萬 | 1000門炮 | |
| 1946年5月[125] | 朝鮮 | 115 | 43萬 | 炸藥1萬箱 | |
| 1946年6月[126] | 朝鮮 | 50 | 5000 | 300萬 | 本月另有一批，不詳 |
| 1946年7月15日-8月7日[127] | 朝鮮 | 688 | 12145 | 1000萬 | 167擲彈筒、7門炮、11164刺刀、43588發炮彈、22萬斤炸藥、火藥500箱 |
| 1946年9月[128] | 圖們 | 100多節火車彈藥 | |||
| 1946年9-10月[129] | 安東 | 朝鮮北部日軍儲存之武器彈藥，數十艘汽船每日往返運輸 | |||
| 1946年12月到1月[130] | 蘇聯 | 1.51億盧布各式物資[131]（含300萬匹布、560萬噸米和棉紗、3300噸汽油、500輛卡車、700噸炸彈等） | |||
| 1948年2月到12月[132] | 蘇聯 | 3.35億盧布各式物資[133] | |||
| 1948年遼沈戰役前 | 滿洲里等地 | 僅我們（蘇軍）兩個方面軍轉交的武器就有3700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600輛坦克，861架飛機，約12000挺機槍，近680個各種軍用倉庫以及松花江分艦隊的一些艦艇。稍後又轉交給他們大批的蘇制武器。[134]各種槍炮、坦克，以火車運輸數日。[135]武器彈藥的制式不同，有……捷克式和蘇式。[136] | |||
| 1949年7月到12月[137] | 蘇聯 | 4.21億盧布各式物資[138] | |||
馬歇爾調停失敗後，內戰全面爆發。之後，國軍調整戰略，重點進攻共產黨山東和陝北兩大共產黨控制區。在陝北，國軍一度佔領延安，但此時共產黨已經主動撤離延安，國軍佔領的只是一座空城。山東方面，解放軍採取運動戰打擊國軍，避免與國軍進行主力決戰。之後陳毅、粟裕率領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戰役中重創國軍，全殲國軍王牌主力、五大主力之首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陣亡。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軍開始攻勢作戰，在東北，將國軍壓縮至幾個相互孤立的城市，為遼瀋戰役奠定了基礎。在陝北，彭德懷部隊在1947年8月初圍攻榆林，鍾松整編36師北上救援。隨後彭德懷圍點打援，發動圍攻鍾松的沙家店戰役。劉戡全力救援，鍾松逃脫。10月，彭德懷再度圍攻榆林，國軍已經無兵可調，不得不由蔣中正致電寧夏主席馬鴻逵求援，馬鴻逵命整編18師支援榆林，彭德懷再度圍點打援。寧夏軍與彭德懷部隊在元大灘激戰，雙方傷亡慘重。最後彭德懷撤退。2月，彭德懷部在宜川圍點打援，殲滅劉戡29軍主力，劉戡自殺。4月底彭部佔領延安，後撤至黃龍地區休整。中原戰場局勢錯雜，雖然國軍尋機作戰，但解放軍運動靈活，故國軍始終處於被動地位。1948年3月，陳賡謝富治兵團乘中原國軍兵力空虛，進攻洛陽，兩進兩出，殲滅國軍守軍。4月，劉鄧部隊進攻阜陽。經過近一年的戰鬥，中原地區的戰事轉向對中共有利的一方，國軍日趨被動。5月，中共成立中原野戰軍，發動宛東戰役，擊潰國軍18軍。6-7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發動豫東戰役，攻克開封，殲滅整編75師，確定了中共在中原地區的優勢地位。毛澤東在1948年8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139] 11月，在山東、華北等戰場，解放軍也展開了攻勢。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通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國軍的主力精銳，國共內戰大勢底定。1949年4月20日，國民政府最後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140]。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佈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141]。命令內容為：
- 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 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至何處，均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
- 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佈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
- 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並願意於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們願意再一次給該政府以簽字的機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入南京，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四處遷徙。解放軍則向全國進軍，逐步攻佔了除台灣和少數沿海島嶼外的全部國土。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2月7日，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撤往台灣。
經過數月的籌備，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決定以北平為國都並改名北京、以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以五星紅旗為國旗，通過了由180人組成的第一屆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名單，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6位為副主席、以及另外56位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同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42]。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往台北，並繼續統治台灣本島及福建離島地區金門、馬祖(通稱為台澎金馬地區)至今。至此，中國歷史上海峽兩岸分別統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獲得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席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雖有發展，但兩岸在意識形態及台灣的政治地位問題上立場歧異，繼續處於分治的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中國歷經連年戰爭已近成廢墟；按照中共論點，「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農村「土改」，抑止了戰時通貨膨脹。」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一個初步完整的工業體系，並力圖普及國民教育與建立基層醫療保障體系。外交上奉行完全傾向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援助各社會主義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共產主義活動。軍事上，1950年基本消滅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殘餘力量；同年，朝鮮進攻南韓，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後，擊敗朝鮮人民軍，並推進至中朝邊境。期間，曾多次轟炸中國東北[143]。10月中共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與朝鮮人民軍一起與聯合國軍作戰，使戰線重回三八線，於1953年簽署停火協議。朝鮮戰爭使美國認識到中共的軍事能力，但也為中共和美國的關係的發展蒙上陰影，深刻影響了兩岸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後續發展方向。
1949年後，中共在建國前三十年由毛澤東主導發起了很多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絕大部分是政治運動，或者是政治運動與經濟政策的結合運動。大部分政治運動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甚至被迫害，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毛澤東做了評價和總結[144]。
1950年5月1日至1950年底，在全黨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主要是在領導幹部中克服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改善黨群關係；以及少數人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145]
1951年2月至1953年進行整黨。[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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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稱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政治運動的統稱[146]。
1950年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其中之一是調整工商業中的公私、勞資、產銷關係。該黨稱此次調整後，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但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於用正常方式獲得一般利潤，力圖利用和國營經濟的聯繫，以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圖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削弱國營經濟；他們在經濟上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蝕了工人階級和國家工作人員。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實際控制區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促進經濟建設。在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污盜竊現象，而貪污盜竊又與中共和其政府內部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緊密相聯。因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別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強調必須把「三反」鬥爭看作像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重要，要大張旗鼓地發動廣大群眾。從此，「三反」運動在其各地區各系統各部門迅速展開。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 [147]，要求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開展鬥爭。1月5日，周恩來在中國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參加「三反」運動。在「三反」運動中，一些單位揭發出私人工商業者的貪污、行賄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為此，中共中央於１月５日發出了《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3月11日，中國政務院公佈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3月28日，中國政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文件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的處理辦法。
該國官方文獻稱：在三反運動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貪污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要徹底剷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一場大規模的「五反」運動。2月上旬，五反運動從各大城市開始，很快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3月11日，中國政務院批准公佈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要求：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５類進行定案處理。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魯言關於結束「三反」、「五反」運動的兩個報告，「三反」和「五反」運動結束[148]。
雙百運動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繁榮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佈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其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分別於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雙百方針。1967年人民日報曾撰文稱「雙百方針」的目的是引蛇出洞的「陽謀」。
中共稱反右運動是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該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中共認為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其黨建的正常步驟。且稱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的批評、建議；但也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
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反擊右派的運動。中共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於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中共文獻指出此次運動有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149]。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複查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多達552877人。
大躍進是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 由於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8年至196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主張「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但反而造成國民經濟的倒退和三年大饑荒的發生。其中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因為彭德懷等人的異議而下令發動反右傾運動，進而造成社會經濟陷入困頓，並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後才得以制止。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差異而宣告分裂[150]。
反右傾運動亦稱「反右傾鬥爭」，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隨即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有較大異議的中共黨員被打倒，會後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鬥爭。大量中共黨員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大躍進運動溫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餓死。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中共後來認為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真實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運動是錯誤的。
四清運動，簡稱「四清」，是1962年底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由毛主席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的一場政治運動，意圖「反修防修」，防止演變。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裏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7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組發表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不久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革除國家和黨的職務，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文革小組碰頭會成為文革期間最高會議。 1966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透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二月提綱》，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151]。在這之後引起長達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並且對中國社會、文化和古蹟造成嚴重破壞。這時期也因為文化革命造成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終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遭到瓦解而結束。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的黨章確立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翌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陳伯達及林彪的其他黨羽在會上，積極建議恢復設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職，謀求林彪擔任此職，遭到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駁斥，大會轉而批判陳伯達。
1971年9月8日，副統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毛澤東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1971年9月13日，突然乘飛機出逃，並在蒙古墜機失事[152]。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舉行。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王洪文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毛澤東批准江青、王洪文的要求，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展開。
1974年10月周恩來因病住院後，鄧小平獲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負責日常工作，開始整頓生產秩序，試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出修正。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6年2月，「四人幫」經毛澤東批准，掀起以批判鄧小平為主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因病逝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黨中央，採取了政變的方法，在沒有逮捕令甚至沒有正式的會議決議前提下，在中南海懷仁堂秘密逮捕四人幫成員及清洗其支持者的活動，中共官方號稱「粉碎四人幫」。至此，長達十年、對中國社會、文化及古蹟造成嚴重破壞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據各方估計，文革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153][154][155][156]，從北京的「紅八月」起，諸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包括廣西文革屠殺（及大規模吃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雲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等[157][158]。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餘人死亡[159][160]。
「文革」結束後，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等一系列會議，中共領導政策開始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
華國鋒時期（1976-1978）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1977年8月19日，十一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十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預備。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61]。會議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162][163]。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此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上[164][165]。
1979年9月25日－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66]。1980年2月，在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書記處負責人）， 全會一致通過了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的決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鄧小平時代（1978-1989）
1982年8月6日，十一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不再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職務，同時確立以總書記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167]。
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中國大陸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廣大群衆和青年學生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之後，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學生大批湧上街頭舉行遊行活動。4月26日，中共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但是，形勢並沒有好轉。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戒嚴部隊被許多北京市民阻攔，未能入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措施，6月4日凌晨，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實行武力鎮壓，軍方與群眾、學生爆發衝突，造成平民及軍人流血傷亡（流傳的傷亡數字不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等領導人逐漸退出前台，實際鄧小平幕後問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168]。
六四事件不僅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趙紫陽此後一直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更導致鄧小平威望受損。
鄧小平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在保守派中有較高認可度的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從此江澤民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不久鄧小平又將改革派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請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就是否繼續改革開放出現意見分歧，眼見改革開放即將擱淺，已身無所職的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南巡，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小平理論，並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着石頭過河」。
江澤民時代（1989-2002）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在會議中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進而確立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核心地位，並且建立包括李鵬、朱鎔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169]。而儘管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度讓改革開放政策暫緩，1990年代初期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政策重新獲得施行，這讓鄧小平的經濟學觀點重新獲得重視[170]。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列為指導思想[171]。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繼承鄧小平在1980年代「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並延續後者絕大部分政策[172]。隨後江澤民則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要眾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思想獲得批准並修訂至《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並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173]。在三個代表思想中，透過制定理論的方式讓民營企業家和入境資產階級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國共產黨[173]。
胡錦濤時代（2002-2012）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和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召開，胡錦濤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接替江澤民最高領導人位置，並且和吳邦國、溫家寶等人組建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174][175]。
不同於先前的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人的統治，胡錦濤把重點放在集體領導上，而反對單一個人在政治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175]。由於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增長，反而促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胡錦濤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兩個主要思想[176]。其中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10月21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版中[177]，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共十八大上才視為指導方針[178]。
習近平時代（2012-至今）
胡錦濤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卸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且由新選出的習近平接替這兩個職位[179]，之後與李克強等人組建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180]。習近平上任中共總書記後不久便展開數十年來最為積極的反腐敗工作，但與此同時開始整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權力，這使得外國評論家認為其破壞集體領導制度、而朝向毛澤東的統治方式[181]。
2020年冠狀病毒病疫情發生後，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一直強調自己親自指揮防疫工作，並在2020年2月3日《求是》發表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表明：早在1月7日已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防疫要求[182][183]。香港《明報》「京城密語」專欄指，中央領導人初期對疫情並不重視，甚至要求不要造成民眾恐慌，影響即將到來的春節氣氛[184]。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85]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在3月23日發佈會上的介紹，慶祝活動主要包括：在2021年7月1日誕生紀念日舉行慶祝大會；開展「七一勳章」評選頒授和全國「兩優一先」評選表彰；開展黨史學習教育；舉辦大型主題展覽；舉辦文藝演出；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座談會；創作推出一批文藝作品和出版物；開展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186]。
2022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規定》，要求黨政機關、群團組織、企事業單位廳局級次以上領導幹部每年報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187]
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69歲的習近平當選第二十屆中央委員，並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開始第三個任期[188]。改革開放確立「兩屆任期」以後[註 1]，他是中共歷史上首位成功打破傳統的主要領導人。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李強、蔡奇、丁薛祥等人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189]。
註釋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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