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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的侵略戰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洲事變等，指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瀋陽市附近發動的軍事行動，是其1931年武力佔領滿洲（今中國東北）全境的開端[1][2]，相關雙方是中國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和日本關東軍。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事件[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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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溝地區橋樑一段，並稱遭到中國軍隊有意破壞，當日夜間突然炮擊瀋陽，同時進攻吉林、黑龍江[3]:169。當晚十點，關東軍砲轟國軍東北駐地「北大營」。駐瀋陽東北軍多次向北平的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報告遭到日軍襲擊，張學良親自多次對東北軍部將領下令「不抵抗」與「不正面衝突」，並撤至山海關內。9月19日，日軍便佔領瀋陽，接着分兵進軍遼寧其他地區及吉林省、黑龍江省，至1932年2月佔領東北全境[3]:169。
對於日本以保護平民安全為名發起的假旗行動，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國民政府正在忙於第一次國共內戰，並且對張學良下令要求「組織有效抵抗，並且尋求軍事和平談判」為先，不過蔣並沒有東北的實權。雖然有蔣的命令，張學良卻未在此時報日本人殺父之仇，可能有出於當時雙方政治嫌隙而顧忌的考量，但是他後來表示為了不讓日本有藉口指控中方用上武力選項，故自己認為可以寄希望於公理而不反擊。當時兩人意圖為何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最終所屬的東北部隊士兵確實沒有做出抵抗。[4]而國民政府以何應欽為代表出動，出面與日軍談判簽署塘沽協定，並且簽署協議當中陸續在華北發動長城戰役與熱河戰役進行邊打邊談的摩擦局面，日本帝國佔領至南部邊界後，在今天東北三省範圍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矛盾激化，兼為孫中山密友的日本首相犬養毅遭少壯派軍官暗殺，日本國會和以總理大臣（首相）為首的內閣權力下降，日本軍部主戰派地位上升，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日本隨後不久即進軍佔領熱河省，並將其編入新成立的滿洲國，同時開始開始滲透華北地區。蔣介石寄希望於「國際公理之判斷」，向國際聯盟行政院發生了申訴。國際聯盟受理中國的申訴後，於1931年9月30日國聯做出決議，要求日本立即撤軍。10月24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又通過投票表決，再次要求日本立即撤軍，12月又派出李頓調查團赴滿洲調查[1]；蘇聯因之前曾與東北軍產生過軍事衝突而不願多言。美國對日本實施了經濟制裁，但仍考慮與日本繼續進行貿易。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宣佈承認滿洲國。次年3月27日，日本宣佈退出國際聯盟。日本遭到國際抵制後，國內的法西斯運動日盛。
9月18日被國民政府及現今中國內地民間[5][6]視為「國恥日」[7]。現每年9月18日瀋陽、大連等地會鳴防空警報以警醒後人。九一八事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視為十四年抗戰的開始。日軍在東北軍缺乏有效帶領的抵抗下就佔據了東北，但由於處理「滿蒙問題」的主張，並未將中國東北地區像朝鮮半島一般併吞，而是於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滿洲國。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稱奉天事變[8]、盛京事變（英語：Mukden Incident）。其中盛京、奉天爲瀋陽舊稱，Mukden為滿文的轉寫，音譯為謀克敦，意譯為天眷盛京，簡稱盛京，或譯奉天[9]；日本稱滿洲事變（日語：満州事変〔満洲事變〕／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其中滿洲即中國東北；因由柳條湖事件引發，又稱柳條湖事變[10]。
義和團運動期間俄國大幅增加了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存在。《北京議定書》簽訂後因俄軍不退引發日本強烈不滿和警惕。1903年底俄國不僅沒有完全撤軍，反而又向滿洲增派了軍隊，終在1904年爆發為日俄戰爭。擊敗俄羅斯帝國後，日本從俄國獲得了南滿鐵路和鐵路沿線的駐軍權。為擴大利益，日本政府積極主張建設鐵路支線。清朝瓦解後，東北的統治者奉系領導人張作霖起初為獲得日本的支持，與日本保持着合作關係。但隨着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張作霖逐漸試圖限制日本影響力，計劃自行修建鐵路以打破日本壟斷。1920年代國民政府又發起收路運動，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發生，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暗殺，其子張學良繼續其父的方針，並於12月29日宣佈東北易幟，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廢除五色旗，歸順國民政府，引起日本的不滿。
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稱為遼寧省政府，並主張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滿鐵路。1929年底，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與蘇聯軍隊爆發武裝衝突，即中東路事件。此役張學良大敗，暴露了其相對虛弱的軍事實力。東北當局對俄力抗無功，俄亦知難而退，中央政府對俄宣佈絕交[11]:1。事後，中蘇關係徹底斷絕[12]。日本關東軍從上到下則變得極為急迫。
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滿蒙問題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訴諸武力，驅逐張學良，石原莞爾擬有「攻瀋要領」[13]:606。中原大戰爆發後，張學良於9月率領其主力進入山海關，支持蔣介石中央軍，關外防備空虛。東北軍入關後，東北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長期留在北平，注意力轉向關內，日本軍人認為此時奪取東北，可不費吹灰之力[13]:606-607。自東北易幟歸服中央後，日本人既嫉妒中國之統一，復羨慕東北三省之資源，發動侵略日趨積極[14]:96。
1931年5月，汪兆銘、李宗仁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派遣陳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並策動石友三叛變、出兵北伐同時以武器資助江西南部的紅軍。
5月以來，日本軍人復認外在形勢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張，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恐慌，確為對東北行動之少有機會[13]:607。石原莞爾提出關東軍應為解決滿洲問題主動製造機會。
6月，日本陸軍與參謀本部擬成一「解決滿洲問題方案」，關東軍加緊製造中國內亂[13]:607。間島暴動後，日本軍部和政府趁機在日本大肆渲染「滿蒙生命線的危機」，陸軍大臣南次郎稱「滿蒙問題只能用武力解決」。此時中國南北形式上統一，但當時國民政府仍忙於平定中國各地以中國共產黨為主的紅軍勢力。
7月，日本關東軍煽動河北之石友三叛亂，以飛機送流亡大連之閻錫山重返山西，命與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張學良無暇顧及東北；同月，長春萬寶山韓僑與當地農民衝突，朝鮮半島發生排華暴動[13]:607。及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發生，7月6日，張學良命東北政務委員會，力避與日本衝突[13]:607。蔣正於第三次圍剿江西紅軍，及應付兩廣軍事，7月12日，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13]:607
7月23日，蔣通電全國，宣佈「攘外應先安內」[13]:607：「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贛以來……與赤匪作殊死戰之際，忽於軍中接讀朝鮮華僑慘案（萬寶山事件），與石友三叛變，暨粵桂諸逆進犯湘贛之報。中正星夜馳回南昌，總閱各方報告，乃知石友三叛變是受粵中叛徒五十萬收買，且有日本之軍官及贛匪首領出入其軍中，隱與帝國主義（日本）者之侵略及贛、鄂赤匪之擾亂，彼此遙想呼應。又於寧都（江西南部）赤匪之總部搜獲毛澤東致彭德懷之電文，內稱兩廣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粒，即日可由嘉應解來。」8月中旬，得知關東軍有意啟釁，尚不了解其最後企圖[13]:607。
1931年5月東北軍取消了軍和師的編制，以旅為最大編制，分國防軍和省防軍。國防旅每個旅轄3個步兵團，及炮兵、騎兵、通訊兵各1個連；省防旅轄2個團。
共有國防軍步兵25個獨立旅另一師（3個旅），騎兵6個獨立旅另一師（相當旅），炮兵3個獨立旅；省防軍步兵3個旅，騎兵2個旅。另有空軍5個航空隊、飛機260架；海軍2個海防艦隊、1個江防艦隊，共有大小艦船20多艘，總噸位約3.22萬噸，海軍陸戰隊3個大隊。總兵力約30萬人[15]:575-621。
1931年6月，由於日本策動石友三在河北省倒戈，東北軍調步兵6個旅、炮兵2旅，約6.5萬軍隊進關討伐石友三。連同中原大戰時入關留在華北的部隊，「九一八事變」前，東北軍在關內的兵力約為11.5萬人，在關外的兵力近19萬人，其中遼寧駐軍7.5萬人，吉林駐軍8萬人，黑龍江駐軍2萬人，熱河駐軍1.5萬人。
九一八事變時，日軍駐中國東北部隊有陸軍駐紮師團（第二師團）近5000人，獨立守備隊4000多人，旅順重炮兵大隊，憲兵分遣隊500多人，飛行隊240人等。南滿鐵路附屬地內的日本武裝警察3000多人。
日本軍部和日本政府在各方面都按計劃完成侵華準備後，預定在東北策動事變[16]:65。九一八事變本來要被當局阻止，但受到關東軍把各方拖延下，因而原定於較晚才起事的行動提前發生[17]。1931年9月18日下午，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抵達瀋陽[13]:608。傍晚，日本關東軍駐虎石台兵營的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的第三中隊離開原駐地，在中隊長川島正雄大尉率領下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到文官屯一帶實行夜間演習。晚上10時20分，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在距北大營800米的柳條湖一段鐵軌點燃炸藥包，炸斷南滿鐵路，然後誣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16]:65。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軍曹為首的一個小分隊在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日本關東軍並將3具身穿奉軍士兵制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奉軍破壞鐵路的證據。於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下令進攻瀋陽北大營和瀋陽城的中國守軍，製造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6]:65。晚上11時15分，日本關東軍自己將南滿鐵路柳條溝鐵橋炸毀，誣指為中國軍隊所為，開始進攻瀋陽北大營[14]:97。
爆炸後，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營方向射擊，並向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島本正一中佐報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炸毀鐵路，攻擊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又立刻報告了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瀋陽特務機關，島本正一中佐趕到報告時，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軍開火，進攻東北軍北大營和瀋陽城。在文官屯一帶的第三中隊向南移動進攻北大營，設在虎石台第三中隊駐地里的火炮開始轟擊北大營和奉天機場。
奉軍第七旅在事先已經得知日軍將要在近期製造挑釁事件。9月6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受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13]:607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當時駐防瀋陽，接到張學良命令。經過反覆研究，第七旅決定對於日軍的進攻，採取「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的對策，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東之間待敵軍進到營垣七八百米的距離時，在西面待敵人越過鐵路即開槍射擊，在萬不得己的情況下，全軍退到東山嘴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事變發生時，旅長王以哲沒在軍中。參謀長潘鎮源用電話向榮臻請示，榮下令「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繳械，入占營內即聽其侵入，並告以雖口頭命令亦須絕對服從。」9月11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13]:607。
東北軍共約20萬人，半數駐於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及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遼西錦州，僅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事先皆無警覺，絲毫未作準備[13]:608。在瀋陽東北軍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第六二〇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進行自衛抵抗，日本人謀本舍三在《關東軍史》寫道：「因慮營內設伏，為激烈之反抗，故前線士兵，不敢十分挺進，只以極猛烈之炮火相恫嚇。」直到次日兩點多，鐵嶺，撫順的日本守備隊相繼來到，兵力增加，才勉強迫近北大營四周的鐵絲網，從南面突入營垣。雙方軍隊展開巷戰，激戰到三點多鐘。在王鐵漢團長率領下突圍，撤退到東山咀子集結待命。
在旅順的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中將經時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提議的早就擬好的作戰方案，同意了全軍出動，下達進攻命令。
9月18日，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駐軍在睡夢中驚醒，死300餘人[18]:27。駐軍因長官正滯留於關內，聞變無法應付，奉命取不抵抗主義，日軍遂佔領北大營、東大營，以及兵工廠[18]:27。時張學良方滯北平，嚴令駐軍王以哲旅不作抵抗[14]:97。事變之日，蔣赴江西督師剿共，兼防廣東、廣西[13]:607。
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瀋陽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城、安東（現為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關東軍一萬餘人於8小時內，佔領瀋陽城、軍營、兵工廠、飛機場[13]:608。日軍遂於9月19日上午6時佔領奉天[14]:97。日軍大隊入城，完全佔領奉天[18]:27。劫中國兵工廠存儲步槍8萬支，機槍4,000挺，飛機200餘架[14]:98。長春、營口、安東等地一一陷入關東軍之手，朝鮮日軍分向遼陽、吉林出動[13]:608。日軍相繼佔領長春、四平等地[19]:296。至上午10時，日軍先後攻佔四平、營口、鳳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安東-奉天）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東北軍自發反擊。9月20日，關東軍佔領長春，9月21日佔領吉林省城[13]:608。
9月21日，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蔣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項基本外交原則：一、堅決抱定保護我國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二、維持東方平和而達到維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國際公約，尤注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是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日本新聞記者談話說：「據昨夜接到遼寧之報告，關於瀋陽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對此不獨無抵抗之能力，且又無交兵之理由，是以絕對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為，此種嚴命，余早已發出」[20]:10。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日軍遂不費一彈，進入吉林永吉，佔領吉林全省[18]:27。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謝安俊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全省。
9月22日，蔣於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稱：
「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21]
9月23日，日軍進至新民[14]:98。日軍擴大佔領區，5日之內南滿要地相繼陷落[14]:98。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間，遼寧、吉林兩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鎧、趙欣伯紛向日軍投降，在瀋陽建立「政權」，僅榮臻率軍退守錦縣[18]:27。張學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國民政府的嚴厲批評，但蔣仍然希望張學良前往南京商討外交應變的方法，張卻表示拒絕並改派萬福麟入京[22]:121。
9月24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歪曲事實，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擴大[14]:98。實則增兵不已，並繼續擴大佔領區[14]:98。
日本佔領遼寧、吉林兩省後，即着手謀取黑龍江。1931年10月8日，「東北國民救國軍」成立，高鵬振任司令[19]:296。10月13日行政院大會，日方則藉口中國抵制日貨，拒絕撤兵[18]:31。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議，為國聯所否決[18]:31。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駐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進犯。10月21日，馬占山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19]:296。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軍撤兵外，並決議：一、要求日軍在下次開會前完全撤退；二、中國保證日僑生命安全[18]:31。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團第29聯隊佔領四洮鐵路（四平至洮安）沿線主要城鎮。
1931年11月，日軍以偽軍張海鵬部為前導，進攻黑龍江[14]:98。是月初，日軍運動鬍匪張海鵬起事，在嫩江與馬占山大戰，張部失敗[18]:28。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日人鑒於取黑龍江計劃實現不易，遂調軍攻齊齊哈爾，馬占山在嫩江鐵橋一役，大勝日軍，全國紛起援助[18]:28。江橋抗戰，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指揮3個旅，5個團共1.3萬餘人，戰至11月18日，斃敵2000餘人但終因不敵日方新式武器，率隊退出苦守20餘日之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18]:28。11月19日，龍江失守[14]:98。馬占山撤往克山、海倫。至此，東北三省遂全部失陷[18]:28。
九一八事變後僅兩個月，日軍佔領中國東三省各地諸多主要城市。事變之後，遼寧省府遷至錦州[18]:28。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瀋陽，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23]。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嚴重挫折，主戰主義在日本佔了上風。
日軍攻佔黑龍江主要城鎮後，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初，日本藉口剿匪，不顧英、美、法照會，向錦州進攻，並分兵威脅天津、山海關；張學良之榮臻所部，力量不夠，向關內唐山、灤州、昌黎退卻[18]:28。12月中，別路日軍自旅順北犯[14]:98。
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半島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軍佔領錦州，東北軍撤入關內[19]:296。1月3日，日軍攻陷錦州，關外要地盡失，未及撤出國軍及義胞，乃從事游擊戰爭[14]:98。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佔領錦州。駐錦州的張軍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騎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1月4日，黃顯聲在熱河北票設立東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296。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進犯哈爾濱，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為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
此時日本之軍事擴張，完全因為中國本身實力太差，無力與日軍週旋，而全國上下，把唯一希望寄託在國際聯盟身上；豈知國際力量微弱，不但拿不出辦法來，反而鼓勵日本橫行[18]:28。而瀋陽副司令「中東路」一戰紈絝稟性盡顯，令日軍有機可趁；雖抗戰呼聲不絕於耳，恃牛耳者本身實力太差。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就設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即過多天商討，決議了一個《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客觀評估了當時的局勢條件。台灣歷史學家梁敬錞博士評論說：「……，持與今日英國日本各方面檔案與其他著述資料相互印證，大抵皆能正確，允稱政略之傑構。其中明知國聯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賴國聯之表示：明知解決事變不得不出於軍事之犧牲，而仍不能不計較犧牲之真實代價，皆可鑑政府當時應付艱局之苦心。而可憾者，當時忍耐止境只限錦州，錦州有難，即當抗戰。而其後錦州卒至不戰而退，事變範圍反之擴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軍奪取錦州之戰即在此後展開。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在孫科政府上台以前，蔣介石、顧維鈞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係東省存亡甚巨。」顧於12月5日致張電中猶敦促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
張學良始終傾向於「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衝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後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24]。但張學良對外界都堅稱死守錦州，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於12月15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洲事變中軍的統率」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中正電：「公（蔣）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
就在國民政府孫科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只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於當時的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面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即發動「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在兩國沒有全面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捲入事件的只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實際上，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劃，只是被關東軍方面拒絕。張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後，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後方支援的情況下陷於背水一戰的境地。
同時，張方面也質疑粵系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間曾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與日本合作以打擊蔣介石，並準備出賣滿蒙的權益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不過幣原喜重郎正是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雙方沒有談攏而作罷。粵系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請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25]。請援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卻無財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前線部隊的強烈抗議，奉命守錦州的張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我軍犧牲，故置我軍於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導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一·二八」事變，又稱為淞滬戰爭，是日本在1932年初發動的侵略中國上海之戰爭[26]:1。是中華民族反對日本侵略的自衛戰爭，史稱「一二八事變」[26]:1。「一二八」事變爆發有着深刻政治背景[26]:1。其遠因為九一八事變，國民哀東北之淪亡，起而杯葛，以經濟絕交促日本軍閥之覺悟[27]:7。上海為中國之最大商埠，中國經濟之重心地，杯葛運動一足以號召全國，再則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27]:7。故日本人處心積慮，欲謀取締中國排日運動[27]:7。近因完全為日本軍閥蠶吞中國之動作[27]:7。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南滿鐵路被毀，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27]:8。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迫害華僑，中國民眾對此不勝憤慨[26]:1。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成立反日援僑委員會，揭開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序幕[26]:1。「九一八」事變後，上海開展抗日運動，沉重打擊日本在上海之貿易[26]:1。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26]:1-2。中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航運業遭到很大打擊，其中「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26]:2。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損失總額據說高達41,204,000日元[28]:366。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26]:2。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29]。
一二八事變後，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6月，日軍全部退回租界[30]。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並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的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餉，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於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緩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勛鑒，溯兄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奮起抵禦，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於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後方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於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為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為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張學良回覆：
「自九一八日本侵華以來，國家力謀團結禦侮，汪先生如欲辭職，盡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發表與事實不相符合之談話？自日軍侵犯東北以後，余毫無個人生命財產之觀念，但因華北治安責任在身，未敢擅離職守，余為軍人，負責統率大軍，一切行動當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雖準備交卸，但一旦在職，不得不努力華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1月11日，日本發表聲明：「熱河省係滿洲舊四省之一，與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關係」。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僞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戰爆發。中國守軍在朝陽戰鬥、凌南戰鬥、赤峰戰鬥中節節敗退。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產，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軍僅以128名騎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中國守軍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通往華北大門[30]。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託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補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31]:661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准。因熱河失陷，張下野赴歐洲戒毒治療，汪兆銘復出。
1931年，由於受到國際輿論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吞併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日本人善於利用傀儡，取得東三省後，土肥原賢二把清遜帝溥儀從天津運到旅順[18]:28。土肥原賢二大佐時任特務機關負責人，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表示滿洲本為滿族故土，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留在旅順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3月9日，在日人牽引下，正式成立「滿洲國」傀儡政府[18]:28。溥儀宣佈就任滿洲國執政儀式，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長春），年號定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由駒井德三任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總攬大權，日本人分任次長及司長把握主權，各機關均有日本人參加監視，共達3,000名之多[18]:28-29。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
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他於是時外國干涉提出威嚇[18]:29。6月14日，日本政府對「滿洲國」予以承認[18]:29。日本當時對國際外交之陰謀，是藉「滿洲國」來搪塞國際責難；一切劫奪行為也可委諸「滿洲國」而自享其利[18]:29。
8月8日，日本派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為駐「滿洲國」特派全權大使及關東長官，其權力等於總督[18]:29。
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於新京簽訂《日滿議定書》。武藤信義在「日滿」議定書中說：「茲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為限，即應尊重之，滿洲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為協定如左：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款約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華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衞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32]在這議定書下，遼、吉、黑三省，就為日本所劫奪，予以「獨立」，成為中國無比之創傷[18]:30。關東軍並藉口「日滿親善」繼續向南擴張。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照會國聯秘書長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時譯德蘭孟）：「我國軍隊及人民，因遵守本國政府命令，對此強暴行為，並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勢擴大之舉動」。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1932年1月2日，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33]:24。1932年1月30日蔣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變發表通電：「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34]。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35]
王禹廷認為，當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雄踞東北，舉足輕重，中央政府對他極盡拉攏[11]:2。張揮軍入山海關，協力靖難，東北邊防空虛[11]:2。日本軍閥乘隙發動「九一八」事變[11]:2。事變初起，不無局部解決之可能，中央政府未能妥善運用，一心寄望於國際聯盟調解，未作直接交涉之折衝，時間蹉跎，衝突擴大[11]:1。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決議》，提出組織游擊抗日（後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即抗聯）。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2月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36]。
事變前，據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中國大陸1960前後發表的回憶稱，蔣介石於8月16日所謂"銑電"致張學良謂：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攜其夫人于鳳至和趙媞小姐正在前門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37]。
還有其它論述張學良所謂一生都帶着蔣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電報文隨時放在身邊。學者劉維開認為，除了洪鈁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的回憶檔案館庫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38]，而考量當時(1960左右)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能排除洪鈁為了個人利益講了違心之論[39]。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載：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復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乾，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着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載：
在「九一八」之夜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假三經路蔣斌家召集高級官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張偕于鳳至和趙媞正在前門外中和茶園聽梅蘭芳唱《宇宙鋒》。當告以日軍侵佔瀋陽，張始從戲園趕回來接了電話。張重申了蔣介石「銑電」（同年八月十六日蔣拍給張的電報）的內容，大意是：如日軍侵入，應避免衝突，一切忍讓，勿逞一時之憤，以免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以待「國聯」處理。
既然是蔣介石致電張學良，一定有發文、收文雙方存檔及轉發相關軍事主管，然而迄今為止，在一千多頁的張學良檔案中皆未論及所謂「銑電」，更未見各軍事長官間接收到的銑電電文。無論在中央級或地方級的檔案館都無人見到過這封所謂銑電，所以不能排除這些回憶錄是抄來抄去，真實性存疑，需進一步查證[40]。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來源請求]：「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東北步兵第二旅旅長何柱國稱：
「張學良於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叫他於12日去石家莊與蔣會晤。那天上午，蔣、張分乘兩輛專車，蔣介石的專車自漢口開來，張學良的專車從北平開來，就這樣兩個人都未下車，把兩輛專車合攏後，在車廂裡舉行了秘密會談。那時我正駐防在石家莊，得訊後提早在車站外圍派部隊佈防警戒，以保安全；但專車及車站範圍內，則由蔣、張自帶的衛隊負責。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過於一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張學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來源和真相就是這樣，而張卻替蔣介石背上了一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41]。
而由蔣秘書編纂的蔣中正《事略稿本》記載在12日蔣的行程為：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閱。會客。後天保城浙軍紀念塔前。與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時）。吳忠信持粵方汪兆銘等復電來見。」
9月12日上午，蔣中正在官邸批閱公文與會客，中午與親友前往南京郊區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持覆電來見，晚上覆陳銘樞等人電報。當時全國最快的京滬快車是6小時行程250公里，至於漢口到石家莊距離850公里，以當時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時，請問蔣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時的空隙中去石家莊會晤張學良，既不耽誤中午去紀念塔，又不耽誤下午會見吳忠信？[40][38]
榮臻，總結九月十八日深夜的報告：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43]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記者談話時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44] 張學良，同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45]。
遼寧政委會代主席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容臻急電北京，想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求應付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46]
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准抵抗」。張學良則是在1991年重獲自由後對電報論接決否認，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且郭維城在1934年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滲透至張學良指揮體系擔任側近，要「回憶」1931年的往事不會是親身經歷。而透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47]。且9月18日上午9點半，蔣介石登上永綏艦赴南昌督師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報才知日寇攻擊瀋陽兵工廠、佔據北大營，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張學良有電函往來[40]。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48]。……」在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稱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49]。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2月15日，蔣中正辭職，張學良也辭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終，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觀火，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侵佔中國東北的戰爭，短短半年便將東北軍勢力全部驅逐。
事變前，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1930年7月23日，蔣發佈《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14]:91，提出「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蔣還建立陳果夫、陳立夫CC系「中統」和黃埔系「軍統」，專注打擊中國共產黨勢力。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3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
事變期，九一八前夕，蔣自任南昌行營主任，集結30萬兵力，正在江西親自主持對共產黨中央紅軍的第3次圍剿，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並於12月負起責任辭職，導致第3次圍剿亦受影響，中共獲得了喘息壯大的機會。
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裡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余主張：日本佔領東升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余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余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余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余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夸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余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由於當時中國形勢複雜，蔣又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複雜歷史背景[50]。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
至12月15日，東北大量國土被日軍佔領，蔣介石被迫辭職。
事變後，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駐滬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率領下，奮起抵抗。面對日本節節緊逼，中央政治會議任命為蔣介石為軍委會委員之一，蔣復出。
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遂由何應欽在報請蔣介石同意的情況下，派軍政部次長陳儀和陸軍步兵學校校長王俊直接與日軍謀和。2月10日王俊同日軍第九師團參謀長（原日本駐滬使館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將談判。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簽約，來自日方的軍事壓力減弱。
蔣即重拾攘外安內政策，繼續對江西工農紅軍發動圍剿，1933年2月蔣親自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何應欽為實際指揮官，集中50萬兵力開始第四次圍剿。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當時，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的汪精衛嚴厲譴責蔣介石丟失東北，並要求其下野。不久，蔣介石宣佈下野負責。汪精衛與孫科等粵系國民黨領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東北地方警察，保安團和民眾自發組成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軍，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但由於各自為政，最終多走向失敗。到1934年，東北抗日義勇軍因日軍圍剿和未獲國民政府足夠支持瓦解。部分退入關內，部分併入中共與蘇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30]
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民眾激昂，各地自動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東北[14]:99。而一般青年基於愛國之心，自動組織抗日團體，或捐獻財物，或前往東北實際參加抗日工作[14]:99。
7月，由於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被迫辭職。
12月爆發珍珠橋事件。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51]。
1931年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林銑十郎獨斷地派出三萬多人的軍隊增援關東軍，使關東軍佔領全東北。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蔣介石並試圖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問題，中國國民政府9月21日向國際聯盟提出起訴。日本政府並不贊成關東軍搞獨立的「滿洲國」的計劃——日本當時是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國際聯盟宣佈日本政府的方針：1：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2：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當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軍隊將立刻開始撤退。
然而隨後日軍又在東北發起更猛烈的攻勢，全然表明日本代表所說與日軍方所做言行不一。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由於無法解決東三省危機，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由於犬養是孫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對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等人進行過多方關照，和國民政府的很多上層人物都有較好的私人關係，所以犬養毅打算通過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當時的東三省危機。12月20日，犬養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與中國政府高層會談。但首相的秘密和談工作被泄露（據說是電報被軍方截獲），激怒軍隊內的激進派，這對於當時暗潮洶湧的日本軍界無異於火上澆油。
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滿洲國宣告成立，而與此同時，犬養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未承認滿洲國。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滿洲國）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以後的文職內閣政府變成對軍人戰戰兢兢的畏縮政權，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軍國主義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佈退出國際聯盟，從此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道路，亞洲的戰爭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後，日本內閣就已成為軍部的傀儡。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僑民連續在上海召開僑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以強硬措辭聲稱要懲罰「暴戾」之中國[26]:3。日本浪人復在中國各地尋釁，搗毀商店，擊傷民眾[14]:98。
1931年9月19日下午，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與會人士作出決定「對外仍採訴之國際聯盟，請求主持公道，對內則亟謀全國國民及本黨同志犧牲成見，一致聯合。」[52]外交部隨即電告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國際盟約促使日軍退出佔領區[53]。中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主持正義，制止日本侵略[14]:98。施肇基向國際聯盟報告日本侵佔瀋陽情況[19]:296。施肇基懇請國際聯盟主持公道。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則藉口「地方事件」，希望兩國直接交涉[14]:98。
9月19日、9月20日和9月22日，中國政府先後向日本嚴重抗議，指責日軍應負事變責任，要求日軍從速撤退[14]:98。
9月21日，由中國出席國際聯盟行政院第六十五屆代表施肇基，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向行政院常會申訴，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在會場揚言「日軍以地方情形改善為比例撤退至鐵路線以內」，9月30日大會隨其聲明作成決議[18]:31。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引起世界各國強烈反應，國聯理事會作出要求日本迅速撤兵之協議[54]:287。其時國際間一致不滿日本之行為，9月30日國際聯盟行政院通過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過10月13日，日本內閣有所顧忌，頗有妥協之表示，其外相幣原屢次覆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照會，有日軍將撤至南滿鐵路附屬地表示，因不能約束其少壯軍人，至10月13日日軍不僅擴大東北佔領區，且派軍艦砲擊長江口，空軍轟炸遼西一帶[14]:98。日本非但不撤兵，反擴大侵略，指使土匪，破壞交通，轟炸錦州[18]:31。
10月13日，國際聯盟行政院復開特別會議，至10月24日以13票對日本1票，限令日本於11月16日再次會議前完成撤兵[14]:98。12月10日，國聯行政院又決議，派調查團赴中國東北調查[54]:287。屆時國際聯盟行政院改在巴黎開會，至12月20日，決定組織一個調查團，調查「九一八」事件之真相[14]:98。由5個委員國組成，中日兩國各派贊助員1人參加[14]:98。美國雖非國際聯盟會員國，國際聯盟討論日本侵略東北問題時，為表示同情中國，特派日內瓦總領事吉伯特列席[14]:98-99。
日本之橫行一時，列強之放縱容忍亦有很大關係；九一八事變時，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曾向英國提議，須制裁日本侵略，而英國外相西蒙，反在國際聯盟為日本張目，將九國公約、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置之度外[18]:31。英國祗求保持自己利益，在沒有受到直接損害前，不願採取任何行動[18]:31。同時英國認為日本侵略滿蒙，可以使日本與蘇聯發生利益衝突，而減少進攻南洋群島之可能[18]:31-32。所以英國不肯制裁日本，袛願派出一個李頓代表團[18]:32。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發表宣言，聲明凡違反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及條約義務所造成之情勢，所訂立之條約合同等，美國概不承認[14]:99。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照會，宣佈日本侵略滿洲是干涉中國領土內政，違反巴黎非戰公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55]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強烈譴責日本政府行為，指出日本發動事變是侵略中國。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這時正當國際聯盟派李頓來華調查，日本帶着既成事實之威脅，要求國際聯盟承認[18]:29。李頓調查團之報告，雖然承認日本侵略，但還是主張中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地位[18]:29。由於國際聯盟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日本表示抗議，並且退出國際聯盟。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際聯盟譴責，繼續侵略中國。
國際聯盟此時姑息退縮，對中國影響很大，也直接威脅國際和平[18]:32。因為日本侵略行動沒有受到制止，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深受鼓勵，自此以後，併吞奧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跟着侵犯阿比西尼亞；蘇聯入侵波蘭、芬蘭共和國也是受此影響[18]:32。
1991年9月18日，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在瀋陽開放，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訴求也不時出現。 從1995年始，瀋陽在每年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鐘，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成都、昆明、合肥、杭州、溫州、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56]。作家沙泊柳在關於長春的城市散文作品《關於一座城市的沉重記憶》中寫下：「每一年的9月18日對東北人民來說算是一個悼念日的。長春的城市上空也會在那天的9點18分響起防空警報。人們會在那一刻肅穆地聽，然後互相說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們忘不掉淪陷的記憶，那些悲痛的歷史早已經銘記在每個人的心中，包括他們的子孫後代。」[57]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九一八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遼陽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的密謀會議。[58]
史學家唐德剛則認為張學良的「易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拉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着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來源請求]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東北軍入山海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後張學良入關內，東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來源請求]
根據日本史料的公開，日本對中國東北早就蓄謀已久，侵略東北地區的秘密策劃一直沒有停過，而當時的日本少壯派軍人則認為1931年為侵略東北地區的最佳時機。[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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