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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東北抗聯、抗聯。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共滿洲省委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將所領導的抗日武裝聯合東北地方抗日義勇軍改編而成的抗日武裝力量。[1]前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但隨着中共進行長征和臨時中央上海局遭破壞而與之失去聯繫，先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蘇聯領導，1945年8月重新取得與中共的聯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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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開始組織領導東北地區抗日鬥爭。1933年5月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與地方抗日武裝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是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前身，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七七事變後積極配合中國全面抗戰，後因缺乏補給及日軍圍剿和隔離制度導致活動範圍和人員大量減少。1940年，東北抗聯大部分被迫進入蘇聯遠東地區，並接受蘇聯改編。1945年8月，抗聯教導旅協同蘇聯紅軍向中國東北進軍，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抗聯部隊利用與蘇軍配合作戰的條件迅速佔領了東北戰略要地。同年11月3日，中共將抗聯部隊與挺進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3]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游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抗日本關東軍。滿洲省委派遣幹部到地方上去拉隊伍開闢武裝鬥爭。楊靖宇去南滿的磐石游擊隊；周保中去了吉東的王德泰部義勇軍；李兆麟從遼陽被滿洲省委調到了珠河中心縣委組建游擊隊；趙尚志去了張甲洲的巴彥游擊隊；崔庸健前往吉東的寶清、虎林、饒河等地發展黨組織和組建游擊隊（後來的抗聯7軍）；馮仲雲作為滿洲省委巡視員去湯原組建游擊隊。
1932年6月中共臨時在上海召開「北方會議」（北方五省書記會議），批判滿洲省委提出的「滿洲特殊論」，決定「東北依然要進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工農紅軍，建立蘇維埃政府」這一極「左」的指導方針。例如，滿州省委指示巴彥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但旋即瓦解。[4]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發出了《一·二六指示信》，糾正了北方五省會議時的過「左」政策。提出要建立反日統一戰線政策，停止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的做法，將工農紅軍改為人民革命軍，要求和其他反日武裝建立反日統一戰線。
1933年5月成立東北人民革命軍。1933年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入江西中央蘇區之後，滿洲省委由駐上海的中央分局領導。1934年，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向滿洲省委指示：在和非黨的抗日武裝搞統一戰線時，應該是着重於下層統一戰線，即對他們的部隊中下層首領進行抗日宣傳教育，並在條件成熟時，把一部分隊伍拉出來，並吸收他們參加到黨的隊伍中來；認為這些非黨抗日隊伍的首領都是難以改造的，本質上也是反動的；過去看重於和這些首領們搞好關係，是一種上層勾結的行為。[5]
1935年4月，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上海中央分局機關在1934年10月遭敵破壞，把上海分局下屬的滿洲省委書記楊光華、宣傳部長譚國福、組織部長趙毅敏調到蘇聯審查，滿洲省委機關由團省委書記小駱（張文烈）留守。東北境內的黨組織與抗日武裝通過吉東特委中轉中共代表團的工作指示。
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共同署名發給東北地區黨組織《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也稱「王康指示信」，由吉東特委（李范五任書記）轉發給北滿的黨組織。指示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政策，即實行全民反日統一戰線，不分黨派、階級、民族的反日統一戰線。這與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以及《八一宣言》的主張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糾正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錯誤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兩個多月之後，《八一宣言》以同樣的渠道轉送到東北各級黨組織。為此，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由於趙尚志認為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都不可信，對《六三指示信》和補充信的某些觀點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見，對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來信的真實性、正確性產生懷疑。1936年9月召開了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作出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批評《六三指示信》總的精神是右傾的，決定成立北滿臨時省委，選舉馮仲雲為臨時省委書記（後為張蘭生、金策），並派出代表到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直接反映情況與建立聯繫。[6]
1937年秋天，吉東省委和北滿臨時省委共同商定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和第3路軍西征。這是由於在松花江下游兩岸的三江地區20多個縣的游擊區連成片，集中了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所領導的抗日聯軍8個軍人數近兩萬人，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極端關注，意圖把圍剿的重點放在此處聚而殲之。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司令部制定了三年消滅抗聯的「肅整計劃」。從1937年底，在烏蘇里江、松花江、黑龍江下游的三江地區北滿抗日游擊根據地，日軍集結了5萬兵力，包括以第4師團為主力、第8師團一部的關東軍；滿洲國軍混成第16、第23、第27、第28旅，靖安軍4個團；大批日本憲兵、特務、滿洲國警察與自衛團等。1938年春季，日滿「三江省大討伐」開始。
早在1937年7月，抗聯第6軍根據省委帽兒山會議決定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隊，第6軍軍長戴洪濱率領二、四師和軍部保安團800多人西征，由湯旺河溝里出發，歷時半個月，與海倫縣西荒游擊區的第6軍第3師王明貴部二百餘人會合。因力量懸殊，第6軍在海倫地區活動月余返回三江平原，留下王明貴部第3師繼續原地堅持。
1937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本關東軍於三江省進行秋季討伐行動，希望以此擊滅境內東北抗日聯軍，在其報告中號稱造成抗聯戰士687名戰死、130名受傷，俘虜抗聯將士118名，另有47人變節，並繳獲大量武器彈藥與物資，關東軍陣亡30人、受傷34人，在戰果報告上或存有誇大成分，關東軍還估計至1937年10月底東北抗日聯軍還有兵力約1萬人[7]。
1937年12月，抗聯第11軍軍長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尋求蘇聯的物質援助。
1937年11月26日趙尚志致信蘇聯遠東總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尋求蘇聯援助。1938年1月，北滿臨時省委派趙赴蘇尋求援助並溝通與中共中央聯繫渠道，蘇方懷疑趙為冒充代表，並受大肅反布留赫爾一案牽連，被關押審查一年半。抗聯第6軍軍長戴鴻濱率部隊500餘人，護送趙尚志到國境線黑龍江江邊，趙尚志過江後，戴鴻濱所部遭日滿優勢兵力圍堵，無路可走在數日後也越過國境進入蘇聯。蘇方把軍級幹部趙尚志、戴鴻濱、祁致中等人羈押於伯力的同一間囚室；國境的抗聯部隊被繳械審查後，遣送到盛世才的新疆。
1938年4月中共吉東省委決定以抗聯第2路軍為主力進行西征。1938年5月中旬開始，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的第4軍所屬第1師、第2師、第5軍所屬第1師、第2師、第8軍及救世軍分由黑龍江省的寶清、富錦等地開始向牡丹江的刁翎進行集結，計劃越過濱綏鐵路綏芬河-寧安段，與第2軍第5師會合。由於遭敵人堵截，直至6月14日-24日西征主力才陸續集結完畢。6月29日在第5軍後方基地召開「蓮花泡會議」，決定放棄進入綏寧地區的計劃，改為突進西南方向的舒蘭、五常以打通與南滿楊靖宇部聯繫。
1938年7月1日抗聯西征部隊編組為3個梯隊開始西征，7月2日西征主力突擊牡丹江左岸三道通封鎖線，進入老爺嶺森林中。1938年7月8日，西征部隊進入葦河發起樓山鎮戰鬥獲勝，再次分兵轉向，各部中途與敵遭遇戰鬥慘烈。1938年8月4日西征部隊發起南溝戰鬥獲勝，敵重兵圍堵更加嚴重，西征部隊越過中東鐵路，向五常方向轉移，途中多次與敵交火部隊減員嚴重。在五常縣拉林河，1938年8月下旬西征軍（第4、第5軍）再次分兵，9月下旬僅剩百餘人的第4軍身陷重圍被消滅。第5軍第2師轉戰到額穆、敦化一帶，第5軍第1師於10月下旬在林口縣烏斯渾河發生了「八女投江」。[8]11月初突圍部隊返回刁翎。至此，1938年第2路軍西征失利，前後歷時5個多月，戰鬥百餘次，斃敵千餘人。這是抗聯在松花江以南的西征情況。
1938年7月，抗聯第二路軍主力開始西征期間，為掩護大部隊的戰略行動，周保中率第二路軍總部留守部隊，向牡丹江下游轉移，進入完達山山脈，展開游擊戰。彭施魯任第4軍下江留守處主任，堅持原地游擊半年後於38年11月率部退入饒河縣境內。第3路軍第6軍第1師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率領着一部分留守隊伍；第3軍第4師由師長陳雲升率領着一部分留守隊伍；還有第11軍的一部分留守隊伍。第6軍的留守隊伍在1938年11月徐光海陣亡之後，所剩的餘部被迫向海倫轉移。第3軍留守隊伍到了1938年冬處境極端困難，師長陳雲升帶領少數人投降，剩下第32團由於保合和李銘順率領着退入蘇聯境內。留下原地堅持活動的部隊至此全部退出下江地區。
從1938年初開始，第3路軍有3名軍長趙尚志、戴洪濱、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兩名軍長謝文東、李華堂投敵，僅剩下第3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獨撐北滿抗日武裝鬥爭。1938年5、6月間，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在通河召開了第7、第8兩次常委會，與會者有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組織部長魏長魁、宣傳部長馮仲雲、執行委員李熙山（許享植），會議決定組織北滿抗聯第３、第６、第９、第11軍的主力部隊共計800多人穿越小興安嶺，向西部的海倫地區進行遠征。在中共北滿省委的統一領導下，西征總指揮是李兆麟。由張壽籛（李兆麟）、金策、魏長魁、馮治綱、王鈞、王明貴、金策等具體指揮。
據日本外務省所遺留的報告顯示，1938年10月日偽警察與自衛團在滿州國三江省進行的討伐作戰當中，共計造成抗聯陣亡53人、受傷8人、俘虜13人（是否屬實需抗聯方面資料進行對照），討伐隊則陣亡6人、受傷7人，其中警察4人、自衛團團員2人[9]。
李兆麟領導的北滿臨時省委與抗聯第3路軍的西征，保存了部隊有生力量，成功進抵小興安嶺西麓，並站穩腳跟，抗日游擊活動一直堅持了五年以上時間，直至1943年才退入蘇聯境內。第3路軍的三批西征部隊會師後，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於1939年1月召開了第9次常委會，總結了北滿抗聯各軍退出三江根據地的原因，提出在老游擊區應該建立後方基地，應該將騎兵游擊（平原游擊）和步兵游擊（靠山游擊）結合起來。1939年，在松嫩平原上年興起了平原游擊戰爭。1939年4月12日，北滿臨時省委改組為北滿省委，決定以抗聯第3、6、9、11軍所部合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總指揮李兆麟。1939年5月30日，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在德都縣朝陽山設立後方基地。
1938年冬天，東北抗聯只剩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隊伍，其他統戰性質的抗日武裝已經全部瓦解或投敵。到1940年冬天，東北抗日聯軍只剩下不到1,000人。
1939年6月，蘇聯解除對趙尚志的羈押，任命他率領越境在蘇的東北抗聯100餘人重返東北。[10]在伯力出發時，下達任務的蘇軍少校任命了趙尚志為「你們游擊隊的總司令，你們要有紀律，聽從趙尚志的命令」，該部主要任務是與北滿省委建立聯繫。過境前的行軍途中，趙尚志任命了6軍軍長戴鴻濱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1軍軍長祁致中任總司令部副官長，陳雷為總司令部宣傳科長、於保合為總司令部電信科長（負責無線電台）、劉鳳陽為中隊長。推選設立了中共黨支部，書記趙尚志、支部委員有戴鴻濱（北滿臨時省委委員）、陳雷、劉鳳陽、於保合、李在德（於保合的妻子）、韓箱根。部隊全部換裝了新造日式武器，包括六挺機槍。過黑龍江進入中國後，主動進攻消滅了日滿的烏拉干河金礦局所。此戰後2-3天，趙尚志主持支部委員會，決定以違抗命令、動搖罪名處決了祁致中。後因缺糧，於1939年9月分為三股行動：戴鴻濱一部去找北滿省委傳達趙尚志的開會命令；陳森、劉鳳陽帶走一部去游擊；趙尚志、陳雷帶數十人在查布溪趙把頭營作為後方部隊。趙尚志又派姜立信去北滿省委傳信。等了近三個月，也沒等到北滿省委委員們來開會，不見戴鴻濱、姜立信的回音。趙尚志於1939年12月率剩下的十幾人越境退回了蘇聯。[11]
1939年9月，北滿省委派遣常委馮仲雲，在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的帶領下進入蘇聯境內，向蘇聯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將趙尚志釋放回國，二是請蘇聯向抗聯部隊提供武器援助，三是請蘇聯幫助打通和延安之間的聯繫。獲得答覆是：趙尚志已經率隊伍回國；打通和延安之間的聯繫問題可以報告莫斯科；至於提供武器援助問題，趙尚志率隊回國時所攜帶的步兵武器全都是日本的最新武器，今後會繼續這樣做。蘇方向馮仲雲提出建議：抗日聯軍應該有一個統一領導機構。馮仲雲認為這須與吉東省委共同商議才能做出決定。蘇方派交通員於1939年11月把吉東省委代表周保中接到伯力。
1939年12月底，趙尚志的小部隊因戰鬥中屢次受挫，僅剩十餘人被迫撤回蘇聯，趙尚志也來到伯力。這就形成了1940年1月的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之間的三人會談。稱之為吉東、北滿兩省委聯繫會議。也稱此為第一次伯力會議。會議決定在未能與中共中央聯繫上之前，應該能得到蘇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黨組織的指導和支持，蘇方指定一位少將新林和一名校官海洛為固定聯繫人。由此，東北抗聯第一次與遠東蘇聯當局建立起關係。三人會議結束後，交通員傳來消息，北滿省委開會認定趙尚志等人處決祁致中、企圖捕殺北滿省委等嚴重問題，把趙尚志小部隊的七名支部委員開除黨籍（韓箱根實際上已經在戰鬥中陣亡）。
1940年2-3月間，周保中、馮仲雲與趙尚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心，對趙尚志提出了許多誠懇、嚴肅的批評。趙尚志向周做了檢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周保中、馮仲雲給在小興安嶺抗日密營的北滿省委寫信，請求對趙尚志不要在開除黨籍的前面加上「永遠」二字，以能給他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周保中向北滿省委提議，請求趙尚志到抗聯第2路軍擔任副總指揮，以求繼續發揮其軍事才能。北滿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見。1940年4月，趙尚志到由周保中任總指揮的第2路軍就任副總指揮。
1940年1月，楊靖宇所率部隊被關東軍重兵圍困，他組織部隊分散突圍，但據稱被一個參謀出賣，他所率的60多人被發現。2月18日，楊靖宇已斷糧近5日，最後跟在他身邊的兩個戰士在尋找食物時戰死。一身村民打扮的滿洲國特務趙廷喜曾勸他：「我看你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對投降的人不殺頭的。」楊靖宇則回答：「老鄉，我是中國人哪！不能做這樣的事。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中國就完了！趙廷喜擔心其他幾個和他一起撞見了楊靖宇的人去告密，就搶先告發了楊靖宇的位置。2月23日，楊靖宇在吉林省濛江縣三道崴子戰死，時年35歲。[12]。
1940年8月4日，抗聯第3路軍派遣第12支隊105人，從慶城境內的安邦河上游燕窩山密營出發，在政委許亨植、支隊長戴鴻賓的率領下，開闢「三肇」地區（肇州、肇東、肇源）平原游擊區。1940年11月8日攻克肇源縣城，招致了日滿瘋狂反撲報復，日軍製造了著名的「三肇慘案」。1941年2月14日在蘭西縣內，十二支隊餘部50人被合圍，部隊全部損失。
根據日方在戰後所編輯的資料，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期間於吉林、間島、通化這三個滿州國行省進行的反游擊作戰當中，總共清點抗聯陣亡戰士遺體1,172具，向日方變節人數1,040人，俘虜896人，同時繳獲大量武器與物資[13]，對於楊靖宇的殉難，日方材料也有所提及，對其寧死不屈盛讚不已，稱之為武士道的行動[14]。
1941年秋季，趙尚志率領5個人的小分隊從蘇聯回到東北境內執行任務。1942年2月12日，趙在率部襲擊梧桐警察分駐所（今鶴崗市境內）的戰鬥中被內奸打傷，受傷昏迷後被日軍逮捕最終傷重不治。[10]
1940年10月，遠東蘇軍以王新林的名義發出電報，要求抗日聯軍的軍以上領導人到伯力市開會，抗聯領導人集結在伯力後（第二次伯力會議）研究決定：
1940年底，抗聯第2路軍部隊在冬季被日滿軍隊追剿退入蘇聯境內，並駐紮在伯力市東北75公里的維亞茨科耶村以南的黑龍江邊的森林野營地。稱之為北野營，約300人。在海參崴與雙城子之間的一個小火車站（華人稱蛤蟆塘）設有南野營，近200人。
1941年3月下旬，第三路軍的李兆麟、金策、王明貴，第二路軍的王效明、姜信泰，分兩批率小部隊返回東北重新投入抗日鬥爭。但隨即因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在蘇聯境內的抗聯人員不再能過境回東北從事抗日游擊。只好在蘇聯境內長期整訓，並等待時機再返戰場。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7月，北野營的全體抗聯戰士到伯力市郊區一個空降兵訓練基地進行了傘兵訓練，
1941年11月，在小興安嶺西麓游擊區的抗聯第3路軍大部，在李兆麟、金策等帶領下，越境進入蘇聯，到北野營整訓。留下原地堅持的抗聯部隊，在於天放等率領下一直戰鬥至1944年初才退出小興安嶺山林地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蘇聯在遠東地區面臨的對日戰爭危險解除。1942年夏，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下決心要為野營人員制定長期的訓練計劃，將南野營（位於濱海邊疆區雙城子的蛤蟆塘）的抗聯人員（主要是抗聯第1路軍）全部集中到北野營來，組建一個教導團，並聘請蘇聯人充任教官，而行政管理工作與中共黨的組織系統則由抗聯人員自己負責。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代表蘇方完全同意。1942年7月22日蘇聯遠東總司令阿帕納先科接見周保中、李兆麟，委任二者分任教導旅旅長、政委。後蘇方批示建制為步兵旅，授予蘇軍正式番號。
1942年7月，南野營的全部抗聯人員轉移到北野營；周保中與王新林從伯力來到北野營，1942年8月1日正式宣佈了教導旅組建命令。教導旅下設四個步兵營、一個通信營、一個迫擊炮連。每個步兵營編兩個步兵連。其中一個連為原東北抗聯人員；另一個連由新入伍的蘇聯的東方少數民族戰士（納納茨、赫哲族、烏德根族等）組成。步兵營有蘇方的副營長、營參謀長、翻譯和參謀等人。步兵連有蘇方的副連長、翻譯、副政治指導員等人。教導旅內的蘇聯軍官共有近300多名。抗聯教導旅中的抗聯人員共計700餘人。教導旅分設中國人員的黨組織系統與蘇聯人員的黨組織系統。
1942年8月1日，蘇聯遠東方面軍司令員阿巴納申科大將在王新林少將的陪同下來到了北野營，參加教導旅的成立典禮，舉行了閱兵式。阿巴納申科致祝賀詞，宣讀各級軍政幹部任命名單。授予部隊正式番號為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步兵旅，[2]又稱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
1942年9月，全旅經火車輸送到雙城子附近的空降兵訓練基地，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傘降訓練。轉入正常步兵訓練後，主要科目為隊列訓練、步兵武器射擊、刺殺、投彈、班戰術，輔助科目為工兵構築陣地、爆破作業、地形識圖等。每周還有文化課和政治課。隨後步兵戰術學到了步兵連的攻防戰術。每年的夏季和冬季安排了游泳基礎、武裝泅渡、滑雪等重點課。每年的秋季，遠東方面軍司令部都派出考核團到教導旅做年度軍事考核。每個冬季全旅要進行野營拉練、滑雪行軍、雪地宿營、野外射擊、戰術演練等。1944年冬季，還進行了步兵營進攻和步兵連防禦的實兵演習。
1945年5月初，納粹德國戰敗投降。1945年8月初，數十名教導旅的抗聯人員從北野營被調出，擔任空降先遣組任務。
1945年八月風暴行動前夕，抗聯教導旅僅有700多人，其中約五分之二是朝鮮族或朝鮮籍。擔負先遣偵察任務空降到東北各地。在國內抗聯游擊隊的配合下偽裝潛入虎頭要塞，突襲炸毀了日軍在要塞內針對蘇聯設置的410毫米巨型大炮，為蘇聯紅軍進攻滿洲開闢了道路。
1945年8月，抗聯教導旅編入蘇聯遠東第二方面軍編成內。根據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與蘇方商定的作戰計劃，教導旅在北野營登上一艘運輸船，沿松花江而上，在佳木斯投入攻城戰鬥，爾後向哈爾濱方向攻擊前進，並擴充至6個步兵軍規模。蘇軍決定不把教導旅投入戰鬥。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商定蘇軍三個月內撤出東北，由此教導旅領導人認識到必須盡力控制東北廣大中小城市與鄉村，利用蘇軍佔領期間猛烈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恢復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取得黨中央的聯繫，收回原東北抗日聯軍的失散人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教導旅中的700多名抗聯人員中全部近300名朝鮮人交由金日成率領回到北朝鮮。由此，教導旅停止待命達半個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和李兆麟才召開了原抗聯人員的幹部會，宣佈了上述決定，並公佈了在東北地區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縣城工作人員派遣名單，共57個工作組。其中，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各率20至30餘人分別進駐長春、哈爾濱和瀋陽，並同時領導着附近的十餘個縣市的工作組。每個城市的組長都被任命為該地區的蘇軍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員，借用這個名義在社會上公開身份，以引來當地的共產黨秘密組織和原抗日聯軍失散人員，收攏這些人以開展黨的工作並組建武裝隊伍，利用群眾性的社會團體進行活動。在政治鬥爭方面，今後主要的任務必然是與國民黨之間爭奪東北的鬥爭。[2]
57個抗聯工作組於九月初完成進抵東北各目的地。例如，彭施魯在1945年9月3日率領40餘人乘蘇聯軍用運輸機從伯力飛抵佳木斯市，並在次日內將應到依蘭、勃利、湯原、方正、通河、富錦、寶清、鶴崗各縣市開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工作小組用蘇軍汽車送達目的地。彭施魯率12名抗聯幹部和戰士到佳木斯地區蘇軍衛戍司令部開展工作。幾天內，佳木斯地區大批失散人員與關內黨組織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前來報道，希望能重新為共產黨工作。當時無法查清這些人的真實歷史，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實際工作中認識他們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2]
八路軍冀熱遼軍區第13軍分區（轄區位於冀東的灤河以東至山海關）的部隊，在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分區政治部主任唐凱率領下於9月上旬到達瀋陽郊區。這是關內共產黨軍隊最先進入東北的隊伍。但駐瀋陽蘇軍不允許曾克林部八路軍入城，理由是依據蘇聯政府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協定，為期三個月的蘇軍佔領期之內，不允許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地區，以免造成軍事管制上的混亂。後馮仲雲率領的抗聯工作組抵達瀋陽，蘇軍確認了曾克林部是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之後，默許該部駐紮在瀋陽城郊。同時經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駐長春）批准，蘇軍派一名代表與曾克林乘蘇軍飛機從瀋陽飛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此時毛澤東與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劉少奇在延安主持工作）才確知了東北的最新情況，並立即決定組成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班子，隨該架蘇軍飛機飛返瀋陽。佳木斯地區在1945年10月下旬迎來了第一支關內老八路隊伍，1945年11月中旬又迎來了以李范五、李延祿率領的黨政幹部四十餘人；在蘇軍衛戍司令部的抗聯人員的協調、掩護下，開始建軍，建黨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中共派赴東北的十萬軍隊和兩萬名黨政地方幹部已到達各自的目標區，開始了東北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從長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聯軍幹部發出通知：在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領導下，東北各省、市、縣的黨組織都已建立起來。因此原東北抗日聯軍所建立起來的黨的工作系統已沒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聯軍的幹部必須在各省、市、縣黨委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從此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結束。
東北抗日聯軍全盛時期共有11個軍，人數在1.5萬至5萬人之間。[15]其中第1至第7軍是中共黨組織直接領導武裝，第8、9、10、11軍是統戰性質的抗日武裝。[16]1936年7月以後進行了改編，先後將11個軍改編為三路軍。
| 番號 | 成立時間 | 編成 | 領導 |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 | 1936年7月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改編成立，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 | 楊靖宇任軍長兼政委，宋鐵岩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 | 1936年3月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改編成立，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 | 王德泰任軍長，魏拯民任政治委員，李學忠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 | 1936年1月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改編成立，下轄10個師。 | 趙尚志、許亨植任軍長，張壽籛、張蘭生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 | 1936年3月 | 由原東北抗日同盟第四軍改編成立，下轄4個師3個游擊團。 | 李延祿任軍長，黃玉清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 | 1936年2月 | 由原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改編成立，下轄3個師。 | 周保中任軍長，柴世榮任副軍長，胡仁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 | 1936年9月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改編成立，下轄4個師。 | 夏雲傑任軍長，張壽籛任政治部主任(代)。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 | 1936年11月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四團改編成立，下轄3個師。 | 陳榮久、李學福任軍長，崔石泉任參謀長。 |
| 東北抗日聯軍第八軍 | 1936年9月 | 由原東北民眾救國軍改編成立，下轄6個師。 | 謝文東(後投敵)任軍長，滕松柏(後投敵)任副軍長，劉曙華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九軍 | 1937年1月 | 由原自衛軍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隊改編成立，下轄3個師。 | 李華堂(後投敵)任軍長，許亨植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十軍 | 1936年冬 | 由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八軍改編成立，下轄10個團。 | 汪亞臣任軍長，張忠喜任副軍長，王維宇任政治部主任。 |
| 東北抗日聯軍第十一軍 | 1937年10月 | 由原東北山林義勇軍改編成立，下轄1個師。 | 祁致中任軍長，金正國任政治部主任。 |
早期的東北抗聯軍裝顏色和樣式統一。上衣接近中山裝，褲子為馬褲狀，帽子為蘇軍布瓊尼式軍帽，帶有紅色五角星。胸章印有「東北抗日聯軍」為標識，左臂紅色臂章印有「反日救國」字樣。1938年後因環境困難，統一顏色的布匹很難得到，因而服裝樣式不再統一，樣式混雜，部隊穿着有當地工人和農民服裝，滿洲國軍裝、去掉日軍的領章和帽徽的日軍服裝等。
1931年至1945年，抗聯斃傷日軍及滿洲國軍共20多萬人，牽制關東軍70多萬[17][18][19]。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和日軍作戰。著名的烈士有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以及八女投江事蹟中的烈士冷雲（鄭志民）、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張福順（安順福）、李鳳善等。
「我們東北抗日義勇軍能夠進行繼續英勇的抗日鬥爭。敵人的報紙都承認東北義軍已使敵人損失「十萬以上的生命和幾萬萬的金錢」並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國內地。雖然他們還未取得徹底的勝利，可是對於國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勞與幫助。」
1938年11月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擴大）發出由楊松（即吳平，曾任吉東特委書記，時任《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兼中宣部副部長）起草的致東北抗日聯軍的致敬電，高度評價東北抗日聯軍是「在冰天雪地與敵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鬥之模範」，指出「我們也不會忘記在最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同民族死敵作長期鬥爭的親愛的同志們」。在致敬電開頭，使用了「東北抗日聯軍楊司令靖宇」的稱謂，並指示由楊靖宇將致敬電轉達給抗聯全體官兵和政工人員。
當時的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駐今長春市政協大院）評價：「中共日益堅持抗日持久戰，於陝西省紅都延安召開中共黨六中全會……從此次會議中共向在滿東北黨致電，鼓勵繼續長期抗戰等情況，中共不僅從未放棄其長期抗日之迷夢，還希望東北黨亦與之相策應，頑強且積極地開展抗日游擊戰。對此點乃不難預想，因而絕不能輕視其將來之動向」。[21]
東北抗聯實際上和延安沒有直接聯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通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的人員（如陳雲），了解東北鬥爭情況。
東北抗日聯軍從1932年的前身武裝開始，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過滿洲省委（機關在哈爾濱）領導的抗日隊伍。1933年中共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後，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領導滿洲省委。
1935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事實上撤銷了滿洲省委，東北抗聯部隊受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伯力會議，東北抗聯失去了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繫，只能接受遠東蘇聯方面（主要是駐哈巴羅夫斯克的蘇聯遠東方面軍情報部門）的指導。
1939年1月26日召開的專題研究抗聯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繫，首先派交通員並設法派電台去」。[22]為此，中央組織部門、中央交通局和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以抗聯幹部楊松、李延祿、李范五等為主體，後由抗聯幹部韓光主持）把恢復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繫作為東北地下黨的重要任務，並和冀熱遼抗日根據地一起向東北多次派遣交通聯絡員。其中王鵬（原名彭申年，原東北抗聯第7軍人員）受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與楊松的派遣，經晉東南、魯南抗日根據地、山東龍口赴東北，於1940年6月於黑龍江省饒河縣與抗聯第2路軍第2支隊王效明、彭施魯部接頭並見到了周保中，傳達了黨中央「要抗聯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志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並熟悉交通線以備今後聯繫」的指示，但因不久即陣亡而未發揮更大作用，但王鵬的聯絡使得東北抗聯感受到中共中央對抗聯和東北鬥爭的重視與關心。[22]
東北抗日聯軍有不少朝鮮族人。二戰結束後，在蘇聯幫助下，其中部分人員組建了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如金日成、崔庸健等為東北抗日聯軍中層軍官。在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陳列的60多位抗日將領和著名烈士中，有許亨植、李紅光、李學福、李敏煥、李福林、李龍雲、李悌淳、李一平、李風善、安順福、徐鳳山、金正國、金根、韓浩、韓震、權永碧、朴振宇、朴翰宗、朴先鋒、柳萬熙、趙吳善等20名朝鮮族烈士。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東北地區平民，警察和東北軍部分官兵組成的義勇軍、救國軍、自衛隊等抗日武裝的統稱，其中也包括共產黨組建的抗日武裝。[23]1932年日本關東軍在滿洲國軍配合下，調集數十萬大軍大舉進攻，雙方爆發大規模攻防戰，東北義軍給予關東軍重創，但自身損失巨大，一部分退入蘇聯，一部分留在東北。[24]
東北義勇軍大部隊潰散後，193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滿洲省委要加強黨的領導，克服「左」傾關門主義、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擴大游擊戰爭。於是，中共滿洲省委作出決定，以游擊隊為基礎，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4年3月，根據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指示，趙尚志召集「愛民」「青林」「北來」「七省」「友好」等十多個抗日義勇軍首領開會。會上，珠河游擊隊提出，在不投降、不賣國、抗日到底，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一切財產和土地充作戰費，保護群眾利益、武裝群眾共同反日抗戰、允許群眾性反日組織的自由等條件下，義勇軍與各抗日隊伍共同抗日。會上共同決定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一致推舉趙尚志為總司令。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稱東北抗日聯軍。此後，發展到11個軍，30000餘人，游擊區擴展到70餘個縣境，建立了東南滿、吉東和北滿三大片抗日游擊根據地，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中堅力量。[24][25][26]
| 名稱 | 地點 |
| 楊靖宇烈士陵園暨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 | 吉林省通化市渾江東岸的靖宇山上 |
| 東北抗聯博物館 |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東北烈士紀念館旁 |
| 長青公園 |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 |
| 東北抗聯密營遺址紀念館 |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大亮子河林場東北抗聯六軍軍部遺址 |
| 東北抗日聯軍戰績紀念塔 |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郊區沿江鄉民興村 |
| 東北抗聯史實陳列館 | 遼寧省本溪市 |
| 呼倫貝爾東北抗聯紀念館 | 內蒙古阿榮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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