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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位於蘇聯境內的領導機構。1928年6月，中共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六大，會議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宣佈，今後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常駐代表，改為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共產國際通過常駐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在此之前設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從1928年6月到1940年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佈結束。歷時12年，前後共有四屆代表團。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4年3月11日) |
- 1928年之前的代表
- 第一屆代表團代表（1928年6月至1930年7月）
- 第二屆代表團代表（1931年9月至1937年11月）
- 第三屆代表團代表（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
- 第四屆代表團代表（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
1935年起，隨着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工作和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1935年7月25日至8月7日），王明的影響力已大為削弱。根源在於當時的世界特別是歐洲政治形勢下，共產國際總結各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教訓，糾正「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制定了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和民族反侵略統一戰線的政策策略。而在制定統一戰線政策的過程中，王明從共產國際「六大」和他本人的「左」傾觀點出發，成為堅持錯誤意見的代表人物之一，並因此在1934年共產國際「七大」籌備過程中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嚴肅批評。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編寫、索波列夫主編、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1年版的《共產國際史綱》記載：[1]
「在討論過程中也表達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委員會的成員——貝拉·庫恩、洛佐夫斯基、克諾寧和王明——起初還捍衛過時的指導方針，僅僅同意對策略作一定的修改。他們要求對革命高潮的成熟程度作更高的估計，使共產國際陷入不現實的預測之中。他們起初堅持說，社會民主黨仍應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支柱，右傾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革命工會應該保持獨立，等等。但是，在深入的討論過程中，這些觀點逐漸被克服，主張這些觀點的人也承認要修正自己的看法。1934年6月至8月預備委員會的討論，奠定了共產主義運動新政治方針的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 495/1/3/201-204」
1971年王明還在世而且就在莫斯科，蘇聯又出於意識形態對抗需要而大力扶植和宣傳王明的歷史功勳、中共元老地位，這段記載證明了王明在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前後「左」到什麼程度、受批評到什麼程度。
李光（即滕代遠）1934年底到達莫斯科，並進入中共代表團工作，1935年又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是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發言稿軍事部分的起草人。陳潭秋（化名徐傑）、潘漢年（化名白林）、鄧發（化名方林）、高自立、曾山（化名唐谷或唐古）、孔原、曾湧泉、楊松、趙毅敏等。1935年5月，遵照黨中央關於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並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的決定，陳雲（化名史平）從四川瀘定到上海，於8月底9月初抵達莫斯科，參加中共代表團的領導工作，中共駐共產國際3名正式代表之一，並與滕代遠等一起受到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的接見。吳玉章主管宣傳工作，負責在巴黎出版中文版《救國時報》。潘漢年在陳雲等的主持下，代表中國共產黨開始國共合作抗日的最初接觸。秉承共產國際七大的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楊松執筆起草了給東北的《六三指示信》、《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和《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由王明、康生簽署發表。
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國際主席團委員、執委會執委、書記處候補書記，負責整個亞非拉民族殖民地工作。但從共產國際「七大」起，根據各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工作轉移到制定國際共運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策略上，原則上停止干涉各黨內部事務。1935年10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批准機關結構的決議，明確指定「季米特洛夫同志還負責處理中國問題」，同時任命楊松（俄文名瓦西里耶夫，前任吉東特委書記，1937年回國任《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輯兼中宣部副部長）和郭紹棠（俄文名克雷莫夫）為國際書記處中國問題顧問，協助季米特洛夫工作。毛澤東曾充分肯定「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2]
1935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團組建了滿洲問題委員會，史賓（史平之誤，即陳雲）、唐古（即曾山）、孔原、白林（即潘漢年）、馮空（又作馮康，即魏拯民）、吳平（即楊松）、一民（即趙毅敏）等為委員，成為東北黨和東北抗日聯軍的主要上級領導。
1935年12月23日，在由米夫和中共代表團提出的1936年1至3月中國工作計劃中，滿洲工作統一由楊松負責；康生（共產國際七大後為中共代表團團長）被指定主要負責華僑、海員俱樂部、學校、籌備中共建黨15周年紀念等項工作，並會同梁朴（即饒漱石）共同負責工會工作，會同杜寧（即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共同負責改組中國救濟會工作。
陳雲成為代表團主要領導後，在向共產國際匯報和給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第八分校（主要培養東北抗聯幹部）授課時，明確指出：「軍事領導人在這一階段（指長征初期）犯了一系列錯誤。現在，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我們黨能夠而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奮鬥的幹部隊伍」「我們黨應該在新的形勢下改變自己的策略，在已佔領的陣地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通過這條統一戰線來取得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徹底勝利。說我們沒有前進，說我們在原地踏步，是毫無根據的」。大力宣傳了遵義會議後形成的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黨中央。共產國際「七大」上，毛澤東被譽為國際共運的五大「英勇旗手」之一，其他四位旗手是在監獄中和法庭上與德、日法西斯鬥爭的季米特洛夫、台爾曼、日共中央委員市川正一、匈牙利拉科西。甚至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做中國問題報告時，出現了「毛澤東這個名字一經全世界代表聽到之後，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呼萬歲的空氣，延長到五分鐘之久」的場景。毛澤東缺席當選為第七屆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1935年底1936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毛澤東傳略》一文，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中國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偉大的軍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領袖之一」、「斯大林在中國底最好的戰友」、「最高的領袖」，表示「團結在他底周圍，願意在他底領導下作長期艱苦的鬥爭到最後一滴血」[3]。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下的，在巴黎公開出版發行的中文《救國時報》，累計發表毛澤東著作20篇、照片15幅，其中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照片共發表6次，該報刊從未刊發王明照片；發表毛澤東生平1篇，即斯諾著《一個卓絕的偉人》。《救國時報》實際上承擔了中央黨報的職能，特別是成為孤懸敵後的東北抗聯學習黨中央精神、了解國內外局勢的幾乎唯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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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蘇共中央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蘇聯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移交給中國。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裴桐（負責檔案工作），率田風起、樂爾耕組成三人接收小組赴蘇聯，從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接收了兩萬餘件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歷時一個月完成交接任務，檔案安全運抵北京，保存在中共中央檔案館[4]。這批檔案，包括中共中央和一些地方機關、中共一大至六大黨代會文件；「五卅」慘案和馬日事變等重大事件的文件材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材料，如孫中山的聲明、講稿等。這些檔案材料反映了中共早期歷史和革命史上許多重大事件，極為珍貴。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章》，《中國共產黨宣言》等都由於建黨初期沒有妥善的檔案工作，國內沒有保存下來；都是從這個渠道獲得了保存在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原件，再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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