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1897年1月8日—1970年7月13日），字晉庸，又字德三，男，遼寧省開原盛家屯村人[2]，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曾任中華民國新疆臨時督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1933年至1944年間新疆軍事、政治首長，有「新疆王」之稱。盛世才早年為奉系軍人，後投靠新疆軍閥金樹仁，屢立戰功，1933年新疆發生兵變，陳中、白受之、鄭潤成、巴品古特等人驅逐金樹仁，盛世才乘機取得大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雖未宣佈獨立，但完全脫離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控制，拒絕懸掛中國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是懸掛盛氏政權的「六角星旗」。1941年1月，盛世才曾向蘇聯提議：成立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脫離中華民國，加盟蘇聯。鑑於當時中蘇的同盟關係，斯大林拒絕這一提議。1943年，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隨後，盛世才取消六大政策，六角星旗亦換為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3]。但此後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對新疆用兵，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中國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為尋找退路，盛世才企圖再次投靠蘇聯。他致電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和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但此時的蘇聯共產黨與斯大林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拒絕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蔣介石。此時的盛世才，已是眾叛親離，怨聲載道。蔣介石決定把盛世才調離新疆，另任農林部長，由朱紹良代理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離開新疆到重慶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歷時11年5個月的軍閥統治宣告結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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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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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3任農林部部長 | |
| 任期 1944年8月29日—1945年7月31日 | |
| 行政院院長 | 蔣中正 宋子文 |
| 前任 | 沈鴻烈 |
| 繼任 | 谷正綱（社會部部長兼任） |
 第5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0年4月4日—1944年8月29日 | |
| 前任 | 李溶 |
| 繼任 | 吳忠信 |
 第2任新疆邊防督辦 | |
| 任期 1933年8月2日—1944年8月29日 | |
| 前任 | 金樹仁 |
| 繼任 | 職位廢除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97年1月8日[1]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大清盛京城奉天府開原縣 |
| 逝世 | 1970年7月13日（73歲） 中華民國台北市古亭區三軍總醫院 |
| 墓地 | 中華民國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第一公墓十二區 |
| 國籍 | 中華民國 |
| 政黨 |  蘇聯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邱毓芳 |
| 兒女 | 4 |
| 母校 | 日本陸軍大學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 軍銜 |  二級上將 |
生平
盛世才1897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盛振甲給兒子取名世才，是希望兒子能成為「曠世之才」。幼時在西豐縣初小、瀋陽第五高小、遼寧省立農林中學學習過。
1915年，盛世才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2]，1917年得親友幫助赴日本明治大學讀政治經濟學。1919年，盛世才參加五四運動，隨留日學生回國請願代表團回到上海，認為讀書不能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決定投筆從戎，進入駐粵滇軍開辦的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學習，在校期間結識擔任教官的郭松齡，與以粵贛湘邊防督辦身份兼任該校校長的黨國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關係。1921年畢業後，盛世才加入奉系第八旅郭松齡部任排長、連長、上尉參謀，並停妻再娶時任張作霖衛隊團團長邱宗浚次女、同時是旅長郭松齡妻子韓淑秀的乾女兒的邱毓芳。1923年，經郭推薦，張作霖保送他到日本陸軍大學公費留學深造。邱毓芳同行，入東京女子大學習家政。1925年12月，郭松齡發動灤州兵變，聯馮（玉祥）叛奉，討伐張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國參與。失敗後盛世才逃回日本，張作霖一氣之下，取消了盛世才公費留學的資格。沒有了經費來源，但盛世才仍然又讀了2年從日本陸軍大學學業，一說是靠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等等頭面人物的接濟；一說是1925年9月，郭松齡到日本觀看日軍秋操大演習時，攜帶了一筆款子，準備在日本住一段時期研究軍事。不料直奉戰爭爆發，張學良緊急將郭調回。臨走前，郭松齡將這筆錢交給最為信任的盛世才保管，此時盛世才花的就是這筆錢。
1927年畢業返國，就職於入國軍賀耀祖部下任參謀，以後又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團歐洲戰史教官等職務。1928年任代理行營參謀處上校科長，1929年調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任上校科長。老上司朱紹良曾保舉他破格晉升少將，但參謀總長朱培德沒有點頭。
1929年秋，雲南省主席龍雲正在物色雲南講武堂教育長人選。國民政府秘書彭昭賢向龍雲舉薦了盛世才，得到雙方認可，入滇成行在即。盛世才又經彭昭賢的舉薦，應新疆軍閥金樹仁的親信，赴南京遊說為金樹仁謀求省主席任命的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的邀請，盛世才自願請調新疆。金樹仁當時不願軍人進新疆，尤其是金之五弟金樹信更是極力反對軍人進入新疆。所以在金令新疆駐南京辦事處查明盛是參謀本部軍官後，即電令魯不准帶盛去新疆。而魯效祖因已答應盛辭去南京軍職，整束了行裝，不便再表示拒絕，仍請盛同去。此時正值中東路事變，無法經過西伯利亞去新疆，盛在北平閒住了數月，其間又藉機回東北活動一番，想在張學良部下謀一職務，未成。1930年秋盛就隨魯效祖去了新疆。1930年10月盛世才夫婦與魯效祖一起乘蘇聯西伯利亞火車轉新疆塔城到達迪化後，擔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參謀。盛世才謀求走岳父郭松齡的老路：借軍校培植自己的勢力，建立自己的嫡系。由於他表現良好，2個月後被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公署督辦金樹仁任命為新疆陸軍軍官初級學校上校戰術總教官、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等職務。盛是新疆唯一的受過高等軍事教育的人材，他在軍校里極力拉攏學生，培植自己的勢力，後來這些學生都成了盛軍中的骨幹。
1931年，馬仲英從河西走廊進攻新疆。哈密民變，省軍屢敗。先委盛為魯效祖的參謀長。1931年9月，金樹仁委派了其同鄉張培元任總司令、盛世才任參謀長，剿滅馬仲英入侵之部。張培元不懂軍事，打仗大多靠盛世才籌劃。乏馬塘一役，盛世才消滅馬仲英部一個團700多人，並將馬仲英打成重傷。遭此大敗，馬仲英無力再戰，退回甘肅。盛世才又指揮部隊一路追擊，直到甘肅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峽才罷手。
1932年，哈密暴動，哈密王府軍官堯樂博斯、和加尼牙孜於組織武裝反抗，遭挫敗後又協請駐屯甘肅河西走廊的回族軍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派遣部將馬世明率部助陣，攻佔了吐魯番。1932年8月金樹仁派張培元為東路總指揮，盛世才為參謀長，率8000餘步、騎兵，配屬有裝甲車和火炮再次增援哈密，到七角井後收買駐守瞭墩的和加尼牙孜，後者懾於省軍的裝甲車和火炮，加之馬仲英歷來自私，便暫守中立。後來，盛深入南北山中與和加尼牙孜作戰。當時馬仲英負傷回關內，盛軍轉戰於吐、鄯等地，被譽為常勝將軍。盛世才此時發揮軍事長才，順利攻下吐魯番，繳獲大批軍械彈藥和羊腸線（外科手術材料），當中拍賣後把所得的金錢公平分給了作戰官兵，此舉為盛世才收取了民心、軍心。
據蘇聯解密檔案，1932年8月盛世才就寫信給斯大林，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還有推翻南京政府並建立共產黨國家的願望，以及在新疆建立共產黨支部的需要。他強調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允許他加入共產黨。[5]
不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表示讚賞盛在安撫新疆方面的作用，並表示對他的堅定信任，但否定了他加入共產黨的要求。「因為首先，這會破壞您與南京的關係，其次，這將使新疆的帝國主義特工和各種分裂主義者與您的鬥爭更加容易。」並對他在前一封信中表達的觀點表示不同意見。他們以新疆的經濟落後為由，譴責共產主義在新疆的迅速實施是「荒謬的」想法，並建議不要推翻南京政府。[6]
1933年1月，馬世明再犯迪化，2月攻佔迪化近郊，迪化岌岌可危。金樹仁急調盛世才回師迪化。經過一次次的反覆衝殺，盛世才終於打敗馬仲英，收復乾德、阜康等地。解了迪化之圍。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陳中、迪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迪化縣長陶明樾、張馨、趙得壽、格米林肯等人，聯合自蘇聯流亡來的白俄歸化軍領袖巴品古特、東北義勇軍發動軍事政變，由歸化軍於四月十二日包圍了省政府，槍一響，金樹仁就從後門逃跑了，先跑到塔城，又經過蘇聯到中國內地去了。當時盛世才率軍住在離迪化四十里外的烏拉拜，金樹仁派人送命令給盛，叫他速返迪化撲滅叛亂。12日當天晚上，在第一次維持委員會的會議上，以國民黨特派員身份作掩護白毓秀自告奮勇要到南山去找盛世才回迪化來參加新政權，但是白一出城郊即被金樹仁軍打死，後來盛把白譽為烈士。十三日傍晚，盛率軍返抵迪化時，金已不知去向。陳中等人鑑於城內秩序混亂，自己不掌握兵權，於是請盛世才入城。在政變善後臨時會議上，大家推舉東北義勇軍將領鄭潤成為新疆臨時督辦。鄭潤成率領的義勇軍是從黑龍江退入蘇聯輾轉來到新疆的，鄭潤成當場表示自己是客人，現在率軍駐守新疆是暫時的，將來還會轉回東北繼續抗日，不能接受新職；並同時表示，盛世才年輕有為，在新疆軍民中擁有巨大威望，應該擁護盛為臨時督辦。4月14日，以劉文龍為首的臨時省政府推舉掌握軍權的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
盛世才雖任督辦一職，實際僅控制迪化、塔城、呼圖壁、昌吉、乾德、阜康、孚遠等幾個縣城，這些縣的廣大農村都被維回軍佔據，迪化也在包圍之中。整個南疆早在1932年底就與省政權完全隔離了。北疆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區，哈密、鎮西、七角井以至吐魯番、鄯善全歸馬軍控制，南疆的喀什也有馬仲英的一部分勢力。北邊阿山則由馬仲英的副師長馬赫莫佔領，其後他又向塔城推進，占至額敏。伊犁張培元經與南京國民政府聯絡，和馬仲英結成了反盛聯盟，已向烏蘇推進，並佔領了烏蘇、綏來兩地。奇台亦被金樹仁舊部魏鎮國由阿山退來進據，魏雖表面上答應服從迪化，其實是貌合神離。昌吉、呼圖壁、阜康等地都在馬仲英軍包圍之中。而且馬仲英所佔地區，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前線已越過達坂、柴窩堡，其前哨距迪化只有五十里。就兵力而言，盛在迪化的部隊不過六千人左右（本地軍約二千餘人，東北軍約三千餘人，歸化軍不到一千人），另有少數部隊分佈在各外縣據點，並都在被圍困之中。歸化軍大部分厭戰，東北軍又派系複雜，盛也不能全部掌握。而敵對的馬仲英部，此時已擴張到萬餘人之眾。且盛軍多老弱不堪，馬軍皆年輕力壯。伊犁張培元連同被其控制和拉攏的東北軍約八千人以上，馬、張聯盟之兵力超過盛軍三倍之多。就補給而言，馬、張所佔皆富饒之地，無論糧食還是人力之補充，均毫無顧慮；而盛所佔的幾座縣城，人力單薄，存糧不多，糧食最多維持二、三個月。就人心而言，盛世才在金樹仁時代，因經常打勝仗，還能得到一些漢族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敬仰；紫民泉大勝，更提高了他的威望。但自盛不經審訊就慘殺了「四·一二」政變諸領導人之後，威望逐漸下降。不僅「四·一二」政變的擁護者、同情者惴惴不安，一般民眾也心裏恐慌。在混亂時期，不少人從迪化逃到了內地，留在迪化的軍政各機關負責人也都戰戰兢兢。金樹仁時代的舊官吏多傾向於張培元，回族多擁護馬仲英，維族多擁護和加尼牙孜。南京國民政府又對盛施加壓力，黃慕松回南京之後，國民政府又派大員羅文干（外交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到新疆活動，委任馬仲英為新編第三十六師師長，委任張培元為新編第八師師長，造成與盛的三角關係以牽制盛世才。
盛世才對臨時省政府成員極不信任。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名為「宣慰」。史稱「黃慕松撫新」。
1933年6月的滋泥泉子之戰[7]，省軍作戰要領中包括第四路劉萬奎（劉快腿）部及機槍兩連和鋼甲車隊，佔領乾溝南北之線，誘使馬仲英來攻並堅持抵抗，相當於鐵砧。6月12日16時半開戰，省軍靠「劉快腿」部的精準槍法和機槍重火力擋住了馬仲英部騎兵的密集衝鋒。起初盛世才軍裝甲車佈置在第三線，18時許馬仲英部騎兵再次發起迅猛衝擊，盛世才親自督戰抵禦，調裝甲車到前沿支援壓陣，最終取得大勝。不過顯然因為數量和性能都有限，省軍沒有出動裝甲車與騎兵對沖。滋泥泉子之戰後，張培元見盛世才憑藉戰勝獲得的空前威望鞏固了統治，便一改之前隔岸觀火的態度，準備和馬仲英聯手，而這又促使盛世才向蘇聯尋求更為有力的援助。
1933年6月26日，盛世才先發制人，借在督辦公署花園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前來與會。他預先在花園南便門設以伏兵，當陳、陶、李應邀前來，剛踏上南便門，便為伏兵所擒，不容分說，立即拽入園後以謀反罪名當即槍殺陳中、李笑天、陶明樾，並軟禁國民政府派來的宣慰使黃慕松。南京政府因為鞭長莫及，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1933年8月15日，盛世才軍仰攻達坂馬仲英部失利，在撤退時，歸化軍裝甲車壓斷了孔雀河渡橋，堵塞全軍撤退通道導致大潰敗，最終丟失「鋼甲車」一輛。
1933年9月，盛先試探性地派外交署長陳德立到蘇聯領事館去見孜拉肯總領事，表示願意親蘇。蘇聯與新疆毗連數千里，蘇聯方面當然希望它的邊界之外有一個友好的政權，因此孜拉肯就表示願意友好。第二天，盛即經陳德立將總領事孜拉肯、副領事甘寧和領事館的譯員請到盛的家裏吃飯，飯後在書房談話，讓領事看他的書籍，內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問題》等（許多書都是陳中的，其中好幾本還有陳中批閱的筆跡，有一本書上還有陳的印章，原來這些書是陳中被殺後盛沒收來的）。他向領事們說，這些書都是他密藏的，他在學生時代就相信社會主義，即使在金樹仁白色恐怖時期他也經常研究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他認為中國只有走共產黨的道路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與蘇聯合作，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馬仲英、張培元都是國民黨反動軍隊，要將他們消滅才能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孜拉肯答應將盛的意見呈報莫斯科。這時莫斯科對盛還是半信半疑，因此就決定派較得力的幹部格利金·阿布列索夫於1933年11月到新疆任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世才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之軍械相助[8]:54。盛遇事都和阿商議，對阿的話百依百順，因而獲得了阿的好感。張義吾（聯共黨員）等人向阿提出過警告，叫他不要過分相信盛世才。阿除了直接給盛以軍事援助外，還要求所有蘇聯派去的黨員盡力協助盛，服從盛的命令。這些人也真的為盛做了許多工作。盛世才向阿布列索夫總領事表示將新疆劃為蘇聯領土，阿布列索夫總領事就認為不當，會引起南京國民政府的反對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阿布列索夫還曾提出並屢次要求盛世才加緊宣傳「保障新疆永久為中國領土」的口號。
1933年12月，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軟禁省主席劉文龍全家，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為代理主席。1933年12月10日，盛世才故伎重施，邀東北義勇軍首領、臨時省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潤成等人前來開會，在會上以「意圖謀反」的罪名將其逮捕。並且裝作義憤填膺的樣子說：「我盛世才待大家不薄，這些人卻陰謀反叛，還有良心嗎？今天的事，兄弟我實在是沒有辦法！」連同鄭一起被捕的還有義勇軍的軍官60多人。鄭潤成被捕後，遭受嚴刑拷打。1934年1月，鄭潤成被盛世才派人絞死在監獄中，屍體被砍成幾段，裝在麻袋裏，扔在監獄的廁所邊。直到開春，冰雪融化，屍體散發出惡臭後，才被送到城外掩埋。
馬仲英、張培元二人的兵力分別為一萬多人、八千多人，皆多於盛世才，且兩人勾結在一起，虎視眈眈，準備隨時奪取政權。盛世才向蘇聯駐新疆總領事表示，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的支持。蘇聯回話說：「要想得到我們的支持，必須反帝、親蘇。」於是，盛世才向斯大林寫了一封親筆信，並宴請蘇聯總領事時邀請其參觀自己的書房，介紹書架上《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的來歷。1933年底或1934年初，盛世才向蘇聯駐迪化副領事卡寧提出加入聯共。作為蘇聯駐新疆的副領事，卡寧當然不可能貿然答應其加入聯共的要求。
1933年底，張義吾曾受盛世才委託，帶領赫洛夫斯基因氏解除馬仲英對塔城之圍，此後頗得盛世才的重用，又讓張幫他整編軍隊，將迪化本地軍編為步兵第一團，任不識字的尤得勝為團長，張為副團長。後任新疆保安總局副局長兼代局長、新疆公安管理處處長等要職。張義吾在回憶中寫：「我知道盛世才曾向蘇聯副領事提出過要求加入聯共，未同意。」
1933年12月，張培元自伊犁進兵迪化。1934年1月，馬仲英親自率領騎兵旅兩萬人（其中一半是臨時擴充後只經過短期訓練的新兵），從吐魯番出發，長驅直入，於1月12日包圍了迪化，佔領了城東飛機場和無線電台，以及城西的蜘蛛山。盛軍倉皇應戰，抗馬軍於南關之外。張義吾率步兵團保衛南梁，擊退馬軍多次進攻。馬又派一千多騎兵攻城北，幸得東北軍的堅持，城北未失。馬仲英如果採取猛攻的辦法，本來是可以攻克迪化的，由於他不願損失過多的兵力，而且認為迪化糧草缺乏，盛軍不能久守，就採取了等其自己困死或自動投降的辦法。在這萬分危急之際，盛世才只得求蘇聯援助。為了表達他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曾要求將新疆作為蘇聯一個自治區或加盟共和國，從而騙得了蘇軍的援助。蘇聯派出所謂「阿勒泰」軍（有出動5輛坦克和20多輛裝甲車）解了迪化之圍，並迫使馬仲英一直退到了南疆。1934年初，盛世才藉助蘇聯力量擊敗伊犁鎮守使張培元，張培元自殺。至此，盛世才在蘇聯的幫助下，消滅了政敵，坐穩了督辦的寶座。1934年3月，朱瑞墀病故，國民政府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省邊防督辦[9]。號稱「偉大領袖盛督辦」。國民政府授予他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邱毓芳風頭強勁，有「新疆的宋美齡」之稱。著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縣城的八卦城佈局，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親邱宗浚（時任伊犁屯墾使兼守備司令）主持規劃營造的。
迪化解圍之後，張義吾本應隨步兵團南下追擊馬軍，盛卻將張留在迪化，說張新婚不久（張是馬圍城時結婚的），不必再去前線，可以留在迪化協助盛起草一些文件，如安民告示，政策綱領，婦女協會成立宣言等等。隨即又派張去蘇聯，送教育廳長張馨去莫斯科治療眼疾和送盛的五弟盛世驥去莫斯科學習，實際上是要張到莫斯科去要求蘇聯給他武裝一萬軍隊的全部武器、服裝和各種裝備。還要求張到莫斯科介紹他加入蘇聯共產黨，並對張說回來可以成立黨的組織。盛還要張請蘇聯派些黨員幹部來新疆工作。1934年4月，張義吾送張馨、盛世驥到了莫斯科。因等張馨治癒眼疾，住了三、四個月。張義吾回憶：「他向我提出過要求，是在我陪張馨廳長去莫斯科治眼睛之前，在莫斯科，我向聯共反映了盛的要求，聯共沒同意，只是說以後再說。回新疆後我向盛世才轉達了蘇聯的意思，他未表示什麼。」這是盛世才第二次提出加入聯共。蘇聯方面雖然知道盛是小軍閥出身，只是因為政權危難，才投靠蘇聯的，對盛的「誠意」有懷疑，但為了邊界和平，也給了盛一些可能的支援，建議他不僅要整編軍隊，還應恢復和發展新疆經濟，推廣文化教育事業。關於派遣黨員幹部、蘇聯後來只派了十幾個人，即王立祥（曾秀夫）、王壽成（俞秀松）、劉賢成（任岳）、滿素爾（維族）、欒寶庭（稽直）、萬獻庭（張一范）、鄭義均（鄭一俊）、王寶乾（趙實）、於成發、趙雲蓉、高秀影（王一）、陳培生（劉敬忠）、趙國元（趙雨時）、阿拜（哈族）、哈的爾阿吉（維族）、色以提阿吉（維族）、哈森木（維族）等。
喀什失敗後，1934年6月7日，馬仲英將萬餘兵力交馬虎山帶領向莎車、和田方面撤退，自己卻退入蘇聯境內。
1934年7月，蘇聯領事從中調解，哈密叛亂領袖和加尼牙孜與盛世才妥協，把軍隊交給盛世才，自己到迪化就任空頭省政府副主席。
1934年7月，應蘇聯建議，設立新疆政治監察管理局。蘇聯就派顧問包國寧、秘書長王立祥到迪化幫助籌備這個機構。盛世才的偵探隊長王玉書為代理局長，友人陳東白、郎道衡、王延齡為科長。1934年八、九月間，張義吾回到迪化，盛世才迫於蘇方壓力，委張出任副局長兼代局長職務。後改組為公安管理處時，正式委張為處長。這個機構中的主要幹部都是蘇聯派來的，除張義吾、熊效遠、王立祥之外，還有副處長劉賢成、哈密區前後任局長的欒寶庭（欒稽直）、於成發、科長色以提阿吉（維族）、科長哈的爾阿吉（維族）、鎮西公安局長阿拜（哈族）以及科長卞方明（卞福林）、胡鵬舉。1935年1月，盛將政治監察總管理局改為新疆保安總局。1936年3月，又改為新疆公安管理處，將政治監察機構變為普通警察機關。1937年春，盛藉口該機構調查了軍隊，撤掉張義吾和劉賢成的職務。從此公安管理處就被盛抓到手中。張、劉離開新疆去了蘇聯。張、劉在公安管理處時，盛對這個機構卻不予信任，另外搞了偵探系統。其中一個是成立於1934年4月的督辦公署偵探隊，由盛在軍官學校的學生王玉書任隊長，後盛把王殺了，改由李英奇負責，盛直接指揮，其密探有數千人，分佈在全疆。督署設有特別監獄。另一個是盛直接指揮的絕密組織，專門監視和偵察所有蘇方人員、共產黨人。1937年初，督署政訓處還增設了一個偵探科，專門在軍隊中進行特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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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軍政大權後，盛世才着手進行省政改革工作，以「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財政、農林救濟、擴充教育、推行自治」為施政八大方針。取消了原「十大綱領」中的外交歸中央、實施黨化教育、財政與中央統一等內容。1934年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項新任務，聲稱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維持中蘇親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國和建設新疆。1936年4月，他陸續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為此，盛世才專門寫了《六大政策教程》一書，設制了六星旗到處懸掛，一時頗受新疆地區各民族擁護與愛戴。同年，他甚至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實行社會主義，並將其推行到甘肅和陝西，此事為蘇聯政府勸阻[11]。
1935年1月16日，盛世才派包爾漢為全權代表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五百萬盧布。[8]:54其中一百萬用於修公路，其它用於買武器，辦工廠。蘇聯方面還派許多專家顧問幫助建立了煉油廠[12]、學校、醫院。這時，新疆才開始有些經濟、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設事業。並於36年底給莫洛托夫寫信，為莫洛托夫向新疆提供了「道德和物質上的友好援助」（500萬金盧布的低利率貸款），同時感到遺憾的是，他無法陪同烏魯木齊總領事阿普列索夫訪問蘇聯，對此感到遺憾。[13]
然而，這些貸款讓蘇聯換取了：在新疆勘察礦產（錫、鎢、鈹、金、鉍、鉬）[14]、採礦、石油、煉油、探險、修建公路鐵路，控制當地貨幣、銀行等等的條件。[15]
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曾給王明寫了一封信：「1929年我曾給孫扶瑤先生寫信，請求他推薦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不幸的是，由於孫（扶瑤）先生在日本被捕並被關入監獄，我未能實現自己的願望。雖然我當時未能入黨，但是我加入共產黨的願望始終沒有改變。」並表示：「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36年底，中共派出第一批幹部到達新疆工作，共產黨員孟一鳴任教育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共產黨員林基路兼任新疆學院教務長。
1937年4月下旬盛世才命教導團特科大隊長宮自寬率全大隊（省軍教導第四大隊），配屬督辦公署戰車大隊裝甲車隊一分隊隊長趙文華率領的4輛裝甲車、30輛卡車和12名官兵，以及從新疆汽車公司抽調的42輛卡車，前往星星峽接應紅軍西路軍。該部克服融雪泥濘困難出發，第二天深夜在七角井擊退堯樂博斯軍的偷襲，休整兩天後行至距哈密50多公里處，發現正構築工事的堯樂博斯軍，激戰殲其大部。第五天深夜，該部進抵哈密縣城，騰出30輛空車，第六天傍晚到達星星峽與西路軍會合，將後者接至哈密後，4輛裝甲車尾隨護送所有卡車，全體回到距迪化較近的吐魯番縣城。5月2日，完成接應紅軍西路軍任務的省軍教導第四大隊和4輛裝甲車受命前往哈密轉赴南疆，其餘接應部隊回迪化。
1937年4月底，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化名施平）、滕代遠（化名李光）、馮鉉（化名蕭立）、段子俊、李春田等奉中共中央之命由莫斯科抵達迪化，迎接紅軍西路軍左支隊進入新疆。此後，陳雲、滕代遠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盛世才和中國共產黨發生了直接的聯繫。黃火青回憶：「開始，他還要求入黨，表現得很積極，說朱總司令也是我的總司令，還喊毛主席萬歲。他也想鍍金，想加入共產黨。陳雲在時他也提過。我們那時候說，你不加入比較自由些，你說話起的作用大些，這是我們拒絕他的話。我們沒有答應他。」
1937年5月，督辦公署戰車隊奉命派整個裝甲車連進駐南疆阿克蘇。5月21日，省軍教導第四大隊配屬4輛裝甲車從哈密出發，5月30日到達阿克蘇集結。裝甲車連主力隨同其他各部集中於阿克蘇，派出李連升率領偵察排駐防溫宿縣飛機場，到達時馬仲英部屬馬虎山和麻木提已發動宗教極端主義叛亂。7月1日馬虎山部在阿克蘇大河南岸開始進攻，7月2日省軍派騎兵第一連配屬裝甲車1輛迎擊在大河南岸森林中出沒的馬虎山部，連長陳俊年重傷，陣亡士兵1人，總共傷亡7人，靠裝甲車猛射掩護才退回北岸。7月3日新疆邊防督辦行營下達的作戰命令中，前指柳正欣少將直接指揮的部隊中包括「5、鋼甲車隊（甲車三輛）」，配屬省軍第六路。當晚準備妥當，7月4日5時半從阿克蘇開始機動，6時到達大河北岸攻擊南岸之敵，馬虎山部退往東南。7月25日盛世才「關於迎接蘇軍入新軍用品並相機消滅庫車輪台一帶的擾亂馬軍」致電在阿克蘇的參謀長周錦雲，其中提到「（三）第三天着由阿克蘇派（教導團）張永成第一營全部附輕甲車四輛並偕同沙依教官乘空汽車七十五輛向庫車出發，消滅沿途經過所有之匪軍。」該部8月2日出發，8月11日完成接運任務。9月，盛世才命省軍第三路配屬炮兵和裝甲車進剿阿克蘇以南阿音克、阿瓦提、洪巴什河一帶的馬虎山部，裝甲車主力仍配屬柳正欣指揮的教導第四大隊（還有一個2門炮的炮兵分隊），另外一個連配屬1輛裝甲車作為左支隊。9月5日15時，柳正欣所部在洪巴什一帶與馬虎山部一個旅1300餘騎兵遭遇被圍，戰車隊少校隊長關玉良親率裝甲車連的6輛蘇制重型裝甲車參加省軍孫慶麟團與馬虎山部的此次激戰，盛世才還派3架飛機投彈數枚轟炸並掃射馬虎山部。戰至18時省軍一線傷亡慘重，支撐到天黑後馬虎山部敗退，而戰車隊有隊長關玉良和射手魏世武兩人陣亡，翻譯官重傷。此後直至馬虎山出國，麻木提也失敗，這些裝甲車才返回迪化。1937年秋，進駐葉城縣的盛世才部隊中有12輛坦克，而後開往和田。據當時在和田漢文學校念書的買買提依明托乎提回憶，約10月下旬，馬虎山部瓦解逃跑後，和田市民和學生到肖爾布拉克迎接盛世才軍，其先鋒是約20輛規模的「坦克部隊」。在葉城和和田相繼出現如此之多的坦克，很可能來自以「歸化軍」名義支援盛世才平叛的蘇聯紅軍，即「捷爾任斯基」獨立摩托化步兵師受命組建的一個混編坦克連，當時有16輛BT-5和5輛T-38坦克。
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盛世才在新疆大抓「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餘人處死，其中包括喀什行政長馬紹武等。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從蘇聯經新疆回延安，在迪化會見盛世才，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王明答應將盛的要求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轉達。
盛世才同意八路軍在迪化設立辦事處，1938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員鄧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在新疆的中共人員「對盛採取統戰做法也是從蘇聯的做法延續下來的」，即「三不」原則：[16]
- 不公開黨員身份，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對外不公開，不掛牌子，只稱「南梁第三招待所」，辦事處內的中共黨人不能公開與社會各階層人士接觸；
- 不發展黨的組織。鄧發叮囑新疆航空隊：「嚴守紀律。在群眾中不做任何黨的工作，不發展組織。」後來盛世才當局在對陳潭秋的審訊中，他也始終堅持：「我們沒有黨的活動，決不吸收黨員，就是八路軍的戰士在新疆都不許他們入黨。」隨中共黨人入新的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要求過入黨，就是招待處住的八路軍人員有要求入黨的都不可能」。
- 不宣傳共產主義。因盛世才自稱是馬列主義信徒，「允許並提倡研究馬列主義、新哲學、社會科學等」，在新疆的共產黨人得以公開宣稱馬列主義是「六大政策」的哲學基礎，並在「六大政策」的掩護下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新疆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同月，應盛世才的請求，鄧發從「新兵營」調黃火青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和公安管理處訓練班教官；調汪小川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兼公安管理處職員訓練班教官。2月，應盛世才要求，中共中央先後從「新兵營」、延安和從延安去蘇聯治病幹部中選調毛澤民、林基路等100多名黨員幹部到新疆工作。從延安抽調幹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後進入新疆。其中從「新兵營」抽調一批幹部充實中央運輸委員會新疆分會，積極組織修路、護路，確保國際援華抗日物資運輸交通線的暢通。毛澤民到新疆後任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代理廳長等職，1939年1月毛澤民廢除了新疆五花八門的舊幣，發行了新幣「新疆商業銀行券」。
1938年春，蘇聯紅軍一個騎兵加強團按照盛世才與蘇聯達成的專門協議，正式進駐哈密，保障蘇聯援華抗戰物資西北運輸線的安全，震懾妄圖劫奪蘇聯車隊的各色武裝。出於保密和避嫌原因，穿戴與新疆省軍相同的服裝帽徽，不佩戴軍銜，對外稱歸化軍騎兵第八團，簡稱「紅八團」。該團配有空軍力量，及一個輕型坦克連。
1938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盛世才又以就醫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三次會見盛世才。[17] 會議結尾時，問盛世才有沒有問題，他便向斯大林直接提出了他要加入共產黨。這是盛世才第三次提出加入聯共。 據蘇聯解密檔案1938年9月2日的會議內容[18]，盛世才說自己入黨的事情，會保密，不讓蔣介石和楊大使知道。斯大林講這個動作不可能成為秘密，因為是新疆省長要入黨。「斯大林回答說，他們原則上不反對，如果總督堅持他們表示同意。」此即，盛世才加入共產黨之日。[18] 會後晚宴蘇方便沒有邀請楊大使出席。[18] 1938年9月2日，盛世才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會見時的談話記錄，其中有「莫洛托夫同志問，督辦有什麼問題沒有。督辦回答說，如果你們有時間，那麼他對斯大林同志有一個私人問題。當即對他說，為了事業他們總是有時間的。這時督辦宣稱，他的宿願是加入共產黨。他不止一次地向阿布列索夫（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提出了這個申請，並在王明路過新疆時，也就此問題同他談過話。王明表示歡迎督辦的這個願望，並答應為他介紹。他解釋說，他的入黨願望是由於他認識了馬恩列斯學說之後，他懂得了這是必須遵循的惟一學說，尤其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他確信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才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事實上給弱小和被壓迫的民族以援助，因而堅定了他的入黨志願。現在他得到了這樣幸福的機會——親自同世界無產階級領袖斯大林同志談話，因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提出自己的請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認為有可能接受他加入黨的行列，那他將是非常幸福的。」「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如果督辦非要堅持，那他不反對。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提出反對，他說這會妨礙督辦的工作，因為蔣介石或是楊大使（中國駐蘇大使楊傑）知道了這件事，將會不滿意的。督辦回答說，這可以保守秘密，無論是蔣介石或是楊都不會知道。斯大林同志反駁說，這種事保密是很難的，因為要把你安排到某一個組織中去，因此便會有幾個人知道。伏羅希洛夫補充說，任何一個黨員都可能不再是黨員或者轉入別的黨派，那時這個秘密便會為外人所知。斯大林同志問蔣介石會不會想，這是用暴力恐嚇和強迫督辦入黨的。督辦反駁了這種想法，他聲稱，關於此事蔣介石是不會知道的。他重新堅持自己的請求。這時，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同志商量了一下回答說，他們原則上不反對，如果督辦不堅持的話，他們同意。莫洛托夫指出，在入黨之後，督辦便會產生新的權利和新的義務。督辦對此回答說，任何義務他都不怕，並且愉快地去執行一切。最後，又回到接納督辦入黨的問題上。伏羅希洛夫同志再次警告說，入黨這個事實可能給督辦的工作帶來危害，但由於督辦重新堅持其申請，便同意他了。」新疆邊務處領導人劉進中回憶：「盛1938年秋去訪斯大林，……盛後給我講過，他提出加入聯共，斯大林婉言謝絕，說你還是以黨外人士身份出面有利」「他1938年9月去莫斯科見斯大林說了要入黨的事，斯大林勸他沒必要入黨，你的入黨，蔣介石有整你的藉口，日本說你赤化。斯大林說的是真話，抗戰了，新疆是大後方需要安全，不要引起國際上對新疆的懷疑，因此，斯大林婉言拒絕了。他一計不成，回疆後，他要成立自己的黨即六大政策黨。……他把去莫斯科要參加黨沒參加成，自己組織政黨的事告訴了我們，我向組織匯報，組織上說不要理他。」中共駐新疆代表滕代遠回憶：「聽說，盛直接走斯大林路線，想直接加入蘇共，斯大林未同意，盛有意見。」1937年4月隨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入疆，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審判委員會委員長、阿克蘇區代理行政長的黃火青回憶：「1938年盛世才跑到蘇聯見斯大林，想加入聯共，斯大林也拒絕了他。」包爾漢回憶：「一九三八年盛去莫斯科時，據他自己說他加入了蘇共，不知是否有其事。」
1938年12月18日，林彪到蘇聯養病，途經迪化時與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一起拜會了盛世才。林彪受中共中央之命，向盛世才轉達：「1、在目前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關於秘密接受督辦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正式決定。2、請盛世才同志立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烏魯木齊的組織並正式參加黨的生活。」盛世才詢問此事是否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以及蘇聯政府是否知道。林彪答覆共產國際和蘇聯都不知道。盛世才說：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過去都不同意我在目前形勢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時機還不成熟，沒有批准；並問林彪到達莫斯科後是否向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報告這件事。林彪回答：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暫時不向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報告。盛世才表示：這件事不報告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是不合適的，因為五年來我對蘇聯政府和斯大林沒有任何保密的事情，所以我不應該有任何對他們保密的事情。12月21日，即在同林彪、鄧發會見後的第三天，盛世才即約見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負責人奧夫季延科，將與林彪、鄧發會見所談情況向他作了通報。1939年1月19日，林彪、鄧發與盛世才第二次談話。盛世才表示：關於接受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不應該是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保密的，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對共產國際有保密的事情，而他本人也不應該有對蘇聯保密的事情。如果這樣做，也就是說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保密，那麼由此只能對中國共產黨產生損害。這種損害可能引起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不好的感情和不滿情緒。盛世才婉言拒絕了林彪轉達的中共中央秘密接受他加入中共的決定，理由是新疆目前的形勢不便於這樣做，因為這可能造成這種危險，即南京政府、蔣介石、帝國主義者以及新疆落後的部族等，可能知道此事。此外，可能造成對中國抗戰有害的危險性。[20]
1939年1月由延安來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汪小川（化名王嘯春）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李宗林（化名李嘯平）擔任編輯長，王憲唐（化名王葦）擔任製版科長，郭春則（化名郭慎先）為校對科長，王謨（王謨行）為國內版編輯，李何（洪履和）為國際版編輯，馬殊（原名鄺宗球）和白大方（劉伯珩）為文藝版編輯。在《新疆日報》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將原來各佔半版的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擴充為兩個版面，即國內版與國際版。國內版消息來源主要是從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獲取的新華社電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等，由版面編輯王謨負責摘錄和編輯文章；版內社論由李宗林、王謨、馬殊等撰寫，經陳潭秋審核後刊發。國際版消息大部分來源於塔斯社，以及《真理報》、《消息報》摘譯稿件。1939年3月茅盾、張仲實、趙丹、魯少飛等相繼抵達新疆，也參與了《新疆日報》副刊編輯指導工作，刊登大量文章和漫畫，在新疆倡導「新文化運動」。
1939年5月上旬，盛世才通過蘇聯政府的渠道，將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疆的活動情況和中共中央決定接受他為中共黨員之事轉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39年5月21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聯名致電中共中央：「1、接受盛世才入黨是不合適的。2、暫時不要在該省建立黨組織。[中共]中央可以在烏魯木齊成立黨的三人小組，該小組將通過中國共產黨系統與負責同志保持聯繫。3、可以同意盛的建議，把中文版的馬列主義書籍只分發給比較可靠的政治人物。4、如果方林（即鄧發）與盛世才的關係像我們感覺到的那樣極其緊張，那就要考慮派另一位同志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20]
1939年初，中統西北區獲知共產黨在新疆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新疆還建立了航空學校、土木工程學院（即新疆學院）專門培養共產黨的工程建設人才，上報給重慶，蔣介石頗為焦慮，派遣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還請上蘇聯駐華大使一同前往新疆，陳立夫以在北伐時與盛世才有私交爭取盛的信任並說動了盛的妻子，做盛世才的思想轉化工作，與中共決裂把在新疆的共產黨員全部抓起來，歸順國民政府，擁護效忠蔣介石。陳立夫回南京後，對新疆的局勢仍很關注，並一直與盛世才保持着聯繫。
1939年6月，從蘇聯回國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陳潭秋接替鄧發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
1939年7月，盛世才在新疆學院教育一系舉行畢業典禮上提出「六大政策政治集團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第三個獨立的政治團體」，在新疆成立中國「第三政治集團」——「六大政策黨」，並制定了六星旗。
盛世才倒向蘇聯後，吸引了大量內地的人才前來新疆參與建設，但這些人後來大部被盛世才以各種名義殺害。盛世才的同鄉、老同學、老朋友杜重遠寫過一本《盛世才與新新疆》小冊子，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因而見重於盛世才被其再三邀請而去新疆出任新疆學院院長。後因多次在集會演講和刊物上撰文，抨擊新疆政治上的種種弊端。盛世才認為這些言論有損於自己的統治，遂對杜重遠產生殺機。事前，有人告知杜重遠，盛世才要對你下手了。杜重遠滿不在乎地說：「沒事，我和盛是老鄉，又是小學同學、中學同學，他不會把我怎樣的。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藉口離開新疆。1940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請假返回內地。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1941年5月，經過精心策劃，盛世才製造了一起子虛烏有的「汪精衛系統的陰謀暴動案」，以「漢奸」「托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總數在1200人左右。杜重遠被捕後，軟禁中的張學良寫信給盛世才，為杜重遠求情，但盛世才不予理睬。1943年10月，杜重遠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獄中，秘密埋葬在督辦公署的東花園附近。[21]
193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從延安經新疆去蘇聯。在疆期間看望「新兵營」指戰員，並就維護和鞏固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同盛世才舉行多次會談。
為坐穩「新疆王」的稱號，盛世才瞭解新疆與蘇聯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他統治新疆的前期，與蘇聯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多次藉由蘇聯的力量擊退馬仲英的攻擊。1939年，蘇聯強行開採新疆獨山子油鑛。[8]:55 1940年7月，斯大林製造阿爾泰山叛變。[8]:551940年11月26日蘇聯片面擬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
1940年1月-2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除學習航空、獸醫的學員和部分幹部留下外，新兵營360名指戰員分兩批離開新疆回延安。2月，周恩來、任弼時等從蘇聯經新疆回延安，在疆期間，周恩來接見中共在新疆工作的人員。
1940年，盛世才發動了第二次大清洗，他表示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與財政廳長張宏與、伊犁警備司令姚雄、邊務處長陳培生、建設廳長阿不都大毛拉（維吾爾族）、公安管理處副處長庫爾班尼牙孜（維吾爾族）、阿山行政長沙里福汗（哈薩克族）、艾林郡王（哈薩克族）、布哈特貝子（哈薩克族）、公路局長別克迭也夫（歸化族，即後之俄羅斯族）、回族副廳長蘭延壽及蘇聯駐迪化領事館代總領事歐陽傑克等陰謀在當年「九一八」民眾紀念大會上發起暴動，建立托派力量和汪偽力量的聯合政權。盛世才把杜重遠等一大批人士逮捕、殺害、監禁。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聯遭受納粹德國閃電戰襲擊，損失空前。1941年秋，蔣介石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巡視甘肅、寧夏、青海，安撫被蘇聯慘敗而動盪不安的大西北，利用馬步青與馬步芳的兄弟之爭，成功爭取到中央軍駐防河西走廊，控制地方黨政的機會，開始威壓新疆。[22]1941年秋，胡宗南派李鐵軍出任河西警備總司令，進駐甘肅酒泉，隨時準備開入新疆。盛世才估計形勢，認為蘇聯即將滅亡，於是又轉而開始投向蔣介石。
1941年11月在民政廳代廳長毛澤民主持下，對全疆的區、村長實行民主選舉，廢除農官鄉約制。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四弟盛世騏在家中腦部中槍[23]身亡。次日，《新疆日報》就用《國際大陰謀》的頭版通欄大標題報道此事。盛世才宣稱是盛世騏妻子陳秀英與蘇聯軍官通姦，「陰謀殺害其夫」，受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蘇聯軍事顧問拉托夫和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指使所致，是一起旨在「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權，建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的「空前的帶國際性的錯綜複雜案」、陰謀暴動案，以此為理由逮捕省政府廳長、各地行政長、武官等嫌犯656人，處死88人。包括財政廳長臧登峰、教育廳長李一歐、和田警備司令潘柏南、和田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焉耆行政長於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屏等人被逮捕關押。1942年5月10日，盛世才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寫信，指責蘇聯駐新疆總領事巴庫林、駐新疆軍事總顧問「拉托夫」指使蘇方駐新疆工作人員暗殺盛世騏，並要求蘇聯派員參加偵訊。同時，盛世才將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黨員陸續調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產黨人及家屬也被集中到一起。
據1942年5月10日蘇聯檔案[24]，盛總督描述了對盛世騏（新疆機械化大隊司令）之死的調查，結果顯示，陳秀英（他的妻子）在本地公司烏魯木齊辦事處主任助理肖作新的壓力下謀殺了他。 他還報告說，由於新疆政府所謂的反蘇態度，蘇聯貿易事務顧問克魯格洛夫有意破壞了蘇聯與新疆之間的貿易。
1942年4月12日，維吾爾族、歸化族、塔塔爾族和回族發動暴亂；蘇聯領事、顧問、教官與中國共產黨各部工作人員均牽涉其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擬訂「收復新疆主權方略」，經蔣中正審核後決定採行；國民政府將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遏止蘇聯斷然分裂中國的舉動，設法收復新疆。
為了進一步做好盛世才的轉化工作，1942年春，蔣介石又派原與盛世才共過事、關係甚好的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馬步芳去一趟新疆，勸盛世才與蘇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投靠蔣介石。1942年4月蔣介石在重慶三次會見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4月下旬，蔣介石給盛世才寫了一封親筆信，由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親自飛回新疆轉交：鼓勵他與中共決裂，並加入國民黨，如果加入了國民黨，中央政府會重用他；並請支持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徐恩曾以「西北交通檢查團」的名義進入新疆，進一步動員盛世才反共歸順蔣介石政府，並查清在新疆的共產黨情況。1942年5月7日，盛派遣五弟，時任新疆軍校教官、新疆師範學校校長盛世驥與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一同到重慶，具體商談歸順中央政府的問題；蔣介石親自接見[25]。1942年5月20日，會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5月23日，蔣介石委託侍從室負責諜報業務的侍六組組長唐縱會見了盛世驥和張元夫與之詳談。
1942年5月27日陳潭秋向中共中央匯報迪化近來兩次審判情況：盛世才製造「反政府陰謀」和「阿山事件」兩案覆審情況及盛世騏被害情況，指出盛世才反蘇反共已公開化。
1942年6月，蘇聯在新疆勒兵脅迫盛世才，企圖完全控制新疆。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給盛世才的信來到迪化，「商議獨山子油礦及其它問題」。1942年6月28日，盛世才密電蔣介石：盼望派第八戰區朱紹良司令長官與翁文灝部長一同來新。1942年7月3日，老上司時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的朱紹良，與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攜帶蔣介石給盛世才的一封親筆信，從蘭州飛抵迪化。蔣介石囑朱紹良「對盛一意信任之」[26]。在當晚的盛大歡迎宴會上，朱長官即興賦詩：「立馬吳山憶舊時，相逢塞外鬢如絲。平生意氣期無負，大好河山共護持。」經過長談，朱紹良代表蔣介石與盛世才達成協議：凡新疆內部事務，無論軍政願以全權賦予盛世才便宜處理；其餘則：
- 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鼓動事件；
- 由內地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
- 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
- 防止中共在新疆竄擾建立新根據地。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併集中起來停候發落；
- 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成立西北交通委員會；
- 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
1942年夏，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黨員突然被盛世才調回，說是另行分配工作。除新疆航空隊外，中共在新疆工作的人及家屬都集中住到南梁的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羊毛湖、新房子、八戶梁大院，彼此相距不遠，允許往來，但不准上街，門口有盛世才的衛兵看守。得知盛世才已經投靠國民黨，逮捕了許多左傾人士，國民黨黨部已在迪化公開成立。盛世才當局稱把中共黨員軟禁起來是保衛其安全。軟禁中，中共黨員開展內部整風。學習延安整風文件（毛澤東的三篇文章），寫心得，開討論會，出牆報，開晚會演節目等。
1942年7月7日，蘇聯駐重慶大使潘友新收到斯大林指示，告發盛世才投蘇之舉。[27]9日，他面見蔣介石，把7月3日莫洛托夫致盛世才的信轉送一份給蔣介石，信中逐一列舉了盛世才欲出賣新疆、投靠蘇聯、反對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的事實，並說蘇聯對其做法一直反對。蔣介石命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處長卜道明把莫洛托夫函譯出，交侍從室侍六組組長唐縱約「組中參謀秘書研究」。十一天後，唐縱給出意見：盛蘇關係已經決裂，把蘇聯態度轉告盛以堅其志，告訴蘇方以後交涉只能找中央政府，必要時通知美英造成國際影響等等。[28]7月11日，朱紹良抵重慶，參加最高黨政軍匯報與午餐會，詳細研討新疆局勢與盛世才7月10日的親筆答辯信。7月13日參謀總長何應欽代表軍方、7月14日王寵惠代表外交部分別提交了處置新疆方案。7月15日傍晚，軍令部長徐永昌面見蔣介石，提出「盛無人格，能力尤卑下不足道」，乘此盛蘇交惡之機應該限蘇換盛，立即解決新疆問題；蔣介石未採納。[29]7月16日傍晚，蔣介石接見蘇聯大使潘友新，正式答覆已派遣朱紹良調查及督察新疆政治情況，派遣翁文灝辦理新疆經濟交涉事項，希望蘇聯政府以後與國民政府直接交涉新疆事務等等。7月20日，朱紹良由重慶第二次飛迪化，轉交蔣介石親筆信給盛世才。
8月5日，蔣介石在重慶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勞克林·居里。居里表示「羅斯福總統深以中蘇兩國間之不調和為慮」。蔣答如蘇聯放棄支持中共，則中蘇關係立即可以改善。
1942年8月8日，中共中央電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餘在新疆工作的136名共產黨員，包括陳潭秋等均撤回延安。因時局所迫，回延安無法成行，陳潭秋與大家商量，方志純通知大家填寫履歷表，要所有人員分三批先撤到蘇聯，在那裏按情況分配工作或學習。
8月15日，蔣介石攜宋美齡飛抵蘭州。8月16日，接見青海趕來的馬步青與馬步芳。8月18日，盛世才來電稱昨日有蘇聯之坦克、裝甲車、汽車等八輛未經通知向迪化開行，盛本人「本擬來蘭請謁，以目前新疆情形複雜，暫難成行」。8月19日，朱紹良只好單獨由迪化來蘭州見蔣，帶回盛朱議定的《充實國防意見》，蔣決定由宋美齡代其赴迪化安撫盛。8月20日，蔣在蘭州議定收回新疆主權措施，其中包括盛世才需「令俄軍離開新疆境」。8月29日，蔣介石攜宋美齡飛抵嘉峪關。同日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內侄空軍總指揮毛邦初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梁寒操、董顯光、吳忠信、周昆田（蒙藏委員會委員）、陳萬里（中央社記者，後任中央社迪化分設主任）、吳澤湘（後任新疆外交特派員）等從嘉峪關飛抵迪化，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等職務，提出調派甘肅境內政府軍由蘭州進駐安西、玉門牽制在哈密俄國紅軍、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將外交權收歸中央、着俄軍退出新疆、授意盛世才「肅清新疆共黨」；8月31日宋美齡一行從迪化起飛，9月1日飛返武威與蔣介石匯合。
1942年9月8日，吳澤湘就任外交部駐新疆外交特派員，主任秘書王心線。新疆駐蘇聯中亞的五個領事館（塔什干、安集延、阿拉木圖、塞米巴拉金斯克、齋桑）移交外交部管轄。侍從室主任賀耀祖、侍六組組長唐縱、駐蘇大使邵力子等均主張對蘇友好；而毛邦初主張加強新疆國防以防蘇，遭賀耀祖斥責為誤國之言。
1942年9月17日下午，盛世才的軍隊包圍了八戶梁大院，來了一輛小車，盛世才派人將陳潭秋、毛澤民、孟一鳴、劉西平、潘同等5人軟禁於邱公館，將林基路、李宗林、李雲揚（化名李志梁）、胡鑒等13人軟禁於三角地臨時招待所，當晚這15人的婦女小孩等家屬也搬來了，根據李宗林建議，組織了一個三人小組，李雲揚負責學習工作，李宗林負責總的工作，林基路負責對外工作。同日，又以「訓話」的名義把呂黎平、方子翼、嚴振剛等在新疆航空隊學習的36人轉移到督辦公署後院教導連駐地軟禁。以後從南疆陸續回來的高登榜、谷先南、鄭亦勝等都軟禁於三角地招待所。 隨後，盛世才及其軍警將在新疆的所有共產黨員、革命者及其家屬、小孩，全部關押，共140餘人。
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過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除蘇俄外交官員．可給於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蘇俄人——包括軍事顧問人員、軍事教官，財政廳及建設廳之蘇俄顧問、技術專家、工程師、醫生，紅軍駐哈密的第八團整個部隊．阿爾泰與伊犁區的錫礦人員與探測人員等——都應在三個月內一律撤離新疆省。」1942年11月14日，此時正是決定蘇聯命運的斯大林格勒會戰最後高潮時，普式庚代表蘇聯政府答覆：在限期內撤走一切人員。[22]
1942年11月6日，朱紹良第4次進新疆。1942年11月28日，盛世才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新疆形式上劃歸第八戰區範圍。1942年末，新疆反帝會結束、新疆航空隊移交中央接收，改編為航空委員會空軍第16總站。
1942年底，蔣介石派第一批國民黨員赴新疆工作訓話時，就要求這些國民黨員到新疆後要絕對信賴盛世才。[30]
1943年1月8日，盛世才加入國民黨，兼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經陳立夫提議，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黃如今被任命為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秘書長，負責該黨部的日常工作。臨行前，黃如今去拜訪陳立夫，陳立夫對他說：「新疆已抓了百餘名共黨分子，徐恩曾也準備再去做處置工作。你去後，要幫助徐恩曾督促盛世才將此事處理好，要儘量做到不留隱患。」1943年1月9日，朱紹良第5次入新疆，同行的有中央特派員梁寒操。1月16日，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正式成立，盛世才宣誓就職。表示「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為了青天白日旗。此後即大肆宣揚反蘇反共的理念，公開表明願歸順國民政府，同時驅逐境內蘇聯人員，逮捕新疆的中國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盛世才，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中央大學教授），中央派遣委員于振瀛（組訓處長）、林伯雅、張志智、董世荃（宣傳處長）、徐觀余等；新疆提名委員何耿光、宋念慈（新疆日報社長）、程東白（新疆省教育廳長）、李英奇（新疆警務處長）、盛世驥等；新疆督辦公署特別黨部委員邱毓熊（盛世才妻弟、新疆軍校政治部主任）、張鳳儀（督辦公署參謀處長）、柳正欣（128師師長）等。
1943年3月，盛世才再要求蘇聯將駐哈密之第8團與駐哈密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場之軍隊撤除。蘇聯因為正在與納粹德國作戰，鑑於國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員已到新疆任職，為了避免和蔣介石發生直接衝突，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4月15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代表蘇聯政府表示：撤走了駐新疆的蘇軍第八團、飛行隊、援疆的顧問、技術人員、地質勘探人員，取消迪化的飛機製造廠。5月3日普式庚再次通知盛世才：獨山子油田所有蘇方人員與機器撤回蘇聯，找回一切蘇籍軍事顧問及其他各方面一切技術人員，明日（4日）起即不上班。
1943年3月成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主任盛世才，副主任委員兼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如今，教育長盛世驥、副教育長徐觀余，辦公廳主任何耿光。調新疆的劉永祥（教育廳副廳長）、曲志勤（督辦公署秘書長）、彭吉元（財政廳長）、李溥霖（民政廳長）、盛世驥、何耿光、程東白、宋年慈等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
- 第1期（43.3-5）各廳處、各區縣及政干班共200餘人
- 第2期（44.6-7）軍事、教育、行政、警務人員共160人
- 第3期（44.9-12）共220餘人
- 第4期（44.2-3.20）
- 第5期（7.16-11.12）共380人
1943年3月，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派吳萬昌、余宗陶來新疆，任職於新疆警官學校。監察院決議設立新疆省監察區監察使署，監察使羅家倫、副使王籍田。1943年3月，新疆省政府改組：
- 建設廳廳長林繼庸（中央派來）；
- 民政廳廳長李溥霖（盛世才特工）；
- 財政廳廳長彭吉元（盛世才妹丈）；
- 教育廳廳長程東白（盛世才老友）；
1943年3月16日，盛世才會見督署軍事顧同瓦西里也夫，提出了蘇聯紅八團撤離問題。1943年4月10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口頭通知新疆省政府：(1)所有在新疆地質考察團(新錫)工作完全停止；(2)將所有考察團人員一律撤回，及一切機器運回蘇聯+(3)在工作人員和機器運回時，希望省府給予便利與協助。1943年4月15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通知盛世才：(1)將駐哈密紅八團撤回蘇聯；(2)駐紮哈密飛行隊亦完全調回蘇聯；(3)飛機製造廠(農具製造廠)亦決定取消，並於最近將所有工人及技術管理人員物資機器等，一併由新疆運回。1943年5月6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為蘇俄準備撤回中俄共管之迪化飛機製造廠及獨山子油礦設備事，向俄大使潘友新致備忘錄，表示詫異。1943年5月11日至21日，在溫泉、博樂的蘇聯地質專家、考察人員以及家屬共52人集中於伊犁，之後和機器一起出境返蘇。在富蘊縣的40名蘇聯地質考察人員也相繼出境，機器等從布爾津出境。分佈在全疆各地的數百名蘇聯頤問、專家、教官、醫生等，5月間陸續出境回蘇聯。1943年5月底，紅8團（團長馬賢克）開始分批撤退。首批軍隊於6月初經迪化，沿綏來、精河、果子溝，8月7日由霍爾果斯出境，計有坦克8輛、鐵甲車5輛、推土機4台、大炮4門、29輛卡車、2輛燃料車、9輛偽裝卡車，共計官兵220多人。另一路步兵、騎兵由松樹塘，經鎮西、紅柳峽、蒙古國的科布多回國。空軍飛機一部分和部分裝甲車輛也回國。尚未離境者五、六百人。飛機29架、航空人員144人。1943年6月16日在新疆的所有蘇聯軍事顧問及技術顧問均已離開迪化。1943年6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照會國民政府外交部，指摘盛世才對蘇措施為非法與仇視行為，並附1940年12月月盛世才與蘇俄所訂密約。1943年10月1日，哈密留駐蘇軍（500餘）以8輛汽車載運移交營房後撤回。10月3日乘115輛汽車西開。留飛機10架、留哈士兵一、二百人。10月6日戰鬥機4架、道格拉斯運輸機1架、轟炸機2架西飛，留哈尚有戰鬥機1、通訊機1，航空站蘇籍人員40餘人及紅軍100人。10月7日蘇聯飛機2架西飛。10月13日，新疆省政府出資購買蘇聯在哈密之設備，包括營房和機場。11月4日蘇聯紅軍全部撤退完畢。撤退時兵力武器如下：步兵2000餘人、騎兵500餘人；飛行員與地勤144人；汽車150-160輛；飛機29架（雙引擎轟炸機16、單翼驅逐機6、雙翼教練機6、偵察機1）；大炮4門、步兵炮14門、高射炮3門，坦克11輛；拖拉機9輛；鐵甲車5輛；馬6。
據蘇聯解密檔案，5月4日，徹底改變支持盛世才的態度。蘇共中央宣佈：「不能容忍新疆總督盛世才的這種挑釁活動」，並將為「反對總督鎮壓殖民主義政策的叛亂分子」提供支持[31]。
- a）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斯坦，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和其他由當地民族人員以及來自蘇維埃中亞共和國的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員組成的組織中，建立非法團體（「民族復興團體」）；
- b）幫助「民族復興團體」訓練軍事和政治幹部，為此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柯爾克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設學校，並為其配備必要的武器；
- c）組織科學家與公眾人物以及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柯爾克孜SSR的科學機構與文化和教育社會以及新疆著名社會政治人物之間的書面交流；
- d）以新疆人民的語言，組織關於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等國家的經濟和民族文化發展的傳單，小說和政治文學在新疆的印刷和發行；
- e）組織來自蘇聯的親屬向在新疆的蘇聯移民寄送愛國信；
- f）以蘇聯穆斯林國家精神事務局（TsDUM）的名義組織出版一本書，以在新疆發行，介紹穆斯林在蘇聯的地位以及穆斯林在[偉大]愛國戰爭中的參與。
大赦非法越境進入蘇聯的蘇聯公民，賦予他們返回蘇聯的權利。[31]
1943年4月中旬，美國、英國駐迪化的領事館開館，以示對蔣掌控新疆的外交支持。
1943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哈密。
盛世才請蔣介石派人到新疆對歷次暴動案件進行審訊。蔣介石馬上在盛世才的報告上批了「派員參加審訊可照辦，但暫不公開為宜」。1943年4月底，盛世才將已逮捕的共產黨人數報送給了重慶當局，蔣介石為此專門召集了國民黨情治單位的高層人士開會，討論如何處理此案；在會上，蔣介石指示中統組織一個審判團去新疆審理被關押人員。陳立夫建議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當團長。1943年6月，國民黨派出中央軍法執行總監部新疆工作組4人：工作組主任王德溥中將主任軍法官、季源溥少將軍法官、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少將軍法官、鄭大綸少校軍法官。徐恩曾帶中統高級特務陳建中、李宏基等同行。從重慶飛抵迪化後，組建的臨時審理委員會，以新疆高等法院院長兼督署曁省府秘書長劉效黎為主任委員，王德溥為副主任委員，朱樹聲、季源溥與盛世才指派之督署參謀長及省府廳處長等十數人均為委員，鄭大綸為書記官。判決各案，均以軍務督辦名義，報奉中央核定執行。[32]成立了3個審判組，「徐傑（陳潭秋）、周彬（毛澤民）暴動案審判組」由季源溥為審判長，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鄭大綸、盛世驥為審判委員，鄭大綸和裘朝永負責審判記錄。上述7人中，只有李英奇、盛世驥、裘朝永系盛世才的人，其餘均為中統特務。從軟禁的中共人員中，提審了已公開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徐夢秋（孟一鳴，時任教育廳代廳長，新疆省編譯委員會委員長）、潘同（潘柏南）、劉希平（劉西屏）、馬殊（原名鄺宗球）、吉合、呂黎平、周紹光、李宗林（化名李嘯平，綽號李鬍子，過堂審訊時當場發病被送到養病室）、黃義明、王義福、李濤、申玲等各方面負責人15人。還翻檢了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案卷，發現裏面的「證據」材料實在說不上是證據。盛世才便下令新疆公安處長李英奇等一定要獲得共產黨人的「口供」。於是，在新疆公安處的刑訊室里，對陳潭秋、毛澤民等刑訊逼供要他們承認有所謂的「陰謀暴動」計劃並要其「脫離共產黨」。在對毛澤民施以連續七天七夜的嚴刑拷打，阿姆尼亞（即氨水）的烈性刺激不讓合眼的車輪戰術，動用了站炭渣，抽鞭子、打板子、背扛子、針刺指尖、坐老虎凳等酷刑。在嚴刑拷打下，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馬殊等人仍然守口如瓶，而潘柏南（潘同）、劉西屏（劉希平）、徐夢秋先後叛變。盛世才與徐恩曾原不知道陳潭秋的真名，由於劉西屏、潘柏南的出賣[33]，中統審訊人員知道了陳潭秋的真實身份，並對他多次用酷刑，陳仍堅貞不屈。最後，季源溥下「判決書」：徐傑（陳潭秋）、周彬（毛澤民）、林基路和杜重遠被判處死刑，馬一歐等被判處無期徒刑和3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1943年6月15日，王德溥將審訊的案卷（包括「四一二」暴動案、杜重遠暴動案）呈交蔣介石審批。蔣介石因太忙，交給負責情報工作的唐縱看，並囑要看細一些。唐縱審查了多天，其中6月21日審查了一整天。唐縱在2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辦理……徐傑（陳潭秋）案、阿山暴動案，各案百餘人，供詞巨厚，費兩日夜始辦完畢。徐傑案參加陰謀暴動者，廳長3名，軍事高級人員20名，團長8名，行政高級官員14名，各案均憑口供，全無事實佐證，只得照盛意辦理。」1943年9月，蔣介石同意處極刑的批示才到達新疆。1943年9月27日深夜由盛世才的軍警秘密地用麻繩勒死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及陳秀英，中統特務監督執行，並呈報重慶驗證。由於盛世才對外嚴密封鎖消息，中共中央一直對此情況不知。1944年，還不知道三人被害、三人叛變的事實。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慶，再三與國民政府交涉，要求釋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員，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陳潭秋、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人。1945年5月召開中共七大時，因不知其犧牲噩耗，仍選陳潭秋為中央委員。「七大」閉幕以後一年，在新疆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及家屬、小孩獲釋回到延安，這些人於1944年在獄中聽到傳聞說三人已犧牲，但沒有確切消息。1946年7月27日，周恩來又從重慶給時任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發去了詢問電報：「茲尚有懇者徐傑即陳潭秋，周彬即毛澤民二君還未返延之列，聞移解關內羈押不知確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釋。即使因受刑成殘，但望生還，他非所計。」張治中於8月27日復電說仍查無下落。張治中說：「徐（即化名徐傑的陳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澤民）、林（即林基路）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時沒有交代給吳忠信。吳忠信走時更沒有交代給我，遍查監獄檔案無着落。」1951年4月29日，李英奇（曾任新疆公安管理處長）、富寶廉、張思信（曾任新疆第二監獄獄長）等一批殺害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的兇手在烏魯木齊被公審處決。
1943年9月4日，盛世才首次抵達重慶，參加9月6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9月7日盛世才在全會上作《新疆十年以來之政治變化》報告。
1943年9月，朱紹良派陸軍新編第18旅（1940年秋在甘肅酒泉成立）入駐新疆哈密。旅長徐汝誠，下轄兩個團，團長馬平林、夏禹卿。改稱「陸軍混成旅」，1944年4月編為新編第46師，師長徐汝誠，副師長衛光華；師部駐綏來，防區東至木壘河、西達孚遠縣：駐防北疆奇、孚（吉木薩爾）、木、阜沿線。1943年秋，在河西走廊組建第3集團軍，總司令李鐵軍兼河西警備總司令。總部設武威。後移駐酒泉。1943年秋末在武威成立第29集團軍總司令部，以河西警備總司令李鐵軍兼總司令，侯聲為參諶長。後來總部移到酒泉，1944年春進駐新疆哈密。下轄：
- 第四十二軍軍長楊德亮
- 第191師（師長羅澤闓、鍾祖蔭、陳希平）；1944年夏先遣部隊571團（團長周由雲）到達迪化。
- 預備第7師（師長嚴明、李禹祥），1943年9月從隴東乘坐輜汽第4團汽車開拔赴新疆，但被盛世才阻撓。1944年5月，由甘肅到達迪化，師部駐老滿城。其中第19團進駐迪化，第20團進駐焉耆，第21團進駐伊犁。1944年秋，19團和20團及21團1個營連同師直屬部隊共計4000與人，由李禹祥率領開赴伊犁。1945年底第21團送往精河前線。
- 第42師（師長楊德亮兼）；駐蘭州
- 新編第2軍軍長李鐵軍（兼）
- 新編第45師(師長謝義峰)；駐甘州；進駐關外玉門、安西、敦煌三縣；改番號為交警一總隊。1944年3月入新，駐哈密、鎮西、吐魯番一帶。師部駐呼圖壁（鎮西）。1944年秋，哈密的新編第45師第1、第3團開赴伊犁地區，分駐霍城、惠遠、鞏留、新源等縣
- 暫編第58師（師長葉成）；師部駐涼州；少將副師長郭岐
- 新4師，師長周嘉彬。駐酒泉、高台
1944年2月16日，中俄訂立價購新疆烏蘇獨山子油礦俄方設備合同。中方以170萬美元買回獨山子油礦全套設備和房屋。5月又以420萬美元買回頭屯河飛機修配廠的全部設備。
1944年3月9日，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吳澤湘為蘇俄飛機轟炸阿山青河縣會河口圍剿烏斯滿的中國軍隊一事，向蘇俄領事普式庚抗議。1944年3月13日，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吳國楨接見俄大使潘友新，抗議俄機侵犯新疆之不法行為。1944年4月2日，蘇俄塔斯社在庫倫報道新疆軍隊侵入外蒙境內。1944年4月4日，中央社奉命駁斥4月2日塔斯社關於新疆外蒙之消息。1944年4月13日，青河縣縣長陶百川棄城向奇台逃跑，被烏斯滿武裝擊斃，佔領青河縣城。1944年6月2日，省軍、中央軍組成的援軍抵達富蘊，富蘊圍解。
1944年，鑑於蘇聯開始對德國反攻而中國在豫湘桂會戰失利，盛世才開始採取對策，準備把國民黨勢力逐出新疆。1944年4月17日，逮捕投靠國民黨的省府秘書長劉效藜、教育廳長程東白、省黨部委員兼中央訓練團主任何耿光、新疆日報社社長宋念慈、副社長郎道衡、市政委員會主任王乃中、中運會委員長郭喜良等10餘人，稱這些人受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庚指示陰謀暴動。1944年6月26日，逮捕新疆學院、第一師範、第一中學等師生300餘人。1944年6月後陸續捕衛士隊36人，包括上尉副官盛振蘭（盛世才的叔父）、上尉副官蘇景泰、少尉李英、溫樹廷、中尉車長萬有、一分隊少尉白智海、陳世忠、及大隊部中尉文牘史浩天、中校副官趙常山、上尉副官胡振有、少校軍需吳廣詢，同時將一中隊解除武裝軟禁。一分隊少尉班長陳志忠被捕。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製造了逮捕國民黨中央派新人員：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建設廳廳長林繼庸、黨部委員童世荃、黨部委員張志智、交通部新疆驛運分處處長顧耕野、外交部新疆特派員公署科長丁慰慈、黨部委員林伯雅、省政府委員紀元章、乃孜南、伊犁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徐伯達、督署交通處少將處長周明、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大隊長張桂亭、大隊附朱景明、主任秘書魏中天、教務處長屈卓吾，伊犁區行政專員喬根、新疆省會警察局局長龔振華等大批國民黨員共計321人（黨21、政66、軍87、其他），製造了「八一一黃林案」，誣控這些國民黨員都是共產黨，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另派一批國民黨員來接替他們的工作。誣陷程東白是暴動首領，何耿光、宋念慈、黃如今、林繼庸等分別負責組織宣傳，陰謀暴動；其堂弟盛世傑組織謀刺組，收買衛隊丁海寰和車萬才、車夫爾里，警署少校副官盛世傑（盛之叔父）、省議長劉效藜、林伯雅、張志智、紀元章及王蓬洲等並該省各行政人員，及迪化各大中學校長、教職員、學生及工商界領袖等數百人陸續入獄。 盛世才電令第128師師長柳正欣解決在新疆的中央軍，柳表示敵不過及兵力不足請求考慮。盛世才遂逮捕了省軍4名師長，第128師柳正欣、暫3師師長湯執權、騎兵11師師長吳熙志、騎兵1師師長崔穎春。駐省垣各部隊師、團長及兵工廠長李文元等以及省直警官負責人、各區專員、縣長、警務處特務等，總計1500餘人。盛世才還準備逮捕中央軍的預備第7師師長李禹祥，李以有病拒絕；
盛世才打算與蘇聯重修舊好，並致電史達林表示願意重新加入蘇聯共產黨、歸順蘇聯，但此時蘇聯政府已經對盛世才徹底失望。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把其電報轉給了蔣介石。此前的同年4月份，蘇聯政府已通過外交途徑對國民政府施壓，要求撤換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見美駐蘇大使哈里曼時說，中國國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職務，對於改善蘇中關係具有重要意義。[34]
1944年8月15日，朱紹良、徐恩曾自蘭州飛抵迪化；8月16日朱轉告盛將其調任的中央意旨。時預備第7師在迪化老滿城、哈密有徐汝誠旅、酒泉空軍機場已集中飛機若干。 1944年8月21日，朱紹良及新疆監察使羅家倫自迪化到重慶，商新疆問題。 1944年8月29日行政院對改組新疆政府做出決定：
- 新疆邊防督辦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呈辭本兼各職，應於照準拍：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吳忠信到任之前，派朱紹良暫行兼代；
- 農林部部長沈鴻烈另有任用，特任盛世才為農林部部長；
- 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裁撤，所有駐新疆各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轄；
- 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裁撤後，該署應辦事宜改歸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辦，所有人員由該保安司令部任用。
1944年8月30日，朱紹良自重慶到迪化；1944年9月2日，新疆代理省政府主席朱紹良視事。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在朱紹良的陪同下與家人乘機飛抵重慶，結束「新疆王」達10年的統治生涯；心腹親信李溥霖調任行政院參事，後赴台灣。省公路局長盛世英（二弟）、督署特務團長盛世駿（三弟）、新疆中訓團教育長盛世驥（五弟）、督署政訓處長邱毓熊（妻弟）、督署秘書長邱宗濬（岳父）、督署參謀長汪鴻藻（連襟）、警務處長李英奇隨盛世才赴任。其親信則押著150輛卡車和3000匹駱駝，裝運著在新疆掠來的財物，從陸路向重慶進發。
盛世才生性多疑，其統治新疆期間大行政治鎮壓濫捕濫殺，被稱「十年督辦，十萬人頭」，被殺者有紀錄的就達上萬人，而當時新疆全省人口不過四百萬。當中有名者包括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政府委員滿楚克扎布、省財政廳長臧登峰、省教育廳長李一歐、省民政廳長周彬（毛澤民化名）、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徐傑（陳潭秋化名）、和闐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焉耆行政長於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屏、烏什縣長林基路等人，他們不是遭到殺害，就是被長期監禁、財產充公。故盛世才失勢下野的消息傳遍全疆後，人們跑到街上縱情歡歌。與此相對應的是，迪化市郊外的亂葬崗跪滿了被盛世才殺死的死難者家屬，痛哭流涕。不久，新疆人民更起而控訴盛世才的罪行，並發起「討盛運動」。
二戰勝利後的1945年7月30日，行政院改組，宋子文辭任外交部長，盛世才辭農林部長，由谷正綱兼；辭職後透過關係謀了個西北行營上將參議的閑職。由於盛在新疆的血腥統治樹敵眾多，西北地區離新疆的距離亦頗近，盛及其家人身在西北之時多次遭到仇家尋仇。在由重慶前往西安上任的時候，盛世才隨身攜帶的財物裝了幾十輛汽車，途經寶雞被當地駐軍劫掠一空。當年被他殘害過的新疆人為了報仇幾次找到盛世才的住地意圖行刺，都被盛世才僥倖逃脫。其中最轟動的一宗與盛的岳父邱宗浚有關，其於盛世才下野後自覺失去靠山，便舉家自迪化移居蘭州。1949年5月16日深夜，仇家在蘭州找到盛世才的岳父，將其岳父一家十一口人全部殺死，並在牆上用血寫了一行字：十年冤雔一夜報之，史稱邱宅大血案[35]。
1949年，盛世才隨同國民政府到台灣，盛世才先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防部上將高級參謀、行政院設計委員等閒職。當年在新疆受過盛世才迫害的東北人士，要求當局清算盛世才的罪惡。有人公開揚言：「當局若不查處盛世才，我們只有請人自行了斷！ 」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的一個小巷子裏，蔣中正特別派了一個排的步兵保護他[37]，有人送來禮品，盛一概不收，全部轉送鄰居。盛世才在台北投資開辦士林西菜館。在台灣著有回憶錄《牧邊瑣記》、《新疆十年回憶錄》等。
家族
盛世才有5個弟弟、2個妹妹：
- 大弟盛世英：任新疆運輸管理局副局長
- 二弟盛世駿：從新疆軍官學校畢業任衛隊團團長，被授予陸軍少將。
- 三弟盛世騏，留學日本與蘇聯。日本士官學校第二十二期騎科畢業。1940年7月，盛世騏從蘇聯留學四年多學成歸國，被任命為新疆邊防軍機械化旅長，授以陸軍中將銜，率部駐守迪化。1942年3月19日傍晚時分，盛世騏與四弟盛世驥一道從外面回家，盛世才也在場。當晚盛世騏在家中槍身亡。第二天上午，經過盛世才批准，盛世騏的妻子陳秀英被逮捕關押。幾天後，又逮捕了盛世才岳父邱宗浚的小老婆姚執中。陳秀英和姚執中在監獄裏受到了酷刑逼供，終於「招供」，陳秀英承認與姚執中在一起，受到新疆土產公司經理蕭作鑫的播弄，在蘇聯顧問拉托夫和蘇聯駐新疆總領事巴庫林的利誘唆使，槍殺了盛世騏，以製造混亂，幫助共產黨奪權。陳秀英還寫下了一份親筆口供。1967年4月，台灣春秋出版社在其出版的《五十年政治風雲――天山南北》一書中，公佈了陳秀英的這份口供。
- 四弟盛世驥：1909年生，在蘇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畢業，擔任新疆師範學校校長，新疆軍校教官、新疆邊務處長、邊防督辦公署政訓處副處長、陸軍中將。
- 大妹盛世芬：讀過兩年多小學，後嫁予新疆財政廳廳長彭吉元。
- 彭吉元：在新疆先擔任地方法院院長，新疆省銀行行長，新疆省財政廳長，盛世才調任行政院農林部長後，彭吉元調任農林部政務次長。
- 小妹盛世同：與1936年到新疆的蘇聯聯共黨員俞秀松（化名王壽成）結婚。曾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創始人的俞秀松，來新疆後先後擔任了新疆反帝協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等職務，後被盛世才逮捕，押送到蘇聯，1939年2月在蘇聯被處死。盛世同遂與盛世才斷絕了兄妹關係，並隨母姓改名為安志潔，直到晚年才又恢復其盛世同的本名。
- 妻子邱毓芳
- 妻弟邱毓熊：又名定坤，遼寧瀋陽人，1898年生，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和蘇聯紅軍大學，蘇聯塔什干政治學校，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高參、皖北長官公署少將參議、軍官學校政治教官、1938年回國，任新疆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新疆督辦公署軍務處處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新疆保安司令部政訓處處長、陸軍第九分校（新疆分校）政治部主任。1948.9抵達蘭州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少將高參
- 費伯萍：邱毓熊的妻子
- 岳父邱宗濬：曾任伊犁屯墾史兼伊犁警備司令，1943年12月10日時任督署秘書長授陸軍少將
- 連襟汪鴻藻：東北講武堂畢業，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中將參謀長兼新疆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1943年12月10日授陸軍少將；1944年隨盛世才赴重慶、後去台灣
- 柳正欣：妻子也姓邱，跟盛世才有姻親關係，東北講武堂畢業，原任駐迪化城防團團長、機械化旅旅長，1943年12月10日授陸軍少將；1943年任第128師中將師長 1944年8月被捕，1945年釋放後任新疆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1947年3月5日授陸軍中將。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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