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關係史敘述的是有史以來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雙邊關係。當今中國和俄羅斯境內的民族於唐代時已有接觸，在元朝也有交流；17世紀時，俄軍入侵中國，與清軍拔劍弩張，兩國其後訂立條約，此後時有往來，並保持密切的雙邊關係，但俄羅斯亦獲得了不少中國領土。1910年代，中俄兩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國原來的君主統治（大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分別被推翻，共和政體（中華民國和蘇聯）成立。中華民國和蘇聯互相向對方示好，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同一戰線；同時中華民國與俄國之間陷入矛盾，因為蘇聯鼎力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蘇聯率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適逢韓戰爆發首先進行軍事援助，史達林死後，接班人又需要中國的支持，蘇聯領導階層處處援助中國，派出的駐華大使羅申受到元首級接待。可是1950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出現分歧，更爆發軍事衝突，蘇聯甚至一度向中國展開核威脅。因此，蘇聯撤銷一切對華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把蘇聯視為敵人，交惡30多年。中蘇關係在蘇聯將要解體時有所改善；時至今天，總體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有著友好且緊密的關係，兩國在經濟貿易、文化、軍事等方面俱有合作，這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惡化時尤甚。2019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表示，俄羅斯和中國是戰略盟友，但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軍事聯盟。
早期歷史
中國和當今俄羅斯境內的民族於唐代時即已進行過互動；當時，俄羅斯境內的貝加爾湖及其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均是唐朝前期的領土[1]:121。公元8世紀時，活躍於當今俄羅斯聯邦圖瓦共和國和蒙古國的回紇人協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亂，小寧國公主因此下嫁族人的國王英武可汗；根據俄羅斯學者的推斷，英武可汗為小寧國公主興建了一座城堡，城堡位於捷列霍爾湖中央，外觀與唐代的宮殿相似[2]。
蒙古人興起前，俄人最早接觸的東亞人應是西伯利亞鮮卑人後裔[3]。到南宋末年，蒙古帝國揮兵直搗俄羅斯，軍隊沿着伏爾加河北上，並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立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逾200年[4]:16；一些俄裔士兵隨蒙古大軍抵達元朝大都，他們部分人參加了蒙古攻打金國和南宋的戰爭[5]:16。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起源於公元13世紀至公元14世紀的元朝。據《元史》記載，至順元年（1330年），被俘的俄國人作為元朝的軍事移民，保衛了邊境，開墾了土地。他的政府給了他們耕牛、種子和農具。元朝政府在北京設立了一個特別機構，負責管理這些俄羅斯人。元朝的政府善待他們，給他們銀子、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6]。
明朝曾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控今中國東北地區，範圍曾一度擴大到黑龍江江口以及庫頁島（當時被稱為「苦兀」）[1]:169，永樂十一年（1413年）在其治所奴兒干城建立了永寧寺，並留下了石碑[7]。奴兒干都指揮使司於1434年廢除。
清朝與俄羅斯帝國
後金時代兩國並無直接往來，在各自征服了周邊的蒙古部落後，清朝與俄羅斯沙皇國才開始接觸，清廷稱俄羅斯皇帝為「察罕汗」，而俄國在一段時間內沿用蒙古人的稱呼以「博格達汗」來稱呼清朝皇帝[8]。1652年，俄國征服西伯利亞的同時來到黑龍江沿岸地區，與清軍發生了第一次軍事衝突。1657年俄國派正規軍在尼布楚和雅克薩修築城塞，之後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衝突。1689年，兩國最終達成《尼布楚條約》，尼布楚被撥進俄國版圖，並認可邊境貿易[9]:214–215。
1725年俄羅斯帝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認為清政府在準噶爾之役時有求於俄國，便派遣薩瓦·弗拉季斯拉維奇-盧古辛斯基來華，商議簽訂通商條約一事；清朝沒有地圖供參考，俄國則暗中製圖，更改中俄兩國早前在《尼布楚條約》中確定的邊界[10]。清廷沒有察覺到這點，便和俄國於1727年簽下《恰克圖條約》[10]。雍正帝曾派遣正式使團前往莫斯科，1731年1月26日，托時使團在克里姆林宮，覲見俄國女皇安娜一世，恭賀其登基，1732年德新使團還訪問了聖彼得堡[11]。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俄國迫使清政府於1858年簽訂《璦琿條約》，把約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撥歸俄國版圖，又規定一片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由中俄兩國共同管理。1860年，俄國與清政府簽下《中俄北京條約》，把海參崴在內的一大片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時至今天，海參崴是俄屬遠東第一大的港口城市[12]。19世紀末，俄國干涉清朝和日本關於遼東半島的糾紛，並強行租借大連和旅順[13]:25。1871年，俄國趁阿古柏在天山南路宣布獨立之時，出兵新疆伊犁地區[14]:125。1881年，上海公共租界開通中國最早電話，清朝與俄國締結《伊犁條約》，決定其中亞國境[14]:119。清國賠償俄國軍費，並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等地，但俄國取得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14]:125。
19世紀晚期俄國開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由於之前割讓給俄羅斯的阿穆爾河地區自然條件惡劣，俄國開始醞釀修建橫穿滿洲地區、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的鐵路。為使清政府同意其築路計劃，俄國開始拉攏與清政府的關係。1894年甲午戰爭後，俄國聯合德國和法國反對日本割讓遼寧，作為干涉的結果，滿洲里及奉天府等城市落入俄國的勢力範圍[9]:243。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清廷遣李鴻章赴俄國致賀；期間，雙方訂立秘密條約，以中俄兩國聯合抗日為名，容許俄國把西伯利亞鐵路伸展至中國東北地區，建立東清鐵路[15]:6,8，又賦予俄國在鐵路沿線的執法權力和採礦權[16]:167。1900年8月，愛國軍民對沙俄還擊，成功收復被佔的璦琿[17]。
1890年，義和團在中國冒起，團員破壞基礎建設、又佔據多個城市，其後更包圍公使館街，引起俄國在內的八國聯軍侵華[9]:246。俄國以平定義和團為由出兵中國，攻佔吉林及奉天等地，中國東北大部份土地也落入了俄國勢力範圍；懼怕俄國勢力的英國在1902年與日本結盟，以防止俄軍再下一城[9]:246。戰火平息後，清廷向多國支付合共為45,666萬兩的賠償金；俄羅斯取得約13,243萬兩（佔總金額的29%），是獲得最多賠款的國家[9]:247。
尼古拉二世在位時的俄國推行了多項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對外政策；當時的俄羅斯為了稱霸太平洋而侵略滿洲地區，因此爆發日俄戰爭[13]:25。日俄戰爭是日本和俄羅斯為爭奪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爆發的衝突，主戰場為中國東北地區；因此，中國東北地區受到深重的影響，大量平民死於戰火中、或是流離失所，糧食短缺嚴重，房屋、田地和財產均受損壞[18]。
自17世紀起，俄國以滲透的方式擴大其在清朝領土唐努烏梁海的影響力，20世紀初年，俄羅斯以「保護」為藉口吞併唐努烏梁海，事前沒有與中國簽訂任何條約[19]。
中俄兩國在明代已有大規模的貿易往來[20]。清朝初年，俄國主要希望透過與華貿易來獲取商業利潤，清廷與俄國貿易則是為了處理兩國之間的政治糾紛；1861年以前，清廷負責管理中俄雙邊貿易事務的部門為理藩院[21]。清朝時，俄羅斯是山西一帶商人的主要對外貿易夥伴[22]。
中國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在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後正式展開；《尼布楚條約》被稱為中俄貿易的起始性條約，容許兩國持護照的人民越界貿易[20]。兩國其後簽訂《恰克圖條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及《天津條約》等協約，進一步規範中俄貿易的地點、性質，以及有關的稅務政策[20]。中藥大黃在俄羅斯一度非常暢銷，利潤也頗為可觀：大黃的進口價約為12盧布，轉運到聖彼得堡後，價錢隨即上升至110盧布[23]。由於大黃主要在恰克圖進口，恰克圖的貿易曾因大黃而繁榮起來[23]。
1851年，清朝和俄羅斯簽訂《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允許俄國在伊犁、烏魯木齊和塔爾巴哈臺設立貿易圈，大量俄國商人因而移居到中國[24]:382。
一些學者根據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認為中國文化在漢朝時已傳到俄羅斯，但當時的中俄文化關係是單向的，俄國文化沒有傳到中國；另外，蒙古人在13世紀時把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和工藝品帶到俄羅斯，令中俄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觸[25]:5。
17世紀中旬，俄國佔據黑龍江的雅克薩，在當地興建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26]。1680年代，一批俄國俘虜把一座清廷給予他們的佛教廟宇改建為東正教教堂，該座教堂即是現在的哈爾濱聖·索菲亞教堂；他們又在中國生兒育女、開枝散葉，2個世紀後發展為五大家族[26]。
俄羅斯東正教會在18世紀開始派遣使團來華，該使團在1727年達成明確條文，開始長駐北京，使團其後獲得康熙帝賞賜俸祿、封授官銜，比其他派駐北京的教士更能獲得清政府優待[27]。赴華傳道的俄羅斯教士團在中俄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扮演重要角色；當時，遣使來華是俄國培養漢學家的方式[25]:1–2。一些教士在中國學會了漢語、滿語、蒙古語以至藏語，回國後在俄羅斯教授這些語言；他們又翻譯不少中國典籍，促進了中華文化在俄羅斯的傳播[25]:2。18世紀初的清朝渴求通曉俄語的人才，而當時的俄國也希望培養能操漢語和滿語的國民[25]:31。於是，俄國在清廷同意下派遣留學生來華；他們跟隨傳教士到北京，是近代歐洲第一批官學生[25]:31。清廷十分重視他們，為他們安排教師和飲食[25]:31。
18世紀後期，俄國出現了一股中華文化熱潮，中國文化盛行於莫斯科、聖彼得堡、喀山等城市，其後更擴展至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當時，王公貴族的宮殿、府第收藏了不少中國工藝品和文物（如古錢、扇子、剪紙等），也有很多中式家具和佈置，有些皇宮的大門前更有石獅子[25]:41。
19世紀時，尼古拉一世向中國求書，又特別索要佛經《丹珠爾》，道光帝便把約800冊藏於雍和宮的佛教經典送給俄國；為了答謝清帝贈送典籍，俄羅斯政府精挑細選了700本具學術意義的俄國圖書，回贈予中國[25]:35–36。清政府贈予俄國的典籍只有宗教經典，俄國回贈中國的圖書卻涵蓋了357個領域，如科技、外交、軍政、數學、文學等，大多是由學術權威所撰；但是，這些書的語言都是甚少中國人明白的俄語，清政府又不知道這些書的價值，因此有人主張把書送還，朝廷最終決定封存這些圖書，但不怎麼重視它們[25]:36–38。後來，有學者建議把書譯為漢語，並出版這些書籍，惟未能成事[25]:38。
俄國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曾致函辜鴻銘，表示自己對中國人的生活感興趣；他曾閱讀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也曾嘗試了解中國的宗教信仰[28]。
俄羅斯漢學沒有受到西歐漢學的影響，是一門獨立的學派；俄羅斯帝國時期的著名漢學家包括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伊凡·扎哈羅夫、彼得·卡法羅夫、阿列克謝·列昂季耶維奇·列昂季耶夫、尼基塔·比丘林等，他們翻譯了大批中國書籍，其中比丘林撰寫和編譯了中國不少地方的地方志，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羅夫則翻譯了一些關於中國宗教的文獻[25]:16–17。
1900年，俄羅斯人把秋林洋行引進到哈爾濱，在當地販售大列巴等的俄式小食，頗為暢銷[29]:71。
中國第一家電影院位於哈爾濱，由一個姓考布切夫的俄羅斯人於1902年設立[25]:138。
整理元素週期表的俄國學者德米特里·門捷列夫曾在1900年代建議俄羅斯與中國締結緊密的聯盟，又表示中國會成為如同俄國的泱泱大國；他認為中俄結盟可避免黃禍，並確保世界太平[30]。
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國聯軍之役期間，俄羅斯帝國以義和團破壞東清鐵路為藉口，對海蘭泡和清朝管轄下的江東六十四屯兩地中國居民進行大屠殺，共造成約7000名中國無辜居民死亡[31]。因1900年是農曆庚子年，所以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被合稱為庚子俄難。「庚子俄難」一名來源自周繼功的《庚子俄難》一文，該文被收錄於《璦琿縣誌·第八卷》。
庚子俄難中，海蘭泡慘案的目睹者，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32]一位參與大屠殺的義勇兵對屠殺場景有如下描述：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扎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悽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脫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只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33]連俄國的一位將軍也在日記中寫道：黑龍江悲劇是俄國人避而不談的話題。[34]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改為侵略蒙古地區，又推動蒙古獨立為國[13]:25。1912年，蒙古與俄羅斯簽署協定，打算讓外蒙古成為俄國的保護國；後來，中華民國與俄羅斯簽下《中俄蒙協約》，可保留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但已損失不少利益[13]:25。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量華工在摩爾曼斯克、莫斯科、聖彼得堡、葉卡捷琳堡等地從事工業；5萬名華工被俄國政府編入作戰部隊，也有逾10萬名華人被遣到前線，負責軍事工程，不少華工因而戰死沙場[35]。
1917年十月革命後，俄國成了奉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即蘇維埃俄國（後演變為蘇聯）。日本和部分歐洲國家隨即對俄國局勢展開干涉；蘇俄為了抗衡這些國家，宣佈無條件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又取消兩國間的秘密協議[9]:210，列寧也曾經表示要廢除全部中俄兩國的不平等條約[36]:662。
1918年，十月革命開始牽連到中亞地區，不少白軍將領等軍官逃到新疆，對當地人的生活造成擾亂；一名姓阿連科夫的帝俄軍官策劃暴動，事敗被捕，他被軟禁了一段時間，其後被引渡到蘇聯處死[37]。新疆督軍楊增新堅持沒收白軍將領和軍官的兵器，又妥善地安置他們，試圖避免蘇聯紅軍前來追捕，但後來蘇軍多次到新疆作戰[37]；追捕期間，蘇軍再次佔據中國在1919年收復回來的唐努烏梁海[19]。
1919年，成立於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派員來華，與知識份子會面，建議成立中國共產黨，又表示願意提供協助[38]:12。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推動下聯手合作，是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又決定「聯俄容共」，採用蘇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蘇聯同意援助中國統一和獨立，第三國際則派遣軍事顧問來華[9]:210。1925年，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簽署《致蘇聯遺書》；他在遺書中稱蘇聯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又希望中國與蘇聯會在往後的日子裡通力合作，並「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25]:64–65。
第三國際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擁有最高權力；雖然第三國際大力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他們其後給予中國共產黨錯誤的指導，令中共領導人沒有打擊國民黨內部的右派勢力，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39]。國共兩黨合作期間，蔣介石到蘇聯進行考察，回國後隨即致函辛亥革命元勳廖仲愷；他在信中表示，蘇聯圖謀令共產黨成為正統的中國政府，又有意吞併一些少數民族在中國的聚居地，批評蘇聯是改名易姓的帝國，反對中華民國與蘇聯合作[40]:136。
1924年，蘇聯當局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閥簽訂《奉俄協定》，是蘇聯首次與中國地方政府簽訂協議；由於蘇聯是主權國家、奉系軍閥則只是地方政府，此協約被質疑抵觸國際法中的規定[41]。
1927年11月17日凌晨，張發奎、黃琪翔等人在廣州發動政變，改組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即廣州張黃事變。南京國民政府認為，此事為蘇聯一手操縱。12月11日又爆發廣州起義。12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了對蘇聯的斷絕邦交令。
1929年，張作霖之子張學良試圖收回蘇聯在滿洲地區北部的特殊權益；他首先奪回蘇聯在東清鐵路的特權，蘇聯抗議並要求賠償，但沒有進一步行動[42]。其後，張氏轄下的有關部門就東清鐵路一事提出交涉，蘇聯同意讓中國人出任鐵路要職[42]。1929年中旬，張學良派員搜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又逮捕大量蘇方人員，試圖奪取東清鐵路路權；蘇聯當局提出抗議，宣佈中國駐蘇聯的外交代表機構不再享有治外法權，但張學良不為所動，在1個月後以蘇聯違背《奉俄協定》為由，收回東清鐵路管理權，又派人查封蘇聯企業、拘捕蘇聯人員[42]。蘇聯方面起初希望召集會議，和平解決事件，但國民政府仍然態度強硬；同月，蘇聯政府宣布斷絕與中國的外交關係[42]。中蘇兩國隨後激戰3個月，是為中東路事件；最終，中方落敗，與蘇聯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43]:201–202。事件中，蘇聯和第三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武裝保衛蘇聯」，但當時中國的民眾普遍不支持此主張[44][頁碼請求]。
1928年，蔣介石搜捕共產黨人，中共中央因此決定在莫斯科郊外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唯一一次在中國境外舉行的黨代會[45]:146。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社會、軍制、政制以至國號均是仿傚蘇聯，也有不少以俄國歷史人物命名的學校（如「高爾基戲劇學校」），憲法大綱明文確定蘇聯為其盟友[46]:109–110。1932年12月12日，中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
1937年，日軍在七七事變後大舉侵略中國[47]，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國與蘇聯都意識到最大的威脅是大日本帝國，兩國外交關係恢復[48]。蘇聯與中國簽下條約，運送物資來華，又派遣飛行員和軍事顧問南下，援助中國抵抗日軍[47]。1939年，蘇聯將領朱可夫在諾門罕戰役中率兵擊敗關東軍，殲滅了逾13000名日本兵，擊落約200架日本軍用飛機[49]:125–126。作為《非戰公約》簽署國的蘇聯在七七事變前不干預中日之間的糾紛，這是因為蘇聯的利益在事變前並未受威脅，蘇聯也擔心介入遠東會對自身構成危險；蘇聯援華抗日，既加快了抗戰的結束，也成功取得戰略主動[48]。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聯承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則表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50]:357；條約簽訂後，中國輿情太多批評蘇聯的決定，但中國共產黨表示相信蘇聯是中國抗日的可靠合作者，又認為條約能改善蘇英關係、美蘇關係和國共關係，引起輿論指責中國共產黨[51]。
1944年，唐努烏梁海被蘇聯併入其領土，成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圖瓦自治州；中華民國不予承認，又通過大使向蘇方提出抗議，惟蘇聯方面沒有回應[52]。
1945年上半年，蘇聯和英國、美兩國舉行雅爾塔會議。為了使蘇聯加入與日本交火，令太平洋戰爭提早結束，美國承諾容許蘇聯恢復在旅順、大連和東清鐵路，又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要求美國設法讓中華民國接受上述條件，中華民國與蘇聯最終在同年8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中蘇兩國合作抗日[53]。1945年8月8日，蘇聯以日本堅持戰爭、破壞和平為由，對日宣戰；同月，蘇軍攻佔滿洲國首都長春，又逼令滿洲國皇帝溥儀乘坐的航機回航，把溥儀俘虜，並將他押至西伯利亞[50]:395–396。
1939年中旬，中華民國和蘇聯的代表在莫斯科簽訂《中蘇通商條約》，規定兩國須在稅項、通關手續等事宜上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又容許兩國在雙邊貿易時檢驗和限制另一國出口的貨物[54]。
十月革命後，蘇聯獨有的漢學開始形成；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全俄東方學家學會等學術機構先後成立，也有不少東方學雜誌和刊物出版[55]。當時的知名漢學家包括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博里斯·弗拉基米爾佐夫等人，他們的研究涵蓋中國考古學、中國文化史、蒙古學等範疇[55]。
瞿秋白是十月革命後首個到蘇聯採訪的知識份子；他在當地創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時事通訊，又開始研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文化，撰寫相關的書籍[25]:45, 57。瞿秋白在俄羅斯生活了2年；回國後，他專心鑽研和推廣俄國文化[25]:59–60。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又稱莫斯科東方大學）由布爾什維克創立，專門負責培訓東方世界人民和俄羅斯東部的少數民族，使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大學招收不少中國學生，他們大多由中國共產黨選派，需接受嚴格和具紀律性的訓練[56]。截至1924年，莫斯科東方大學約三分之一的的外國學生為中國人；該校首批中國學生包括羅亦農、劉少奇、任弼時、曹靖華、蔣光慈等人[56]。
孫中山病逝後，蘇聯當局決定在莫斯科開辦一所專門為中國勞動者而設的學府（即後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又向國民黨招募學生；雖然統計數據顯示中山大學的學生多為國民黨人，但當時的「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因此有學者估計身為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的學生實際上佔了近68%[57]:243–245。
1945年8月，蘇軍進駐被日本佔據40年的旅大（即現在的大連）；為了使當地人民能對蘇聯有更深的了解，蘇軍於翌年創辦一份名為《實話報》的中文報章，介紹蘇聯的文化、經濟、地理和歷史，報導中國和世界的重大新聞事件，抨擊國民黨和美國，宣傳中蘇友好[58]。
- 參見：蘇聯進軍中國東北
1945年美國為了盡快結束太平洋地區對日戰爭，降低美國的損失，於是於1945年在雅爾達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三國領袖達成《雅爾達協議》，要求蘇聯進軍中國東北，蘇聯於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對日本宣戰，進軍東北，佔領城市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蘇聯紅軍對戰敗的日本人進行搶掠施暴，蘇聯屠殺日本戰俘和日本僑民，許多來不及撤回日本的僑民被蘇軍屠殺。[59]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廟屠殺。此外還有來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虜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亞集中營強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毆打、強姦、處死、酷刑)據說這些日本俘虜在西伯利亞集中營裡，每年死亡人數大約5萬左右，紅軍高層軍官默許對俘虜的虐待，蘇聯因為戰後男女人口嚴重失調，蘇聯女兵和蘇聯男兵將目光注視到俘虜，進行強姦或輪姦的行為，據說蘇聯俘虜日本兵的總數是60萬，從西伯利亞送回日本的俘虜在20萬左右，外加幾船的骨灰。
同時，蘇聯亦對中國東北的平民進行騷擾。當時，蘇聯佔領軍統帥部是設在長春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其首領為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而瀋陽市的防衛，則是由俄國城防司令卡爾可夫少將負責的。然而，蘇聯軍隊軍紀敗壞，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來往行人，在市內，一入黃昏，便人人自危。因為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再怎麼喊叫、呼救都沒有用，反而會被一腳踢倒在地上，撞得頭破血流。年輕的婦女們，早把頭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緊束起來，穿上男人裝，以求自保。蘇聯士兵甚至使用機關槍射殺，對孩童施暴。[60]龍應台對此評論道，在紀念碑落成、要求「長春各界人士」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在大街上對婦女施行強暴，[61]；連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也因制止蘇聯紅軍搶劫而遭槍擊致死[62][63]。而蘇聯軍隊任意進入住宅，以刀槍威嚇強奪物品與姦殺婦女[64]，[65]蘇聯當地進行的搶劫和強姦婦女的行為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當時東北人均抱怨：｢走了個小鼻子，來了個大鼻子。｣當地人對蘇聯紅軍的厭惡遠超過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間蘇軍的行為甚至影響了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66]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
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提出「一邊倒」外交方針，認為蘇聯的授助對中國的「革命勝利」很重要，主張新中國應站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戰線上，認為只有反帝國主義陣營才會給予中國真正的援助[67]:16；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把蘇聯的現代化經驗視為模範[38]:49。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是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立邦交的國家；1949年10月2日，蘇聯表示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中方於翌日同意兩國建交[68]:4。同月7日，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羅申到達滿洲里，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董必武等人親自迎接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此種禮遇接待大使，在現代外交史上並不常見[69]。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在1949年10月20日起程離國，周恩來總理親自為他送行；當天，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親自致函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向後者介紹王稼祥的職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一次由最高領導人親自為駐外大使寫介紹信[70]。
1949年12月，毛澤東以給斯大林祝壽為名，出訪蘇聯[71]；同時，中國國內也舉行了各式各樣的祝壽活動，如酒會、巡遊等，不少團體和學校均有致送賀禮[72]。毛澤東乘祝壽之機，和斯大林商談簽訂條約一事，但斯大林刻意迴避[71]。祝壽完後，毛澤東待在孔策沃別墅內發牢騷，不肯出外參加活動，令斯大林尷尬，更有謠言指斯大林軟禁毛澤東，亦有傳朱德和劉少奇政變；後來，毛澤東向記者暗示，如果中蘇兩國無法簽訂條約，他就不會回國[71]。斯大林只好讓步，在1950年1月2日同意訂立同盟條約；於是，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派其赴蘇跟斯大林談判[71]。
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另外兩份協定，規定如中蘇其中一方遭到日本或其盟國攻擊，陷入戰爭狀態，另外一方便需盡力援助；蘇聯方面也承諾在1952年前把東清鐵路移交中國、在5年內給予中國合共3億美元的貸款（年利率為1%），又同意把大連交由中國管轄、把蘇軍撤離旅順[67]:18。同時，中蘇兩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67]:18。
1950年，為了要求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表明中蘇兩國是團結的，蘇聯退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蘇聯又聲明，只要安理會內有國民黨人員，蘇聯代表就不會參與其中[73]。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美國將支持大韓民國，毛澤東在翌日的會議上抨擊美國的決定[67]:37。其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出兵朝鮮半島；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兵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聯本決定派空軍支援，但其後改變決定，令志願軍要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情形下渡過鴨綠江[67]:39。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派遣部隊入朝作戰，得到蘇聯的援助[67]:40，而蘇方也組建了第64航空軍駐華，該部隊編制存在期間，曾以鞍山[74]:194、安東等中國東北部的機場作為基地和赴朝參與空戰的據點[75]:199。朝鮮戰爭加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之間的軍事和政治合作，也幫助蘇聯實踐其在遠東地區的戰略目標[30]:165–166；此後，中蘇兩國進入「蜜月期」[38]:48。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全國誌哀3天，舉國下半旗，全國各地的企業、學校、團體須暫停娛樂活動；毛澤東又在翌日致電蘇聯領導人弔唁，感謝斯大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幫助和支持[76]。後來，馬林科夫和赫魯雪夫先後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1956年上半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對上述言論的看法並不一致[68]:74。
蘇共二十大後，一些東歐國家和蘇聯出現了矛盾，其中波蘭與匈牙利兩國更在1956年先後爆發危機，赫魯雪夫向中國共產黨求助；蘇聯在事件後期接受中國的意見，成功維護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77]。1957年11月，毛澤東赴蘇聯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和莫斯科會議；他在十月革命慶典上表揚蘇聯的成就，又在莫斯科會議上表示只有蘇聯才能做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68]:74。
中蘇兩國在蘇共二十大後已開始論戰，兩國在意識形態等問題上有着不同的認識，又就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發生爭論[78]；蘇共組織約40個共產主義政黨發表批評中共的決議或聲明，中共則分別以九篇文章批判赫魯曉夫（即「九評蘇共」）[68]:78。1958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45]:58。史學界對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有不同說法，分別主張中蘇關係惡化是因為國家利益、意識形態、領導人和發展道路的緣故；中蘇交惡引起了兩國的邊界衝突，也大大影響兩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並造成共產主義運動分裂[79]。
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中央曾嘗試修補中蘇關係，惟未能成功；其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當選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他在中蘇邊界部署更多兵力和軍備，又在遠東地區配備了能夠進行核攻擊的轟炸機[80]。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邊界爭議主要圍繞珍寶島和七里沁島，衝突多數發生在這一帶地區；1968年1月，蘇軍以裝甲車撞死爭議島嶼上的4名中國居民，是中蘇最為嚴重的衝突事件之一[80]。事後，中共中央軍委立下規定，容許中方在蘇聯挑釁時有限度地反擊，以達到自衛的目的，又派兵員鎮守七里沁島附近地區；同時，蘇聯也減少在中蘇邊界主動挑釁[80]。因此，兩國有一段時間沒有出現武裝衝突[80]。
1969年3月，中蘇兩國在珍寶島一帶發生衝突，是為珍寶島事件[68]:96。史學界對珍寶島事件的緣起和經過抱持不同主張：一說指蘇軍侵入珍寶島，襲擊中方邊防兵員，造成死傷，中方因此反擊[68]:96；另一說則指中方事前已準備好兵器，想以主權問題破壞蘇聯的威信[81]:125–126；更有一說指珍寶島事件只是偶然的槍戰，是蘇聯以中方攻擊為藉口，企圖掩飾蘇軍在事件中的失敗表現[81]:125。同年，中蘇兩國在新疆鐵列克提爆發軍事衝突[45]:58。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軍方內部的強硬派主張向中國進行核打擊；消息傳出後，中方嚴陣以待，全國進入臨戰狀態，開始生產軍備和挖掘防空洞[82]:229–230。同時，蘇聯亦有高層主張與華對話，雖然中方一度拒絕[82]:231，但周恩來其後和蘇聯政府高層阿列克謝·柯西金會談，達成中蘇不該因邊界衝突而兵戎相見的共識[68]:96。
19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一條線」的外交方針，主張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爭取第二世界國家的支持，和美國建立一道反對蘇聯霸權的戰線；同時，由於中蘇關係陷入緊張，《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名存實亡，中國亦決定不把條約延期[68]:98, 112。
其後，蘇聯決定調整戰略，希望能緩解與中國的矛盾，改善對華關係[45]:59。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指出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的政策不符合社會主義，但蘇聯從不否認中國有着社會主義的制度，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主權，不會支持兩個中國；他否認對中國有領土要求，同意就邊界問題與中國談判，又回憶中蘇兩國關係友好緊密的時期[83]。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派代表就邊界糾紛舉行會談，雖未能解決邊界爭議，卻改善了民間的氣氛[45]:60。
後來，戈巴卓夫在1985年3月上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同年7月，他發表「海參崴講話」，計劃與中國磋商邊界問題，又表示考慮從蒙古撤出一定數量的蘇聯兵員[45]:60。1988年12月，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錢其琛正式訪問蘇聯；翌年中旬，戈巴卓夫到訪中國，中蘇關係終於得以正常化[45]:60–61。此後，中蘇關係發展順利[45]:142。
1989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領導人，是自中蘇交惡三十年來兩國領導人首次正式會談。這時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批群眾，接待儀式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改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陪同戈爾巴喬夫在停機坪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84]
1991年5月，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出訪蘇聯，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會面。中蘇雙方簽署《中蘇國界東段協定》[85]，成立勘界委員會，又決定了一些爭議島嶼主權誰屬，解決了97%的中蘇東段邊界爭議[86]:228–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貿易得到大規模的發展：截至1950年，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截至1953年，蘇聯出口到中國的總額佔蘇聯對外貿易額的18%[87]。在中蘇兩國最為友好的時期，蘇聯向中國供應的工業器材多是重工業設備，這些設備的價錢一般比美國、英國的市場價格便宜[87]。此外，蘇聯也向中國提供援助，派遣專家來華，協助改善經濟[45]:58。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承諾援建逾百個大型項目，如製藥廠、火電廠、飛機製造廠、拖拉機廠等，促進了經濟建設[68]:74–75；為補償蘇聯在華援建，中國向蘇聯供應了銅、銻、橡膠等物資[67]:73。
1958年，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單方面撤銷援助中國核工業的協定，又撤回全數在華專家[68]:191。由於中蘇交惡，中國與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的雙邊貿易額大幅下降，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亦因而有所發展[88]。中蘇交惡後，有指中國被蘇聯逼使償還債項、而致出現飢荒（即「蘇聯逼債」），這說法曾被廣泛流傳；但有史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文獻和記錄，認為「逼債」之說子虛烏有，而蘇聯更曾在三年困難時期容許中方推遲還債[89]。
在中蘇關係密切時，俄語成了中國學生學習外語的普遍選擇，中國的教育政策也全面地仿傚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大規模裁減綜合大學、建立單科大學，剔除教會大學等，制定統一的教材和教案，並減少文科學生、增加理科學生[38]:48，這些合併後的高校在1990年才重新編制回英美式的綜合大學。
在1950年代，中蘇兩國音樂的交流高度政治化；當時的中國引入蘇聯在音樂教育、創作、表演等方面的經驗，也有蘇聯音樂家來華[90]。中國音樂學家薛範合共翻譯了近1000首俄羅斯或蘇聯的歌曲，當中既有俄國民俗音樂、也有蘇聯音樂作品[91]；他的譯作包括《斯拉夫送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頓河好漢》等[92]。俄語歌曲《喀秋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蘇聯耳熟能詳的軍歌；這首歌在中國非常著名，還成了志願軍赴朝參戰的軍樂[93]。當時，蘇聯電影在中國也很流行[72]。
後來，中蘇之間的學術交流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在此期間，中方曾驅逐蘇聯的記者，蘇聯當局也曾和中國留學生爆發衝突[81]:123–124。文化大革命期間，蘇聯經常以霸權、獨裁等負面形象出現在中國的文藝創作裡；中蘇糾紛稍為緩和時，關於蘇聯的中國文藝作品有些是描寫異國人反抗沙俄或蘇聯侵略，有些則以緝捕蘇聯間諜為題[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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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
| 國名
（簡稱）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
俄羅斯聯邦 (俄羅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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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徽 | .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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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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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域 | _(Asia_centered).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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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 | 9,640,011平方千米（3,717,813平方英里） | 17,125,242平方千米（6,612,093平方英里） |
| 人口 | 1,365,700,000 | 146,880,432 |
| 人口密度 | 140/平方公里 | 8.3/平方公里 |
| 首都 | 北京 | 莫斯科 |
| 最大城市 | 上海（23,019,148） | 莫斯科（14,837,510） |
| 政府 | 單一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黨制、共和制 | 聯邦制、半總統制、共和制 |
| 建國者 | 毛澤東 | 鮑利斯·葉爾欽 |
| 現任最高領導人 |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註 1] | 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註 2] |
| 現任國家元首 | 國家主席：習近平[註 3] | |
| 現任政府首腦 | 國務院總理：李強[註 4] | 總理：米哈伊爾·米舒斯京[註 5] |
| 執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統一俄羅斯 |
| 立法機關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包括常務委員會） | 俄羅斯聯邦會議（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 |
| 官方語言 | 現代標準漢語 | 俄語 |
| GDP (國際匯率) | $14.14萬億（2019） | $1.637萬億（2019） |
| GDP (購買力平價) | $27.80 萬億（2020估計）[95] | $4.17 萬億（2020估計）[95] |
| 人均GDP (國際匯率) | $10,098（2019） | $11,162（2017） |
| 人均GDP (購買力平價) | $20,984（2020估計）[95] | $30,820（2020估計）[95] |
| 人類發展指數 | 0.719 (高)[96] | 0.816 (極高) |
| 外匯儲備 | 3,990,000 (百萬美元) | 467,200 (百萬美元) |
| 國防預算 | $131.57 百萬[97] | $90.7 百萬(2013)[98] |
1991年末，蘇聯解體，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分別成為了獨立的國家[99]。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當年12月27日宣佈承認俄羅斯聯邦政府[68]:142；同日，中國外交部部長錢其琛致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表示中方決定改任原來的駐蘇聯大使王藎卿為中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99]。
俄羅斯聯邦成立後，中國對中俄關係的原則有「三好」和「三不」，其中「三好」是指中俄兩國是好夥伴、好朋友和好鄰居，「三不」則是指中俄不會結盟、不會彼此對抗、也不會聯手針對第三方[68]:170–171。
1992年12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訪問中國，[100]葉利欽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中方領導人進行了會晤，兩國領導人簽訂聯合聲明，把中俄關係提升至「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層次；1994年下半年，江澤民出訪俄羅斯，兩國領導人再次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使中俄關係成為「建設性夥伴關係」[101]。其後，葉利欽在1996年4月再度訪華，與江澤民舉行會談；中俄領導人簽署第三次聯合聲明，宣布建立中俄之間「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02]。
2000年，中俄兩國簽訂團體旅遊互免簽證協議，兩國公民可以以跟團旅遊的方式免簽證入境對方國家。
2001年7月中旬，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訂有效20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了中俄兩國合作的原則；其後，江澤民表示條約將以法律形式鞏固中俄友好，並規劃了中俄關係在21世紀的發展[103]。2004年10月中旬，中俄兩國簽訂《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成功勘分98%的東段和西段國界；翌年，剩餘部分國界的勘分和相關立法程序亦告完成，中俄領土爭議到此為止[30]:185。
2008年5月，四川發生大地震，造成大量的傷亡和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政府在地震後接受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援助，其中俄羅斯既向中國提供救災物資，又派出救援隊伍來華[68]:182–183。同年10月13日，半個黑瞎子島正式交付中國，至此中俄東段邊境最終確定[104]。
2012年7月15日，一艘中國漁船被俄方指控非法捕魚而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被扣。16日，俄羅斯一艘海岸巡邏船在日本海俄羅斯專屬經濟區向一艘載有22.5噸魷魚中國漁船開火，造成1人失蹤，並將漁船押往納霍德卡。7月19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約見俄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譴責俄國海警向中國漁船開火。程國平表示中方對俄方粗暴執法表示強烈不滿。[105]
201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發表演說，形容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和「最好的一組大國關係」[45]:207。
2014年，烏克蘭爆發武裝衝突，俄羅斯被指干涉該國事務，引起西方國家抨擊；中國沒有批評俄羅斯在烏克蘭衝突中的角色，但也沒有予以支持[106]。有分析指，中俄關係因烏克蘭衝突而更密切；分析認為，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批評迫使俄羅斯只能致力發展對華關係，沒有其他選擇[107]。
從2010年起，俄羅斯開始考察越南金蘭灣。2014年烏克蘭衝突爆發後，中越南海衝突擊亦不斷升級，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隨之聲稱，俄羅斯關於在越南和新加坡建立軍事基地的談判已經接近尾聲[108]。2016年10月，俄羅斯國防部突然發布消息稱正在考慮在金蘭灣建立軍事基地，而越南官方卻回應稱不會把金蘭灣交給俄方使用。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海平在記者會上表示：「越南的一貫立場是堅持軍事不結盟，不與其他國家結盟對抗第三方。我們不會允許任何國家在越南設立軍事基地[109]。」
應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2018年9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赴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出訪期間，習近平與普京共同出席中俄經貿、人文、地方交往等活動。此次出訪是習近平自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以來第7次訪俄，也是2018年內中俄兩國元首的第3次會晤。2019年6月5日，正值中美貿易戰激化期間，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中俄領導人決定將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10]。英國廣播公司對此認為，兩國關係已經發展成為準盟友關係，並為日後可能發生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111]
2022年2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並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式。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112]。
2022年10月2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視中國為親密的朋友。[113]
2023年2月2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接受俄國家官方媒體「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專訪時表示，俄中沒有建立軍事聯盟，但雙方關係高於傳統軍事聯盟質量，沒有限制、界限和禁忌話題，兩國關係正處於建交以來最好狀態[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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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兩國在2005年至2013年的雙邊貿易額 -
中俄貿易在2005年至2013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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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俄兩國的雙邊貿易總額為683.3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516.9億美元到俄羅斯，俄羅斯則出口166.4億美元到中國，逆差350.5億美元；截至2013年，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進口來源地、第六大的出口市場，亦是俄羅斯主要逆差來源地之一[115]。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主要產品包括礦產、化學工業產品等，中國則主要出口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其原料）、卑金屬（及其製品）等商品到俄羅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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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合共對俄羅斯直接投資3.03億美元（不包括金融業），涉及的領域包括能源、礦產資源、林業等，俄羅斯對中國的投資則涉及製造業、運輸業等領域；同年，中俄兩國合共簽署了總金額為13.8億美元的工程承包合同[116]。
除了官方貿易外，中俄之間也曾出現大規模的民間貿易。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極度缺乏輕工業產品，這使中國小商品及服裝產業經營者開始從事民間邊貿活動。這些國際「倒爺」大多乘火車（尤其是3/4次列車）自行帶貨，列車進入俄羅斯境內後，每停一站即有中國倒爺站在車窗口售貨，經常是車還沒到莫斯科，貨便已售罄。[117]這種暴富現象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注意，1993年更因此發生了一系列搶劫案[118]。同時，一些倒爺將劣質產品帶到俄羅斯銷售，中國貨的聲譽受到一定程度損害[119]。
中國的綏芬河市是中俄兩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貿易口岸，提供各式各樣的貨品，貨物出口到近乎半個俄羅斯的地區；在綏芬河市，一些商場內的店鋪專門招待俄羅斯人，不欲華人光顧[120]。同時，俄屬遠東的市場幾乎被中國貨物壟斷，一些俄羅斯人對此感到憂慮[120]；曾有民意調查在2007年詢問俄羅斯人對國家出現中國勞工、中國企業和中國貨品的喜惡，發現21%的俄國人厭惡當地商鋪出現中國貨品、48%的俄國人厭惡當地有中國企業、41%的俄國人厭惡當地中國勞工日益增加，這是因為到俄羅斯經商的中國人不認識當地文化和法律，也不願融入當地社會[121]:288–289。雖然俄屬遠東地區勞動力不足，但俄羅斯近年推行了新措施，趕走俄屬遠東的部分中國人[121]:289。
有些中國人企盼着到俄羅斯工作，也有俄羅斯人要為生計而在華就業[120]。逾萬名華人在海參崴定居和營商，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包括飲食業、房地產業、第三產業等，經常遭受俄羅斯警察和幫會勒索[122]；中國則有俄羅斯人在專門服務自己同胞的餐廳工作[1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向俄羅斯採購大量軍備，如導彈、直升機、驅逐艦、潛水艇等，亦有購買零件，為俄羅斯國防工業帶來收入，但中俄的軍火貿易和軍事合作曾在2006年至2008年陷入停滯[123]。
2010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親自赴莫斯科出席紀念衛國戰爭勝利的閱兵儀式，又在無名烈士墓前獻花；他表示，中國和俄羅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締結的友誼，是現在中俄友好的基礎[124]。
2013年8月中旬，中俄兩國在切巴爾庫爾進行反恐軍事演習，名為「和平使命―2013」；演習旨在令中俄兩軍能在沙場上並肩作戰，以及提供兩軍交流反恐策略的機會[125]。
2014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和俄羅斯海軍在東海舉行名為「海上聯合-2014」的聯合軍演，兩軍派出參與軍演的軍備有艦艇、潛艇、固定翼飛機等，是中俄兩國海軍在東海舉行的第一次軍演[126]。演習過程中，曾有日本自衛隊軍機進入演習區域，但遭到解放軍戰鬥機的阻攔，亦有傳聞稱日本方面有偵察船偽裝為漁船，到軍演區域搜集情報；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批評日本的上述行為危險和挑釁[127]。
201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共110名軍人組成的儀仗隊，應邀參與2015年紅場閱兵[128]；閱兵儀式上，普京在演說中特別提及中國對二戰同盟國勝利的貢獻[93]。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與俄軍在地中海舉行軍事演習，是解放軍海軍曾參與、距離中國本土最遠的演習；有西方媒體認為軍演顯示中國的野心日益增加，兩國國防部則否認軍事演習是針對第三方[129]。分析認為，解放軍可在軍演中學習俄軍應對北約監視的技巧，以提升應付外國騷擾的能力[130]。
2016年4月份兩國國防部宣布進行反導系統的首長司令部計算機模擬演習[131]，連線雙方的飛彈指揮系統形成一個共同的防空網，央視稱此一動作為了反制美國四處部屬的反導系統。
2018年8月中下旬至9月中旬，根據中俄雙方達成的共識，在俄羅斯舉行舉行了「東方-2018」戰略演習，9月11日至15日雙方在俄後貝加爾邊疆區楚戈爾訓練場共同組織聯合戰役行動演練[132]。中方參演兵力約3200人，各型武器裝備900多台，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30架，主要演練機動防禦、火力打擊、轉入反攻等課目[132]。圖－95、圖－22、蘇－27、蘇－34、蘇－35、米－26、卡－52等先進戰機和T72B3坦克、2S19自行榴彈炮、「旋風」火箭炮、「山毛櫸」－M2防空導彈、「伊斯坎德爾」導彈等俄軍「明星」主戰裝備成系列公開亮相[133]。
遠東聯邦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梁贊國立大學、喀山聯邦大學等18所俄羅斯學府均設有孔子學院[135]。其中，莫斯科大學孔子學院由北京大學與莫斯科大學合作建立，開設漢語、書法、中醫、武術等課程；截至2014年5月，莫斯科大學孔子學院共有約2000名已畢業的學員[136]。
2005年7月，中俄兩國宣布將在2006年和2007年互辦「國家年」活動，中國在2006年舉行「俄羅斯年」活動、俄羅斯則於2007年舉行「中國年」[137]。中國「俄羅斯年」活動包括音樂會、書展、科技論壇等，不單是文化交流，也牽涉到中俄兩國的經貿和軍事往來[138]；俄羅斯「中國年」的活動則有影展、郵票展覽、烹飪比賽等[139]。繼互辦「國家年」後，中俄兩國在2009年和2010年互辦「語言年」，「俄語年」的活動包括俄語教師評比、寫作比賽等[140]，「漢語年」的活動則有美術展、文藝晚會等[141]。其後，中國在2012年舉辦「俄羅斯旅遊年」，俄羅斯則在2013年舉辦「中國旅遊年」[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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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注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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