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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門罕戰役（蘇聯與蒙古稱「哈拉哈河戰役」、「哈拉欣河戰役」，俄語：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蒙古語：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 ；日本稱「諾門罕事件」，日語：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日本帝國和蘇聯發生在當時的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一場邊界戰爭。日本稱1939年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為第1次諾門罕事件，此後至1939年9月16日停火為止，稱為第2次諾門罕事件。蘇聯方面指揮這場戰役的統帥是朱可夫、日方主將則為小松原道太郎。雖然這場戰爭規模很大，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爭的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失利和蘇聯的獲勝為結局，但蘇聯並無意進一步擴大戰事。爲此蘇聯在1941年4月與日本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此後兩國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蘇聯在1945年8月8日對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 諾門罕戰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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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蘇邊界衝突的一部分 | |||||||
蘇軍BT坦克參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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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蘇聯 蒙古人民共和國 |
 大日本帝國 滿洲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svg){kind=small}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維奇·施捷爾恩 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費克連科（6月6日以前） 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6月6日以後）雅科夫·斯穆什克維奇 霍爾洛·喬巴山 |
 小松原道太郎 植田謙吉 安岡正臣  正珠爾扎布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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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51,950人[1] 498輛坦克 809架飛機 |
共75,000人(實際參戰的只有以23師團為核心的25,000餘人) 8月20日：50,000人[2] 135輛坦克 450架飛機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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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解密檔案統計： 蘇聯： 9,703人陣亡或失蹤 15,251人受傷 超過350輛裝甲車 250架飛機[3] 蒙古： 280人死亡 710人受傷 |
日方宣稱： 8,440人陣亡、 8,766人受傷[4] 30輛坦克 180架飛機 蘇方宣稱： 60,000人死傷 3,000人被俘[5] 滿洲國傷亡2,895 | ||||||
1734年（雍正12年），清廷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管理索倫、巴爾虎等部落的牧地，並劃定新巴爾虎兩翼八旗與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各旗的行政區邊界，沿邊界線設立了16個卡倫，其中一個卡倫就是諾門罕布爾德。在諾門罕地區，邊界線劃在哈拉哈河以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處，史稱「雍正界線」。1912年後中華民國政府仍以「雍正界線」作為兩個部族間的行政界線，如1919年中華民國郵政發行的《中華郵政輿圖》。1921年在蘇聯的支持下，外蒙古再次宣佈獨立，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並繼續主張這條國境分界綫。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佔領中國東北，1932年建立滿洲國，日滿當局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綫」，如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地圖，1932年東京朝日新聞專賣社發行的《最新大滿洲國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處爲界。但是1937年秋天之後，駐滿洲的日本關東軍主張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分界綫應以哈拉哈河為界，並向河東岸派出了邊防警備隊，這引發了雙方圍繞著領土糾紛而不斷發生小規模摩擦並最終導致了大規模邊境戰爭的爆發[6]。
1932年9月15日簽署《日滿議定書》。第二條規定：「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脅，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以該議定書為基礎，日滿軍事協定委員會制定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案》，規定當一方或雙方遭到第三國侵略時，兩國軍隊將在日本國軍事指揮官的統一指揮下行動。1932年起，日軍開始以四年計劃旨在充實駐滿洲兵力、改善裝備等應急的軍備建設。[7]
蘇軍從1933年春開始構築堅固的邊境陣地，並開始增兵。1934年6月，遠東蘇軍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總兵力約23萬人；日軍駐滿兵力只有3個師、1個機械化旅、騎兵集團、3個獨立守備隊、約80架飛機，兵力約5萬人，加上日軍駐朝兵力，也不及遠東蘇軍的十分之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在與蘇軍遠東兵力的對比上，駐滿洲和朝鮮的兵力至少要始終保持相當於蘇軍的十分之八，並儘早將航空兵力增強到相當於蘇軍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為目標，迅速擴充軍備。[7]
1935年初，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地區（呼倫貝爾）的軍事部署基本就緒，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下轄騎兵第1旅團、騎兵第4旅團，由笠井中將指揮，不斷在滿蒙邊界製造軍事挑釁摩擦，試探蒙古人民共和國軍事實力和反應。1935年1月，蒙滿雙方爭奪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爾哈廟，日本將這次武裝衝突稱為「哈爾哈廟戰鬥」。1935年日蒙之間發生了176次邊境軍事衝突。經日蘇交涉，滿蒙雙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滿洲里召開「滿蒙國境會議」，解決雙方邊界線問題，史稱「滿洲里會議」。滿洲國代表團正式成員共4人，首席代表為興安北省省長凌陞，還有：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烏爾金少將，滿洲國軍政部部員齋藤正銳陸軍少佐（實際是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滿洲國外交部政務司長神吉正一。由於騎兵兵種單一，加上重武器不足，難以勝任對蒙古的威懾挑釁目的。關東軍於1936年2月由駐公主嶺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抽調摩托化歩兵1個大隊、山砲1個小隊、戰車1個中隊（輕裝甲車9輛）組成一個特遣支隊，支隊長澀谷安秋大佐，進駐海拉爾，暫配屬於騎兵集團長笠井中將指揮，松村黃次郎中佐指揮的海拉爾陸航戰鬥機部隊擔任空中支援。
1936年3月12日《蘇蒙互助議定書》簽訂，共有兩條：「蒙古或蘇聯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的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並採取為他們領土的保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他們應互相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內各方面的援助。」[8]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布。
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內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裝甲車約10輛（45mm砲裝備）擊潰日滿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輕型裝甲車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被擊斃，澀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阿達格多蘭事件）。1936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布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廢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須向參謀本部總長實行事前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內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的對方屍體。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9]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紮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裝攻擊時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別軍進駐蒙古，與蒙古共同建設防禦工程。
1938年7月日本陸軍第二十三師團從日本進駐海拉爾，原駐呼倫貝爾的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調往蒙疆參加對華戰爭。1938年7月30日，日、俄兩軍在滿、蘇、朝交界的張鼓峰便因為邊界糾紛發生武裝衝突，結果十日後的8月10日雙方議和，簽訂停戰協定。
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經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許可後，作為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於4月25日向聯隊級以上軍官直接傳達該綱要的實施命令。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滿蘇國境之蘇軍非法行為，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指出「在國境線不明確的地區，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地進行國境線認定」。
1939年5月4日，約七至九十名蒙古人民革命軍第24國境警備隊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今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西南部，阿爾山以西）放牧。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3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一個班士兵立即開槍阻截，並上馬追趕，將蒙古牧馬人和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軍的50餘名騎兵武力攻占了設在滿洲、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滿洲國邊境警備部隊的錫林陶拉蓋哨所。日本及滿洲國認為滿、蒙邊境應該在哈拉哈河，哈拉哈河以東為滿洲國國土；而蘇、蒙則認為邊界在河東約十六公里，諾門罕的東面，該地為蒙古國領土。
此時日本關東軍在滿洲國之領土呼籲下決定干涉。5月13日或5月14日，隸屬關東軍小松原師團的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指揮本部200餘日本騎兵、滿洲國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00滿洲國士兵，並出動5架轟炸機投擲60多枚炸彈。蒙古方面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15日主動撤向了河西。
此時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議定書》介入，決定干預蒙古戰事。蘇聯將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並將第57特別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發生戰事的地區集合，並在諾門罕地區進行飛行偵察。5月22日至24日，蘇聯空軍與日本關東軍第2飛行集團在諾門罕上空展開了大規模的空戰。日軍奪去了制空權。
5月24日蒙古騎兵第6師（轄騎兵第15、第17團，每個騎兵團由2個騎兵連和1個機槍連組成，師直裝甲車營、炮兵營等）渡過哈拉哈河，擊退滿州國騎兵，並在哈拉哈河以東10千米處據733高地、731高地設置防禦陣地。蘇軍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營（轄摩步第1、第2、第3連）以第2、第3兩個連部署在蒙軍北、南外側，第1連部署在浮橋以西擔任預備隊。蘇軍摩步第36師第149團（欠一個營，團長伊萬·列米佐夫少校）位於哈拉哈河前線以西120千米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為總預備隊。蘇軍總兵力為1100人，蒙軍為1257人。
師團長小松原中將於5月25日下午到達甘珠爾廟，召開軍事會議聽取偵察報告。小松原認為消滅越境的蒙軍的時機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小松原師團長有權在邊境線不明的地區，自行判斷和劃定國境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權自行決定動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師團長命令步兵第64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率隊發起攻擊。其作戰部署是：
以上各部構成山縣支隊，總兵力約1600人日軍，另配屬450餘名滿州國騎兵。山縣支隊各部於27日夜間出發；計劃於28日清晨5時整同時發起進攻，殲滅哈拉哈河東岸蘇蒙軍。作戰依據是「俄軍一旦後路被斷，馬上就會全線崩潰」的日俄戰爭的「老經驗」。
5月28日凌晨4時至5時40分，蘇軍坦克第11旅摩步營營長貝科夫少校率領摩步第1連，將迂迴偷襲的東八百藏中佐搜索隊阻擊在距離浮橋1.7千米處。28日中午13時，東八百藏中佐向支隊發出求援，但僅在下午17時獲得了淺田小隊的增援。28日21時入夜之後，東搜索隊準備發揚日軍傳統的「夜戰」優勢轉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領蘇軍摩步第149團從塔木察格布拉格趕到戰場。蘇軍隨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燈照射下對東搜索隊發起總攻。激戰持續數小時，東八百藏搜索隊擊退了蘇軍進攻，死傷91人（包括騎兵中隊長、裝甲車中隊長）。29日凌晨3時30分，蘇軍恢復進攻，從三面迫近東搜索隊陣地。29日下午14時，東中佐下令傷兵突圍。15時東搜索隊只剩下25人。18時，東八百藏中佐實施了最後的自殺突擊。
此戰東中佐之搜索隊軍力減損63%：8名軍官和97名士兵被殺，1名軍官和33名士兵負傷。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蘇軍之傷亡具體人數不明。
29日21時，小松原師團長派遣第71聯隊第2大隊馬場進少佐帶領的第5中隊、聯隊炮中隊、反坦克炮中隊，總共381人，分乘40輛汽車增援，於30日下午到達戰場。蘇軍以為日軍大部隊前來增援，因此主動撤回哈拉哈河西岸。
戰後，小松原師團長向上級報告此戰取得了輝煌大勝，擊斃蒙古國騎兵第6師師長沙日布、全殲蒙騎第6師騎兵第15團；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組建師團的騎兵聯隊。東京的參謀本部發來的「參字547號電」，對23師團的勝利表示祝賀。
諾門罕邊境衝突發生後，作爲蘇聯在東京的佐爾格間諜情報網成員之一的布蘭克·武凱利奇以法國通信社Agence Havas（法新社前身）記者的身份趕赴諾門罕前綫采訪，根據他所收集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就戰局的走向，6月4日佐爾格給蘇聯最高領導層發出了如下電文：「日本方面並沒有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意圖，但不排除衝突有可能升級為大規模戰爭。迄今爲止，日本軍隊尚未經歷過嚴重挫折，因此日本軍界尤其是關東軍愈加變得肆意妄爲。爲避免使蒙古國境綫的戰爭衝突陷於長期化，我建議對日本只能採用大棒手段，對關東軍施以堅決打擊[10]。」
收到情報之後，蘇聯方面在六月期間開始向諾門罕附近，哈拉哈河兩岸增兵，並將大批軍需物資通過西伯利亞鐵路火速從蘇聯調往諾門罕前綫。6月5日斯大林解除了尼古拉·費克連科前綫總指揮的職務，改由朱可夫負責指揮。1939年6月12日，朱可夫被蘇軍最高統帥部任命爲第57特別軍軍長。他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後，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貝斯（今喬巴山）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蘇軍戰鬥機開始在空中與日機周旋。雖然戰場距離最近的鐵路站點烏蘭巴托有750公里之遙，但蘇軍擁有充分的機械化後勤能力：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從烏蘭巴托出發車輛需行駛5天才能抵達戰場。
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土居明夫6月初乘坐火車從莫斯科返回滿洲國新京（長春）途中，目睹了大批軍用車輛以及貨運物資運往前綫，因此他對關東軍作戰參謀部提出了告誡說：「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蘇聯決心要通過這場戰爭與日本一決雌雄，關東軍應以全部主力應對，必要時可以考慮從日本本國增兵，如果無法做到的點話，可以考慮撤兵避免衝突的妥協方案」。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關東軍參謀作戰部高級軍官斥為軟弱，關東軍並沒有重視這個情報，認爲關東軍對付蘇蒙聯軍綽綽有餘[11]。
六月下旬，日滿聯軍發動反攻。6月27日關東軍第二航空大隊出動重型轟炸機24架、輕型轟炸機6架、戰鬥機77架，對蘇蒙軍的塔木斯克機場與另外兩個空軍基地進行了偷襲，這次的偷襲給蘇軍的空軍造成了一定損失。關東軍發表戰報為：日軍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25架，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半數遭到摧毀[12]。6月30日第23師團小松原團長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及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3日，日軍決定撤回河東岸。而河東的日軍亦未能將蘇軍擊退。雙方從後方增調炮兵增援。
7月4日中午，蘇軍坦克第11旅、裝甲車第7旅與日軍安岡戰車部隊在巴爾其嘎爾高地展開戰鬥，在正面七公里寬的戰場上蘇軍80輛T28坦克和12輛T130噴火坦克及三百餘量的裝甲車在機槍第5旅的掩護下，將安岡的97輛九五式坦克和37輛裝甲車包圍，蘇軍的大炮炮擊準確隔離了安岡坦克師與步兵和炮兵的連接部，雙方坦克展開衝鋒，日軍戰車第3聯隊長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揮車被擊中，車毀人亡，日軍坦克被擊毀四十餘輛，37輛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殘餘的坦克逃回將軍廟。7月5日，日軍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後的戰鬥集中在東岸展開。
日軍在七月底的一次反攻仍然未能將蘇軍驅離河東，雙方在夏天一直維持僵持；至7月22日日軍第23師團已經戰死1,085人、戰傷2,436人、戰病748人、失蹤24人，合計損失4,293人[13]。朱可夫在7月底則下令軍團後撤30公里，讓野戰部隊重新學習步兵、砲兵、裝甲兵之多兵種協同作戰，這段時間為蘇軍士官兵的惡補使得在8月份攻勢時蘇軍展現較7月份作戰要更好的戰術素養。
8月20日，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坦克524台，裝甲車385輛，火炮542門，飛機500架。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蘇軍渡河。
日軍的作戰策略則是以前綫部隊阻擋敵軍進攻，等待蘇軍的進攻力減弱後，以援軍從側面包圍蘇軍。但是蘇聯閃電戰式的立體機動作戰，特別是大量投入的裝甲兵，突破日軍防線。8月24日，蘇軍南北兩翼在諾門罕合圍。兩個日本關東軍師團（第7師團及第23師團）的主力被包圍。8月27日，日軍最後突圍。
此次戰役後：
第57特別軍：1937年9月4日在外蒙古成立。軍長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師級指揮員，1938年6月晉升軍級指揮員，1938年9月8日調任紅旗第二集團軍司令員，第7裝甲車旅旅長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費克連科（師級指揮員）接任軍長。1939年6月11日，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免去軍長費克連科和航空兵司令卡利尼切夫的職務，任命師級指揮員朱可夫為軍長；參謀長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波格丹諾夫（旅級指揮員）。7月19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第0036號命令，第57特別軍重組為第1集群。1939年9月9日，該部包括：25809人（含軍官2622人）、265輛坦克、281輛裝甲車、107架飛機、516門炮、5046輛汽車。
第2飛行集團：駐海拉爾。司令官儀峨徹二中將/寺本熊市中將，轄4個飛行團、10個飛行戰隊，其中第59戰隊從武漢調來。先頭投入8個戰隊參加了諾門罕空中作戰。隨着戰事進展，日本陸軍投入了36個飛行戰隊中的18個參戰，包括來自日本國內的戰鬥機第1飛行戰隊，在朝鮮會寧的戰鬥機第9戰隊，在華北、華中、華南的8個飛行戰隊：輕轟炸戰鬥第27、輕轟炸戰鬥第31、戰鬥機第64、重轟炸第98戰隊。
關東軍主要人員變化情況是：9月7日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參謀長飯守驤，參謀副長遠藤三郎中將，9月12日尾高鬼藏任第3軍司令官。 至年底，關東軍轄9個步兵師團（第1、2、4、7、8、11、12、23、24）、7個獨立守備隊（第1、2、3、7、8、9）、8個國境守備隊（第1-8）和航空兵團。
滿軍興安騎兵師：以興安騎兵第五團、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為基幹，抽調興安軍各蒙古「精銳」士兵臨時組建的野戰性質部隊，共4500多人。師長野村登龜江中將。參謀長後藤外馬上校。1939年6月25日在阿爾山集結。受安岡坦克師團指揮。負責左翼一個獨立方向作戰。1939年7月1日拂曉奉命沿胡魯斯台河兩岸向巴爾其噶爾高地、諾羅高地前進，殲滅蘇軍一個十幾人的偵察隊，7月3日在傷亡100餘人後奪取喀爾喀河與胡拉斯台河匯流方向高地，展開防禦作戰。7月4日蘇蒙軍炮火使得興安師炮兵團損失了半數裝備，人員大量傷亡，失去戰鬥力。7月5日在蘇蒙軍炮火轟擊下，興安師大量傷亡，裝甲車被毀。蘇蒙軍炮兵發射的宣傳彈把傳單撒向興安師陣地：「不要受日本人欺騙」，「你們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當炮灰」等蒙語內容動搖了大批蒙古士兵的意志。7月6日興安師各團發生士兵攜械自發大潰退。7月7日興安師陣地徹底崩潰，師司令部也在三面包圍中險些被全殲，在日軍一個聯隊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打退了蘇蒙軍隊；前來「參觀學習」的蒙古族少年隊是由十四五歲各期王公子弟組成，也在保衛師司令部的戰鬥中傷亡了30餘人，「影響不好」就此撤往後方；蒙古人民革命軍騎兵第八師用飛機向興安師陣地撒布傳單，號召投誠。興安師收攏潰兵2600餘人，直到7月16日蘇蒙軍進攻轉向日軍陣地，興安師陣地才勉強維持。8月3日晨殘存不足兩百人的興安師撤出戰場，由於日軍對其不信任達到頂點，興安師餘部被全部繳械的情況下回到了後方。戰役中日籍軍官傷亡202人，士兵傷亡2895人以上，餘眾多逃亡。7月7日後成股的攜帶武器的逃兵沿着鐵路東走，在白狼車站殺死了王爺廟特務機關前來招撫的貢布扎布中尉；走到歸流河車站，王爺廟特務機關派白雲航中校前來招撫，為迅速平定事件，解除逃兵顧慮，稱其為「歸還兵」，要求沿途軍警不准阻擊扣押，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爺廟整編就不咎既往。教導團中士班長小喇嘛率200餘人不受招撫，逃到科爾沁右翼中旗為股匪；後經興安南警備司令達理扎布上校招撫，但於1939年11月在通遼把小喇嘛為首的17人逮捕、判處死刑。
鈴木支隊：由第三軍管區第三教導團為基幹組建約3000人，總兵力3000人，指揮官為鈴木少將。該部與石蘭支隊同期調動後，一直充當二線預備部隊，未與蘇蒙軍正面作戰。
石蘭支隊：石蘭斌少將率領以漢族士兵組成的第三軍管區獨立第一旅約3000人，從齊齊哈爾出發開始就士氣低落，接防興安師的路途中，更是不斷受到敗逃興安軍同胞「快往回跑吧」的「提醒」，逐漸開始認識「上前線替他們（日軍）當炮灰」。8月21日，石蘭支隊第三教導團第一營在王顯、徐春舫的率領下，全營240人殺死日籍軍官起義投蘇軍[15]。其餘殘部隨即被撤出前線，石蘭斌被停職。
烏爾金部隊：即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烏爾金中將（蒙古族），軍事顧問市村中佐，下轄興安騎兵第一、二、七、八團，士兵全部為中國蒙古人（包括現在的鄂倫春、達斡爾人）。直接參戰600—1000人。5月4日，第八團騎兵第三連同蒙古人民革命軍警備隊在邊境爭議地帶爆發小規模衝突。日軍隨即決定將事件擴大化，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八團約400人配合關東軍東八百藏騎兵聯隊200餘日本騎兵進攻蒙軍，蒙古方面在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5月15日主動撤向了哈拉哈河西岸。5月28日，日軍第23師團發起進攻，試圖殲滅開進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蒙聯軍。烏爾金部第一、二、八團約600人隨同山縣武光大佐負責指揮的第64聯隊，協助東八百藏中佐聯隊參加作戰，遭到重創後即撤出戰鬥，而東八百藏的搜索中隊200餘人則在哈拉哈河東岸受到重創。 烏爾金各部隨後作為輔助部隊繼續在右翼作戰。8月20日轄下騎兵第二、八團曾擊退蘇蒙軍的一次進攻，8月24日殘部跟隨井置支隊撤離。[16]
1939年8月中歐洲形勢急劇變化。蘇、日兩方亦在8月底後加緊外交談判。蘇軍雖然在遠東取得戰役的戰略勝利，但無意擴大戰果。雙方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有關諾門罕戰役的停戰協議，事件最後以日本退讓，承認現存邊界結束衝突。1940年6月9日蘇、日兩方正式締結協議。最後導致1941年4月13日所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
日軍參戰兵力前後相加超過58,000人，實際參戰的只有以23師團為核心的25,000餘人，其餘的部隊都是戰爭末期的8月29日以後才調來的，這些部隊實際並未怎麼打過仗[來源請求]。關東軍第6軍的軍醫部提交給軍隊高層的報告（並不向公眾發表，日本的官方報道說是大勝因此完全不會報道陣亡8,000人[17]）表明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道中稱戰死人數為18,000人。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道只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並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布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18]）。
蘇軍投入約57,000名官兵、500輛坦克及350輛裝甲車；蘇聯官方統計人員損失為近4,000人陣亡。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為8,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16,000人受傷。蘇軍損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間得到了BT-7供應155輛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計154輛，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輛可以使用，損毀271輛，一共死傷349名士兵。很多人錯誤地認為諾門罕戰役中蘇軍的坦克比日軍強大出一個數量級甚至還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實際參戰的蘇軍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裝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戰車、T-26、BT-7的裝甲最厚處分別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們用的汽油機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機。戰役中出現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樣地蘇軍損失的坦克裝甲與松本草平的說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燒瓶和坦克擊毀，而絕大多數毀於日軍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19]在戰鬥中日軍發現用7.7毫米穿甲彈集中大量射擊或是車載13.2機關槍射擊即能擊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裝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擊穿蘇聯坦克的後方裝甲[20]。此外松本草平關於蘇聯緊急進行柴油機改裝的說法也是錯的，BT-7m要到此戰後才生產。戰鬥中日軍發現有蘇軍將坦克駕駛員鎖在車裡的行為[21]。
在空中日本雖然贏得了數量上的勝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飛行員的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蘇軍宣稱擊落646架日機，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第二次戰爭時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二戰後有記者採訪朱可夫將軍，問及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時，他回答是哈拉哈河戰役。朱可夫對日軍的評價是下級軍官很優秀，戰鬥很狂熱，但是越往高層越爛，特別是含金湯匙出生的高級將領只能用無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職參與過該戰役的瓦西里·諾沃布拉涅茲上校在回憶中認為蘇軍的戰鬥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傷亡和兵器優勢打勝的。如蘇軍彈藥消耗達到31,000噸，相當於庫爾斯克戰役消耗量的15%。日軍方面7月攻勢中82門師屬火炮儲備了30,000發炮彈用於進攻，平均每門炮備彈366發，大致是平均每門炮30%會戰份，弱於1937年在中國戰場平均每門炮約50%會戰份彈藥的標準。[來源請求]
1939年9月15日雙方簽署了停火協議，並於翌日9月16日生效，日本同意尊重蒙古聲稱的邊界。朱可夫贏得了勝利，他被蘇聯獎賞為第一功臣，同時被晉升為上將軍銜。
1939年12月2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從滿洲里接回了被俘的官兵。軍官回來後，全部被勒令自殺；士兵審查3個月後，開赴滿洲深山老林，編入日本開拓團裡，與外界隔絕。滿洲國興安軍中被俘的3名日本軍官，兩名中尉服毒自殺。有一名佐藤上尉不願自決，軍法上尉和憲兵團長在他的房間裡擺上酒席，一直勸到深夜。次日凌晨，佐藤上尉自殺，留下一封遺書。[來源請求]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在二戰期間日蘇兩國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哈拉哈河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次大戰的局勢發展卻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日本軍事戰略中所謂的「北進」及「南進」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方向，「北進」是日本針對蘇聯的戰略部署，而「南進」則是日本為確保東南亞石油等資源的通道而針對美國的戰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對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決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擱置「北進」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
對獲勝的蘇聯方面來説，諾門罕戰役的勝利解除了來自遠東方面的威脅。蘇德戰爭爆發前夕的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在莫斯科簽署的蘇日中立條約，使得蘇聯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得以將遠東部隊調往西綫作戰，從而使蘇聯在整個二戰期間避免了兩綫作戰。
諾門罕戰役的勝利，也使蘇聯進一步鞏固了對外蒙古的控制，並為以後的「雅爾達協議」中確立和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現狀以及最終獨立奠定了基礎。
日蘇停戰後，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綫的委員會，至1940年8月，完成了滿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諾門罕地區的邊界綫基本就是以蘇蒙所主張的「河東界綫」劃定。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1940年滿蒙締結的劃界協定，認爲沒有必要重新確定邊界綫。
而在日本國內，受諾門坎戰役失敗以及蘇德兩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時任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布內閣總辭，在平沼內閣擔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隨之下台。1939年9月7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下台，由梅津美治郎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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