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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是指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夏商周三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1]汉文化，“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3]长孙无忌《唐律疏议附录：唐律释文・卷第三名例》曰：“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非同远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礼仪是汉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也是六艺之首。《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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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中国文化 (消歧义)”。
汉文化源远流长，上古汉文化有很长的发展期，考古发现了约一万年前的中国耕作文化。根据流传文献记载，中原文明在黄帝时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汉文明和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 古印度等都是地球上重要的早期古文明。考古方面发现的中国古城文明则较晚，近代起初的发现仅至周朝，而20世纪初在发现殷墟后被推进至商朝，之后又有对更早期的考古。汉文明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尽管中国存在各朝代、政权和统治者的更替，但是汉文化却连绵延续，外来民族在汉地建立统治王朝后多入乡随俗而汉化，所以汉文化是持续至今最古老的文化[注 1]。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与“汉字文化圈”[8]。
汉族神话一般指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它会通过口述、寓言、小说、仪式、舞蹈或戏曲等各种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关于汉族神话的最初文字记载可以在《山海经》、《水经注》、《书经》、《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发现。
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9]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10]。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已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10]。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注 2]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11]。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10]。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10]。随著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等长江流域地区也是中国重要的古文明发祥地[12]。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汉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10]
三皇五帝时代为中国上古时代，许多上古传说已难考究，不少上古历史和人物又常以神话形式出现，如女娲、伏羲（一说即神话人物盘古）等。《史记》记载历史从黄帝开始。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13]。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其中周代相对于夏商两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了一套成体系的宗法制度和礼教。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造型典雅庄重为当时的文化特质。商周时期亦有甲骨文、金文。商朝初期至中期虽然是个君主王朝，但实际上只是聚集许多部族所形成的松散城市国家联盟，到后期变成依靠分封亲戚友族和武力压制敌人进行统治的初步集权国家。从墓地遗迹显示此时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君王和贵族是世袭制，卜人[注 3]在商在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而且担任大臣级官职，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几乎都与祭祀有关，而且商朝政治特色是以占卜来进行决策，对于当时人民来说，最重要的神被称为“帝”，君主的宫殿就是祭祀神和神官常驻的地点。《诗经》中的《商颂》和《尚书》中的《商书》保存了一些商朝的文学作品和关于商朝历史的记载。殷商后期到周中期之间所铸造的青铜器，其造型之美至今也令人感到惊奇。在青铜器众多的精美图案也成为中式碗盘边缘上所绘制图样的始祖，细小甚至只有1厘米宽，在容器表面上全刻上兽类图案、旋纹的复杂程度，都显示当时拥有极高的青铜器制作技术[10]。
西周所形成的封建礼教对中国后世有极大影响，也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周朝流传下来的《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汉文化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汉族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1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和思想最自由的时代，也因此产生了诸子百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政治与文化统一了中国，开始对向北方和南方同时扩张，并要求前来朝贡。秦汉两代，由于皇帝对于武功的追求，版图扩大，影响力急剧向周边延伸。汉文化随著臣服藩属国增加不断的扩大。历经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之后汉以后的汉地成为儒家社会。此时西域文化（即中亚文化与西亚文化）沿著丝路传入中原。西域盛行的风俗文化，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汉地。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珍奇异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汉地最重要的外销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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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道家有了较大的发展。隋朝初期，杨坚汉化一举逆转了数百年来，中原文化鲜卑化、胡化的局面，改姓的中原人开始恢复汉姓。唐朝皇室以老子后人自居，推崇老子思想并以道教为国教。隋唐时期时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影响了汉传佛教。胡人在汉地北部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使汉族在文化习俗方面一度习染了胡风。佛教在中原传播过程中，由于兼并土地，不服兵役、徭役，有时甚至充当敌情刺探的据点，直接或间接加剧了民间矛盾，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武一宗”灭佛运动。宋代虽然在军事方面是弱势，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北宋时期以儒家学术为核心并融合儒、道、释为一体，形成了加强儒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宋代理学，并影响其后的明朝。宋代时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在南宋中期则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数学的“笔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女真人建立的金与蒙古民族建立的元亦将“胡乐番曲”带入汉地，形成将诗歌与词的变化文学体裁－曲[14]。
西洋文化与科技自明代时随著传教士传入汉地。因此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都有科学开创与总结。但因科举采用“八股文”，为了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导致文人思想日益僵化，后来明朝灭亡，但汉族人对西洋文化的研究风仍持续至清朝君主康熙后期，后因罗马教廷下令禁止清朝治下的中国教徒祭孔祭祖而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接续的清朝君主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都厉行禁教，阻碍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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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批判发源于明治时期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福泽谕吉通过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比，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严厉批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15]梁启超受此启发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梁启超强调创造新的国民性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6]梁启超更是在《呵旁观者文》、《新民议》和《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确的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留日学生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报章杂志，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隶性、自私、虚伪等种种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汉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简言之汉族的国民性和汉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17]比如陈独秀强调“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8]胡适宣称：“汉字不废，中国必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9]还有诸如“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中国现代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庭制度”的提议[20]“要治万恶之本，要人人得自由和平等，要人人摆脱苦难，要人人施博爱之情，故家不可不毁。”毁家的可行方式，就是“不婚”，“人人所能行者，则不婚是也”。[21]康有为、唐才常还主张与白种人通婚，争取一百年内，华人都由黄种人变成白种人。[22][23]
在清末民初的混乱局势和西方思想影响下，出现了造国族、造国民、造国语、造新文化的中华民族、汉字拉丁化、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24]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进行中西国民性比较时，对国人过度批判以及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后来也因国民性改造方式分裂了。李大钊、陈独秀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胡适仍然坚持其自由主义的改造立场；鲁迅兄弟则以文学讽刺国人的“劣根性”。有学者指出，随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故去，国人汉文化素养的递减，对民族文化的自卑、自贱却不断递增，产生悲观主义，并导致诸如胡适、陈独秀、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结论，以及逆向种族主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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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改造在19世纪后期至1903年左右，以典型的英国模式为目标；1903年至1919年，即辛亥至五四前期，转而以法美模式为学习对象；此后则转向马列主义的苏联模式。[26]陈独秀1915年9月在国内创办《新青年》，宣扬法兰西文明，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改造国民性。他主张“建设之必先以破坏”，因为“惟破坏略见成效时，则不可不急急从事建设，为之模范，以安社会心理之恐怖作用”。[27]李大钊也主张坚决铲除汉文化，[28]主张以“互助、博爱”的社会主义人道精神改造国民性。[29]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深入，五四后期至大革命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基础、社会组织的角度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国民性和文化，并试图建构一个无产阶级的崭新国民形象——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新人。毛泽东打算把国民改造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五反、扫盲识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整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雷锋、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民族区域自治、反对大汉族主义等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的内容。在学校里则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以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婚姻观和职业道德教育”。[30]中国共产党作为国民性改造理论的创造者和国民性改造实践活动的推动者通过国民性改造运动确立了专制的地位，[31]要求文化创作必须同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要求文艺创作“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必须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2]有学者指出，胡适早已指出社会主义信仰者的国民性改造根本就是空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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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属汉藏语系，可分雅言和方言。方言可分北方方言（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七大方言。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雅言这个“雅”字，是夏字的假借。“雅言”本作“夏言”。“夏”指周室。《论语》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在读《诗》 、念《书》、赞礼时，用的都是雅言。孔注云：“雅言、正言也。”郑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诵，故言执。”南北朝乃循雅言先例，再“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藉以寻找一种折衷的语言，最后“独金陵与洛下”雀屏中选。《切韵》音系是隋唐(唐初)的雅言音系；这个音系是以当时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音系为基础形成的。反切是中国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切韵》开创了韵书修撰的体例，从隋唐至近代一直沿用不废。而其归纳的语音体系切韵音，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雅言正统。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六朝雅言与吴语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而六朝雅言与今泉州话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泉州话与六朝雅言的关系显然要比泉州话与吴语的关系密切得多。[34]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唐诗之所以能够苗高而和众，音韵之美，功不可没。唐太宗诗多五言，又多用去、入声韵。李白《菩萨蛮》、柳宗元《江雪》、李清照《声声慢》押入声韵。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平声韵(如谁、迟)，有上声韵(如雨、语)，有去声韵(如见、宴)，有入声韵(如客/khak/、瑟/siet/)。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散曲都有严格的用韵规律，在用韵过程中是选用阴声韵，还是阳声韵或入声韵，与语境有密切的联系。[35]
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在《切音新字序》中说：“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即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语皆扫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1913年“读音统一会”为国音制订注音字母39个。从清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取较普通的字六千五百多个，科学上新制的字六千多个，以及《阐微》中所缺的字六百多个，共计一万三千多字，为其审订标准国音读法，注以注音字母并依《康熙字典》部首法编成《国音字典》。[36]“国语”的语音标准，并非一次确立的，它是在国语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并不断予以修订的。就它的音位系统而言，经过政府批准并正式公布的语音标准，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前后两种。一是以《国音字典》为代表的“老国音”，二是以《国音常用字汇》 为代表的“新国音”。从国音审定的办法到审后字典的编定和出版，每一个环节都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副会长吴稚晖有关，1926年，钱玄同与黎锦熙、汪怡、白镇瀛等人在对1919年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进行增修时，钱玄同则提出：“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读音为标准。”到1926年11月，《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已经按照北京语音的标准将《国音字典》里每个字的“老国音”全部改为“新国音”。政府和民间共出版了四百馀种白话文刊物，使白话文成为当时的主要文体。此外，教育部也重行颁布注音字母、出版国音字典，促进了国语普区应用。[37]
汉字是汉语的主要书写系统，但其通行和影响范围与汉语略有不同。概略而言，一些汉语方言（例如客家语和闽南语）无法与汉字书写系统完全对应；而另一方面，一些不操汉语的语族（例如朝鲜语和日本－琉球语族），却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汉字。
汉文化的称谓来自汉朝，汉朝继承了先代华夏文明，特别是周礼，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典章、制度取于夏朝、商朝，并且发扬光大。[38]汉朝的礼仪和制度成为魏晋隋唐宋明朝代效仿的典范，确立了历史悠久灿烂的汉文化。
《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六经是最重要的反映汉文化渊源的文献，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这六部古书，从远古流传下来，在孔子以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39]《国语·楚语上》记载早孔子半个世纪的楚国贵族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和《世》都是史书，《令》是关于时令节日天文历法，比如《礼记·月令》。《语》是指《国语》、《家语》，比如传世的《孔子家语》。《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训典》则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伊训》之类。因此，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汉文化的核心，无论是《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六分法，还是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均以“六经”为首，汉文化也就是历朝汉人继承六经的信仰、礼乐、法律、史书、节令、诗歌、文学、装束、器物、饮食、建筑、方技的体系，并在记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是汉文化的核心著作。“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0]章太炎《经的大意》指出：“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著名学者刘师培作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将先秦学术文化分为三派，而皆出于史官，其中第一派即为“六艺出于史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仲尼删订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亦曰：“《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汉文化是“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41]
经史子集基本上囊括了汉文化的浩瀚典籍。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唐初编成《隋书 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一部目录。汉文化均源自这些典籍，经学、子学、史学是汉学研究的重心。
汉族礼仪是汉文明最为典型最为古老的特征，也就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传统，[42]汉族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43]周礼和汉服是华夏的标志。礼仪文化可追溯到尧命舜推行的“五典之教”。舜时主管教育的官职有三， 其一为司徒，负责“敬敷五教”；其二为秩宗，负责“典朕三礼”；其三为典乐，负责“教胄子”。“五教”即五常之教， 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所谓“ 三礼”，即天神、地祇、人鬼之礼。
| 周礼 | 分类 | 礼名 | 场所 | |
|---|---|---|---|---|
| 吉礼 | 天神 | 郊祀、大雩 | 天坛圜丘坛 玉皇顶 | |
| 朝日 | 日坛 | |||
| 夕月 | 月坛 | |||
| 太岁、月将 | 太岁坛[44] | |||
| 地祇 | 祀皇地祇 神州 | 地坛 | ||
| 社稷 土地神 | 北京社稷坛、南京社稷坛 | |||
| 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 山川坛 东岳庙 岱庙 中岳庙 南岳庙 西岳庙 北岳庙 东镇庙 西镇庙 中镇庙 南镇庙 北镇庙 | |||
| 东海神庙 西海神庙 南海神庙 北海神庙 江渎庙 河渎庙 淮渎庙 济渎庙 | ||||
| 城隍 | 城隍庙 | |||
| 五祀 | 门神、户神、井神、灶神、行神(中霤)[45] | |||
| 人鬼 | 祭祖 | 宗庙 家庙 | ||
| 祭孔 | 文庙 | |||
| 祭关羽 | 关帝庙 武庙 | |||
| 祭岳飞 | 岳王庙 关岳庙 | |||
| 祭鲁班 | 鲁班庙 | |||
| 嘉礼 | 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 | 冠礼、笄礼、聘礼、婚礼、节令（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视朔、冬至朝贺、除夕、元旦、乡饮酒、乡射礼 | ||
| 宾礼 | 接见、宴请外宾 | 相见礼、燕礼、公食大夫礼、觐礼 | ||
| 军礼 | 射礼、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 大射 | ||
| 凶礼 | 丧礼、葬礼、致奠、探病 | 既夕礼、虞礼 | ||
脱履入室是礼仪中比较古老的礼仪，始自虞朝。据《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孔颖达疏。“燕，安也。其礼最轻，升堂行一献礼毕而说（脱） 履，升堂坐饮，以致醉也。”
社，土地之主，通常以松柏为神主。
初次求见尊长并赠送礼物以表达敬意的礼节，古称贽。男子赠送玉帛、禽兽、腊肉，女子赠送红枣、栗、干肉。赠送钱币是禁止的。[46]
上寿为祝愿万寿无疆之礼，敬寿酒一杯或敬以金钱。[47]
汉人祭祀的祭品包括太牢、少牢，此外还有狗、鱼等等。如《周礼》中就有将鱼作为祭品的记载，《山海经》中也有用鱼祭山神的，汉代亦沿袭以鱼祭神祀祖的习俗，《艺文》引《三辅故事》云：“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讨，于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余给长安市，市鱼乃贱。”
汉文化极其重视礼乐，可分为雅乐、燕乐和俗乐。其歌有韦生、王萧、踏歌、浩歌等曲;乐器则有琵琶、琴筝,一弦之属。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民族乐器制作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帝时代，黄帝命伶伦制作乐律，根据凤凰之鸣订定十二律。伶伦在西山找到了粗细适中的竹子，用其中最结实的竹子削成竹笛。于是黄帝时产生了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尧时产生《咸池》，舜时则有《大韶》，[48]儒家以雅乐为正声，每个王朝建立伊始都要制礼作乐。汉乐分五音：宫、商、角、征、羽。[49]宫、商、角、征、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50]刘邦荣归故里时唱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右六律 | 右六吕 | ||
|---|---|---|---|
| 黄钟 | 十一月 | 大吕 | 十二月 |
| 太簇 | 正月 | 夹钟 | 二月 |
| 姑洗 | 三月 | 仲吕 | 四月 |
| 蕤宾 | 五月 | 林钟 | 六月 |
| 夷则 | 七月 | 南吕 | 八月 |
| 无射 | 九月 | 应钟 | 十月 |
《礼记·投壶》中的鼓谱是现存最早的乐谱。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收录了南宋所传《风雅十二诗谱》的雅乐乐谱，用律吕字谱记写，是传世最早的诗经乐谱。宋末《事林广记》后集卷十二“音乐类”“音谱类”以及续集卷四“文艺类”也载有部分散佚乐谱资料。《乐星图谱》用俗字谱符号说明八十四调音阶，并对照排列雅乐燕乐调名。宋末熊朋来撰《瑟谱》载有瑟的历史，演奏技法，《诗旧谱》，《诗新谱》，《孔子庙释奠乐章谱》以及制作瑟的《瑟谱后录》。明代朱权所辑琴谱《神奇秘谱》分《太古神品》、《霞外神品》。明代《乐律全书》也收录了很多雅乐乐谱。还有明代杨抡辑《真传正宗琴谱》，严征《松弦馆琴谱》，张廷玉《理性元雅》，陈大斌《太音希声》，刘民悦辑《文庙礼乐全书》，明末避乱日本的魏双候四世孙魏鹄《魏氏乐谱》。清代有《律音汇考》。
《风雅十二诗谱》中包括了12首诗经国风和小雅的乐谱。这12首诗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𬞟》。用律吕字谱记写，每字一音。
| 汉舞 | 传承单位 |
|---|---|
| 傩舞 | 江西省南丰跳傩、婺源傩舞、乐安傩舞 |
| 龙舞 | 铜梁龙舞、湛江人龙舞、汕尾滚地金龙、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泸州雨坛彩龙 |
| 狮舞 | 徐水舞狮、天塔狮舞、黄沙狮子、广东醒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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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美术源远流长，且在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了令人惊奇的延续性，这点与艺术风格总在不停变化的西方美术不同。明朝时的作品还可以看到唐朝时的影响，而一幅清朝的画作与一幅宋朝的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中国对传统的尊崇。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创新，而是尽可能逼真的临摹旧有的作品——这并不被认为是抄袭，反而一定程度上是创新。
其他在汉族广泛流传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也在不断地影响艺术创作。没有道家的存在，汉族绘画甚至唐诗也不会拥有现在的模样。这些主题经常是关于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活的。就是绘画技巧也透露出了道家的阴阳理论的影响，有的在虚实的辩证转换之间，有的在干湿用笔技巧的对比之间。在汉族的艺术作品中总是出现道家神话传说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佛教的影响就不那么大，尤其考虑到佛教随著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汉化这个因素。16世纪以后，随著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又有了西方的影响。
出于经济的原因，汉族美术的载体局限于宫廷和学院之中。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孤独的艺术家，他们在田园和山林当中进行创作。这常常是一些学者和被贬的官员，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从而逃避现实。每逢朝代更替时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比如，明末清初，满族入侵之际。
汉族美术的影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可以观察得到。在汉族或其他中国民族曾经间接统治下的地区尤其明显，如作为藩属的朝鲜和越南。有汉族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多少受到了汉族美术的影响。历史上朝鲜半岛与汉文化交融颇深，高丽王朝作为汉文化圈的笃信者不断吸纳、熔铸宋元绘画的适用因素，并与朝鲜民族自身的审美习俗相结合，形成了朝鲜绘画的基本发展格调[51]；日本美术同样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日本的追随者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先师，比如在日本达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艺。16世纪以来，汉族的工艺品尤其是瓷器与陶器，大量向欧洲出口，这对欧洲艺术也产生了影响。
数千年来，汉族主要以木材建筑宫室，即使建筑物毁于战火而重建时，仍顽强地沿袭重木的旧制。汉建筑的特色是高台宫室。如“碧瓦朱甍”指绿色的屋瓦、红色的屋脊，形容建筑物的华丽美观，也表现了汉人建筑设计和审美情趣。
宫室建筑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必须严格遵照门堂之制，沿中轴对称布局。宫室建筑讲求基于儒家文化“礼制”规范的整体布局性，在布局上讲求帝王之居“建中立极”，即以王城宫（城）门和前朝主殿为中轴。研究宫室者如洪颐煊《宫室答问》、张惠言《仪礼宫室图》、万斯大《宫室图》、焦循《群经宫室图》等。
东汉张角创道教，向三官告解忏悔并祈求安康[52]三官即掌管天、地、水三界之神“三官大帝”。天官（上元一品九气天官紫微大帝）总管上宫诸天帝王、士圣高真、三罗万象星君，执掌赐福。地官（中元二品七气地官清虚大帝）总管五岳帝君并治二十四山、九土地皇、四维八极神君，执掌“赦罪”。水官（下元三品五气水官洞阴大帝）总管九江水帝、四渎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执掌“解厄”。[53]道教将孟春、孟秋、孟冬之望为三官大帝诞辰，订为三元节，上元正月十五日祭拜天官，中元七月十五日祭拜地官，下元十月十五日祭拜水官。[54]其中尧帝定四时制年月、舜帝拓荒垦地、大禹治水有功，因此奉为三官大帝。 [55]
汉人对历史、传统的信仰是极其深厚的。不过，历史只是传统的载体，不是传统本身。汉文化的传统信仰可概括为敬天法祖。这不仅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信仰，也是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的汉人的信仰，通过六经以及正史的礼乐志可以得到证实。
敬天法祖的信仰是《周礼》的核心信仰，也是对汉文化祭祀文化的高度概括。《明史》卷四十八“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宗庙所祭者一家之亲，内神也，故曰内事；郊社及山川之属所祭者天下一国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汉人祭祀的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祖日包括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
汉文化特别强调父系血统的继承以及亲属关系。记录血统继承的文书称为家谱或族谱。大部分汉人的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型类群是O系。[56][57][58]比如曹操后代的Y染色体是O1a1。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O3-002611+[59]炎黄子孙是汉族的同义词。[60]语出《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鲧、禹与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家族系统中的宗族关系也是亲属关系，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宗法制。
华夷之辨的宗旨反映在《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周礼和汉文明价值观作为区分华夏和蛮夷的标准。周礼不仅包括礼仪制度也包括服饰，其核心思想在“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宋代程颐说过：“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五常语出《尚书·泰誓下》：“狎辱五常”。唐孔颖达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在汉代又为仁义礼智信。
汉文化以王官之学为源头，十分推崇对参与治国。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于为治者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即是说，先秦诸子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一方面“上说”，即游说统治者，推行其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下教”，广招门徒，宣传其主张，这便是汉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源头。孟子甚至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62]墨子也说：“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则行必修”。庄子在《庄子·天下篇》则推崇“内圣外王之道”。
夏历是汉族的传统历法。传说伏羲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周公作时制定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来源请求]。天子历象日、月、星辰，行夏之时，敬授民时，[63]
| 月份 | 太阳与二十八宿 | 节气 | 岁时节庆 | 万物 |
|---|---|---|---|---|
| 正月 | 日在营 | 立春、雨水 | 正旦祭祖、元宵节、上元、人日 | 草木萌动 |
| 二月 | 日在奎 | 惊蛰、春分 | 祠大社 | 玄鸟至 |
| 三月 | 日在胃 | 清明、谷雨 | 三月三日（上巳）、清明节、寒食 | 桐始华 |
| 四月 | 日在毕 | 立夏、小满 | 祀灶 | 若菜秀 |
| 五月 | 日在井 | 芒种、夏至 | 大雩、齐戒 | 半夏生 |
| 六月 | 日在柳 | 小暑、大暑 | 祠宗庙社稷 | 温风至 |
| 七月 | 日在翼 | 立秋、处暑 | 七夕、盂兰盆、中元 | 凉风至 |
| 八月 | 日在角 | 白露、秋分 | 中秋 | 雷始收声 |
| 九月 | 日在房 | 寒露、霜降 | 重阳 | 菊有黄花 |
| 十月 | 日在尾 | 立冬、小雪 | 下元 | 水始冰 |
| 十一月 | 日在斗 | 大雪、冬至 | 冬至祭祖 | 冰益壮 |
| 十二月 | 日在女 | 小寒、大寒 | 祀道神、除夕、大傩 | 水泽复坚 |
汉族医学俗称为中医。起源于传说中的远古黄帝、岐伯时代，以《黄帝内经》为标志的汉族医学生命与疾病知识体系的形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古代汉族十分重视衣冠服饰。在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清朝入关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推行剃发易服令，要求汉人男子在十天之内全部剃发，更有制度称“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将满族的服饰文化强加在汉族厚积了几千年的传统服饰之上，以满族服饰文化来改变汉族服饰文化，而这种强制使汉人习异族风俗的行为，使得汉文化服饰在后来的发展中大量融合了满族服饰的元素和风格[64]。
现代汉人的流行服饰主要有中山装、唐装、旗袍、现已渐渐复兴起汉服等[65][66]。
中山装起源于当时的英国学生服[67]。在中华民国方面，政府官方以中山装为男子礼服和国服，受到中华民国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出国访问、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也会穿著中山装，该服装可被视为在公共场合穿着的代表中国的服饰[68]。
唐装是清代至现代中国人以及华人的一种传统服饰。当今唐装并非唐朝服装的发展，其源流有多个说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杰英认为唐装是满族服饰的延续和改良[69][7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学者丁超认为唐装是从明代对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时期的马褂发展而来的服饰[71]；清代学者郝懿行认为唐装的渊源可推至汉魏时期[72]。
中华饮食文化，在日本和韩国称为中华料理或中国料理，欧美称之为唐餐，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深远的影响了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米食和面食是主要的两大类型，中国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73]。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饭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菜谱来源于中国各个地区和民族的菜肴，中国菜主要八大菜系组成；“八大菜系”是指川菜（四川菜）、湘菜（湖南菜）、粤菜（广东菜）、苏菜（江苏菜）、鲁菜（山东菜）、浙菜（浙江菜）、闽菜（福建菜）、徽菜 （徽州菜）。其中起源于清朝的宫廷的满汉全席堪称是中华饮食总汇，是中国一种集合满族和汉族饮食特色的巨型筵席。著名菜肴有北京烤鸭、牛肉面、麻婆豆腐、拉面等，日本拉面亦源自中国。起源于中国的食具筷子亦为流传至东亚饮食文化。
中华饮茶茶文化与欧美的茶文化的分别很大，亦有中国十大名茶与台湾十大名茶，仪式化的品茶称为茶艺，茶风格各地不同，最有名气的要数四川成都的盖碗茶和广东潮州的工夫茶[74]。日本茶道、朝鲜茶礼等其他东亚地区的茶仪式虽源自中国，但自行发展后有很大分别。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世界最早的葡萄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75]。酒在中华民俗活动不可分开。近现代民间风俗的婚礼酒、丧葬酒、月米酒、生期酒、节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可以在周代风俗文化的“八礼”中寻找到源头[76]。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会在活动出现。也常在祭祀、会盟、祝捷等公务活动出现，还出现于民间的喜丧礼仪、欢聚迎送等场合[73]。
老人生日，子女必为其操办生期酒。摆酒宴请乡邻好友，并作携赠礼品以贺等。提亲与结婚亦是常备有酒，各种礼品其中又必不可少酒[76]。婚礼后新人入洞房必要共饮“合巹酒”。洞房仪式完毕，新人要双双向参加婚礼酒宴者敬酒致谢，此时也亦会向新婚夫妇劝酒[76]。
祭拜酒因袭于远古对祖先诸神的崇拜祭奠。一般在立房造屋、修桥铺路要行祭拜酒。凡动土施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办酒菜，在即将动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76]。祭拜仪式要备上酒菜纸钱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梁、立门均有隆重仪式，其中酒为主体。然后逢年过节、遇灾有难时，要设祭拜酒[76]。除夕夜，各家各户要准备丰盛酒菜，燃香点烛化纸钱，请祖宗亡灵回来饮酒过除夕，娱神活动其形式仍是置办水酒菜肴。在传统意识中，认为万物皆有神，若有扰神之事不以酒菜祭拜，就不会清静[76]。端午节也会喷洒雄黄酒，小孩要挂香袋并在额头上用雄黄酒画一个“王”字；大人喝雄黄酒[76]。
中国酒文化和诗歌、戏曲也有着丰富的联系，如“太白醉酒”、“武松醉跌”、“鲁智深醉打山门”、“醉八仙”等，现代流行文化亦有以出现创作的功夫电影－醉拳等。
在先秦时期，大量中原移民移居朝鲜半岛，带去了汉文化[77]。西汉时曾统治朝鲜半岛北部，致使朝鲜地区开始使用汉字[77]。唐高宗时，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治朝鲜半岛。明、清两代朝鲜皆为藩属国。在韩国有不少古时墓碑，都有题有“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有清朝鲜国”的字样[77]。以至于在明末清初，朝鲜人还对明朝发誓[77]，以死抵制清朝剃发易服政策。韩国文化源于中国的汉文化，当然也有所创新与改动。汉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对于朝鲜族风俗、习惯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洛杉矶时报》曾经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现代韩国非常遵从儒家文化，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都会在首尔成均馆大学内举行“释奠大祭”[78]，以纪念孔子及众多儒家圣贤。韩国人的“礼仪”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以及朝鲜族的民族服饰韩服也深受汉族服饰之影响。现今韩国仍保留有230所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私塾的“乡校”。韩国的传统建筑也深受汉族的阴阳八卦、天地五行、风水、道教和儒教等影响。
日本岁时节庆继承了大量汉文化传统，特别是五节句。
| 节句 | 日期 | 俗称 |
|---|---|---|
| 人日（じんじつ） | 1月7日 | 七草 |
| 上巳（じょうし/じょうみ） | 3月3日 | 桃の節句、雛祭り |
| 端午（たんご） | 5月5日 | 菖蒲の節句 |
| 七夕（しちせき/たなばた） | 7月7日 | たなばた、星祭り、竹・笹 |
| 重阳（ちょうよう） | 9月9日 | 菊の節句 |
日本在大化革新吸收的唐代礼仪一直保留至现代，可分为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冠礼又称为成人式。
越南是少数的汉化东南亚国家，有越服，也是最迟放弃科举的国家。历史上越南曾经使用由汉字组成的文言文（越南语：Hán Văn／漢文）来书写文章，但口头的交流仍使用与书面的文言文差异很大的越南语。13世纪时，越南人发明了本民族文字的喃字（Chữ Nôm／𡨸喃），同汉字混用以书面表记本民族语言的越南语，从此越南语进入了言文一致的阶段。在法属时代，亚历山德罗和其他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发明了罗马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国语字（Chữ Quốc Ngữ／𡨸國語），用以表记越南语，始逐渐取代传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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