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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进行的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文化运动[1]，包括白话运动（即文学革命）[2][3]、反孔非儒思潮[4]、整理国故[5][6]、引进各种西方思想，比如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1]、马克思主义[7]、实用主义[8]，等等。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是主要发起人[9]，吸引了许多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开办杂志、报纸，组建社团，传播新思想，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最后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
新文化运动自梁启超1898年开始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广泛传播，发表很多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章，白话文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更加广泛地开展[10][11]，另一方面产生了分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人积极投入政治活动[12] ，胡适等少数人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13][14]。非政治化的新文化运动广度扩大了，深度却停滞了[15]，许多政治思想则被引入[16]。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关系有不同看法[17]，一种意见认为二者基本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可以统称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18]， 另外一些意见认为二者有联系但应该区分开：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是文化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15][19]，或者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20]；蒋介石认为一个是崇洋媚外[21]，一个是爱国运动[22]； 毛泽东认为一个是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并在此后成为领导[23]。
对新文化运动有不同的评价，对其肯定的人中，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一场非政治性的文化运动[13]，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文化革命，是进步的但不彻底[23]。对其否定的人中，孙中山、蒋介石认为是破坏传统和崇洋媚外[24][21]，批评者还有学衡派、研究系、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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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有开放引进与保守传统两种思潮，产生一种张力，影响到政治，甚至以至于武力革命，反过来又影响思想的进程。
除了针对特定传教士之外，中国自明朝中晚期及清朝实施“朝贡互市贸易”，在清高宗时期开始，恰好遇上西欧(尤其是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后，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的劣势，和对于国际贸易出口市场扩增的要求)的思想、商业、武力的强力的扩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增设互市通商口岸，但并没有打开思想的国门[25]。魏源于1852年所著的《海国图志》在中国被忽略，到日本反而被重视，帮助产生了明治维新[26]。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给了清政府很大的震动，中国开始试图向西方学习[27]，学习的方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28]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9]。开始了洋务运动，通过官督商办引进西方的技术，1872年起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产生了像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西方一些更深入的思想通过传教士传了进来，他们办了很多学校，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30]，此后，西方传教士也一直是西学传入的重要媒介。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一批知识分子意识到光是学习夷“技”是不够的，还需要引进西“学”。先是着意于政治制度[31][32]，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政治冲突、武力冲突接连不断，1895年日本取得台湾，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胶州湾租借地，1898年俄国占领旅顺大连租借地，1898年戊戌变法迅速夭折，1900年义和团运动抵制洋教洋人。但这些障碍过去之后，终于西方政体被引进来了，先有清政府的新政，然后有更革命性的辛亥革命。虽然重点在于政治，思想也还是在进一步地传播。在教育方面，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新式学堂在各地建立，其学生数从1904年的9万人增加到1909年的156万人[33]。更多的人出去留学，1896年清政府开始选派官费留学生赴日，此后官费、自费越来越多，1909年，中国开始使用庚子赔款的美国退款选送学生去美国学习。在思想方面，西方思想更多地传进来了。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适用于社会发展，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开始从守旧转变为求新、求变、求自强[34]。梁启超1898年开始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很多文章，文章明白晓畅，影响很大，开启白话文时代。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进入中国，1907年刘师培等在日本办《天义报》，吴稚晖等在法国办《新世纪》杂志，介绍无政府主义，《天义报》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文之一[35]。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的不稳定，激发了知识分子试图深入挖掘，从文化上改变中国[36][37]。许多事情为这做了预备。中西交流更加频繁，留学生带回来更多的西方文化。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经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留学日本，蔡元培留学欧洲，胡适留学美国，等等。也有许多事情则是往相反的方向而行的。西学的传入引起了抵制，尊孔的声音很大，袁世凯1913年发布《尊孔令》，康有为1912年开办孔教会，1913年开办《不忍》杂志，提倡尊孔，政治上先后有袁世凯和张勋两次试图复辟。新文化运动前夕，保守势力在做最后一次有力的抵抗，新文化运动给予了猛烈的一击，此后，保守势力就彻底失势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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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民国4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刊物上还印有法文刊名La Jeunesse。一般统称《新青年》，1915年的《青年杂志》算《新青年》第一卷，1916年(民国5年)改名后从第二卷算起。这本杂志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5年 (民国4年)《青年杂志》创刊号并无发刊词，但在“通信”栏目中，回答读者来信中讲：“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9]，这常常被当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宣扬六种青年该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40]。
《青年杂志》刚开始影响并不大，1916年 (民国5年)春停刊，同年9月复刊并改名。
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陈独秀向他约稿，他投了稿，并且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他关于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陈独秀大加赞赏，发表在《新青年》通信栏目上，邀请胡适做进一步的阐述，胡适便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 (民国6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引起很大反响，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41]。所以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开始[42]。
蔡元培1917年 (民国6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43][44]。学校里很多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样的新派人士，也不乏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学校里后来有“新潮”这样的新派社团，也有“国故”这样的保守社团。他上任后1月11日聘请陈独秀其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陈独秀后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过，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5]。
《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大学如鱼得水，影响越来越大。《新青年》后来的编辑还包括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如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吴虞等。《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8年 (民国7年)3月，张东荪创办研究系喉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第七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晚些时候的《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 (民国7年)12月23日，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与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区分开，专门评述时事政治[46]。
1919年 (民国8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创办“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段锡朋、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创办“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这些个人和组织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这些人日后在中国学术、政治界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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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新思想大大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大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47]
- 出版：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许多旧杂志也改为白话文，介绍西方思想。新书和翻译大幅增长，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翻了一番，从1919年的602种到1920年的1284种。
-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出现平民夜校。
新文化运动在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分化。五四运动刚结束，7月份，胡适和李大钊就因为“问题和主义”而辩论起来[48][49]，陈独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为是否谈政治产生分歧[50]，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胡适等人另办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识分子们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又有一次争论。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同属科学派的陈独秀和胡适彼此也展开了争论。此后各人愈行愈远。大致上，一派是坚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民主、自由，如胡适、傅斯年，这是少数派；另一派是参与政治的左倾人士[51]，这里面又大致分两派，一派后来转向共产党，如陈独秀、李大钊，另一派转向国民党，如吴稚晖[52]。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反传统思潮，杜威在1921年这么评论说：“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但相对坚持传统的思想仍然还是存在，比如学衡派、蒋介石、梁启超、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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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思想非常广泛，如何来概括是个难题，陈独秀概括为民主与科学[1]，胡适概括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53]，还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54]。在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中，林毓生称之为“全盘反传统”[55]，这其实是以前就有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批评[56][21]，严家炎反对这个提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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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58]，引起轰动。白话的使用历史很长，推动白话文的努力也有相当的时间[59]，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出现在合适的时间[60]，二是内容详实，言之有据。一共提了文学改良的八个原则，“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去除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注：即白话）”。不仅仅是文言改成白话的问题，还包括内容的改变，要“言之有物”，包括情感和思想，“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开启了对“文以载道”这一文学道统的批评[61][62][63]。包括文风的改变，让语言成为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以文害意。最后导致对文学的评价标准的根本改变，不模仿古人，推崇白话文学。关于白话文学，文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这句话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夏志清这么评价：“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64]。
陈独秀在下面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1917年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21年发表《国语文法概论》，等等。这些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白话运动的意义和方向。
白话运动也招来一些批评，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与刘半农的《驳王敬轩书》演假双簧辩论，古文家林纾反对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65]，学衡派[66]与《甲寅》杂志都是积极的反对者，到1979年，林毓生仍然称“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文学革命论，现在看来是很不通的”[55]。
在白话的推广方面，五四的时候就已经初见成效。当时罗家伦写了一篇白话文的宣言，许德珩写了一篇文言文的宣言，白话文的宣言大大地更受接纳。
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决定在小学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胡适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67]。1920年2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训令第53号）。白话文的普及算是大功初成。
在白话文学的方面，《新青年》自1918年开始刊载白话文学，陆续刊载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文学翻译，以及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五四以后，白话文学大大地兴盛起来。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小说月报》等刊物，出现了大批白话文文学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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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教育部宣布“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但很快，袁世凯1913年发布《尊孔令》，康有为1912年设立孔教会，1913年开办《不忍》杂志，提倡尊孔。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12月25日，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年号，同年6月去世。康有为继续积极从事尊孔的孔教运动，1916年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再次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国会议员分成两派，激烈辩论。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新青年》开始了反孔。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中就说：“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表明了反孔教的立场。
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表了《孔子平议》[68]，这是新文化运动第一篇系统谈论反孔的文章。他反对孔子的理由是：“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处处是针对孔教与专制，认为二者有因果的联系。1916年10月，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四川的吴虞，一直反对孔教，看到《新青年》的文章后，便与陈独秀联系，从1917年2月起，连续6期发表反孔文章，对儒家的批判更加广泛，更加严厉。1921年，吴虞将反孔的文章结集出版为《吴虞文录》，非常畅销。胡适为他作序，称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是“打倒孔家店”一词的来历。
1918年5月，鲁迅在《狂人日记》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1919年11月，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将这个观点继续发挥，提出“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对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分析，他的结论很理性，但也充满批评，他的学术分析为反孔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儒家许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礼节去做”，“孝和礼这两个字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春秋》的馀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孔子的‘学’只是读书，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
反孔是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但尊孔的思想并没有完全退却，学衡派，林毓生批评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69][55][57]、《甲寅》杂志批评反孔，梁漱溟等人试图去芜存菁，开创新儒家[70]，孙中山认为中国旧道德中的忠孝仁义都比外国强，新文化是外来民族的压迫[24]，蒋介石更是严厉批评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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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庭伦理与妇女问题，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批判儒家的传统的伦理观，一边引进西方的伦理观。
1916年12月陈独秀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论述到家庭伦理与妇女问题的若干方面，件件事都与反对孔教相联系。
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
现代立宪国家，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祖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
西人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见“郊特牲”)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嫂叔不通问”﹔...；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见“坊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见“内则”)﹔...
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韦命。”(见“士昏礼”)...
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责善，一任诸国法与社会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则曰：“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国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也。
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
1918年6月《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刊，这是系统引进西方观念的一个先驱。
新文化运动从批判传统孝道观、贞操观开始，扩展到反对娼妓、反对纳妾、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性教育、节育、女性平等学习、工作、继承，等等，《新青年》上发表了55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下面是1930年前部分文章、事件[71]：
- 1916年12月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 1917年2月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 1918年5月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贞操论》
- 1918年7月胡适《贞操问题》
- 1919年1月鲁迅《随感录四十》批判包办婚姻
- 1919年2月李达《女子解放论》
- 1919年4月李大钊《废娼问题》
- 1919年10月周炳琳《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
- 1919年11月长沙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刎，引起热议，《女界钟》发表系列文章讨论
- 1920年1月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
- 1920年初北京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女学生，
- 1920年刘海粟在上海图画美术学院使用女性裸体模特
- 1920年长沙女学生李欣淑登报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引起热议
- 1921年8月陈问涛《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
- 1921年9月汪静之《蕙的风》
- 1922年美国山额夫人在北京举行《生育节制的什么和怎样》讲演
- 1923年9月陈并谦发表《中学校性教育大纲》，
- 1924年3月鲁迅《祝福》
- 1926年张竞生在北京大学征集个人“性史”结集出版《性史》一书，
- 1927年白涛辑翻译《近代恋爱名论》
- 1927年2月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 1929年山额夫人的《性教育的示儿编》翻译出版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以至于质疑，并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前有乾嘉考据，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等，章太炎写《订孔》、《国故论衡》，等等。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学术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大胆。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72]，“新思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文化运动。提出“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要“整理国故”，用科学的方法寻出“条理脉络、前因后果、真意义、真价值”。关于科学的方法，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 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73]
这个整理国故的工作，其实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名学史》，1917年他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一课，1919年他将在北大讲课的内容整理出版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论述中国先秦哲学，对于道、儒、墨、法做了系统阐述。他对儒家很多批评，但对墨家很多赞赏。蔡元培在书的序言里称之为“一部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作”。
1920至1927年间，胡适对《红楼梦》等九部小说做了考据，著述六十万言。1929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学史》（上卷），考证中国白话文学史。夏志清评价说：“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对几本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真是国学研究上的重要的里程碑。”[42]
1923年，胡适创办《国学季刊》，鼓励国学的研究。1942年以后，胡适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水经注》。
从事整理国故学术工作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北大新潮社的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顾颉刚开创古史辩派，对中国古史进行系统性地辩疑。他还开创了民俗文化的研究[74][75]。
整理国故的本意是学术的、客观的，与反孔非儒运动中的强烈主观色彩有所不同。但是其学术成果难免会带来主观的意见。负面的意见很多，比如胡适对孔子和儒家，顾颉刚对古史可靠性，但也有正面的，比如胡适对墨家情有独钟，对孟子也有很多肯定，对传统白话小说重新评价。
整理国故受到两方面的批评。更激进的新派人物批评他们守旧，陈独秀说“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香水”[76]，周作人说“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77]，鲁迅说“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批评之下，胡适对整理国故后来也有所反思[78]。保守派的人物则是批评胡适等人的学术方法，对他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不满。北大的保守派的“国故”社团与开放的“新潮”社团非常对立，学衡派的梅光迪说：胡适等人“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到多数不谙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术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79]，章太炎也与胡适就研究方法展开辩论。
同一时期，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许多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未必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但在很多意义上双方还是同道中人，都有学术的态度。
国语运动是关于推广全国标准口头语，这与书面语的白话文运动有区别，但在推广中又有合流。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为文字注音的“切音字运动”，梁启超提出“文与言合”[80]，吴汝纶提出“国语统一”，1912年蔡元培、吴稚晖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审定生字读音和注音字母。1916年10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与北京大学国文系研究所国语部讨论国语统一之事。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教育部令第七五号》，颁布注音字母。
白话运动开始以后，两个运动渐有合流之势。1919年，国语运动与白话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胡适等人积极参加，制定《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包括推广白话文，制定注音方案、筹备国音标准，等等。1920年1月，教育部在将小学国文改为白话文的同时，也推行国语，“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
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布公告，推行国语标准音，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81]。
汉字拉丁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盛行，很多人呼吁将汉字废除，推行拼音文字，甚至将汉语完全废除，推行世界语。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认为汉语弊端甚多，而且承载陈腐旧学，“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议从中文夹用外文开始，最后改用世界语[82]。
陈独秀认同这一看法，提议暂时用拼音取代汉字，“吴先生之说，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当此过渡时期，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82]。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83][84]。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曾经推行过拉丁化新文字，到1958年都还认为这是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85]。
钱玄同等提出了简化汉字，认为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86]。
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评判便没有停止过，中学西学，尊孔反孔，耶教儒教，等等。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是批判的，但也有例外，比如提倡传统白话文学；而对西学总体是接纳的，但也是有例外，比如对基督教就比较抵触。到五四以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态度就更加分化，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和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彼此矛盾很深。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大大贬低中国文明，赞扬西洋近代文明，“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品质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87]。
此后，整个新文化运动通过反孔非儒、整理国故、汉字拉丁化、介绍西方思想，整体上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西洋文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1929年，胡适发表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提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说引起很大争论[88][89]，1935年6月，他发表文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对此说提出修正，“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避免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使‘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使‘用全力’的意思”。但是否能用“全盘西化”来形容新文化运动或者胡适有不同意见。
“全盘西化”这个标签引起很多批评，批评这个标签容易，连胡适自己也觉得不妥，更大的争议在于：如果不要全盘西化，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元素如何取舍？自从洋务运动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技是好的。但在哲学人文、政治社会的方面，则不免众说纷纭。对“全盘西化”的一些代表性的意见有：
- 胡适：初提“全盘西化”，后改为“充分世界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基本上反对孔子和儒家，赞赏墨家[90]。提倡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 蒋介石：信基督教，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91]，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崇洋媚外[21]。
- 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反对“全盘西化”，意思是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92][93]。基本肯定新文化运动。
- 康有为：尊孔保皇，他基本上算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人物，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样的保守派已经渐渐没有了。
- 学衡派：留过学的新式保守派，反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吴宓认为西洋晚近许多思想是糟粕，提倡学习西方古典文化，如希腊、罗马、耶教，与中国国粹相得益彰[94]。
- 梁漱溟：称要“全盘承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但认为孔子对人类情志方面的关注可以补足西方文化的不足[95]。
- 梁启超：不菲薄科学，但反对科学万能。对西方的很多方面有批评，但认为西方的前景是乐观的，中国也不会亡。他主张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提倡思想解放，“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96]。
新文化运动最为人熟悉的一个口号便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就呼吁青年“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97]，1919年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回应对《新青年》的批评，将德先生、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思想都联系起来，遂为世人所知[1]：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何，开始大家是有大致的共识的，但孰料后来对这二者的理解却出现了大大的分化。
关于科学
关于科学，新文化运动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哲学人文、政治社会方面。陈独秀说科学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事事求诸证实”[97]，胡适倡导约翰·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大胆假设，细心实证”[98]，“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99]。二人看法非常相近。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和李大钊首先关于“问题和主义”起了争执，胡适强调研究问题，主义只能是参考，李大钊鼓励借用主义，主义在应用中自会因问题而变化、适用[100][101]。胡适举了若干“主义”作为批评的例子，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三个月前李大钊刚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02]，因此两人自然就起了矛盾。多年后，胡适称那时就已经认为共产主义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了[103]，而中国共产党则批判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运动[104][105]。后来陈独秀也跟李大钊一起相信了“科学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106]，胡适很不以为这些是科学[107][108]，而共产党则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唯心论[109] ，1950年代发起了广泛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110]。
1923年，张君劢发表文章《人生观》，开启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很多，典型观点大致有三派：
- 张君劢：科学有限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的问题，“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111][112]。他的立场被丁文江称为“玄学”，被陈独秀称为“唯心主义”。张君劢将对立方的观点称为“科学万能论”。
- 陈独秀：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13]
- 胡适：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倡导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与陈独秀同为唯物论，但不同意陈独秀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陈独秀所说的“客观的物质原因”应该包括“经济组织、知识、思想等等”，因为思想归根结底也是物质决定的，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只包括经济[114][115]。陈独秀称思想是上层建筑，胡适偏离了“物质一元论”，走向了“心物二元论”[116]。
关于民主与自由
关于自由，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人大多有谈到自由的基本原则，看法基本一致，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谈到对基督教的包容[117]。
关于民主，陈独秀在1920年1月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中，比较详细地谈到如何在中国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他的构想是一个渐进改良的法子，“拿英、美做榜样”，大多数想法来自杜威。构想是从基层民主开始，构建“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基层民主组织，办理基层的教育、选举、社会保障等“实际需要”，参加这些组织“不应当有财产、地位限制”，“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118]。
五四运动以后，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关于民主、自由的看法产生了很大分歧。
关于宗教自由，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迸发出激烈的矛盾。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的策划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119]，3月21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77人发表《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教毒日炽，真理易泯，邪说横行，人道弗彰，我国本为无教之国，乃近代受害，日趋日深，近闻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大)会，今年四月，又欲举行于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将于我中国，宣传迷信，继长增高，同人等特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等5人则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周作人与陈独秀以公开信的方式几次辩论宗教的自由与反对宗教的自由。
关于民主，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产生激烈的矛盾。陈独秀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相信“无产阶级专政”[120]，胡适不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108]。陈独秀经历一系列波折后，关于民主的思想有所回归，他说：“‘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1]，胡适称陈独秀“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122]
关于民主，自由主义者与一些偏向国民党的右派也产生很大分歧。1934年，胡适与钱端生、蒋廷黻、吴景超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123]。
多年以后，李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这么评价：“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124]。
新文化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少，五四以后成为一股热潮，1919年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成员，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陈独秀在1921年说：“社会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所通之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一、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工团主义，五、行会社会主义”[125]，后来共产主义渐渐盛行，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便衰落了。
- 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友爱互助，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1907年就有专门的报纸、社团开始宣传[126][127] ，在五四运动之前很流行，五四以后，随著共产党的建立，逐渐被排挤、衰落[128]。
- 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一些汎社会主义的活动，没有系统的理论，工读主义是半工半读的自治社团，新村主义是一同生活的自治社团。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王光祈等建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并在全国推广，但不到半年相继失败。这中间，少年中国学会是主要发起机构，该学会成立于1918年，李大钊参与发起，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是成员，开展的多样活动中就包括建立北京工读互助团、新村组织等，后来成员逐渐融入共产党等其他组织，1925年结束。
- 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早期零星进入中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率先开始在《法俄革命之比较》中介绍马克思主义[131][132]。1919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特刊，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9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是学术性的[133][134]。五四运动以后，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引导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其理论基础是经过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于1920年9月第8卷开始成为中共机关刊物。毛泽东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135]：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胡适对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在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会主义，有特别提到“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李大钊起了激烈的争论。胡适强调研究问题，主义只能是参考，李大钊鼓励借用主义，主义在应用中自会因问题而变化、适用。多年后，胡适称那时就已经认为社会主义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了[103]。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认为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也不算中国的敌人，反对暴力、盲动的革命，主张和平、自觉的演进[136]，看法跟共产主义迥然不同，跟国民党也有不同。共产党认为胡适是唯心主义者[109]，1950年代发起了广泛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110]。
胡适在美国的导师是杜威，胡适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他译为实验主义。这是一种方法论，提倡“大胆假设，细心实证”[137]，“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99]，胡适将这种方法论应用在自己各方面的研究和思想上，也著文向社会推荐[138]。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上海，此后正好遇上五四运动，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在中国游学两年之久，1921年6月30日离开。在华期间，他到各处巡回演讲，大受欢迎，他对於哲学、教育、民主政治都有很多想法，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很多影响，也向美国介绍中国[139][140]，胡适、蒋梦麟、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林茂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
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 书面文字：基本废除文言文，从小学教育就推行白话文，提升古典白话文学地位，发展现代白话文学。
- 口头语言：开始推行标准国语，出台汉语拼音。
- 哲学思想：反孔非儒思潮对社会影响很大，与西方思想的传入一起塑造了新的伦理和文化。一些更为学术的哲学研究则立场更精细复杂，胡适“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对孔子部分承认，赞赏墨家，对法家有褒有贬[141][90]。顾颉刚开创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在新文化运动之外有新儒家，对中国社会也有影响。
- 家庭伦理：废除传统的节烈观，废除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提倡子女独立，男女平等。
- 大众文化：从忠君到民主自由，从传统孝道到独立自主，从保守复古到开放西化，引进西方科学、音乐、舞蹈、体育、娱乐。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伴随著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诠释与解构，各地华人继续辩论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主自由。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影响受到政治环境的很大制约。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有迥然不同的态度，有趣的是大陆和台湾近期都对前期有一个反转：大陆从破四旧到提倡传统文化，台湾则从提倡传统文化到去中国化。两党都有相当的非民主倾向，这影响了社会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诠释。这些千变万化的发展之后，再来回顾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我们看见白话运动彻底扎了根，反孔非儒基本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很单薄了，但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的思想，在大陆仍然非常缺乏。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进步的，但是不彻底[2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是封建的文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些基本的原则，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同时期，常常得到非常不一样的诠释。
- 执政前：大力鼓励和扶植左翼文学，语言、内容更加贴近无产阶级，主题体现歌颂党、歌颂无产阶级、反封建、反帝[142]。挖掘民间文化，加以政治化使用。延安整风限制文学创作，展开批判与揭发，成为日后政治运动模式。
- 执政后、文革前：推行简化字，推行拼音。进一步推行社会主义文学，审查文艺。挖掘民间文化，加以政治化使用。提高戏曲地位，但对内容加以审查。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政治批判，自身也难逃被批判。反右运动进一步消灭不同言论、削弱民主党派作用。大跃进，假大空，三年困难时期。对毛泽东的宣传越来越多，出现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引进苏联共产主义文化，抵制西方欧美文化。反宗教，反迷信，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婚姻法，反对婚外性关系，关闭妓院，禁止鸦片，发展中医。
- 文革：破四旧，推行样板戏，极严格控制文艺。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文攻武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废除高考，大学停顿。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林批孔，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反传统意味，关于文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如林毓生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与文革的出现有关联，一种如严家炎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是激进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与文革南辕北辙、正好相反，新文化运动主要反的是传统中的糟粕，文革是一些这种传统糟粕，即专制与迷信，的大回潮。[143][144] - 文革后：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开放，西方欧美文化重新流入。也出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向张力。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增多，评价多样化。
中国国民党
蒋介石对于新文化运动持非常批评的态度[21]，他提倡传统文化，提倡儒家文化，著有《科学的学庸》，注释大学中庸，推崇王阳明。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纷繁复杂的原因，新文化运动是其中之一，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是在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是学术性的[133][134]。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一部分预备，五四运动又为共产主义的兴起做了一部分预备。后来共产主义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乃至武装运动，更多的是其他的政治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培养扶植。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引导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其理论基础是经过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后来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胡适则一直坚持自由主义。
在中国，同性恋不会遭到特别的排斥，甚至拥有‘狎优’的特权，伴随全面西化传入时西方普遍贬低同性恋的观点，将受此影响的早期“同性恋”定义及围绕在该定义的医学理论，传播至中国和华人地区，令该类生态蒙上社会污名。当时被译介至中国的西方性学家，包括赫希菲尔德、艾利斯、布洛赫、埃宾、佛洛伊德和卡本特等人，当时前述学者的中文翻译作品，是含有为数不少的病理化的论述，也有呈现少数如卡本特把同性爱当作一种高贵情感的观点，而在1920年代之后，赞颂同性之爱的论述变得愈来愈弱，负面观点的论述则占据了主流地位[145]。
- 陈独秀[1]
-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胡适
- 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讨论只是要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晢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146] - 这个文化运动有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本人则比较欢喜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我们如果回头试看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就知道，那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之规模与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新语言、新文字、新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虽然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尚未涉及艺术，而文学革命对这批成熟的北大学生来说，也已经是双方极其相同之点的一环了。中西双方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47]
-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47]
- 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 毛泽东[148]
-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 蒋介石[149]
-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 吴宓（学衡派)[150]
-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 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
- 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章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凡百改革建设皆不能收效。
- 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自由诗体]。而美国此种诗体,则系学法国三、四十年前之Symbolists[符号学派]。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仍不外Homer[荷马]、Virgil、Milton[弥尔顿]、Tennyson[丁尼生]等等。报章中所登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读哉？其他可类推矣。
- 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然此极不易致，其关系全在进择之得当与否。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然按之实事，则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之实验主义(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其他有韵无韵之诗，益世害世之文，其取舍之相关亦类此。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而于西洋文化专取糟粕、采卑下一派之俗论者，则必反而痛攻中国之礼教、典章、文物矣。
- 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一旦变革，自我作古。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今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散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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