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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为周启明的其他人物，请见“周启明”。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男，浙江绍兴人，近代中国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日本通，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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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出生在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今绍兴鲁迅故居），籍贯属会稽县。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1]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2]
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3]，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周作人的古英语颇有水平），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来源请求]
课馀和哥哥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册，到6月间，又印出第2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3篇是鲁迅翻译，鲁迅校订了周作人翻译的其他各篇，这是史上第1部直接从英语、德语原文翻译成汉语古文的短篇小说集。
鲁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给这1年的重印版写的《域外小说集序》里说：每集在东京只卖去20本就再也没有人买了，第1集另有1本是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而去试买的（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上海的寄售处“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写给林纾的公开信里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
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在日本时师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与鲁迅等共学）、梵文（与老师章太炎共学，教师是会说英语的旅日印度人，周给老师做英语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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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27年，李大钊等20馀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共产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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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后日军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却加速民众对其亲日印象的怀疑。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参考张深切“北京日记”），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文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的事实，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1949年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据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了：“照办。”[5]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人写信。
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日本现代文学译作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回忆鲁迅的专书著作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1966年5月，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4日，北京“红八月”期间，他被红卫兵拉到八道湾家里院中大榆树下，被皮鞭、棍子抽打，遭到批斗，家也被查封[6][7]。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6][7]。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间定居绍兴，到周作人这一代已是第14代。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父周凤仪，母鲁瑞。长兄樟寿（周树人、鲁迅），三弟松寿（周建人），妹端姑未满周岁即夭折，四弟椿寿六岁夭折。[8]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09年在东京结婚）。
生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女儿周静子，1929年夭折的女儿周若子。
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
周丰一与其妻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他主张“美文”及“言志文学”，风格平和冲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诗文，有点田园诗人悠闲自得的情态，也有点隐逸与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风味，号称真正的隐士。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流露出一些现代人感情和思想，对现实和封建文化的不满，以后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学。[9]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创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鲁迅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1][9]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批准），产生了一批高品质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等。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自己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除了文学创作及翻译，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个领域。在《我的杂学》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杂学的影响。
著作
- 周作人在世时自己编订的文集，大部分在生前已出版，现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结集再版：
《秉烛谈》《艺术与生活》《泽泻集》《过去的生命》《风雨谈》《苦茶随笔》《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秉烛后谈》《知堂乙酉文编》《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上、下)》《自己的园地》《夜读抄》《雨天的书》《药堂杂文》《过去的工作》《立春以前》《鲁迅的故家》《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苦竹杂记》《谈龙集》《谈虎集》《书房一角》《药堂语录》《周作人书信》《木片集》《苦雨斋序跋文》《鲁迅的青年时代》《欧洲文学史》《知堂文集》《瓜豆集》《药味集》《老虎桥杂诗》。
- 《周作人文类编》（共十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ISBN 978-7-5404-1885-4，钟叔河编，共收文2954篇，包括：自编文集二十八种（约一千二百篇）、已编成未及出版的《木片集》和《饭后随笔》（四百馀篇）、集外文和未刊稿一千三百馀篇，按文章内容重新分类。
- 《周作人散文全集》（共十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ISBN 978-7-5633-8295-8，钟叔河编，收录周作人全部散文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括《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集外文及未刊稿，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
- 《周作人日记》上中下三册，1996大象出版社
舒芜说：“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又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早在清朝末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从事新文学工作，倡导新文学运动，成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遥遥先驱。‘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他们都成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名字，曾经是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关于周作人的文学成就——郑振铎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阵；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张中行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为证，是不管不署名还是署生僻的笔名，熟悉的人看三行两行就可以断定：这是鲁迅，这是周作人。这情况，轻一些说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重一些说是别人办不了。别人办不了，也许就可以说是高不可及。”
舒芜说：“他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他的翻译工作，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求新声于异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教授。他还写了大量的介绍外国作家作品，输入外国文学与理论知识的文章。接着他又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学》，第一次给中国新文学运动制定了一个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纲领，启发了一代两代的文学青年。接着他第一个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为文学革命提出进一步的目标。他呼吁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他提倡宽容和自由，反对束缚和统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诗人之一，他的长诗《小河》被推为中国新诗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后来把写作的重点转向小品文，他对新文学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这一方面，他的冲淡隽永，苦涩回甘的小品文，极尽“阴柔”之美，与鲁迅的极尽“阳刚”之美的杂文，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鲁迅晚年与美国爱德加·史诺夫人的谈话记录稿中，史诺夫人问中国最优秀的杂文家有哪些，鲁迅说出的第一个就是周作人。
陈之藩在《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写道：“胡先生（指胡适）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
关于周作人的学识——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只此一类，也可见数量是如何大。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他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据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英语呢，专说他常提到的蔼理斯，他自己说有蔼氏书二十六册，加上向我借阅的《蔼理斯自传》，是二十七册，其中最大的一种是《性心理研究》[10]，连补编共七厚册，总不少于三百万字吧，他都读了……还喜欢读一些正统儒生不大注意的书，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燕京岁时记》以及谣谚、笑话之类。总而言之，还是无所不读。”
黄乔生说：“周氏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鲁迅）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化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此可谓由杂而一。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此可谓由一而杂。此后转而广览中国古代笔记，提要勾玄，披沙拣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实态度，讲伦理准乎自然，论道义力避空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同情而宽容，不责备于古人，惟佳言之务得，思有惠于后学。常述先贤通达之论，公诸同好，其为书话，蔚成大观。此乃由复杂归于一。”
文洁若说：“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11]
林燕说：“周氏所译，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顾的作品。这大概不是为了独辟蹊径，而是一个眼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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