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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语：Second Opium War；法语：Seconde guerre de l'opium），又称英法联军之役，发生于西元1856年至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间，因英国与法国认为清朝未有履行之前《南京条约》中的承诺[3]，在亚罗号事件及广西西林教案为导火线下，组织英法联军入侵清朝中国的战争，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又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Arrow War）、“英法对华远征”（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英中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此次战争时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的波拿巴王朝复辟（拿破仑三世）时期、以及中国的清朝咸丰时期。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诠释各执一辞，大清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引发英法联军之役（1856至1858年），结果两国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得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告平息[4]:320。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于是1859年至1860年间，战火再起；英军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之租借权[4]:320。英法使团在试图前往北京确认批准天津条约时，因武装护卫进京问题与与清政府产生抵牾，后坚持前进，被僧格林沁将军所率部队抓捕，多人受到酷刑，导致英法联军随后报复，攻陷北京并火烧圆明园[5]:148[6]:57[7]:44[8]:72 [9]:259。 北京条约之后，中国的开国已成定局。自此正式沦为半殖民地。而以同治中兴为界，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了下来，继而改变了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也更加严重。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原以为凭借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工业商品的销售。英国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销售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当时法兰西王国（奥尔良王朝）也不满《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设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取得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
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根据《虎门条约》中的一体均沾，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趁机谋求利益；但四国的修约要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东顾中国，“修约”问题也就暂时地搁置起来。[10]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萨丁尼亚王国及鄂图曼帝国等国获胜和奥地利帝国威胁加入战争而告结束，俄国在战争中受挫，转向东方发展。同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软硬兼施，一面扬言“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一面又表示愿将便于在内河作战的蒸汽炮艇卖给清朝，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最后，咸丰皇帝态度有所松动，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大段断无更改”，拒绝全面“修约”。[11]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民间反抗活动时有发生，《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官员可以住在城邑，由于当时两广总督耆英不遵守条约，令英国人七年来无法进入广州城。后来1849年履新的广东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更对民间反抗活动采取默认态度，对一切外国的申诉置诸不理。加之新上任的皇帝咸丰极度反外。[3]发生于1856年10月的亚罗号事件，以及1856年的马神甫事件（即广西西林教案），成为英、法联合出兵中国的导火线[12]。
1856年10月8日，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广东水师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检查装有走私货物的“亚罗”号船，并逮捕了船上十二名有海盗嫌疑的中国船员。英领事巴夏礼称“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巴夏礼向公使包令报告中国水师在该船捕人时，曾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权利和荣誉，要求广州当局赔礼道歉、释放人犯。“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苏亚成非法弄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了一名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6月，该船转卖给另一中国商人方亚明。方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英国人为船长。[13]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凭借港英执照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执照已经过期。但根据1856年5月29日香港颁布的《船舶注册条例》第十条，船舶在途未返回母港前注册执照过期并不会影响其所受到的保护，因此在法理上该船仍为港英籍船舶。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则认为逮捕船上海盗，纯属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因此拒绝了巴夏礼的要求。叶名琛谓：“亚罗”船为华人所有，船上并未张英旗，此后中国官兵决不无故捕人，英人亦不得售予华船执照。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包令再命巴夏礼抗议，限二十四小时承认其全部条件，否则武力从事。叶名琛对英态度强硬，拒绝承认扯落英国国旗、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14]此举令英国方面极为不满，复以英国企图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清朝拒绝。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迈可尔·西摩尔）率军舰三艘、划艇十馀只、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15]
1856年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英国海军上将迈可尔·西摩尔率领3艘英舰穿越虎门，叶名琛以为英军自己会撤，连日去校场看乡试马箭，下令广东水师后撤，亦不准开炮还击。24日英国军舰轰击广东南郊凤凰岗炮台，炮台守兵奉令走避，炮旋即被毁。25日英军连连攻陷海珠炮台以及商馆一带，并占据城外全部的防御工事[13]:55，直逼广州城。26日叶名琛关闭粤海关中断贸易，调集乡勇团练制造声势[14]:166。27日，英舰炮击督署，叶名琛“危坐二堂，绝无惧色”。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督署后退出，叶名琛因上香免于被俘，向朝廷奏称“大捷”，又纵粤民火焚城外各国商馆及洋行，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亦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退出省河。
1857年3月，英国巴麦尊内阁通过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卜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此外，英国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另一方面，法国籍神父马赖于1856年2月29日因违禁深入内地传教，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捕杀，法国方面极为不满，要求清廷赔偿道歉，但为叶名琛拒绝[16]。法国波拿巴王朝于是联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出兵清朝。法皇拿破仑三世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英法欲联合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而俄国外交代表以东正教团监护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面目出现，借机渔利。
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洋面。11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卫廉与俄使普提雅廷齐集香港。12月12日，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叶名琛因误信派往香港的探子传来的错误情报，以为“克里米亚战争俄国胜利、英军镇压印度土兵失利、法国在中英冲突中保持中立”，认为英国技穷意在求和、只是虚张声势，未予重视。在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攻打虎门口。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5日，英法数十艘舰船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炮击广州城。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为攻打广州城夺取立足点。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城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舰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限其在48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里，否则武力从事。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明显。时叶名琛正在督署为自己举办寿宴，叶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此时距联军最后通牒仅距一天。28日英法联军攻击广州，次日攻入广州城内，清军与联军巷战。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率清军退出城外，广州为英法联军占领。
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为联军俘虏，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绝食而死。1月9日英法联军宣布与刚被复职的广东巡抚柏贵（实际为傀儡）共同治理广州，并于2月11日自行解除封锁和恢复广州的对外贸易，广州便一直由英法联军控制直到战争结束[17]。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而四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4月24日，再照会北京，限六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直隶总督谭廷襄斡旋拖延。同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攻打大沽口（位于今天津市滨海新区）。
1857年12月广州被攻陷后，英法军意图继续北进，强迫清朝签订条约。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清廷拒绝了四国的要求，四国公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大沽口。
1858年4月，英法军舰载有2600多人抵达大沽口（天津市滨海新区）。5月20日联军以6艘炮艇掩护陆战队近千人向炮台侧面登陆，清军发炮反击，杀伤近百联军士兵。直隶总督谭廷襄却弃守逃亡，炮台守军孤立无援，清军约300多人战死，南北炮台陆续被联军攻占。5月26日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18]。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要求下，清朝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谈判期间，美、俄公使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抢在英、法之前，与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6月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6月26日和6月27日，清朝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条约签定后联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经过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防务，修复战后的炮台。[15]
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奉命进京换约。清政府要求英法公使往北方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经天津去北京，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但遭到拒绝。英法代表坚持按照原定计画，分乘部分武装护卫舰船再度抵达天津北河口，前往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坚持武装进京的英、法军队在途经大沽炮口之时，遭到了清军的大炮开火攻击。双方不久便展开战争。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发兵进攻大沽口，英海军司令贺布亲自带领12艘军舰从拦沙江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攻击炮台，清守军也开始发炮反击，火力充分发挥下，过不久多艘英法军舰遭受损伤，贺布本人也受伤。下午4时有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过了一小时后贺布下令从海口南岸强行登陆，试图派出海军陆战队从陆上攻占炮台，但是英法海军陆战队登陆后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的淤泥中步履维艰，沦为清军大炮轰击的活靶，死伤枕籍。同时英法联军也遭到清守军及从新河来增援的骑兵攻击，到了晚上联军再继续进攻，但又有死伤。遭遇战持续了几个小时，英法联军死伤432人，四艘浅水炮舰被击沉，一艘重伤[19]。经过一昼夜激战，联军遭到惨败，陆续离开大沽口，向南撤退到杭州湾。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第一次的胜利[20]。
1859年9月，联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舆论大哗。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经过协商，决定继续联合出兵中国。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联军总司令，率英军约一万八千人和法军约七千人组成一支新的远征军，开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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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克灵顿中将从印度加尔各答到香港新任陆军司令，3月18日指挥英军第44团特遣队强占尖沙嘴一带，5月19日撤离九龙半岛[21]:13。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上。4月21日，联军占领定海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封锁渤海湾。7月19日，联军完成攻击大沽口最后作战准备，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7月29日，英法援军大举来袭，自北塘登陆，迂回攻击大沽口炮台。在大沽口击败清军后，北上占领天津。8月23日清朝派钦差大臣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由于驻军北京问题导致议和失败。恒祺离开天津后，天津全部清政府官员四散撤离，天津由中国大商人代为管理[22]。
9月2日，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英法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为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英法所提要求。[23]
9月6日，咸丰帝下达对英国与法国的宣战上谕，朱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24]9月10日，联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同英法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双方在通州进行会谈，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要求。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巴夏礼随后乘马离去。僧格林沁随后截获巴夏礼、罗亨利和士兵等39人（26位英国人，13位法国人）[25]。这39人中以英法外交官员为主，也包含仆人、护卫、以及一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被僧格林沁抓捕以后，其中大多数人遭到酷刑，最后半数死亡；这成为随后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因素[6]:57 [7]:44 [8]:72 [9]:259。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咸丰帝再次下谕与英法决战。僧格林沁率马步军在通州列阵以待。与此同时，联军先头部队与清军在张家湾交战，清军败退至八里桥。随后英法联军与华北地区清军主力，包括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八旗察哈尔、索伦部、甘肃陕西调来的汉军八旗及绿营、京津地区八旗绿营[22]在通州八里桥决战。结果清军大败，僧格林沁部全军覆没，胜保战斗中重伤撤退。随后咸丰帝及皇后宫廷贵妃等人以北狩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9月22日，恭亲王奕䜣告知英法联军，他受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要求英法停火谈判。 次日，英法联军回答，必须释放巴夏礼等谈判人员，才停止进军。 恭亲王谎称，所有俘虏都平安，但要等到和议达成后才能释放他们。 两天后，联军总司令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说，若三天内放还全部谈判人员并接受联军的条件，就停止进攻，否则一定要夺取北京，奕䜣当时没有答复。
9月30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在城外安营扎寨。联军约在此时开始掳掠址在城外的圆明园，一位军官回忆称像“一个男孩置身于糖果店，被告知想拿什么都可以拿”。全军上下参与抢劫，军纪荡然，英指挥官虽难堪，但不愿落后于完全没有约束的法军，下令所有英国官兵上缴赃物，统一拍卖后均分。[26][7]:44
10月5日，联军休息整顿后，准备攻城。此时，朝廷的文武百官和有钱人大都逃离京城，全城陷入溃兵和流氓肆意烧杀抢掠的无政府状态。[27]
10月13日，北京打开城门，向联军投降。
从十月八日至十六日，恭亲王先释放巴夏礼等人，然后陆续释放其他人，最初总共被扣留的有39人，活著回来的只有18人，有21人被虐待致死，有些人的尸体腐烂得认不样来，还有些人根本找不到尸体。[25]随行牧师莫吉（R.J.L.M. Ghee）报告
我从未见过比这更让人怜悯的情景了……他们几乎不能走路，拖著双腿向前挪动。 他们的手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放在胸前，这还能叫手吗？ 都已经被扭曲得变了形，有的手腕上的伤口已经溃烂，有的手上被绳索捆绑造成的肿胀还没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鸟爪子一样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经坏死萎缩了，人们还了解到，他们身体的畸残状况，是由于手脚被浸湿的绳子紧紧捆在一起而造成的。这些俘虏就这样被捆绑著，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而且长时间内得不到和水。由于四肢的血液循环被截断，肌肉肿胀溃烂，伤口化脓，生满了蛆。这些幸存者的证言全部或部分的发表在英国议会文件或战争记载里，它们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于这种虐待的结果。[28]
而第八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得知之前被清军掳去的英国外交人员被清军虐待至死后，改为纵容士兵早就开始的抢劫行为，并在抢劫完毕后下令英军焚毁圆明园作为报复。这一决定固然野蛮，其细节过程亦往往被中国历史记载所忽略。[28]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在英国、法国军事和外交压力下，恭亲王奕䜣完全接受要求，于10月23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和交换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正式换约前夕，英国提出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三条，其中一条就是“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该条约第六款规定：“……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按此，英国强占新安县九龙司部分领土，即现在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土地（包括昂船洲在内）[21]:14。1860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4]:320。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接近北京北郊，6日，英法联军士兵开始抢劫西北区的京郊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清漪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抢得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其余大部分归于私有，英女王维多利亚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亦各得一份。8日，此前被俘虏的巴夏礼等人获释。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此为西方军队首次占领中国首都。在圆明园，额尔金因被俘虏的39名来使中死亡20名，下令焚烧圆明园报复。英法联军再度抢掠，徒手搬运，无法搬走的如瓷器和铜器就地打碎，据保守估计被毁物总值300万镑。战利品方面，有只北京狗被发现后，由一名英国军官带回英国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并被女王取名为“Looty”（掠夺来的小东西）；而联军更是在一间马车房里发现了，一七九三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送给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的礼物，如全尺寸的英国制礼车、天文与科学仪器、两门英国十二磅榴弹炮，以及数箱弹药，而这些礼物全都原封不动的被存放在此处 [29]。 10月17日，额尔金及格兰特照会恭亲王，英方要求赔付因“监禁凌虐”而死人员银30万两，并拆毁圆明园宫殿。法使要求恤银20万两，给还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士坟墓。限定：“10月20日照复，10月22日给银，10月23日画押换约”。10月18日，联军开始纵火。烟雾弥漫，连烧三天三夜。[25]
10月16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进京。
1860年10月初，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22]。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得知英国谈判代表的遭遇，令英国第一步兵师的官兵放火烧毁圆明园，以教训咸丰帝。[30][31]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此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32]。事后英军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33]
同时，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应恭亲王奕䜣之请致书葛罗，正式调停。
而事前英法两国提出的惩罚方式迥异。英国统帅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的意见是:“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在圆明园内受虐待，必须将这个园子夷为平地。”法国公使葛罗则认为，圆明园没有设防，严格说来非交战区，若烧圆明园，不如“直接烧掉紫禁城，这才是对皇帝最好的惩罚。”詹姆斯·布鲁斯反驳说：“若烧紫禁城，火势很容易蔓廷到全北京城，受害的将是北京的无辜百姓，这些被皇帝抛弃的百姓欲迎联军进城，联军承诺过给他们安全保障。”
由于英军是主力，英国的意见占了上风。为了说服法国，詹姆斯·布鲁斯特别撰文阐述其理由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清国政府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清国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清国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咸丰帝)而非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清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28]
1860年10月20日，清朝碍于劣势，皆接受英法所提之一切要求。10月23日，额尔金、葛罗又要求增加续定条约内容，清朝均予以接受。英法联军与奕䜣[22]，除了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外，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为《天津条约》的补充。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于10月24日和25日签订完毕。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辟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招聘人口出洋做苦工； （四）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九龙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九龙司）给英国；（五）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在内地任意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六）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
1860年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并命恭亲王等即转告俄公使，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奇咭阔屯之例，借与居住。和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5]
1856年，趁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俄国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但清政府拒绝予以批准并处分了奕山。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普提雅廷先于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此前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亦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战后，大英帝国为了表扬军功，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了第二次中国战争勋章。勋扣有六种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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