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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大总统，独裁者 (1859–191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慰庭或慰亭，号容庵，又被称作袁宫保、袁大炮、袁老四和袁大帅，另因出身河南项城亦被称为袁项城，曾任清朝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华帝国非正式皇帝（没有正式登基）等，是北洋政府最高领导人、北洋军创始人兼领导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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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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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肖像照（摄于1915年） | |
.svg){kind=small} 中华帝国皇帝[1]（预备登基） | |
| 统治 1915年12月12日—1916年3月22日 | |
| 皇太子 | 袁克定 |
| 国务卿 | 陆徵祥 |
| 前任 | 宣统帝（清朝皇帝） 自己（大总统） |
| 继任 | 无（帝制废除） |
 中华民国大总统 | |
| 任期 1913年10月10日—1915年12月12日 | |
| 总理 | 熊希龄 徐世昌 陆徵祥 |
| 副总统 | 黎元洪 |
| 前任 | 首任（正式大总统） |
| 继任 | 末任（洪宪帝制） |
| 任期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 |
| 总理 | 陆徵祥 段祺瑞 |
| 副总统 | 黎元洪 |
| 前任 | 首任（废除帝制） |
| 继任 | 黎元洪 |
|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
| 任期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 | |
| 总理 | 唐绍仪 陆徵祥 赵秉钧 熊希龄 |
| 副总统 | 黎元洪 |
| 前任 | 孙文 |
| 继任 | 末任（转任正式大总统） |
 大清内阁总理大臣 | |
| 任期 1911年11月16日—1912年2月12日 | |
| 君主 | 宣统帝 |
| 前任 | 奕劻 |
| 继任 | 末任 |
| 大清军机处军机大臣 | |
| 任期 1907年9月4日—1909年1月2日 | |
| 君主 | 光绪帝 → 宣统帝 |
| 大清外务部尚书 | |
| 任期 1907年9月4日—1909年1月2日 | |
| 君主 | 光绪帝 → 宣统帝 |
| 前任 | 吕海寰 |
| 继任 | 梁敦彦 |
| 大清直隶总督 | |
| 任期 1901年11月7日—1907年9月4日 | |
| 君主 | 光绪帝 |
| 前任 | 李鸿章 |
| 继任 | 杨士骧 |
| 大清山东巡抚 | |
| 任期 1899年12月6日—1901年11月7日 | |
| 君主 | 光绪帝 |
| 前任 | 毓贤 |
| 继任 | 胡廷干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59年9月16日 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 |
| 逝世 | 1916年6月6日（56岁） 中国京兆地方 |
| 墓地 | 安阳北关袁林 |
| 国籍 | 中华民国 |
| 政党 | 北洋系 |
| 宗教信仰 | 儒教 |
| 王朝 | 汝南袁氏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大清（1881－1912） 中华民国（1912－1915，1916） 中华帝国（1915－1916） |
| 服役 |  北洋军 |
| 服役时间 | 1881－1916 |
| 军衔 | 大元帅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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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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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他率领清军平定朝鲜王国的甲申政变，因而开始受清政府重用并参与其中。[4]随后，他被清政府授权从事新军的建立事务，同时协助于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等政策推行事务。[5]他在清朝政府中，官至总理大臣等职位，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武汉新军结合革命党的起义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并扩散至中国各地后，他被清朝政府再次重用以镇压革命党势力，但之后他在与革命党的谈判中威胁、利诱，驱使革命党人支持自己担任新国家的领导人。1912年，他让手下段祺瑞等五十个将领联名支持共和，迫使宣统皇帝逊位，随后接手组建政府并被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转为正任大总统，成为当时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者。[6][7]当时，他借由自己先前培养的武装势力，以及清朝政府遗留下来的官僚系统，有效的以专制手段继承清朝，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他一度试图将中国的国体改回世袭君主制，但遭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强烈抵抗，被迫在短暂时间内结束该体制，并放弃其原先掌握的政治权力。不久他过世之后，中国境内的政治势力开始陷入分裂状态。
因他意图恢复帝制等行为，中国国民党以及大多数中国学者长期对他持以相对负面的评价。但亦有研究者肯定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诸多贡献。[8][9][10]
1859年9月16日，袁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街道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祖先可追溯至汝南袁氏[11]。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1873年冬，堂叔袁保恒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会面，袁获得赴京念书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12]。
1876年秋，袁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一般认为袁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陈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因此成为牺牲品[12]，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于同年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完婚，频繁招袁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慈禧太后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12]。此后，袁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意外结交当时正在陈州授馆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为金兰，徐世昌为兄。袁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
1879年秋，袁在给三哥袁世廉的信中发誓：“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未料再次乡试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决定弃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吴长庆为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袁发誓安定下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将次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12]。
1881年5月，袁至山东登州，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12]。
1882年，袁23岁，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变夺权；亲中的朝鲜事大党请求清片廷出兵平乱，袁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前往协助，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将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掳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与镇抚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恨之入骨[13]。1885年，袁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合法权益，并以宗主国代表身分保护朝鲜安全。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然而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违背藩属义务，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14]。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中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15]。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袁唯恐奉天危急，以筹粮为口实，躲到新民厅。遭李鸿章的训斥，令速到前线，袁才赶到九连城，不久又逃至新民厅。[16]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奉命随军撤回天津。两江总督张之洞聘请德国教官，在吴淞练德式“自强军”；北洋胡燏棻聘德国人汉纳根为教官，在天津小站编练德式“定武军”10营；不久胡燏棻调职，奕劻、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保荐袁练兵有功接办[17]:9。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1895年11月19日，袁奉旨督练新建陆军[17]:9。袁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8]。新军练成后，作战兵力达7,000人，另有长夫、伙夫、马吏3,800人；设有步兵5营、炮兵1营、工程兵半营；有重炮18门、快炮24门、马炮18门；是中国近代首先采用西方陆军编制的军队[17]:10。袁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的练兵，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及日后北洋军阀的前身。
袁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8]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18]。
袁极善笼络人心，他不像旧式将领般依赖幕僚处理军务，反而事必躬亲，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舞弊，重视军备、后勤、福利、军纪等细节，士兵均非常爱戴感念。但他同时亦喜好个人崇拜，特别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更滥用洗脑手段将军队去国家化及私兵化，成为日后政治军事化、军阀割据的滥觞。据说其麾下军官每日操课前后都有“三问”，一问“我们吃谁家的饭？”士兵齐答“袁宫保的饭！”；二问“我们穿谁家的衣？”齐答“袁宫保的衣！”三问“那我们为谁家死，为谁家出力？”齐答“为袁宫保死，为袁宫保出力！”众北洋官兵皆将袁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竟达到了只有袁宫保、不知大清国，甚至于营内为袁供奉长生牌位的程度[19]。
1895年，袁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20]。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近臣康有为与慈禧太后发生激烈争斗。手握重兵的袁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听从康有为建议，召见袁，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事以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
根据史料记载，戊戌时袁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21]，袁的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其真实情况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21]。
但也有部分人认为，在20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22]（一说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23]）。荣禄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慈禧于翌日宣布训政，囚禁光绪帝。
1898年9月28日，清廷命荣禄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直隶淮军练军绿营等约5万人[17]:10。
义和团在山东排教，以私刑方式杀死许多外国和中国基督徒，引发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神父被杀。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应，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借地。在此期间，袁考虑到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众因生计而继起反抗，进而引发教案，使列强乘机宣战，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24]、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5]、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6]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1899年3月31日，荣禄上奏成立“武卫军”，辖前军聂士成武毅军、后军黄福祥甘军、左军宋庆毅军、右军袁新建陆军、中军荣禄自募万人，共7万人[17]:10。5月1日，荣禄命令袁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7]，实则是遏制德军[28]。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态度尤为明显，甚至煽动民众闹事袭扰洋人[29]。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30]，不点名的推荐袁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的想法。12月6日，袁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但而后义和团团民进入北京，并在慈禧太后同意之下开始杀害外国人，造成了庚子拳乱，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治下得以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义和团遭镇压后，清政府需向各国缴纳庚子赔款，各地抗捐抗税的事件频发，终于1902年爆发景廷宾起义。起义农民“所有地丁捐款均概不缴纳。”1902年3月3日，袁部正定、大名两练袭击景廷宾所在东召村。景廷宾汲取了义和团失败的教训，改倡“扫清灭洋”口号，发动了冀鲁豫平原24县的大起义，并歼减了袁部武卫左军的一部[31]。袁乃派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率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2,000多人，由保定南下，又抽调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两路合围起义军[32]。至1902年5月间，广宗、钜鹿、威县、南宫等地相继易手，起义军向山东和河南边境转移。6月12日，倪嗣冲率军抵成安，景廷宾撤入河南，途中遭倪军捕捉，当即遇害[31]。
李鸿章临终前推荐袁继任，1901年11月7日诏旨：“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7]:10。
1902年6月9日，袁实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7]:10。6月25日，袁上奏《北洋创练常备军营制饷章》[17]:10。袁创设直隶军政司，袁兼军政司督办[17]:10-11。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
1903年12月4日，京师成立练兵处，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综理全国练兵事务[17]:11。
然而，景廷宾起义遭镇压之后，直隶又有1903年玉田县农民起义；1904年，滋州、元氏一带“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活动；1906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1907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爆发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33]。由于清政府与各国立有“距天津二十华里，华兵不能驻扎”的条款，袁为保证天津租界地区稳定，乃创办巡警制度，“以警代军”。正如他说：“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内匪。”[34]不久组成天津侦探队，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逐渐将警察网络推广全省。据当时报纸批评：“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33]
但是，袁任直隶总督期间，也有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的成绩。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35]:3。10月23日，陆军在河间府会操，共有二镇四协计3.32万馀人，清廷派阅操大臣袁、铁良前往校阅；10月25日会操结束[35]:8。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
1906年2月5日，直隶总督袁、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请外务部转商驻京英公使萨道义，减少进口印度鸦片；2月6日，英公使萨道义答复限制印度鸦片事，须俟中国自限栽种罂粟有效，始允照办[35]:18。2月11日，袁奏设高等师范学堂于天津，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奉天等省均可派生附学[35]:18。2月17日，袁奏设矿务总局于天津，严禁私售矿产于外人[35]:19。4月27日，袁派武备学生分赴德、奥学习陆军[35]:26。5月25日，清廷电饬袁、赵尔巽、程德全等协力进剿马贼[35]:28。6月13日，直隶总督袁派马队1,200人剿办马贼[35]:29。6月28日，直隶总督袁批准北洋银圆局立案开办劝业铁工厂[35]:31。7月22日，直隶总督袁奏称，法国撤减直隶驻兵，交还廊坊、杨村、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各处兵营[35]:33。8月6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到达天津，同袁讨论筹备立宪及改革官制等事[35]:35。8月9日，袁会商两大臣奏改官制，并饬办学各绅商会议地方自治制度[35]:35。8月23日，袁委周学熙、孙多鑫收回唐山洋灰公司[35]:36。10月22日，新建陆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大典，袁、铁良为总校阅官，10月25日举行阅兵仪式[35]:44。11月18日，袁片请开去参预政务等项兼差，又请将陆军第一、三、五、六各镇归陆军部统辖，直境第二、四两镇由其统辖督练[35]:47。11月20日，清廷准袁片，开去各项兼差，并谕全国陆军均归陆军部统辖，第二、四两镇暂由该督调遣训练[35]:48。12月21日，端方奏称已商请袁先后调拨“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舰入江，以资镇慑[35]:53-54。
1898年的戊戌维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约》后，立宪声浪日涨，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1906年8月26日，清廷谕派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等暨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考察各国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请旨办理[35]:37。8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袁，袁面奏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35]:37。8月28日，清廷帝后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直督袁等，讨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条陈各折件，商讨实施立宪事宜[35]:37。9月2日，清廷为厘定官制，派载泽、世续、戴鸿慈及袁等14人公同编纂，并命端方、张之洞等六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是日至10月7日，编纂诸大臣接连在朗润园会议官制[35]:38。9月13日，清廷据袁奏请于奉天省安东县大东沟设海关分卡，归安东关兼辖[35]:39。9月26日，袁刊刻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之用意，分送各王大臣及政界中人[35]:40。9月30日，户部尚书铁良反对改革官制，与袁大起冲突，镇国公载泽严劾铁良阻挠立宪[35]:41。10月9日，内阁学士文海奏，欲去军机大臣，设大总理，是欲学从前之日本权在大将军，请即行裁撤厘定官制馆，并请饬袁速回本任[35]:42-43。10月17日，袁编刊《立宪纲要》，颁发直隶各属[35]:43。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36]。
1907年1月13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着直督袁迅饬提督夏辛西统带原统队伍，前往山东督办兖（州）曹（州）剿匪事宜[35]:59。3月13日，盛京将军赵尔巽、直隶总督袁联电外务部，请与日使议订《满韩陆路通商详细专章》[35]:66。3月29日，都察院代表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筹款自建津镇铁路，清廷谕军机大臣着袁、张之洞妥商办理[35]:67。5月17日，袁派蔡廷干统带军舰“海容”、“海圻”两艘游历南洋，借以保护华侨[35]:72。6月17日，清廷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徇私溺职”命开缺回籍，朝野为之震动，是为清末“丁未政潮”[35]:75-76。党争中林绍年请辞。7月10日，外务部以中俄北满洲税关章程业已互换，咨南洋大臣端方、北洋大臣袁，北满洲税关定期开关[35]:79。7月12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35]:79。7月28日，袁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条陈管见十事，其要旨为：建政府、设资政院、办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融化满汉界限；袁奏请简派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国日本会同出使大臣考察宪法，并请简择王公近支聪颖特出者遣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助预备立宪之施行[35]:81。
1907年8月18日，天津县议事会成立[37]，选出正、副议长[35]:83。8月24日，清廷电召直隶总督袁入京陛见，8月30日袁入京[35]:83。8月30日，袁奏请以天津为模范，计划全省自治办法，期以三年一律告成，以为预备立宪之基[35]:84。9月4日，清廷命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开缺，充会办税务大臣，以直隶总督袁为外务部尚书；任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为军机大臣[35]:85。9月5日，袁请收回成命，命毋庸议[17]:22。10月26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奕劻、袁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夤缘比附，清廷诏以其摭拾空言，有意沽名，传旨申斥[35]:92。同时也使袁氏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因溥仪年幼而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3月9日，康有为致书梁启超，力主联络肃亲王善耆以打击袁[35]:108。
1909年1月2日，明降上谕：“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17]:25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1911年10月10日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a]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政府内部清楚知道中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镇压起义。
由于海军全体昄依革命党，北洋军渡河受阻。袁坐镇北方，铁腕镇压长江以北的起义，以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38]。
1911年10月27日，袁接任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30日，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迫使革命军退守汉阳，11月27日又攻占汉阳，革命军撤入武昌。11月12日，山东宣布独立，袁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赴济南迫使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
吴禄贞遇刺后，燕晋联军破产，袁派北洋军第三镇开赴山西，兵迫娘子关。1911年12月12日，北洋军炮轰娘子关，革命军弃关退走。12月，淮上军欲西征驰援河南，袁调北洋第三镇两千多人南下阻击，又派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率武右军进入安徽，于12月10日攻陷太和，继则扑向颍州。于15日破城，“以剪发为革命军符号，杀之无遗。”
1911年12月18日，耿世昌率领五百余革命党人，发动任丘县起义。袁闻讯，从保定调动两营淮军前来围剿，最终将其彻底剿灭。12月29日起，陕西革命军陆续东征，袁令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集中兵力，挟野炮山炮五六十门向民军进攻，又增调毅军十营，将革命军击退至陕西潼关。又将革命党人刘纯仁、纪宗义、刘建中三人杀害。
1912年1月3日，滦州起义军在知府衙门宣布起义，成立北方军政府，声明从属中华民国，议和期内“袁氏不得派兵来攻”。袁则拘禁冯玉祥在海阳，令其无法与之会师。1月，蓝天蔚筹划组织北伐军两千人在烟台登陆。26日，袁电告赵尔巽：“蓝天蔚现暂驻烟台为根据地，拟日内派一支队于貔子窝附近登岸，其余大队于日本租界域外之地点登岸，进攻奉天、牵制北方各军，希饬严密探访。”又派人到沈阳跟赵尔巽和咨议局议定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是严搜民党，第四条是驱逐“急进会”会长张榕。
随着战事延长，部分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希望袁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能反正倒戈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39]。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将袁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39]。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朝廷施压，请求清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便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政府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其居住于锡拉胡同19号四合院，原为慈禧之故居。11月13日袁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人为主的袁内阁名单公布[b]。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40]。12月2日，《时报》发表袁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 “ |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41] | ” |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39]。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出孙中山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未经各省民意正式授权，仅持有各省督军或领导人信函。[42]孙中山致电袁，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40]。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廷，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压制清廷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1月16日袁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袁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45]。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c]的方式向袁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40]。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40]。袁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革命党孙中山黄兴与陈其美等人同时推动向英日俄等外国势力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如愿[40]。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终如愿以偿[40]。袁于是加快了逼宫的脚步，1912年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五十位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46]，向隆裕太后逼宫，不久，段祺瑞又发表《乞共和第二电》[46]，直接挑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隆裕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帝国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 “ |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 ” |
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39]，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袁迫使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47]。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坚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48]。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的要求，引发袁的强烈不满。6月间，国务总理唐绍仪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原本同意，后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于6月16日辞职并离开北京。袁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参议院因其发言不当新提阁员全部被否决而流产。北京军警指参议院挟持私见，黎元洪责违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责为“奸府”，请袁便宜行事，盛传将解散参议院，参议院迫于形势，通过了袁提出的阁员，次日弹劾陆征祥失职，陆称病请假，袁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直接控制[49][50]。
孙中山让位总统后，从事国家建设，宣传民生主义、事业发展、铁路计划，黄兴请辞南京留守，表示没有割据的意思。内阁问题发生后，袁邀请孙中山、黄兴前往北京，消除争端。应黎元洪的请求，袁召集了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的张振武和方维，以“图谋不轨”于8月16日在北京杀害，引发临时参议院和黄兴的言辞责问。袁为离间黎元洪和同盟会，将黎元洪的来电公布，使得黎元洪无法辩驳而只能依附袁。8月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孙在北京停留20多天，与袁会面13次，希望袁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建筑铁路十万里，袁授予计划全权。为了让袁放手作为，孙、黄同意由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9月25日，袁发表八大政纲。10月，梁启超得到袁的谅解，从日本返国，在北京受到袁的隆重欢迎，颇受感动[50]。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时人普遍认为袁授意暗杀，引发全国声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称袁为“专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3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与黄兴会晤，号召武力讨伐袁，但遭到党内人士反对，经过3个月未能组织起讨伐袁的力量。4月26日，袁未经国会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作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4月7日，袁发布秘密动员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军事部署。
5月6日和15日，袁召开军事会议，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1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51]又以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率2、6两师及毅军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2军军长，率第3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52]:575。并先后收买了黎元洪和海军。
5月21日，袁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
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53]。袁则在国内逮捕杀害大量国民党员，查封亲国民党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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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过程中，袁派手下伪装组成的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叫喊“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54]。从早上8时到晚10时，议员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然而，在前两轮投票中，袁世凯仍然分别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54]，未达到法定四分之三的票数规定。最后，议员被迫选袁为正式大总统[55]。10月10日，袁在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袁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的意见[56]。
1913年11月4日，袁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内中指出：
| “ |
……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 |
” |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1914年1月，袁根据黎元洪等人及政治会议的意见，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颁布了以“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其时日本政治派系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提出，应采取主动外交政策，以果决态度，使中国投入日本怀抱，与之订立防御同盟。他还向内阁及元老提出一套详尽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 此外，日本陆军省拟定“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参谋本部提出“中国问题处理大纲”。 11月11日，日本内阁根据以上计划，形成决议二十一条。12月初，外相加藤高明将其交付奉召返国听训，命其尽速向袁世凯交涉。[58]
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59]。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59]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60][61]。日本还逼迫袁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除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62]。5月6日，袁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 “ |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 ” |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63]，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62]。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 “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63] | ” |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e]，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65]。近年来一些新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 “ | ……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66] | ” |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68]。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f]。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g]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69][70]。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68]。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h]，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72]。
1915年8月30日，以朱启钤为首的筹安会君子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人，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73]:375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68] 9月10日，国民会议议事务局给各省的电报中说明：“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73]:381
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10月7日，参政院把梁士诒等人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呈送袁世凯，其中说：“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一一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73]:379次日，大总统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73]:379
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68]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74] | ” |
12月12日，袁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75]:1416当日早上，袁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74]。
12月13日，袁世凯发布禁止反对皇帝令：“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
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袁的外国顾问团仿照《日本皇室典范》拟定《新皇室规范》：
| “ | 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仍准照常办理外）。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76] | ” |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77]:7，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他人捏造，唐继尧、任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78]。原令如下：
| “ |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78] | ” |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袁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78]。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大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i][81]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j]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k]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 “ |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82] | ” |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l]，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及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83]。
1916年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通电陈宧，同意自大总统之职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79]。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尿毒症[79]。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79]，享年56岁。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3]
袁氏于1916年6月8日在怀仁堂入殓[84]。据袁之女袁静雪回忆，对于以何种殓服入葬的问题，尽管袁世凯“孩子们的主张不一”，但袁妻于氏找到徐世昌，提议以龙袍入殓，说袁世凯虽因称帝败亡，“但他是喜欢这一套的”，“不枉他搞了一场”，“让他死也瞑目”。徐觉得“冕服在棺内”，“外人看不见”，因而同意。[85]又据袁之孙袁家宾回忆，“因为天气热，又过这么久才入殓，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臭味外，他那原本就很胖的躯体更加臃肿起来，家中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有人就建议，衣库里还存有龙袍，非常肥大，何不取出穿上。袁克定说，等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说。后经黎、徐、段等同意，才穿龙袍入殓。龙袍是紫红色，上绣九条平金线金龙，龙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镶有小珍珠，龙麟处缀有珊瑚断片。”[86]入殓时，袁世凯“身服十二章之祭服”，头戴天平冠，“足穿方头靴”，“几如大行皇帝”。[87]
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总统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88]除了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又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89]。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90]。出殡当日，仿德国皇帝出丧，“将灵榇置于炮车上，特由卫侍武官及卫士以人力推挽而行，并派段芝贵及李进才为保护灵车长官。”[91]灵柩扛夫“系仿前清亲王制用八十人”，用红杠、红绳（按清制，皇帝棺柩用黄色，亲王用红色）[92]，举行祖奠礼、启奠礼、孝子服饰、殡前执事仪仗等礼，“大半袭中国古代帝王梓宫奉安之旧习”[93]。时人评价，袁世凯出殡“典礼备极崇隆”，“仪仗之矞皇，装潢之华丽”，不论是“未成君之皇帝”，还是“已解职之总统”，“其资格亦不过一平民而已”，“以平民而上拟帝、后大丧，以民国而摹效奉移大典”，如此不足“昭示来兹”，承办丧礼诸人本意“欲尊项城”，结果“反以重项城泉下之罪”。[94]
袁世凯墓园的命名，袁克定原本欲取“袁陵”，但徐世昌以时局不安，不如取名“袁公林”，因二字谐音，且据《说文解字》，二字“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95]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馀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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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利用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杀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等。1913年9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6月至11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1914年6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1914年3月，龙济光派兵“清乡”，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33]
1913年8月，北京《正宗爱国报》编辑丁宝臣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1914年4月2日，袁公布《报纸条例》，警察机关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
1914年3月2日，袁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等。5月20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11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
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实行剃发易服政策和文字狱，但同时也尊崇儒学与孔子[96]。袁逼宣统帝退位之后，延续清朝的尊孔，1912年9月20日，袁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儒家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
| “ |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97] |
” |
1913年6月22日，袁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 “ |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98] |
” |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例行放假；而元旦改为国历一月一日，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99]。
1903年起，袁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100]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101]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102]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103]
农业方面，袁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104]
财政金融方面，袁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105]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106]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07]，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72]。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72]袁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108]袁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109]
袁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袁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确立[7]。袁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110]，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111]在法律建设上，袁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100]袁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112]
禁毒禁赌也是袁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113]袁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114]当选民国总统后，袁更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m]。在禁赌方面，袁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115]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116]
《袁世凯全集》共36卷，2013-11河南大学出版社。内容有章奏、文告、律令、公牍、函电、诗文、题词以及著作。
1876年夏，清末状元张謇与袁同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吴长庆命袁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故袁每次写信给张謇都尊称“夫子大人”，面见时则称“季直师”（张謇字季直）。吴长庆病逝后，张謇和袁各奔东西。不过，等到袁成为民国大总统后，在给张謇的书信电报里，却改称张謇为“张老先生”或“季直先生”。袁决定恢复帝制后，准备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此时的称呼又从“先生”改为“季直兄”或“仁兄”，张謇则回信说：“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不久，袁自封皇帝，“特聘”张謇为他的“嵩山四友”之一，还派“钦差”专送一幅《嵩謇山四友图》给张謇，但张謇却闭门拒收，并调侃说：“今昔犹是一人耳”，“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117]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于1934年出版的《政海轶闻》中，记载了一则袁行贿慈禧而得欢心的故事。慈禧垂帘听政时，袁充任北洋总督，极意结交阉宦，使侦慈禧意向以投其所好，因之宠眷逾固。其时值慈禧诞辰，疆吏搜珍选异，各出心裁。某日，慈禧巡视珍品，啧啧称赏，最后目注四睹，无语而出。宦者以告，袁猛醒曰：“得之矣。”他即搜集名画若干帧，盛饰以进。慈禧大悦：“蔚亭实获我心，吾正思此物，此物来矣。”袁所费最少，独邀青睐，其善窥上意，诚不可及也。[118]
袁的六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的照片掉在地上，袁世凯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便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叶氏才发现她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119]
民国作家侯毅著《洪宪旧闻》内有一篇《项城就任秘闻》，记述了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时的三怪件事。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职典礼。此前数十天，天天晴丽，独就职之日垂雨浇注。那时染色工艺不佳，太和殿前所悬五色旗色彩尽褪，模糊斑点有如泪流。袁世凯乘八抬大轿，行至太和门时，忽然窜出一犬，惊扰队列，众卫士急拔剑刺毙，死犬肝肠涂地。就任礼毕，袁世凯乘驷车回府，未出午门，石道雨滑，一匹骖马倒地，遭断木刺死，袁世凯换乘他车而归。民间有谶纬家为其占字，说“袁”姓乃“吉头哀尾”，预言袁世凯不得善终。[120]
1915年，洪宪议起，适值袁寿辰，群下欲取悦主上，尽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乃取《国贼孙文》一书，谱为《新安天会》，化孙文为猴、黄兴为猪、李烈钧为狗，排演成于袁生日寿筵。艺人谭鑫培名盛一时，清末曾受内廷供为慈禧唱戏，故被选为《新安天会》主角。不料谭氏严拒，又找到著名老生演员孙菊仙，再遭严拒。九门提督江朝宗亲率城厢驻兵，将二人挟持而行。演毕，人赐二百银元。谭氏不辞而去，大笑出门，将二百银元沿途撒落，至新华门，而二百元尽矣。[121][122]
1916年袁帝制自为，改民国五年元旦为“洪宪”元年元旦，阎锡山令太原举行庆祝“洪宪登极”大会。大会结束时，台上“司仪”呼“洪宪万岁”，台下有一青年则喊“洪宪半岁”，会场上很多人响应了；接着“司仪”提高嗓门喊“洪宪万万岁”，台下多人便不约而同大喊“洪宪半半岁”。有趣的是，“洪宪”的存在时间，后来竟与此口号巧合，“洪宪登极”83天垮台，严格地说还不足半个半岁（3个月）。[123]
曾任天津袁府总管的陶树德回忆，袁擅长笼络人心。某日，陈光远呈袁一报销单，为数一万八千元，袁阅后，即在“一”字上加了一竖，改成“十”字，变成了十万八千元。陈取款后，不敢收用，向袁请示，所余九万元作何开支。袁说：“嗨，你带着吧！买些地，买些股票。你也够辛苦了。”另有一例，热河都统姜桂题在北京设有大规模烟土庄，销售鸦片烟土。一日，姜谒袁说：“我来到了一点几烟土，要进东直门。到城里我怕步兵统领和警察总监要查抄没收，诮总统打个德律风叫他们放行。”姜所谓的“一点儿烟土”，是以大队骆驼载运，由大队步兵保护的驮运烟土行列。袁说：“大总统下令禁烟，我只能叫他们查抄没牧。”姜说：“那可不行，总统！那么着，我毅军（姜系毅军军长）就发不了饷。”袁说：“我不能保护你”，但忽然说：“你应该去找吴炳湘（警察总监）、江朝宗（步兵统颁），以老朋友地位同他们商量商量。”姜领会其意，安心退出，即上车离去。[124]
袁筹划帝制期间，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125]
袁女袁静雪（叔祯）回忆，袁世凯有诸多怪癖。袁擤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袁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衣服上有很多污渍。为了袁的仪容，姨太太们将毛巾沾湿，帮袁擦拭干净，袁自己是从不动手的。袁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袁爱吃参、茸等补品，常常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的药。此外，袁还雇用着两个奶妈，每天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袁喜欢缠足的女人，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几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袁所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她有着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126]注：袁世凯的女儿静雪最早写这些文章时是在60年代，那时对袁世凯的态度是全面否定，所以该文章可能是她自保而作，真实性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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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出自汝南袁氏。据《驻马店文史资料》第四辑载袁晓州著《海内外袁姓到汝南寻根谒祖概述》一文记述：“清末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时回项城葬母，路过汝南下轿步行到这里祭祖。”
另据《百家姓书库》记述：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11]
袁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八个孙子、三十一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九十一人。
| 演员 | 作品 | 年份 | 类型 |
| 唐迪 | 西太后与珍妃 | 1964 | 电影 |
| 黄新 | 瀛台泣血 | 1976 | |
| 英若诚 | 知音 | 1981 | |
| 赵长军 | 一刀倾城 | 1993 | |
| 何家驹 | 醉拳III | 1994 | |
| 林连昆 | 詹天佑 | 2000 | |
| 周润发 | 建党伟业 | 2011 | |
| 孙淳 | 辛亥革命 | ||
| 走向共和 | 2003 | 电视剧 | |
| 仪铭 | 清宫残梦 | 1970 | |
| 谭一清 | 十大刺客之大刀王五 | 1976 | |
| 江毅 | 近代豪侠传之大刀王五 | ||
| 何壁坚 | 近代豪侠传之小凤仙 | ||
| 炜烈 | 满清十三皇朝 | 1987 | |
| 李大千 | 末代皇帝 | 1988 | |
| 扎西 | 神医喜来乐 | 2003 | |
| 沙景昌 | 德龄公主 | 2006 | |
| 罗乐林 | 蔡锷与小凤仙 | 2009 | |
| 薛勇 | 苍穹之昴 | 2010 | |
| 郑则仕 | 护国军魂传奇 | 2010 | |
| 末代皇帝传奇 | 2014 | ||
| 张秋歌 | 辛亥革命 | 2011 | |
| 许宝童 | 枪炮侯 | ||
| 谭耀文 | 赏金猎人 | 2012 | |
| 李嘉存 | 神医喜来乐传奇 | 2013 | |
| 蔡国庆 | 末代御医 | 2016 | |
| 臧金生 | 觉醒年代 |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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