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民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内战失利“暂停办理”[1]。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之一种混合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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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中正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3]:69演说中，蒋中正指出：
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4]
他提出“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3]:69，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之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之总理纪念周[5]:101。刚从南京过完春节回到南昌行营，蒋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讲演，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之序幕[5]:101。“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如狂风扫荡社会的落后状况，并以柔风鼓吹社会的生活力与正当精神。”[6]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中正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7]:498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8]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9]:64－65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国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中正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10]:65－74由是，中国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11]
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12]，这可见于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中正在巡视时看见一个吸纸烟小孩，有感国民生活不堪，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念。对蒋中正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13]，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出发点——从国民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到全面社会风气革新。
内容
蒋强调新生活运动之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5]:105。即通过生活层面之革新再造，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之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目标，找到“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5]:105[14]。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礼义廉耻”（四维）是新生活运动中心思想。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不仅是表面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1。蒋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行动指引，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严格标准。规矩、清洁活动，“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及劳动服务运动是蒋为新生活运动规定之要求，但是蒋发起此运动，目标并不仅止于此[5]:104。此“三化”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与推行之方法〉一文中有简单指示：
| “ | 新运的目标，在使国民之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与艺术化。军事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重秩序，守纪律，一切动作能迅速确实，共同一致。生产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消极的崇尚俭朴，减少消费，爱用国货；积极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产，多为社会服务。艺术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尚整齐，爱清洁，一切事物由整洁而自然美观……。 | ” |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中正即有这样的陈述：
| “ |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 ” |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中正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 “ |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 ” |
总括而言，蒋中正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以达致“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新生活运动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称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15]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16]
组织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5]:102。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书记[17]。次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定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5]:102。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20馀万市民中有10万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这在南昌城中前所未有[5]:102。蒋中正、宋美龄夫妇出席大会，蒋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演说[5]:102。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之工作。3月18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17]。
1934年6月，蒋中正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5]:103。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蒋仍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5]:103。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简称“新运总会”，各地组织简称“新运会”。
1935年年底，蒋中正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发展至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生活运动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
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京下设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宋美龄任指导长[18]。到1938年5月，国统区的妇女抗日救亡团体已有105个。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和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总会”）。1938年5月1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与会者48人，包括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决定将新生活指导委员会改组成全国性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还通过了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共同纲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纲》，提出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各党派团结合作是抗战最大需要。1938年7月1日，改组成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成为包括各党派妇女代表人物参加的、具有鲜明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组织。改组后的妇指会作为全国性的妇运领导机构吸收了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会、无党派等各方面的妇女代表。设在武汉：[19]
- 常务委员：李德全、吴贻芳、曾宝荪等10人
- 指导委员：曹孟君（南京妇女救国会，地下党员）、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等36人
- 总干事：张蔼真（基督教女青年会）
- 副总干事：陈纪彝（基督教汉口女青年会总干事）
- 总务组：组长谢兰郁（无党派）
- 训练组：组长刘清扬（救国会），皖南事变后黄翠峰（黄翠凤），1942年8月张蔼真兼
- 指导股长郭见恩
- 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救国会，主编《妇女生活》），1941年1月冰心，1941年7月李曼瑰
- 生产事业组：组长俞庆棠（无党派）、1939年初张惠文。
- 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国民党）
- 慰劳组：组长唐国桢（国民党），1942年8月黄翠峰
- 儿童保育组：代理组长钮珉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天主教）、胡惇五、1941年陈纪彝代理、1942年8月熊芷
- 战地服务组：组长陈逸云（国民党）。1941年3月并入慰劳组。
- 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救国会）。1942年张蔼真兼，1944年11月刘我英代理
- 乡村服务组；1939年10月增设。组长谢纬鹏（国民党）、王敏仪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撤出，妇指会完全失去了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不再发挥妇女界团结抗战的领导机构和活动阵地的作用，而是演化成为一个从事抗战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民众团体。
1936年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18]。此后，新生活运动组织仍在扩大[18]。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推行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战时情况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明显分别。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中正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生活运动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生活运动模范区等，都成了新生活运动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生活运动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服务提供方便，对抗战作用正面。
终结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内战，国民政府无力兼顾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1946年2月，新生活运动总会迁回南京[20]。
1949年，蒋中正指令：目前暂时把新生活运动一切活动，停止办理[5]:111。蒋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消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因此有人称“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21]。
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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