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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石器文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良
![]() 吳越地區歷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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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 時期 約前9000 | 約前1100 |
上山文化 | ||||||||
跨湖橋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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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浜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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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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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橋文化 | |||||||||
勾吳 約前1100﹣前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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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甌 前472﹣前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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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 前209﹣前201 | |||||||||
漢 前202﹣196 |
吳(劉濞) 前202﹣前1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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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280﹣420 | |||||||||
南朝 420 | 589 |
宋 420–479 | ||||||||
齊 479–502 | |||||||||
梁 502–5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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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吳 902﹣937 | ||||||||
南唐 937﹣975 | |||||||||
宋 978﹣1276 |
方臘 | ||||||||
元 1276﹣1355 |
楊振龍 陳空崖 方國珍 | ||||||||
張士誠 1355﹣1367 | |||||||||
明 1368﹣1644 南明 1644﹣1646 |
葉宗留 | ||||||||
清 1646﹣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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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寶通 1708 張念一 1709 | |||||||||
上海公共租界 1845﹣1943 | |||||||||
上海法租界 1849﹣1943 | |||||||||
太平天國 1853﹣1864 | |||||||||
中華民國 1911﹣1949 |
日據 1937﹣1945 |
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7–1938 督辦上海市政公署1938 | |||||||
上海特別市政府 (日占時期) 1938–1945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今 |
分屬浙江省人民政府、江蘇省人民政府(蘇南)、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南)、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饒市)等 | ||||||||
標註之年份為該政權統治吳越地區的時間 |
良渚先民善用石犁耕作,稻米開始成為主要糧食來源,並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良渚玉器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與北方龍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結束於酋邦或國家解體,農業衰落,玉器失傳,繼後的馬橋文化倒退回自給自足、狩獵與採摘的經濟狀態,回復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
良渚文化發展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末至後期[1]:150,其年代學者意見不一,邵望平認為良渚文化存在於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歷時1200多年[2]:131,許倬雲認為存在於距今5300至4700年,延綿600年左右[3]:314,林巳奈夫認為繁盛於距今6000至5000年[4]:53。良渚文化中心分佈區為環太湖地區,即長江三角洲江南部份,以環太湖地區為中心區,南臨杭州灣及錢塘江北岸,影響及於寧紹平原,東瀕於海,向西止於鎮江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向北越過長江,極盛時抵達江蘇淮北[5]:291[2]:131。遺址位置多在餘杭良渚一帶、上海福泉山一帶、蘇州東部地區及無錫南部[5]:292。良渚附近的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處有大型人工土築高台,遺址分佈密集,這地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區,而莫角山遺址群是其核心[3]:320-321。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遺址群處於最具優勢的地位,而到了後期,權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區的寺墩遺址一帶[1]:157。良渚文化區整面積約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積約佔整面積六份五,零星分佈高數十米至百餘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達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環境,有利於區域內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澤環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豐富的野生食物資源;灌溉便利,有利於農業和水稻種植,成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5]:290-291。
良渚文化的遺物在1930年代發現,特徵是一種磨光黑陶,曾被稱為「龍山文化的杭州灣區」[2]:131、「浙江龍山文化」[6]等。1936年,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在餘杭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發現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開始在良渚鎮附近發掘,發現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認為這些文物與龍山文化屬相同文化系統[7]:195。1959年學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區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蘇武進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隨葬品多達124件,以玉器為主,其中有33件玉琮、24件玉璧,這些收穫,使學者對良渚文化社會的認識發生巨變。其後在江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崑山趙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餘杭反山、瑤山等地連續發掘殉玉大墓,特別是1993年公佈餘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發現,使學者確認良渚文化的特徵[2]:132。
良渚文化出現了以琮、璧和鉞為主體的大件玉質禮器。琮是良渚玉器中體積最大,工藝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權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禮器,通神的法器或貴族首領身份的象徵。反山12號墓出土一件玉琮,重達3500克,刻有精緻的獸面紋,被視為「琮王」[2]:132。玉琮是呈方筒形,內側為圓柱形的中空玉器,用於祭祀,中空部份,被認為是連通天神與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細[1]:153,製作精美,刻有各種各樣獸面紋,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獸面,高身玉器上的獸面可以分好幾層[4]:53。獸面有貓頭鷹卵形的眼睛,內外眼角下垂;頭上覆蓋著舒展開的羽冠,頭呈倒梯形,底部較窄[4]:57、95。小部份獸面紋則是人面與獸面組合而成的,表現出「人獸合一」[8]:90。獸面紋周圍裝飾有「の」字形渦紋,表示神像充滿「氣」[4]:11-12。
玉璧呈圓盤形,中有圓孔,形狀精緻,亦用於祭祀及驅邪[1]:153,也是財富的象徵[2]:132。玉鉞按武器石鉞而製成,顯示軍事權力[1]:153。反山第12號墓出土的一件玉鉞,製作精良,被視為「鉞王」,有70-80厘米長鑲嵌玉粒的木柄,木柄頭尾兩端安有玉件,玉鉞橫嵌入柄中,是軍權、王權的象徵。除獸面紋外,有的玉器刻有鳥紋,或莊重而複雜類似族徽的圖案[2]:132-133。有一種錐形的玉器,是用作插頭的笄,方形尖頂,長約20厘米,另一端厚度減小,上面有釘孔,好像用榫頭連接著笄的底部[4]:63。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蘇溧陽天目山餘脈小梅嶺的透閃石礦[3]:336。玉器不是統一生產的,在良渚遺址群的塘山背遺址及江蘇句容丁沙地等遺址,都發現玉器加工作坊[1]:158。餘杭塘山遺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質製玉工具,包括礪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質殘料100多件,大部份留有製作加工的痕跡,此外發現了三處石塊砌築的作坊遺址[5]:293。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現扁平的長方形穿孔石斧和有段石錛,都是伐木、析材、構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腳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3]:330。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鐮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器型頗大[9]:129。禮器亦有石製,福泉山遺址用玉數量較少,大件琮、璧也有石質的[3]:320。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輔以夾砂紅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壺多用貫耳[5]:564,製作陶器使用了快輪技術,福泉山等大墓隨葬的陶鼎、陶壺遍施精美的刺紋,並有彩繪的陶器。但陶器的社會地位不能與玉器相提並論[2]:135-136。反山、瑤山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絲帛的問世,在錢山漾發現了裝在竹篚中的絲帶和絲帛[2]:134-135。
良渚文化共發現500多處遺址,呈聚落群分佈,形成幾個大的聚落中心,每個聚落群有遺址數十甚至百多處,規模龐大,密度較高[10]。聚落群之間形成等級上的差異[5]:292,從墓葬、祭壇、紀念性建築的規模來看,良渚遺址群無疑處於第一等級,而其餘遺址群處於第二或第三等級[5]:294。聚落群內也有明顯等級差異。遺址間的規模進一步分化,有像崑山綽墎這樣數十萬平方米的,也有餘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樣僅數百平方米的[5]:292。遺址群以某一個大型遺址為中心,次一級的遺址圍繞中心遺址分佈,離中心遺址愈遠,遺址的等級越低[5]:294。
良渚遺址群大致由三個聚落群組成,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其中一級聚落1處,為莫角山遺址,面積30萬平方米;二級聚落9處,面積3至9萬平方米;三級聚落30處以上,面積在2萬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5]:294。聚落形態既有像廟前一樣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盧村之類的大型宮殿型建築。莫角山遺址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面積達30餘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8米,遺址中部偏北有三個土丘,夯築面積不少於3萬平方米,西北方者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紅燒土塊,整個良渚遺址群以其為中心,圍繞它而分佈,可說是政治權力中心[5]:293。莫角山、反山和周圍的一些小遺址,被夯土城牆所環繞,總面積290萬平方米。城牆北面一條長牆與天目山平行,長5公里,寬20-50米,部份用夯土建築,部份用砂子和卵石堆築,一些考古學家認為該牆用作防洪[11]:249。
各個遺址間有明顯的功能區分,出現專門的墓地、居住區和作坊區[5]:292。江蘇吳江梅堰龍南發現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遺址,在兩萬平方米的範圍內,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經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則有護牆。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井壁有蘆葦竹木等物加固[3]:330,這是因為太湖池塘仍多鹽,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筍山廟前的遺址出土木構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裏的遺址,則有打入淤泥的兩排木樁,用葦編夾住,中間以泥土填實,這都是善用木結構的例證。堆土填高和木結構,是為了應付低濕地形、避免水患的對策[3]:331。
在住屋方面,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發現「干欄式房屋」,推測該類房屋曾在此文化流行。
良渚墓地已不見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那種大量墓葬密集分佈,墓地較為小型,墓葬之間往往兩兩相對而有關。大、中型墓地的營造,普遍採用土墩埋葬,土墩規模遠遠超過崧澤文化,大型土墩可達幾萬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達5萬立方米[5]:292-293。土墎並非為個人而建,而是群體墓。土墎墓是由圓丘狀的單個墳墓集中建於一處,最終形成巨大的土墎[1]:152。大型墓地並出現專門的祭祀場所和祭壇。祭壇規模宏大,結構複雜,需要動用大量勞力建造[5]:293。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現另一種土墎墓,是由祭壇的土丘轉作墓葬的,土墎內,有用於祭火的燒土台,四周有壕溝。浙江杭州餘杭區反山遺址、瑤山遺址、匯觀山遺址均屬此例[1]:152-153。瑤山墓地原是一處20米見方,2米高的祭壇,祭壇廢棄後成為了貴族墓地,從壇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2]:138。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狀,如瑤山土墎有南北兩列,兩者隨葬品顯著不同。南列的隨葬品有玉琮、玉鉞和三叉形冠飾,北列則有玉璜、紡車。兩列的差異,應是男女性的差異[1]:154。
約公元前3000年出現了一種貴族專用的高台墓地,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築。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頂墓地,其上已發現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壙,有彩繪葬具,陪葬品豐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時可能舉行過火燒儀式。小部份墓地發現人殉。又如餘杭反山貴族墓地,亦為一人工堆築修整過的高台墓地,東西約100米,南北約30米,各墓均有墓壙,有的有獨木棺和外槨,隨葬品以玉器為主,總計有千件。這類高台墓地上沒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這種高台墓地為社會上層貴族所專有[2]:138。陪葬品有明顯分化,玉器的使用成為墓葬等級高低的重要標誌。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則較少,主要有玉鉞、玉琮、玉璧、玉錐形器,往往多達數十至數百件,製作精美,有繁縟和精細的圖案[5]:293。反山土墎墓的20號墓有大量玉器隨葬品,總計達547件,該墓應為最高首領的墓葬[1]:156。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種類與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較多[5]:293。
良渚文化的政治體是酋邦,也有學者認為是國家雛形[3]:319,聚落大小規模可分三級,這種聚落形態體現了酋邦社會結構的格局。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殯葬功能。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附近的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是酋邦所能動用勞力的最好標志[5]:294-295,其具有可觀的組織和管理能力,足以動員大量勞動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廣30萬平方米的平台,估計須用50萬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動員60萬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計,即須動員6000人連續工作,加上組織和給養人員,共須使用約一萬人。具有如此組織能力的良渚文化,應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體系[3]:322-323。地域首領通過向下層區域首領分配玉器,形成同盟關係。玉琮作為政治威信物,在區域首領間締結同盟時,被切割分配給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跡。良渚遺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1]:158-159。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不是出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為要治水平土,須有超越單一村落小區的合作,從而組織為相當複雜的體系[3]:332-333。
一些考古學家則認為良渚文化已出現早期國家。嚴文明指出,莫角山遺址可能是一國之首都,而反山和瑤山的貴族墓地則可能是王陵[11]:252。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遺址是一處經由人工修築的台形基址,面積達30萬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圍地面數米,其上發現超過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說明這一大型台址上有過夯築台基、土坯砌牆、木構框架的建築,其中有的面積極大,絕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廟、宮室或宗教中心建築。整個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圍34平方公里範圍內,密集出現各類大小遺址至少50餘處。墓地遺址連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遺址,構成一個依託於莫角山台址、有內在聯繫的特大遺址群,在更遠的四野還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個方圓數十里早期國家的輪廓。在良渚文化分佈範圍內的大型遺址群,不只一個,如浙江嘉興雀幕橋遺址群、上海福泉山遺址群、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群,雖大小不一,文明卻有一致性,應是一些文化傳統一致,政治上有聯繫,星羅棋佈的早期國家。這些分散的邦國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樣「盟主」式的大國,成為獨霸一方的「方國」[2]:139。餘杭反山第12號墓除出土「琮王」、「鉞王」,還有不少石鉞,有學者推測這些石鉞是死者生前親兵武士的奉獻,成為國家權力的組成部份武士階層已經形成[2]:138。
良渚社會成員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長為中心的貴族階層和普通平民階層。社會成員財富分化加劇,奢侈品生產為貴族階層所控制[5]:295-296、293。玉質禮器並非一般社會成員所能擁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屬於政治、軍事、宗教首領或最高層貴族[2]:134。根據對玉器的分析,酋長權力已形成。琮、璧和鉞開始超越個人飾件的範疇,成為宗教與世俗權力象徵。主要為男性擁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則是女性象徵[5]:295-296,反映領導權掌握在父系手中[1]:155。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級。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瑤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雜有假玉,荷葉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摻半[5]:296。玉器製作繁複困難,從玉料的開採、解玉、設計、琢玉造型與飾紋,涉及一系列高難度工藝,特別是那極為繁縟的獸面紋,有的在一毫米的間隔中需通過三道陰線,這種玉器絕非出自家庭副業,必定由脫離農業勞動生產的專職,甚至是世襲的工匠來生產。必需在強權控制和組織下才能進行[2]:133-134。
良渚墓葬存在著明顯的階級區分,社會已有分層的結構,由包括葬制在內的社會制度加以確立和維護[2]:139。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並非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而是根據等級地位劃分不同區域分別埋葬。貴族成員的墓葬,大多位於土墎祭壇上,貴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5]:295。反山、瑤山的墓主是上層貴族,海寧縣荷葉地發現的16座墓葬則屬次一等的貴族,其陪葬的玉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較反山、瑤山的遜色。平民的墓群則散見於聚落周圍,找不到墓壙[2]:139。良渚文化發現的武器非常少,隨葬的玉鉞和石鉞使用痕跡不明顯,應只是象徵權力的器物,而非實際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沒有戰爭暴力死亡的跡象。但由於當時的武器可能因是木製而沒有考古發現,難以斷定良渚文化是比較和平的社會[5]:296。
良渚文化因社會複雜化,加強發展稻作農業,稻米開始取代野生資源,成為主要糧食來源。稻作生產成為社會經濟支柱[9]:128、131,發展集約式稻作農業[1]:150。在良渚早期,稻米顆粒開始增大,形態趨於穩定,說明人們更善於選種、馴化和栽培稻米[9]:129。農具種類和數量大幅增加,有石犁、耘田器、石鐮等[5]:294,石鐮是切割稻穀根部的工具[1]:150。新農具包括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耜耕,增加了耕作效率[3]:330,並能耕耘大面積的土地[9]:129。考古發現一種名為「千篰」的工具,用來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當時應有田埂包圍的灌溉水田[1]:150-151,排手、散水、護牆及堤岸,是為了開墾沼澤,馴化為稻田[3]:332。良渚文化亦出現家豬等家畜[1]:150。
良渚文化屬神權體制,宗教色彩極濃[5]:568。聚落中心都營建有規格不等的土墎。大部份土墎都兼具祭祀和殯葬功能,如莫角山規格最高的宗教祭壇、反山和瑤山兩座殯葬祭壇[5]:295。莫角山遺址土台間發現一處大型版築建築物基壇,可能用於祭祀、聚會或立誓團結。社會群體的團結,通過祭祀活動而實現,形成宗教祭祀國家的雛形[1]:155、159。琮象徵宗教權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別,其代表的權力也有等差[3]:333。林巳奈夫指出,琮上獸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圍刻有幻日圖像(幻日指出現在太陽外側的小光點發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暈)。崇拜日神,是因為在稻作地區,稻米的成長和豐收離不開太陽的光和熱。獸面頭上戴著羽冠,羽冠代表鳥的翅膀[4]:59,也象徵太陽光線。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陽光的羽毛或茅草後,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靈降臨停留的地方,用來祭祀日神或火神[4]:63-64,並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遺址的祭壇長有數米,上面有火燒的痕跡[4]:99。李學勤則認為獸面是龍[8]:63-64。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圖形幾近規範化,必定有其確定含意[2]:137-138,李學勤曾釋出「鳥」、「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號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是相似的,可能和後來商周的文字有淵源關係[8]:104-105、109。許倬雲則認為良渚文化有近於文字的圖象符號,也許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號,連串排列,可能有約定俗成的意思[3]:321-322。劉莉亦認為,陶器上的符號可能用於交流,可當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視作文字系統[11]:252。
2013年,在整理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文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學者徐新民發現更多文字符號。
2007年由復旦大學教授李輝主導的一項研究分析了良渚人的Y染色體,得出其DNA主要為單倍群O-M119(O1a)(2.1萬年共祖);而單倍群O-M119(O1a)高頻分布於南島民族如台灣原住民與菲律賓人中,在現代浙江占比接近25%,在中國其他南方省分亦有10%~20%的比例,這顯示良渚人與南島民族及壯侗語族存在血緣關係[12][13][需要較佳來源]。李輝本人進一步認爲,良渚文化結束,分化出侗傣語系的壯侗語族,包括壯族、侗族、傣族、寮國人、泰國人等[14];但現代壯族與泰族的主要基因類型不是單倍群O-M119,而是O1b與O2a,與該說法有出入[15]。
居住在長江出海口濱海的良渚人中存在高比例單倍群O-M119(O1a)基因,但其他內陸遺址的良渚人遺體中未檢測出該基因,這顯示在當時東亞可能存在兩支不同民族的遷移路線,在海濱的南島民族與在內陸的壯侗語族在良渚交會[16]。
根據良渚文化出土的鳥圖騰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杜金鵬認為《禹貢》記載的鳥夷即是創造良渚文化的民族[17]。根據出土的農具與地理位置等特點,香港學者饒宗頤主張良渚文化由百越建立[18]。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規格墓葬,被視為中國史前文明的重要搖籃,東方文明之光與五千年中華文化第一證[5]:290。良渚玉器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具有政治、宗教、禮制等方面的意義,標示文明時代已經到來[2]:134。林巳奈夫認為良渚文化與龍山文化交流密切,猶如兄弟,兩者所用圖案一脈相承[4]:66。良渚玉器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有很多共同特點,李學勤認為雖不是直接承襲,卻有密切的聯繫,以山東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為中介[8]:93、95。林巳奈夫認為殷周時代的饕餮紋源自良渚文化的獸面紋,矗立在頭上的長毛束,亂蓬蓬的頭髮,頭上的介字形,兔唇、髻,都由良渚文化流傳至商代[4]:53、90。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與典型的龍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性質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與大汶口文化陶尊刻文處於同等位置[2]:137-138。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
良渚文化大約在距今4千年時消失,之後的馬橋文化無論是是農業經濟、玉器、聚落形態都無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顯著的倒退[5]:294。學者提出多種理論解釋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說、農業惡化說、瘟疫說及社會資源耗盡說。有關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兩種觀點,一說認為在本地發展為馬橋文化,一說認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體向外遷移[5]:564、562。
第一種觀點指出馬橋文化的生產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見的石鐮和有段石錛,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處[5]:562。根據DNA遺傳學研究結果,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遺傳結構有明顯的繼承性和一致性,表明當地只有政治結構的解體,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差異,可以理解為文化性質的突變。由於以肩頭弄為代表的文化湧入,形成一種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5]:569、563。良渚文化投入過多勞力於浩大工程,建築宮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會上層領導功能消失[3]:334。良渚社會等級分化十分明顯,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勞力,再加上新石器時代尚無商業,亦難以與其他地區交流,資源來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動太多更是耗盡了資源,統治階層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無法維持統治階層的神聖地位和權力基礎,社會體系因而瓦解[5]:567、569。人們可能倒退回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各自為政和自給自足,由於自然資源比較充足,毋須努力農耕,馬橋先民返回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經濟形態。酋邦社會解體,琮、璧和鉞消失,社會結構退回到等級關係比較簡單的狀態[5]:569、296。許倬雲認為,良渚文化的複雜社會體系,是因應集體合作治水的需求而產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環境良好,生活不難,不需依仗大地區的協調合作而與水爭地,原有組織不再有存在意義[3]:333、336。
第二種觀點認為馬橋文化跟良渚文化差異太大,幾乎沒有玉器,卻有小件銅器,而良渚文化是沒有銅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細光潔,而馬橋文化的石器卻十分粗糙,兩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兩種文化的差異遠遠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範圍,因此馬橋文化不是承襲良渚文化[5]:563-564。不少學者認為,由於環太湖地區地勢低窪,而且良渚文化地層上有一層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氣候突變,當地降水增多,水患嚴重,許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規模遷徙,導致良渚文化消失[5]:564。有學者認為,約在4200年前,他們一支南下粵北,融入了石峽文化,主體則渡江北上,融入華夏文化。有學者認為良渚文化農業惡化,約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災[5]:565,許多聚落和農田因水淹而放棄,稻田變成湖泊,農業經濟大受打擊,良渚複雜的社會文明解體。洪水帶來饑荒和瘟疫,導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5]:566。不過水患是江南水鄉的常態,當地人不會一籌莫展,洪水說難以成立[3]:328。也有學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後,天氣變得溫涼乾燥,不利稻作生產,導致失收和蟲害,無法維持貴族階層的奢華消費,社會因而崩潰[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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