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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民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滿族[a](滿語:ᠮᠠᠨᠵᡠ,穆麟德轉寫:manju),又稱滿洲族[15][16],清代官稱滿洲[6],因以紅纓為帽飾,故有紅纓滿洲之名[b],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是通古斯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支系,2020年普查人口數量達到了1042萬人[1],為中國的第六大族群、僅次於壯族、回族、維吾爾族、苗族的第五大少數民族[1]。滿族及其先民靺鞨、女真,曾經在中國歷史中先後建立渤海、金朝、東夏、後金和清朝[18]。目前滿族主要分布於中國東北及華北地區,以散居為主,其中居住在遼寧的人口最多。此外,河北、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及北京等31個省市自治區也有廣泛的人口分布。除了散居之外,滿族也有自己的聚居區,如新賓、岫巖、青龍、豐寧、伊通、清原、圍場[c]、寬城、本溪、寬甸、桓仁共11個自治縣,還有鳳城及北鎮兩個享有民族縣待遇的縣級市和滿族的民族自治鄉鎮300餘個[20]。
關於滿洲(滿語:ᠮᠠᠨ᠋ᠵᡠ,manju)這一族名的來歷說法不一,清史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16]。根據清朝官方(滿洲源流考)觀點表示,滿洲之名源於文殊菩薩(梵語:मञ्जुश्री,Maṅjuśrī)[21],乾隆帝還特別在其詩中自注以表示對這一說法的認同[22]。該詞可能是經維吾爾語譯為蒙古語,之後進入滿語。努爾哈赤建國時,以滿洲國(滿語:ᠮᠠᠨᠵᡠ
ᡤᡠᡵᡠᠨ,穆麟德轉寫:manju gurun)為名,取「文殊菩薩的土地」之意[23]。一些學者[24]則認為「滿洲」一次並非來源於佛教,而是由靺鞨等部落的酋長尊稱「瞞咄」、「滿住」演化而來[d]。
還有學者認為滿洲其實是一個由man和ju連結而成的組合詞。man來自於滿語「mangga」(ᠮᠠᠩᡤᠠ),意為「強硬的」;「ju」(ᠵᡠ)為箭,因此滿洲之意是「強悍的弓箭」[25]。此外還有民國學者傅斯年的「建州說」、章太炎的「滿飾說」[e]、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的「勿吉靺鞨音轉說」、孫文良的「蔓遮說」和「滿洲江說」[f]等[27][28]。
新近一篇對manju詞源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以下觀點,即manju與其他屬於滿-通古斯語系的語言中指代黑龍江下游的詞語同源(在屬於南通古斯語族的赫哲語/那乃語中對應的詞彙為Мангбо,可組成短語Дай мангбо,意為黑龍江;同屬於南通古斯語族的烏爾奇語中對應的詞彙為Маӈгу;在屬於北通古斯語族的涅吉達爾語中對應的詞彙為Мамӈу),可重構為原始通古斯語*mamgo,意為「黑龍江下游、大河」。[29]
滿族的先人可追溯到先秦古籍所記載的肅慎[g][6][31][32][33]。他們發源於今長白山以北、東臨大海的黑龍江流域[34],以精於弓箭製造而聞名[31]。早在舜的時代,就曾向中原王朝進獻「楛矢石砮」[35]。周武王、成王、康王時期,肅慎也曾派使者朝賀[31]。由於同中原王朝聯繫頻繁,所以當時的人認為肅慎與燕、亳同為周王朝的北方領土[36]。
到了漢代,肅慎在史書中多作挹婁,但有時仍作肅慎[37]。當時挹婁諸部均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首領,一度受到扶餘的支配[38]。三國時期,挹婁擺脫了扶餘的控制和阻隔,重新同中原王朝取得了聯繫。他們所貢獻的除楛矢石砮外,又以「挹婁貂」而聞名[39]。在晉朝之後,北朝史書又改稱其為勿吉,隋唐之後以靺鞨為名[h]。在這一時期,扶餘因常年遭受鮮卑攻擊,國力漸至衰敗,最終被靺鞨所滅[40]。但此後,靺鞨又先後臣服於高句麗和唐朝[41]。698年,粟末靺鞨首領大祚榮仿照唐制,建立了有「海東盛國」之稱的渤海國。唐朝末年,契丹興起於遼,渤海與之作戰不利而遭到吞併。此時,附屬於渤海國的黑水靺鞨趁機向南擴張,後歸服契丹[42]。因契丹人稱其為女真而逐漸棄用黑水靺鞨之稱[i]。契丹及其後身遼國將女真人分為「熟女真」和「生女真」兩類。熟女真數千戶居住於遼陽,主要以耕種為生,受遼國直接管轄;而主要以漁獵為生的生女真各部仍然採取首領冊封的方式接受遼國的統治[42]。
1114年,生女真完顏部首領阿骨打因反抗遼國的壓迫而起兵,建立金國,同時聯合北宋成功滅遼[44]。其弟金太宗吳乞買時期以滅遼之餘威南下攻滅北宋,擒徽欽二帝,同南宋並立,後又一度迫使南宋稱臣。金以燕京為中都,北至外興安嶺,南臨淮河,東到日本海,西臨蒙古[44]。在王朝的初期,統治者參考漢字和契丹文字創製了女真文。隨着金朝的勢力逐漸延伸,大部分女真人也隨之進入中原。金朝統治者雖然盡力提倡使用女真語言文字、維持猛安謀克軍事制度。然而,終因與漢人雜處,到了金朝後期,中原女真人的民族特點已基本消失[44]。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崛起於大漠,開始向政局逐漸衰敗的金國宣戰。金國屢戰屢敗,盡失其北方領土,只得南遷汴京。末代君主金哀宗完顏守緒曾勵精圖治,但積重難返,始終無法扭轉敗局。1234年,成吉思汗之子、也是其汗位的繼任者窩闊台滅金於蔡州。
1279年,已改國號為元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完成了對南宋的征服。元朝統治者將其所屬臣民依次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族群。當時,留居中原的女真人因民族特點的消失而被統治者歸入漢人行列[44];而生長東北、不通漢語的女真人則被視同蒙古人[45]。他們被編為諸多女真萬戶,由朝廷設置的遼陽行省管轄[46],並開始廣泛受蒙古語言文化影響[47][48]。
至元朝末期,各地農民起義不斷,遼東地區也陷入了一個不穩定的局面[49]。由於元朝同高麗的特殊關係,當時有人口眾多的高麗人定居遼東。隨着元末朝廷統治權威的衰落,高麗還曾一度控制遼東[49]。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女真萬戶選擇內附高麗,如努爾哈赤之先世、斡朵里萬戶猛哥帖木兒曾追隨高麗大將、也就是後來的朝鮮太祖李成桂。李成桂代高麗自立後授猛哥帖木兒為萬戶,朝鮮太宗李芳遠時期,又授上將軍之職[50]。除了高麗之外,當時遼東地區還有木華黎九世孫、元朝遼陽行省左丞相納哈出擁兵數十萬於海西[51]。
1387年,明太祖以馮勝為大將軍出征海西。作為故元在非蒙古地區最後的抵抗勢力,納哈出自覺難以維持,於是選擇投降,明朝打開了通往遼東之路[51]。1388年,明朝收回高麗所據之遼東領土,並與其劃界於鴨綠江,還阻止高麗對女真進行管制。高麗禑王上表抗辯,遭明太祖駁回[52]。永樂初年,胡里改萬戶阿哈出、斡朵里萬戶猛哥帖木兒相繼入明朝見。此時,已經取代高麗的朝鮮王朝上表明廷,希望能夠召回猛哥帖木兒,但明朝沒有同意[53]。明成祖設置建州衛和建州左衛軍民指揮使司,分別以二人為指揮使[54]。後來,猛哥帖木兒等還隨明成祖親征阿魯台[55]。隨着阿哈出、猛哥帖木兒等人的入明朝見,女真諸首領歸附之人也越來越多。明朝遂以「眾建之而分其力」的辦法,陸續設置384衛、24所、7地面、7站、1寨。朝廷還在此之上設立奴兒干都司管轄諸衛所,前期由海西女真人、內官亦失哈擔任鎮守太監經略該地區,後因長期棄置於1434年正式裁撤[56]。
1449年,蒙古太師也先發動了對明朝的進攻,他在土木堡擊敗明軍,俘獲了率軍親征的明英宗。一些建州和海西的衛所趁機向遼東進攻以配合也先的軍事行動[57]。然而,也有為數不少的女真衛所遭到了也先的攻擊,許多女真世襲首領因遭到也先所部劫掠,失去了世襲的憑證,他們後來只能以中書舍人的名義進行朝貢,可獲得的賞賜比之前少了很多[58]。自此,明朝對於女真的威信開始衰落,女真諸部逐漸失去控制[59]。一些首領如董山、王杲等甚至敢於公然向明朝挑戰,劫掠遼東地區。也大約是在這一時期,女真文徹底失傳[60],女真人主要改用蒙古語為書面語言,一少部分則使用漢文[61]。當時女真人已大致形成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分。其中建州同海西從牡丹江流域逐漸南遷至遼東一帶,並定居於此[62]。
1583年,出身建州左衛指揮使世家的努爾哈赤因祖、父被明朝誤殺,以先人所留下的「十三副遺甲」起兵[63],開始了他之後建國稱汗的道路[64]。與之前一味臣服或選擇同明朝直接對抗的諸多女真領袖不同,努爾哈赤起初仍然依靠明廷所授予的官職來發展自己的實力,表面稱臣,暗中稱雄,聰明地利用時局,逐漸在大體上統一女真、降服臨近蒙古諸部[65]。期間努爾哈赤創建了八旗制度以凝聚部眾,還令手下學者額爾德尼和大臣噶蓋根據蒙古字母創製新的文字來拼讀女真語(即後來的滿文)[66],逐漸解決了當時女真人書面交流只能使用蒙文或漢語所帶來的諸多不便。1616年,努爾哈赤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在赫圖阿拉稱汗,創立後金,建元天命。1618年,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正式誓師伐明,其後接連攻克開原、鐵嶺、遼陽、瀋陽等地,並遷都瀋陽[j]。後金進入遼瀋地區之後,一方面下令收養歸降漢人,另一方面卻推行剃髮、大量遷民、清查糧食、徵發差役等弊政,激起了遼東漢人的反抗,他們有的逃亡,有的則針對女真人採取投毒、襲殺、暴亂等反抗方式,給後金在遼瀋地區的統治帶來了一定的困擾[67]。對此,努爾哈赤採取了強力鎮壓的手段,許多漢人被殺,剩餘則降為奴僕,編入莊田[68]。
1626年,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失利後不久去世,繼任者皇太極恢復了部分漢人的原有待遇,同時開科取儒,使得漢人地位獲得顯著提高,緩和了後金內部女真同漢人之間的矛盾[69]。皇太極還將後金所屬漢人和蒙古人等也一同編入八旗制度,創建了漢軍和蒙古八旗。他們同滿洲一樣,也被稱作旗人[70]。1635年,皇太極改族名諸申為滿洲[71]。次年(1636年),又改國號後金為「大清」,去汗號而稱帝,並改元「崇德」,追尊其父努爾哈赤為清太祖[72]。在皇太極統治時期,他曾幾次率軍繞道蒙古攻打北京等地,但終因明朝關寧錦防線的阻隔,始終無法對關內地區進行有效控制[73]。
1643年皇太極去世,其子福臨繼位,是為順治帝,由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主持大局。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上吊自殺。不久,在明朝降將吳三桂的協助下,清軍順利進入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定鼎北京。此後,歷經順康兩代20年左右的時間,清朝陸續消滅了殘存的南明抵抗勢力,完成對中原的征服。隨著清朝勢力向關內擴張,絕大多數的八旗官兵及眷屬也「從龍入關」,隨之定居北京[74]。這一系列舉措曾一度使留守東北的八旗兵僅剩下1524人[75]。直到康熙年間,清朝與沙皇俄國發生了邊界衝突,這使得統治者重新重視東三省的防務。他們開始有計劃的使部分旗人向故土回流[74]。到了乾隆年間,東北駐防20餘處,還有守護陵寢、圍場、邊門的旗兵總數已恢復至近5萬人[76]。不過,如雍正帝所言,「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77]。」北京始終是清代滿族的「大本營」[78]。此外,還有一部分八旗官兵於關內各處和其他邊疆要隘駐防,如江寧、京口、杭州、乍浦、福州、廣州、荊州、成都、西安、開封、德州、青州、太原、寧夏、綏遠、右衛、涼州等地[79]。使得滿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本的分佈局面,並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80]。
在與南明等抵抗勢力作戰的過程之中,清朝統治者推行了薙髮、易服、圈地、佔房、投充、逋逃等弊政,造成漢人反抗不斷[81]。連年的戰亂導致人口減少、社會發展受到了阻礙和破壞。鑑於此,康熙帝親政後逐漸取消了這一系列弊政。此時政局日漸穩定,旗漢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82]。不過,清廷始終以八旗為國家根本,實行差別待遇。旗人在教育[k]、科考[l]、任職[m]、律法[n]等政治、經濟領域均享有一定特權,並與漢人隔離居住。在此基礎上清朝統治者還進一步推出了「首崇滿洲」的國策[87],以強化滿洲作為統治族群的地位[88]。
諸多優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為了保證兵源、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89]。同時,這也導致滿族受到束縛,居所不能遠離本佐領之所在[89];八旗兵役也使得許多人在各大戰爭中戰死疆場,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滿族人口的發展[90];經濟方面,滿族也過於依賴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僅允許旗人在所屬旗地務農,這使得以京旗為主、已經適應城居生活的滿族在清朝中期開始出現生計問題[91]。幾代皇帝都嘗試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但終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謀生而均告失敗[92]。此外,東北滿族因保持八旗兵農合一的習俗,始終沒有產生嚴重的生計問題[93]。自乾隆末年,清朝開始走向衰落,並且在之後一系列與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接連失敗,陷入內憂外困。這期間,在與漢人的交流中,滿族逐漸接受漢文化,被視為立國根本的國語騎射遭到廢弛[94]。清末民初時,僅有黑龍江齊齊哈爾和璦琿一帶還有滿語使用者[95]。
1907年,清廷即將實施預備立憲,以期維持統治。期間,正式宣佈廢除旗漢界限,取消旗人諸多特權與束縛,與漢人一體對待,但為時已晚[96]。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接受優待條件,宣統帝退位,清朝的統治至此終結,中華民國建立。由於民族宿怨的累積,在革命黨人起事的過程中,西安、杭州、江寧和武昌等地都發生了針對八旗軍民的屠殺事件[97]。但也有一些地方採取了和平解決的辦法,在四川,成都將軍玉崑和一些滿族官員同當地的漢族士紳關係融洽,許多滿族官員甚至同情革命。在滿漢雙方的努力協調下,成都駐防旗軍與四川大漢軍政府達成了和平易幟的協議,滿族獲「優予保護」,「始終未妄殺一人」[98]。廣州和福州也大致和平解決[98]。在滿漢民族交流融洽的東北地區,旗人出身的革命黨人張榕、寶崑等還提出了「以建設滿漢聯合共和政體為目的」,提倡聯合滿族共同起事[99]。在武昌起義之後,活動在滿族比較集中的東北地區的革命黨人,「分頭秘密集會,共謀起義,促動關外三省獨立」。滿族革命志士奮起響應,投入到革命之中[100]。
民國成立之後,滿洲正式改稱滿族[101],成為中華民國「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員之一。當時滿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許多人不得不將名字更改為漢姓漢名,靠隱瞞族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102]。京旗滿族通常用組織協會、社團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當時八旗各有「生計處」以尋求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的途徑。除此之外還有滿族同進會、八旗生計維持會、宗族生計維持會、旗籍生計研究會、共和旗族生計同仁會、兩翼八旗生計研究會、內務府三旗共和協進社、外三營生計協進會、八旗生計討論會,還有一些小型的知識分子集會,主要討論生計、就學、就業和民族不受侮辱的解決途徑[103]。
抗戰時期,京旗滿族人郭岳昆組織了滿族抗戰建國會,不久被日本憲兵偵破,遭到解散[104]。抗戰勝利後,由溥儒主持創立滿族文化協進會,後改名北京滿族協會[o],大部分為原滿族抗戰建國會會員,他們繼續為滿族獲得平等待遇而努力,但由於當時社會環境的局限仍然收效甚微[105]。不過,在滿族協會對會員的登記過程中,將他們的老姓、所冠漢姓、職業、生活情況等信息進行了記錄,這些信息為日後的滿族研究,尤其是京旗滿族姓氏的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106]。
同京旗和關內各地的滿族不同,東北滿族大多保有前清時期的旗地,同時也早與漢人一樣從事其他職業,此外,滿、漢之間關係融洽,因此並沒有像關內滿族一樣遭遇民族和生計問題[107]。當時東北的政局也比關內穩定[108],主政者張作霖並沒有對滿族人趁火打劫,而且東北的皇陵、旗地甚至一直由滿族自管直至1949年[108]。1931年,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延續,大日本帝國在東北建立了由其實際控制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以遜帝溥儀擔任執政(後稱皇帝)。雖然名為滿洲,實際上卻是一個包含當時東北各個民族的一個全新的國家[109],所謂「滿洲人」也指的是滿洲國境內之人[110]。雖然有部分前清滿洲貴族子弟如溥傑跟隨溥儀,但也有許多東北滿族,如陳翰章、白乙化、鄧鐵梅、趙侗組織起義軍反抗日本在東北的實際統治[111]。在抗日戰爭中也有許多國軍滿族軍人如佟麟閣、吳克仁為國捐軀。
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承認滿族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之一,恢復了滿族作為少數民族應有的待遇[112]。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還對滿族和清朝給予了公正、客觀的評價[113][114]。1956年2月18日,國務院曾發出通知,下令今後在行文和書報雜誌裡一律不用「滿清」稱謂;通知指出,「滿清」這個名詞是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當時封建統治者言這一段歷史遺留下來的稱謂,為增進民族團結,今後除引用歷史文獻外,一律不准用「滿清」這個名稱,將滿族人民和滿族統治者區別開來[115]。許多之前隱瞞民族身份的滿族人恢復了民族身份,滿族的人口數量也因此成倍增長[116]。滿族自進入民國以來,逐漸發展成為清代旗人長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中,增長了共同的心理素質而產生的民族共同體[117][118][119][101],是否擁有旗籍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識別滿族的一個重要參考之一[120],所以除了滿洲旗人後裔之外,也包括幾乎全部的蒙古和大部分漢軍旗人的後裔[101][121][122]。然而,在清代被編隸於八旗的一些錫伯、索倫等部落在當代則成為了錫伯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赫哲族、達斡爾族等不屬於滿族的其他民族[123]。此外,也有部分滿族由於種種原因在民族識別時填報漢族,落實民族政策時亦未有更正。北京、華東、華南等地均有為數不少的滿族填報漢族[124][125][126]。
1980年代,新賓、岫巖、鳳城、青龍、豐寧、伊通、清原、北鎮、圍場、寬城、本溪、寬甸、桓仁滿族自治縣相繼成立。1994年,鳳城、北鎮改為縣級市,但仍享有民族縣的待遇。此外,還相繼恢復或建立了滿族的民族自治鄉鎮300餘個[20]。同一時期,政府和民間組織開始重視對滿族文化、語言的保護和拯救[127]。儘管形勢並不樂觀,但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自1990年代起,滿語開始進入了東北各地滿族中學和小學的課堂[128]。在21世紀初期,因為全球化與網際網路影響,滿族的文化自我認同逐漸恢復,在中國,有越來越多滿族後裔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學習滿語與滿洲文化[129]。
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顯示,滿族的人口數量為10,410,585人[130],約占中國人口的0.78%、少數民族人口的9.28%[130]。省級行政區中,遼寧與河北的滿族人口超過百萬。其中遼寧省有滿族5,336,895人,占滿族人口的51.26%,占遼寧省人口的12.20%,為滿族人口的主要集中之地;河北省有滿族2,118,711人,占滿族人口的20.35%,占河北省少數民族人口的70.80%。吉林、黑龍江、內蒙和北京的滿族人口超過十萬;天津、河南等17個省級行政區各有數萬;安徽、福建等7個省級行政區各有數千;西藏自治區的滿族人口最少,為153人[130]。在遼寧、河北、黑龍江和北京,滿族為第一大少數民族。尤其在遼寧、河北、黑龍江三省,滿族占當地少數民族的比例超過50%;在吉林、內蒙、天津、寧夏、陝西與山西,滿族為第二大少數民族;在河南、山東與安徽則位列第三[130]。
由於各種不同因素,滿族人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或國家也有一定的人口分布,台灣即是主要的區域之一。早在乾隆年間,就有金朝皇族完顏宗翰的二十二世孫粘德尚、粘德粵、粘德恩三兄弟移居台灣,現在已發展為有五百餘戶、八千多人口的大家族[2]。成批移往台灣的滿族主要為1949年隨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臺灣的滿族民意代表;其中有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學者、宗教家、自由人士及公教人員和眷屬等。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的發起人之一、首任會長、如清朝宗室溥儒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他著名人士還有儒家學者毓鋆、前考試院長關中、前中華民國駐美國代表金溥聰、演員胡茵夢、郭子乾、那維勳、導演鈕承澤、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等。現在台灣的滿族人,總計約一萬兩千餘人[2]。
除此之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滿族人移居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美國滿族以美國陸軍軍法署第33任司令官傅履仁將軍為代表,根據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滿族裔美國人的數量為379人[4]。
位次 | 地區 | 總人口 | 滿族 人口 |
占滿族 人口比例(%) |
占地區 少數民族 人口比例(%) |
占地區 人口比例(%) |
占地區少數民族 人口的位次 |
合計 | 1,335,110,869 | 10,410,585 | 100 | 9.28 | 0.77 | ||
31省份合計 | 1,332,810,869 | 10,387,958 | 99.83 | 9.28 | 0.78 | ||
G1 | 東北地區 | 109,513,129 | 6,951,280 | 66.77 | 68.13 | 6.35 | |
G2 | 華北地區 | 164,823,663 | 3,002,873 | 28.84 | 32.38 | 1.82 | |
G3 | 華東地區 | 392,862,229 | 122,861 | 1.18 | 3.11 | 0.03 | |
G4 | 中南地區 | 375,984,133 | 120,424 | 1.16 | 0.39 | 0.03 | |
G5 | 西北地區 | 96,646,530 | 82,135 | 0.79 | 0.40 | 0.08 | |
G6 | 西南地區 | 192,981,185 | 57,785 | 0.56 | 0.15 | 0.03 | |
1 | 遼寧 | 43,746,323 | 5,336,895 | 51.26 | 80.34 | 12.20 | 第01位 |
2 | 河北 | 71,854,210 | 2,118,711 | 20.35 | 70.80 | 2.95 | 第02位 |
3 | 吉林 | 27,452,815 | 866,365 | 8.32 | 39.64 | 3.16 | 第03位 |
4 | 黑龍江 | 38,313,991 | 748,020 | 7.19 | 54.41 | 1.95 | 第02位 |
5 | 內蒙古 | 24,706,291 | 452,765 | 4.35 | 8.96 | 2.14 | 第03位 |
6 | 北京 | 19,612,368 | 336,032 | 3.23 | 41.94 | 1.71 | 第02位 |
7 | 天津 | 12,938,693 | 83,624 | 0.80 | 25.23 | 0.65 | 第03位 |
8 | 河南 | 94,029,939 | 55,493 | 0.53 | 4.95 | 0.06 | 第04位 |
9 | 山東 | 95,792,719 | 46,521 | 0.45 | 6.41 | 0.05 | 第04位 |
10 | 廣東 | 104,320,459 | 29,557 | 0.28 | 1.43 | 0.03 | 第09位 |
11 | 上海 | 23,019,196 | 25,165 | 0.24 | 9.11 | 0.11 | 第05位 |
12 | 寧夏 | 6,301,350 | 24,902 | 0.24 | 1.12 | 0.40 | 第03位 |
13 | 貴州 | 34,748,556 | 23,086 | 0.22 | 0.19 | 0.07 | 第18位 |
14 | 新疆 | 21,815,815 | 18,707 | 0.18 | 0.14 | 0.09 | 第10位 |
15 | 江蘇 | 78,660,941 | 18,074 | 0.17 | 4.70 | 0.02 | 第07位 |
16 | 陝西 | 37,327,379 | 16,291 | 0.16 | 8.59 | 0.04 | 第03位 |
17 | 四川 | 80,417,528 | 15,920 | 0.15 | 0.32 | 0.02 | 第10位 |
18 | 甘肅 | 25,575,263 | 14,206 | 0.14 | 0.59 | 0.06 | 第07位 |
19 | 雲南 | 45,966,766 | 13,490 | 0.13 | 0.09 | 0.03 | 第24位 |
20 | 湖北 | 57,237,727 | 12,899 | 0.12 | 0.52 | 0.02 | 第06位 |
21 | 山西 | 25,712,101 | 11,741 | 0.11 | 12.54 | 0.05 | 第03位 |
22 | 浙江 | 54,426,891 | 11,271 | 0.11 | 0.93 | 0.02 | 第13位 |
23 | 廣西 | 46,023,761 | 11,159 | 0.11 | 0.07 | 0.02 | 第12位 |
24 | 安徽 | 59,500,468 | 8,516 | 0.08 | 2.15 | 0.01 | 第04位 |
25 | 福建 | 36,894,217 | 8,372 | 0.08 | 1.05 | 0.02 | 第10位 |
26 | 青海 | 5,626,723 | 8,029 | 0.08 | 0.30 | 0.14 | 第07位 |
27 | 湖南 | 65,700,762 | 7,566 | 0.07 | 0.12 | 0.01 | 第09位 |
28 | 江西 | 44,567,797 | 4,942 | 0.05 | 2.95 | 0.01 | 第06位 |
29 | 重慶 | 28,846,170 | 4,571 | 0.04 | 0.24 | 0.02 | 第07位 |
30 | 海南 | 8,671,485 | 3,750 | 0.04 | 0.26 | 0.04 | 第08位 |
31 | 西藏 | 3,002,165 | 718 | <0.01 | 0.03 | 0.02 | 第11位 |
現役軍人 | 2,300,000 | 22,627 | 0.24 | 23.46 | 1.05 | 第02位 |
滿族自治縣 | 所屬省份 | 所屬市州 |
青龍滿族自治縣 | 河北 | 秦皇島 |
豐寧滿族自治縣 | 河北 | 承德 |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 | 河北 | 承德 |
寬城滿族自治縣 | 河北 | 承德 |
岫巖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鞍山 |
清原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撫順 |
新賓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撫順 |
寬甸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丹東 |
本溪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本溪 |
桓仁滿族自治縣 | 遼寧 | 本溪 |
伊通滿族自治縣 | 吉林 | 四平 |
滿族本民族的語言是滿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南通古斯語族。由於清朝時期為國語,故而又稱「清語」。滿語的標準語言被稱作「規範語」,起源於未入關前的建州口音[131],乾隆年間經清高宗規範,因此又叫「欽定新清語」[132]。清朝時期,滿族人見皇帝報履歷、奏事、答問等必須使用規範語[133]。如果奏事時帶有訛音會遭到皇帝的斥責[133]。坤寧宮和堂子祭祀時薩滿所用之祝詞也需要使用規範語[133]。此外,滿族人因世居地的不同還有諸多方言,如北京[q]、盛京[r]、寧古塔、阿勒楚喀等方言[136]。
滿族的前身女真人曾經創造過來源於漢字、契丹文的女真文,於金朝時期通行一時。但因金朝後期中原女真人高度漢化,加上元朝時期東北女真的蒙古化[137],致使女真文在明朝中後期失傳,以至於明末女真人「凡屬書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漢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61]。後努爾哈赤興起,往來文書多有不便,於是命噶蓋和額爾德尼二人以蒙古字母拼寫滿文。二人創製而成,被後世稱為「無圈點滿文」(老滿文)。然而,無圈點滿文「形聲規模,尚未多備」[138],某些清濁輔音及少數元音無法區分[139]。於是,天聰[140](一說天命[141])年間,由達海最終完善[142]。他使用圈點來區分清濁輔音和音似元音,因此被稱為「有圈點滿文」(新滿文)[143]。
自嘉慶以後,滿族人多已掌握漢語文並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而熟練運用滿語之人卻呈不斷下降趨勢[144]。儘管歷代皇帝反覆強調「國語」的重要性,但依然於事無補。至民國建立,滿語失去國語地位,其教學環境更是雪上加霜。當今滿族普遍使用漢語普通話為母語,以滿語為母語者已不足百人[145],他們大多集中在黑龍江省富裕縣友誼鄉三家子村。不過,自1990年代起,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政府的扶助之下,滿語教學開始進入了各地滿族中小學的正式課堂[146][147][148][149]。此外,在中國北方各地還有一些滿族熱心人士通過免費開班授課等渠道,希望可以使滿語在滿族人中間更加普及[150][151]。經粗略估計,目前通過各類滿語學習方式達到能講能說狀態者有數千人[152]。
滿族的姓氏叫做「哈拉」(滿語:ᡥᠠᠯᠠ,穆麟德轉寫:hala),主要承繼自金朝女真姓氏[153]。常用「穆昆」(滿語:ᠮᡠᡴᡡᠨ,穆麟德轉寫:mukūn)冠於哈拉之前,用表示來同一姓氏內的家族分支[154]。根據乾隆年間編纂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滿洲姓氏多達1114個。其中被稱作「著姓」的有:瓜爾佳氏、鈕祜祿氏、舒穆祿氏、他塔喇氏、覺羅氏和那拉氏[155]。金朝時期,由於女真人受契丹人和漢人影響,習慣于姓名連寫[137][156]。但蒙古滅金之後,女真人長期受接受蒙古文化,所以元明女真人、清代滿洲人同蒙古人一樣,有「稱名不道姓」的習俗[137][157]。這常使他人產生「滿族沒有姓氏」、「旗人父子不同姓」、「滿族一輩一姓」等誤解[158]。不過,與蒙古族不同,滿族人人皆有姓氏[159]。歷史上,滿族也曾有過使用漢姓的習慣。金朝時期即有「完顏漢姓曰王、烏顧論曰商、紇石烈曰高、女奚烈曰郎、蒲察曰李……」的記載[160]。但清朝為了防止姓氏漢化,不准滿人使用漢姓。一經發現,會遭到朝廷治罪[161]。
滿族人有自己傳統命名習俗,取名時會在詞尾添加「阿」(᠊ᠩᡤᠠ -ngga)、「額」(᠊ᠩᡤᡝ -ngge)、「武」(᠊ᠩᡤᠣ -nggo)等,表示形容詞「的」之意味[162];也會在詞尾使用「布」(᠊ᠪᡠ -bu)的後綴,表示被動詞「使」[162];也會使用名詞,尤其以動物名命名[162];或是以出生時長輩某人年齡的數字命名[163];還有詞尾接以「保」(᠊ᠪᠣᠣ 穆麟德:-boo,太清:-bou)、「善」(᠊ᡧᠠᠨ 穆麟德:-šan,太清:-xan)、「齊」(᠊ᠴᡞ 穆麟德:-ci,太清:-qi)等命名方式[164]。滿族也會採用蒙古族命名方式,在詞尾添加「泰」(᠊ᡨ᠋ᠠᡳ -tai)或「圖」(᠊ᡨᡠ᠋ -tu)來表示「有」,或是直接用蒙古語命名[163]。滿族也有用漢語命名的習慣。清朝時期,滿族取漢名喜用吉利字眼,但至嘉慶年間起,命名字又被正式限制在兩字[s],而且禁止同一首字幾代連用以防止姓氏因歲月流逝而被取代,官員如有違反這一取名規則的會遭致皇帝的訓斥以及勒令改名[166]。另外,滿族取用漢名的同時也曾效仿漢人取用字,但用法略有不同。漢人以姓連接字、暱稱、職稱等相稱,但滿族習慣以名字中的第一個字相稱[167]。
當代滿族人大多數以漢語命名[168],所使用的漢姓大多與本來的滿族姓氏或祖先名字的首字有關,所以通常均按照一定的規律改變而來[169]。此外,也有使用漢姓滿名[t]、滿姓漢名[u]、滿語姓名[v]、稱名不道姓[w]、簡化版滿姓與漢名合用[x]等例子。
滿族服飾承襲了女真傳統,早期尚白[172]。由於射獵生活的需要,無論男女均身着袍服。在關外時期以皮毛製品為主,清朝入關後分為單、夾、皮、綿四種材質[173]。滿族袍服的特點主要是圓領、窄袖、捻襟、帶扣袢、衣裳連結,窄袖前端接有一個半月形的袖頭,因形狀酷似馬蹄,俗稱馬蹄袖,又名箭袖(滿語:ᠸᠠᡥᠠ,穆麟德轉寫:waha)。平時穿着將袖頭挽起,作戰或圍獵之時放下,冬季還可以起到禦寒作用[174]。女子的袍服的樣式與男子大體相同,但裝飾較多[175]。滿族通常還在袍服外面穿着一種長至肚臍的對襟短褂,因為起初是在騎馬作戰時穿着,所以稱作馬褂,無袖的稱作馬夾或坎肩,主要為八旗「軍服」,之後隨着清朝推行易服政策在中期普遍流行開來,成為「禮服」[175]。袍衫和馬褂還在近代演變為旗袍和唐裝,被視作中國元素的代表之一[176]。在東北滿族聚居區或一些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上仍可常見身着傳統服飾的滿族人[177][178]。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滿族男子的傳統髮式也是辮髮。不同之處在於,滿族髮式是半剃半留,剃去周圍的頭髮,只留顱後部分,再編成髮辮[179]。這種髮式曾經隨着清廷的剃髮政策而推廣至中原其他民族中去。民國建立之後,辮髮被正式廢止。滿族女子在年幼時候也像男子一樣剃髮,樣式也大致相同[177]。成年後,開始蓄髮,式樣很多,兩把頭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種。梳這種髮式要先將頭髮束到頭頂,分成兩綹,各綰成一個髮髻,再將後部余發變成一個燕尾形的長扁髻,平時插入長約30厘米,寬約2-3厘米的名為「大扁方」的木製髮簪。重要場合則佩戴旗頭,長約30厘米,寬10厘米左右,多由青素緞等製成[177]。咸豐之後,兩把頭的樣式逐漸增高,燕尾也越來越大,由此逐漸演變成一個新的髮型「大拉翅」,大拉翅是一種形似六遍扇面的冠,多以銅絲為骨架,黑緞為面[177]。
滿族有戴帽子的傳統,自幼時起就開始着帽[180]。根據寒暑分為暖帽、涼帽兩種,帽頂有紅纓[181]。入關以後,又吸收了明代的六合帽,俗稱「瓜皮帽」[182]。此外,還有氈帽、風帽、皮帽、耳套等不同式樣的帽子[183]。在鞋的方面,清代滿族男子着靴、布鞋或草鞋[184],東北地區的則習慣穿着一種名為靰鞡的鞋,它是由靰鞡草與牛皮或鹿皮縫製而成,在冬季可以禦寒[185]。女子沒有纏足習慣,女式旗鞋通常分為平底和高底兩種,平底鞋多為方口,有夾、綿之分;高底鞋主要根據鞋底的不同分為馬蹄、花盆、元寶底,鞋面則雷同。還有一種便鞋,也叫繡花鞋,在鞋跟方面比旗鞋要薄,便於行走[186]。
滿族女子素有「一耳三鉗」[y]的習俗[188],乾隆年間曾一度發展為「一耳五鉗」[189]。直至今日,仍可在年紀稍大的滿族女性中見到傳統式一耳三鉗之風[190]。其他女子首飾的佩戴與漢人大同小異。男子也有扎耳孔的習慣,有在幼年時扎耳孔好養活的說法。與女子不同,男子一般只扎一個,帶一個銅圈,但成年後大都不再佩戴[189]。由於騎射風俗,滿族男子還佩戴扳指,入關前,主要使用鹿骨扳指,以有眼者為貴。入關後,逐漸發展為純配飾,又新增了玉、象牙等材質。當時,滿族對扳指尤為重視,幾乎人手一枚[191]。
滿族的傳統飲食比較講究,除不吃狗肉外,很多習慣都與北方漢人相近。滿族主食以穀物為主,通常是麵食和黏食,味道多酸、甜。麵食以餑餑為主(滿語:ᡝᡶᡝᠨ,穆麟德轉寫:efen),它是滿族對塊狀麵食的統稱[192]。京旗滿族有每天午飯後、晚飯前都要吃一頓餑餑的習慣[193]。餑餑有不同的口味,薩琪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種類[194]。滿族也以米飯為主食,有高粱米、小米、稗米飯和包飯等[195]。
在菜餚方面,豬肉是比較常見的材料。滿族稱豬肉為「白肉」、「福肉」,傳統上是祭祀薩滿教神明的食品。儀式後分而食之。東北滿族以此製成「大鍋肉」的知名燉菜[196]。京旗營房還有一種叫做「白煮肉」的吃法,他們將豬肉用白水煮熟後切片粘醬油吃,肉片切剩下的肉塊可以切成肉末燙飯,稱作「白肉燙飯」[197]。豬血還可以加入調料攪拌後灌入腸中製成「白肉血腸」,與另一傳統菜餚燉酸菜搭配食用[198]。鹿肉也是滿族傳統菜餚之一,有燉、烤等吃法,京郊滿族有在重陽節吃烤鹿肉的習慣[199]。滿族也有火鍋,由滿族的先人們常用的野炊方式發展而成[198]。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滿族人也喜好喝酒。起初不單是為了消遣娛樂,也跟北方寒冷,酒可以起到一定禦寒作用有關[199]。傳統而言,一般滿族人好喝黃酒和燒酒兩種[200]。
滿族傳統民居通常向陽而築,多為草頂,一旁設有極富滿族特色的方形煙囪。圍牆大體有土築、泥堆兩種建築方式。室內三面皆炕,如「匚」形[201]。滿族習俗以西為貴,南次之。滿族人家習慣在西牆上供奉神明、英雄以及自家家譜,所以西炕又有「佛爺炕」之稱,客人拜訪時不能隨便坐在西炕或在上面擺放雜物,如果違反,會被視作對主人祖先的不尊敬[202]。房屋分為上屋、下屋、堂屋三大間,門設在中間,每邊有三扇窗戶。院內建有影壁牆,豎有索倫杆,有的家庭還建有花庭、八角涼亭等。院的門前還有上馬石等[202]。
滿族是一個十分重視文化教育的民族。從清朝以來,在漢族和滿族之間的民族關係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滿族的教育與文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有隸屬於國子監的八旗官學,有隸於宗人府的八旗宗室覺羅學,專門負責宗室、覺羅子弟的教育。在京畿地區外,在八旗駐防地方和發祥地東北廣設官學。普通旗人則是適用八旗義學。義學隸屬於各旗參領,八旗幼童十歲以上即可入學。各駐防地方也都設有義學,以便清寒的旗人子弟也有機會入學讀書。教師會在本旗佐領下推選,學習滿語滿文及騎射,學習成績歸檔。在後期也有由當地漢族儒士擔任教師,學習的內容轉向漢族的傳統文化。在科舉考試上,清初以降即特設八旗考試,並以滿文翻譯之。清初,還是旗、漢分考,越到後期,則轉變成旗漢一體考試。因為教育的普及,使得滿族文化得以有長足的發展[203]。
從1984年開始,滿族與其他的少數民族一樣,可以享受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中技學校的優惠錄取政策,電子科技大學、職大、高校函授部、夜大等學校在招生上也對少數民族的考生給予照顧,這個政策給予少數民族的學生比較多的升學機會。不管是民族教育和希望工程的引進,或是教學設施的改善,各級政府都賦予了滿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同樣的優惠政策。而在滿語的教育方面,許多的科研單位、大學和北京滿文書院都開設滿語班,培訓了一批滿語人才。[204]
滿族是一個十分注重禮節的民族,禮節式樣較多。男子請安時,凡身着箭服者,先綴起馬蹄袖頭和袍服,將袖頭垂下,左腳略微前移,右腿屈膝,略低頭後逐漸起身。受禮者除家中尊長外,其餘親友需要半揖還禮,平輩要同樣還禮[205]。除請安禮外,還有磕頭禮。滿族非常注重按禮式行禮,神明祖先三跪九叩,父母尊長一跪三叩[206]。每到過年,晚輩通常會磕四個頭,長輩坐而受之。磕到第三個的時候,長輩會說一些祝福的話,否則不敢起身[207]。女子則施用萬福禮,以兩手按腿,行三叩首;或兩手按腿,行三叩首後,以手加額頭跪着點頭,施以撫鬢禮[206]。滿族十分尊敬長輩,平日裡都要向尊長朝夕問安,長輩不讓坐則不敢坐,沒有命其退下則不敢退。有客人來,家中晚輩都要親自接待客人、打雜。路遇年長之人要給其讓路,待其通過後,才可走動[208]。平輩相見除了互相請安外還使用執手或抱肩禮。這些禮節在滿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可常見[206]。此外,滿族還敬重犬和鴉鵲,不殺狗、不吃狗肉、也不使用任何狗皮製品;家門口豎有索倫杆,在杆上面的錫斗內放有碎肉來餵養鴉鵲(因紀念始祖受烏鴉保護)[209]。
滿族傳統婚俗以一夫一妻為主,上層則素來有一夫多妻(平妻)的習慣[210]。清朝入關後,一夫多妻逐漸過渡成為一夫一妻多妾的漢族宗法制度[211]。滿族結親注重門第,但不計貧富[212],很少指腹為婚[213]。在早期,還有搶掠婚、妻姊妹婚、收繼婚等北方民族的婚姻習俗[214],自天聰年間起,收繼婚等開始被逐漸禁止[215],但妻姊妹婚一直持續至清末[216]。此外,同漢族一樣,滿族也堅持同姓不婚[217]。女子在早期還有從死、殉葬的習俗,入關後受漢文化影響逐漸轉變為守節[218]。女性地位在入關前與男子幾乎對等[219]。入關後,受漢族禮教的影響,地位有所下降,但相較漢人女子仍要高出許多。滿族女子沒有附屬於男人的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也始終有較大的話語權[220][219]。雖然清朝時期有旗漢不通婚的說法,但駐防八旗與當地漢人的聯姻還是很頻繁的。事實上,從康熙朝起,清廷就已經允許旗人娶民人之女為妻,主要禁止的是滿洲旗女與民人男子的婚姻;而對於漢軍旗人與漢人的婚嫁,在乾隆朝之後,則始終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221]。不同地區的滿族婚俗略微相異。京旗滿族婚嫁的步驟通常分為議婚、相看、庚貼、放定、嫁妝、迎娶、入門、拜堂、分大小、入洞房、吃酒、回門、對住月[222]。而東北滿族的步驟則為問名、小定、請期、納彩、開剪、送嫁妝、迎親、裝煙、回門等[223]。
滿族的傳統節日一部分是滿族文化所固有的,如添倉節、太陽節、頒金節(滿語:ᠪᠠᠨᠵᡳᠨ
ᡳᠨᡝᠩᡤᡳ,穆麟德轉寫:banjin inenggi)等[224]。添倉節在每年的農曆正月二十,這一天東北滿族人講究煮黏高粱米飯,放在倉庫,用秫秸棍編織一隻小馬插在飯盆上,意思是馬往家馱糧食,豐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飯,連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兩把鋤頭插在飯上。這一習俗至今仍在東北農村保留着。太陽日為農曆二月初一,這天是太陽,滿族人會用麵粉做糕點,上面放煡用粘米麵掐成的花小雞,寓意金雞報曉,迎日出。頒金節是滿族的誕生之日,在每年的農曆十月十三[16]。清太宗皇太極於1635年的這一天發布諭旨,正式定族名為「滿洲」[71]。除了滿族固有節日外,受漢族習俗影響,滿族人也過農曆新年、上元節、端午節等。
滿族的宗教信仰比較多元化。起初,滿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薩滿教為主。清朝入關、接觸中原文化之後,除了保留了一些薩滿教習俗之外,滿族人受中原民間信仰影響最大。佛教和天主教也各有一定影響。當代滿族以無宗教人士為主。
滿族的薩滿教歷史由來已久,對滿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清兵入關之後,儘管滿族民眾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間信仰,但仍保留許多薩滿教遺俗。主要體現在靈魂信仰、叫魂、追魂、圖騰崇拜、夢魘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225]。由於清朝統治者視宗教為一種籠絡其他勢力的手段,故並未給薩滿教這個本民族的宗教施以特惠[226]。除了清代宮廷內的坤寧宮祭祀和宮內堂子祭祀之外,北京沒有薩滿祭祀之所[226]。因此東北一直流傳着薩滿和藏密喇嘛鬥法,以及皇帝幫助喇嘛迫害薩滿的民間傳說,這些都是薩滿教徒對本族的皇帝懷有不滿情緒的體現[226]。
因為女真人在金朝時期就開始受渤海、高麗、遼朝和宋朝影響,已有佛教流傳[227],所以滿族對佛教並不陌生。清朝皇帝素來有「佛爺」之尊號,西藏亦視其為文殊菩薩化身[228]。努爾哈赤、皇太極均與藏傳佛教之格魯派有頻繁接觸[229][230]。其後的皇帝都有較高的佛法造詣,尤其是順、康、雍、乾四帝。
順治帝曾拜玉林通琇為上師,命宦官吳良輔代替自己出家,雍正帝更是苦讀《金剛經》,精研禪宗,法號圓明居士,還著有《揀魔辨異錄》,乾隆也以第三世章嘉呼圖克圖為上師。然而,藏傳佛教主要是清朝上層籠絡蒙藏貴族的一種手段,與普通滿族民眾的信仰關係並不大[226],滿族一般民眾的信仰,與漢族混合漢傳佛教的中原民間信仰,可說是相差無幾,往往焚香禮拜釋迦如來、藥師如來、阿彌陀佛、白衣觀音、地藏菩薩等。
入關前,滿族已開始受到中原漢族文化和信仰的深刻影響。1615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同時興修了堂子、地藏寺、玉皇廟、關帝廟、文廟、城隍廟和昭忠祠七大廟,玉皇廟和城隍廟為道教的宮觀,關帝廟主要供奉三界伏魔大帝關公,文廟中供奉了孔子及以下4聖、12先賢、77先儒和79先賢。只有堂子為滿族薩滿教。其中,關羽崇拜最深入人心,很快超越了滿族原有的部落神、祖先神,成為「護國之神」。清人王嵩儒曾提到:「本朝未入關之先,以翻譯《三國》為兵略,故其崇拜關羽。」[231]
清兵入關之後,普通滿族民眾受中原漢族的民間信仰影響是最大的[226]。滿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漢族基本一致[226],尤以關帝崇拜為重。滿族及其先世對關羽的崇拜由來已久,元朝時期即已盛行[232]。至萬曆年間,早已成為一種信仰。相傳清太祖努爾哈赤尚未起兵之時,曾於明朝邊疆處獲伏魔大帝關聖帝君神像[232]。清朝時期,滿族視關帝為「護國神」,言必尊稱「關瑪法」(滿語:ᡤᡠᠸᠠᠨ
ᠮᠠᡶᠠ,穆麟德轉寫:guwan mafa,意為「關老爺」或「關爺爺」),不敢稱其名諱,尊崇無以復加[226]。連關帝身旁的關平、周倉二位將軍,也尊稱老爺,禮敬有加。至於三清、玉皇、王母、三官、嶽帝、北帝、呂祖、天后等各種道教神祇,滿人亦多為崇信。滿族也有財神崇拜,但所拜之財神不止一位。有紅袍紗帽着明代裝束的,有翎頂袍褂着清代裝束的,還有一種財神則類似於狐仙[233]。滿族還供奉灶神,灶神旁邊通常還有其夫人「灶王奶奶」。傳說灶王爺在每年臘月二十三晚上會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報告他所在人家這一年來的狀況,主要是投訴其罪過,以供報應。所以清代滿族人家還會在這一天燒香以及供上關東糖,稱為送灶王,囑咐灶神「好事多說,不好事少說」[234]。此外,滿族還信奉長白山神、兔兒爺、茅姑姑等漢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習俗[235]。
受羅馬教廷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滿族在歷史上也曾有過一定規模的天主教徒[236]。早在1650年左右,就有旗人官兵成為天主教徒的記載[236],康熙帝舅父佟國綱、佟國維,及其族人佟國器等均信奉天主教[237],傳教活動以及人數在康雍乾時代達到頂峰[236]。簡儀親王德沛是其中較為知名的例子。他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約瑟」,他的福晉也一同受洗,教名「瑪利亞」[238]。同一時期還有多羅貝勒蘇努諸子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書爾陳等八人為虔誠的天主教徒[239][240][241]。其中第十子書爾陳,教名「保祿」,尤為虔誠[242]。他曾跟隨大將軍允禵遠征西藏,立有戰功。皈依天主教後,書爾陳表示從此「只和耶穌的敵人作戰」,遂辭官不出[243]。
至清朝中期,朝廷因禮儀之爭等原因禁止教士傳教,蘇努家族等旗人教徒也因此遭到打壓,但一直無法徹底禁絕宗室、覺羅、以及普通旗人皈依天主教[244]。例如,蘇努曾孫圖欽、圖敏等至嘉慶十年仍不畏打壓,拒絕出教,與旗人教友魁敏、窩什布等一同被發配伊犁[245]。同時期還有旗員佟恆善、佟瀾等人抗旨奉教的例子[238]。不過,天主教也因不斷被打壓而最終未能在滿族民眾中間取得更多發展[246]。到了民國,滿族人因地位一落千丈,京旗滿族或出於信仰或希望獲得教會救濟,一時間很多人加入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派[247]。英斂之是近代最為著名的滿族天主教徒之一,為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建者[248]。
滿族的文學作品以神話故事為主,主要有《天宮大戰》、《女真定水》、《長白仙女》、《尼山薩滿傳》等[249]。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尼山薩滿傳》。它講述了描寫尼山薩滿幫助意外身亡的員外之子復活的過程,在滿族之外的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錫伯、赫哲、鄂溫克、鄂倫春諸多民族中均有廣泛流傳[250]。尼山薩滿傳有齊齊哈爾本、兩種不同的璦琿本、還有滿族人德克登額創作的海參崴本,這四個版本的內容大體一致,以海參崴本流傳最廣,已譯成多國語言出版發行[250]。
清朝時期,八旗文學曾繁盛一時。詩人袁枚感嘆「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251]因此誕生了許多漢語言文學著作。以納蘭性德的詞集《飲水詞》、顧太清的詩集《天游閣集》、鐵保所編纂的八旗詩集《熙朝雅頌集》和文康的小說《兒女英雄傳》為典型代表。
滿族與曲藝頗有不解之緣,尤其清代八旗子弟特別鍾情於此,當今曲藝界名角也不乏滿族人的身影。就傳統而言,滿族普遍酷愛的曲藝有京劇、子弟書、八角鼓和相聲。其中八角鼓和子弟書是滿族的本民族曲藝,而京劇和相聲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滿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八角鼓是滿族本民族的原創曲藝,據說本是乾隆年間征金川凱旋途中軍營自娛自樂的一種演藝形式[252]。鼓身源自八旗軍鼓,八角形狀,以木為框,單面蒙蟒皮,周圍嵌響鈴,下端還有絲製的穗子,有黃、白、紅、藍四色,象徵八旗的四種顏色[252][253]。演奏時用手指打擊鼓面發聲,同時搖晃鼓身或用手指搓鼓面發出鈴聲。八角鼓一般由三人出演,一位負責擊鼓彈弦子,一位丑角負責逗哏,還有一位主唱的演者[252]。有單演和全堂八角鼓等形式,在清代廣受八旗子弟的喜愛。民國以後,八角鼓逐漸勢微,但由它所衍生的單弦和相聲等曲藝仍然廣受大眾喜愛。單弦是八角鼓三人出演模式的變種,有自彈自唱和唱者加伴奏兩種演藝形式[254]。而相聲則是從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成的獨立曲種[255]。許多單弦、相聲藝人都是八角鼓藝人出身[z]。
八角鼓的主要唱本是子弟書。它源於一種叫做「滿洲調」的傳統小曲[256],又經清代八旗子弟再創造發展,故得名「清音子弟書」[257]。雖然子弟書並非漢人的原創藝術,但它融合了不少漢文化的說部題材[258]。內容以《三國演義》、《紅樓夢》、《西廂記》、《白蛇傳》、《聊齋志異》等名著中的典故為主[258]。此外還有一部分表現八旗子弟生活的作品,以筆名「鶴侶」的宗室奕庚為代表[259],他所創作的《老侍衛嘆》、《少侍衛嘆》和《女侍衛嘆》為這類題材的典範[259]。子弟書節目內容豐富,唱詞多七字一句,唱腔有東城調、西城調(又稱東調、西調)之分[257],與大鼓互相影響,但韻律始終獨具一格[258]。
京劇,被視作中國的國粹。它融合了徽劇等其他傳統曲種的特點,在清代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曲藝形式。當時,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旗人普遍對聽京戲情有獨鍾[260]。前期主要廣泛流行於宮廷,根據不同場合有不同的戲目,如「月令承應」[aa]、「法宮雅奏」[ab]、「九九大慶」[ac]、「勸善金科」[ad]、「昇平寶筏」[ae]、「頂峙春秋」[af]、「忠義璇圖」[ag]等。自嘉道年間起,京旗民間票房逐漸興起[261]。著名的票房有「風流自賞票房」、「翠峰庵賞心樂事票房」、「悅性怡懷票房」、「公悅自賞票房」、「游目聘懷票房」、「霓裳雅韻票房」等[262]。票友基本為宗室、京旗子弟,其中不乏日後民國時期的名角[ah]。
然而,為了防止八旗子弟沉湎於戲曲,朝廷禁止在內城開設戲園,更不許旗人登台演唱、「與優伶為伍」[263]。但這仍然無法阻攔八旗子弟對戲曲的熱愛。嘉慶十一年(1806年),滿洲御史和順查奏說,京旗子弟中有人登台演戲。結果事後再次追查時,卻發現和順本人也常去違例聽戲。不得已,和順杜撰了一個「密為訪查」的理由,結果被嘉慶帝識破,革職議處[264]。至道光年間,違例聽戲、登台演戲之事更多,且爵職越來越高,貝勒奕綺、盛京將軍奕顥、惇親王綿愷、鎮國公綿順、乍浦副都統覺羅善英、副都統常明、松傑、理藩院郎中保舉、副將達崇阿等接連因私匿優伶、游廟聽曲、於府中演戲而獲罪受罰[265],貝勒奕綺甚至因此被革去爵位[266]。後來,旗人索性自發組織「票房」,與其他旗人票友搭伴演唱以過戲癮[267]。由於票房不是正式演戲,故不在禁令之列[262]。民國之後,由於不再有法令束縛滿族登台演戲,於是梨園產生了很多滿族名角[ai]。
京劇中有「旗裝戲」[269](又名滿裝戲[270]),戲中演員身着滿族服飾來飾演遼、金等番邦人物。《四郎探母》、《雁門關》、《趕三關》、《銀空山》中的蕭太后、鐵鏡公主、代戰公主均身着滿族女子服飾。旗裝京戲中的還使用個別滿語台詞如「巴圖魯」、「額娘」等也是用來詮釋該角色的番邦人物身份[269]。另外,清代滿族,尤其是營房滿族對岳飛十分推崇,呼之為「岳老爺」。他們和漢人一樣,聽宋金交戰的戲,習慣以宋為正面,金為反面[271]。
相聲自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出[255][272],主要講究「說、學、逗、唱」四門功課,有單口、對口、群口相聲等表演形式。由於相聲融合了八角鼓、子弟書等滿族曲藝,故尤其在滿族群體中廣受喜愛。相聲界滿族名人輩出,有阿彥濤、恩緒、裕二福、裕德隆、郭啟儒、常寶堃、趙佩茹、侯寶林、王鳳山等名家。
除了八角鼓和子弟書之外,滿族還有本民族語言的說部藝術「烏勒本」(滿語:ᡠᠯᠠᠪᡠᠨ,穆麟德轉寫:ulabun)流行於東北地區[273]。它的體裁主要有兩大種類,一是廣藏於滿族民眾中之口碑民間文學傳說故事,如《尼山薩滿傳》;二是謠諺以及具有獨立情節、自成完整結構體系、內容渾宏的長篇說部藝術[273]。舞蹈方面則有滿族秧歌[274],至今仍為東北地區各民族人士所喜愛。
滿族素善騎射(滿語:ᡤᠠᠪᡨ᠋ᠠᠨ
ᠨᡳᠶᠠᠮᠨᡳᠶᠠᠨ,穆麟德轉寫:gabtan niyamniyan)。皇太極曾說過,「我國武功,首重騎射[275][276]。」入關之前,連十餘歲的兒童都能「佩弓箭馳逐」[219]。在皇太極統治時期,騎射被提升至國策家法的重要地位[277],它與滿語被一同列為「滿洲根本」,被歷代皇帝所首重。即便清朝入關之後,依然毫無懈怠(旗兵每月要正式訓練六次)[278]。每年春秋,八旗兵丁均照例舉行校射。不僅普通子弟,八旗官員也在自宅設有靶場進行練習;王公貴胄的要求更為嚴格,他們自幼就需要練習騎射,水平低劣者甚至影響爵位的承襲[279]。清初旗人的馬步射水平很高。弓用八力,箭長三尺,鏃長五寸,名「透甲錐」,所中必穿透,連貫兩人尚有餘力[280]。
自清中期,射箭由武功逐漸娛樂化,蛻變為多種玩法的遊戲,有射鵠子、射布靶、射綢。最難的一種是暮夜中懸香火,對空發矢,全憑技藝[281]。大清律例禁止賭博,但對旗人射箭下賭沒有限制,有的旗人於家門口書寫「步把候教」四字,就是在擺場子賭箭[281]。乾隆朝以後,八旗子弟的騎射水平漸至廢弛,但統治者依然身體力行加以提倡[280]。清朝皇帝直至咸豐帝均嫻熟於馬術,即便是同治帝也曾獵於南苑[280]。圍獵是清朝皇帝試圖維持騎射舊俗的一種手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木蘭秋獮」,它不僅是清朝皇帝會盟於蒙古諸部的一個活動,也是對八旗兵將騎射水平的一次考驗和歷練。直至今日,射箭作為一個傳統仍在滿族人中間具有一定的人氣[282],也不乏來自其他國家的滿洲傳統射箭愛好者[283]。
布庫(滿語:ᠪᡠᡴᡠ,穆麟德轉寫:buku)即滿族摔跤,是滿族最重視的一門格鬥技[284]。清朝時期,宮廷曾設立「善撲營」選拔優秀力士二百名,按等級分為頭等、二等、三等。歷史上也一直有康熙帝用布庫兵擒鰲拜的說法[285]。布庫的滿語本意是「摔跤手」或「大力士」,該詞源自蒙古語「搏克」(蒙古語:ᠪᠥᠬᠡ, бөх)[286]。據清代文獻記載還有「布庫之戲」、「布庫戲」、「演布庫」、「撩腳」、「角牴」、「相撲」、「相搏」等別稱[286]。布庫雖為徒手相搏,但技法的關鍵在於腳力,因此腳力的大小對於比賽的勝負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滿族摔跤史可追溯至女真人的「拔里速戲」,而拔里速戲則由契丹文化中沿襲而來,此項運動本與蒙古式角力——搏克無太大差別[287]。元明時期,居住於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廣受蒙古文化影響,搏克(布庫)也是其中之一[48]。後金時期,統治者以軍事訓練為目的,大力提倡演布庫[288]。清朝皇帝每年於承德避暑山莊或北京圓明園高山水長樓前與蒙古各部進行比賽。民國之後,布庫的招數融入中國式摔跤之中,成為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89]。其中,「北京流派」完全沿襲了清代善撲營的布庫技法[290]。
漁獵民族出身的滿族素好鷹戲[291]。其中所使用鷹種以海東青為貴[292]。海東青獵捕能力很強,非一般鷹鷂可比[292]。在清代,獻給宮廷一隻海東青可立折現銀30兩,外加賞銀10兩,毛青布20匹[292]。當時寧古塔地區以盛產獵鷹而聞名,當地有專門以捕鷹訓鷹為業的鷹戶,成為清代向朝廷貢獻鷹、鷂的基地之一[291]。北京內務府也設置養鷹鷂處,專門負責收繳及訓練。每年秋季,皇帝與眾王公大臣於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圍,養鷹鷂處的統領帶着鷹手架鷹出行[293]。京旗滿族也好以鷹為戲,他們通常有「較獵」和「比賽」等玩法,相較東北滿族訓鷹捕獵而言娛樂性質更濃[293]。而貴胄子弟更是講究,非佳種不玩,也不願從鳥市買成年好鷹。他們通常都是自己在郊區捕捉雛鷹,從頭馴養,才覺有趣[293]。直至今日,滿族的訓鷹傳統仍在一些地區完好地保留下來[294]。
冰嬉是滿族傳統的體育及娛樂活動之一,在關外時期就已非常流行,故乾隆帝稱其為「國俗」[295]。每年冬天,冰嬉都是皇家的重要活動之一。清廷特別在鍵銳營中設置「八旗冰鞋營」,進行冰上表演[295]。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後金時期,起初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一直善於在冰上作戰的「特種部隊」[295]。其編制有1600人,至嘉慶年間,這支部隊改隸精捷營,編制也縮減為500人[295]。
民國時期,有一位名叫吳桐軒的老人是當時北京一名滑冰好手。他出身滿洲吳雅氏,曾是慈禧太后御用的「冰鞋處」成員之一[295]。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年逾古稀的吳桐軒仍然時常出現在北京各處冰場[295]。
除了獵鷹之外,滿族人還以飼養其他鳥類為樂趣,尤以京旗滿族為典型。清代京旗滿族養鳥頗為講究,若看文采,就飼養紅綠鸚鵡、虎皮鸚哥、芙蓉、倒掛、碧玉、珍珠等;若聽叫聲,則選擇畫眉、百靈、字字紅、字字黑、小黃鳥等;還有一些專供于欣賞各種技藝的,如梧桐、交嘴等;此外還有飼養鴿子者等[296]。鬥蛐蛐也是一種廣受京旗滿族喜愛的娛樂活動之一。清朝時期,每至夏秋,從王公貴胄到普通子弟均以此為樂[297]。還有一種打拐遊戲,滿語稱作「噶什哈」[298](滿語:ᡤᠠᠴᡠᡥᠠ,穆麟德轉寫:gacuha),東北滿族習慣稱之為「噶拉哈」,滿語意為「髕骨」。京旗滿族玩的噶什哈以馬骨為主[298],而東北則以豬骨為主[299]。清入關之前,曾有人用之賭博,故又被稱為「博戲」[299]。清太宗曾諭令八旗子弟,壯者以角弓羽箭習射,年幼者以木弓柳箭習射,對於「好為博戲,閒遊市肆者」,要捉拿治罪[300]。在此之後,噶什哈逐漸發展為婦女兒童間的遊戲。直至今日,在東北的一些地區,仍然受到當地各民族人士的喜愛[301]。滿族還有一些傳統的球類運動,如京郊營房的滿族有以踢石球為遊戲者[298],東北滿族則踢一種以熊皮或豬皮縫製,內填充軟物而成的皮球,稱作「踢行頭」[302],這種運動通常在陸上進行比賽,也有於冰上競技者,稱作「冰上蹴鞠」[302]。此外,滿族還有一些兒童闖關的娛樂遊戲,如跑馬城等[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