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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韓語：발해／渤海；俄語：Бохай，698年－926年）是於公元698年到926年、以粟末部為主的靺鞨族君主制、多民族王國，建國者為大祚榮。[2]渤海國的前身為現今中國東北部、朝鮮半島北部、俄羅斯東南部地區各時期的「高句麗」、「肅慎」、「挹婁」、「沃沮」、「勿吉」、「靺鞨」等多個地方民族部落或政權。[2]
 中國東北地區歷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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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遠東 | |||||||||||||
| 注 | 政區、政權大部在今東北三省者用粗體。 | |||||||||||||
| 參見 | ||||||||||||||
渤海國在建國後受唐冊封，唐王朝在黑水靺鞨居住地牡丹江流域置忽汗州，設忽汗都督府，亦稱「渤海都督府」，冊其首領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史稱「渤海王國」；[2]其國人自稱「靺鞨」、「靺鞨國」或「渤海國」[3]。中國史籍《新唐書》稱之為「海東盛國」[4]。
渤海國所統治的領土在極盛期時，曾包括今嫩江至松花江河道一線以南的黑龍江省部分地區、吉林省大部、遼寧省、濱海邊疆區的南半部以及朝鮮半島北部。
渤海國有五個首都，包括上京龍泉府、東京龍原府、中京顯德府、南京南海府和西京鴨綠府；當中最大的龍泉府為五京之首，仿照唐朝都城長安形制營建，其遺址位於今中國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自渤海國三世文王大欽茂時期起，龍泉曾兩度成為渤海國都，先後長達160餘年，也是當時中國東北地區最大城市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外交中心。
10世紀，渤海國被契丹遼太祖阿保機所滅，故地建附庸東丹國，但渤海人不斷逃亡，最終在金朝興起後融入同樣為靺鞨後裔的女真統治集團。[5]
渤海國初名「振」（震），為大祚榮襲其父的大唐封爵「震國公」[6]。而關於「震」的含義說法不一，比較通行的看法是認為取自周易震卦卦名[6][7]，有人分析粟末靺鞨自隋朝就受到儒家文化影響很深，大祚榮更是熟知漢文經史，因此以地處東方而以震為國號[8][9]。朝鮮學者朴時亨所著渤海史則認為「震」是威震四方之意[10]，但武則天封「震國公」用威震四方之意幾乎不可能[6]。也有學者指出應該與乞四比羽被唐朝封為許國公一起考慮，並認為從音韻學上來說，「許」「震」可能為「靺鞨」的別稱「肅慎」的諧音[11]。「渤海國」名則來自於唐朝的「渤海郡王」封號。渤海國的疆域並未濱臨渤海，以「渤海」為封號，有人認為「渤海」是「靺鞨」的音近變音[12]。
最早記載勿吉粟末部的史書是《魏書》卷100《勿吉傳》。當時的靺鞨剛從北方遷移至粟末江流域，與當時的南扶餘人的君主制國家—高句麗（前37—668年）因爭奪土地逐漸產生衝突，至晚在公元471年－476年以前，粟末部已與高句麗連年征戰。至隋朝初年，粟末靺鞨在與高句麗的戰爭中逐漸處於劣勢，因此粟末靺鞨人大多臣服於高句麗。不願臣服於高句麗的8個粟末部落，在首領突地稽的率領下逃往遼河以西，被當時的隋文帝安置於遼西柳城與幽州昌平一帶。 在隋與高句麗的戰爭中粟末靺鞨人也參加了對高句麗的征戰。
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唐高宗派李勣和薛仁貴伐高句麗，臣屬於高句麗的白山靺鞨部與粟末靺鞨部跟隨高句麗對唐軍進行了抵抗。
公元668年，唐高宗總章元年，高句麗滅亡。唐朝政府為了防止高句麗政權復辟，並有效控制高句麗遺民與臨近靺鞨、契丹、奚、等部民，強行將「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徙居遼西營州，高句麗治下的一部分粟末靺鞨人、白山靺鞨人被與高句麗遺民一同強行遷至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而渤海高王大祚榮的父親乞乞仲象（當時即為部落酋長）就在這部分粟末靺鞨人當中。乞乞仲象一家自668年被遷到營州到公元698年大祚榮率部眾重新遷回「粟末故地」期間在營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並長大成人。
公元696年，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松漠都督府都督契丹人李盡忠以及其內兄孫萬榮起義，反抗唐的統治。白水靺鞨酋長乞四比羽、粟末靺鞨酋長乞乞仲象也參與了此次反叛。
公元698年，武則天為安定東北邊疆局勢，在對契丹實行武力圍剿的同時，對參加反唐的粟末靺鞨採用招撫政策，封白水靺鞨首領乞四比羽為許國公、粟末靺鞨首領乞乞仲象為震國公，赦免其反唐之罪。但是乞四比羽拒絕受封，被唐軍追擊殺死；乞乞仲象率部向東逃亡中病故。
公元698年（武則天聖歷元年）[13]，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代父率所部繼續逃亡至東牟山，降周的契丹大將李楷固追擊其至天門嶺，被大祚榮擊敗，是為天門嶺之戰。大祚榮藉此在粟末靺鞨與高句麗故地的忽汗州敖東城建國稱王，以唐朝廷封其父為震國公之震國作國號，自稱震王（亦作「振」[14]），都舊國（今吉林省敦化市敖東城），史稱「震國」或「靺鞨國」。
大祚榮多次遣使向長安稱臣，公元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唐賜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令其統治所居之忽汗州，加封其為「忽汗州都督」。[15]大祚榮自此將國名由「靺鞨」更改為「渤海」[16]，以忽汗州（號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市西南東京城）為上京，史稱「渤海國」[6]。
762年，君主開始獲唐朝冊封為「渤海國王」。
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大興元年），渤海派遣使團入唐，前往長安，求寫《大唐開元禮》，得到唐玄宗的允許，從此漢制唐禮正式傳入渤海，此事件對渤海社會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響巨大。在輸入《大唐開元禮》之後，渤海貴族以唐禮為準繩，進一步建立起了以封建貴族等級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道德規範，以及依據唐制建立的國家政治體制。[2]
公元755年左右（天寶末年），文王大欽茂仿效唐的五京與都城制度，將渤海國都從「舊國」（今吉林省敦化市敖東城），遷徙到了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縣渤海鎮），三十餘年後，又將國都陸續遷至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省琿春八連城遺址），其間曾以中京顯德府（今吉林省和龍西古城）作為國都。
大祚榮時期以粟末靺鞨、白山靺鞨為核心，力圖團結伯咄、安車骨等各部靺鞨。大武藝時期，渤海施行北進政策，尤其對黑水靺鞨的進攻，儘管一度受到挫折，但渤海的政權得到了鞏固，疆域擴大。
大武藝時期，由於渤海國受到唐朝，新羅和黑水靺鞨的包圍，大武藝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發生了唐與渤海國的戰爭，除了派使臣到突厥、契丹、新羅、日本，732年大武藝派張文休將軍攻打遼東城與玄菟城，將遼河西岸完全納入渤海的領土，接著跨海攻擊登州（山東半島北邊）
大欽茂時期，渤海終於實現了對拂涅靺鞨、鐵利靺鞨、越喜靺鞨、虞婁靺鞨的內部兼併。雖然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但史學界根據《冊府元龜》等記錄拂涅、鐵利、越喜、虞婁、黑水等靺鞨部落向唐王朝入貢的變化情況，做出了大致判斷。
渤海國後期，國內民族矛盾日益尖銳，許多部落如黑水、鐵利擺脫其統治，渤海國對地方的控制逐漸減弱，開始走向衰落[17]。公元926年靺鞨國被遼朝（契丹）所滅後，其北部絕大部分領土被遼朝吞併，以其地為東丹國；一小部分南部領土則被高麗吞併。
渤海的滅亡是由於大契丹國的興起，對渤海發動進攻。926年契丹滅了渤海後，先是建立起了東丹國，契丹太子耶律倍任東丹國人皇王，不過以貴族為首的渤海人民大張旗鼓亡命高麗，928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升東丹的東平郡為遼國南京（今遼寧遼陽北），強行自天福城徙東丹人民充實東平郡，天福城遂空。天顯五年（930年），耶律倍因受德光猜忌，逃奔後唐，東丹國名存實亡。東丹國滅亡以後，渤海人多次嘗試復興渤海國，但全部失敗，大部分渤海人被強制遷移到遼國境內其他州。
渤海滅亡後，許多渤海人民在渤海故地進行了復國運動，並建立起了後渤海、定安國和興遼國等國家。但這些國家最終都被契丹所滅。
公元934年，渤海國末代王弟大某，聯合南海府烈氏追擊渤海國世子大光顯。大光顯率部民數萬逃亡高麗。936年東丹國被遼兼併，同年烈氏一族的烈萬華從南海府遷居鴨緑府。938年，烈萬華建立定安國。
渤海國官制[18]仿唐而建，同唐一樣實行「一準乎禮」的方針，「可毒夫」（又稱聖王、基下）為國家元首，下設宣詔、中台、政堂三省以及忠、仁、義、智、禮、信六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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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國分為5京、15府、62州。
地方層級為府－州－縣，州以刺史為長官，縣則設丞。
渤海以國中五要邑為「五京」，分別是：
其它府名有：
成書於808年（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的中國史籍《通典》卷一八六《勿吉》中記載「大唐盛化遠被靺鞨國頻使貢獻。」
大祚榮接受了唐的冊封，成為了唐的一個羈縻州兼地方行政機構，同是又是地方的民族政權。和唐王朝即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又是藩屬關係。渤海王室大氏集團為了加強和穩固渤海貴族集團的統治，加強自身實力，積極向唐學習，與中原交流，並輸入了唐的儒家經典、政治制度、典章制度以及經濟制度，輸入漢字，推動了渤海社會的發展。
渤海與唐也發生過武裝衝突，但時間短暫，規模不大。渤海國有向唐朝進貢的義務，史載渤海向唐朝進貢凡140餘次。
渤海國與中原在文化、文字、行政上制度一致，可視為「車書本一家」。唐朝著名詩人溫庭筠再送渤海國王子回國時曾贈詩：《送渤海王子歸國》：「疆里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舊國，佳句在中華。」
公元705年，唐派遣侍御史張行岌前往舊國，招慰大祚榮，並考察震國國情。大祚榮對唐示好，並隨即派兒子大門藝隨張行岌入唐抵達長安，唐朝廷留大門藝為宿衛。
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高王十六年），唐玄宗譴使鴻臚寺卿崔忻，敕持節「宣勞靺鞨使」的名義，[2]從唐都長安出發到登州（今山東蓬萊）出海，由今旅順口登陸，溯鴨淥江北上，到達渤海國舊國（今吉林省敦化市敖東城），冊拜靺鞨首領大祚榮為「渤海郡王」（從一品）、「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正三品）、，並以大祚榮統轄地區為忽汗州，加授其為忽汗州都督（正三品），從此，去渤海國「靺鞨」之號，專稱「渤海」。[3]大祚榮亦再次派子前往長安，請求唐「就市交易」，「入寺禮拜」，得到了唐玄宗的允許。
公元714年（唐玄宗開元二年），大祚榮再次「令生徒六人」，入唐學習。鴻臚寺卿、宣勞靺鞨使崔忻冊封使命完成後返回長安，路經遼東半島南端都里鎮(今中國遼寧旅順)，為紀念冊封渤海之行，崔忻於黃金山下鑿井兩口（史稱「鴻臚井」），並刻石一塊並題詞。刻石文字共二十九字，分三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書寫：「敕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 井兩口 永為記驗 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史稱「唐鴻臚井刻石」。
公元719年（唐玄宗七年三月，高王二十二年）大祚榮去世，唐玄宗於八月譴使冊封大武藝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渤海國第二任君主大武藝（在位時間：719-737年）雖然對內採用自己的年號，但與唐朝交往時仍然奉唐朝為宗主國。由於渤海國受到唐朝、新羅和黑水靺鞨的包圍，大武藝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
公元726年（開元十四年，仁安七年），大武藝在突厥的支持下，派其弟大門藝以及任雅發兵攻打黑水靺鞨。曾在唐廷留侍宿衛的大門藝認為會惹怒唐朝廷，在陣前寫信表示反對，大武藝改派大壹夏代替大門藝出征，並準備召回大門藝並將之殺害，大門藝得知命令後便逃亡唐朝，唐玄宗授予大門藝左驍衛將軍。大武藝派遣馬文軌、蔥勿雅前往長安，向唐玄宗上表，表中歷數大門藝罪狀，請求唐玄宗誅殺大門藝，唐玄宗留下渤海使臣，派鴻臚少卿李道邃、李源復到渤海，告知唐不會殺大門藝，但已將其流亡嶺南。但大門藝並未被流放的消息泄露，大武藝派人至長安指責唐廷：「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門藝不向嶺南，請仍誅之。」[2]
唐玄宗處分了不能督察僚屬以至於消息泄露的李道邃、李源復二人，又派崔尋挹至渤海，攜國書對大武藝進行訓諭[20]。
公元732年（仁安十三年）九月，大武藝派將軍張文休率領水軍跨渤海灣進攻唐朝登州（山東蓬萊），殺死登州刺史韋俊[21]。唐玄宗命令左領將軍葛福順發兵進討。
公元733年（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唐玄宗派大武藝之弟大門藝前往幽州徵兵，從西路進兵討伐大武藝。又派新羅王之侍子金思蘭回國，動員新羅王金興光發兵進攻渤海南部。唐玄宗敕諭新羅王的國書記載：「渤海靺鞨，外稱藩翰，內懷狡獪。今欲出兵問罪，卿亦發兵，相為犄角。聞有舊將金庾信孫允中在，須差此人為將。」[22]
新羅王金興光遂命金允中、金允文等四位將軍進伐渤海南境，正巧天寒雪大，山路險滑，士卒死傷過半，只好退兵。同時，葛福順、大門藝所率的范陽兵進軍西線也無進展。
後大武藝率兵進至馬都山（山海關附近），唐平盧先鋒烏承玼率領本營兵馬，用石塊堵塞道路，綿亙四百里，黑水靺鞨與室韋靺鞨派來五千靺鞨兵歸其指揮，由此烏承玼擊退了大武藝的進攻，渤海與唐的戰爭宣告結束。
公元733年，突厥毗伽可汗去世，突厥內亂，勢力迅速衰落，大武藝迫於形勢，改與唐朝修好，向唐廷譴使上表謝罪，唐玄宗賜書招撫：「失道未遠，迷復能徙，何其智也。……。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
後突厥譴使渤海，約同攻打奚與契丹，大武藝為向唐示好，與突厥決裂，擒縛突厥使臣，並派大誠慶赴長安請命，唐玄宗不許，並回書對大武藝進行訓諭。
之後的大武藝在位時期，渤海王廷派遣朝唐使二十三次，史載其「常習華風」。
公元738年（唐開元二十六年，大興元年）渤海「譴使求寫《唐禮》（即《大唐開元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應為《三十國春秋》或《十六國春秋》，原文如此），許之。」即得到了唐的允許，並譴使內侍段守簡前往舊國，冊封大欽茂為渤海郡王、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冊府元龜》中保存了唐玄宗冊封大欽茂的全文，要求其「長保忠信」。[23]
公元762年（唐寶應元年，大興二十五年），唐代宗冊封大欽茂為「渤海國王」，加授檢校太尉，後又加拜司空兼太尉。唐朝正式將渤海國由羈縻州府（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郡王）升為屬國。
文王大欽茂在位五十六年中，形成了向唐學習的高潮，唐先後四次冊封大欽茂，五次遣使渤海宣諭，大欽茂也派遣朝唐使四十九次。[24]
渤海國與日本外交關係親密，文化、貿易交流頻繁，日本為了聯合力量對抗新羅，一度視渤海國為日本藩國，過從甚密[25]。日本史料有時將渤海客稱作「唐客」，將渤海大使稱作「唐客」、「大唐使」或「唐客大使」，渤海在發給日本的國書中曾稱，他們恢復了高句麗的故土，具有扶餘的傳統，自稱「高麗國王」或「天孫」。
公元727年（日本神龜四年），渤海國為對抗唐朝和新羅，首次向日本派出使團，要求建立邦交關係。日本《扶桑略記》第六卷記載為「大唐使首領齊德入京」。日本朝廷官方的記錄為「渤海郡王使首領高齊德等八人，來著出羽國」，「渤海郡王使」這個稱謂應是渤海使節對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紹。[26]日本出於牽制新羅的戰略也希望與其和好，遂於728年派出首次遣渤海使，此後雙方正式使節往來不斷。
752年，發生日本遣唐使大伴古麻呂與新羅使者爭奪席次的事件。同年日本遣新羅使到達新羅後，被認為傲慢無禮，未得見新羅景德王而歸。[27]759年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呂計畫聯合渤海國，準備了軍船394艘和四萬零七百人的軍隊，準備遠征新羅，[28]但此計畫因其與實際掌權的孝謙天皇不和及渤海方面情況有變等原因而流產。[29][30]
8世紀中期以後，渤海國與唐朝的關係好轉，因而渤海國對日關係開始轉向以貿易為主，其關係一直持續到926年渤海國被遼國所滅為止。[31]
公元771年（大興四十一年），文王大欽茂派遣都史蒙從南海府吐號浦出發經對馬島訪問日本。
公元873年（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十五年）五月，出使大唐的渤海使團因遇風浪，漂流至日本薩摩國甑島郡，渤海大使崔宗佐、大陳潤陳書當地官員用漢字書寫自陳書表明身份，但被當地官員懷疑為偽裝成渤海人的新羅斥候。
公元883年，渤海使裴頲入日本國都，《扶桑略記》第二十卷時而記錄為「渤海大使」、「唐客大使」；
公元908年，渤海大使裴璆一行入日本國都，《扶桑略記》第二十三卷記錄為「渤海入覲大使」或「唐客大使」；
公元919年，渤海使裴璆第二次人日本國都，《扶桑略記》第二十四卷記錄為「渤海客」、「唐客」。
公元929～930年，此時渤海為契丹所滅、改稱東丹國，裴璆作為東丹國使出使日本，《扶桑略記》第二十四對此事亦有記載，稱「唐客稱東丹國使」。
靺鞨國一直與日本維持着很好的外交和商貿關係。靺鞨國曾34次派使團到日本。日本也曾13次派使團到靺鞨。[32]
渤海國立國前，靺鞨七部之一、分布於長白山及南脈蓋馬大山東西一帶的白山靺鞨，曾長期臣服於高句麗。《舊唐書·靺鞨傳》記載：「白山部素附於高麗（高句麗）」。朝鮮史書的《高麗史》則將「白山部」記錄為「靺鞨」[33]，高麗時代李承休的《帝王韻紀•東國郡王開國年代》中將渤海記述為韓國史。
朝鮮史書《三國史記》中也記載了在高句麗與新羅的戰爭、高句麗與百濟以及高句麗與中原王朝的作戰中，高麗曾調遣白山靺鞨參與作戰，並將白山部統記為「靺鞨」。如：
公元668年，唐高宗總章元年，唐滅高句麗，並將「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徙居遼西營州，高句麗治下的一部分粟末靺鞨人、白山靺鞨人被與高句麗遺民一同移居安置在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
公元732年（仁安十三年）九月，大武藝派張文休跨渤海海峽進攻唐朝登州（山東蓬萊），733年，唐玄宗命新羅王之侍子金思蘭返回新羅，動員新羅王金興光發兵進攻渤海南部。唐玄宗向金興光表示：「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新羅王金興光遂命金允中、金允文等四將率兵進擊渤海南境，由於大雪，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
戰爭結束後，唐玄宗為了犒賞新羅出兵援唐伐渤海，將浿江（大同江）以南之地劃給了新羅，新羅從此積極向北推進。
公元748年（新羅景德王七年大興十一年）新羅設置大谷城等十四郡縣，與渤海南境接壤，構成了對渤海邊境的威脅。[38]此舉得到了唐的支持，在唐玄宗的《敕新羅都護金興光書》中，唐玄宗明確表明：「近又得（金）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浿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39]
渤海國第三代君主大欽茂（在位時間737-793年）大大擴展了渤海的疆土北到松花江，西到遼東半島。在他在位期間，渤海與新羅建立起了穩固的貿易關係。755年，大欽茂定都位於牡丹江鏡泊湖附近的上京龍泉府，以加強對靺鞨國諸靺鞨人民的管理。大欽茂還仿效唐的國子監建立了胄子監。
渤海國第十代君主大仁秀（在位時間818-839年），在位期間，渤海國的領土已包括朝鮮半島北部，以及今天嫩江—松花江一線以南的中國東北部和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南部。其間，新羅國勢衰微，靺鞨國的壯大迫使新羅在與渤海的邊境上開始修建「浿江長城」三百里，並增加駐兵防備渤海。[40]
公元699年（聖歷二年），大祚榮剛剛立足忽汗河（牡丹江）一帶，懾於西面東突厥勢力的強大，向與唐為敵的突厥譴使修好，建立了外交關係。
公元711年，東突厥默綴可汗請唐和親，向唐稱臣，受唐冊封，此時武則天已經去世，唐朝廷遣使招慰大祚榮。大祚榮一面與東突厥維持友好關係，一面接受唐的招慰。
《新唐書》卷二一九《黑水靺鞨傳》記載，在渤海國興盛後，拂涅靺鞨、鐵利靺鞨、越喜靺鞨、黑水靺鞨等靺鞨其餘各部「皆役屬之」，不再向唐朝貢。對照《冊府元龜》《唐會要》等唐官方資料的記載：拂涅靺鞨、鐵利靺鞨、越喜靺鞨、黑水靺鞨從開元二年（公元714年，高王十七年）起曾多次，或獨立或聯合地，向唐王朝入貢，有時和渤海國使同年同月抵達長安。這些資料表明，在渤海國初期，拂涅、鐵利、越喜、黑水等靺鞨部落仍是獨立的部落力量，但某些方面可能受到渤海的控制，因此才會出現與渤海國同年同月入唐朝貢的情況。[41]
公元726年（開元十四年）唐在黑水靺鞨部落地區設立黑水都督府，同年，大武藝在突厥的支持下進攻黑水靺鞨，兵進登州，抵馬都山，影響了靺鞨各部對唐的朝貢。[2]
其後黑水靺鞨一直處於渤海國的控制之下，直到公元912年（後梁乾化二年、諲譔六年）渤海勢力衰微，黑水靺鞨部才再度向中原王朝入貢。[42]
根據《冊府元龜》記載，拂涅靺鞨最後一次入唐朝貢時間為公元741年（開元二十九年）。自此後，史料中不再有拂涅靺鞨入唐朝貢的記載，說明公元741年之後大欽茂吞併了拂涅靺鞨。
根據《冊府元龜》記載，鐵利靺鞨最後一次入唐朝貢時間為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自此後，史料中不再有鐵利靺鞨入唐朝貢的記載。
日本史料《續日本紀》卷十八記載：公元746年（天平八年，天寶五年，大興九年），「渤海人及鐵利，惣一千一百餘，慕化來朝，安置出羽國，給衣糧放還。」根據以上史料，可以判斷出公元746年時，鐵利靺鞨部已被渤海吞併，因此才會出現人數眾多的出走逃徙。
越喜靺鞨最後兩次入唐朝貢時間分別為公元741年（開元二十九年）與公元802年（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康王正歷八年），自此後，史料中不再有越喜靺鞨入唐朝貢的記載。根據以上史料分析，宣王大仁秀時期吞併了越喜靺鞨，于越喜靺鞨地設置懷遠府與安邊府進行管轄。
渤海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發達地區已是封建經濟，但在邊遠地區，仍處於原始社會末期或向奴隸社會過度的階段。
渤海國的中部為農業和漁獵區。大體包括上京、中京、東京、南京一帶，畜牧業發達。西部與南部主要為農業區。東部的核心地帶為農業與漁獵畜牧相結合的地區。北部居民主要從事漁獵與畜牧業，農業在部分地區有一定的發展。
從大祚榮建國，到大欽茂執政，由於鐵器的普遍應用，社會生產力開始提高，加之政局穩定，對外交流加強，所以渤海國的社會經濟在這段期間內得到了迅速的恢復與發展，經濟逐漸繁榮，並在九世紀達到了最高峰。
渤海國的農業主要分布在西部松嫩平原、松花江流域的扶餘府、鄚頡府、長嶺府、涑州，西南部的鴨淥府和上京、中京、東京以及率賓府，南部的南海府。
渤海的農作物見於記載的有粟、麥、穄、豆、稻等，豆類作物在渤海的農業中，占據相當位置，柵城（琿春）以大豆做豉（豆的釀造物），遠近馳名。渤海國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平原與山間谷地會被種植水稻，盧城（和龍一帶）是當時主要的水稻產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此外，葵菜的種植、丸都（集安）的李以及樂游的梨也都有史籍記載。
渤海國因為氣候寒冷，地產麻、毛和柞蠶絲，因此主要生產麻織品以及柞蠶絲織品。
渤海國種植苧麻，用以織布。苧麻的種植與紡織在靺鞨人、高麗人社會有着悠久的傳統，渤海人在此基礎上又有了發展，使麻布有了粗麻與細麻之分。渤海國曾派裴璆貢細布於後唐，亦以細白布與契丹交易。
隨着大規模修築京、府、州、縣城池，以及人口增長伴隨着的建房的需求，在原有的基礎上，在吸收了唐的陶瓷生產技術後，渤海國的製陶業日益擴大，技術提高，產品質量發展很快。
渤海國的礦冶生產，據目前所知有鐵、銅、金、銀等。
在渤海國境內的遺址與墓葬中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鐵器。渤海國的產鐵地點文獻記載並不多，已知的有中京顯德府鐵州轄屬的位城（今朝鮮咸鏡北道茂山一帶）。鐵利府也以產鐵聞名。史載遼滅渤海後，渤海國的冶鐵匠人，被大量遷往契丹境內，宋王曾目睹渤海人在柳河館冶鐵：「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冶鐵，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煉得成鐵。」
渤海人的祖先挹婁人善於航海，渤海人繼承了這個傳統。
渤海在立國的二百二十九年中，先後向唐、後梁、後唐入貢143次，每次使者數十人，最多時120人。從朝貢道，出鴨綠江口，揚帆出海，渡過渤海海峽，取道登州，前往洛陽、長安。渤海曾聘問日本34次，主要從鹽州（今俄羅斯克拉斯基諾）出發，乘船渡過日本海，在日本越前、能登、加賀等地登陸，每次使團100人以上，有時達359人，最多時多達一千餘人。這樣大規模的遠航，反映了渤海國具有發達的造船實力。
渤海大量飼養豬、馬、牛、羊。其中豬生產於渤海全國，以扶餘故地鄚頡府的產豬最為盛名。馬在渤海飼養的家畜中，地位最為重要，遍及渤海全國。武力擴張與經濟發展也推動了養馬業的興盛，出現了率賓府這樣的著名養馬區。《渤海國志長編》中《食貨考》記載，公元730年（開元十八年，仁安十一年），渤海入唐，貢馬匹三十匹，後再獻馬三十匹。
渤海的主要交通幹線有五條，分別是：鴨淥~朝貢道、長嶺~營州道、扶餘~契丹道、龍原~日本道、南海~新羅道。[43]
是從渤海舊國（吉林敦化）、上京龍泉府（吉林寧安渤海鎮）、中京顯德府、東京龍原府經鴨淥江，渡海抵登州，前往唐都長安的朝貢道。
這是一條前段陸路、後段以水路為主、聯結渤海與唐的主要交通幹線。
路線一：上京龍泉府——舊國——大蒲柴河——撫松——西京鴨淥府神州（臨江鎮）——乘船；
路線二：上京龍泉府——汪清嘎呀河——延吉——龍井——中京顯德府——安圖——大蒲柴河——西京鴨淥府神州——乘船；
路線三：東京龍原府——沿圖們江——翻南崗山脈——沿布爾哈通河——延吉——龍井——中京顯德府——安圖——大蒲柴河——撫松——西京鴨淥府神州——乘船；
西京鴨淥府神州——桓州——泊汋口——東行過烏骨江（今鴨綠江支流愛河）——石人汪——杏花浦——桃花浦——青泥浦——都里鎮——橫渡烏湖海（渤海海峽）——烏湖島——末島——歆島——龜島——大謝島（今山東廟島列島諸島）——登州（山東蓬萊）登岸前往長安。
唐攝鴻臚卿、宣勞靺鞨使崔忻冊封大祚榮後於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從舊國返回長安途中，經過遼東半島南端的旅順黃金山麓，鑿井兩口題記留念，成為了這條朝貢道的歷史物證。
營州（今遼寧朝陽），唐平盧節度使駐地，代表唐朝廷管理渤海。渤海使者，由上京龍泉府（寧安渤海鎮），經舊國（敦化），取道長嶺府，經過現在的樺甸、輝南、海龍、抵達蓋牟、新城（今遼寧撫順），然後經過現在的瀋陽——黑山——北鎮——義縣（燕郡城），到達營州，再由營州越過古北口前往唐都長安。這是一條直通唐都長安的陸路交通幹道，但在契丹、突厥以及安史之亂的多次遮斷時，渤海與唐的使臣只好轉而選擇「鴨淥——朝貢道」了。
由渤海出發前往西面的契丹，必須經過渤海西部的扶餘府。扶餘府治為今天的農安。渤海的契丹道，大體從上京龍泉府出發，西越張廣才嶺至扶餘府，再經現在的長嶺、通遼、開魯、天山，抵達契丹的都城臨潢。
這是渤海赴日本的交通路，可分為陸路、海路兩段。
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此線系《新唐書·渤海傳》所載「南海，新羅道也」,即由渤海王城忽汗城（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上京龍泉府遺址」）,南行經由東京龍原府（八連城）、南京南海府(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青海土城遺址」)，再由海路南下，通向朝鮮半島新羅國的交通道路。
從出土的遺址發現繼承了部分高句麗的文化，例如：在宮殿遺址發現有火炕的裝置，寺院遺址與紫苑舊址發現瓦當、塼、建材、石佛、石燈、石獅等，其中有高句麗式的橫穴式石槨墳。
渤海國積極地學習唐的文化，其中盛行於唐的儒學，成了渤海學習、輸入唐文化的中心內容。公元738年大欽茂派遣使臣入唐求寫唐禮、漢書、晉書、十六國春秋等經典。大批使臣與留學生在唐學習唐文化與制度，並帶回渤海諸多唐文化典籍，成為儒家思想的積極傳播者。
渤海國掌管行政最高機關政堂省的六部，均以「忠、仁、義、禮、智、信」命名。渤海國設胄子監，「胄子」一詞即出自《尚書》，胄子監相當於唐的國子監，掌管儒學、訓導之事，接受王公貴族子弟入學，進行儒學教育。
清代張賁《白雲集》記載，上京掘地得一塊石碑，碑上刻「下瞰台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皆漢文，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想象當時建國荒漠，重學崇儒如是。」
根據渤海貞孝公主墓墓誌記載，渤海國將國王歌頌為「人均乾坤、明齊日月、立極握機、明賞慎罰之聖主」，並要求公主「敦詩悅禮、孝惠貞淑、六行孔備、三從是亮，」顯示儒家思想當時為渤海國社會的主流思想。[24]
渤海深受唐代文化的影響，但存世作品數目有限，其與日本來往頻繁，留下諸多文字記錄。
渤海貴族文人撰寫的書表狀牒，一般都是唐初流行的駢體文，體式符合要求，對仗工整，敘事層次清楚，狀物傳神，文筆流暢，雖然是應用文章，但和唐王朝同期同類文章相比，還是相差無幾的。
《日本逸使》、《日本後紀》、《續日本紀》、《三代實錄》等文獻中，記載有諸多渤海日本兩國之間的國書。如：《武王致日本聖武天皇書》、《文王致日本聖武天皇書》、《文王致日本淳仁天皇書》、《康王致日本桓武天皇告國喪書》、《康王致日本恆武天皇書（正歷四年）》、《定王致日本嵯峨天皇書》、《王彝震致日本仁明天皇書》、《王玄錫致日本清和天皇書》、《王玄錫致日本陽成天皇書》等。
南宋洪皓的《松漠紀聞》中記載有渤海國的賀正表。牒箋方面，目前有記載的有歷年的《中台省致日本牒》、《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等；
詩歌方面，日本的《經國集》、《文華秀麗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保存有渤海人漢詩九首。分別是：楊泰師的《夜聽擣衣詩》、《奉和紀朝臣公詠雪詩》，王孝廉的《奉敕陪內宴》、《春日對雨得晴字》、《在邊亭賦得山花戲寄兩領客使並滋三》、《和坂領客對月思鄉之作》、《出雲州書情寄兩敕使》，以及釋貞素在唐題詩一首《哭日本國內供奉大德靈仙和尚詩並序》。
楊泰師官至歸德將軍，渤海文王大興二十二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曾作爲聘日副大使出使日本。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歸別有情。
厭坐長宵愁欲死，忽聞鄰女搗衣聲。
聲來斷續因風至，夜久星低無暫止。
自從別國不相聞，今在他鄉聽相似。
不知彩杵重將輕，不悉青砧平不平。
遙憐體弱多香汗，預識更深勞玉腕。
為當欲救客衣單，為復先愁閨閣寒。
雖忘容儀難可問，不知遙意怨無端。
寄異土兮無新識，想同心兮長嘆息。
此時獨自閨中聞，此夜誰知明眸縮。
憶憶兮心已懸， 重聞兮不可穿。
即將因夢尋聲去，只為愁多不得眠。
昨夜龍雲上，今朝鶴雪新。
祇看花發樹，不聽鳥驚春。
迴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
幽蘭難可繼，更欲效而嚬。
王孝廉，當元和、長慶間，曾爲渤海王大使聘日。歸途覆舟，溺海而卒，詩五首，皆在日本時作。日僧空海有《傷渤海國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詩句，日本人阪上今繼有《和渤海大使見寄之作》，可以參閱。
海國來朝自遠方，百年一醉謁天裳。
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雲飛萬歲光。
主人開宴在邊聽，客醉如泥等上京。
疑是雨師知聖意，甘滋芳潤灑羈情。
芳樹春色色甚明，初開似笑聽無聲。
主人每日專攀盡，殘片何時贈客情？
寂寂朱明夜，團團白月輪。
幾山明影徹，萬象水天新。
棄妾看生悵，羈情對動神。
誰雲千里隔，能照兩鄉人。
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賴有鏘鏘雙鳯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晚唐時期渤海僧。長慶間，曾爲日本國入唐求法僧靈仙東渡答謝。大和二年回，詣靈境寺復命，時靈仙已先卒。貞素哭之以詩云。
不航塵心淚自涓，
情因法眼奄幽泉。
明朝儻問滄波客，
的說遺鞋白足還。
渤海貞孝公主墓墓誌序文的體式為正楷，遒勁有力，造詣深厚。[24]
渤海國目前在繪畫方面的出土數量有限，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研究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1980年以前，這個階段發現的墓葬中涉及渤海國繪畫作品的，只有龍河南屯渤海墓葬、上京龍泉府周圍墓葬等，這些繪畫作品多為忍冬花紋、捲雲紋及花草圖案，形式比較單調。[44]
第二個階段在1980年以後，一些出土的墓葬中開始出現了更多渤海國的繪畫作品，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1980年發現的貞孝公主墓壁畫，在這個壁畫裡面，完整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在以往是無法想象的。在這個墓葬中，四壁加起來共有12幅畫，皆為人物彩繪，其中包含的人物也很豐富，不但包括仗劍、執撾、佩內弓的武士以及手持樂器的樂伎，還有內侍以及公主的其他一些下人。畫工門以寫實的手法，運用流暢的線條、明麗的色彩，勾勒出了富有立體感與運動感的侍衛形象。作畫技法取鐵線描，先用墨線勾勒輪廓，然後塗染各種顏色，最後用墨筆勾畫。通過壁畫可以看到當時渤海繪匠不僅工於松石，而且擅長人物、花卉和禽獸。[24]
後來在上京龍泉府發現的三靈墳壁畫，在畫面上繪有團花花卉圖案，利用的繪畫手法為勾線填染法。在這個時期，以往天賦神權的創作思想已經發生了改變，真實的花烏等逐漸被用在繪畫寫生中，充滿了自由、豐滿、肥碩的唐代繪畫風格。[44]
《海東繹史》渤海條引《書史會要》記載了一位名為大簡之的渤海畫家：「大簡之，渤海人畫家，工松石小景」。
在渤海貞孝公主墓的壁畫中，存有彈奏拍板、箜篌和琵琶的樂伎形象。根據《金史·樂志》記載，渤海「有渤海樂」，且渤海樂不僅傳入中原，而且傳入了日本。[24]
宋代王曾，曾在《王沂公行程錄》中描述了在柳河館附近看到渤海人集體跳「踏鎚舞」的情景：「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善舞者，數輩前行，士兵相隨，更相唱和，迴旋婉轉，號曰『踏鎚』。」
渤海國境內高句麗故地鴨淥府一帶的佛教於公元372年由前秦傳入，並得到迅速發展。大祚榮建國後於公元714年（開元二年）派遣渤海王子入長安，請求入寺禮拜。第三代渤海王大欽茂的尊號也是效仿武則天崇佛尊號的「孝感金輪聖法大王」。
渤海為了弘揚佛法，興建諸多寺院，在上京地區可以確定的佛寺有十處。除了佛寺，渤海也興建佛塔，直至今日，渤海塔仍然屹立在目前的吉林省長白縣，黑龍江寧安渤海鎮南大廟也保存有完好的渤海石燈幢。
在渤海國較邊遠的廣大地區，渤海人民之中流行着薩滿教。渤海人通過薩滿祈求神靈的保護，祛病祈福，驅災辟邪。
渤海在立國前存在「搶婚」舊俗，立國後施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度，男方不納妾，女性擁有一定地位。《松漠紀聞》記載：「（渤海）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查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九人則群聚而垢之，爭以忌妒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娼，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即，為堅持一夫一妻制，妻子們自願組織起來，結成十姐妹聯盟，互相監督聯盟內每一個人的丈夫，共同捍衛聯盟內各自婚姻，採取的是簡單殘忍的報復手段——「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45]
參考條目：渤海貞孝公主墓
從目前的考古發掘來看，渤海墓葬大體上包含五種形制，分別是：
渤海國人名絕大多數源自於康王大嵩磷時期，並逐漸呈現漢化趨勢，而且自定王大元瑜時期起，靺鞨族人名的音譯現象越來越少，並逐漸被「姓+名」的漢化姓名取代。
渤海國姓氏，除王族大氏而外，還有高、張、楊、竇、烏、李等右姓[46]，以及幾與漢族姓氏相通的所謂庶姓。從渤海民族姓氏構成及其發展演變過程可以看出，渤海是一個多元性民族，渤海姓氏，是渤海接受中原文化，渤海民俗文化漢化後在姓氏文化上的反映。渤海姓氏文化同中原一樣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曾產生過重要影響。
除了右姓望族，渤海還有一般貴族，見於記載的有四十九個姓氏：「王、任、馬、馮、呂、裴、崔、邱、慕、郭、木、史、辛、解、趙、劉、朱、衛、吳、洪、林、申、夏、梁、羅、文、安、朴、胥、茹、卯、門、隱、周、列、公、多、聿、受、智、壹、蔥、古、阿、達、冒、謁。」
這些姓氏包括渤海國內各個部族與民族，而非靺鞨一族。王氏可能出自漢族，朴氏、崔氏可能出自新羅，也有部分出自高句麗，多數是靺鞨姓氏，如茹、聿、智、多、已、慕、蔥、公、古、阿、冒、謁等。
除姓氏之外，又有諸多常用名，如舍那婁、味勃計、德周、菸夫須計、薩五德等。
靺鞨名字尾字中「德」「蒙」二字頻繁出現，如高齊德、謁德、胥要德、辛文德、慕盛德，如木智蒙、已珍蒙、烏借芝蒙、史都蒙、慕施蒙等。
其它人名包括：失阿利、烏那打利、味勃價、取珍、多羅、陀失、蔥忽雅、迪烏、首乙分、冒豆乾、撻不野、阿密古、所乙史 等等。
渤海國的建築形式多為唐制，規模是龐大宏敞的，建築技術也具有比較高的水平。[2]渤海國建築主要有兩種形制，一種形制是居住建築，另外一種形制是寢殿建築。[49]兩者之間存在着諸多的相同之處，但是寢殿建築照比前者來說，有着更多的優點，該形制在平面功能的布局以及木結構所採用的技術上，都要比居住建築完善很多。寢殿建築通常在同一台基上進行建設，在平面上呈現出長方形的形狀，通常設置為兩個房間或者三個房間，東室與西室具有相同的寬度，是建築的主要居室，中室通常寬度很窄。建築一共具有三個出入口，分別設置在東西兩室南面與中室北面。[49]
居住建築通常選取的方式為半穴式，主要提供給平民百姓居住使用；
寢殿建築選用的建築形制則是地面式，主要提供給渤海國的貴族與統治階級居住使用。其中寢殿建築按照建築形狀還分為「工」字殿與「十」字形廊龐。
在歷代的建築著作中，「工」字殿常常被稱作「玄室」或者「旋室」。中國學者郭沫若對此的理解是：「即『玄』字，乃『漩』之初文，象形。」渤海宮城廣泛使用的建築形制就是這種「工」字殿。其中「玄室」作平面觀，呈現出葫蘆的形狀，也就是「工」字形的平面建築，這種造型極其常見，如果按照符號學知識來分析，在當時屬於古代生殖崇拜的範疇。[49]
在渤海建築中，由「工」字殿的基礎上還衍生出了「十」字形宮殿建築，渤海國宮城中軸線上就設立了「十」字形廊，把左右宮殿連在了一起，這樣就出現了類似於「王」字形的平面，從平面構圖角度來說，可以算是「工」字殿的一種變化形式。[49]
公元755年，大欽茂移都上京，仿效唐朝建立了五京與京府州縣制度。政令之下興修土木，大批的城邑拔地而起。這些城邑的建設，尤其是上京、中京的城市構造，仿效了唐長安城，建築的風格與工藝也是唐的標準。其中，上京城分為外郭城、皇城（又稱內城，在當地目前百姓中，又稱為「八連城」或「半拉城」）與宮城，城周37里，就規模而論，可以說是當時亞洲第二大城市。[2]而中京顯德府遺址，與龍西古城、東京龍原府遺址（琿春八連城），在規劃布局上都與上京基本相似，分為外郭城、皇城與宮城。[2]
渤海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民族構成是複雜且多元化的，隨着渤海國疆域的變遷，民族內涵也隨之變化。[50]渤海建國時粟末靺鞨（屬於「粟末靺鞨附高句麗者」）和高句麗國遺民發揮了重要作用，共同成為統治階級，其他的靺鞨人（伯咄、安車骨、拂涅、白山等四部）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成為了被統治階級。[51]
在大部分時間裡，渤海國是一個由靺鞨民族、高句麗遺民、漢人、契丹人和奚人等族人組成的國家，他們共同組成了渤海民族。歷史相關文獻記載，渤海民族最早形成時間大約是在「武周代唐」前後，即公元七世紀末，並且是由以下三個集團構成：[50]
東亞各國對於渤海國的主體民族歷來有不同的看法，這些歷史看法也隨着歷史研究而不斷變化。
東亞諸多史籍中，關於渤海國民族成份，多記載渤海國的主體民族為靺鞨族人，包括粟末靺鞨在內的諸靺鞨部落構成了靺鞨族的主體人口，建國者大祚榮出自仍然留守故地的粟末靺鞨，聯合原伯咄、安車骨、拂涅、白山等四部靺鞨人建立渤海國，而粟末靺鞨與高句麗人所占比例皆不大。
持此學說的學者有劉義棠、金毓黻、王承禮、朱國忱、鄭永振、李東輝、尹鉉哲以及池內宏等人。其中金毓黻在其歷史著作《渤海國志長編》「叢考」中認為：「大氏一族初附於高麗，繼國於粟末部故地，而中朝則始稱為粟末靺鞨，後乃定稱為渤海，其本末之序如此。」。[52]
然而渤海國的主體民族仍存在爭議，許多朝鮮及韓國學者以及少數日本學者認為渤海國主體民族為高句麗人，持有此觀點的學者主要有朴時亨、李龍范、盧泰敦、白鳥庫吉等人。
另有所謂的渤海「新民族說」，認為「將渤海國的主體民族稱為靺鞨是不妥當的」。該觀點認為渤海國征服海北後相互融合，形成的新民族「渤海族」才是其民族屬性。[53]主張此觀點者為中國部分學者，其代表者有崔少熹、孫秀仁、干志耿、孫進己、程妮娜等人[54]。
俄羅斯學者主要傾向於認為渤海國內各民族都有獨立的高度的文明，是完全獨立的共同體。日本學者對渤海的族屬問題爭論比較大，但也不過都在靺鞨與高麗之間，所以在此就不多作闡釋。[53]
由於渤海文獻資料傳世者不多，語言資料尤為罕見[55]，渤海國的主體民族使用的語言情況尚不明瞭，普通靺鞨百姓可能使用基於靺鞨語的渤海語，貴族與上層階級官方口語可能使用漢語、或者摻雜了靺鞨傳統固有詞彙的漢語。而治下漢人、高麗人依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56]
官方用語指朝廷、官方及外交正式場合的規範用語[57]。渤海國王室語言或官方語言為漢語。
中國宋代許亢宗在《宣和己巳奉使金國行程錄》中記載：「（黃龍府）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韎鞨，東有女真、室韋，東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以漢語為證，方能辨之。」[58]
根據日本學者酒寄雅志先生研究，按照《日本三代實錄》、《扶桑略記》記載，渤海人在日本的外事活動一直以漢語作為官方用語進行交流；而在日本前往渤海的多次外交活動中，日方所派的「渤海通事」也是用漢語來溝通雙方意願的。[56]
這裡所說的通用語，指建國主體民族或主體幾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學界關於渤海國通用語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
中國學者朱國忱、魏國忠先生認為：「在（渤海國的）這些語言中，靺鞨語作為主體民族的語言而處於優勢的地位」，「當時，靺鞨語無疑作為官方正式用語而得到廣泛使用。然而，漢語的地位及應用卻在不斷上升和增長，並隨着『唐化』的漸進而成為官方用語」[59]。學者劉曉東認為：靺鞨語可能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滿—通古斯語族」，而女真語則是靺鞨語的直接繼承者，滿語則又是女真語的直接繼承者。[57]
公元810年（渤海定王永德二年、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元年），渤海使高南榮等出訪日本，同行者有高多佛。據《日本紀略》前篇卷十四記載：「渤海使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國，安置越中國給食，即令史生羽栗馬長，並習語生等『就習渤海語』。」[60]
中國學者孫秀仁、干志耿先生則認為：「在渤海境內只能把漢語作為公認的約定俗成的官方語言和時尚語言」，「漢語、漢字成為唯一可以溝通渤海境內各族的語言和文字」[61]。
渤海國使用的外交語言為漢語。
據《日本三代實錄》卷二十四貞觀十五年秋七月八日庚午條記載：「先是太宰府馳驛言：『渤海國人崔宗佐、門孫、宰孫等漂着肥後國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張建忠覆問事由，審實情狀，是渤海入唐之使，去三月着薩摩國，逃去之一艦也。』仍奉進宗佐等日記，並所齎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劍等。」[62]從這段史料可知，渤海人崔宗佐等人乘船從薩摩國漂至肥後國時，日本太宰府派遣了唐人大唐通事張建忠，才搞清楚了崔宗佐等人的身份，這說明渤海人崔宗佐是用漢語與大唐通事張建忠交流溝通的。[57]
根據日本學者酒寄雅志先生研究，在日本與渤海之間多次的外交活動中，日本所派的「渤海通事」也是用漢語來進行溝通雙方意願的。[63]
渤海國官方書面使用漢文，王公貴族與上層社會也使用漢字，渤海貞惠公主墓誌與渤海貞孝公主墓誌，以及文字磚、文字瓦的出土也證明了這一結論[2]。漢字和漢文為渤海國唯一的官方書面語，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55]。
但渤海國民間究竟有無自己的文字，目前尚無定論[64]。學術界主要觀點有如下兩種：
渤海國注重文字記錄：《舊唐書·渤海傳》記載渤海「頗有文字及書記」[66]；《新唐書·渤海傳》謂渤海「頗知書契」[67]。
《舊五代史·渤海靺鞨傳》記載了渤海國所使用的稱謂:「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為可毒夫，對面呼聖，箋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為酋長。」[68]
其中「可毒夫」為民族傳統語言靺鞨語的音譯，其它稱謂皆為漢語。[56]傳統上將「箋奏呼基下」解釋為「箋奏（書信、奏章）上稱呼其王為基下」；然而學者王承禮則認為「箋奏的靺鞨語即稱為基下」。[69]
渤海國貞惠公主墓誌、貞孝公主墓誌中均稱其王大欽茂為「聖人」、「皇上」，學者判斷渤海官方書面語也可用作官方口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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