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原义为居住于支那（梵语：cīna）之人，是古印度对中国人的称呼。于东汉时随佛教传入中国，经由在中国古典文献及佛教经典中使用，随之传播至日本、韩国与越南等地。历史上，该词最初并无冒犯意味，但因对日抗战期间在日本含有日本对中国人/华人[2]的轻蔑态度[3]而带上贬义意思。现今该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人的歧视用语[4][5][6][7][8]，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类似于在日本称呼日本人为Jap以及在美国称非洲裔美国人为黑鬼（Nigger），被视为含有种族歧视或侮辱的意涵[4]。在中华民国法院系统中，认为这并不必然为歧视用语，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法律不加干涉[9][10]。
概要
支那一词源于印度，原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可能源于汉字“秦”或“晋”，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并在明治维新之后由日本传回中国。该词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为讨论民族性、国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启超及严复等对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进讨论[11][12]。晚清知识分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民未有共识，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在西洋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风行一时。但同时也遭到保守派和相异意见的知识分子强烈反对。例如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就特别反感此词流行的作法，并在《湘省学约》等刊物书籍中发文批评[13]。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减少[13]。
在甲午战争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为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支那人一词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优越感及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3]。这一时期的日本不仅对中国人使用“支那”一称，甚至将当时在其治下的台湾汉人也称为“支那民族”或“支那人种”[14][15]。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明令拒绝接受在公文书中使用支那及支那人称呼，并向日本政府抗议，自1932年起，日本在正式外交场合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16]。1946年二战后结束后，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调查指出“支那”称谓含有贬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开场合使用该词，同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国内公文书中不可使用支那一词，有日本学者宣告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17][18]。
在印尼，由于有许多印尼人与印尼华人认为“支那”一词是贬低异族与种族歧视的象征，因而采用“中华（Tionghoa）”，当地部分华人团体也积极消除“支那”一词。苏哈托政府当政的年代，反华气氛浓烈，“支那”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中华”的称谓[19]。
今除石原慎太郎[20]等日本右翼团体外，日本官方及民间主流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两词[21][22][23]。日裔加拿大历史学家若林正（Bob T. Wakabayashi，或译若林忠志）指出，日本战败后有两类日本人继续使用此贬义词——教育程度低的或者积习难改的老年人[5]。
“支那”一词可被视作汉民族、文化、地区的统称[24]，在当前语境中具有较为强烈的贬义[注 1]，“支那人”一词也因此被广泛地用于现实或网络社会中一部分中文语众在与中国大陆人（有时包括海外华侨）发生冲突对其的蔑称[注 2][28][29]。除此之外，各地区人群对“支那人”一词的使用和指代对象也有较为不同的观点和用法，如一些台湾人士的观点认为台湾的外省人也是支那人，并在与其发生冲突时将该词作为其贬称使用[25]；部分华人圈之外的仇华主义者及中国大陆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所有具有华裔血统的人均是“支那人”[26][27]；部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也会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称为“支共”[30]；该词在日本亦有被作为琉球人的贬称而使用的记录[31][32]。
起源
支那以及支那人的称呼，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在印度古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政事论》等，皆记载了支那与支那人的称呼，同时也记载支那产丝绸一事。在部派佛教经典中，使用了支那这个地名。如《那先比丘经》、《普曜经》、《大毗婆沙论》等。大乘佛教经典，如《华严经》等，也记载这名称。推估最晚在公元1世纪时，这名词就已经在古印度通行[33]。《摩奴法典》认为支那人等外国人，原起源于刹帝利，由于缺乏婆罗门的引导，衰弱成为首陀罗等级[34]。
这个名称随着佛教经典汉译而进入中国，后传至日本、韩国等国家。
历史
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在讨论超越传统族群概念的汉人、满人等以寻求国家界定的国民性及民族性的讨论中，支那人一词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35][36][37]。
当时东亚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日本与支那人种关系及理论，在中国的“日本化”学习亚洲现代性时期，是极为复杂的中日之间互动历史现象，包括支那革命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如梁启超以黄种与白种人的异同来鼓吹亚洲黄种人合作的必要性[38]；其于日本筹办的第一份机关刊物《清议报》先后设有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栏目[1]。梁启超于该报第一册中说明办报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聊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39][1]；1899年《清议报》中梁启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国家，安得有国家思想”一言开启其对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论支那的命运〉做译释[12]。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气质》（涩江保日译版书名）一书，因谈及对国民性的探讨，引发了如鲁迅等对该议题的思辩及有关国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40][36][41][42]
清末成书的《新元史》，整理古蒙古记录，提到有支那人住在和林。意指居住在蒙古帝国中的汉人[43]。
晚清知识分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名的讨论中，并未取得共识，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在西洋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曾风行一时。在康同璧曾于二十世纪初自称“……我是支那第一人。”[44]，但同时也遭到自传统文界和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强烈反对，他们反对用此词称呼。例如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就特别反感此词流行的作法，并在《湘省学约》等刊物书籍中发文批评。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13]
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清廷割让台湾等地予大日本帝国。同文第五条，日本同意台湾住民于该约生效两年内自择国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选择离开台湾，留下的人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45]
行政上，台湾总督府从1895年（明治28年）起即于各种公文书（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发行的《台湾总督府报》等）开始以“本岛住民”、“本岛人”、或“台湾人民”等词称呼原居台湾的各族群，民间亦随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岛人”一词最为通行。在户政上，以“中或支”为支那人或中国人，有别于“福”（今台湾福佬人）或“广”（今台湾客家人）及“汉”（其他汉人）。[46][47][48]行政上，为管理乙未割台后赴台的清国工人，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发布《支那人上陆条例》，对其作出规范。1896年发布《清国劳动者取缔规则》，1904年再制定《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根据上述条例及规则，到赴台劳工需先从其劳动承包人之处领取渡航证明书，在台湾上岸后从警察局换取上陆许可书，至返回中国时再行交还。[49][50]
1898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的“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进行关于土地的旧惯调查，并将调查资料均收录于《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公文类纂》内。1900年，日本法学者冈松参太郎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编成《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当中记载：“今所谓台湾土人，皆是来自中国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约可分为泉州、漳州及广东人三种。其人种之差异，多少由于言语风俗不同。”[51]
日本历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说，“（台湾以）支那人种占绝大部分，支那人种又可分为二， 此种分别不是人种学上的区别，而是历史、社会因素导致的分别，而几近于人种学的分别。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区之移住民，通常被称为福老，或被称为闽族，约二百四十余万人。另一是广东附近地区的移住民子孙，一般被称为客家，或被称为粤族，其数四十余万人”[51]。
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席众议院委员会时说：“统治台湾的目标是使新领土的人民‘浴于皇化，成为真的忠义之民’，但是这里是有近三百万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说台湾就是台湾，有独自的特色”，并作出“台湾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后才能将其固有特性化为能负征兵义务的忠良之民”的结论，以利未来将“本岛人”、“支那人”化为日本“皇民”。[52]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标在于改变台湾清朝遗民的民族固有特性，对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
由于台湾经历过受压迫的殖民地经验和地缘政治，一些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如廖文毅因而主张当时的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与“支那人”不同的民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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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旅居日治台湾的中国留学生访问时称台湾总督府博物馆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
1895年规范清国人赴台湾的《支那人上陆条例》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统帝退位，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文本往来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共和国”的名称，但日本只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国”字样。[54][55][56]
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计33次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57]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人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再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56][58]
1941年，“东亚问题调查会”编辑、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传》[59][60]、北平支那研究会编的《支那官绅录》、东京泰山房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辞典》及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的《支那现代人名鉴》[61]，介绍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政权、蒙疆自治政府等方面领导人、民主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
1946年，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17]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于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日语：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62]，通令全国官民，媒体、教科书、公文、公务员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对中华民国统治之下的国民称呼全面改以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63]。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53][64]，反映1920年代台湾人民族运动的转化过程中台湾人民因诸多历史结构因素（包括日本以“台湾人”称台湾岛民以区隔开中国大陆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词成为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用作分析台湾与中国不同的语汇。[65]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后，部分台独人士把蒋介石、蒋经国等称为“从中国大陆败逃来台湾的支那人”，认为其政权是“能抢就抢，集中台湾人的财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彻底破坏台湾人的奉公精神。”[66]
学者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即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67]
现今石原慎太郎等部分日本极右翼人士[68]及反共人士，以及日本民间一些既有名词（如食物名称支那荞麦面），会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两词[21][69][70][71]。
2017年，中华民国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发出的“不起诉处分书”，当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记载系指‘中国’，系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且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于口语发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词，于我国（台澎金马地区）人民之主观认知上，大多认为是‘China’之中文译音，而未含有贬抑之负面评价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见表达及批判言论属《刑法》第310条第3款之可受公评事项，不构成公然侮辱或诽谤等妨害名誉罪嫌[72]。
使用事例
在国际以及学术（地理学、地质学界）领域，中南半岛的法文为“Indochine”，表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并受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法文“Indochine”音译中字为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属于法国的殖民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但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那”演变成侮辱中国的歧视性词语。在于右任的的倡议下，中文世界改用“中南半岛”，意思为“在中国以南的半岛”。[73]目前中国、东南亚、欧美等地的华人普遍使用“中南半岛”一词。
日本有部分右翼人士主张按先前的习惯将中国称作“支那”，他们认为日语“支那”的语音“希呐”来自于西方语言“China”或“Sino-”等词，既然中国允许欧美人称其为“China”，那日本人就可以称其为“希呐”。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并非是“Sino”的音译，而是它的意译，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译“Sino”，那就应该译成“希恼”，而不是“希呐”，如果日语“支那”的语音真的是由“China”演变而成，那么它的注音应为“恰依呐”，而不是“希呐”，另外，日本儒者新井白石在译介荷兰语地理书籍时首次将“China”与“支那”相连，然而他给“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读音并非是“希呐”，而是“契呐”[74]。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日裔史学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译若林忠志）指出，有一些日本右翼认为支那的词源并无贬义，因此应该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然而源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Zippangu”一词的“Jap”也有非贬义的词源，但是主张继续使用支那一词的日本人毫无疑问会因为被外国人称为“Jap”而感到气愤。他指出，如果当今中国人说他们因被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伤害，那么在礼貌上就应该不要使用这些用语，不论这个词的词源或者在历史上的用法如何，他亦指出，有两种战后的日本人继续使用这种词——教育程度低与积习难改的老年人[5]。
专门从事中日研究的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傅佛果（Joshua A. Fogel）以Negro一词的情况跟Shina（支那）相比，又点名批评公开使用支那及支那人这些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为“麻烦制造者”[4]。他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前，“Negro”一词并没有冒犯成分，而且可以被黑人以外的任何族群使用，甚至与当时具有公然侮辱和冒犯性的“Colored”一词相比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尊称，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里中也多次使用“Negro”一词，直到196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转用“Black”一词以替代“Negro”，这是因为原被称为“Negro”的群体要求作出这样的改变[4][75]。
1998年，大陆四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网址的英文写法是sina.com，引起在日本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抗议，因为sina是“支那”一词的日语训令式罗马字 ；他们深怕，网站一旦流行，势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联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对他们的歧视，因为“支那”一词在军国主义上含歧视隐义[23]。
由于网络兴盛，有台湾人也开始用“支那”与“支那人”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大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76][77][78][79][80][81]，将中国大陆用语称为“支语”，反对中国大陆用语的人被称为“支语警察”[82]，或称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外省人及其后代或支持两岸统一倾向的人为“滞台支那人”，在网络上将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称呼为“支那猪”、“支那狗党”、“支那贱畜”。[83][84]例如2009年就曾发生笔名“范兰钦”的郭冠英辱台事件，持台湾主体性的学者李筱峰即在报纸上批评笔名“范兰钦”为“支那狂犬”。[85]2011年嘉义市政府社会处科员詹子艺在一次中国大陆游客在阿里山的车祸后也在其噗浪上称中国大陆客为支那人。[86][57]2018年中正纪念堂铜像污损事件有台湾独立支持者拿出布条高喊“去除支那威权，创建台湾共和”。艺人欧阳娜娜也因多次表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被具有台湾本土意识之中的部分台湾网民称作“欧阳支那”[87][88]。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亦在文本中将香港华人列为支那人，例如将帕西华人混血儿罗旭龢列为“英支混血儿”， 将当地华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调查表》中[2]。
现代随着内地与香港矛盾升级，一些港人出现反中的观点，个别香港人以“支那人”称呼中国大陆人[89][90]。在2010年代数次的“驱蝗”及“光复行动”[91]中，皆有香港示威者指骂大陆旅客为“支那人”，亦会怒吼“支那人死返支那”（支那人滚回支那）以表达不满。[92]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时以英语宣誓期间，“中国”国号部分读出“Jee-na”（当事人于事后“声称”是发音失误所致，视频），被批评是将政治诉求上与中央政府的对立转变成中华民族的撕裂与对立，并且是对中国、香港以及海外所有中国人的冒犯[7][93]。由此触发的宣誓风波越演越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 (其实释法无影响判决[94][95][96]，法官区庆祥主要依赖《宣誓及声明条例》[97])。在10月18日[98]，梁、游二人被政府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在11月15日裁定取消其议员资格。
2014年12月，曾任东京都知事的日本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在被问及中日关系时，对追问的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说“支那人应该冷静”[100][101][102]。曾担任过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的细野豪志认为石原慎太郎对中国称呼支那是不当行为[103]。
2017年2月，日本大阪市淀川区“冢本幼儿园”被爆曾向家长散发印有“心术不正的在日韩国人和支那人”等措辞的材料，并且在该幼儿园的主页上还一度刊载写有“韩国、中国人等品行不端之原家长”的内容。2月17日，该幼儿园在其主页上刊文称“对外国人使用了招致误解的表述方式，对此道歉”[104]。
2017年2月5日，为抗议日本APA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约100名在日华人在东京新宿进行了长达约1小时的示威游行。和平游行活动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干扰，当日逾300名警察维持治安，对在游行队伍周围用高音喇叭高喊“支那人”，并试图冲击游行者的右翼分子进行控制。[105][106]
2017年8月15日，日本右翼组织“国荣会”总裁大冢久光于靖国神社接受采访时大冢久光将“中国”称呼为“支那”。[107]
2017年11月28日，日本国立感染研究所公布2017年日本梅毒感染人数逾5000人，是1973年来最严重的感染情况[108]。对此，东京葛饰区议员铃木信行于推特上提到[109]，为什么今年梅毒感染者众多，应与赴日人数最多的外国观光客，即支那人有关。铃木信行也于部落格引用一篇文章，指出10年来赴日游玩人数急遽攀升，与梅毒感染增加速度具有一致性，其中中国人最多，因此推测日本人染上梅毒，主要是“支那人”害的[110]。对于铃木信行以“支那人”一词称呼中国人，有人觉得其言论内容已涉及种族歧视。铃木信行驳斥道，中国称国内有数十万名梅毒感染者，赴日的话很有可能是传染途径，为保护国内从事性工作的女子，身为议员当然有义务提出警告，且表示“叫支那有错吗？说应尊称中国才奇怪。”[111]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国立感染症研究所都否认了这种说法，认为并没有证据将这两者联系起来。2008至2010年间，访日的中国人增加，日本的梅毒患者数量是减少的。[112]
因历史上琉球曾是中国藩属，即使日本并吞改置冲绳县，歧视仍根深蒂固，在中日关系紧张下冲绳与日本当局长期对美军基地意见相左而爆发出来。2016年10月18日，冲绳居民抗议驻日美军北部训练场直升机起降坪建设工程，右翼人士到场大骂抗议群众“支那人滚回去”；从大阪支援的警力将两方隔开，警员面对抗议居民不满情绪的话语，竟也反唇相讥“闭嘴、支那人”引起轩然大波，冲绳当地新闻媒体痛批此乃“暴露殖民地心态”、“嘲讽县民”。[113]
东南亚华人也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士称为“支那人”[7][114][115]。在东南亚部分地区被日本占领期间，日本采取了种族分治和挑拨离间的政策，比如利用马来人担任警察围剿抗日华人；引导和鼓励马来人用“Orang Cina”（支那人）而不是“Tiongkok”（中国）来指称华人，刻意制造矛盾和摩擦[8]。但是专栏作者郑钦亮则认为，在马来语里，“Orang Cina”并不是贬义词，马来语受梵语影响，使用Cina称呼中国的历史悠久，远在二战之前已是如此，至少在16、17世纪成书的《马来纪年》已是如此称呼中国人[116]。
而在二战后的印尼，由于印尼华人认为印尼语中固有用词“Orang Cina”等同“支那人”，是贬低异族与种族歧视的象征，因而提出采用“中华”的闽南语拼音（Tionghoa）来取代，获得当时的苏卡诺政府接纳并在官方文件上运用，当地部分华人团体也积极推动在民间消除“Cina”一词。苏哈托政府当政的年代，排华气氛浓烈，“Cina”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Tionghoa”的称谓[115][19]。
2014年7月9日，在美国旧金山启动的首个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捐款网页被不明身份骇客攻击，网页下方写着“一群猪想建设纪念馆，笑！支那豚不团结，我们还有机会全杀光你们！！！”技术人员及时做了应急处理，并将有可能的漏洞补上。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元猜测骇客可能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委员会11日表示，骇客充满种族仇恨和恐怖主义的留言已触犯美国联邦法律，将向联邦调查局报案[27]。
相关条目
注释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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