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歧视（英语：Reverse discrimination），是指在保障特定群体受到公平待遇之后，之前因为拥有固有优势的群体因此受到了新的歧视或不公平待遇。这里的特定群体可以是根据国籍、种族、民族、宗教、身体、党派、性别、性倾向等因素来界定，通常是在某因素中处于少数、弱势以及边缘化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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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一般的歧视概念[注 1]，逆向歧视是指“强势团体”或“多数群体”的成员，会因其身份占优势，反因政策，受到差别待遇，减少甚至失去原属于自己的机会。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发生在执行积极平权措施，如美国少数族裔学生的公立大学入学率偏低，大部分公立大学会为“非白人学生”设下保障名额。此类特别保护措施，力度有轻有重，然而，随着近年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比率大幅上升，这些举措惹来许多白人不满，直斥平权政策，使歧视方向逆转，反令他们受到差别对待，部分成绩较优的白人学生反因为其种族因素而失去入学的机会。[来源请求]
事例
逆向歧视一词已在美国出现了数十年。多数涉及到自民主党政府在1960年代推动并通过的民权法案和平权法案，例如在大学入学及政府职位的甄选上，学校或者甄选委员会，常常设法让少数民族人士，有一定的配额，而不是完全按照能力或成绩录取，借此减少歧视、避免少数族群在就业和教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但这造成部分白人及东亚裔感到受歧视，因为他们在很多大学需要取得比非裔高很多的成绩，才能入读。
以下是逆向歧视的典型案例: 1978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一案，白人学生Allan Bakke于1973与1974年两度申请加州大学医学院被拒，遂而控告该校对少数族群特定配额的政策违反加州宪法，依此政策黑人及少数民族可以比白人较低的分数被录取。在此案中，审判庭指此一指定数量少数民族配额措施是违反美国宪法，但高等法院1978年最后判决，招生时不应考量种族因素而设数量配额，但种族列为加分标准则不判为违宪[1]。哈佛教授Roland Fryer指出以数量或者目的论来达到对少数族群之保障，两者其实并无分别[2]。Allen Bakke最后获得入学许可。
2013年底，一个受欢迎的美国“真人秀”节目男主角Phil Roberts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因为在访问时率直说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个人看法，即被电视公司暂停他的演出，同运组织亦向其赞助商施压。然而同运组织的攻击引起公众反弹，社交网站群组在廿四小时内收到过百万名网民支持。原本已将相关商品下架的商店，也因顾客投诉而道歉及重新安排售卖。[3]
唐纳德·特朗普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以反对政治正确自居，主张在美墨边境兴建围墙，驱逐大部分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及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获得不少保守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虽然其竞选期间被指有不少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及排外的言论，但最终成功当选。其成功当选的因素，被认为是保守派及支持川普的选民对美国民主党政府多年来的政治正确及反歧视意识形态的高度反弹。此外，也反映社会对逆向歧视的反对。
民主党自1990年代比尔·克林顿以来开始强调及推行政治正确原则，积极推行反歧视措施，但同时也引来社会的反对。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美国过去对非法移民过分保护[注 2]，非白人的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机会及社会福利，反感于左派放任在西方世界发生颁系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部分激进穆斯林推行伊斯兰教法，在社会中形成“禁区”（no-go-zone），公立大学的种族平衡政策保障非裔及拉丁裔学生有就学及工作的机会，却让许多亚裔学生失去入学机会[注 3]，与此相反,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妮弗·李（Jennifer Lee）则认为亚裔学生受益于老师对于亚洲人的积极刻版印象，导致其他族裔的学生受到不公平对待[4]。许多女性及LGBT反感于民主党的政治正确、部分自由派对保守派的仇恨言行和对穆斯林推行伊斯兰教法[注 4]一事的纵容。
2012年，一对同性伴侣走进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注 5]，要求订制同性婚礼蛋糕。店主菲利普斯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制作同性婚礼蛋糕。菲利普斯表示，他并非歧视顾客的性倾向，而是拒绝制作特定的，有违良心的蛋糕，以前他便曾拒接万圣节蛋糕的订单；再者，即使异性恋者要订一个同性婚礼蛋糕，他也会拒绝。该对同性恋伴侣控告菲利普斯歧视他们的性倾向，起初几场官司均裁定菲利普斯败诉。直到2018年，案件在美国最高法院，以7:2的判决裁定下级法院歧视菲利普斯的宗教信仰，判菲利普斯胜诉。
在这案例，反对性别向及性别认同歧视法的人士认为，菲利普斯的行为没有直接伤害同性恋者，而那对同性恋者亦很容易找到其他愿意提供服务的店铺，因此不应强制菲利普斯违背良心提供服务。著名的同性恋运动倡议者苏利云认为，菲利普斯应该有拒做同性婚礼蛋糕的良心自由：“糕饼师显然不是歧视整个类别的人， 他拒绝认可违反其信仰的特定活动。肯尼迪［大法官］在口头辩论中完全正确地区分了身份和活动。混淆两者是过于轻率了。”[5]
2018年夏季期间，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名餐厅侍应，因为查问一名使用餐厅女厕的跨性别人士，其后被餐厅解雇。涉事餐厅更被罚款7,000美元。本身为跨性别女性（原生性别男性）的克莱默是人权运动的活跃分子。18年6月22日，克莱默光顾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古巴餐厅。当他拟使用女厕时，一名餐厅职员跟进去。其后克莱默使用厕所完毕，一名经理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双方发生争执。克莱默之后报警。[6]
华盛顿特区有类此性别认同歧视法的法例保障跨性别人士，依据性别认同使用厕所或其他设施。稍后，古巴餐厅因违反条例而被罚款7,000美元。餐厅亦须为员工提供性别认同反歧视培训，以及张贴“允许所有人使用与其性别身份或表达相对应的洗手间”的告示。事件发生后，古巴餐厅不单止向克莱默道歉，更已把涉事的员工解雇。
反对者批评这个案例十分荒谬，不单该名无辜员工惨遭“逆向歧视”，性别认同歧视法也会影响所有女性的安全和隐私：“未做下身变性手术的跨性别女士，根本就是男性。然而性别认同反歧视法却肯定他们的性别认同，并保护他们，确保他们可以使用女厕。质疑的人甚至可能被控告仇恨罪。如同古巴餐厅的侍应，原本只是尽责查问进入女厕的可疑人士，竟因此被解雇，实在无辜和荒谬。餐厅更要培训员工，不能歧视跨性别人士，包括让他们使用认同性别的厕所。在反歧视法的威胁下，还有人敢查问可疑人士吗？受害的，还不是失去第一道保护屏障的女性吗？”[7]
在印度，自印度独立以来，奉行世俗主义的印度国大党政府反对并废除种姓制度，在阶级、宗教、性别等因素在不同领域采取保障名额以维护弱势族群权益，因而被原先的优势族群[注 6]视为对他们的逆向歧视，此外国大党压抑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提升少数宗教如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印度占有绝对多数的印度教徒的社会及经济优势地位，同样使大量印度教徒的不满，而印度人民党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适用于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对其余的少数民族则限制较少[8]，违法者会遭到巨额罚金。其子女长大后亦会面临如没有户口，不能上学等诸多问题[9]。这一法规造成了汉族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导致汉族生育率始终在1.3以下，也加快了城市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另外高考分数录取政策偏向少数民族，导致汉族人在高考录取方面与其他少数民族存在较大不公平[10]等一系列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亦时常受到社会谴责。另外，这一系列政策也是新疆维汉冲突的其中一个成因[11][12]。中国司法系统曾经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罪犯的两少一宽的政策，亦为人所诟病，也反而让少数民族被同族犯罪份子拖累。而部分地府[注 7]为了方便地区统治过于偏袒少数民族及宗教势力，用行政力量推动宗教发展，也引发一些中国民众的不满。如热衷于在网上评论时事的西安道士梁兴扬因批判回族军阀马家军的主要人物之一马步芳，而被西安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为由带走调查[13]。此外，出于政治外交需要，对外籍人士（包括港澳台的居民）在行政上比本国公民有更好的待遇。上述逆向歧视行为引发了民众对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批评[14]乃至对伊斯兰教的批判，也使得“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类讽刺性说法广为流传[15]。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此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以求改变这一现状。尽管在此期间采取的一些做法又引起了新的争议[16]。
在香港教育方面，其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本来是男女分开派位，以迁就男女的发展及学习上存在差异，并确保每间男女校的男女生人数大致均等。后来有家长及妇女组织认为这是性别歧视，政府只好在2002年采用男女合并派位模式。数据显示，这个安排令较多女生能够被分派至第一派位组别（成绩最佳）的学校，而较多男生则被分派至第三派位组别（成绩最差）的学校，第一派位组别（成绩最佳）的学校男生相对减少，对男生构成逆向歧视。男女合并派位被认为是构成的对男生的逆向歧视，较多女生被分派至较优秀的学校，而较多男生则被分派至较差劣的学校，因此很多男女校都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现象。这变相是另类的性别歧视，对学习发展普遍较女生缓慢的男生造成不公平，使女生平均来说占有较多的优势。[17]
不少意见认为，混合派位对男生不利，第一组别中学收生变得女多男少，第三组别中学的情况则相反，继而引发骨牌效应，令男生在学业上节节败退，最终造成今天大学男女生比例失衡问题。女生成功考大学的人数虽然较多，但与此同时亦面对更多同性的竞争对手。从同性竞争角度看，可以说男生到了考大学的阶段时似乎反而“占优”。现今社会普遍为人接受的教育理念是以个人均等原则为基础，每个人也可以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家庭出身等因素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教育擢升。女生在现有机制下具有所谓先天的学业优势，例如比男生在阅读及写作上花更多时间、多主动投入学业活动等，同时也是个人努力与付出，她们因此取得好成绩，最合理不过[注 8]。现存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据已指出，男女先天分别（包括脑部发展）并没想像中那么大[来源请求]，学能、社交能力、情绪控制等发展反而受后天及体制性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更大，而且男女学能差距在不同地方、文化亦有所不同。要着手处理“男孩危机”，不但需要针对课程发展、学与教策略、评核机制等方面检讨与改善，同时亦需要家庭、学校、社区等全方位配合，从小做起。 [18]
香港自1990年代讨论应否订立性倾向歧视条例，平机会于2014年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进行立法的可行性研究。[19]然而该研究结果备受质疑，研究机构被批评早有明显立场，故此涉嫌夸大性小众的受歧视经验; 反对人士的意见则被漠视。[20]此外，电话调查部分最先只公布了小部分资料；经关注人士多次查询，平机会后来上载补充资料。[21]补充资料显示香港市民对LGBTI人士的接纳程度相当高。[22]
香港于1990年代就反歧视立法，现有种族歧视条例，性别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去保障不同性别和种族的权利，确保他们不会受到歧视。
现时香港的歧视条例并无包含不同性取向及性别认同的人士，部分团体支持性倾向及性别认同歧视立法，认为可以保障他们在教育和工作方面不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不少保守的宗教及家长团体一直强烈反对立法，认为本港并无逼切性订立性倾向及性别认同歧视法，反而年龄歧视更须优先处理；此外，立法更会造成“逆向歧视”。[来源请求]
反对一方提出“逆向歧视”作为反对的理据之一。反对一方认为，假若订立性倾向及性别认同歧视条例，一些不认同同性恋者（或称为性小众）的人反而会受到歧视。这个意思下的“逆向歧视”，有别于由积极平权措施引致的逆向歧视，而是取其字面意义：“在过往社会，主流文化排斥同性恋，诚然有不少同性恋者因着其性倾向被歧视，那时争取同性恋权益的人士也是一种挑战主流文化的异见分子。现在时移势易，在某些‘先进’的社会里（或某社会的某些圈子里），主流文化不单不排斥同性恋，甚至开始认为不赞同同性恋的人都是充满偏见和歧视的恐同症患者。在这种环境中，情况颠倒过来，有不少市民只是因为不赞同同性恋就被歧视，例如要面对不合理的差别对待、非理性的攻击甚或法律的威吓，这称为‘逆向歧视’，而那些敢于挑战主流拥同文化的人士，可称为‘同性恋异见分子’。”[23]
据此，反对者主张，这些法例剥夺了异见人士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教育自由、宗教自由、良心自由、经商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各大国际人权公约肯定的基本人权。他们续称，真正的平权，应该是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无论是支持或不认同同性恋都有和平表达意见的自由。赞成或反对的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表达意见和集会，而不是将压力和司法责任只加于其中一方之上。他们称这为平衡人权：多元自由社会则应尊重每个人的信仰——包括不认同同性恋的价值观和传统。
-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曾于2013年指出反歧视法并非单单提供保护，更会强制社会认同该价值观：“支持立法者又每多过分简单化地将‘不应该歧视不同性倾向人士’与‘制订反性倾向歧视法例’画上等号，而忽略考虑反歧视法的特殊法律性质及功能，亦鲜有就制订反歧视法的法理基础进行探讨及论述。”更重要的是“反歧视法的性质及目的不单是要让受保护的群组免受普遍歧视，更是要强制社会上每一个人（除少数豁免外）都给予该群组完全相同的对待，借此拥抱及推动一种社会价值观，让大众接受反歧视法所保护的权利是对社会有正面作用。若有雇主坚持自己的思想或道德观而不愿意聘请受保护群组的人，反歧视法便要透过惩罚强制他改变观念。”[24]
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意味着长达四十多年的南非种族隔离正式终结。有评论认为，自从黑人上台执政之后，白人一直受到黑人的逆向歧视。2009年10月，南非政府两大安全部门公布了调整人员结构的目标，南非警察服务署计划把黑人雇员比例由70.7%提高到79%，白人雇员比例由15.6%缩减到9.6%，以减低白人在政府的重要程度。在东开普省，一名白人医生曾经以“种族歧视”的名义状告医院，称医院只为黑人医生提供工作，令他失去工作及经济来源，法院最终裁定该医生胜诉，是近年南非首宗白人打赢种族歧视官司的案例。一名住在纳米比亚的白人女教师称，过往南非的医学大学只会让极优秀的黑人学生上医科大学，但现时黑人学生只需拿到B、C，甚至D的成绩也有可能入读，相反白人则必须拿到A[25]。
争议
支持有逆向歧视存在者，通常认为是社会的保守派人士及主流社会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主要针对政府对“弱势族群”的积极平权措施提出批评[26]，但也有很多学者其实是基于“公平”的考虑支持这个论述，例如Per Sundma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在他1996的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 Christian Ethics (Stockholm: Uppsala)里反对逆向歧视的存在（参pp. 156-8），他的理据却是人权还有Thomas Sowell, 在1999年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也有类似看法。最常提出的质疑论点为这些所谓的平权措施造成不公平对待，这些措施的立法并无道德或法律上的支持，为何这些措施总是嘉惠小数族群？更重要的，该论述支持者认为，积极平权措施或相关政策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而造成另一种歧视的产生，也就是所谓的逆向歧视[27]。
大多数的人权学者则反对逆向歧视论述，认为逆向歧视的论述多建立于道德层面上，而非普世人权精神[27]。
反对有逆向歧视存在者对于逆向歧视是否真为一种歧视也提除质疑。不论从个人、制度化或结构性歧视来看，歧视牵涉弱势族群与主流团体间的权力之不平等，因而导致歧视之产生，而逆向歧视则否[26]。逆向歧视使用歧视一词则是误解与误用歧视的概念[27]:12。对于积极平权措施违反平等原则观点，反对者认为平等应该是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统一，是抽象平等与其体平等的统一，也是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统一，更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驳斥支持逆向歧视违反平等权的观点[28]。反对逆向歧视论述者更认为，提倡逆向歧视将造成对弱势族群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扩大社会歧视的产生[29][30]。
此外，一些反对人士[谁？]也认为逆向歧视是社会及经济结构不平等所组成。[来源请求]歧视建立于特权之上，特权建立于歧视之上。
注释
参看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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