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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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德语：Deutsche Geschichte）根据传统史学界观点开始于德意志国王头衔罗马人的国王的产生，覆盖从佛兰德斯到立陶宛，从北海沿岸到蒂罗尔[a]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域的历史，也可侧重指现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内发生的历史。
现今德国国旗
德国在欧洲的位置
概述
德意志（Deutsch）这个词大约见于公元8世纪时期教宗哈德良一世的一份文献中的狄奥迪西库斯（Theodiscus）一词，意思是“方言”或“人民的”，开始仅指在法兰克王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不同于罗曼语和凯尔特语的方言。
德意志作为中欧一个独特地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凯撒大帝，他将莱茵河以东未被征服的地区称为日耳曼尼亚，从而将其与高卢（如今的法国）区分开来。凯撒大帝大外甥奥古斯都曾尝试在日耳曼地区扩张，但并不成功。公元9年，日耳曼部落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而阻止了罗马帝国的进一步吞并。后者将势力撤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建立了罗马的上日耳曼尼亚省和下日耳曼尼亚省。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人征服了其他西日耳曼部落，并越过莱茵河，进入了罗马帝国腹地。8世纪和9世纪之交的查理曼（卡尔大帝，德语：Karl der Große）具有承前启后大意义，他通过惨烈的萨克森战争将德国基督教化并纳入了他的“西欧帝国”，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为帝，由此接续了罗马末代君主罗慕路斯被罢黜后中断324年的法统。843年，加罗林帝国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瓜分，东部归属日耳曼人路德维希，是为东法兰克王国。962年，奥托一世加冕成为了中世纪德意志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到了中世纪中期欧洲之内的德语地区，是经历了数次极为重要的历史发展。首要一个是名作汉萨同盟的贸易综合体系被建立起来，其由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诸德意志港口城邦所组建。第二个则是德意志基督教世界之中所滋长的十字军思潮，由此诞生了条顿骑士团国，其曾横跨波罗的海沿岸现在属于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立陶宛的地区。该十字军政体为该地域带来基督化，同时也是向东部传播了日耳曼文化和语言。也在这段时期里，神圣罗马皇帝为多项政治问题而卷入了与教廷间的冲突之中，并由此导致持续百年的叙任权斗争——萨利安王朝与罗马教宗之间陷入“授神职权之争”同时，德意志境内一批新兴领土诸侯趁势兴起[1]。新兴的德意志贵族们利用帝国皇权无暇顾及内政之际，大幅扩张及巩固自身统治权限；为扩张自身实力以与其他帝国内外政敌、乃至德意志皇室中央相抗衡，便戮力横越易北河而向东扩张，占据西斯拉夫领土以图强化各自政权[2]。
中世纪晚期，地域内众公爵、亲王和主教以牺牲皇帝为代价而获取到权力。1517年后，马丁·路德在天主教会内领导了新教改革，北部和东部各邦改宗新教，而南部和西部大部分邦国仍然是天主教占主导。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阵营（天主教和新教）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发生冲突，这对居住这片土地的两千万民众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德国各邦国有超过1/4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性的战争。
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终结的战争，为神圣罗马帝国所控制的诸领地带来了高度自治，同属日耳曼语系的尼德兰和瑞士借机脱离帝国独立，而另外一些领地也开始在帝国之外掌握起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土地主权，它们中最强大的几个是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随着1803年至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封建制度因改革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而衰落。此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反动力量发生了冲突。1848-49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了，但同时期的工业革命使德国经济现代化，导致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以柏林为首都的普鲁士逐渐强大起来。德国的大学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和人文中心，音乐和艺术蓬勃发展。现代德意志（不包括奥地利、卢森堡和瑞士德语区）的统一是在普鲁士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普鲁士在三次王朝战争中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德意志统一最终采取的是小德意志解决方案（德语：Kleindeutsche Lösung），而不是含有奥地利的大德意志解决方案（德语：Großdeutsche Lösung）。新的帝国议会是一个民选议会，在帝国政府中的作用有限。1890年代后，德国与其他大国一起在非洲和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并迅速成长为仅次于英法的殖民帝国。
到1900年，德国已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其迅速扩张的工业已经超过了英国，同时还引发了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领导同盟国对抗法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和美国。1918年，德国战败并被部分占领，被迫根据《凡尔赛条约》支付战争赔款，被剥夺其全部殖民地和部分本土，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并被禁止与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合并。1918-19年的德国革命结束了联邦君主立宪制，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1930年代初，全球大萧条对德国造成了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的纳粹党迅速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纳粹德国提出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领土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威胁发动战争。1936年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然后在1938年通过慕尼黑协定，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并在1939年进一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欧洲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侵波兰。1939年与苏联达成协议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了东欧。1940年春天的“静坐战”后，德军迅速征服了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并将英国远征军赶出了西欧。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并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
种族主义，尤其是反犹太主义，是纳粹政权的核心特征。在德国本土，但主要是在德国占领区，纳粹大屠杀系统性地杀死了1700万人，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占1933年欧洲犹太人口的2/3），以及波兰人、罗姆人、苏联人（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残疾人、LGBTQ群体、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群体，他们或被关入集中营或被大规模杀害。1942年秋末，德国对苏联的入侵逐步陷入僵局。同年年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精锐的第6集团军30余万官兵被苏联成建制消灭，此役成为了二战的转折点。美国参战后，德国本土城市成为盟军大规模轰炸的目标。据估计在盟军的轰炸袭击中，共有约353,000名德国平民丧生，900万人无家可归。在盟军登陆诺曼底（1944年6月）之后，德军在各条战线上被击退，直到1945年5月最终崩溃。在盟军的占领下，德国东部领土被割让，西部领土被一分为四，奥地利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去纳粹化在盟军占领区实行，冷战导致德国分裂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西德和共产主义阵营的东德。同时，根据雅尔塔协定，奥德-尼斯线以东的德国领土不再归该国所有。数百万德国人从战前的德国东部、苏台德和整个东欧被驱逐出境，许多德国人也从共产主义的东德逃往西德。1950年代，西德在北约的支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但不允许开发和使用核武器。1950年代，在两国高层的努力下，法德这对宿敌得以和解，这帮助了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并构建起了欧盟的基本框架。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方集团瓦解，1990年东德与西德重新统一，首都由波恩迁往柏林。1998-1999年，德国参与创建了欧元区。德国目前是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贡献了欧元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在2010年代初期，德国在试图解决不断升级的欧元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涉及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的危机。2015年后，该国主导欧盟应对欧洲移民危机，并成为了叙利亚和其他动荡地区寻求庇护者的主要接收者。
早期历史（至5世纪止）
| “ | 他们具有坚贞的品质；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约....他们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3]的优良法律。 | ” |
| ——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98年 | ||
早在1100万年前就出现在德国的前人类祖先被认为是最早用两条腿走路的祖先之一[4]。1907年海德堡人下颌骨的发现证实了至少60万年前在德国已经有早期智人生息繁衍.[5]。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全套狩猎武器是从下萨克森州舍宁根的一个煤矿中挖掘出来的。1994年至1998年间，最终出土了8支38万年历史的木制标枪，长度在1.82至2.25米（5.97至7.38英尺）之间[6][7]。
1856年，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河谷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打捞出一种已灭绝人类物种的化石骨骼。这些化石的古老性质，现在已知大约有40,000年的历史，被赫尔曼·沙夫豪森（德语：Hermann Schaaffhausen）于1858年在有史以来第一个古人类学物种描述中发现并发表了这些特征[8]，该物种于1864年被命名为了尼安德特人（拉丁语：Homo neanderthalensis）。
在施瓦本汝拉的几个洞穴中发现和记录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现代人类占领的遗迹包括各种猛犸象牙雕塑，这些雕塑是最古老的无可争议的艺术作品，还有几支由鸟骨和猛犸象牙制成的长笛，这些长笛被证实是最古老的曾经发现的乐器。拥有40,000年历史的狮子人雕像代表了最古老的无争议的具象艺术作品，而拥有35,000年历史的霍勒菲尔斯（Hohle Fels）的维纳斯小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无争议的人类具象艺术作品[9][10][11][12]。
不同于土著狩猎采集者迁移到欧洲的第一批早期农民群体来自于10,000至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部落[13]。德国中部是线性陶器文化（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主要地区之一，与丹麦和德国北部的埃特博勒文化（Ertebølle，公元前5300年至3950年）部分同时代。之后，德国东北部以及波兰和丹麦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漏斗杯文化的一部分（约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遍布中欧肥沃平原的绳纹器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350年）的定居者俱有印欧血统。大约4,500年前，印欧人通过大规模迁徙来到了欧洲的中心地带[14]。
到青铜时代晚期，瓮菲尔德文化（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750年）已经取代了中欧的钟形烧杯、乌内蒂斯和古墓文化[15]。从瓮菲尔德文化发展而来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是公元前12至8世纪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8至6世纪）的主要西欧和中欧文化。接受了这些文化特征的人被视为凯尔特人。凯尔特人如何以及是否与瓮菲尔德文化有关仍然存在争议。然而，在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凯尔特文化中心在中欧发展起来。一些，如多瑙河的海讷堡，发展成为中欧铁器时代的重要文化中心，维持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到了多瑙河上的凯尔特人城市-比利牛斯，历史学家将其归因于休讷堡（Heuneburg）。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德国北部的日耳曼人向南扩张，逐渐取代了中欧的凯尔特人[16][17][18][19][20][21]。
德国地界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但因为缺乏文献记载，所以德意志人的早期历史并不清楚。罗马帝国最早开始记载日耳曼部落（Germanen）的活动，但这些日耳曼部落与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并不相同。当时所谓的日耳曼部落，是对所有居住于北欧及中欧，使用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个部落的统称[22]。现代的民族学家对这个名字的含意尚不太清楚，大约可信的是欧洲较早的居民克尔特人（Kelten）先使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新移民。而凯撒远征高卢时，用“日耳曼族”这个名称来称呼当时居住在莱茵河右岸（在今天的德国境内）的各个部落。其后，“日耳曼族”这个概念才逐渐介绍到罗马人的世界里[23][24]。
日耳曼部落是指原先居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包括丹麦）及其临近地区的一些民族，他们的文化及宗教相当接近，所以成为一个文化圈。公元前1000年左右，因为北欧地区气候转坏，该地区的居民开始向南迁移。到公元前450年时，他们分布于莱茵河沿岸，南至阿尔卑斯山以北，东到外克塞河（Weichsel，即维斯杜拉河）的地区之内。到了公元前2世纪，这些民族又开始另一波的民族移动，而开始与在南欧的罗马帝国有较多的接触[23][25]。
日耳曼部落虽是以语言、血统、生活习惯、文化及信仰为族群的指标，但因散居之故，个别差异可以相当大。所以公元4世纪起的大规模族群迁移时，并不是整个血缘民族集体行动，而是以较小的氏族组织为单位[24]。历史学家将这些移动的日耳曼部落约略分成西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及北日耳曼人三个大类别。西日耳曼人指的是公元1世纪时居住在西起莱茵河，东至威悉河，南至多瑙河，北达北海的这些族群[23]。
关于日耳曼部落早期历史的事实和详细知识很少见。研究人员必须满足于记录部落与罗马人的事务、语言结论、考古发现以及考古研究的新奇而吉祥的结果。公元前1世纪中叶，共和罗马政治家朱利叶斯·凯撒在高卢战役期间架起了已知的第一座横跨莱茵河的桥梁，并带领一支军事特遣队穿越并进入当地日耳曼部落的领土。几天后，凯撒没有与日耳曼军队（已撤退到内陆）取得联系，回到了河的西边[25]。到公元前60年，酋长阿里奥维斯图斯领导下的苏维汇人部落已经征服了莱茵河以西的高卢埃杜部落的土地。随后的计划让来自东部的日耳曼定居者在该地区定居，但遭到了凯撒的强烈反对，他已经发起了征服所有高卢的雄心勃勃的运动。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58年在孚日战役中击败了苏埃比军队，并迫使阿里奥维斯图斯撤退到莱茵河对岸[26][26][27]。
公元前后，在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已定居着许多日耳曼部落，这些部落同企图征服此地的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冲突。公元9年的日耳曼各部族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战胜当时强盛的罗马帝国。在这次战役中，日耳曼部落伏击并消灭三个罗马军团。此后，罗马人再也没有真正尝试过把它们帝国的东部边界推进过莱茵河。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向转向了地中海东部。
自407年开始的一段时期中，各莱茵河沿岸的日耳曼部落渡过莱茵河并在今天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建立一系列短暂的王国。476年，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下层人民联合，推翻显赫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认为，征服莱茵河和多瑙河不仅是常规的外交政策，也是对抗日耳曼人入侵仍然叛逆的高卢的必要条件。沿两条河流建立了一系列堡垒和商业中心。一些部落，如乌比人（Ubii），因此与罗马结盟并欣然接受了先进的罗马文化。公元1世纪，罗马军团向日耳曼尼亚大区、上多瑙河以北和莱茵河以东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战争，试图制服各个部落。罗马人的行政理念、税收征收和法律框架因完全缺乏基础设施而受挫。例如，日耳曼人的战役几乎完全以频繁屠杀村民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为特征。然而，这些部落保持着他们难以捉摸的身份。公元9年，在熟悉罗马战术学说的切鲁西人（Cherusci）酋长阿米尼乌斯领导下的部落联盟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败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罗马军队。因此罗马决定永久建立莱茵河/多瑙河边界，并避免进一步向日耳曼尼亚推进领土。到公元100年，莱茵河、多瑙河和日耳曼莱姆河沿岸的边界牢固确立。正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中所描述的，几个日耳曼部落生活在边界南部和西部的罗马统治下。这些土地现代位于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南部、黑森州南部、萨尔州和莱茵兰。奥地利形成了诺里库姆和雷蒂亚的行省[28][28][29]。下日耳曼尼亚省（首府位于科洛尼亚克劳迪娅阿拉阿格里皮尼西姆（拉丁语：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即现代的科隆）和上日耳曼尼亚省（首府位于莫贡蒂阿库姆，现代的美因茨）于公元85年正式成立，由于持久的军事控制受到限制，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战役到河流周围的土地[30]。早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就被引入罗马控制的西日耳曼尼亚，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期间（306-337年）当地建造了许多基督教宗教建筑[31]。
部落公国（德语：Stammesherzogtümer）是指各个日耳曼部落的传统领土。这种公国的概念尤其在9世纪将构成东法兰西的地区幸存下来[32]，其中包括巴伐利亚公国、施瓦本公国、萨克森公国、弗兰肯公国和图林根公国[33]，与中法兰克的勃艮第伯国或洛林伯国不同[34][35]。
法兰克尼亚王朝（1027-1125）保留部落公国作为德国的主要区划，但在中世纪早期的霍亨斯陶芬统治时期，它们变得越来越过时，腓特烈·巴巴罗萨最终在1180年废除了它们，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领土公国。
德国历代国王在东部和北部建立了一系列边疆区。其中包括卢萨蒂亚、诺德马克（将成为未来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中心）和比隆边区。在南部，边疆区包括卡尔尼奥拉、施蒂里亚和后来成为奥地利的奥地利边疆区。
中世纪（5世纪－1493年）
到500年，克洛维统一了所有法兰克部落，统治了整个高卢[36]，并在509至511年间被宣布为法兰克国王[37]。与当时的大多数日耳曼统治者不同，克洛维斯直接受洗成为罗马天主教而不是阿里乌教。他的继任者将与教皇传教士密切合作，其中包括圣博尼法斯。511年克洛维斯死后，他的四个儿子瓜分了他的王国，包括奥斯特拉西亚。奥斯特拉西亚的权威从自治到皇家征服来回传递，因为连续的墨洛温国王交替地联合和细分法兰克人的土地[38]。
在5世纪和6世纪期间，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征服了图林根人（531至532年）、勃艮第王国和梅斯公国，并击败了丹麦人、萨克森人和西哥特人[39]。克洛塔尔一世（558至561年）统治了现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萨克森进行了军事远征，而德国的东南部仍然受到东哥特人的影响。萨克森人控制着从北部海岸到南部的哈茨山脉和艾希斯费尔德的地区[40]。
墨洛温人将法兰克帝国的各个地区置于半自治公爵的控制之下——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地方统治者[41]，并遵循罗马帝国战略传统，将新征服的领土进行社会和政治一体化[42][43]。虽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制度[44]，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被迫放弃阿里乌基督教信仰[45]。
718年，查理·马特与萨克森人发动战争以支持新人。743年，他的儿子卡洛曼担任宫相，重新与萨克森人作战，萨克森人曾与巴伐利亚的奥迪洛公爵结盟并帮助他们[46]。到750年，信仰天主教的法兰克人控制了高卢、德国西北部、施瓦本、勃艮第和瑞士西部的广阔领土，其中包括与罗马教廷结盟的阿尔卑斯山口，对抗对罗马教廷构成永久威胁的伦巴第人[36]。在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的压力下，教皇特使在图尔战役中于732年战胜倭马亚哈里发军队后，已派教皇特使寻求帮助，但这是一个持久且互利的联盟只有在查理曼在他的继任者法兰克公爵矮子丕平的领导下去世后才会实现[47]。
751年，墨洛温王朝国王的宫相丕平三世自封为国王，并由教会授膏。教皇斯蒂芬二世授予他罗马人族长（拉丁语：Patricius Romanorum）世袭头衔，并作为罗马和圣彼得的保护者[48]，以回应丕平的捐赠，这保证了教皇国的主权。查理大帝（从774年到814年统治法兰克人）对法兰克人的异教对手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行动。萨克森战争的战役和起义从772年持续到804年。法兰克人最终压倒了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强迫人民皈依基督教，并将他们的土地并入加洛林帝国。
在768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去世后，他的长子查理曼巩固了他的权力并扩大了王国。查理曼大帝以围攻帕维亚结束了200年的伦巴第王国统治，并于774年自立为伦巴第国王。在776年的叛乱之后，忠诚的法兰克贵族取代了旧的伦巴第贵族[49]。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无情强了他在法兰西的权力，并征服了东部的斯拉夫人和潘诺尼亚阿瓦尔人以及撒克逊人和巴伐利亚人等所有部落[50][51]。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在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Imperator Romanorum”（罗马人的皇帝）[52]。
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之间为延续分割继承的习俗或引入长子继承权而发生争执，导致加洛林帝国被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分成三个部分。日耳曼人路易获得了王国的东部即东法兰克，它涵盖了莱茵河以东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土地[53]。西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左岸的西法兰克王国就成为后来法国的基础；而东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右岸讲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日耳曼王国的基础，成为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今天德国的雏形；中间的部分成为后来法德争斗的根源。这包括德国部落公国的领土——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施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在第一个非法兰克人国王捕鸟者亨利的统治下联合成一个联邦，他从919年统治到936年[54]。亚琛的王宫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当地的王廷教堂在整个中世纪直到1531年都是所有皇家加冕仪式的官方地点[55][56][57]。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54]，建立萨克森王朝。萨克森王朝的地域大致位于今荷兰、德国西部、瑞士和奥地利。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历史的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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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年，奥托一世在亚琛加冕为德国国王，961年在帕维亚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并于962年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加冕为皇帝。德国国王作为意大利王国和拉丁教会保护者的传统导致12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一词。官方继续使用这个名称，以表明德国的身份，并添加了扩展名：Nationis Germanicæ（德意志民族）在1452年罗马最后一次加冕之后直到1806年解散[54]。奥托通过重新主张旧的加洛林人对教会任命的权利来加强皇室权威。奥托从贵族手中夺取了任命主教的权力[58]，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此外，奥托恢复了加洛林人在边境地区任命传教士的旧计划。奥托继续支持高级神职人员独身，因此教会任命从未世袭。通过将土地授予他任命的方丈和主教，奥托实际上将这些主教变成了“帝国亲王”（Reichsfürsten）[59]。通过这种方式，奥托得以建立国家教会。955年，匈牙利马扎尔人在莱希费尔德战役中的决定性失败遏制了对王国的外部威胁。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斯拉夫人也被征服了。奥托进军罗马，将约翰十二世赶下教皇宝座，多年来一直控制着教皇的选举，为未来几年帝国控制教皇树立了坚实的先例[60][61]。
公元962年，东法兰克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宗若望十二世加冕称帝（962－973年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62][63]。从1157年起，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
1024年，亨利二世去世后无嗣，来自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二世当选为东法兰克国王，并于1027年加冕为皇帝[64]。1125年，末代君主亨利五世去世，没有子嗣，萨利安家族统治终结。
1189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与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他毕竟未能到达圣地。在带领德军东征的途中，因为决意认为游过河比翻山越岭更省时间，于是真的跳进了河中，想证明给士兵看，结果在几分钟后淹死了。
1422年，阿尔布雷希特支系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迎娶了神圣罗马皇帝兼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国王西吉斯蒙德唯一的庶女卢森堡的伊丽莎白，并被指定为西吉斯蒙德的继承人。1437年，西吉斯蒙德病逝，阿尔布雷希特于次年陆续即位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匈牙利国王及波希米亚国王（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未加冕为皇帝）。由此以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1742年-1745年间除外），直至帝国覆亡。
1230年，条顿骑士团的天主教修道会发起了普鲁士十字军东征[65][66]。这场运动得到了马索维亚的波兰公爵康拉德一世的军队的支持，最初旨在使波罗的海古普鲁士人基督教化，主要是在征服大片领土方面取得了成功。该命令在帝国批准的鼓舞下，很快决定在没有康拉德公爵同意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骑士团仅承认教皇权威并以稳固的经济为基础，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稳步扩张条顿国家，与邻国发生了几次土地纠纷。与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长期冲突最终导致了15世纪中叶的军事失败和遏制。
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俄罗斯联军进行格林瓦尔德战役，条顿骑士团败北，包括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宁根在内的全部指挥官阵亡。1440年，普鲁士联邦由条顿骑士团的绅士和市民建立，1454年它起来反对骑士团，要求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将该地区并入波兰王国，国王同意并在克拉科夫签署了一项合并法案。1454年3月在克拉科夫实施时，该地区的市长、市民和代表宣誓效忠波兰国王。这标志着条顿骑士团和波兰之间的十三年战争的开始。卡齐米日四世授权合并领土的主要城市铸造波兰硬币。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在此期间，骑士团于1455年将诺伊马克送回勃兰登堡以筹集战争资金。由于马里恩堡城堡被移交给雇佣军以代替他们的报酬，并最终移交给波兰，因此骑士团被迫将其基地迁至桑比亚的柯尼斯堡。
1512年，来自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他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波兰-条顿战争之后，当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于1525年皈依路德教时，骑士团完全被普鲁士赶下台。他将骑士团剩余的普鲁士领土世俗化，并继承了他的叔叔博拉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地位，以及普鲁士公国作为波兰王室的个人附庸的世袭权利，史称“普鲁士效忠”。普鲁士公爵保留了它的货币、法律和信仰。勃兰登堡的最后一位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于1525年皈依路德教，并将骑士团剩余的土地变成了世俗的普鲁士公国[67][68]。
康拉德二世的曾孙亨利五世（1086-1125）于1111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希望获得对帝国内部教会的更大控制权，任命萨尔布吕肯的阿达尔伯特为强大的同年任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伯特开始主张教会的权力对抗世俗权威，即皇帝。这引发了“1111年危机”，成为长期授职权争议的又一章[69]。1137年，选侯们回到霍亨斯陶芬家族寻找候选人康拉德三世。康拉德试图剥夺他的竞争对手亨利的两个公国——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这导致了德国南部的战争，因为帝国被分成了两个强大的派系。韦尔夫（Welf）或归尔甫派（Guelphs）支持骄傲的亨利的韦尔夫家族，这是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王朝。魏布林根（Waiblings）或吉伯林派（意大利语：Ghibellines）的敌对派别宣誓效忠霍亨斯陶芬的施瓦本家族。在此早期，韦尔夫家族在教皇和政治特殊主义（关注公爵利益反对中央帝国权威）下普遍保持教会独立。另一方面，归尔甫派主张严格控制教会和强大的中央帝国政府[70]。
在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一世统治期间，两派于1156年达成和解。巴伐利亚公国被归还给了代表圭尔夫党的萨克森公爵亨利的儿子狮子亨利。然而1156年，奥地利的侯爵领地从巴伐利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奥地利公国[71]。
意大利北部沿海的城市如:威尼斯通过贸易致富，在教皇的支持下，越来越反对巴巴罗萨对意大利的封建统治（Honor Imperii）的主张。这些城市在伦巴第联盟中联合起来，最终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中击败了巴巴罗萨[72]。次年，皇帝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威尼斯条约中达成和解。1183年的康斯坦茨和平最终确定意大利城市仍然效忠于帝国，但在其领土内被授予地方管辖权和完全的王权[73]。
1180年狮子亨利被取缔，萨克森分裂，巴伐利亚被授予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他建立了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统治巴伐利亚直到1918年。
从1184年到1186年，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统治下的帝国在美因茨举行了五旬节会议，他的儿子亨利在米兰与西西里岛的诺曼公主康斯坦丝结婚，达到了文化顶峰[74]。封建领主的权力因任命大臣（皇帝的非自由仆人）为官员而受到削弱。正如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的学术哲学和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那样，骑士精神和宫廷生活蓬勃发展[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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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年至1250年间，腓特烈二世从他在西西里的基地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专业管理的国家。他继续征服意大利，导致与教皇的进一步冲突。在帝国，广泛的主权权力被授予教会和世俗王子，导致独立领土国家的兴起。与教皇的斗争削弱了帝国的实力，腓特烈二世被逐出教会三次。在他死后，霍亨斯陶芬王朝垮台，随后是一个没有皇帝的空位期（1250-1273）。这一空缺期随着士瓦本公爵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选皇帝而告终[76][77]。
皇帝路易四世与教皇之间的谈判失败导致1338年六位皇室亲王在伦塞发表声明，大意是所有或大多数选民的选举自动授予皇室头衔并统治帝国，而无需教皇确认。结果君主不再受到教皇的认可，变得越来越依赖选民的青睐。1346年至1378年间，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皇帝查理四世寻求恢复皇权。1356年的金玺诏书规定，所有未来的皇帝都将由一个只有七名——四名世俗和三名神职——选举人组成的选举团选出。世俗的选举人是波希米亚国王、普法尔茨选侯、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选侯，神职选举人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大主教[78]。
1347年至1351年间，德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被最严重的黑死病大流行所吞噬。据估计，它导致欧洲30%至60%的人口突然死亡，并导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混乱以及严重的宗教不满和狂热。少数群体，特别是犹太人受到指责、挑出和攻击。最终许多犹太人逃离并在东欧重新定居[79][80]。
神圣罗马帝国主要王朝列表
到1056年亨利三世统治结束时，德国领土的总人口估计约为5到600万，而在1190年腓特烈·巴巴罗萨统治后约为7到800万[81][82]。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民，通常处于封建领主和修道院的农奴制状态[70]。城镇逐渐出现，在12世纪，沿着贸易路线和帝国据点和城堡附近建立了许多新城市。这些城镇受市政法律制度的约束。像科隆这样已经获得帝国自由城市地位的城市[83]，不再对当地的地主或主教负责，而是皇帝的直接臣民，享有更大的商业和法律自由。这些城镇由一个通常是商业精英的贵族委员会统治。工匠们成立了行会，受严格的规则管理，试图控制城镇；一些对女性开放。社会已经多样化，但被划分为神职人员、医生、商人、各种工匠行会、不熟练的临时工和农民等界限分明的阶级。穷人无法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税收、公共支出、商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等问题以及公司自主权的限制引发了政治紧张局势[84]。
东向移民（Ostsiedlung）是指德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协调的移民和租用定居点结构进入萨勒河和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人和巴尔特人已经居住的领土的过程，例如现代波兰和西里西亚和在11世纪至14世纪的中世纪，向南进入波希米亚、现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帝国向东方发动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征服当地的异教徒部落[85][86]。在军队撤退后，被征服的领土大部分都失去了，但最终被并入帝国作为边区，在要塞和城堡中驻军加强边境地区，他们将确保军事控制并强制征收贡品。当代资料不支持有组织地安置平民的政策或计划的想法[87]。
洛泰尔二世从1135年起重新确立了对波兰、丹麦和波希米亚的封建主权，并任命侯爵将边境地区变为世袭封地并设立文职行政机构。移民过程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因为它发生在许多个人努力和阶段，甚至经常受到斯拉夫地区领主的鼓励。然而新社区受到德国法律和习俗的约束。定居者的总数通常相当低并且根据谁占多数，人口通常相互同化[88]。东向移民运动没有明确的原因，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然而，在1300年之后可以观察到定居运动的放缓，在14世纪，只有少数有讲德语的殖民者参与的新定居点被建立。对东向移民运动结束的解释必须包括各种因素，而无法清楚地权衡或区分它们。从1300年左右开始的气候恶化为“小冰河期”，即始于14世纪中期的农业危机。在1347年瘟疫造成的人口衰退之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破坏过程[89][88]。
荷兰商圈
威斯特伐利亚商圈
萨克森商圈
文德商圈
伯爵商圈
波美拉尼亚商圈
普鲁士商圈
立窝尼亚商圈
瑞典商圈
汉萨同盟是北欧和中欧城镇商业公会的商业和防御联盟，在中世纪晚期（12世纪至15世纪）主导波罗的海、北海和相连通航河流沿岸的海上贸易)[90]。每个附属城市都保留其主权的法律制度，除自由帝国城市外，只有有限程度的政治自治[90]。从吕贝克市和汉堡市的协议开始，行会进行合作，以加强和整合他们的经济资产，例如确保贸易路线和税收特权[91]，以控制价格，更好地保护和销售当地商品[91]。帝国内重要的商业中心，例如莱茵河上的科隆和北海的不来梅，都加入了联盟，这导致了更大的外交声望。由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各个地区的王公们都承认，他们授予了有利的特许状，通常是排他性的商业经营[92]。在其鼎盛时期，该联盟在西至伦敦和爱丁堡、东至诺夫哥罗德和挪威卑尔根之间的几乎所有城市都设有贸易站和联络点。到14世纪后期，强大的联盟在必要时通过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其利益。这在1361年至1370年与主权丹麦王国的战争达到了高潮。汉萨同盟的主要城市仍然是吕贝克，1356年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宣布了其官方结构[93][94]。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15世纪中叶后，随着英、俄、尼德兰等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汉萨同盟转衰，最终于1669年解体。
从中世纪早期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日耳曼法律规定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从属和从属的地位。作为德国土地法律依据的萨利克法，妇女在财产和继承权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日耳曼寡妇需要一名男性监护人在法庭上代表她们。与盎格鲁-撒克逊法或西哥特法典不同，萨利克法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社会地位基于军事和生物学角色，这一事实在与新生儿相关的仪式中得到证明，当时女婴的价值低于男婴。直到18世纪，巴伐利亚法律才允许对妻子使用武力[95][96]。
在中世纪，一些有钱人的女性宣称她们的影响力，通常是在宫廷或修道院环境中。宾根的希尔德加德、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和阿古拉·冯·格伦巴赫都是在医学、音乐创作、宗教写作、政府和军事政治等不同领域追求独立成就的女性。
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098-1179年）撰写了几部有影响力的神学、植物学和医学著作，以及信件、礼仪歌曲、诗歌，以及可以说是现存最古老的道德剧《虚拟秩序》，同时监督了辉煌的微型照明。大约100年后，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成为恋歌诗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们是中高地德语的抒情诗人。
1439年左右，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腾堡使用活字印刷术发行了古腾堡圣经。他是印刷机的全球发明者，从而开启了印刷革命。廉价印刷书籍和小册子在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传播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约在15世纪到16世纪的过渡时期，来自纽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20多岁时就在欧洲确立了他作为画家、版画家、数学家、雕刻家和理论家的声誉，并确立了他作为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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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嘉·冯·宾根（1098–1179） -
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c. 1170–1230） -
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c. 1193–1280） -
约翰内斯·谷登堡（c. 1398–1468） -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 -
蒂尔曼·里门施奈德（c. 1460–1531） -
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1494–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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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近代（1493－1648年）
| “ | 教皇没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和权力，他只能赦免凭自己的权力或教会法加于人们的惩罚。教皇除宣告或证明罪孽已由神赦免外，他本人不能赦免任何罪过。 | ” |
|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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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93年至1519年在位期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各等级（有时是他的反对者，有时是他的合作者）、他的官员和他的人文主义者共同努力，改革了帝国。建立了最高法院的双重制度（帝国枢密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帝国宫廷法院（Reichshofrat）），以及正式的罗马法接收[97][98][99][100]；帝国议会（Reichstag）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和最高的法律和宪法机构，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维护帝国的保证[101][102]；永久地块(德语：Ewiger Landfriede）于1495年宣布，区域联盟和工会提供支持结构，同时创建了帝国行政圈（Reichskreise)，其目的是组织帝国军队、征税和执行帝国命令机构[103][104][105]。帝国和宫廷衡平机构合并成为决定性的政府机构[106][107]；马克西米利安创建的国土佣仆（Landsknechte）成为帝国军队的一种形式[108]；国家政治文化开始出现[109]，德语开始形成统一的形式[110][111][112]。然而，政治结构仍然不完整和零散，主要是由于等级制度抵制的普通便士（一种帝国税）的失败[113]。但是，通过皇帝和等级之间的许多妥协，一个灵活的、面向未来的问题-帝国的解决机制以及皇帝与等级共享权力的君主制一起形成[114][b]。改革是否也等同于（成功或不成功的）国家建设过程仍然是一个争论[113]。
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在14世纪的灾难之后逐渐发展，因为宗教服从和政治忠诚度在大瘟疫、教会分裂和长期王朝战争之后下降。城市的兴起和新市民阶级的出现侵蚀了封建主义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秩序。
商业精英在德国南部快速发展的城市（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商业企业，其中最显赫的家族是戈森布特家族（Gossembrot）、福格家族、韦尔瑟家族、霍赫施泰特家族、因莫霍特家族（Imholt）等。作为主要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金融家，这些家族从根本上影响了15和16世纪帝国的政治事务。日益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也激起了骑士和农民的社会不满，掠夺性的“强盗骑士”变得普遍。
从1438年起，哈布斯堡王朝在1526年国王路易二世去世后获得了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公国的东南部帝国的控制权，成功地永久占据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直到1806年（与1742年至1745年之间的年份除外）。
一些欧洲范围内的革命诞生于帝国：马克西米利安建立的第一个现代邮政系统（由塔克西斯家族管理）与古腾堡发明的印刷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一场通信革命–帝国分散的性质使审查变得困难，这与新的通信系统相结合以促进自由表达，从而提升文化生活。该系统还帮助当局传播命令和政策，增强整个帝国的凝聚力，并帮助路德这样的改革者有效地传播他们的观点和相互沟通，从而为宗教改革做出贡献。
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改革，特别是他对国土佣仆制度的发展，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使骑士阶层崩溃，并在他死后不久传遍了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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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为反对赎罪券买卖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后来在1517年他发起德国宗教改革。
1519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即位。他不单要对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还要卷入对法国及教宗的长期战争，导致他在帝国的地位被削弱而无力阻止宗教改革。
1522年至1526年间，在帝国的某些城市和地区流传着路德的学说。宗教改革由君主执行，而由于皇帝的弟弟费迪南一世不能容忍路德的教徒，对此支持新教的领主还一度游行示威。14世纪农民就因为生活困苦而爆发起义，在宗教改革期间的1524年至1526年，甚至发展为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弗兰肯豪森的地主被废除。
1545年在特伦特会议发起的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由学术宗教耶稣会教团带头，该教团仅在五年前由洛约拉伊格内修斯周围的几位神职人员创立。它的目的是通过道歉和争论性的著作和法令、教会重组、战争和帝国政治策略来挑战和遏制新教改革。1547年，皇帝查理五世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击败了新教统治者的军事联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555年随后召开了奥格斯堡帝国会议，由此出台的奥格斯堡和约颁布了承认路德教信仰和帝国宗教分裂的法令。它还规定了统治者在其公国确定官方信仰的权利（教随君定——“Cuiusregio，eiusreligio”）。反宗教改革最终未能重新整合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路德教国家。1608/1609年，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成立。
几乎完全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起源于天主教和新教派系之间未解决且反复出现的冲突，至今仍存在广泛争议。天主教皇帝斐迪南二世试图实现帝国的宗教和政治统一，而反对的新教联盟势力则决心捍卫自己的宗教权利。宗教动机成为各种领土和外国亲王的普遍理由，他们在几个阶段加入了两个交战方中的任何一个，以获取土地和权力[116][117]。
波希米亚新教贵族反对马蒂亚斯皇帝的继承政策引发了冲突。在白山战役中的帝国胜利和短暂的和平之后，在1625年至163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630年至1648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法国统治下，战争发展成为一场欧洲政治冲突。黎塞留主导法国从1635年到1648年介入了这场战争。冲突逐渐演变成法国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争夺欧洲统治地位的斗争，帝国的中部领土成为了战场[118]。
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战争之一，因为三年持续的战争和破坏使这片土地遭到破坏。掠夺的军队不断地掠夺农村，对城市征收重税，并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的粮食储备。还有无数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生病的，无家可归的，受干扰的人和残废的士兵。由于大流行性谋杀和随机强奸和杀戮、地方性传染病、作物歉收、饥荒、出生率下降、肆无忌惮的入室盗窃、猎巫和受惊的人的移民，总体社会和经济混乱导致人口急剧下降。估计从1618年的1600万人下降38%到1650年的1000万人，从2000万下降到1600万人仅20%。阿尔特马克和符腾堡地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需要几代人才能完全恢复[116][119]。
这场战争是欧洲大陆最后一次重大的宗教斗争，并于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它增加了神圣罗马帝国各组成国的自治权，限制了皇帝的权力。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被割让给法国，西波美拉尼亚和不来梅-韦尔登作为帝国封地被给予瑞典，同时，尼德兰和瑞士正式离开了德国[120]。
到16世纪中叶，德国人口达到约2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新教改革是扫盲和新印刷机的胜利[121]。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是提高识字率的决定性推动力，刺激了宗教书籍和小册子的印刷和发行。从1517年起，宗教小册子充斥着德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媒体革命，到1530年，出版了超过10,000部个人作品，总发行量达到1000万份。路德通过描绘“好”教会对抗“坏”教会来加强他对罗马的攻击。很快就很清楚，印刷品可以用于宗教改革中特定议程的宣传。改革作家使用改革前的风格、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并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项目[122]。特别有效的是路德的小要理问答，供父母教孩子使用，大要理问答，供牧师使用[123]。他们使用德国方言以更简单、更个人化的三位一体语言来表达使徒信经。新翻译的圣经和许多单张中的插图普及了路德的思想。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是维滕贝格的伟大画家，是路德的密友，为大众观众阐释了路德的神学。他戏剧化了路德关于旧约和新约之间关系的观点，同时注意路德对视觉图像的正确和不当使用的仔细区分[124]。
路德对圣经的德语翻译对德语及其从早期新高地德语到现代标准的演变也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圣经促进了非本地语言形式的发展，并使所有说话者都接触到来自他们自己地区之外的德语形式[125]
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著名的博学家包括：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现代密码学的创始人之一，隐写术的创始人，以及作为知识分支的书目和文学研究[126][127][128]；康拉德·塞尔特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德国制图作家，“最伟大的抒情天才，当然也是德国人文主义最伟大的组织者和普及者”[129][130][131][132]；阿塔那修斯·基尔学，被Fletcher描述为“地质学（当然是火山学）、音乐学、博物馆策展人、科普特学等多个学科的奠基人——今天可能被认为是第一个“万有引力理论家和动画电影的长期鼻祖（他的魔术灯表演）。此外，通过他的许多热情，他是其他人在标志着后期文艺复兴的迅速扩大的知识视野中追求的管道[133]。”;还有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即使不是最伟大的“万能天才”，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34][135]。
1515年，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宫廷天文学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天文学家康拉德·海弗格尔制作了第一张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平面球，也是第一张印刷的天体图。这些地图激发了整个欧洲对铀测量领域的兴趣[136][137][138][139]。
来自魏尔代施塔特的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是经验和理性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通过严格应用科学方法的原理，他解释了他的行星运动定律。他的思想影响了当代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伽利莱，并为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力学原理[140]。
近代早期的德国科学家、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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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 -
奥托·冯·格里克（1602–1686） -
伊丽莎白公主 (普法尔茨)（1618–1680） -
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冯·格里梅尔斯豪森（1621/22–1676） -
阿塔纳奇欧斯·基尔学（1602 – 1680） -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1716） -
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切恩豪斯（165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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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到现代（1648年－1815年）
| “ | 可以说，两万普鲁士人打败了五万法国人和德国人。既然我人民的荣耀和荣誉得到了拯救，我就可以心满意足地进入坟墓了。...上帝永远与更强大的军队同在。 | ” |
| ——腓特烈二世，1760年[141] | ||
1415年，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将勃兰登堡赐给武将霍亨索伦的腓特烈为封国，封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称“选帝侯腓特烈”，肇始了500多年的霍亨索伦王朝。1473年“选帝侯腓特烈”第三子阿布雷希特三世为选帝侯时立规，勃兰登堡选帝侯称号属直系继承，非长子也有继承权，领地不得分割。据此，其长子约翰·西塞罗成为选帝侯。1525年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宣布停止附庸于罗马教廷，公开改信信义宗，将骑士团领地世俗化，建立普鲁士公国[142]。1618年，也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侯国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透过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爱女安娜的政治婚姻，担任普鲁士公爵，创造了勃兰登堡-普鲁士[142][143]。
在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统治时期（1640年-1688年）日趋强盛[144]，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神圣罗马帝国为了换取普鲁士的支持，将普鲁士公国升为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一世在柯尼斯堡被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自此普鲁士作为一个王国才正式存在。
被称为士兵国王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13年至1740年在位，他为高度集中的普鲁士国家建立了基础，并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军队[144]。德国的总人口（在其1914年的领土范围内）从1700年的1600万增长到1750年的1700万，直到1800年达到2400万。18世纪的经济显著受益于科学方法的广泛实际应用，因为更高的产量和更可靠的农业生产和卫生标准的引入对出生率-死亡率平衡产生了积极影响[145]。
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败于法军，被迫在1795年同意法国兼并莱茵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年即位）于1806年10月再度参加反法战争，随即在耶拿惨败于拿破仑，被迫逃往柯尼斯堡。1807年普鲁士和法国在涅曼河的提尔西特缔结和约，普鲁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普属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并赔款1.3亿法郎。
改革是为了活跃共同精神和公民意识，利用沉睡和被误导的力量以及分散的知识……恢复对祖国 、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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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惨败后，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史称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 ，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1809年在柏林创办腓特烈·威廉大学（今柏林大学），同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奥古斯特·奈德哈特·冯·格奈森瑙和赫尔曼·冯·博延开始对普鲁士军队进行改革。格奈森瑙明确表示，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一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即普鲁士必须将其发展基础置于“武器、知识和宪法三者之上”。此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日耳曼民族意识抬头，许多将“德意志”称作一个国家名称（德意志兰）的说法开始浮现了出来[146]。1812年冬，拿破仑军队自俄国败退，普鲁士遂于次年再度参加反法同盟，于1813年3月17日对法国宣战，10月24日，普、奥、俄三国联军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指挥下在莱比锡大败法军。1815年普军在滑铁卢再度击败法军。根据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调整，普鲁士疆域自梅梅尔河延至莱茵河，成为德意志邦联内德语居民占优势的两大强国之一，以及欧洲列强之一[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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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在历史上有大量利益纠葛，1477年8月18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迎娶勃艮第公爵独女勃艮第的玛丽，由此拥有了自法国北部至荷兰、比利时的领地。1496年，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迎娶西班牙女王储胡安娜，开创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因而除了拥有奥地利世袭领土外，哈布斯堡王朝还统治了低地国家（1482-1794）、西班牙（1504-1700）和神圣罗马帝国（1438-1806）。在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下，所有这些土地被集中在了一个共主邦联下。哈布斯堡王朝向西欧的扩张日益导致与法兰西王国的边界紧张，法兰西王国发现自己被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包围。这成为了随后两个大国之间数次冲突[c]的起因。
在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为了为了扩大领土同时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他占领了此前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1670年），并吞并了阿尔萨斯的其余部分（1678-1681年），其中包括自由的帝国城市斯特拉斯堡[147]。在九年战争开始时，他还入侵了普法尔茨选侯国（1688-1697）[145]。路易斯建立了许多法院，其唯一职能是重新解释历史法令和条约，尤其是支持他的征服政策的《奈梅亨条约》（167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他认为这些法院的结论，即“联合”（法语：Réunion），是他无限兼并的充分理由。路易十四的军队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行动基本上没有遭到反对，因为所有可用的帝国特遣队都在大土耳其战争中在奥地利作战。1689年的大同盟拿起武器对抗法国，并反击路易的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冲突于1697年结束，双方同意在双方都意识到在军事上无法取得全面胜利后进行和平谈判。《里斯维克条约》规定将洛林和卢森堡归还帝国，并放弃法国对普法尔茨的主张[148]。
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哈布斯堡东西部分的衰落以及法国的崛起而告终，法国在太阳王的统治下达到了文治武功的巅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1700年卡洛斯二世去世后绝嗣，西班牙王位由法国波旁王室获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1740年失去男性继承人，最终通过与洛林公爵联姻而得以延续，并更名为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到了16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对欧洲列强的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船只横扫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威尼斯属地，奥斯曼支持的巴巴里海盗在马格里布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新教改革、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抗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众多内战使基督徒从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中分心。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与波斯萨法维帝国抗衡，并在较小程度上与马穆鲁克苏丹国抗衡，后者被击败并完全并入帝国。最初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取得了重大进展，它在在莫哈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匈牙利王国就此亡国，其三分之一（中部）的领土成为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7、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分别离开了奥地利帝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唯一稳固的财产。
1683年，在维也纳从围困中解救出来并即将被土耳其军队占领之后，次年成立的神圣同盟联合部队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遏制，并重新征服了匈牙利1687年[149]。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威尼斯共和国和自1686年以来的俄罗斯在教皇英意诺增爵十一世的领导下加入了联盟。在利奥波德一世皇帝手下服役的萨伏依的欧根亲王于1697年取得最高指挥权，并在一系列壮观的战斗和演习中果断地击败了奥斯曼帝国。1699年的卡罗维茨条约标志着土耳其战争的结束，欧根亲王继续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担任战争委员会主席。在1716-18年的奥土战争期间，他结束了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大部分领土国家的统治。帕萨罗维茨条约使奥地利得以在塞尔维亚和巴纳特自由建立皇家领地，并在东南欧保持霸权，未来的奥地利帝国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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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以其军事天才和对高度组织化军队的独特利用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国之一以及在最后一刻逃脱几乎肯定的国家灾难而闻名。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他构想并推广了开明专制主义的概念。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创造了光荣的战士和有成就的领袖的浪漫形象，直到1945年及以后，他一直是侵略性德国军国主义的英雄榜样[152][153]。
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成功地在1740年至1748年的战争中为她带来了有利的结局，以承认她的王位继承。然而，由于西里西亚战争和七年战争，西里西亚永久地输给了普鲁士。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规定奥地利和萨克森必须放弃对西里西亚的所有主权要求。其领土几乎翻倍的普鲁士最终被公认为欧洲大国，其结果是下个世纪的政治从根本上受到德意志二元、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中欧霸权的影响[154]。
开明的专制主义的概念，虽然被贵族和公民拒绝，但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被提倡并自1763年开始实施。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一篇文章中为这一想法辩护，并认为仁慈的君主只是国家的第一个仆人，谁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行使他的绝对政治权力。一些法律改革（例如废除酷刑和解放农村人口和犹太人）、重组普鲁士科学院、对男孩和女孩实行义务教育和促进宗教宽容等[155]。
1772年至1795年期间，普鲁士通过占领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西部领土煽动瓜分波兰。奥地利和俄罗斯决定收取剩余的土地，波兰由此亡国，直到一战后的1918年才得以重建[156]。
18世纪中期，腓特烈大帝带领普鲁士与女大公玛利亚·泰瑞莎领导的奥地利爆发三场西里西亚战争，争夺中欧西里西亚地区（今波兰西南部）主权。第一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隶属奥地利领地继承权战争，普鲁士与他国结盟，力图夺取奥地利领土。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属七年战争，奥地利带领盟国企图瓜分普鲁士。
三场战争都没有直接导火索，普鲁士以数百年前王朝拥有部分西里西亚充当战争借口，现实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也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玛利亚·泰瑞莎凭借《1713年国事诏书》继承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权引发争议，为普鲁士增强实力对抗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竞争对手创造条件。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三场战争都以普鲁士胜利告终，其中第一次就导致奥地利向普鲁士割让绝大部分西里西亚。普鲁士经过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成长为欧洲新大国，是日耳曼占领先地位的新教国家。奥地利身为天主教强国面对日耳曼小国却一败再败，严重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声望。
较小的德意志邦国被普鲁士和奥地利所掩盖。巴伐利亚有农村经济。萨克森州的经济状况良好，尽管多次战争造成了损失。在普鲁士在德国迅速崛起的时期，萨克森被外交事务分心。韦廷家族专注于获得并保持波兰王位，但最终没有成功[157]。
德国许多较小的州由主教管理，他们实际上来自强大的贵族家庭，对宗教缺乏兴趣。虽然后来的教会统治者都没有达到美因茨的约翰·菲利普·冯·舍恩伯恩或明斯特的克里斯托夫·伯恩哈德·冯·盖伦那样的杰出声誉，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像维尔茨堡和班贝格的仁慈和进步的弗朗茨·路德维希·冯·厄塔尔一样促进了启蒙运动[158]。
在黑森-卡塞尔伯爵腓特烈二世在1760-1785年间作为一个开明的暴君统治，并通过向英国租用士兵（被称为“黑森佣兵”）来帮助打美国独立战争来筹集资金。他将启蒙思想与基督教价值观、集中控制经济的摄影师计划以及外交上的军国主义方法相结合[159]。
汉诺威不必支持奢华的宫廷——它的统治者也是英格兰国王，居住在伦敦。1760年至1820年的选侯（统治者）乔治三世从未访问过汉诺威。管理国家的当地贵族于1737年开设了哥廷根大学。它很快成为世界级的知识中心。巴登可能是小州中最好的政府，卡尔·腓特烈统治了73年（1738-1811年）并且是启蒙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他在1783年废除了农奴制[160]。
较小的国家未能相互结成联盟，最终被普鲁士击败和吞并[161]。1807年至1871年间，普鲁士以最低限度的抗议吞并了许多较小的国家，然后继续建立德意志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变得过于异类，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到了1930年代，它已成为一个不重要的行政外壳[162]。
农民继续将他们的生活集中在村里，他们是一个法人团体的成员，并帮助管理社区资源和监督社区生活。在东方，他们是被永久束缚在一块土地上的农奴[163]。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由佃农负责，他们向通常是贵族的地主支付租金和义务服务。农民领导监督田地、沟渠和放牧权，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并支持一个处理轻微罪行的村法院。在家庭内部，族长做出了所有决定，并试图为他的孩子安排有利的婚姻。大部分村庄的公共生活以教堂礼拜和圣日为中心。在普鲁士，农民抽签选择军队需要的应征入伍者。贵族为他们控制的村庄处理外部关系和政治，通常不参与日常活动或决策[164][165]。
农奴解放发生在1770-1830年，从1780年的石勒苏益格开始。农民现在是前农奴，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买卖土地，自由活动。贵族们暂时批准他们可以购买农民拥有的土地。主要改革者是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他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思想[166]。农奴制的终结提高了农民的个人法律地位。成立了一家银行，以便地主可以藉政府资金向农民购买土地（直到1850年，农民才被允许用它藉钱购买土地）。结果是大地主获得了更大的地产，许多农民成为无地佃户，或迁往城市或美国。其他德国国家在1815年后效仿普鲁士。与法国大革命中以土地改革为特征的暴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和平处理了它。在石勒苏益格、受启蒙影响的农民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其他地方，他们基本上是被动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习俗和传统基本上没有改变，包括尊重贵族的旧习惯，他们的法律权威对村民来说仍然相当强大。尽管农民不再像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同一块土地上，但东普鲁士古老的家长式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
1770-1870年间德国西北部的土地改革是由进步的政府和地方精英推动的。他们废除了封建义务，将集体所有的公地分成私有地块，从而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率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和人口增长，加强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因为富裕的农民获得了以前的大部分公地，而农村无产阶级没有土地；许多人前往城市或美国。同时，公有土地的分割起到了维护贵族和农民之间社会和平的缓冲作用[167]。在东部，农奴得到了解放，但容克阶级维持了其庞大的庄园并垄断了政治权力[168]。
1750年至1850年间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视地区而定）是传统的“全屋”（德语：ganzes Haus）体系的终结，在该系统中，业主的家人与他雇用的仆人和工匠一起住在一栋大建筑中[170]。他们重新组织成独立的生活安排。屋主的夫人不再负责全屋各户的所有女性。在新制度下，农场主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以盈利为导向。他们按照技术、科学和经济的要求管理田地和家庭外部。农场主妇监督家庭护理和家庭内部，适用严格的清洁、秩序和节俭标准。结果是以前的城市资产阶级价值观传播到德国农村[171]。
较小的家庭现在靠工资分开生活。他们必须提供自己的监督、健康、教育和老年生活[172]。同时，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孩子的数量要少得多，从而可以更加关注每个孩子。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重视自己的隐私和向内的方向，与工作世界失去了过于紧密的联系。此外，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身体上、心理上和政治上变得更加分离。这使得工人阶级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它还允许工人阶级的宗教信仰下降，他们不再受到日常监控[173]。
贵族代表了典型的早期现代基督教欧洲王国的第一个等级，德国也不例外。帝国的多元化特征也适用于其贵族，他们在权力和财富、思想、野心、忠诚和教育方面大相径庭。但是，帝国贵族、皇帝的直属附庸和领地贵族之间存在区别，他们从亲王那里获得了封地。自中世纪末期以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下降而陷入贫困。在日益复杂的经济中，他们努力与城市的贵族和商人竞争。三十年战争标志着这些贵族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他们掌握了主动权，并了解高等教育对于在战后领土管理中获得丰厚职位的要求。在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土地上，庄园管辖制度保障了被称为容克斯的地方领主几乎普遍的法律权力和经济自由，他们不仅统治着地方，而且统治著普鲁士宫廷，尤其是普鲁士军队。1815年以后，设在柏林的普鲁士中央集权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贵族的权力，就对农民的控制而言，贵族几乎是绝对的。为帮助贵族避免负债，柏林于1809年设立信贷机构提供资本贷款，并于1849年将贷款网络扩展到农民。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容克贵族控制了陆军和海军，官僚机构和王室；他们通常参与制定政府政策。
自18世纪中叶对启蒙思想的认识和应用以来，更高的文化、知识和精神标准导致了音乐、哲学、科学和文学方面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是德国启蒙运动理性主题的先驱作家，并将德语确立为哲学推理、学术指导和研究的语言[174]。
1685年，普鲁士侯爵腓特烈·威廉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后一周内发布了波茨坦敕令，法王的敕令废除了1598年对新教徒自由宗教活动的特许权。腓特烈·威廉提供了他的同宗教信徒，他们因为神圣福音及其纯正教义而受到压迫和攻击……在我们所有的土地上提供一个安全和自由的避难所[175]。大约20,000名胡格诺派难民立即涌入并在城市定居，其中40%居住在柏林，仅公爵府。柏林的法国中学成立于1689年，到17世纪末，法语取代了拉丁语，在国际外交中普遍使用。普鲁士和德国各个国家的贵族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在公共对话中使用法语，并结合普遍的有教养的礼仪。与其他任何德国国家不同的是，普鲁士拥有应用泛欧启蒙思想以发展更理性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机会和技能[176]。萨克森诸侯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财政、行政、司法、教育、文化和一般经济改革。该国强大的城市结构和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为改革提供了帮助，他们按照经典的启蒙原则对1789年之前的萨克森进行了现代化改造[177]。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03）在哲学和诗歌领域开辟了新天地，他是原始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魏玛古典主义（德语：Weimarer Klassik）是一场以魏玛为基地的文化和文学运动，旨在通过综合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想来建立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从1772年到1805年，这场运动涉及赫尔德以及博学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和诗人兼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赫尔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这体现在其语言和文化中。这使德国语言和文化的推广合法化，并帮助塑造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席勒的戏剧表达了他这一代人的躁动精神，描绘了主人公与社会压力和命运力量的斗争[178]。
德国音乐由上流社会赞助，在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约瑟夫·海顿（1732-1809）和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的领导下发展壮大[179]。
柯尼斯堡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试图调和理性主义与宗教信仰、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康德的著作包含基本的张力，这些张力将继续塑造德国思想——实际上是所有欧洲哲学——直到20世纪[180][181]。启蒙运动的思想及其实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认可，是文化广泛进步的主要原因[182]。
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起初是喜忧参半。德国知识分子庆祝革命爆发，希望看到理性和启蒙运动的胜利。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谴责推翻国王以及自由、平等和博爱观念的传播受到威胁。到1793年，法国国王的处决和恐怖袭击的爆发使Bildungsbürgertum（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理想幻灭。改革者说，解决办法是相信德国人有能力以和平方式改革他们的法律和制度[183]。
围绕法国传播其革命理想的努力和反动皇室的反对，二十年的战争使欧洲饱受折磨。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战争于1792年爆发，但在瓦尔米战役中被击败。德国土地上看到军队来回行进，带来了破坏（尽管规模远低于近两个世纪前的三十年战争），但也为人民带来了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新观念。普鲁士和奥地利结束了与法国的失败战争，但与俄罗斯在1793年和1795年瓜分了波兰[184]。
法国控制了莱茵兰，实行了法式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宪法，促进了宗教自由，解放了犹太人，向有才华的普通公民开放了官僚机构，并迫使贵族与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分享权力。拿破仑创建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1807-1813）作为模范国家。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永久性的，并使德国西部地区现代化。当法国人试图强加法国的控制时，德国人的反对声势越来越强烈。1804年5月18日，拿破伦称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纠合英国，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1805年，同盟军入侵法国的盟国巴伐利亚，另一只同盟军进攻拿破仑控制的意大利。拿破仑自本土挥军渡过莱茵河。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法、俄、神圣罗马三国皇军打了一场“三皇会战”。法军不但守住巴伐利亚，更攻入神圣罗马帝国的摩拉维亚，同时将同盟军赶出意大利，并在普鲁士境内打败俄国援军。12月16日，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签订《普雷斯堡和约》。和约签订后，拿破仑成立以自己为护国公的莱茵邦联，以整固自己在德意志地区的盟友。1806年7月12日，在拿破仑的威逼利诱下，原来的16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邦签订《莱茵邦联条约》（Rheinbundakte），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加入邦联。同时，拿破仑对奥皇弗朗茨二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并且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等称号。最后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的称号，仅保留奥地利的帝号，持续了844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软弱统治下（1786-1797），普鲁士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衰退。他的继任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在第三次联盟战争和法国皇帝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和重组德国公国期间保持中立。1806年10月，在女王和亲战党派腓特烈·威廉的怂恿下，他加入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轻松击败了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柏林。普鲁士失去了最近在德国西部获得的领土，其军队减少到42,000人，不允许与英国进行贸易，柏林不得不向巴黎支付高额赔款并资助法国占领军。萨克森改变立场支持拿破仑并加入莱茵邦联。统治者腓特烈·奥古斯都一世被授予国王头衔，并从普鲁士获得了一部分波兰，后来被称为华沙公国[185]。
1812年拿破仑在俄罗斯的军事惨败后，普鲁士与俄罗斯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结盟。随后发生了一系列战斗，奥地利加入了联盟。拿破仑在1813年末的莱比锡战役中被彻底击败。莱茵联邦的德国各州叛逃到反对拿破仑的联盟，后者拒绝了任何和平条款。联军于1814年初入侵法国，巴黎陷落，拿破仑于4月投降。奥地利和普鲁士作为反拿破仑战争的获胜者，在之后的裁决上获得了大量的领土补偿[145]。
从梅特涅到俾斯麦（1815年－1871年）
| “ | 为了挽救他的民族，他甚至必定愿意去死，以使他的民族能生存下去，使他在他的民族中能过他向来就想过的独一无二的生活……这种真正的、不单纯是一时的追求的爱，永远不会附着于暂时的东西，而是只在永恒的东西中觉醒、燃烧和安眠。 | ” |
|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年[186] | ||
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发生数次战争，加上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传播，德意志民族主义逐步觉醒。在法军占领普鲁士期间，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发表了十余场演讲（收录于《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大大鼓舞了德意志的仁人志士。此外，拿破仑一世第一次将邦国林立的中德地区统一并入莱茵邦联，虽然后者是法国的附庸国，但这是该地区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存在。拿破仑战争后，列强重新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1814年的《巴黎和约》第6条提到了德意志邦联国家的建立。欧洲政治家在奥地利梅特涅亲王的领导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组织欧洲事务。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中相关法案通过，德意志邦联宪法生效，正式确定了德意志邦联的成立[187]。1815年这次维也纳会议商定的政治原则包括恢复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团结一致，以镇压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想。
1819年，一名学生激进分子暗杀了曾嘲笑自由派学生组织的反动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在德意志联邦为数不多的主要行动之一中，梅特涅亲王召集了一次会议，发布了压制性的卡尔斯巴德法令，旨在镇压自由派对德国各州保守政府的煽动。该法令终止了迅速衰落的民族主义兄弟会（德语：Burschenschaften），罢免了自由派大学教授，并扩大了新闻审查。这些法令开始了“对煽动者的迫害”，这是针对被指控传播革命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个人。受迫害者包括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出版商约翰·约瑟夫·戈尔雷斯和“体操之父”路德维希·雅恩。
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该同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统一的德国国家、统一的货币、法律制度和政府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
1848年巴黎的二月革命推动德国城邦的三月革命的发生。在奥地利发生巷战。3月13日梅特涅下台并逃亡到英国。费迪南一世于1848年4月批准新宪法通过并且允许民间组建武装力量。在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拉夫地区爆发起义，但很快被镇压。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四世迫于民间压力，修改宪法并且承认人民有集会和言论自由。至于小城邦，如巴登就试图通过任命自由派分子组成政府这一策略来避免革命。但随着革命进一步升级，正是萨克森和巴登成为激进民主革命的中心。
5月初所有城邦进行选举，推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但只有六个城邦进行直选。在国会里既有保守的保皇党也有自由党和共和党人。工人和农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代表。5月18日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国家元首领导。诸侯也承认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公务员，有名无实。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需要划定未来德国的国界。刚开始有人提出大德意志方案。但后来还是决定采用小德意志方案，建立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德国。
1849年3月28日，经过长时间讨论，保罗教堂宪法终于通过，宪法规定，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立法部门是帝国议会，领导中央政府的则是世袭皇帝。该宪法是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的基础。选举权被进一步确定。
4月2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逊位后，各城邦都从法兰克福撤回代表。德累斯顿和巴登为了推行宪法发生革命，但最后被镇压。少数代表拒绝被召回并且在斯图加特举行进一步会议。最后一场革命发生在7月23日拉斯斯塔德。宪法永远失效。很多人由于受到政治迫害而逃亡到美洲。
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普鲁士必须集中力量，而且维持力量以待适当时机，这时机来临了好几次，也离开好几次了。自从维也纳诸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划分得太差了，不利于健全政治。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和1849年的重大过失——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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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威廉一世即位。1862年他因军事改革所需预算及税收问题与国会发生冲突，本拟退位，但在前驻法大使俾斯麦的建议下收回成命。俾斯麦表示支持军事改革，并称若任命他担任首相，他将不惜一切强行推行陆军改革和新兵役制度。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麦出任首相，这标志着德国统一进程的开始。
普鲁士
奥地利
奥地利盟友
普鲁士盟友
中立
共治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与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麦创造一个外交环境使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战争的前奏大致发生在法兰克福，两个国家都在议会上宣布自己是德意志诸国的代言人。1866年4月，佛罗伦萨的普鲁士代表同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保证在对奥战争中相互帮助。次日，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代表提出计划，希望订立国家宪法，建立直选议会，提供普选权。德意志自由派对于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的关系早有所见（俾斯麦哄骗和欺凌议会代表），因此自然对此计划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只是增强普鲁士实力的手段，而非一个先进的改革方案[189]。
1866年4月，意大利军队在蒂罗尔和威尼斯边境活动的消息传到维也纳，关于宪法的争论陷入搁置。奥地利政府下令在南部地区进行局部动员；意大利则以全面动员作为回应。虽然多方呼吁理智思考和行动，意大利、普鲁士和奥地利继续向着开战前进。5月1日，威廉将普鲁士军队指挥权交予冯·毛奇，而他次日也开始进行全面动员[190]。
在议会中，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称Mittelstaaten，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支持在邦联内彻底解除动员。这些国家拒绝俾斯麦的软硬手段，不愿支持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图。普鲁士战争内阁也意识到在德意志诸国中他们唯一的盟友是两个靠近勃兰登堡的小国梅克伦堡-什未林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而这两个国家基本没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他们还意识到普鲁士只有意大利一个外国盟友[191]。
对于普鲁士的强硬策略的反对还在其他社会和政治团体中浮现出来。在德意志诸国，市议会、支持统一的自由派议会成员和商会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任何战争。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冲突只事关王朝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公民”和“中产”利益则完全无关。普罗大众同样反对普鲁士的霸权。莱茵河流域的天主教人口（尤其在多元化的科隆地区和人口诸多的鲁尔河谷地）继续支持奥地利。至晚春，大多数重要国家都反对柏林通过武力重新规划德意志的企图。普鲁士内阁认为德国的一统事关权力，以及谁能够有使用这一权力的力量和意志。同时，法兰克福议会的自由派认为德国的一统是相互协商的过程，将会导致权力在多方之中的分配[192]。
虽然许多德意志国家开始站在奥地利一方，它们却采取防御性的态度，对普鲁士军队没有有效地运用自主权。奥地利军队由此要面对在科技上领先的普鲁士军队，支持它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承诺给予援助，但来得太晚且不足[193]。更为复杂的是，意大利在南部边境的动员使奥地利需要从普鲁士方面调动一部分兵力，在威尼托和亚得里亚海开启第二战场，参与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94]。在萨多瓦村庄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持续一日，以普鲁士取得无可争议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195]。普奥战争对于德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前统御德意志地区、东西两线对抗列强长达五百年的哈布斯堡家族被彻底逐出德意志事务，同时，它失去了南德天主教国家的支持以及丰腴富饶的北意大利（伦巴第-威尼托），实力大受折损。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于次年和境内的马札尔贵族妥协，建立起脆弱而松散的二元制共主国家。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普鲁士打败奥地利，迫使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奥匈帝国；并合并数个邦（吞并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法兰克福自由市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组成北德意志邦联。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过渡组织，存在于1867年至1871年，介于德意志邦联解体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之间。
到1870年，普奥战争带来的三大启示已经变得明显。首先，通过武力，一个强国能够挑战旧的联盟和1815年建立的势力范围体系；其次，通过外交手段，有能力的领袖能够创造一个环境使敌国首先宣战，迫使“受害者”一方的盟友进行帮助；最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远超奥地利，因此它是邦联（或德意志诸国）中唯一能够保卫各国不受外部介入或入侵的国家。1866年，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德意志国家都反对普鲁士，而到1870年这些国家都被迫使或诱使同普鲁士进入相互保护的同盟。如果一个欧洲国家对其中一国宣战，所有国家都会支援受到攻击的一国。通过对欧洲政治的巧妙操控，俾斯麦创造一个外交环境，使法国成为德意志事务中的进攻一方，而普鲁士则成为德意志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196]。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和他的保守派盟友们在费尔南多七世名下重建西班牙的君主制。在此后的四十年中，列强支持西班牙王权，但1868年的事件将会进一步挑战旧的体系。在西班牙发生的革命推翻伊莎贝拉二世，而当伊莎贝拉在巴黎享受奢华的流亡生活时，西班牙的王位仍然空缺。为了寻找合适的天主教继承者，西班牙向三个欧洲王侯提出邀请，但作为区域权力协调者的拿破仑三世拒绝这三个人选。最后在1870年，摄政提议将王位交给霍亨索伦天主教分支的王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的利奥波德。史学家们将此后的骚动局面称作“霍亨索伦候选”[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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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周内，西班牙的提议成为欧洲的重要话题。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这一提议[198]。倘若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朝能够在西班牙登上王位，这便意味着在法国的两侧都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国王。这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格拉蒙起草一封言辞尖锐的最后通牒给霍亨索伦王朝的家长威廉，称倘若任何霍亨索伦王朝的王侯接受西班牙王位，法国政府将会做出回应——虽然回应本身模棱两可。利奥波德宣布退出，解除这一危机，但法国驻柏林的大使并不愿作罢[199]。他直接找到在巴特埃姆斯休假的威廉，要求他保证绝不会再让霍亨索伦王朝成员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威廉拒绝给予如此肯定的答复，此后向俾斯麦发出电报，描述法方的要求。俾斯麦利用这份电报——《埃姆斯密电》——为模板，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他将言词修改得简略而尖锐，而在法国方面的翻译之后产生更大的变更，最后激起法方的愤怒。法国公众仍然对萨多瓦的失利耿耿于怀，要求开战[200]。
在普奥战争之前和之后，拿破仑三世都尝试从双方获得土地的补偿，但作为和谈调解人的他最终一无所获。他希望奥地利能够加入一场复仇战争，并且希望其盟友（尤其是南德意志的国家诸如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也能够加入。随着1866年的协定使所有德意志国家在军事上结合到一起（虽未必情愿），这一希望最终也落空。于是，法国没能在德意志诸国的支持下打一场复仇战争，而是只能单独与所有德意志国家开战[201]。冯·罗恩对军队的改革和冯·毛奇对战略的改革相结合，在同法国的战争中起到极好的效果。普鲁士动员的速度超出法国的预期，并且其军队能够在特定的地点集中力量（与七十年前拿破仑一世的战略相似），完全压倒法国的动员。普鲁士军队有效利用其铁路网络，在到达战区时已经休息充分并做好作战准备，而法国军队则需要行军一定距离才能到达战区。经过几场战役后（尤其是在斯皮舍朗、沃尔特、马斯拉图尔和格拉沃洛特），普鲁士击败法军主力，并向重要城市梅斯和法国首都巴黎推进。1870年9月1日，他们在色当俘获拿破仑三世和他麾下的整支军队[202]。
皇帝的被俘和法军的丧失（全军前往萨尔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带来的耻辱使法国政府陷入混乱；拿破仑的反对者推翻他的政府，宣布第三共和国成立[203]。德意志最高指挥部希望法国主动议和，但新共和国拒绝屈服。普鲁士军队便合围巴黎，并将之围城至一月中旬，此间持续轰炸但无果[204]。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诸侯和军事指挥官在凡尔赛宫的镜厅拥威廉为“德意志皇帝”，由此，德意志帝国建立[205]。
1815年至1865年间，德意志联邦（不包括奥地利）的人口从2100万增加到3400万[206]，增长了约60%。与此同时，随着前工业化国家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和农业系统的低出生率和死亡率转变，人口转型发生了。随着饥荒和流行病的减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确保了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让人们可以更早结婚，生更多孩子。高出生率被极高的婴儿死亡率和1840年后大规模移民美国所抵消。1840年代移民总数为480,000人，1850年代为1,200,000人，1860年代为780,000人。上层和中产阶级首先实行节育，很快就会被普遍采用[207]。
19世纪初期，德国的封建制度慢慢解体，经过普鲁士农奴制改革，农奴从田地释放出来，为近代工业企业提供了货币资本和自由的劳动力。行会制度的削弱减少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限制，让他们容易从英国进口机器和招聘技工。这些有利的条件使20年代的手工业有了良好发展。纺织业开始利用机器。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1846年，关税同盟各邦中已经有313家纱厂和75万枚机械纺锭，而普鲁士的毛纺业中也有机械纺锭45万枚。手工生产在整个纺织业中仍占统治地位。
由于开始建立了使用焦煤的高炉和采用搅拌法炼铁等新技术，刺激了煤和铁的产量。同时，越来越多方面包括汽船及火车都使用蒸汽机。1846年，已经有1139台蒸汽机。1824年，第一艘汽轮在莱茵河上开航。1835年，第一条铁路把纽伦堡与费尔伯特连结起来。1848年，全国铁路线长达2500公里。1843年，德国工厂工人上升至70万人。可是，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仍然落后于法国和英国。
1848年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渐渐增强。期间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迅速增长。工业棉花消费量和机器织布机各增加几倍。1861年，在制造机器的工厂内的工人总数接近10万，规模不下于英国的同类工厂。1850年至1870年，德国的蒸汽机的动力由26万匹马力增加至248万匹马力，煤产量由670万吨增加至3400万吨，铁产量由21万吨增加至139万吨，钢产量由6000吨增加至17万吨，铁路线长度由5,822公里增长至18,876公里。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3.2%，超越了法国，成为了一个工业发达国家[208]。
1800年，人口以农村为主，只有10%的人居住在5,000人或更多人的社区，只有2%的人居住在100,000人以上的城市。1815年后，由于农村年轻人的涌入，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柏林从1800年的172,000人增加到1870年的826,000人，汉堡从130,000人增加到290,000人，慕尼黑从40,000人增加到269,000人，德累斯顿从60,000人增加到177,000人[209]。
起初缺乏技术基础，工程和硬件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在许多城市，新的铁路商店是技术意识和培训的中心，因此到1850年，德国能够自给自足地满足铁路建设的需求，铁路成为新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观察家们发现，即使到了1890年，他们的工程技术也不如英国。然而，1870年的德国统一刺激了合并、国有化为国有企业，并进一步快速增长[210]。与法国的情况不同，目标是支持工业化。最终，许多线路纵横交错地穿过鲁尔区和其他工业中心，并为汉堡和不来梅的主要港口提供了良好的连接。到1880年，9,400辆机车每天运送43,000名乘客和30,000吨货物[208]。
虽然没有全国性报纸，但许多邦国发行了种类繁多的印刷媒体，尽管它们很少超过地区性的意义。在一个典型的城镇中只有一两个网点，柏林和莱比锡等城市中心有几十个。观众仅限于百分之几的男性成年人，主要来自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自由派出版商大大超过保守派出版商[211]。外国政府贿赂编辑以保证良好的形象。审查很严格，朝廷发布了应该发表的政治新闻。1871年之后，俾斯麦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法，以遏制社会主义者和敌对的编辑。编辑侧重于政治评论、文化、艺术、高雅文化和流行的连载小说。杂志在政治上更具影响力并吸引了知识分子作家[212]。
19世纪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深受法国大革命和伟大诗人和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戈特霍尔德·莱辛（1729-178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启发。狂飙突进运动被接受，情感得到自由表达，以回应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伊曼纽尔·康德的范式转变彻底改变了哲学原理和方法。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从古典音乐到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他以允许显着扩展音乐形式和结构的方式使用音调架构，立即被认为为音乐带来了新的维度。尤其是他后来的钢琴音乐和弦乐四重奏，展示了通往一个完全未被探索的音乐世界的道路，并影响了弗朗茨·舒伯特和罗伯特·舒曼（1810-1856）。在歌剧中，卡尔·玛丽亚·冯·韦伯（1786-1826年）首先成功地实现了一种在民俗语境中结合超自然恐怖和情节剧情节的新浪漫主义氛围，并由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在他的《尼伯龙根大指环》中完善。格林兄弟（1785-1863和1786-1859）将民间故事收集到广受欢迎的格林童话中，并被列为德国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们发起了《德语词典》的工作，这成为了最德语综合工作[213]。
大学教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特别是在以历史和语言学为主导的人文学科方面，为政治史、神学、哲学、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历史视角。与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亚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哲学上，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在神学和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在历史上成名。柏林大学成立于181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例如，冯兰克将历史专业化并为史学设定了世界标准。到1830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数学领域的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领导下，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随着世界一流的科学而出现。年轻的知识分子经常转向政治，但他们对1848年失败的革命的支持迫使许多人流亡，这些人被称为48年人[145]。
18至19世纪德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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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
（1724–1804） -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1729–1781） -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 -
弗里德里希·席勒 （1759–1805） -
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 -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 -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 -
格林兄弟（1785–1863 & 1786–1859） -
约瑟夫·夫琅和费（1787–1826） -
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 -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
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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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多数地区
天主教多数地区
两个主要的发展改变了德国的宗教。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联合较大的路德教会和较小的改革宗新教教会的运动。教会自己在巴登、拿骚和巴伐利亚带来了这一点。然而，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三世决心完全按照自己的条件处理统一，而无需协商。他的目标是统一新教教会，并强制推行单一的标准化礼仪、组织甚至建筑。长期目标是对所有新教教堂进行完全集中的王室控制。在过去几十年的一系列公告中，普鲁士联盟教会成立了，将更多的路德教派和更少的改革宗新教徒聚集在一起。普鲁士政府现在完全控制了教会事务，国王本人被承认为主要主教。反对统一来自西里西亚的“老路德教派”，他们紧紧抓住自路德时代以来所遵循的神学和礼仪形式。政府试图打击他们，所以他们转入地下。成千上万的人移居到南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在那里他们组成了密苏里主教会议，该会议仍然作为一个保守的教派运作。最终在1845年，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大赦并允许老路德会成立一个单独的教会协会，只有名义上的政府控制。
从典型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来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更加个性化的宗教信仰更关注个人，而不是教堂或仪式。19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逐渐消失，人们重新强调个人的心理和感觉，特别是在思考罪恶、救赎以及基督教的奥秘和启示方面。虔诚的复兴在新教徒中很常见。其中，天主教徒的大众朝圣急剧增加。仅在1844年，就有50万朝圣者前往莱茵兰的特里尔朝圣，以观看耶稣的无缝长袍，据说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路上所穿的长袍。德国的天主教主教在历史上基本上独立于罗马，但现在梵蒂冈施加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这是一种高度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的新“极端主义”。1837-38年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天主教徒的莱茵兰，就混合婚姻子女的宗教教育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那里的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新教徒。政府通过法律要求这些孩子始终以新教徒的身份抚养，这违反了以前盛行的拿破仑法律并允许父母做出决定。它软禁了天主教大主教。1840年，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寻求和解，并通过同意大部分天主教要求来结束争议。然而，天主教的记忆仍然很深，并导致一种感觉，即天主教徒总是需要在面对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府时团结一致。
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
| “ | 尽管我们没有应有的舰队，但我们已经在阳光下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现在我的任务是确保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仍然是我们无可争议的财产，以便阳光能够有效地照射到我们在国外的活动和贸易上，以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能够在国内发展，因为我们的未来在于海上。 | ” |
| ——威廉二世，1901年[2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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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12月10日，北德意志联邦议院将联邦重命名为“德意志帝国”，并授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德国皇帝的称号，同时担任联邦议院的主席（德语：Bundespräsidium，直译：联邦主席）[215]。新宪法（德意志邦联宪法）和皇帝头衔于1871年1月1日生效，当月，德军攻陷巴黎，在威廉一世于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内加冕[216]。
第二部德国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于1871年4月14日被德国国会通过，并于4月16日被皇帝宣布生效，其基本依据是此前的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政治制度基本保持不变。设有帝国议会，其中的成员由男性普选产生。但是，1871年最初的选区并未反映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结果，到了1890年代和1900年代德国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之时，城市的代表人数和人口比例就变的十分不符了。
立法还需要来自27个州的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的同意。皇帝拥有执行权，总理协助他执政并只对他负责。宪法赋予了皇帝广泛的权力。他可以独自任命并辞退总理（因此在实践中，皇帝通过总理统治着帝国），他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也是所有外交事务的最终仲裁人，并且还可以解散帝国议会来召集进行新的选举。尽管名义上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帝国和平等性的联盟，但实际上该帝国由最强大的国家普鲁士统治。普鲁士占据帝国北部疆土的三分之二，以及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帝国国王由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世袭。除了1872–1873年和1892–1894年之外，总理一直由普鲁士的宰相兼任。柏林在联邦议会的58票中拥有17票，故而仅需几票就可以有效控制较小的邦。
其他邦国保留了自己的政府，但主权方面仅有限。例如，整个帝国都发行了统一的邮票和货币。一马克的硬币上刻有德意志帝国的国号，而各邦则被允许发行更高面值的货币。但是，这些较大面值的货币实际上是纪念币，流通量有限。虽然各邦国都有各自的军事勋章，有些邦国拥有自己的军队，但较小的邦国的军队却被普鲁士控制。较大的邦国，例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是按照普鲁士原则进行协调的，在战时将由联邦政府控制[d]。
德意志帝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同时期意大利的发展相吻合，后者在十年前已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的威权政治结构的一些关键要素也是明治时期日本帝国现代化的基础，这种结构同时也存在于同时期的沙皇俄国中。对于这些政府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农民与城市地区的结合没有革命性的突破（相对比的，一战后的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有效整合），拥有土地的精英（如德国的容克）得以保留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是专制的，德意志帝国还是有一些民主特色。除了普选权之外，它还允许政党的发展。俾斯麦打算创建一个立宪的表相，以掩盖威权政策的延续。在此过程中，他创建了一个存在严重缺陷的系统。普鲁士和德意志的选举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普鲁士采用了严格的三级投票制度，其中最富有的三分之一人口可以选择立法机关的85％，这确保了保守派能够占多数。如上所述，普鲁士的国王和总理同时还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总理，这意味着同一位统治者必须从完全不同的选举体系产生的立法机关中寻求多数席位。从1890年代起，农村地区的总代表人数过多，导致普选权被大大稀释了。城乡人口平衡从1871年开始完全逆转，到世纪之交之时，帝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了城镇地区。
文化斗争是指俾斯麦在1870年代对抗天主教会的行动，在此期间天主教徒成为了“帝国公敌”。早在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颁布《教宗无误论》，由于德国天主教徒当中存有不同意见，使国家首次卷入教会事务。天主教徒于1870年12月创立中央党，宗旨是保护天主教徒利益，可是俾斯麦认为它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党对教宗的支持使人们认为该党效忠于教宗而非国家。中央党在1871年大选获得63个席位，仅次于民族自由党[219]。此外，俾斯麦认为中央党会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奥地利在形成一股反德国势力，加上天主教徒在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中支持大德意志方案，且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因此，俾斯麦决定发动一场“文化斗争”，以大大削弱天主教徒在德国的影响力[220][221]。
文化斗争主要在1871年至1876年间进行，俾斯麦透过一系列法律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力。首先在1871年7月，俾斯斯废除了普鲁士的文化部天主教处。1872年3月颁布“学校监督法”，规定国家代替教会对学校的监督。1873年又通过一系列法案，统称为“五月法案”。其主要措施控制神职人员的培训、任命和教会教育，禁止耶稣会在德国展开活动，拒绝服从这些法案的神职人员会被罢黜或拘捕[222]。1874年规定教会不能控制婚礼，婚姻事务由国家处理，人民须向相关部门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1875年推出“粮仓法”，凡拒签声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动的教士将不会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贴。最后是1875年6月的“修道院法”，除了疾病服务社团外，禁止任何形式的天主教团体活动，并关闭所有修道院。许多抵制文化斗争的神职人员遭监禁或驱逐出境。然而文化斗争不但未能达致预期目的，反而使中央党势力越来越大，天主教徒充满凝聚力，得到选民的支持。1874年大选中，中央党在帝国议会席位上升一倍。由于这样的反效果，加上俾斯麦害怕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结盟，以及教宗庇护九世在1878年逝世，新教宗利奥十三世表示愿意和解，迫使俾斯麦放弃与天主教徒的敌视，渐渐废除相关法令，并改为与中央党合作，文化斗争终告失败[220][223][224]。
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日渐增强，虽然它的人数尚少，可是俾斯麦越来越视它为心腹大患，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帝国的敌人”之一。他们批评德国的内外政策，为广大的工人们争取较好的生活，因此渐渐成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1878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遭到刺杀攻击，事件中无人受伤，俾斯麦以此为借口向帝国议会提出一项《社会党人法》。不久威廉一世再次遭到暗杀，伤势严重[223]。10月国会通过社会党人法。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内容是禁止社会主义者的一切集会、组织、结社以及各种报刊，也不得接受任何募款捐助，不过国会拒绝立法禁止社会民主党参选国会议员，使社会主义者在国会仍有一定影响力。社会党人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直至1890年俾斯麦下台[225]。
俾斯麦这政策的结果与文化斗争一样，法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社会民主党的势力[226]。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德国贫富悬殊恶化，不仅引起社会主义者的关注，同样唤起许多德国社会不同成员的关注，社会民主党势力越来越大，俾斯麦为了压制这些劳工阶级的政治活动，便透过各种福利措施收买他们。因此在反社会主义的同时，俾斯麦实际上推行一些保障市民权益的社会主义法，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纵使这些法案使德国成为世界首个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国家[227]，但这无法弥补俾斯麦与工人之间的裂痕。1890年国会拒绝通过社会党人法，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首相职务，俾斯麦下台，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结束[225]。
德意志大一统政策的一大影响便是帝国境内非德意志语言在学校、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剥离。这一旨在促使非德意志人“德意志化”的政策常常导致抵抗和反作用，尤其是在波兰裔群体中。德意志化政策主要针对生活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获得土地上居住在的波兰裔群体[228]。例如在波兰裔人口占多数的波森省，德国当局出台了一系列反波主义的政策和法律，而这并没有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德语人口反而从1871年的42.8%下降到1905年的38.1%[229]。
在此期间，反犹主义在德国很普遍。在拿破仑的法令结束了德国的犹太人聚居区之前，反犹主义是出于宗教动机，但到了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成为了主要动因。在大众心目中，犹太人成为了资本主义和财富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制度保护了帝国境内犹太人作为德国公民的权利。一些反犹政党曾经建立，但很快瓦解了。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在他91岁生日不久后去世，他的儿子腓特烈三世成为新君。腓特烈是自由主义以及英国宪法的仰慕者，他与英国的联系也因与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长公主的婚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许多人希望腓特烈的登基将导致帝国的自由化，并增加议会对政治进程的影响。6月8日，俾斯麦的妹夫、高度保守的普鲁士内政部长罗伯特·冯·普特卡默被免职，这标志着预期改革的方向，并且对俾斯麦的政府造成了打击。[230]
然而，腓特烈患有不可救药的喉癌，虽然即位，依然缠绵病榻，于1888年6月15日，即统治的第99天去世，人称百日皇帝。腓特烈的儿子威廉二世随后登基，德国的自由化改革也陷入停滞。
只会有一人是这个帝国的主人，而我不会容忍其他人承担此任。
“
”
“三帝之年”中，皇帝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去世，29岁的威廉二世继承皇位。威廉二世年轻，个性傲慢、专横。他无法接受被俾斯麦控制，希望能亲自参与政事，有一番作为[233]。年轻德皇与年老首相意见相左，1889年5月鲁尔工业区的罢工事件后，威廉二世要求帝国议会制定完善的劳动保障法案，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背道而驰。1890年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势力急升，俾斯麦要求改更宪法，被德皇拒绝，最终在1890年3月18日俾斯麦向威廉二世请辞，结束俾斯麦时代[234]。
随着俾斯麦的离开，威廉二世成为德国的主要统治者。与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不同，威廉二世不乐意将政府事务交给总理，他希望得到充分的信息并积极参与德国的统治，而不是一个作为装饰性的领袖存在。威廉二世还授命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指导他进行欧洲经济学以及工业和金融的研究。
有许多学者认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对于鲁莽的皇帝来说太过稳重了”[235]。威廉因其对外交政策的主动立场和战略失误（例如丹吉尔危机）而在国际上声名狼藉，这使德意志帝国陷入日益孤立的政治局面，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不再拥有像俾斯麦这样长期执政的强势总理，他在位期间共更换了七位总理。新任总理很难履行其职位，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宪法》中被赋予的同时要作为普鲁士内阁首长的额外责任。俾斯麦下台后，新政府当务之急是其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泛滥的问题，并制定一系列法案试图弥补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但成效不大。列奥·冯·卡普里维伯爵继任为首相，他采用温和手段，推展德国与欧洲各国签订贸易条约，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降低德国进口关税。他的做法使工人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引起了利益受损的大地主的强烈抗议[236]，失去支持的他在1894年10月20日辞职[237]。从1890年代起，最有力的君主制的反对者来自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激进分子倡导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君主制和实业家的威胁使该国出台政策镇压该党的支持者，并实施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以缓解不满情绪。只要没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者或工会成员，德国的大型工业就会为其雇员提供重要的社会福利计划和良好的照料。较大的工业公司同时也向其雇员提供退休金、医疗津贴、甚至住房。接任冯·卡普里维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对社会问题不甚了解，企图限制人民的结社权，但被国会退回。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在1900年退休。随后的的伯恩哈德·冯·比洛为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利益，于是恢复一些商业条约，以及提高一些关税。比洛因在1908年犯了一件错事而在1909年辞职，当时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威廉二世时，威廉二世无意间说了一些有损与英国外交关系的谈话，每日电讯报访问员把稿交给宰相过目却没被察觉，到公开时才发现，比洛只告诉德皇以后说话小心一点。接任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富有和平理想，欲裁减军备，主张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亦曾尝试进行政治改革，但都失败而回。
在普鲁士贵族挑战德国统一国家的要求时，在1890年代，许多组织成立起来以挑战强加于该国的专制保守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教育家们德国国有学校强调军事教育的模式，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学校，鼓励个性和自由[238][239]。、然而德意志帝国的几乎所有学校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并且与知识的现代化发展保持同步。艺术家们开始进行艺术实验以反对威廉二世对传统艺术的支持。威廉对此作出回应：“违反了我所定律和界限的艺术不能再称为艺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廉的影响，德国的大多数印刷材料使用的仍是12世纪以来的哥特体，而不是西欧其他地区普遍使用的罗马体[240]。
从俾斯麦文化斗争的失败中学到教训后，威廉二世与罗马教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专注于反对社会主义[241]。当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德国联邦选举中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并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时，这项便宣告政策失败了。与此同时，政府的大多数职位仍保留在在右翼自由主义者或天主教神职人员这类保守主义联盟的手中，这些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在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军国主义崛起，导致许多德国人移民到美国和英国殖民地，以逃避兵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帝将权力逐渐下放给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领导人，特别是未来的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兴登堡接任了皇帝担任总司令，而鲁登道夫成为了实际上的总参谋长。到1916年，德国实际上已成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军事独裁国家，而皇帝沦为了纯粹的领袖[242]。
奥匈帝国大公弗朗茨·斐迪南被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刺杀之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威廉二世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表示完全支持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王国的计划。对奥匈帝国的这种无条件支持被包括德国人弗里茨·费歇尔在内的历史学家称为“空头支票”。随后的解释（例如在凡尔赛和会上战胜国裁定战争责任时）是，不论其初衷和最后的外交后果如何，这种“空头支票”都促成了奥匈帝国的侵略。因而德国具有发动战争或至少引发更大范围冲突的责任[243]。
1914年8月4日，帝国议会的所有政党，包括以前反对军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中全体一致地通过了支持宣战的决定。德国在战争中的主要目标是法国，后者被视为其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威胁，因为它的动员速度比俄罗斯快得多，并且与德国在莱茵兰的工业核心接壤。与英国和俄罗斯不同，法国人参战主要是为了报复德国，特别是因为法国于1871年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了德国。德国最高司令部知道法国会召集其部队进入阿尔萨斯-洛林。然而除了非正式的九月计划外，德国高层从未明确列出他们希望从战争中取得的目标。
德国不想冒险沿德法边境进行长时间的战斗，而是采取了施里芬计划，这是一项旨在通过侵略比利时和卢森堡来削弱法国的军事战略，它旨在通过在德法边境快速进攻和包围巴黎和法军而取得胜利。在击败法国之后，德国将转向进攻俄罗斯。该计划要求破坏英国所保证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官方中立立场。但是，德国人已经考虑出不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英国都将参加战争，而不管他们是否有正式理由参加这场战争。德国的第一次进攻是成功的：德军横扫比利时和卢森堡，并向巴黎挺进，直到马恩河附近。但上个世纪以来，武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优先于防御而不是进攻（例如机枪）。因此，按比例需要更多的进攻力量才能攻克防御阵地。这导致德国在进攻方面的防线收缩以跟上进攻的时间表，与此同时法国地区的战线也在扩大。此外，一些原本保护德军右翼的部队也被转移到东线，以应对俄罗斯远比预期迅速的动员。这些因素产生的的影响使德国右翼在巴黎前部向下扫掠，而不是向后延伸，使德国右翼暴露于延伸的法军战线以及驻扎在巴黎的法军预备队的进攻之中。法国军队和英军攻击暴露的德国右翼，他们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导致德军撤退到埃纳河沿岸的防御阵地。此后德国与同盟国陷入了从阿尔萨斯到佛兰德斯无休止的堑壕战。海上战争的爆发更使双方困于了长期的战争泥潭之中。
德国人企图突破伊珀尔的两次战斗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1915年，针对德国在阿瓦斯和香槟的阵地进行的一系列联合攻势导致协约国伤亡惨重，而双方实际控制的土地并没有变化。德军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决定驱使法军进攻德军在凡尔登附近强大的防御阵地，以更好地发挥德军在1915年协约国进攻中表现出的防御优势。凡尔登是1870年抵抗德国军队到最后的几个城市之一，法金汉预测，出于民族自豪感，法国人会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不被占领。他预计自己能在东岸俯瞰默兹河的凡尔登山丘上采取强力防御阵地以威胁这座城市，而法国人将对这些阵地进行猛烈的进攻。他预计法国的损失将大于德国人的损失，法国继续向凡尔登派兵将“使法国军队的血流干”。1916年，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军阵地不断遭到炮击和毒气袭击，在压倒一切的德国军队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是法金汉关于两军伤亡人数比例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法金汉被埃里希·鲁登道夫取代。在看不见成功的情况下，德军于1916年12月撤离了凡尔登。
当德军在西方战场困处僵局之时，东方战场取得了节节胜利。尽管由于俄国军队出人意料的快速动员而造成最初东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被入侵的挫折，但由于组织不力和供应不足，俄军步履维艰，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却在此后稳步向东发展。德国人受益于俄罗斯的政治动荡及其人民结束战争的愿望。1917年，德国政府允许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从瑞士穿越德国进入俄罗斯。德国认为，如果列宁能够制造进一步的政治动荡，俄罗斯将不再能够继续与德国的战争，从而使德国军队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西方战场上。
1917年3月，第二次俄国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临时政府继承了俄罗斯帝国。11月，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后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上台。虽然面对其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反对，他仍决定结束俄罗斯针对同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战争，将精力转移到消除内部矛盾上。1918年2月，德国-奥匈帝国联军集结了53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苏俄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联军的北路由普斯科夫向纳尔瓦进攻，中路攻向斯摩棱斯克，南路则向基辅开进。短短半个月，同盟国便占领了从爱沙尼亚到北乌克兰的广大土地。3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做出了巨大的领土和经济让步，以换取东线战争的结束。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德国在这里建立了作为附庸的库尔兰和瑟米利亚公国和波罗的海联合公国）、白俄罗斯的西部和乌克兰都被移交给了德国占领当局。由此，德国终于实现了它长期以来渴望的对中欧地区的统治，现在可以全神贯注于击败西线的盟国。但是实际上，驻扎和保卫新领土所需的部队消耗了德国的战争力量。
原疆土（1871–1919）
仆从国（1917–1919）
占领区域（1914–1919）
1917年俄国的失败使德国得以从东线向西线转移数十万部队，这使其在数量上优于协约国军队。通过以对士兵进行渗透战术的培训，德国人希望能够解除战事的僵局并在美国人到来前赢得决定性的胜利[244]。在皇帝会战中，德军聚拢了部队，并对协约国进行了多次打击，使后者不得不退缩。但是由于协约国得以撤退并重新集结，且德军缺乏巩固其收益和领土所需的储备，1918年春，德国多次的进攻都失败了。同时，士兵们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而变得激进，不愿继续战斗。战争的进行引发了德国的内乱，而一直在战场上未得到有效支持的部队变得精疲力竭，失去了赢得胜利的希望。1918年夏，同盟国军队的数量达到了顶峰。有450万名士兵、4,000辆坦克参与了百日攻势，而美国人在以每天10,000人的速度到达。德国的盟友面临崩溃，德意志帝国的人力耗尽，被协约国击败只是时间问题[245]。
“总体战”的实施意味着必须将供应重新分配给武装部队，并且由于协约国的海军封锁，德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重创，德国平民被迫生活在日益困乏的环境中。据统计，有大约75万平民死于战争造成的营养不良[246]。德国经济陷入萧条，战事的拖延及高的死伤人数使人民厌倦战争，男丁被征召，国内士气低落，自1915年起德国国内开始出现粮食暴动，1917年还出现大规模罢工行动。同年霍尔韦格政府被米夏埃利斯政府取代，事实上米夏埃利斯的总理一职被架空，由军事首长兴登堡及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实行军事独裁[247]。同年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成立，一心一意支持军方领导政府，不少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的持续是因为犹太人还未从战争中赚取足够利润，反犹主义死灰复燃。不久新总理冯·赫特林上台，随后马克斯·冯·巴登被任命为总理，此时德国战败已成事实，军事首长把政权交还给冯·巴登的文人政府。此举做法目的是防止联军提出苛刻的和谈条件，及防止国内动荡不安扩大。新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包括各部门向国会负责、文人控制军队、废制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等。此外，国内普遍要求威廉二世退位，但他拒绝了这一要求[248]。
由于战事的僵持，许多德国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左翼政治势力建立联系，例如社会民主党和更为激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均要求结束战争。美国于1917年4月的进入彻底使战争的天秤倒向了协约国一方。
1918年，由于海上封锁，德国遭受着因食物不足而导致的疾病爆发，同时，西班牙流感随部队返回德国。在1918年至1920年之间，约有29万德国人死于这场瘟疫，人们的忍耐已到极限。德国的革命首先始于北部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德国海军部队拒绝起航，去执行进攻英国这一战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251]。他们认为这次行动必然以失败告终，随后在10月爆发了起义。11月3日，起义蔓延到德国其他城市和邦，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许多邦成立。同时，兴登堡和高级将领们对皇帝及其政府失去了信心。
保加利亚于1918年9月29日签署了《萨罗尼卡停战协定》。奥斯曼帝国于1918年10月30日签署了《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在1918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之间，意大利在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中击败了奥匈帝国，这迫使其于1918年11月3日签署了《维拉朱斯蒂停战协定》。因此，在1918年11月，随着内部革命，盟军在西线前进到德国本土，而奥匈帝国也因多民族的紧张态势而崩溃。由于战事的失利和来自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压力，德国皇帝和所有邦国的国王、公爵和亲王退位，德国的贵族制被彻底废除。11月9日，新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上任，当天下午德国社民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楼宣布共和国成立[252]，同时威廉二世出走荷兰。当晚，德意志帝国灭亡[253]。
在存在的47年中，德意志帝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成长为欧陆首屈一指的工业、技术巨头，自19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百年间，德语实际上作为西方科学界的通用语而存在[254]。
1905年，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爱因斯坦在科学杂志《物理年鉴》中发表了三篇开创性的论文，第一次向人类介绍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给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形式。经过7年的研究，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得出了黑体辐射的普朗克公式，这一成就标志着量子力学的诞生。现代物理学的这两大支柱均是在20世纪前20年由德国科学家创造，而后又由另两位德国科学家维尔纳·海森堡和埃尔温·薛定谔进一步发展[255]。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使他成为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256][257]，而海因里希·赫兹也在电磁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现代电子通讯的基础[258]。1904年，奥托·哈恩从镭盐中分离出一种新的放射性物质射钍，随后对天然放射性元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38年发现了核裂变现象，为核能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可能。
在化学方面同样也有许多开创性贡献。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对化学平衡、化学反应速率以及催化剂的作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大大推动了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卡尔·博施改进了氨气合成的方法，使他取得了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阿道夫·冯·拜耳对有机化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合成了靛蓝[259]、酚酞和荧光素，并在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260]赫尔曼·费歇尔因对肼类、糖类的研究，阿道夫·温道斯因对组胺、胆固醇研究，分别获得了1902和192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261][262]。
在科技实业方面，德国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产业巨头。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卡尔·本茨在1885年制造了第一台汽车，随后创立了奔驰公司，同时，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第一个载重汽车，建立了戴姆勒发动机公司。维尔纳·冯·西门子的电气技术被后世广泛采用，并制造了海底电缆。鲁道夫·狄塞尔发明了柴油。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创立了齐柏林飞艇公司，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齐柏林飞艇。奥托·李林塔尔是首位能够重复成功完成滑翔飞行的人，他虽然在试验中身死，但促进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与飞机的发明[263][264]。
地理学家弗拉迪米尔·柯本综合了全球的气候、植被和土壤模式，于1918年归纳创造出了柯本气候分类法，在经过一些修改后，这一分类法今日通行于世界[265]。柯本的女婿，地质兼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于1912年详细阐述了大陆漂移学说，这一理论后续得到证实，成为了今日地质学研究的基础[266][267]。保罗·埃尔利希预测了自体免疫的存在，大大推动了免疫学的发展。威廉·冯特开创了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并以《生理心理学的原理》一文宣告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诞生，他因此被后人视为心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式人物[268][269]。鲁道夫·菲尔绍是第一个详细描述白血病、血栓形成、栓塞和脊索瘤的人，因其在药学和医学的突出贡献，他被后世称为“现代病理学之父”以及“药学教皇”[270][271][272]。
- 德意志帝国时期科学技术方面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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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时期生了大量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人物。卡尔·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学说，他的著作《资本论》在1860至90年代陆续出版。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初是叔本华的簇拥，然而他很快就拒绝了后者消极的人生观，并寻求提供一种积极的哲学。他的哲学思想攻击人们自满于呆板、浅薄和庸俗的生活，在超人和奋进中寻求解脱，他在19世纪末接连出版了《善恶的彼岸》《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托马斯·曼1900年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记录了德国北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几代人的锐变，描绘了1835年至1870年代间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变化。次年，在被普鲁士科学院的18位院士联名推荐后，文学家兼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因巨作《罗马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年后，格哈特·霍普特曼以其空灵的诗歌和散文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赫尔曼·黑塞的最初两篇长篇作品《彼得·卡门青》和《在轮下》在1904和06年相继发表，使其迅速成名。他因“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而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战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受到大量欢迎。埃德蒙德·胡塞尔在1886年至1916年间分别在哈雷-维滕贝格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教书，他在此期间的研究对现象学和认识论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1913年，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般精神病理学》发表，此书已成为精神病理学的经典著作，许多现代诊断标准都源于其中的观点。浪漫派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剧主要以中世纪作题材，探究社会中的深层紧张关系[273]，代表作有《尼伯龙根的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等。此时期的绘画已脱离浪漫派，进入写实的风格，代表者有威廉·莱布尔、埃米尔·诺尔德等，前者擅长描画农民的生活和绘制肖像画，后者通过色彩浓烈的水彩展现出表现主义的主题[274]。
- 德意志帝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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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1918年－1933年）
| “ | 我们不会忘记。如果我们要花五年、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将永不止息，直到我们得以复仇为止。 | ” |
| ——康拉德·阿登纳，1919年[275] | ||
魏玛共和国是在战间期德国建立和平、自由、民主政权的一次努力。但是，魏玛政府自一开始就注定困于经济问题和本身魏玛宪法固有的缺陷。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生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第一任总统。
1918年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由战时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克斯联盟成立。它由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反对议会制。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约有30万党员加入该党，将其转变为群众组织。共产党有大约10%的选民。根据凡尔赛条约，1920年头几个月，国防军将减少到100,000人。这包括解散许多由志愿者组成的自由军团。为了在1920年3月发动政变，极右翼政治家沃尔夫冈·卡普发动政变，让自由军团士兵进军柏林，并自封为帝国总理。四天后，由于民众的反对以及缺乏公务员和官员的支持，政变失败了。其他城市因罢工和叛乱而动摇，被血腥镇压。
德国是第一个与新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根据《拉帕洛条约》，德国在法律上给予苏联承认，两个签署国相互取消了所有战前债务并放弃了战争债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俄罗斯和德国将共同努力，帮助在德国重建军队，并在列宁共产主义的集中计划的重压下，帮助俄罗斯建立一个工业强国。开始的几年，魏玛共和国不得不忙于处理左翼和右翼相继发动的叛乱和1923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接下来，由于德国与战时敌人们的关系逐渐缓和和赔偿债务的放宽，情况有些好转。
当德国拖欠赔款时，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工业化程度很高的鲁尔区（1923年1月）。德国政府鼓励鲁尔区居民进行被动抵抗：商店不向外国士兵出售商品，煤矿工人不为外国军队挖掘，占领军成员乘坐的电车将被遗弃在街道中间。被动抵抗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占领成为法国政府的亏损交易。但鲁尔之战也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许多失去所有财产的人将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死敌和反民主右翼的选民。参见1920年代的德国通货膨胀。
1923年9月，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导致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呼吁结束鲁尔区的消极抵抗。11月，他的政府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即地租马克（后来：德国马克），并采取了其他措施来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28年，德国的工业生产甚至恢复到1913年的战前水平。
1924年的全国大选导致右倾，次年前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当选总统。1925年10月，德、法、比、英、意三国签订洛迦诺条约；它承认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此外，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承诺协助法国应对德军进军非军事化的莱茵兰。洛迦诺为德国在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铺平了道路。
德国实际必须支付的赔款不是1921年伦敦附表中规定的1320亿马克，而是A和B债券规定的5000万马克。历史学家萨利·马克斯（Sally Marks）表示，“C债券”中的1120亿马克完全是空想——这是一种欺骗公众认为德国会支付更多费用的手段。从1920年到1931年（无限期暂停付款）的实际总支出为200亿德国金马克，价值约50亿美元或10亿英镑。125亿现金主要来自纽约银行家的贷款。其余的是煤炭和化学品等商品，或者来自铁路设备等资产。赔款法案是在1921年根据德国的支付能力确定的，而不是根据盟军的索赔。1919年关于支付所有损害赔偿和所有退伍军人福利的高调言论与总数无关，但它确实决定了受助人如何花费他们的份额。德国主要欠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赔款；美国获得了1亿美元。
193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
1923年，老兵在柏林街头乞讨
1931年，柏林的军队为当地穷人提供免费饭食
1931年7月13日，柏林一家储蓄银行发生挤兑事件
1932年，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餐厅人满为患
此后，经济的衰退，加上对1923年超速通货膨胀的记忆和凡尔赛条约严酷的条款引发的民族主义反对声音，从内外两方面断送魏玛政府。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利用了这一现实和不断增长的失业率。纳粹不断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问题，并承诺让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他们把德国的许多问题归罪于犹太人的阴谋，并且借刀刺在背传说，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由于内部的通敌造成。
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标志着全球大萧条的开始，对德国的打击与任何国家一样严重。1931年7月，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达姆斯塔特和国民银行（德语：Darmstätter und Nationalbank）倒闭了。1932年初，失业人数飙升至600万以上。
在崩溃的经济之上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面对极右翼极端主义的升级，在德国国会大厦中代表的政党无法建立执政多数。1930年3月，兴登堡总统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允许他凌驾于议会之上。为了推动针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纳粹的一揽子紧缩措施，布吕宁利用紧急法令并解散了议会。1932年，保罗·冯·兴登堡成功连任总统。
纳粹党是1932年全国大选中最大的政党。在1932年7月31日，它获得了37.3%的选票，在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它获得的选票较少，但仍然是最大的党，为33.1%，使其成为帝国议会最大的政党。共产党排名第三，占15%。极右翼的反民主政党加在一起现在能够在议会中占据相当大的席位，但他们与政治左翼剑拔弩张，在街头进行斗争。纳粹在新教徒、失业的年轻选民、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村人口中特别成功。它在天主教地区和大城市最弱。1933年1月30日，在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其他保守派的压力下，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魏玛时代见证了德国科学和高雅文化的蓬勃发展，在纳粹政权导致德国科学和文化生活下降并迫使许多著名科学家和作家逃离之前。德国的获奖者在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中占主导地位。在1933年之前，德国在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威廉·康拉德·伦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奥托·哈恩、马克斯·普朗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领导下统治了物理学界。化学同样由巴斯夫和拜耳等大型化学公司的德国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弗里茨·哈伯和赫尔曼·埃米尔·费歇尔等人主导。19世纪的理论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和20世纪的大卫·希尔伯特。汽车的发明者卡尔·本茨和鲁道夫·迪塞尔是工程界的关键人物，而沃纳·冯·布劳恩则是火箭工程师。费迪南·科恩、罗伯特·科赫和鲁道夫·菲尔绍是微生物学的三位关键人物。
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包括托马斯·曼（1875-1955）、赫尔曼·黑塞（1877-1962）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反动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1918-23)，论述了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败，影响了德国知识分子如马丁·海德格尔、马克斯·舍勒和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
1933年后，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和菲利普·莱纳德为首的“雅利安物理学”的纳粹支持者抨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科学领域中犹太唯物主义的堕落例子。许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移居国外；爱因斯坦永久移居美国，但其他一些人在1945年后返回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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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1933年－1945年）
| “ | 想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 | ” |
|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25年[276] | ||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魏玛共和国的政局开始转向法西斯化。以希特勒为领袖的纳粹党在1933年1月30日开始掌握德国的政权。为了确保他的纳粹党在国会大厦中获得多数席位，希特勒呼吁进行新的选举。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国会大厦被纵火。希特勒迅速指责所谓的共产主义起义，并说服兴登堡总统签署了国会火灾法令，该法令取消了大多数德国公民自由，包括集会权和新闻自由。该法令允许警方在没有指控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留人们。四千名德国共产党员被捕。共产主义的鼓动被禁止了，但此时不是共产党本身。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被带入仓促准备的纳粹集中营，例如凯姆纳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受到新成立的秘密警察部队盖世太保的摆布。共产主义国会议员受到保护性拘留（尽管他们享有宪法特权）。
希特勒执政后，对内开始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异己分子，通过冲锋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及其遍布各地的劳动营和集中营实行法西斯专政。希特勒是通过鼓吹强烈的民粹主义上台的，上台后便开始对犹太人种族压迫。尽管恐怖和空前的宣传，1933年3月5日的最后一次自由大选，虽然结果为43.9%，但未能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为NSDAP提供多数席位。然而，他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一起组建了微弱多数政府。1933年3月，魏玛宪法修正案授权法案在德国国会以444票对94票通过。为了获得通过该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向天主教中央党提供了便利，纳粹利用德国国会火灾法令的规定阻止数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而共产党代表已被取缔。该修正案允许希特勒和他的内阁在未经总统或国会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甚至是违反宪法的法律。《授权法》构成了独裁统治和解散各州的基础；工会和除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受到镇压。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极权国家，不再基于自由的魏玛宪法。此后不久，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联合议会通过将被捕和被谋杀的代表的缺席定义为自愿缺席而受到操纵，因此将他们排除在外是故意缺席的原因。随后，中央党在7月自愿解散，在反共的教皇庇护十一世领导下，与教皇达成交换条件。通过这些策略，希特勒实现了这些天主教选民进入纳粹党的运动，以及期待已久的国际外交对他的政权的接受。根据迪克·吉尔里教授的说法，在1928年至1932年11月之间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在新教地区获得的选票比在天主教地区获得的更多。1933年4月共产党被取缔。1933年12月1日通过《保证党和国家统一法》。
此后，冲锋队的参谋长恩斯特·罗姆要求为他和他的手下提供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这引起了军事、工业和政治领导人的焦虑。作为回应，希特勒利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清洗了整个冲锋队的领导层——以及希特勒的一些政治对手（如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它被称为长刀之夜，于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作为奖励，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由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1934年8月1日通过《德国元首法》等，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希特勒将国家经济纳入战争轨道，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1936年6月，他升任德国警察局长，并且已经控制了集中营系统。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的内阁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总统职位空缺，并将国家元首的角色和权力移交给希特勒，担任总理和元首（领导人）。
1935年，希特勒正式重新建立了德国空军（空军），并重新引入了全民兵役制。这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出抗议照会。希特勒让军官宣誓效忠于他。1936年，德国军队进军非军事化的莱茵兰。由于该领土是德国的一部分，英国和法国政府并不认为试图执行该条约值得冒战争的风险。此举加强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地位。同年在柏林举行的1936年夏季奥运会使他的声誉进一步提升，并证明了由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精心策划的政权在宣传方面的又一次巨大成功。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突破凡尔赛条约的封锁，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起50万人的军队，次年宣布实行由戈林主持的“四年计划”，工业发展速度超过西方各国。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将德军开进莱茵非武装区，7月武装参与西班牙内战。
1935年至1945年德国的统一武装力量被称为国防军，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自1934年8月2日起武装力量的成员被要求宣誓无条件忠于希特勒，与先前要求忠于国家宪法和法制机构的宣誓不同，新的宣誓要求军队成员服从希特勒，即使是被要求进行违法行为[277]。希特勒下令军队必须容忍，甚至在战略允许的情况下在后勤上支持别动队的行动。这一部队在东欧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278]。德国国防军的成员亦通过射杀平民直接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并以反游击队行动为名实行种族灭绝[279]。
虽然国家持续在军事上做出准备，但国家经济却无法支撑如一战时那般漫长的消耗战。由此基于“闪电战”理论的战略被提出来，执行迅速的协调攻击，同时避免敌军的强点。进攻由炮轰开始，随后进行空中轰炸和扫射，之后坦克进攻，最后步兵开进以控制其夺取的区域[280]。军事胜利一直持续至1940年中旬，但未能击败英国成为了战争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苏联的入侵和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失败使德军被迫撤退，并最终使其输掉战争[281]。自1935年至1945年总共有近1,820万名的士兵在国防军中服役，最后其中共有530万人死亡[282]。
1935年至1945年德国的统一武装力量被称为国防军，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自1934年8月2日起武装力量的成员被要求宣誓无条件忠于希特勒，与先前要求忠于国家宪法和法制机构的宣誓不同，新的宣誓要求军队成员服从希特勒，即使是被要求进行违法行为[277]。希特勒下令军队必须容忍，甚至在战略允许的情况下在后勤上支持别动队的行动。这一部队在东欧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278]。德国国防军的成员亦通过射杀平民直接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并以反游击队行动为名实行种族灭绝[279]。
冲锋队于1921年建立是纳粹党的首个准军事部门，其最初的职责是在党内会议上保护领导人[283]。同时他们还同敌对政党进行街道战，并对犹太人和其他人士实施暴力[284]。至1934年，在恩斯特·罗姆领导之下，冲锋队扩张至超过500,000人（包括预备役则超过450万人），而正规军则在《凡尔赛条约》限制之下仍不足100,000人[285]。
罗姆希望能够控制军队并将其并入冲锋队体系中[286]。兴登堡和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则威胁若冲锋队不停止其过分活动，将会颁布戒严令[287]，希特勒同时怀疑罗姆试图取而代之，由此下令将罗姆和其他政敌一并除掉。自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近200人被处决[288]。在此次清算之后，冲锋队失去了其政治地位[289]。
党卫队原先是冲锋队之下的一小分支，但后来成为纳粹德国最为庞大和最为强大的组织之一[290]。自1929年起，在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之下，至1938年党卫队已扩大至250,000人之众，并继续扩张[291]。希姆莱认为党卫队是一支精英的卫队组织，亦是希特勒的最后一道防线[292]。党卫队的军事组织武装党卫队成为了事实上德国国防军的第4个分支[293]。
1931年希姆莱组织建立了党卫队情报机构，称保安处，为其副手党卫队副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294]。这一机构专职搜寻和逮捕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政敌。希姆莱希望它能最终取代现行的警察系统[295][296]。希姆莱同时还在党卫队经济和行政办公室之下建立了一个平行经济体系。这一企业拥有房产公司、工厂和出版社等[297][298]。
自1935年起党卫队积极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将之集中至犹太人居住区或集中营内[299]。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党卫队下属的别动队跟随军队进入波兰和苏联，在1941年至1945年间杀害了超过200万人，包括130万的犹太人[300][301]。骷髅总队负责管理集中营和灭绝营，在这些地方有数百万人被屠杀[302][303]。
历史学家特别关注纳粹德国为扭转1933年之前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相对自由的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的女性角色似乎根据情况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讲，纳粹提倡一个男权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德国妇女会承认她的“世界是她的丈夫、她的家人、她的孩子和她的家”。然而，在1933年之前，妇女在纳粹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允许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动员其他妇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女权团体被关闭或并入全国社会主义妇女联盟，该联盟协调全国各地的团体，以促进女性美德、母性和家庭活动。提供有关育儿、缝纫和烹饪的课程。纳粹政权确实推动了关于德国人之间异性关系的自由行为准则，并且同情非婚生子女的妇女。由希姆莱于1935年创立的Lebensborn（生命之泉）协会创建了一系列产房，单身母亲可以在她们怀孕期间住在这里。
随着德国为战争做准备，大量的人被纳入公共部门，并且到1943年需要全面动员工厂，所有50岁以下的妇女都必须在就业办公室登记工作以帮助战争努力。妇女的工资仍然不平等，妇女被剥夺了领导或控制职位。在1944-45年，超过500,000名妇女是德国武装部队（国防军）的志愿军装辅助人员。在民防领域服役的人数大致相同，有400,000人自愿担任护士，还有更多人在战时经济中取代了应征入伍的人。在德国空军中，他们担任辅助角色，帮助操作击落盟军轰炸机的防空系统。
11月25日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1939年5月22日，德意志于柏林订立钢铁同盟，至此，三国正式结盟，被称为轴心国。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在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取得苏台德地区以后，德国不再有领土要求”以及英法的绥靖政策的驱使下签订《慕尼黑协定》。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进军奥地利，1934年纳粹未遂政变未遂。当奥地利出生的希特勒进入维也纳时，迎接他的是响亮的欢呼声。四个星期后，99%的奥地利人投票赞成将他们的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在奥地利之后，希特勒转向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有350万强大的苏台德德国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和自治。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领土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希特勒随即宣布德意志帝国的所有领土要求都已实现。然而，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不到六个月，即1939年3月，希特勒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阴燃的争吵为借口，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成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国。同月，他确保梅梅尔从立陶宛返回德国。张伯伦被迫承认他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失败了。
1939年3月20日，希特勒向立陶宛索要梅梅尔，22日吞并了立陶宛的梅梅尔。1939年3月21日，希特勒要求波兰归还曾属于普鲁士的但泽自由市和波兰走廊（这一地区将德国本土同东普鲁士分隔开）。英国则对波兰保证，若波兰遭攻击，他们将进行援助。希特勒认为英国事实上将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便命令部下制定入侵波兰的方案，定于1939年9月实施[304]。5月23日他告诉部下德国的目标不只是波兰走廊，更重要的是以波兰为代价，将德国国土进行大规模东扩[305]。德国再次强调罗马尼亚、挪威和瑞典间正式建立贸易关系[306]。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前往苏联，并于1939年8月同苏方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307]，还秘密划定苏德两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势力范围[308][309]。
自希特勒掌权后，德国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因意识形态不同等原因开始变差。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的1936年和同样法西斯的日本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来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意大利在37年加入，奠下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后来有更多反共国家加入协定。1940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被签订，轴心国正式形成。在战时德国扶持许多新政府，这些政府都处于柏林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德国在欧洲的战争期间也得到其盟友的军事援助，这其中包括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意大利王国以及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匈罗两国于1940年11月底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加入），如维希法国或斯洛伐克共和国这般的附庸国亦为德国提供充足的粮食供给和上百万名工人的支援[310]，有部分盟友如保加利亚王国（1941年3月1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加入）和芬兰（战时盟国），只局限于一至两场战争（保加利亚参与了南斯拉夫战役及希腊战役、芬兰只参与了苏德战争）；以及泰国，泰国是德国除日本外另一亚洲盟友，但主要在亚洲和日本合作。在1942年秋天时的东线战场，除德军外还有罗马尼亚的24个师、意大利的10个师和匈牙利的10个师与苏军作战[311]。而当这些盟国面临盟军威胁、快要倒戈时，德国便会采取军事行动对其实行直接控制，如其于1942年维希政府在北非的失利令德国及意大利占领了维希法国、1943年意大利投降，德国以轴心行动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并营救墨索里尼及1944年3月匈牙利企图倒戈盟军使德国占领匈牙利；但亦有另类情况如而同为1944年投降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没有控制，因两国发生了共产主义政变（823武装起义和99政变）后苏军已经占领两国；1944年芬兰则和苏联莫斯科停战协定，与驻芬德军爆发拉普兰战争。大日本帝国是德国在亚洲的一个较强的正式盟友，但两国关系较为疏远，比起和意德协调，日德之间的协调合作极少，如德国没有事先通知日本自己进攻苏联。而德国直至战争后期才同意将煤合成油的配方提供给日本[312]。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313]。波军没能抵抗住德军的攻势，而9月17日苏军又从东面侵入波兰，10月6日，波兰宣告灭亡[314]。9月21日当时的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围捕犹太人、并将其强制聚集到交通条件较好的城市。最初其意图为向东驱逐或送往马达加斯加[315]。1939年末为打击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感，德国人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抓捕并处决波兰境内的知识分子、贵族、神职人员和教师，约有65,000人遇难[316][317]。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进攻，引发冬季战争，德军则在海上参与战斗。而直到1940年5月前德军与英法联军间并无大规模交火，这段时间又被称为“假战”[318]。
自战争一开始，英国便对德国实施海上封锁，这对于煤炭、石油和粮食等资源依赖进口的德国来说是不小的打击[319]。为了保卫德国与瑞典之间的铁矿海运路线，1940年4月9日，希特勒下令入侵挪威，在4月底之前几乎已占领全境。同样于4月9日德国入侵并占领丹麦[320][321]。
1940年5月，希特勒不顾一些高层军官的反对，下令进攻法国及低地国家[322]。低地三国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迅速被征服，而法国也很快战败，于6月22日投降[323]。法国的迅速败退在各国国内都引起轰动，希特勒的国内支持率进一步上升，德国国内也掀起一轮战争潮流[324]。在占领这些国家后，德军违反《海牙公约》强迫当地企业为德军生产军需。沦陷国官员认为相较本国人民被送往德国进行强制劳动，这一选择更能让人接受[325]。
征服法国后，德国缴获大量的火车头和车厢、武器以及铜、锡、石油和镍等原材料[326]。德国人强迫当地政府交出资产，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而德军的占领费用，亦由当地的法国、比利时和挪威人出资[327]。德国实施的贸易壁垒政策也导致物资囤积、黑市活动泛滥，使得经济的未来发展出现不确定性因素[328]。粮食供应不稳定，欧洲各地产量普遍下降，但不及一战水平[329]。希腊在被占领的第一年，以及荷兰被占领的最后一年中都出现饥荒[329]。
希特勒向新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和平的倡议，被他拒绝。此后希特勒下令对英国皇家空军的空军基地和雷达站发动空袭，是为不列颠战役，但德国空军未能击败皇家空军[330]。1940年9月27日，希特勒和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建立轴心国。1940年10月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德国的维也纳仲裁裁决下获得罗马尼亚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两国进一步向德国靠拢。10月末，希特勒意识到没有制空权，对英国的入侵计划无法实施，便下令对伦敦、普利茅斯和考文垂等英国城市发动大规模夜间轰炸[331]。
1941年2月德国向利比亚派出非洲军团，以援助在北非战场的意大利军队，同时试图遏制驻扎在埃及的英联邦军队[332]。1940年11月，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成为德国盟友、轴心国的一员，为德国提供石油供给[333][334]，1941年3月保加利亚王国加入。4月6日德国和意大利联合匈牙利及保加利亚入侵南斯拉夫王国和进攻希腊，成功占领两国[335]。德国和其盟友瓜分了两国。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宣战，550万轴心国军队向苏军发起大规模攻势，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除了争取希特勒宣传的“生存空间”以外，更主要的是要摧毁苏联、获取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对抗西方盟国[336]。在国内德国民众对此多持惊讶惶恐的态度，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德国是否能够应付双线作战[337]。
德军最初对苏联的攻势是成功的，攻下大片领土，包括波罗的海3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7月6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决定暂缓中央集团军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其部分军力被调往北方及南方集团军，以支援在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围城战[338]。这给了苏联红军喘息之机，使其得以动员预备兵力重振旗鼓。对莫斯科的进攻在1941年10月继续进行，而在12月德军在莫斯科战役遭遇惨败[338]。12月7日，盟国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引发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4天后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339]。
在苏联和波兰的占领区，食物供应面临短缺的问题，庄稼被撤退的军队烧毁，剩余的一些粮食也被运回德国本土[340]。而在1942年德国本土的粮食配给总额也不得不被削减。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赫尔曼·戈林下令增加从法国和挪威地区进口谷物和鱼的数量。1942年德国农业产量相对较好，但也只能满足西欧方面的需求[341]。
“国家领袖罗森贝格任务小组”（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将全欧洲犹太人的私人收藏以及他们开办的博物馆、图书馆中的艺术品和文化资料运回德国。仅在法国，收缴来的各类艺术品、家具和其他物品就装满26,000节车厢[342]。此外，士兵们都在外掠取或是购买物品（例如一些产品和服装）运回国内，因为在德国本土，获取这些物品都已变得愈发困难[343]。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石油资源都几乎完全依赖于外国进口[344]。为了解决短缺问题，德国于1942年6月发动“蓝色行动”（Fall Blau）以夺取苏联高加索地区的油田[345]。苏军在11月19日发动反攻，并成功于11月23日将德军围困于斯大林格勒[346]。戈林向希特勒保证给予第6集团军空中支援，但是这个保证无法实现[347]。希特勒禁止当地德军撤退，导致20万名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死亡，而在1943年1月31日向苏军投降的91,000名士兵中，只有6,000人在战后得以生还回国[348]。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攻势再度失败，苏军继续向西部推进，至1943年末德国在东线的所得几乎已全部被苏联收复[349]。
在埃及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非洲军团于1942年10月被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击败[350]。1943年7月，同盟国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并于9月登陆意大利本土[351]。与此同时，英美空军的轰炸机以英国为基地，开始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为了打击德国的士气，许多次轰炸任务都将矛头对准德国的平民目标[352]。很快，德国空军生产飞机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损失的速度，德国空军几乎彻底失去制空权，也使得盟军的轰炸变本加厉。而1944年末针对工厂和炼油厂的轰炸，更是极大地打击德国的战争实力[353]。
1944年6月6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3国的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西线战场[354]。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国高官针对希特勒发起失败的刺杀行动[355]。此后，希特勒下令抓捕7,000人，其中4,900人被执行死刑[356]。为挽回败局，德军发动阿登战役，但未能获得胜利，这也是德军在二战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1945年1月27日，苏军攻入德国本土[357]。希特勒通过司法部长奥托·格奥尔格·蒂拉克下令，任何未准备好战斗的人都将立刻诉诸军法处置，导致上千人被处决[358]。尽管当地领袖响应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命令，许多人还是在寻求向逼近的盟军投降。希特勒还命令德军在撤退时实施焦土政策，尽可能破坏所有的运输站、桥梁、工厂等基础设施，但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采取行动进行遏制，使该政策并未彻底落实[357]。
1945年4月，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战役开打，希特勒及部下则在元首地堡继续进行指挥工作[359]。4月30日，苏军距离总理府仅有两个街区之遥，希特勒遂与妻子爱娃·勃劳恩在地堡中一同自杀[360]，同日晚些时候苏军占领德国国会大厦并将苏联国旗插在国会大厦楼顶，象征着纳粹德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5月2日，柏林城防司令黑尔姆特·魏德林宣布向苏军指挥官崔可夫无条件投降[361]。希特勒死后其大总统职位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所接替，而总理职位则由约瑟夫·戈培尔担任[362]。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于次日在杀死其戈培尔子女后一同自杀[363]。在5月4日至8日期间绝大部分残余的德军皆无条件投降。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正式签署，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束[364]。战后纳粹德国大部分领土被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分别占领至1949年苏联支持的东德和西方支持的西德分别成立，而纳粹德国位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等地的领土则被并入苏联和波兰，当地的德意志人全部被遣返东德或流放至西伯利亚。
德国人的自杀率在战争结束前有所增高，尤其是在苏军推进的区域更为明显。1945年5月1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第65军攻入代明，首先攻入一座酿酒厂，此后在镇中横行，进行大规模强暴、射杀平民并纵火，导致超过1,000人自杀（该镇总人口近16,000人）[365]。此外在其他地方亦发生集体自杀的现象，如新勃兰登堡（600人）[365]、施托尔普（1,000人）[365]、和柏林（1945年至少有7,057人自杀）[366]。
据统计，纳粹德国在战时共有约550万至690万人死亡[367]。根据德国历史学者吕迪格·奥弗曼斯的研究资料，德军共有530万人阵亡或失踪，其中包括90万名自1937年德国边界以外地区征召的士兵[282]。另根据理查德·奥弗里在2014年给出的资料，约有35万人在英美空军轰炸德国城市时死亡[368]，又有2万人在陆上战役中阵亡[369][370]。在柏林战役中则约有22,000名市民死亡[371]，此外，还有30万名德国人（包括犹太人）在纳粹的政治、种族和宗教迫害中死亡[372]，又有200,000人死于纳粹政权的安乐死计划[373]。在德国被称为“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的政治法庭上，有近12,000名德国抵抗运动成员被处决，在民事法庭上亦处决40,000人[374]。在同盟国军队攻入德国本土时，亦有发生针对德国妇女的大规模强暴事件[375]。
在战争结束之前，欧洲约有4,000万名难民[376]，其经济也遭到沉重打击、趋于崩溃，70%的工业设施被毁[377]。约有1,200万至1,400万的德国人逃离或被驱逐出东欧和中欧地区，前往德国[378]。冷战时期的西德政府称在驱逐德意志人以及在苏联的强制劳动中，约有220万平民死亡[379]。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说法被一些学者推翻，他们认为死者只有50万至60万人[380][381][382]，而在2006年德国政府重申200万至250万人死亡的立场[f]。
| “ | 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 ” |
| ——汉斯·法郎克在纽伦堡审判上，1945年[383] | ||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中发展起来[384]。1923年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入狱之后，希特勒撰写了《我的奋斗》提出了将德国社会转变为基于种族的社会的计划[385]。这一纳粹主义理念将反犹太主义、种族优生和优生学元素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泛日耳曼主义和领土扩张再次结合，意图在于为德意志民族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386]。纳粹政权试图通过攻击波兰和苏联，驱逐或消灭当地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以获取领土；这些种族被视为劣于雅利安优等民族，并被认为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阴谋论的组成部分[387][388]。其他被视为劣等的族群包括精神和生理残疾者、罗姆人、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以及与社会不容者[389][390]。
在本土运动的影响下，纳粹政权反对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并大力支持军事发展，以放弃理智为代价[391][392]。创造和艺术被抑制，除非它们能够对政治宣传起到作用[393]。纳粹党使用包括血旗在内的符号以及诸如纽伦堡党代会这般的仪式来加强团结和提升该政权的受欢迎度[394]。
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特别怀有敌意，他们成为无休止的反犹主义宣传攻击的目标。纳粹试图说服德国人民将犹太人视为“非人类”，在1933年联邦选举中赢得近44%的议会席位后，纳粹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企业。1933年3月，第一个官方纳粹集中营在巴伐利亚的达豪建立，从1933年到1935年，纳粹政权巩固了他们的权力。1933年4月7日通过了《恢复专业公务员制度法》，该法迫使所有犹太公务员从法律职业和公务员制度中退休。1935年的纽伦堡法律禁止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只有德国血统或相关血统的人才有资格被视为公民；其余的被归类为国家主体，没有公民权利。这剥夺了犹太人、罗姆人和其他人的合法权利。犹太人在纳粹政权下继续遭受迫害，例如1938年的水晶之夜大屠杀，德国500,000名犹太人中约有一半在1939年之前逃离该国，此后几乎不可能逃脱。
1941年，纳粹领导层决定实施他们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计划，该计划后来被称为大屠杀。根据该计划，犹太人和其他“次要种族”以及来自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政治反对者在谋杀现场被系统地谋杀，并从1942年开始在灭绝营中被谋杀。1941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精神和身体残疾者以及其他群体的成员成为目标并有条不紊地谋杀——“种族灭绝”一词的由来。大屠杀期间共有约1700万人被杀，其中包括150万儿童犹太儿童。
冷战时期（1945年－1990年）
| “ | 长期以来，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声称自己有特殊的“德意志道路”，但是在1945年崩溃后转而批评德国背离西方。如今负面观点占主导地位。根据目前流行的观点，德国与欧洲大国的差异并没有大到可以说存在“特殊的德国式道路”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走过所谓的“正常道路”。 | ” |
|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德国：走向西方的长路》，2006年 | ||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议》，德国除割让给苏联和波兰11.4万平方公里土地外，其余部分及首都柏林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
1947年1月1日，美占区和英占区组成联合经济区，同年4月法占区也加入该联合经济区。1948年9月由州议会代表组成协商会议。1949年5月8日，协商会议通过《基本法》。5月23日《基本法》被公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它简称为联邦德国。9月20日，由康拉德·阿登纳组成第一届联邦政府。联邦德国的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的最高司法机构是联邦宪法法院[395]。
1946年4月德国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1947年12月6日，在柏林苏占区召开德国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1949年5月30日德国人民第3次代表大会批准宪法。同年10月7日临时人民议院通过宪法。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建立，它简称民主德国。10月10日苏联占领当局将行政职权移交给临时政府[396]。
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当年年底，柏林正式分裂成为两个城市。1961年，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边界自己的一侧修建柏林墙，并且切断西德与西柏林的交通运输。建墙的行为昭示著冷战达到最高峰，美国靠空投物资支援西柏林，是为柏林空运。
在波茨坦会议上，德国被盟军划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直到1949年才恢复独立。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的省份（奥得-尼斯线）被割让予波兰和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这些领土的解决本等待与德国举行的最终和平会议，但此会议最终并未举行。大多数剩余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境[397]，他们包括大约670万生活在波兰置换的土地上的德国人，此外定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300万德国人（主体是苏台德德国人）也被驱逐到西部[398]。此外还有大量中东欧德裔和战俘被关入了苏联的战俘营，对他们的遣返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完成。这是近代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行为，大约50至200万人死于迁徙途中。曾经因为东向移民运动而建立起来而持续千年的德意志人定居点被彻底扫除[399]。
魏玛德国战前的人口约为6900万，因二战而死亡者总数占8%至10%，即550万至700万人。其中包括450万军人和100至200万平民。1100万外国工人和战俘离开，士兵返回家园，超过1400万流离失所的讲德语的难民从德国前东部省份和中东欧被驱逐出境，他们中的许多到达了德国西部[400]。土地对他们来说往往是陌生的。在冷战期间，西德政府估计，由于德国人的逃亡和驱逐以及在苏联的强制劳动，共造成了约220万平民死亡[401][402]。这个数字直到1990年代才受到质疑，当时一些历史学家将死亡人数定为500,000至600,000人[403]。2006年，德国政府重申其立场，即有约200-250万人死亡。
去纳粹化对旧政权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进行了罢免、监禁或处决，但大多数中下层文职官员并未受到严重影响。根据在雅尔塔会议上盟军达成的协议，数百万战俘被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用作强迫劳动力[404]。
在东方，苏联镇压异议并扶植起了另一个警察国家，作为情报机关的斯塔西被建立，他们雇用前纳粹分子。苏联提取了东德国民生产总值的23%用于赔偿，而在西方，赔偿只是一个次要因素[405]。
1945-46年，由于交通、市场和金融的中断减缓了恢复正常的速度，住房和食品条件很差。在西部，轰炸摧毁了四分之一的住房存量，来自东部的超过1000万难民涌入，大多数人住在难民营中[406]。1946-48年的粮食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而通常提供25%粮食的谷物和肉类运输不再从东方运来。此外，战争的结束也结束了从被占领国手中夺取的大量粮食，这些粮食在战争期间维持了德国的生存。煤炭产量下降了60%，这对铁路、重工业和供暖产生了连锁负面影响[407] 。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直到1949年底才达到战前水平[408]。
盟国的经济政策最初是工业裁军加农业部门建设之一。在西部地区，大多数工业厂房的炸弹损坏程度最低，盟军拆除了5%的工业厂房进行赔偿[409]。
1949年，苏联区的西半部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通常简称为东德），由社会统一党控制。直到1950年代，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支重要的军队，但东德将斯塔西建成了一支强大的秘密警察，渗透到其社会的各个方面。
东德是一个东方集团国家，通过其占领军和华沙条约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下。政治权力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社会主义统一党（SED）的主要成员（政治局）执行。建立了苏联式的指令经济；后来东德成为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东德的宣传是基于东德社会计划的好处和所谓的西德入侵的持续威胁，但它的许多公民向西方寻求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四国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四个战胜国瓜分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理事会来治理德国事务。由于理念上的差异，在战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主的共产阵营逐渐疏远，1948年3月时，美、英、法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初步决议要将三国所分别管理的德国领土合并，组成一个德国西部的政权西德，针对这点苏联方面作出反制，首先是退出ACC，进而宣布着手设立一个东德政权的计划[410]。
但直接导致东西德分离的导火线，则是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西方占领区境内的货币重整计划。当时西方三国占领区内原本分别发行的货币进行了整合，却排除苏联占领区，发行了西德马克，而苏联占领区也在短短三日后发行了东德马克，俨然象征东西德正式分离。东西德分离后，东德方面曾在1948年中开始，对使用西德马克的西柏林地区进行封锁，为期11个月，希望透过此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柏林地区的目的，但在西方国家持续以空运方式进行的柏林空运之支援下没有实现。在柏林封锁解除（1949年5月12日）后没多久的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411]。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正式生效。第二届德国人民议会组成了临时议会并任命奥托·格罗提渥为总理以组建政府。威廉·皮克则于10月11日被选举为东德总统。东德被宣布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除统一社会党外，资产阶级的政党也被容忍，前提是需参加国家阵线。部长联席会议组成了东德政府，但实际的权力中心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相对于英美法占领区所组成的西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德则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组织——华沙条约组织。
1952年7月统一社会党决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对工业进行国有化；在农业上，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LPG）进行集体化。此时宣传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就是学习如何取得胜利”。伴随这一行动的是在思想领域的压制，特别是针对教会。1952年5月德国内部边境封锁后边境附近所有可疑的居民都被强制搬迁。尽管如此在1953年的头三个月，仍然有大约20万人离开东德，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尚未封锁的西柏林边境。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新任苏联领导人玛理诺科夫等高层和统一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从前对社会思想的压迫。然而先前所指定的工作定额并未降低。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发生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随后扩大到全国，被称为六一七事件。最终导致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镇压，至少55人死亡。
通过苏联的财政支持和苏联产权企业改制为东德国有企业，减轻了东德的战后赔偿压力。这些举措缓解了消费品供给的压力并且稳定了统一社会党政权，尽管乌布利希的掌权颇受争议。1956年11月苏联军队对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导致了对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新一轮压迫。1959年统一社会党发起了第二次“建设社会主义”运动。1960年第一季度40%的农业用地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之后则迅速增加到90%。[412]同时，离开东德的人数也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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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的大规模移民潮使其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离开的人中大多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基于苏联方面的支持，从1961年8月12日晚上开始至13日东德边防警察和工人阶级战斗队围绕西柏林的边境设置了铁丝网，并最终修筑了柏林墙，成为了德国和欧洲分裂的象征[413]。东德方面宣传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此外，之后设置了反车辆障碍、地雷区、自动机枪和边防哨，进一步加强了越境难度。据西德国家司法档案室记录，约数百名难民在两德边境内死亡[414][415]。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动去斯大林化，东柏林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公园和设施被重新命名，以减少个人崇拜。对潜在的逃亡人群，政府从单纯的镇压转变为对其进行思想劝说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职业前景。这种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缓和了人民与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绪。[416]对于年轻人来说，统一社会党持开放的态度，特别在于对西方音乐舞蹈形式的引进。1963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没人应该限制青年只伴着华尔兹或探戈的节奏跳舞，他们应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由他们自己选择。”[417]自由德国青年团参与举办了一些流行舞蹈的活动，得到了青年的一致好评。
然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和发生莱比锡青年骚乱后，开放时期结束了。一些诸如“流氓罪”、“流浪汉”、“长头发”和“游手好闲的人”的名词重新出现。创作“愤世嫉俗的歌词”的歌手乌尔夫·比尔曼由于反对宵禁而被罚款。[418]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中，苏联通过华约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导致东德内部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更多改革和自由的气氛骤然下降，许多年轻人在东德主要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的抗议，史塔西记录在1968年11月有至少2,000宗“敌对行为”。[419]
1970年，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昂纳克对东、西德的和解较为了解，计划缓解消费品的缺乏并降低工人对于生产计划的抱怨，并且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批评乌布利希过于重视重工业的经济战略。虽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最终持中立态度，但最终还是导致了乌布利希在1971年4月辞职。[420]
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在1971年6月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成为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其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成为了统一社会党的主要任务。工作重心是为工人提供体面的住房，同时增加了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产假和完善托儿设施等鼓励妇女就业的措施。东德家庭拥有冰箱、电视机等重要消费品的比例显著增加。到1976年最低工资增加到400东德马克，最低退休金增加到230东德马克。然而，在刺激经济和消费的同时也增加了东德在西方的债务。[421]
1971年12月昂纳克推行了新的文化政策，起初意在进行一场文化解放运动，然而至1970年中期仍有诸多限制：[422]
| “ | 基于社会主义的牢固基础，我认为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是没有什么禁忌的。这是指对于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而言，简言之即艺术的主旨。 | ” |
同时，对年轻人的音乐进行了一次东德化的复兴运动。在1972年4月一场被人称作“舞曲会议”的会议上宣布“我们并不是排斥爵士乐、节奏音乐和民谣，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们操纵大众文化，其艺术主旨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的。[423]”1973年，以“为了我们集体的利益”为由，昂纳克实行了限制收听收看西方广播和电视的运动。同时限制留长发、穿短裙和蓝色牛仔裤，并把镶钻牛仔裤认作是“西方颓废文化”的象征。[424]与此同时，昂纳克进一步加强了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并宣称将“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1974年东德与苏联的关系趋向成熟，被称为“在与苏联的友谊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了”。[425]
作为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东方政策的一部分，1970年在埃尔福特举行了首脑会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进行了谈判和沟通。为解除武装对立和重返国际社会达成了协议，并确立通过由东德改善道路状况和简化过境手续保障西德与西柏林之间交通通畅。1972年两德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条约》，标志两国在和平和共存的基础上认同彼此的存在。随后在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于1974年时依据基础条约第8条规定、在波恩和东柏林相互建立常驻代表处。
1979到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起了东德经济加速衰退。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和西方相比不仅相对昂贵，并且等待时间漫长：“一台洗衣机的交货时间最长可达三年，一辆卫星轿车需要等待至少十年。”[426]
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笼罩欧洲44年之久的“铁幕”；同年9月，1,300多个东德人透过匈牙利进入到了西德境内。与此同时，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东德的许多城市相继爆发。尽管为了巩固统治，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当年10月的东柏林进行了声势不小的阅兵，但东德首都柏林仍然爆发一连三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此后为了平息游行，德国统一社会党罢免了昂内克的党总书记职务[427]。
同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随后几天里，大量东德人通过柏林墙轻易进入了西德境内。12月1日，东德议会废除宪法赋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两天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东德议会都宣布辞职。
尽管许多东德人想在东德领土上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种想法很快被两德统一的声浪所淹没。示威的口号也从向国家权力挑战的“我们就是人民！”（德语：Wir sind das Volk!）转变成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我们是一个民族！”（德语：Wir sind ein Volk!）。在与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简短的协商后，两德重新统一的决定被认可。 1990年10月2日，东德政府机关停止工作，西德接收了东德的驻外使领馆，10月3日，两德统一庆典在柏林举行，两德正式宣布统一。原属东德的五个邦——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正式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法律上东德被西德合并，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存续单位，东德因此宣告灭亡。
1991年3月15日，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生效，德国恢复全部主权。
1949年，美英法三个西方占领区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也即西德）。政府由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及其保守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组成。CDU/CSU在1949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掌权。西德首都为波恩，直到1990年才迁至柏林。1990年，FRG吸收了东德并获得了对柏林的完全主权。在任何方面，西德都比东德更大、更富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东部1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割让给了波兰和苏联），东德成为共产党控制下的独裁政权，并受到莫斯科的密切监视。德国、尤其是柏林，是冷战的聚焦点，北约和华约在西部和东部集结了主要军事力量[428]。
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较快。70年代，德国出现“经济奇迹”[429]。到统一前，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四大国，贸易第三大国。西德从1950年代初开始享有长期的经济增长（Wirtschaftswunder）。工业生产从1950年到1957年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9%或10%的速度增长，成为整个西欧经济增长的引擎[430]。工会通过推迟加薪、减少罢工、支持技术现代化和共同决定政策（Mitbestimmung）支持新政策，其中包括令人满意的申诉解决系统以及要求工人在大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作为马歇尔计划一部分的美国捐赠14亿美元、打破旧的贸易壁垒和传统做法以及开放全球市场，加速了复苏[431]。西德获得了合法性和尊重，因为它摆脱了德国在纳粹统治下获得的可怕声誉。
西德在创建欧洲合作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于1955年加入北约，并于1958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
最引人注目和最成功的政策事件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432]。自1930年代以来，物价和工资一直受到控制，但资金充足。这意味着人们积累了大量的纸面资产，而官方价格和工资并不能反映现实，因为黑市主导了经济，所有交易的一半以上都是非官方的。1948年6月21日，西方盟国撤回了旧货币，并以每10个旧货币1个新马克的汇率取而代之。这消除了90%的政府和私人债务，以及私人储蓄。价格被解除控制，尽管价格上涨了25%，工会同意接受15%的工资增长。结果是德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保持稳定，而出口利润和收益飙升并重新注入经济。货币改革与来自美国的14亿美元马歇尔计划资金同时进行，该资金主要用于投资。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是西德的主要领导人[433]。他是1949-63年西德的第一任总理，直到他去世，他还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该联盟由保守派、秩序自由派以及新教和天主教社会教义的拥护者组成在西德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导著西德政治。在他担任总理期间，西德经济迅速增长，西德与法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入了新兴的欧盟，建立了该国的武装力量（德国联邦国防军），成为北约的支柱和坚定的盟友。阿登纳政府也开始了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长期和解进程[434]。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作为英美占领区的经济主管负责经济政策，并且是阿登纳的长期经济部长。艾哈德在1948年取消许多价格控制的决定（尽管遭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盟军当局的反对），加上他对自由市场的倡导，帮助联邦共和国在战时的破坏中实现了强劲增长[435]。德意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伯特·沃尔特（Norbert Walter）认为，“德国在二战后的快速经济发展归功于路德维希·艾哈德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436][437]艾哈德在政治上不太成功1963年至1966年担任基民盟校长。艾哈德遵循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与专业经济学家保持密切联系。艾哈德将市场本身视为社会性的，并且只支持最低限度的福利立法。然而，1957年，艾哈德在努力创建一个自由、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决定性的失败。他不得不在反卡特尔立法等关键问题上妥协。此后，西德经济演变为传统的西欧福利国家[438]。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959年通过戈德斯贝格纲领时，很大程度上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转而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概念。相反，它现在试图超越其旧的工人阶级基础，以吸引包括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在内的所有潜在选民。工会加强与行业的合作，实现了公司董事会的劳工代表和工资和福利的增加[439]。
威利·勃兰特（1913-1992）是1964-87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1969-1974年的西德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德国政府寻求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并改善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这一政策被称为东方政策[429]。这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其量是冰冷的，宣传弹幕朝各个方向进行。东德人才的大量外流促使柏林墙于1961年建成，这加剧了冷战紧张局势并阻止了东德人的旅行。尽管急于减轻分裂家庭的严重困难并减少摩擦，但勃兰特的东方政治仍坚持其“一个德意志国家中的两个德国国家”的概念。
东方政治遭到德国保守分子的反对，但在1971年为勃兰特赢得了国际声誉和诺贝尔和平奖[440]。1973年9月，西德和东德都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两国于1974年互派常驻代表，1987年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对西德进行正式国事访问[441]。
1973年之后，德国遭受了全球经济危机、油价飙升和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的重创，失业率从1973年的30万猛增至1975年的110万。鲁尔区受灾最严重，因为它的煤矿很容易到达逐渐消失，昂贵的德国煤炭不再具有竞争力。同样，由于日本等低成本供应商的价格被压低，鲁尔钢铁行业也急剧下滑。福利制度为大量失业工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许多工厂减少了劳动力，开始专注于高利润的专业项目。1990年后，鲁尔区进入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清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本身就成为了一项主要产业。与此同时，以前的巴伐利亚乡村变成了高科技工业中心[409]。
一场间谍丑闻迫使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同时继续担任党魁。他被社民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取代，他在1974-1982年担任总理。施密特以较少的热情继续进行东方政治。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对降低通货膨胀等国内问题更感兴趣[442]。当他借钱来支付越来越昂贵的福利国家的成本时，债务迅速增长。1979年之后，随着冷战再次升温，外交政策问题成为中心问题。德国和平运动动员数十万示威者抗议美国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弹道导弹。施密特支持部署，但遭到社民党左翼和布兰特的反对。
赫尔穆特·科尔（1930-2017）在1982年通过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将保守派重新掌权，并担任总理直到1998年[429]。在1983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多次获胜后，他最终在1998年的联邦选举中被左翼有史以来最大的压倒性击败，并由社民党的格哈德·施罗德继任总理。科尔最出名的是在二战期间所有四大强权的批准下策划统一，他们仍然在德国事务中拥有发言权[443]。
关于德国统一的条约达成于1990年2月13日，这个协议通过1990年2月14日的所谓“四加二协议”（英美苏法四个占领国和东西德国）得以实现[429]。统一后的德国被认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扩大延续而非继承国[444]，因此仍然是欧共体（后来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此外，西德在所有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均被其取代[445]。根据1994年《柏林-波恩法案》，柏林成为统一之后的德国首都，而波昂则获得“联邦城市”（Bundesstadt）这一独有地位[446]，保有一些联邦机关[447]。政府迁移于1999年全部完成[448]。1998年选举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格哈特·施罗德当选首位红绿联盟德国总理，与联盟90/绿党共同组建政府[449][450][451]。
现今德国（1990年起）
| “ | 我们在同一艘船上。 | ” |
| ——安格拉·默克尔，2013年[452] | ||
社民党与绿党联合赢得了1998年的选举。社民党领袖格哈德·施罗德将自己定位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中间派“第三条道路”候选人[453]。
施罗德于2003年3月改变立场并提议大幅缩减福利国家的规模，称为2010年议程。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以克服工会和社民党左翼的反对。2010年议程有五个目标：减税；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特别是放宽保护工人免遭解雇的规则，并建立哈茨概念工作培训；通过减少权利使福利国家现代化；减少小企业的官僚障碍；并向地方政府提供新的低息贷款。
2004年12月26日，在圣诞节和节礼日庆祝活动期间，在泰国和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德国人受到印度尼西亚岛西海岸苏门答腊岛9.0级地震的灾难性海啸的影响，以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丧生。2005年1月20日，在柏林大教堂和联邦议院为所有德国人举行了追悼会。
2005年5月22日，社民党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输给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格哈德施罗德宣布他将“尽快”举行联邦选举。2005年7月1日，一项信任动议在联邦议院以151票对296票（148票弃权）被否决，此前施罗德敦促议员不要投票支持他的政府以引发新的选举。作为回应，一群左翼社民党持不同政见者和新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同意在大选中联合竞选，施罗德的竞争对手奥斯卡·拉方丹领导新团体。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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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欧洲联盟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从2005年到2009年和2013年到2021年，德国由基民盟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大联盟统治。从2009年到2013年，默克尔领导了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的中右翼政府[455]。
德国与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在欧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德国（尤其是在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领导下）是接纳许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德国站在欧洲国家的前沿，寻求利用货币联盟的势头来推动建立一个更统一、更有能力的欧洲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德国总理施罗德表达了对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兴趣，并指出法国、俄罗斯和日本是明确支持德国申办的国家。德国在1998年12月31日永久固定德国马克汇率后，于1999年1月1日正式采用欧元[456][457] 。
自1990年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国外参与了多项维和救灾行动。自2002年以来，德国军队在阿富汗战争中成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一部分，这导致了二战以来德国在战斗任务中的首次伤亡。鉴于2008年开始的全球大衰退，德国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经历如此多的经济困难。在影响德国经济的欧元区危机之后，德国后来发起了大规模的金融救助。
继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核灾难之后，德国公众舆论急剧反对德国的核电，当时德国的电力供应占到了四分之一。作为回应，默克尔宣布计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关闭核电站，并承诺更多地依赖风能和其他替代能源，除了煤炭和天然气[458]。
德国在2015年受到欧洲移民危机的影响，因为它成为许多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寻求庇护者进入欧盟的最终首选目的地[459][460][461]。该国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和移民，并制定了配额制度，根据移民的税收收入和现有人口密度在联邦各州重新分配移民。默克尔授权无限制入境的决定在德国和欧洲引起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在2017年联邦选举中进入联邦议院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崛起的主要因素[462]。
新冠大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社会，确诊病例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90,000。继2020年1月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德国政府被称赞为制定遏制感染和死亡的方法的有效模式，但由于病例数量上升，到年底失去了这一地位。2020年12月开始接种疫苗，到2021年5月取消了许多限制[463]。
2021年9月，德国中左翼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联邦选举，结束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16年的保守统治[464]。
202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朔尔茨宣誓就任德国新总理。 他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建了联合政府[465][466]。
2022年2月，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被再次选为德国总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虽然主要是仪式性职位，但他一直被视为共识和连续性的象征[466]。
2022年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德国此前对俄外交政策（传统东方政策）因过于轻信和软弱而受到严厉批评。 继对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之后，德国宣布了政策的重大转变，承诺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提供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以弥补多年来的投资不足，同时将预算提高到GDP的2%以上[467]。截至2023年4月，德国接收了超过106万乌克兰难民[468]。
附录
| 年份 | 事件 |
|---|---|
史前时期
| |
| 70-20万年前 | 海德堡人在此繁衍 |
| 43-2.5万年前 | 尼安德特人在此繁衍 |
| 前1200-700 | 凯尔特人定居繁荣 |
| 前1000-500 | 日耳曼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逐渐占据中欧地区 |
| 前58-50 | 凯撒发动高卢战争，期间两次跨过莱茵河入侵日耳曼地区 |
古典时期
| |
| 9 | 条顿堡森林之战 |
| 98 | 塔西陀写作《日耳曼尼亚志》 |
| 297 | 罗马皇帝允许撒利法兰克人进入巴达维亚居住 |
| 310 | 科隆附近跨越莱茵河的桥梁被修筑 |
| 313 | 天主教科隆主教区建立 |
| 476 | 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 |
法兰克王国
| |
| 481 |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登基 |
| 496 | 克洛维一世颁布《萨利克法》 |
| 768 | 卡尔大帝即位 |
| 772-804 | 萨克森战争，德国本土异教被消灭，国家实现基督教化 |
| 800 | 卡尔大帝到达罗马，教宗利奥三世授予其罗马皇帝的称号 |
| 843 | 《凡尔登条约》签订，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 |
| 919 | 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建立萨克森王朝 |
| 955 | 奥托一世在第二次莱希菲尔德战役战胜马札尔人，迫使马札尔人在中东欧定居下来 |
神圣罗马帝国
| |
| 962 | 奥托一世由教宗若望十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
| 1024 | 亨利二世去世后无嗣，来自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二世当选为东法兰克国王 |
| 1189-90 |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与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一起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
| 1245-73 | 大空位时代，由此皇帝大权旁落 |
| 1422 | 阿尔布雷希特五世迎娶了卢森堡王朝末代皇帝西吉斯蒙德唯一的女儿卢森堡的伊丽莎白，并被指定为西吉斯蒙德的继承人 |
| 1493-1519 |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推行大规模改革。伊比利亚国家殖民美洲，欧洲走出中世纪 |
| 1517 | 马丁·路德为反对赎罪券买卖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 |
| 1525 | 阿尔布雷希特宣布改信义宗，使条顿骑士团世俗化，建立普鲁士公国 |
| 1519-56 | 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 |
| 1555 |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皇帝认可宗教自由 |
| 1618-48 | 三十年战争 |
| 1683 | 波兰-立陶宛和奥地利在维也纳战役击退了土耳其军队，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画上了句号 |
| 1740-86 | 腓特烈大帝统治 |
| 1804 | 拿破仑称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集合诸国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 |
| 1806 | 普、奥惨败，签订《莱茵邦联条约》，神圣罗马帝国解体 |
德意志统一
| |
| 1807-13 | 普鲁士改革运动 |
| 1813 | 莱比锡战役，拿破仑战败 |
| 1815 | 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彻底失败。同年举行维也纳和会，德意志邦联成立 |
| 1848 | 德意志1848年革命爆发，由是召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
| 1864-71 | 三次王朝战争（普丹、普奥、普法），德意志宣告统一 |
德意志帝国
| |
| 1871-88 | 威廉一世统治 |
| 1882 | 三国同盟建立 |
| 1889 | 威廉二世继位，俾斯麦请辞 |
| 1914 | 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一战爆发，德国出兵卢森堡 |
| 1916 | 日德兰海战、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 |
| 1917 |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意欲退出一战，德国将主要兵力调往西线 |
| 1918 | 皇帝会战，《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德国投降并承诺并割地赔款 |
魏玛共和国
| |
| 1923 | 严重的通货膨胀，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政变 |
| 1933 | 希特勒被选举为总理 |
纳粹德国
| |
| 1935 | 希特勒突破凡尔赛条约的封锁，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起50万人的军队 |
| 1936 | 希特勒将德军开进莱茵兰非武装区 |
| 1938 | 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 |
| 1939 | 德国发动波兰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
| 1940 | 占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随后击败英法联军，并占领法国，后建立维希政权 |
| 1941 | 入侵并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对苏战争爆发 |
| 1942 | 斯大林格勒战役，二战进入转折 |
| 1943 | 德军在多条战线被迫后退 |
| 1945 | 希特勒自杀，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
战后德国
| |
| 1948 | 第一次柏林危机，中东欧的德裔被大规模驱赶回国 |
| 1949 | 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占领区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1961 | 第三次柏林危机，柏林墙被修筑 |
| 1969-72 | 东方政策，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解冻 |
| 1987 | 东德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出访西德 |
| 1990 | 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 |
现代德国
| |
| 1992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欧盟建立 |
| 2005 | 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成为总理 |
| 2015 | 欧洲移民危机 |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书籍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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