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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号精卫（亦为其笔名），通称汪精卫，中华民国政要，前革命者，广东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人，出生于广东三水县署[1]（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社区）。官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后获释。早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及文胆，也是其遗嘱的起草者与执笔人。在孙中山逝世后，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委员会主席以及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自孙中山逝世直到宁汉合流都是蒋介石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 汪兆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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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kind=small}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0年11月28日—1944年11月10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陈公博（代理）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行政院院长 | |
| 任期 1940年3月30日—1944年11月10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陈公博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0年3月24日—1944年11月10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陈公博 |
 中国国民党（汪精卫政权）第1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39年9月29日—1944年11月10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陈公博（代理） |
 中华民国第1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 |
| 任期 1938年7月6日—1939年1月1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张伯苓（代理） |
| 中国国民党第1任副总裁 | |
|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 |
| 总裁 | 蒋介石 |
| 继任 | 陈诚 |
| 中国国民党第2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37年3月3日—1937年8月11日 | |
| 前任 | 蒋介石 |
| 继任 | 蒋介石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4任行政院院长 | |
|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 |
| 前任 | 孙科 |
| 继任 | 蒋介石 |
| 中华民国第1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25年7月3日—1926年4月16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蒋介石 |
| 中华民国第1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 继任 | 谭延闿 |
| 中国国民党第3、8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 |
| 前任 | 胡汉民 |
| 继任 | 谭延闿 |
| 任期 1935年12月7日—1937年11月17日 | |
| 前任 | 蒋介石 |
| 继任 | 蒋介石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83年5月4日（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大清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 |
| 逝世 | 1944年11月10日（61岁） 大日本帝国爱知县名古屋市 |
| 国籍 | 大清（1883年—1912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21年） 中华民国（1921年—1944年） |
| 政党 |  中国同盟会 中国国民党（1919年—1940年） 中国国民党（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4年） |
| 配偶 | 陈璧君 |
| 母校 | 日本法政大学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汪精卫国民政府 |
| 军衔 | .png){kind=icon} 特级上将 |
| 参战 | 第二次中日战争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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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发表《艳电》宣告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和一切公职。1939年6月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他为汉奸，全国通缉[2][3]，汪精卫认为与日本表面合作能有效拖延日本并吞中华民国，此成为其一生争议，后世对此评价两极分化。1940年，汪精卫在华东和华北的日本占领区建立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受日本节制的同时试图争取自治空间。日本投降前9个月病卒，终年61岁。
汪精卫出身于番禺汪氏家族，汪氏家族系出唐朝越国公汪华，元末从婺源县迁浙江省山阴县。曾祖父汪炌当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1]祖父汪云是浙江举人，任遂昌县训导。族伯汪瑔曾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张树声和曾国荃的幕僚，父亲汪琡随汪瑔入籍广东番禺捕属，搬入广州豪贤街。[1]1883年5月4日，汪精卫生于广州府三水县署，时汪琡在三水当幕僚。汪精卫是广州人，他在1939年的两场演讲《怎样实现和平》[4]《两种怀疑心理之解释》[5]是清末民初仅存的几个戏曲以外的粤语录音，与1924年孙中山《救国方针》[6]的录音同为粤语史的珍贵语料。[7]
父亲汪琡初娶浙江省卢氏女为室，生一男三女，后病故，续娶汪精卫生母番禺吴氏，生三男三女。汪精卫出生时父亲已62岁，是其父最年幼的儿子，排行第十。3岁起，随父来往于曲江、英德、四会、陆丰县署，其中在英德居住了4年，9岁搬回广州豪贤街。后来汪琡弃文从商，他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重视教汪读书，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琡晚年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细字，命汪每天代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诵写陶渊明和陆游的诗[8]:3。十三岁时丧母，次年丧父，只得随兄长汪兆镛客居粤北的乐昌县，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留下遗产，衣食住完全依靠长兄，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17岁的汪在县城的一个私塾里当老师教书，后戏称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师从三哥汪兆钧的外舅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1901年，返回广州与二兄汪兆𬭎（字仲器）一同参加番禺县试，原本汪兆𬭎第三，兆铭第一，但县令钱璞如知道二者为兄弟关系后将兆铭改为第三。在府试时，汪考得第一。二哥死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汪担任家庭教师，汪以此收入养家糊口。[9]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1904年，清廷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选考留日官费生。家道清贫的汪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于是约请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广州秀才前去报名，参加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他们都被取录[10]:23。同年9月，他与胡展堂、朱执信等前往日本成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学习之外，汪还从事译书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收入60元。期间，汪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曾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希望中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并因此十分崇拜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他曾说“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10]:25-26。
1905年7月，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汪与朱执信在东京神田锦辉馆进谒孙中山，孙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于是加入中国同盟会。7月30日，汪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曾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非常不满，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停止革命活动被拒。岑春煊于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镛为汪定亲，返粤和刘氏女结婚。汪接到来信后，以“家庭罪人”名义复信称：“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镛接到信后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送状子至番禺县报告存案，解除了与刘氏女的婚约。革命党人因此对汪表示赞赏[8]:12-13。
1906年，汪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开始随孙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以设立同盟会分会，策划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同年7月，汪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汪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回击康梁。
1906年，汪毕业后返回香港。隔年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使日本驱逐孙。孙率汪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上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到“余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马来亚槟城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其演说成为汪的崇拜者，为此还认购了《中兴日报》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结识。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1909年，汪与陈璧君一同转赴日本[8]:14-15。
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会内的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会搞分裂活动，攻击孙将捐款中饱私囊，发表《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刊印传单攻击“今之《民报》为孙文、汪兆铭所私有”。借此机会，保皇党大做文章。11月，《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该传单并攻击革命党。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为此大受刺激，灰心丧气[8]:16-17。
为了回击保皇派，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并为此反复与之辩论。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2月，汪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二人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等人无法认出而未下手。最后决定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8]:21-22。
1910年2月21日，汪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8]:22。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栈、餐厅、酒楼、茶馆、妓院、剧场等，力求尽快破案。4月16日，汪与黄复生在东北园谈话后，二人与罗世勋分别被捕。孙在纽约闻讯后极为关心和痛心，对身边人表示“昨汪兆铭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8]:22-23
汪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名句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10]:60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终身监禁。汪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8]:23-26。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10]:60。
自此之后，汪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党人与清廷的斗争为“煮豆燃萁”（兄弟阋墙）。肃亲王在大连病逝后，汪曾前往慰吊，并对张学良说：“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11]:232
武昌起义之后，1911年10月30日，清宣统帝“下诏罪己”后，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汪获释后，与袁克定结识，后与之结拜为异姓兄弟。在袁克定的引荐下，汪于锡拉胡同袁世凯住宅与之会面，每天晚上饭后7点或8点会见袁世凯，11点或12点离开，为其讲解民主立宪的本质，汪还推荐同盟会会员魏宸组为袁世凯深入讲解，“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不易”，汪、魏说“中国非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11月15日，汪与日本法大速成班时期的同学和好友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总部设于天津[12][10]:65，11月18日于天津《民兴报》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于是主张成立国民大会，将两党不同政见，诉诸民意，“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革命党喉舌对此发表了题为《无聊之共济会》，逐点批评了国事共济会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11月27日汪赴天津，筹组京津同盟会分会，直接管辖暗杀部，后受袁世凯示意组织黄复生暗杀了良弼。12月5日，该会宣布解散。载沣下台，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后，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汪等人为参赞，参加南北议和。期间，汪与南方黄兴保持书信联系，沟通南北。
南北和谈开始后，汪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后来到上海。作为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手下的四名参议之一[13]，他在上海伍廷芳的寓所——一观渡庐与唐绍仪研究对策，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因此有人称汪为“政治两栖动物”[10]:71。
12月25日，孙从海外归来。26日，汪出席了孙召开了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反对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汪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认同孙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等人还根据孙指示的精神，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0]:72。孙起初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月11日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汪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并指责孙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在各方面舆论包围和革命党人的催促下不再坚持己见。胡汉民后来回忆他与汪二人劝阻孙，“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1911年底到1912年初，中国北方的革命党多次在通州、滦州、任丘发动武装起义，汪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劝阻，强调“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北方革命党人则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京、津、保地区，且“我虽停止活动，彼（袁世凯）仍逮捕枪杀，奈何？”汪回复“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袁世凯以党人起事责问汪兆铭时，他则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8]:31-32
1912年宣统退位、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孙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汪曾力辞广东都督一职，表示“革命成功了，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2月，汪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组织“进德会”，力图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八不主义”，“六不主义”，倡导“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 “不纳妾”。2月21日，汪与蔡元培、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唐绍仪受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一同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4月，汪还与蔡元培、李石曾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应“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但是留学费用昂贵，“其事甚难普及”，为了推广留学的方法，向欧洲“民主民智先进国”学习，“节俭费用”，养成“劳动朴素、勤洁苦学之风”，所以成立该会。同年4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10]:80-81。
当年春，汪和陈璧君在上海结婚，并前往广州省视兄嫂。8月辞去一切政务，经南洋赴法国学社会学与文学。汪途中浏览了马来半岛的太平山、印度洋，创作不少诗歌译作，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过问政治的倾向，对斗争表示厌倦[8]:33 。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正酝酿中。汪得知后于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后与张謇、赵凤昌商谈停战条件，主张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暂不撤换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决，追究应止于洪、应二人。张謇认为汪“可亲可爱”，6月13日给袁世凯写信夸汪“明达事理，能顾全大局”，建议袁世凯：“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世凯于6月16日复电曰：“倘伟大（指孙）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不久，袁世凯给汪写亲笔信请他北上，称“如惠然肯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10]:82-83
6月10日汪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汪返回上海，心情极为沮丧，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8]:33-34，由于战争已成事实，汪发表电文，声讨袁世凯，支持讨袁战争。7月19日，他与唐绍仪、蔡元培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辞职。同日，他又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创办《公论晚报》，刊登讨袁文章[10]:83。
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与蔡元培比邻而居，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多集中在蒙达尔纪城，汪与蔡元培、李石曾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每星期前往讲述中西学术[10]:87。其间袁世凯、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汪与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14]。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汪与陈璧君回国参加“护国运动”，将子女寄托给在波多的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孙离开上海开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命汪回国，汪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俄罗斯帝国处于革命前夕。汪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反战情绪。1919年，广州军政府任汪为巴黎和会南方代表，汪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收，并再度赴法。
汪年少时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认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老师）Ellery，叔永介绍了汪兆铭。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胡适）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15]。
1920年10月，汪奉孙之命第四次回国。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此为汪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派汪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断然拒绝。孙派汪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会晤，处境艰难的孙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里翻斤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孙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0]:99-105。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8]:50-51。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北上。孙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广东，汪以孙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命汪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在汪、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病重后，指定汪、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汪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10]:114-115。
1925年2月，孙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孙中山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孙去世前，汪陪伴左右，曾表示害怕在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则遭敌人“加害”闭眼不再说话。汪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画押。孙表示同意。汪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没有签字。3月11日，孙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10]:116-117。3月12日，孙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垂危之际，汪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表示同意。5月，汪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16]:21。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的联俄容共政策。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16]:21。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介石主张杀之，汪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的要求下，汪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左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0]:124-125。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内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在开幕式上演说[17]:2363。1月4日，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入列7人主席团，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即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17]:2365-2366。1月6日，大会继续举行，上午汪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下午蒋报告军事状况，于树德报告北方政治状况，议决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汪、邵力子、高语罕3人为起草员[17]:2368。1月9日，孙科、吴铁城由上海返广州，汪、蒋同意孙科、吴铁城之三条要求[17]:2371-2372。1月11日下午汪报告宣言大纲[17]:2373。1月16日，大会选出包括汪精卫在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17]:2377。1月19日下午大会闭幕，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汪致闭幕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汪为党代表[17]:2379-2380，此外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与汪亲密、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以治疗糖尿病，5月11日离开广州赴英属香港，6月中旬起在法国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2月[18]。1927年2月下旬，汪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归国。
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担任总司令北伐。因蒋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28人，孙科任主席，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议决下列各项：一、改选常务委员，汪等九人当选，二、改选中央党部各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为汪（吴玉章代）。三、改选中央政治委员，四、选蒋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入选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选汪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7]:2645-2646。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公布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5人名单及国府常务委员五人，汪位列其中[17]:2654。
1927年4月1日，汪经苏联抵达上海[17]:2668-2669。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4月3日，汪是日至4月5日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经反复策划后决定：一、定4月15日召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问题，在开会之前各地中国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之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内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17]:2671-2672。
汪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当晚汪秘密乘船赴汉口[17]:2673-2675。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1927年4月11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胡汉民主席，决定全体委员会于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并电催汪等来南京[17]:2684。4月16日，汪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汪在武汉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应付时局办法，4月18日决定先行北伐[17]:2687。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加速清党，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和中国国民党“附共分子”197人。随即，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17]:2688-2689，是为宁汉分裂。虽然汪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将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肃清蒋等叛党分子；蒋通电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于本日开始办公[17]:2691-2692。4月汪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8]:73-76。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之5月“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6月5日罗易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要他“接受电报的要旨”，“否则就将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17]:2724-2725罗易本来想拉拢汪，然则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遂开始提防中共。6月12日，汪、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于郑州会议结束后，是日返武汉，于右任附车同行[17]:2734-2735。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政策；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汪集团背叛，革命形势逆转，无力挽回，于上月末化装成检查电线之工人离开汉口北上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17]:2764-2765。7月14日晚，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中国国民党籍之中国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汪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称：“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会议决定派重要人员赴莫斯科说明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中国联合共产主义之俄国，并讨论“切实联合”辧法，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之中国共产党员予以制裁；宋庆龄因汪集团排斥中共，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18日在汉口《人民政坛报》公开发表；共产国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冯玉祥、徐谦、孔祥熙自洛阳致电南京、武汉政府，力陈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召开开封会议，专议党内问题，双方停止向安徽、江西征调军队，共图和平，凡会议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众议下野，7月18日胡汉民、钮永建、吴敬恒自南京覆电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汪等上月覆冯祃（6月22日）电中所称“南京决难宽恕”之言及武汉倒蒋之行动表示不满，7月22日冯玉祥再电汉口汪劝和，并提开封会议办法，7月24日汪等覆电赞同，声明反共，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如宁方赞同，可在开封开预备会议，不必拘会议形式，汪并另电致冯，称对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17]:2765-2766。
1927年7月15日，武汉中国国民党汪集团发动“七一五分共”，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共”，汪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政局宣言》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中国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抓捕中国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即捕20余人，中共中央从武汉开始转移和疏散人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17]:2766-2767。7月26日，汪准备在庐山开反共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参加，并令所部集中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干吾在鄱阳湖小船上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去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顺序速向南昌开进，是日贺龙第二十军到达涂家埠[17]:2774-2775。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乘京汉铁路车北上郑州，转道陕、蒙回苏联，汪、谭延闿、孙科等到车站送行[17]:2775-2776。7月28日夜，汪偕孙科、张发奎等离开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密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均与会，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17]:2776。武汉分共后，汪再次确定民权主义，主张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实施宪政。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17]:2779-2782。8月2日，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李烈钧覆冯玉祥转汉敬（7月24日）电，谓“汪精衛前存意气，故未能开诚相商，只须实践四月开执监大会之宿诺，则其重要分子来柄大权，亦所希望”，次日汪、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白彻底反共，谓已通告于一个月内开执监会议，“俾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8月8日李宗仁、蒋、胡汉民等11人电谢冯玉祥，宁汉妥协成立[17]:2782-2783。8月3日，汪等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之进退，无关轻重[17]:2783-2785。8月4日，汪致书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对容共表示认错，并对许颇多推多推崇，要其“出而负责，置党于最安全之地”[17]:2785。8月7日，汪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作反共演说，称：“我们今日已经到了决斗时期，要和共产党，和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17]:2788。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中国共产党员之中国国民党党并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9日，武汉汪等通电全体中国国民党员，首述反共经过，继谓中国国民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时解决，决于一个月内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8月11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执行委员，预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会，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举行[17]:2789-2790。8月12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蒋以北伐受挫，宁汉谋和之压力，提出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军事方面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负责，晚11时30分偕白崇禧、黄郛暨随员、卫队离开南京赴上海；李宗仁、白崇禧自南京联名通电汪、谭延闿、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陈公博等创议宁汉联合，内称：诸公毅然清党“讨共”，“已与宁方一致，其他党内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蒋介石以其所抱清党去鲍罗廷目的已达，对于总揽戎机之权，急须卸脱仔肩，离宁休养，所有总司令之职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党内政治问题，亟须推诚计议，迅谋解决，请速电示进行方针，以便合宁汉全力一致北伐”[17]:2792-2793。
8月13日，蒋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17]:2793-2794。8月14日，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17]:2794-2795。8月15日，武汉汪、谭延闿迭接南京要求合作电报，是日覆电请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汪在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谁亦不能任意把持……我们坚持我们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威权”，武汉政府早已决定要迁往南京[17]:2795-2796。8月19日，武汉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称：“今者蒋中正既解除兵权，以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环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由武汉迁都南京，以实行四月初旬之决议，而亟谋全党之统一”，经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克日迁都南京，并以党员应服从党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军阀，合力铲除共产党，以党治军等四端相勉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汪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党内右派开除党籍之处分；汪、谭延闿电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促宁方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诸军“只有急难之谊，并无他图”[17]:2798-2799。8月20日晚，汪前往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南京等问题[17]:2799。8月21日，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宁汉合作问题致电南京，略谓：“值此危疑震撼之际，团结内部，实为唯一要图，其办法似宜统一汉、宁、沪三党部合组，南京、武汉两政府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暂避要路，东南大局更有赖焉。”[17]:2799-28008月22日，南京代表李宗仁抵达九江，旋赴庐山与汪会谈宁汉合作，会议决定：谭、孙8月23日先偕李宗仁赴南京详商一切，武汉东征军暂行停止前进，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军委会一星期内迁南京，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铁路南段[17]:2800。
1927年9月5日，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达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南京赴上海，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17]:2810-2811。9月8日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李宗仁等设宴欢迎武汉抵宁中委，汪演说，称宁汉分裂是由于“工作上之注意点有所分岐”，“一方注意于清党，一方注意于提高党权”，并称今日必须团结，“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17]:2812-2813。9月9日，汪、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孙科、朱培德、李烈钧、陈公博、甘乃光等为挽五中委回任，并与在上海执监委交换团结意见，是日自南京到上海，汪在北站接见记者，称汉宁两派在军事方面现已一致，政治方面亦非一致不可，两派合作已不成问题[17]:2813-2814。9月10日，汪在上海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颂蒋反共“有先见之明”，并称自己“自从五月间奋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主张分共的”，又称彼此“反共之方法与政策不同，以致把党分裂”，“关于政治问题，在军事时期，不得不题高党权，实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汪等电奉化蒋到上海“会商党国大计”[17]:2814-2815。
9月11日，中国国民党汉、宁、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中央要员在上海戈登路开谈话会，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并改组办法，汪等21人出席，推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吴敬恒、蒋、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甚烈，宁派力主非汪下野无以平党员之愤，汪决暂退，会议决定：一、由宁、沪、汉三方面各推委员6人（另候补委员各3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暂撤销，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暨各部部长，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中国国民党党部，并于3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五、推汪、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六、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17]:2815-2816。9月13日，汪偕顾孟余秘密离开上海赴牯岭，行前顾致书南京中央党部称：“此次东下，系专为出席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而来，现闻在沪同志多主张暂时不开此次会议，此外其他会议，孟余已无参加之必要。”，汪电中执委会并通电全党，自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动下野，并听候处分；武汉政府停止办公，结束一切，迁宁第一批人员已于昨日出发[17]:2817。9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20人出席，谭延闿主席，恢复王宠惠党籍，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委员32人，以张继、于右任等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对汪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民等速出任事[17]:2818-2819。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合组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即开第一次大会，决议要案多件[17]:2819。汪发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宁汉复合。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下野。
1927年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案，议决推丁惟汾、于右任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14人为主席团，通过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17]:2819-2820。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决定：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定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8人，宣传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8人，工人陈公博、居正等4人，农民甘乃光、陈果夫等5人，商民褚民谊等5人，青年傅汝霖、邹鲁等4人，妇女何香凝、陈璧君等6人，海外邓泽如、林森等4人，二、中央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17]:2821-2822。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张继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致训词后授印，蔡元培代表国民政府委员接印，并致答词，接着蔡元培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向军委会训词，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授印，程潜接印并致答词，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产生，武汉政府正式结束[17]:2822。9月21日，汪、顾孟余、唐生智等返汉，依据上月22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于是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对峙，指定委员23人，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5人为常务委员[17]:2823。9月25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报馆，称“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表示仍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同日汪电黄琪翔，称当回广东候命，“为指臂之助”[17]:2825。
1927年10月2日，孙科、伍朝枢由南京前往牯岭劝汪精卫复职，同日汪电南京谭延闿、蔡元培、李宗仁等称：“政府职务，虽已辞谢，党员责任，未敢放弃，拟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17]:2831。10月10日，汪偕宁方代表孙科、伍朝枢等自九江抵达汉口，次日宁方代表与汪、唐生智及李济深之代表等在汉口会谈，汉方代表唐生智、顾孟余等提出解决“党的纠纷”主张如下：一、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追认中央特别委员会，四、规定中央常务、特别两委员会之职权，五、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10月13日宁方代表孙科等携此提案返宁[17]:2836-2837。10月13日，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致电汪精卫，赞同在武汉所议各项办法，并定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请汪邀同武汉、广东、九江各中委赴南京集会，10月17日汪电广州陈树人等，谓宁方已赞成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委会，武汉委员将东下，请陈等到上海会齐，或到武汉同行，10月18日汪致电各地中委，提出两项意见：一、如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得已延期，似宜再行通告，二、党务重要议案似宜留待全会公决[17]:2838-2839。10月28日，汪偕甘乃光等10余人自上海抵达香港[17]:2847。10月29日，汪抵达广州，政治分会、省政府、省党部及各界均派代表到西堤欢迎，同日汪与何香凝、甘乃光电邀南宁黄绍竑到广东商量政务，11月3日黄覆电称将广西省政务略为处置，即行下广东[17]:2847-2848。10月30日，中国国民党在粤中执监委汪、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在广州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并令中执委会之常务会议及秘书处恢复办公，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同日汪等7人联名电促各中委齐集广州开四中全会；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催汪、陈公博等入南京，并解释特委会之产生，系各方在上海所共同议定[17]:2848-2849。10月31日，谭延闿电促汪、李济深刻日到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再电汪等劝驾[17]:2849。
1927年11月，汪在广东成立政府[19]:14。11月4日，汪等至电南京、上海、武汉，称若谭等坚持在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则中央特别委员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应明白宣布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17]:2854。11月5日，汪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称：“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17]:2854-285511月7日，宋子文奔走蒋汪合作，汪已允诺，是日宋自广东启程返上海，称粤宁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之办法[17]:2856。11月10日，蒋自日本乘“长崎丸”返抵上海，即电促汪赴上海晤商党务，并谓欲使党从破裂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不可，汪接蒋电，即在葵园会议席间传阅，各委以蒋对开四中全会既表赞同，此后一切纠纷不难解决，似可不必坚持在广东举行，遂表示同意，即席公推汪、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宁、沪各中委磋商；汪在广州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演说联蒋，称当时蒋“分共”，并非操之过急，自悔当日之过，以后当与蒋益加团结[17]:2858-2859。11月16日，蒋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员欢迎会上演说，称因汪力促，由日本返上海，与汪合作不成问题，必须汪、胡等共同联合，始是真合作，但不赞成排斥西山会议派[17]:2863。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驱遂李济深势力之广州事变[17]:2863-2864。11月18日，汪、李济深乘“亚洲皇后号”轮抵上海；上午，汪与蒋在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宅会见，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对开四中全会表示赞成[17]:2864-2866。11月19日，汪、李济深与蒋、谭延闿在上海晤谈，汪提出粤方中委关于“宁汉沪合作”之提案[17]:2866。11月20日，粤变发生后，汪颇受各方指责，是日汪在上海往访胡汉民，胡称病拒见[17]:2867。11月24日，谭延闿、蒋、汪、李济深联名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谈话会，到会中央委员23人，胡汉民、李烈钧未出席[17]:2870。11月25日，汪在上海招待记者，称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乃是由于对特委会之态度不同[17]:2871-2872。
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上海劝蒋“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同日又电汪，盼“出山主持，团结内部”[17]:2877。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19]:14。12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通过讨伐陈济棠令[17]:2878-2879。12月3日，宁、粤两方中国国民党中执监委在上海开谈话会，到蒋、汪、谭延闿、蔡元培、李济深、何香凝、李宗仁、张静江等29人，以已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蔡元培主席，会议对特别委员会之存废及处置粤变方针均有辩论，讨论良久，一致主张在四中全会解决[17]:2879-2880。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全会预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汪主席[17]:2880。
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19]:15。12月9日，汪电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12月10日广州宣布特别戒严，日夜搜查户口，张令离广州部队向市区移动；汪密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称黄琪翔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因汪要求而延会，汪派与李济深派各开小组会议，互谋对付之策；冯玉祥、阎锡山先后电促蒋复任总司令，何应钦、贺耀组等亦联名通电拥蒋出山，主持军事，12月11日冯、阎联名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起用蒋主持军政，并电促蒋复职，次日冯又另致电，谓此时军事非有统一枢纽，决难完成革命，非蒋出山，不能当此重任[17]:2886-2887。12月10日，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四次会议，于右任主席，有力之反粤派李济深、李宗仁、吴敬恒等未出席，汪等11名粤委突提议请蒋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即通过，汪并声明，如对其不能谅解，个人“尽可引退”，随即议决十七年（1928年）1月1日至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军事、党务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至是预备会议结束[17]:2887-2888。汪受到新桂系攻击。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黄平、叶挺、周文雍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17]:2888-2889。12月13日，汪因广州起义陷入窘境，反汪派借以对汪及张发奎竭力攻击，指其为共产党，汪为剖白其确非共产党，特于是日在上海报纸公布其致陈公博等反共密电数件：一、请黄琪翔暂时退休认真清共之青（9日）电，二、致李福林请驱逐俄领之佳（9日）电，三、致陈公博等请派兵会剿海陆丰等处共产党之青（9日）电，四、致陈公博令围捕苏俄领署内之共产党员之蒸（10日）电；李济深对东方社记者谈称：广州事变不可轻视，汪精卫等与此事有关，李宗仁亦称汪等与此次事件有关，故中央全体大会应拒绝汪等出席；粤方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甘乃光、顾孟余、何香凝、陈璧君、陈树人、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联名发表宣言，望蒋悉心筹划广东各军力量，合力消灭共产党；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急电汪、蒋等，报告广州事件经过，并称是日拂晓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仍望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此后我国只有惟一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次日汪覆电张发奎等，嘱将共党“去之务尽”[17]:2890-2892。
192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之汪、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略谓：汪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覆；汪因受南京制裁，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于是日深夜登轮离开上海，出国去马赛，濒行前向中央执监各委员发出引退通电，称其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并为张发奎等无共党嫌疑力辩，通电仍主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12月20日汪过香港未登陆，召黄琪翔随同赴法国[17]:2894-2895。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回国主政。11月汪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1930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汪“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以图坏破中央，颠覆党国”，议决永远开除其党籍，1月13日汪发表《怎样树立民主势力书》，指责南京“不但不能扫荡反革命，反与反革命势力结合一致”，“有党治之名而实与之反”，称“要为树立民主势力而努力”[17]:3517。1月22日，汪应阎锡山之邀商谈联合反蒋，特派王法勤、陈公博北上联络，是日陈离开香港绕道日本北上，于3月间抵天津[17]:3522。3月13日，汪致函覃振，主张以党驭军，谓“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17]:3553。4月2日，陈公博等抵太原，称拥阎锡山主持政治，汪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17]:3566。4月12日，汪就北方党务争执问题电平各省区党部联合处，称“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主张牺牲成见，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应阎锡山邀是日抵达太原，与阎锡山、陈公博等会商党务，陈有让步表示[17]:3572-3573。4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联衔电汪，称讨蒋军事布置就绪，大战即在目前，望北上领导一切，是日汪电覆阎、冯，允即就道，并称“一切大计，悉赖我公主持，请勿待，免误事机”，4月30日汪覆电北平中国国民党各省市临时联合办事处，允“摒挡就道，共策进行”[17]:3577-3578。7月15日，汪由香港搭“加贺号”赴长崎，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同行，7月19日抵达长崎，7月20日到门司[17]:3630。7月23日，汪、顾孟余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门司搭“长城丸”抵达塘沽，阎锡山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之代表薛笃弼及陈公博、邹鲁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天津各界欢迎宴会上演说，要求蒋觉悟自己的责任，自动下野，声明与阎在与党务方面的主张已趋一致，希望阎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对于政府则拟处于赞助之地位，而专心于党务方面”，重申以党治国的原则，反对蒋以党代政，以党代民意机关，独揽一切的做法，呼吁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切关系”[17]:3634。8月3日，阎锡山8月2日派冀贡泉专车到北平迎汪，是日汪乘专车赴石家庄，陈公博、邹鲁、覃振、薛笃弼、赵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庄，汪、阎晤谈，交换关于党务等意见[17]:3643。
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17]:3661-3662。9月2日，阎锡山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主席职，扩大会议推汪、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为约法起草委员[17]:3663。9月3日，冯玉祥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职，并电促汪速组政府，同日顾维钧应陈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与汪晤谈组织政府事，顾表示不愿参加新府活动[17]:3663。9月9日上午9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就“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汪居右，谢持居左，同就委员职，王法勤监誓，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汪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并分请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17]:3667-3668。
9月17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自沈阳急电到北平，谓张学良将于9月18日夜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汪等接得此报，惊愕不知所措，9月18日晨汪等开紧急会议，聚商时局。当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宣布东北军挺蒋，反蒋阵营即将失败，北方代表以东北当局对时局已有鲜明表示，留沈阳亦无作用，孔繁蔚即于早9时返回北平转石家庄，贾景德、薛笃弼亦于9月19日上午离开沈阳返回北平[17]:3673。9月19日，汪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即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之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制定约法，“防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点主张，询张如何实现，同日谢持、邹鲁、覃振亦电张学良，提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四项意见；下午北平扩大会议要员在怀仁堂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会后汪接见记者，谓“如张愿意和平，而能将余所举四项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张决进余而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17]:3675-3676。9月20日，赵戴蒙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扩大会议中委赴晋，汪、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陈树人、陈嘉祐、经亨颐、茅祖权、覃振、邹鲁、谢持、潘云超、傅汝霖、赵丕廉、冀贡泉因东北军已入关，即随赵戴蒙赴石家庄，曾仲鸣、何其巩等同行，车至琉璃河，为冯玉祥所派之邓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诸委留北平镇慑，赵戴蒙等10余人随即偕邓、王折回北平，汪、谢持等六人继续南行，同日汪抵石家庄，即晤阎锡山，嗣往郑州晤冯玉祥[17]:3676-3677。
残峰废垒对茫茫
塞草黄时鬓亦苍
欲剩一杯酬李牧
雁门关外度重阳
9月25日，北平扩大会议中央委员覃振、赵丕廉、陈嘉祐、经亨颐、刘守中及职员40余人，9月24日晚由石家庄抵达太原，是日午后扩大会在太原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同日汪、陈公博由郑州晤冯后返石家庄[17]:3680。10月1日，汪、陈公博抵太原，扩大会议连日在太原开会，继续研究起草约法工作[17]:3684-3685。10月4日，汪、阎锡山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当日汪、阎离郑北返[17]:3687。10月11日，汪精卫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议，冯玉祥派刘骥、张允荣两人出席，结果决定阎、冯、汪均下野，10月13日晨汪离开石家庄赴太原，准备出国，10月16日阎锡山返太原[17]:3691-3692。10月16日，阎锡山由石家庄返回太原，晚8时许，召冯玉祥、汪、陈公博、邹鲁、谢持等各要员会议，决定根据微（10月5日）电主张，采取和平办法，希望东北将和平解决之具体办法早日实现，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自动下野，军政大权将交给才力优裕之大员接任[17]:3696-3697。为了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汪在败退期间仍抓紧时间起草《约法》，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8章211条的《太原约法》和10条的《国民会议条例》，内容相对开明。10月31日《约法》公布，随后在晋城和冯阎会晤；11月1日，汪与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借道天津，前往香港；途径长城脚下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七绝；11月3日，达到天津后，汪不顾陈公博的反对，发表宣言向南京方面表示不再进行倒蒋活动，愿意在野进入体制内合作；改组派分歧因之扩大而解体[20]:485。11月23日，汪偕夫人陈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邮船亡命日本[17]:3726-3727。
1931年1月1日，汪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28日，蒋与胡汉民因“约法”问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17]:3788-3789。5月1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17]:3825-3826。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19]:22。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19]:22。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19]:22。5月28日，汪、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独裁之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17]:3844。胡又和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5月29日，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议：推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为常务委员，以陈融为秘书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17]:3845。粤、桂、胡、汪联合反叛[19]:22。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29日，蒋致电汪，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17]:4000。
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蒋、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汪、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蒙、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汪、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等[17]:4026-4027。
1932年1月7日，汪电南京中央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辞两常务委员职[17]:4036。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长孙科表示独力难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吁请汪、蒋、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17]:4038。1月13日，张学良电促蒋、汪、胡汉民入南京，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蒋由奉化抵达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汪、胡如能推诚入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17]:4042-4043。
1月16日，陈铭枢自杭州返上海，携蒋致汪亲笔函晤汪，转达蒋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蒋，商谈入南京事，1月17日蒋、汪联电促胡汉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并电孙科称：“俟展兄（胡汉民字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决定”[17]:4045。1月17日，胡汉民复电汪，称血压未退，非长期休养不可，并称：“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副国人之期望。”；张继、张静江赴杭州迎蒋、汪往南京[17]:4046。1月18日，孙科、何应钦等应蒋之召飞杭州，蒋、汪、孙科、张静江、张继等在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共同入南京；胡汉民电蒋、汪，声明暂不北入南京，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17]:4047-4048。1月19日，汪、蒋再电促胡汉民入南京，称：“此值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17]:4048。
1月21日，蒋离开杭州赴南京，临行对记者谈称：“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职务。”[17]:4050-4051。1月22日，蒋、汪、孙科、张继、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南京励志社开谈话会，共商对日外交及财政等问题[17]:4051。1月23日下午，蒋、汪、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至7时始散，晚上孙科及何应钦、朱培德等复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政府要员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蒋对陈友仁等之对日绝交主张，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17]:4051-4052。1月24日，蒋、汪等在南京励志社开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之一掷，决不可行，故毅然不采用，对陈之辞职，经讨论决定不予挽留[17]:4053。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分电林森及蒋、汪辞职，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慰留，居正、张继、张静江等晚乘车赴上海挽留孙科[17]:4054。1月27日，居正、张继、张静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蒋报告在上海因孙科拒见，致无结果等情形，中政会决议一致慰留孙科，在孙离职期内，院务暂由副院长陈铭枢代理[17]:4055-4056。
从1932年1月淞沪战役，到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第二次汪蒋合为时3年10个月[16]:21。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蒋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辞职照准，特任罗文干为外交部部长，接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选任汪为行政院院长，任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孙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代理；汪、蒋、冯玉祥联名电张学良、阎锡山入南京[17]:4056-4057。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抵抗日本，先迁政府于洛阳，免受敌舰威胁[17]:4058-4059。汪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态度坚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人马，遂委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2月24日，蒋、汪、陈铭枢、罗文干等在南京开会，讨论上海局问题[17]:4091-4092。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到命会员144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2人，各机关团体代表700余人，汪致开幕词，略称：“国难会议应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17]:4125-4126。
4月8日，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由汪代表国民政府作关御侮、救灾、 绥靖问题之报告[17]:4126。4月17日晨，蒋据颜惠庆电陈国际联盟特委会形势，与汪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召罗文干、陈铭枢、何应钦等商议对策，包括中国最低限度之让步，“满洲国”拒顾维钧出关对付办法等事项[17]:4132。4月20日，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抵南京，谒汪、蒋，请示扩充空军[17]:4134。4月25日，罗文干、郭泰祺偕英使蓝普森晤蒋、汪谈上海事[17]:4137。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谒见蒋、汪、罗文干，报告上海停战协定签字[17]:4161-4162。5月28日，蒋、汪联名发表通电，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17]:4162-4163。5月29日，汪召罗文干、蒋作宾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商外交问题，决定外长仍由罗继任，郭泰祺担任驻英公使，日内赴英履任，驻日公使仍由蒋作宾回任[17]:4163-4164。6月4日，财政部长宋子文电汪、蒋辞财政部长职，6月5日汪覆电慰留[17]:4168。6月6日，蒋、汪及其他政府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议分别覆电慰留宋子文、陈铭枢，劝“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17]:4169。6月9日，汪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陈铭枢经过，称宋允打消辞意，陈须请假略事休养[17]:4171。6月12日，顾维钧到南京，6月13日汪在南京召集各部长及顾维钧开谈话会，先由顾报告出关调查经过，然后讨论外交问题及国内财政问题[17]:4172。6月14日，汪、罗文干、顾维钧等飞庐山晤蒋，商外交、财政及“剿共”事宜[17]:4173-4174。
6月18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王树翰、曾仲呜、刘宗杰等自南京同飞北平，往访国际联盟调查团，并与张学良协议对日交涉方针[17]:4177。6月19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等在北平会见国际联盟调查团交换意见，6月20日继续会晤，调查团对东北义勇军及抑制日货问颇注意，6月22日汪、罗离开北平返南京[17]:4177。6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详细报告东北情形，对日人在东省练兵窥伺关内及在东省之种侵略措置，陈述颇多，会议通过追认国民政府特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多案[17]:4181。7月8日，汪邀请各地学术专家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等32人在南京集会，讨论外交、内政、建设、教育等问题，外交侧重对日方针，建设侧重财政，教育侧重制度经费，7月13日闭会[17]:4189。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21]:356。
8月6日，汪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分别致电中执委会、林森、蒋、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汪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蒋接汪辞职电，急电恳切劝挽，内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度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务。”；蒋电请林森慰留汪，并电何应钦、宋子文、朱培德、吴铁城共同挽劝，蒋表示与汪共进退[17]:4208。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常务会议，讨论汪辞职事，一致议决由中执会急电慰留，并派何应钦即日赴上海会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蒋再电何应钦、朱培德促赴上海恳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车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学良决定辞职，张覆电汪，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罗文干呈行政院请辞司法、外交两部长职，表示与汪同进退[17]:4208-4209。8月8日，汪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学良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祥、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学良覆电汪电请中央罢免本职；蒋召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嘱转电蔡元培挽劝汪回南京复职，并派武汉大学教授周鲠生代表赴上海面劝[17]:4209-4210。
8月17日，汪回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中执委会临时常务会议，报告辞职经过[17]:4216。8月21日，汪、宋子文等一行由庐山返抵南京[17]:4218。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决定，汪暂不卸职，俟三中全会再讨论，汪在南京主持中政会，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17]:4219。8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主席，决议行政院长由宋子文代理[17]:4220-4221。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劝汪返回南京，9月11日蒋又派张群自汉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务[17]:4229。9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讨论中政会常委代理问题，决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复前，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补行签署[17]:4229-4230。9月18日，曾仲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托，自南京赴上海转莫干山谒见汪，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问题，并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会事宜[17]:4233。9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汪请假二星期，在请假期中，中政会主席由中常委轮流担任[17]:4235。9月28日，内政部长黄绍竑奉蒋命赴莫干山探视汪疾，并商要政[17]:4238-4239。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加推朱家骅、居正、陈果夫、叶楚伧、何应钦、贺耀组、黄慕松、朱培德为外交委员会委员，推定汪、宋子文、罗文干、朱培德、顾孟余等为常委[17]:4243。10月7日，宋子文偕褚民谊乘机飞上海征求汪对《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意见，并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枢[17]:4244。10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汪患肝硬化症，准续假三个月[17]:4246-4247。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22]:113。
1932年10月21日，汪决定赴魏玛共和国就医，行政院各部、会长集上海与汪话别，10月22日汪及家属、秘书等7人离开上海赴欧洲[17]:4251。12月24日，宋子文电促在德之汪回国，称：“现在救亡图存，刻不容缓，吾兄假期届满，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国，领导一切。”[17]:4285
1933年1月9日，汪在德国柏林杜平根疗养院对记者称：“中国目前不思与日本正式宣战”，“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17]:4298-4299。1月12日，汪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略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行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17]:4301-4302。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日战争。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17日，汪由德国返国抵达上海，同日宋电中央及各部、会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长职[17]:4350-4351。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设立救国飞机捐款筹办委员会，朱培德、朱家骅等20余人为委员，汪任主席[17]:4353。3月25日，孙科、顾孟余到上海敦劝汪复行政院长职，汪允入南京商量，当晚汪偕孙赴南京[17]:4355。3月26日，蒋上午返抵南京，下午与汪商谈今后内政、对日方针，并敦劝汪复职[17]:4355。3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汪、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30余人出席，蒋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决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17]:4355。
1933年3月29日，蒋返回南京后与汪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是日召开中国民党中政会议，蒋、汪、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50余人出席，汪表示复行政院长职，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院视事[17]:4357。此后汪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的支持。5月23日，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汪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其条件，认为：“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覆电表示支持[17]:4401。5月24日，国民政再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17]:4401-4402。5月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即向蒋、汪等人详细报告华北军事情况及北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停战所作处置，蒋、汪赞同华北当局所作决定[17]:4407。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17]:4408-4409。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塘沽协定》，引发当世对汪与何应钦所签订的是“卖国协定”的谴责。8月1日，汪、孙科、顾孟余、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自庐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报告庐山会议经过[17]:4456。8月7日，蒋、汪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开察哈尔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8月9日冯覆电拒绝[17]:4459。8月11日，汪偕铁道部长曾仲鸣到庐山，与蒋、黄郛等商谈华北战区善后、军队整编及结束察事等问题，8月14日返南京[17]:4461。10月1日，汪在上海晤黄郛，促其北返，黄允即日程，并电告蒋介石，当晚汪、黄离开上海往南京[17]:4487-4488。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17]:4489-4490。10月14日，汪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匪”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翌日离开庐山回南京[17]:4496。
1934年4月11日，蒋、汪和黄郛等在南昌商议华北问题及对日外交方针[17]:4625。
1935年1月21日，黄郛向林森报告华北政务，汪偕同黄郛到军校见蒋，1月24日汪、黄复同赴军校见，晤谈甚久[17]:4823。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认为有谈判的空间。7月2日，汪因肝病在上海入诺尔医院治疗，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17]:4921。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于8月8日表示辞职。8月14日，蒋由成都飞抵庐山，电汪往晤，汪迟迟未应[17]:4943。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慰留汪，通过“严惩共党反复”案，凡共党“自首”或“自新”而复参加共产党者，一律枪决，或酌处无期徒刑[17]:4944。8月17日，蒋派张群携亲笔函飞青岛，促请汪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务，汪允即返[17]:4944。8月19日，蒋自庐山飞往南京，张群往见，报告赴青岛挽汪经过；汪自青岛飞上海[17]:4945。8月21日，汪自上海到南京，与蒋、黄郛会晤，蒋力劝复职，汪表同意[17]:4946。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南京开会，汪、蒋均出席，讨论汪辞职行政院长及兼外交部长案，决议慰留，下午1时许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汪允复任事通知各部、会[17]:4947。8月23日，汪通电复职：卧病月余，一再具呈中央，恳请辞职，未蒙允准，兹遵照中常会决议，于本日销假回院视事；蒋以汪已复职，离开南京飞成都[17]:4947。10月15日，蒋与汪在南京晤谈中央最近政情[17]:4979。10月16日，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中将至南京访汪[17]:4980。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主席致开幕词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17]:4990-4991。会议结束后9:35，刺客孙凤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3枪[20]:754。汪被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刺客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亦被卫士击中，当场被捕，次晨孙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17]:4990-4991。
11月6日，行政院决议，以汪因伤不能执行职务，由副院长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务由政务次长徐谟代拆代行[17]:4995。12月1日，汪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17]:5016。五届一中全会上，汪升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被救后，1936年2月19日，汪前往法国疗养枪伤；枪伤以后，汪背部伤痛定期发作，每次发作时疼痛难熬[20]:754。后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又遭暗杀。
1936年3月中旬汪精卫到达巴黎，几天后转到德国巴德瑙海姆卡尔登疗养院(Kurhaus Carlton)进行疗养。4月6驻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外交部之命对其进行慰问拜访，二人对中苏及中日关系进行了几次长谈。程天放后在回忆录中称：“他（汪）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瑙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汪的有曾仲鸣和陈耀祖[23]:40。
1936年5月28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与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在德国巴德瑙海姆与汪精卫就中意关系进行会商。对于意大利取消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归还天津意租界以换取中国取消对意大利的制裁的提议，顾维钧表示在争取英美谅解的前提下可予以接受，汪精卫表示赞同并称若与英国对立，可能为害很大[24]:345。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及陈璧君相继于当晚将此事电告正在法国戛纳的汪精卫[25][26]。汪于12月13日凌晨及上午分别向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电话通报情况，并称中央请其立刻回国[24]:369。12月14日汪与驻德大使程天放通话，并请程向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为其订于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波茨坦”号邮轮船票[23]:150。
1936年12月16日汪精卫起草了一份面向国际社会的声明，请郭、顾安排将这份声明翻译为英文及法文以备发表[24]:370。12月18日汪决定暂缓发表声明[24]:372，且于当日到达了意大利热那亚[23]:153。12月19日下午，顾维钧、郭泰祺、李平衡、程天放到达热那亚米拉马勒酒店与汪会面并商讨相关事宜。在热那亚陪同汪的有其子汪文婴、曾仲鸣、陈耀祖以及驻意大使刘文岛的秘书[23]:153-154。12月20日至22日，汪多次与顾、郭、程三人进行商讨：20日对声明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和最终确定，21日与22日上午对西安事变的国际影响以及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讨论[23]:154-159[24]:372-375。1936年12月22日声明以英、法、德文分别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当晚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邮轮启程回国[23]:155。
蒋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抗日而减缓内战，声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17]:53381月14日，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17]:5339。1月18日，汪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17]:5342。1月22日，汪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17]:5346。1月24日，汪与蒋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17]:5347。2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首次访问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谈三中全会情形[17]:5367。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吴稚晖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动地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不知所措，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14]
此后汪开始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英属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亚洲新秩序”声明：（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12月19日，汪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主张与日军媾和。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汪响应近卫声明，离开重庆出走至法属印度支那东京保护国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19]:38。12月29日，汪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29日电报代码为“艳”字），是为“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蒋回重庆，严词驳斥汪电[19]:38。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支持汪，和平运动失败。部分史料与说法指出，汪出走河内，与日本人和谈，此事是由蒋策划（戴笠与汪精卫国民政府之间的紧密连系，也被当成这个说法的重要旁证之一[28]）。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汪的幕僚胡兰成，以及冯玉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会议通过的决议文如下：
| “ |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怯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29] | ” |
3月，汪和他身边的重要干部在河内多次遭到蒋派人刺杀，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为此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10]:786-801。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颁令如下：
| “ |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恕，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3] |
” |
6月10日至18日，汪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其中在与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无退让，使与会的影佐祯昭适时对其恫吓，汪因此倍感沮丧，后不得不妥协[10]:786-801。6月24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27日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6月28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7月5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二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虽然，三方会谈取得进展，但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直邦中将对此却有悲观看法，“最近汪兆铭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还指责汪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10]:803-814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上午第一次大会，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29日下午第二次大会，汪担任会议主席，通过：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
30日上午第三次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认为蒋“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会议中，一些与会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认为该人是汉奸，要求与汪见面。周佛海代为接见，表示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但其为汪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应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认为是汉奸，引发会场骚动。李士群亲自带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入场对有异议的人进行威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汪圆场表示有意见的代表可在会后和他个人交流。在闭幕词中，汪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
9月1日，在汪《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8]:202-206
1939年11月1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日本人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没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须贺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会议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议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第一次会议上，日方提出《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会谈中，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和职员，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事项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4000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1939年6月东京会谈约言为讨论基础，不应超出这三者。会议关键为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后11月30日御前会议出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而该方针则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他还给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8]:211-214[30]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国史称高陶事件。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与日本合作[31]建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汪本人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及中华民国特级上将。
11月29日，汪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悬赏通缉汪精卫即汪兆铭令》：
| “ | 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者。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拾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此令。 | ” |
1941年5月，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
1943年汪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
1943年年底，汪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汪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不过张学良之调查则指出，当时所使用之子弹为钢弹而非铅弹。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误信西医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34]；何文杰表示汪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35]。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奉令将汪墓炸毁，在其原址改建为亭子（今观梅轩）；打开棺木时，见汪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遗体尚未腐烂[36]。其后汪的遗体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日后在日本东京高圆寺的宗泰院附近另立一冢，据传以原汪墓碎片葬之[37]。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跪像[38]，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跪像[39]，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精卫国民政府和维希法国相似，“当他们认为德意日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40]
在《李宗仁回忆录》称：“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41]
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42]
近年伴随两岸政治情况的逐步缓和，若干史学家即进入对汪的研究领域当中，并将其著述付梓，例如：王克文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许育铭的《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年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和《汪精卫与现代中国》、李志毓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于文学研究中，知名汉学家叶嘉莹则是讲有影音记录——“汪精卫诗词之中的‘精卫情结’”。中国大陆之业余历史爱好者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一书，亦有发表若干翻案论述。
史学界余英时（2012:28）认为“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43]。古典文学界叶嘉莹（2012:31）则认为“读汪氏之作，令我深感他的诗词之佳处乃竟与我的论诗之说颇相契合。至于他在诗篇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究竟是什么？则私意以为应该乃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44]。
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重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45]
1940年1月，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秘密签订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一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要求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要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46]。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注 1]，评论汪为“卖国贼”和“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47]。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又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他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48]
后来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回忆：“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49]
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中又说：“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他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作为行政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就变脸，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50]“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对蒋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陈璧君始终怀疑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案的主谋），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51]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9月18日，林森再次强调：“对于汉奸傀儡通敌卖国所煽动的亡国灭种的假和平运动，必须加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决不能容许敌伪们曲解总理遗教，散布妥协投降的谬论，来摇惑人心，阻挠抗战。”1940年3月，汪精卫抛出“和平建国宣言”，表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的当天，林森立即发表讲话回击说：“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这当中没有丝毫徘徊余地……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一天不能获到，我们将要继续奋斗一天……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3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迅速恢复失地，拯救沦陷区内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维护世界人类正义与和平”。
1939年10月1日，蒋接见中外记者，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汪逆所召集之会议，国民皆知为汉奸卖国之会议，其参加之每一分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并表示“在敌军压境战斗剧烈时，公然响应敌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意图并吞中国之声明，此为何种之行为？奔走敌京，勾结敌军，唆使敌人加紧侵略，屠杀同胞，此为何种之行为？在敌军司令部内广播演讲，污辱我国军，诬蔑我同胞，对于我正在战斗之将士，劝诱其局部停战，此又为何种之行为？君等试思，任何国家政府，对此等奸逆，应作如何处置，中国国民党负有革命救国之责任，对于如此罪恶昭著之汉奸国贼，如予以宽纵，则将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先烈，何以对主义，何以对国民，更何以尽领导革命之天职？如此在本党岂不蒙熏莸同器之讥，而纲纪荡然，廉耻道丧，又将何以立国乎？一言以蔽之，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52]
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精卫国民政府，高宗武托杜月笙将《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于1月13日写道：“吾不知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如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四千万元是争，是诚狗彘不如矣。”[53]蒋看到杜月笙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1月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是为“高陶事件”。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2月24日，蒋发表关于日汪协议之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指出：“近日中外各报所披露的汪逆卖国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签定，而由犬养健携回东京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汪逆向敌方提出成立伪政府的必具条件，和敌方的答复。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54]
为免南洋华侨受汪精卫求和主张而影响抗战信念，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强调“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不厚望焉”。
在汪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55]
汪精卫家族光绪末由广州天官里迁至附近的豪贤街（旧亦名濠弦街，今广州豪贤路），汪与陈璧君育有六名子女，一名夭折，五名存世：[56]
今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旧亦名濠弦街，曾为汪精卫家族故居所在。汪家祖籍浙江山阴。清代，汪精卫一家随叔汪瑔落籍番禺。光绪年间，汪瑔搬入豪贤街西段，自榜其居“随山馆”（豪贤路西端，昔日随山馆之地），作《水调歌头·移居》，称豪贤街为豪贤里。汪精卫父汪琡、长兄汪兆镛由豪贤街西段紧邻的天官里（今法政路一带）搬至豪贤街中段。《汪精卫先生年谱》：1892年，9岁举家由陆丰迁返广州豪贤街。汪父、母吴氏在豪贤街去世后，汪精卫和外甥朱执信在豪贤街大屋依靠兄长生活，并曾此和同盟会成员密商起义之事。汪家在豪贤路不只一处豪宅。1921年，汪精卫邀密友曾醒、方君瑛回国执掌孙中山创建的广州执信中学（为纪念汪精卫外甥朱执信建立）。曾醒先回国，经沪于1922年6月来粤任校长，方君瑛因车祸疗养，于1922年年底回国。汪精卫将其豪贤街57号宅屋转让给曾醒居住。汪、曾两家如同家人，汪精卫曾将长女汪文惺交曾醒抚养，名字中惺和醒同音，以表感恩。1928年，汪兆镛、张元济书信中亦有：嗣后赐书或仍寄广州豪贤街54号收下。豪贤街54号，（汪）憬吾（汪兆镛）仁兄同年大人阁下。可见汪兆镛宅在20年代的门牌为豪贤街54号。在20世纪20年代，豪贤街54至58号皆是汪氏兄弟宅屋。宅子堂号有敬德堂、经德堂、积厚堂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城市变化，街道扩改，汪氏家族在豪贤街的几处宅屋门牌号由原先的五十多号改为一百多号，故有汪兆镛宅在豪贤路67、100号，朱执信宅（亦汪家人）在豪贤路105号，汪精卫宅在豪贤路168号、184号的不同说法。1945年，汪精卫妻陈璧君与党羽，被张发奎囚禁于豪贤路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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