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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加坡华人，又称新加坡华族、华裔新加坡人[注 1]，是指所有持有新加坡公民权或居留权的华人。
| 新加坡华人 Chinese Singaporeans
| ||||||||||
|---|---|---|---|---|---|---|---|---|---|---|
| 总人口 | ||||||||||
| 约2,571,000公民（2015年统计[1]） | ||||||||||
| 分布地区 | ||||||||||
 新加坡 | ||||||||||
| 语言 | ||||||||||
| 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并以华语（即现代标准汉语）为第二语言 部分人亦使用马来语（包括峇峇语） 其他汉语：现今多数的年长者，一部分的中年人和少数的年轻一代群体当中，闽台片闽南语（新加坡福建话）和粤语（广州话）较为普遍；此外较少数人亦使用闽南语分支（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兴化话、闽东语（福州话和福清话）以及吴语（上海话） | ||||||||||
| 宗教信仰 | ||||||||||
| 多数为佛教、 道教、华人民间信仰 少数为基督宗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 ||||||||||
| 相关族群 | ||||||||||
| 汉族（闽南人、广府人、客家人） 大马华人、文莱华人、印尼华人、海峡华人 | ||||||||||
| 新加坡华人 | |||||||||||||||||||||||||||||
| 汉语名称 | |||||||||||||||||||||||||||||
|---|---|---|---|---|---|---|---|---|---|---|---|---|---|---|---|---|---|---|---|---|---|---|---|---|---|---|---|---|---|
| 繁体字 | 新加坡華人 | ||||||||||||||||||||||||||||
| 简化字 | 新加坡华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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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语名称 | |||||||||||||||||||||||||||||
| 马来语 | Orang Cina Singapura/اورڠ چينا سيڠاڤورا | ||||||||||||||||||||||||||||
| 泰米尔语名称 | |||||||||||||||||||||||||||||
| 泰米尔语 | சிங்கப்பூர் சீனர் | ||||||||||||||||||||||||||||
早在10世纪，就有华人在新加坡进行贸易和定居的证据，也有各种中国历史记录记载了10至14世纪在新加坡的贸易活动和华人居民[2][3][4]。在新加坡成为英国贸易港口之前，新加坡岛上的人口大约有150人。他们都是天猛公阿都拉曼的追随者。人口当中有120名马来人和大约有20－30名华人居住着[5]。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华族是新加坡人口最多的种族。2015年，新加坡华裔占新加坡公民的76.2%[1]，4个新加坡公民中就有逾3个是华人。
新加坡的国族建构基于公民民族主义[6][7][8]。今日的新加坡华人一般会先认同自己为“新加坡人”，而后才是“华人”[9]。新加坡官方近年来强调华人已经从独立建国前的“落叶归根”的“华侨”发展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华人”[10][11][12][13]。
峇峇娘惹因为融入其他华裔贯所以在新加坡人整体中占的比例非常小。
新加坡统计局将“华人”定义为一个种族或族群。新加坡华人专指来自中国的人，比如福建人（专指福建闽南人）、潮州人（潮汕人）、广东人（广府人）、海峡华人等等[14]。在一个混血家庭里，如果父亲是华人，其子女通常会被归类为华人。
新加坡华人的祖籍或籍贯相当繁杂，也趋于多样化，大体来说，新加坡华人会根据自己所属的汉语方言、民系、语言文化组、籍贯或祖籍来做归类。
华人的族群通常可以由自己所讲的方言来分辨，虽然闽南裔占华人最多数，但广东裔（广府人）却是在保留自己语言方面做得最成功的，36%的广东人在家中讲广东话，在家中讲华语或英语的广东人的比率分别只占32%和28%。反而福建人（特指新加坡当地人口基数最大的“南支福建人”或称闽南泉漳人）和潮州人大多在家中说华语，甚至只说英语。现今那些讲闽台片闽南语的人群只限于部分华裔新加坡年长者，以及极小部分的中、青年人。虽然籍贯或祖籍的观念在年轻族群当中淡化严重，但一般新加坡华人仍会对自己的籍贯或语言具有少许认同。
大多数的新加坡华人的祖籍在中国南方沿海，尤其是福建南部地区，再来是广东和海南两省。闽南系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涵盖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的四分之一由19个语言群组成。 这些华人一般称为“新加坡本地华人”，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南方移民来新加坡的华人后裔（第一波和第二波移民浪潮）。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各地区移民来新加坡的第三波移民浪潮。
在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不同方言组或籍贯的互相通婚十分普遍。但籍贯或语言文化组的归类则会根据父亲的籍贯而定。例如，如果父亲是福建籍，而母亲是广东籍，小孩则会称自己为“福建人”。有些新加坡华人会根据自己的祖籍籍贯来联系自己的宗乡会馆。
| 汉语方言组（民系） | 祖籍地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
| 福建泉漳人 | 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市和金门县大部分地区，漳州龙海市少数地区）、晋江县（今泉州鲤城区东南部、丰泽区大部分地区、晋江市大部分地区、洛江区全境、石狮市全境）、南安县（今泉州南安市全境、晋江市少数地区、丰泽区少数地区、鲤城区西北部、厦门市翔安区少数地区）、惠安县（今泉州惠安县全境、泉港区和莆田仙游县少数地区）、安溪县（今泉州安溪县全境） 永春直隶州（今泉州永春县、德化县、三明大田县） 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龙海市西北部、南靖县少数地区、芗城区大部分地区、华安县及龙文区、龙岩漳平市少数地区）、海澄县（今厦门市海沧区南半部、漳州龙海市东南部、金门县东碇岛）、漳浦县（今漳州云霄县南部、龙海市少数地区及漳浦县大部分地区）、诏安县（今漳州东山县全境、云霄县少数地区及今诏安县大部分地区）、长泰县（今漳州长泰县全境）、平和县（今龙岩市永定区少数地区、漳州诏安县北部少数地区、云霄县北部、南靖县少数地区及平和县大部分地区）、南靖县（今漳州平和县少数地区、芗城区少数地区、龙海市少数地区、漳浦县北部少数地区及南靖县大部分地区）、云霄县（今漳州云霄县全境） |
860,080 | 1,028,490 | 1,118,817 |
| 潮州人 | 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州潮安区大部分地区、湘桥区大部分地区）、澄海县（今潮州潮安区南部少数地区、汕头澄海区中南部、金平区大部分及龙湖区）、揭阳县（今梅州丰顺县少数地区、潮州潮安区少数地区、汕头潮阳区少数地区、金平区少数地区、揭阳普宁市少数地区、揭西县大部分地区、揭东区及榕城区）、潮阳县（今揭阳普宁市少数地区、潮南区大部分地区、汕头潮阳区大部分地区及濠江区全境）、普宁县（今汕头潮阳区少数地区、潮南区少数地区、揭阳揭西县少数地区、普宁市东北部）、惠来县（今揭阳惠来县大部分地区、普宁市西南部、汕头潮南区少数地区）、大埔县（梅州大埔县大部分地区）、丰顺县（今梅州丰顺县大部分地区）、饶平县（今潮州饶平县全境、梅州大埔县少数地区、汕头澄海区北部、潮州潮安区北部少数地区、湘桥区少数地区） | 466,020 | 526,200 | 562,139 |
| 广府人 | 广州府：南海县（今佛山南海区、禅城区、广州荔湾区全部、白云区部分、越秀区西部）、番禺县（今广州越秀区东部、番禺区全境、南沙区全境、海珠区部分地区、白云区部分地区、天河区部分地区）、新会县（今江门市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顺德县、东莞县（今东莞市）、宝安县（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三水县、增城县、龙门县、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新宁县（约今之台山市）、从化县、清远县、阳山县、连山县 | 327,870 | 385,630 | 408,517 |
| 客家人 | 嘉应州（今梅州市）、惠州府（今惠州市、汕尾市、河源市）、潮州府（今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汀州府（今龙岩市长汀县、连城县、武平县、上杭县、永定区和三明市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台湾岛 | 155,890 | 198,440 | 232,914 |
| 海南人 | 琼州府：琼山县、澄迈县、定安县、文昌县、会同县、乐会县、昌化县、临高县、陵水县、感恩县、儋州、崖州、万州 | 148,740 | 167,590 | 177,541 |
| 福州人 | 福州府：闽县、侯官县、长乐县、屏南县、福清县、古田县、罗源县、连江县、永泰县、闽清县（今福州市全境以及宁德古田县和屏南县） 福宁府：霞浦县、福安县、寿宁县、福鼎县、宁德县（今宁德蕉城区、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寿宁县、周宁县、柘荣县） |
36,490 | 46,890 | 54,233 |
| 兴化人 | 兴化府（今莆田市全境） | 19,990 | 23,540 | 25,549 |
| 江浙人 | 浙江、江苏、上海市 | 17,310 | 21,550 | 22,053 |
| 福清人 | 福州府：福清县（今福州福清市和平潭县） | 13,230 | 15,470 | 16,556 |
| 其他 | 50,150 | 91,590 | 175,661 | |
| 总计 | 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中华民国所辖领土范围
|
2,095,770 | 2,505,390 | 2,793,980 |
在新加坡，“闽南人”一般统称为“新加坡福建人”（闽南语：Hok-Kien），构成约新加坡华人当中的43%，是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最大的民系。新加坡闽南裔华人多数源自于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厦门、泉州及漳州（包括：安溪、晋江、同安、南安、惠安、永春、龙海、漳浦、诏安等）。他们所讲的方言是新加坡闽南话（在新加坡称为“福建话”），主要是以厦门闽南语做为标准，但较偏泉州音。在语言沟通方面，闽南泉漳话跟潮州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但却很难跟其他支系的闽语进行沟通。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闽南话因使用人口最多，也曾是新加坡华人各民系之间的共同语，也是其他种族如马来人和印度人跟华人沟通的语言。
早期的闽南先民大多落脚于厦门街（Amoy St.）和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逐渐形成了围绕于天福宫（Thian Hock Keng Temple）的区块。他们随后又成立了宗乡会馆如新加坡福建会馆，并且把区块展延至福建街（Hokkien St.）和中国街（China St.）一带。新加坡福建人在早期新加坡河一带的贸易活动当中是最活跃的。
由于他们来自中国闽南沿海一带，并且从事海上贸易，大多有信奉海上守护神妈祖之习俗。除此之外，他们也信奉其他道教之神明如玉皇大帝、玄天上帝、九皇大帝、齐天大圣、关圣帝君、福德正神，也信奉各府、县的乡土神如清水祖师、法主真君、开漳圣王、灵安尊王、广泽尊王、保生大帝、保仪大夫等。许多闽南人也信奉佛教，天福宫、凤山寺与玉皇殿等闽南百年庙宇在早期都是由佛教僧侣为住持。光明山普觉禅寺与普陀寺是由闽南高僧，转道法师所创立。新加坡龙山寺也是闽南人的佛教道场。不少新加坡佛教先贤如宏船法师、广洽法师、常凯法师与李俊承居士都是闽南人士。
唯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人”，其实指的是来自泉漳（包括厦门）的“闽南人”，而不包括在福建省境内其的他籍贯；也就是说“福建人”并没有包括在“闽南地区”以外的福建人士。一般来说，在新加坡不被称为“福建人”的福建民系包括闽东民系（福州人、福清人和宁德人）、兴化民系（莆田人和仙游人）以及起源自闽西南的客家人。当时不采用“闽南人”而使用“福建人”来特指厦门、漳州以及泉州移民的原因有两个：
1、当时“闽南语”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所以除了专家学者以外，其余来自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地区的百姓并没有“闽南”这个概念，更不会把自己称为“闽南人”或把自己的语言称为“闽南语”。
2、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初年的移民浪潮中，来自泉漳（包括厦门）的移民远远超过福建省其他地区的移民。这三地的移民到新加坡扎根之后，因为沟通需要，这三地原本就很接近的方言被混在一起使用，渐渐地形成新加坡福建话，简称福建话。而来自福州和莆田等地的移民只占极少数，他们当时为了沟通需要，也得舍弃原本的母语闽东话和莆仙话而改用属于闽南语系的新加坡福建话。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情况。（新加坡的福州裔和莆田裔通常都会很明确的说自己是“福州人”或“兴化人”，而不会说自己是“福建人”，以便于民系区分，因为“福建人”这个称谓早已被“闽南人”所使用。）
潮州人构成了新加坡华人当中的21%，是在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的第二大民系。新加坡潮州人多数源自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了潮州、汕头、揭阳、丰顺等。
潮州人所讲的方言是潮州话， 跟闽南语泉漳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如同海南人一样，潮州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福建南方地区（闽南）。由于明清两代闽南地区人口过度膨胀，加上耕地不足导致的饥荒等问题，他们因而迁徙到了潮汕地区。虽然潮州人和泉漳人在语言及文化上有所相似，他们仍会各自将自己的民系区分开来。在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里（尤其是英国殖民时期），这两个民系之间的相处并不太融洽。和闽南（泉漳）人一样， 潮州人也信奉道教及中国的民间信仰， 而且也把大峰祖师的善堂信仰带入新加坡。粤海清庙建于1826年，是潮州人在新加坡最早成立的庙宇。有不少潮州人也信奉佛教，菩提佛院与宽济堂就是潮州人的佛教道场。
19世纪期间，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体。然而，泉漳人大量的涌入导致了泉漳人在人口上超越了潮州人，尤其以新加坡南部最为显著。柔佛海峡（Straits of Johor）岸边曾是的潮州人主要的居住地，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实施搬迁计划之后，才有所变化。
19世纪及20世纪初，大多数的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车水（Chinatown）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一带。 早期的潮州人都从事工商业，包括捕鱼业。传统牛车水的商店或商行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包括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和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一带的商店。
后来，其他潮州商人也陆续设立赌场，或在新加坡森林，新加坡北部和柔佛（Johor Bahru）开设胡椒种植园。19世纪时期，他们先后得到柔佛苏丹的批准设立这些种植园。其后，有更多的潮州人也加入种植业的行列，形成所谓的“江厝”制度（潮语：Kangchu）。“江”的意思是河流，而“厝”的意思是房子。在这种制度下，“厝”前面所加的字是指种植园首个负责人姓氏。“江厝制度”后来演变成今日新加坡的许多地名如蔡厝港（Choa Chu Kang）、林厝港（Lim Chu Kang）和杨厝港（Yeo Chu Kang）。这些地名在市区重建之前都曾是种植园。
早期的华人大多都成立宗乡会馆及方言会社。这些会馆或公司扮演着工会的角色，替目不识丁的华工处理许多和殖民政府或雇主交涉的事宜。其中最为重要的潮州公司之一是1845年成立至今的义安公司。
新加坡的潮州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新加坡潮州话，在本地简称为潮州话。这种潮州话因为长期受到新加坡的主要方言闽南语泉漳话所影响，已经和潮汕地区所操的潮汕话有着一定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它带有比较浓厚的泉漳音，掺杂了很多厦门话的词汇。与此同时，新加坡闽南（泉漳）人所操的新加坡福建话也有被潮州话影响的迹象，形成一种略带潮州音的闽南泉漳话。
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曾报道过现今的后港（Hougang）是个潮州人主要的聚居点，不过新加坡人经常把“潮州”误写为“潮洲”。
广府人构成新加坡华人当中的15%，一般称之为“广东人”，但不包括同为广东省的潮州人和客家人。新加坡广府人大多数源自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如广州、肇庆、顺德、台山、鹤山等等。
新加坡广府人所讲的语言为粤语。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跟闽南泉漳人或潮州人一样，为中国民间信仰、道教与佛教等。沙冈万山福德祠与准提宫是广东人的传统庙宇。不少比丘尼如大悲院的法坤法师和万佛堂的净润法师都是广东人士。
于20世纪前半业，新加坡广府人主要的职业为医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师，也从事其他行业如金饰业、裁缝业、餐饮业等等。他们的商店主要坐落于登婆街（temple streets）、宝塔街（pagoda streets）、摩士街（mosque street）。
来自广东三水县的广东女工，称之为“红头巾”。他们主要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上充当建筑工人，为新加坡的早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女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的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于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的工地上从事劳动工作。她们所穿的衣服是海军蓝色的衣裳，头上裹着红头巾，其作用是在工作时为了保护头颅，其外表格外鲜明。穿戴这种头巾的第一位女士据说是宋朝的王朝云，文学家苏轼之妾。这种头饰曾是广东客家地区所穿戴之传统帽子。广府人由于经常跟客家人一起工作，也进而采用了这种传统。
来自广东四邑地区的女工主要戴的是黑色的头巾。她们大部分在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和吉宝港口（keppel harbour）的周遭码头从事劳动工作。于2010年，新加坡意识到牛车水一带居住着大批的广府人。
客家人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11.4% [17]。他们源自于中国两广和福建的客语区，如梅县、大埔、河源、惠州等地和福建西南部。新加坡共和国的国父，李光耀，本身就是客家人，其祖籍为大埔。
由于客家话在语言方面较跟华语相似，但又受到闽南语和粤语的影响，客家人一般上被认为是4到13世纪从华北迁徙到南方一带的一个民系。这主要是因为数万年前人类是从东南亚延陆路与海路北迁，而近一、两千年来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所致。
许多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工地上工作的客家女，头上所戴的头巾跟三水县的红头巾一样。只不过，客家女所戴的是黑头巾，而不是红头巾。
这几个族群仅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5%，其中多数为海南人，源自于海南岛，所讲的语言为海南话。新加坡海南裔多数来源于海南东北部地区，如文昌、海口等。琼州天后宫是海南人在新加坡最早成立的庙宇。
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于19世纪末期，他们比其他的民系较晚来到新加坡，多数从事店铺工作，烹饪及餐饮业。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的著名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西餐烹饪闻名，因为许多海南人早期曾在欧洲船只上担任厨师。
新加坡的闽东人分成两大群，即福州人和福清人。他们源自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的福州市（包括其代管的福清市），以及北部临近的宁德市古田县、屏南县，为传统上的福州十邑。他们所操的语言是闽东语南片的两大次方言，即福州话和福清话，这两者口音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能够互通。兴化人（莆仙人）虽然在现今的民系分类上不属于闽东人，但由于在新加坡人口稀少而经常被归类为闽东人。兴化人的祖籍为福建省闽南和闽东两大文化区块之间的莆田市，所操语言是莆仙语，该类闽语在语言学上是一种介于闽南语和闽东语之间的语言，但相对更接近于闽南语。
约占新加坡华人的2%，由于人数较少，常被归类于闽南人、客家人或其他民系。自台湾移民新加坡者，多数受过高等教育。
台湾与新加坡相同，是以闽南裔华人为相对多数的社会，因此他们移居新加坡有语言上的优势，主要操台湾华语、闽南语台湾话等语。
根据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少彬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1912年至1925年间台湾银行曾在新加坡营业。同书也提到，根据日本官方在1932年所做的统计，当时居住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台湾人，总数有105人。根据新加坡人的口头述说，当时二战时期有许多占领新加坡的日本兵其实是台湾人士兵，另外在1950至1960年代新加坡的华文教师有许多来自台湾。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于新加坡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更有一些台湾军事人士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担任高级军官。于1970年和1980年代，有更多的台湾人移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投资，工作，定居或念书。他们通常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并且在各专业领域如工程、商业、投资、研发和教育就职。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和台湾人通婚，台籍配偶也因此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取得公民权。于2009年，在新加坡的台湾人人口估计为六万人。[18]。台湾移民陈硕茂于2011年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
这个组群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初起移民到新加坡的香港人，常被归类于广府人、客家人或其他民系，其主要原因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令港人忧虑中共统治。
土生华人也叫“峇峇娘惹”（即男性称“峇峇”、女性为“娘惹”），乃早期南洋华族汉人与当地马来人的共同后代。他们不仅同时拥有两个民族的后续血统，还融合了英属马来亚年代的日常英式、马来以及中国闽南（或部分潮州民系）传统习俗，因而形成了自我特有的文化认同，并在新马两地被归作另外一个独立族群。此外，亦有许多峇峇娘惹在18世纪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因由传教士传教而改为信奉天主教。但也有一部分的土生华人因为与斯里兰卡出家人（如达摩难陀尊者与其他僧侣）的接触而转信南传佛教，也成立了祝福寺(Mangala Vihara)与一些英语佛教会。樟宜凤山寺与保安宫是由土生华人在新加坡所成立的道教宫庙。
新加坡的土生华人早期多数居住在芽笼（Geylang）和加东（Katong）一带。在殖民地时期，由于他们大多通晓英语、马来语和闽南语，因而也是各商业和社团组织的通事或中间人。许多新加坡土生华人和福建闽南人曾经搬离新加坡市中心到东海岸的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一带，并且建造豪宅与别墅。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土生华人开始迁往新加坡各个地区。
有极少量来自上海，江浙以官话或吴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和中国其他部分的人，只构成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0.1—2%。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以官话为主要母语的人士比其他族群还要晚移民到新加坡。他们都能说标准华语，也可能能说自己的官话方言。21世纪之时，从中国大陆各地区来新加坡读书或工作的人士有增无减。有些再移民其他国家，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
2001年后移民到新加坡的原中国籍新加坡华人有部分是高收入的白领阶级，并且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大学等就职。有部分在小学、中学的中国籍老师。自21世纪，新加坡经历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他们到新加坡读书或工作。有些再移民其他国家，或回去中国，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通常称为“新移民”。
以下将新加坡的常见姓氏2000年发布的官方数据依照汉姓罗马字标注进行排列。[19]
| Tan (9.5%) Lim (6.6%) Lee (4.5%) Ng (4.2%) Ong (2.7%) Wong (2.6%) Goh (2.2%) | Chua (2.2%) Chan (1.9%) Koh (1.9%) Teo (1.9%) Ang (1.7%) Yeo (1.5%) Tay (1.4%) | Chong (0.9%) Chia/Seah (0.9%) 其他 (48.8%) |
| 排名 | 常见
罗马标注 |
籍贯 | 总人口
(2000) |
百分比%
(华人人口占比) |
对应汉字 | 其他标注法 |
|---|---|---|---|---|---|---|
| 1 | Tan | 闽南 | 237,800 | 9.5 | 陈 | 广府：Chan，客家：Chin |
| 2 | Lim | 闽南 | 166,000 | 6.6 | 林 | |
| 3 | Lee | 闽南 | 112,600 | 4.5 | 李 | |
| 4 | Ng | 闽南 | 106,200 | 4.2 | 黄 | |
| 客家 | 吴 | |||||
| 伍 | ||||||
| 5 | Ong | 闽南 | 66,700 | 2.7 | 王 | |
| 汪 | ||||||
| 6 | Wong | 广府 | 65,000 | 2.6 | 王 | |
| 汪 | ||||||
| 黄 | ||||||
| 7 | Goh | 闽南 | 56,200 | 2.2 | 吴 | |
| 8 | Chua | 闽南 | 54,600 | 2.2 | 蔡 | |
| 9 | Chan | 广府 | 48,400 | 1.9 | 陈 | |
| 曾 | ||||||
| 10 | Koh | 闽南 | 48,100 | 1.9 | 许 | |
| 11 | Teo | 闽南 | 46,800 | 1.9 | 张 | |
| 12 | Ang | 闽南 | 43,600 | 1.7 | 洪 | |
| 13 | Yeo | 闽南 | 36,600 | 1.5 | 杨 | |
| 14 | Tay | 闽南 | 35,800 | 1.4 | 郑 | |
| 15 | Ho | 闽南 | 35,000 | 1.4 | 何 | |
| 16 | Low | 潮州 | 31,600 | 1.3 | 刘 | |
| 17 | Toh | 潮州 | 25,300 | 1.0 | 杜 | |
| 卓 | ||||||
| 18 | Sim | 潮州 | 23,800 | 0.9 | 沈 | |
| 19 | Chong | 客家 | 23,100 | 0.9 | 庄 | |
| 张 | ||||||
| 20 | Chia | 客家 | 22,600 | 0.9 | 谢 |
最早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新加坡称为蒲罗中、龙牙门、凌衙门、淡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和石叻等。
南宋赵汝适于1225年写成的《诸蕃志》记载着外国商船从泉州港的航行过程及贸易情况，[20]其中的<三佛齐门>篇记载外国商舶到三佛齐贸易，必先在“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然后才到三佛齐。
1615年成书的《马来纪年》，记载12世纪中到14世纪中叶，新加坡由信诃补罗王朝统治，1320年“有元朝曾到龙牙门索象”。1325年龙牙门也遣使者朝贡等记载。
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淡马锡的所见所闻。在其《岛夷志略》〈龙牙门〉一条中，简陋了记载当时新加坡有华人居住。在14世纪，新加坡因受爪哇满者伯夷与暹罗素可泰王朝的侵略，于1377年和1391年遭毁灭性的破坏。古新加坡被破坏后，便少有华人在新加坡的足迹记载。15世纪时的记载显示新加坡为马六甲苏丹的马来武士和海人的聚居地。
不过，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在他的航海图上亦曾提及它的古称“淡马锡”。1420年，郑和第六度出使印度洋也曾途经新加坡，但未有华人的记载。
清人颜斯综所著的《南洋蠡测》记载新忌利波已有华人的坟墓：“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朝为中国五代的后梁（907-922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1265-1274年）。据清人颜斯综的猜测，公元907-1274年间，新加坡是有华人居住的，并在死后葬在这里。
史料说明新加坡在莱佛士开埠本地前后，已有华人居住。1819年至1821年史丹福·莱佛士登岸初期，新加坡岛人口仅有几百人，其中有30名华人和峇峇，其余880至3000人为马来人。[21]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墓葬能追溯到1833年，此时华人只占小部分。[22]
1819年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为英国人在远东地区寻找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新商站与值得开拓的新殖民地，1月28日发现新加坡，次日与柔佛王朝驻新加坡的统治者天猛公阿都拉曼签订租借新加坡做为商站的条约，并于1824年正式与由英国人拥立的柔佛苏丹东姑隆签订把新加坡永久割让给英国人的条约，又于1822年规划新加坡首个城市蓝图《杰克逊计划》。新加坡自此——除了由日本统治的昭南时期那3年8个月外——一直到独立前的130多年里，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设立商站时，居于新加坡的多为马来海人，为渔夫及一些海盗，居住在小屋内。[21]
莱佛士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槟城副秘书，任期长达6年。另一开埠新加坡的功臣威廉·法古哈（William Farquhar）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的代表，在马六甲工作与生活长达7年。因此当新加坡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另一商站时，莱佛士与法古哈都极力游说他们所熟悉的槟城、马六甲与马来亚其他地方的商人到新加坡发展，1511年马六甲成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641年成为荷兰人殖民地，在1824年转成英国的殖民地前早已发达。槟城1786年由英国人开埠，比新加坡早开发多年。
马六甲及槟城的成功的商人中，许多为土生华人，第二代或多代以上的移民。最先从清朝到新加坡的华人，其后为土生华人，他们多数从商，能说方言、马来语，许多受过英文教育，会说英语，能与英国人沟通。根据殖民地官员，琼斯·丹尼尔·沃尔根（Jones Daniel Vaughan）在其19世纪所写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中的论述：
| “ | 虽然土生华人穿长衫、瓜皮帽，如同中国人，但他曾遇过被当成为中国人的土生华人，以不满的语气表示他不是中国人，他是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乃白人 （ Orang Putih， 马来语，Orang指人，putih指白）。土生华人所组织的俱乐部亦不让新来的中国人参加。在俱乐部中，他们打桌球、保龄球，喝白兰地、苏打水等，生活相当洋化。 | ” |
新加坡由莱佛士开埠、大量马来亚土生华人商贾及欧洲商人来到，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契约劳工（猪仔)的买卖，也常称为苦力(coolie)。这类猪仔由华人契约劳工贩商带到新加坡，以12个月的酬劳抵消他们的路费。每年东北季候风时带来中国船，买者上船寻找最健康者，付一笔钱便可买下。那笔钱扣除旅费与其他费用，仍可为贩商带来可观的盈余。有时这些劳工，亦按劳工的手艺，标上不同的价码。直到1877年新加坡委任威廉·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为首任华民政务司（Protector of Chinese），贩卖劳工的活动才减少，并在1914年，废弃猪仔、契约劳工。但一直到日治昭南时期以前，都例常会有船只，以合理价格运送劳工往返新加坡与中国。而当时的劳工也学会免去中间人的抽佣情况，但他们仍将自己的劳力抵押给带他们过来的雇主或水客。
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有海禁条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约华工都是经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门到海外，或由猪仔贩商到中国收买地方官员放人出洋。以此推测，在19世纪初期，要有大量华工出洋的情况并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才形成大规模华工出洋的情况。1860年中英、中法与中国满清政府签下的《北京条约》，买卖人口合法化，华工出洋一时达到高潮。
二战时期，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客”(sinkeh)。“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约劳工，包括扛包头的苦力、轮船的烧炭工、在街上待聘的杂工等。有些则是因为中国家乡贫穷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则是为了逃离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各种的战乱而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岭南地方，如福建省南部、广东省、海南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心系“唐山”（中国的别称），认为自己是华侨。而土生华人或在新加坡繁衍过好几代的华人，并且受过英文教育的华人则称为“老客”（laokeh）, 或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他们一般心系大英帝国, 不认同自己为华侨。
1937年爆发的中国抗日战争唤醒了当时以一、二代移民居多的新加坡华侨对于中国的爱国主义。当地华侨团体纷纷组织活动来抵制在新加坡的日本货。在战争期间，由于担心在中国亲戚的安危，部分新加坡华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中国参军支持抗日战争。有些华侨商人则出钱援助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所需的武器及物质。但日军于1942年攻占新加坡，其宪兵团调查并且逮捕了许多参与支援抗日活动的新加坡华侨。为消除对日本的仇恨并且使民众感到恐惧，日本宪兵进行了肃清大屠杀，虐杀了大批新加坡华侨。在这期间仍有许多秘密地下抗日组织，例如林谋盛所领导的136部队。
战后期间，新加坡仍处于动荡时期，50及60年代(1964年7月和9月)时常爆发华人及马来人的种族冲突。1962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结盟成立了马来西亚，可因为意见上不同于是在1965年被马来亚踢出联邦。李光耀宣布新加坡独立。
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局开始趋于稳定，新加坡逐步实行了和谐种族的政策，随着各民族的族群意识减弱，以及当地一、二代精通华语和方言的老一辈华侨逐渐衰老、逝去，之后基本再没有爆发过任何成规模的种族冲突。新加坡在建国独立之后，开始建立了新加坡华人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与新加坡人的认同。
1945年之前从中国过番到新加坡的华侨，其后裔在新加坡独立后成了新加坡公民。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与归属减弱，一般自称是“华人”，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华侨”，也极少自称是“华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致欢迎词中说: “告诉我们的贵宾，新加坡没有华侨。”[24]李光耀也在祝酒之前的发言中，措词小心地提醒他的贵宾：[25]
| “ | 华裔新加坡人有着他们自己的不同的经验和历史。不管这种历史是多么短，与大陆的中国人比较起来，仍然是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东南亚创造一种独立的和持久的未来。他们必须与马来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人平等地分享这种未来。 | ” |
华裔新加坡人一般都会先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是华人，但也有人会同时认同两种身份。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经过一两代或多的繁衍，一般称之为“新加坡本地华人”。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移民”，20世纪末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及英国属地香港。21世纪初的“新移民”则来自中国各地，以江苏籍、浙江籍、福建籍和山东籍占大头，大大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多元性。随之而来的中国美食遍地开花，华人网络论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也如雨后春笋一样活跃起来。
新加坡是个多语言的国家，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华语（现代标准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外，还有各种汉语方言。
由于新加坡的教育和工商语言以英语为主，所以英语是新加坡最强势的语言，也是中、青年新加坡华人与其他种族平日所惯用的语言。同时，由于新加坡开设有基本的华语课（尽管相对形式化），所以也有部分中老年新加坡华人能以英华双语同人沟通，但因华语在近二十多年来于新加坡各科的考试成绩中所占比重很小，以致现今在年轻新加坡华人中能够使用华语者为数甚少。除了英语和华语之外，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尤其是老年人仍能讲各种汉语方言如泉漳语、潮州话、粤语等。总体来说，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大大落后于大中华地区，主要体现在极为薄弱的听、说、读、写能力上，但较多数非华人区的华裔社群稍强一些。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福建话（闽南语）曾经是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在推行讲华语运动和华语强制性被纳入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教育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新加坡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由于1980年代废除华校而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之缘故，改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华人增加了。现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使得新加坡华人开始重视华语，新加坡政府近年也对新加坡中文教育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同时也鼓励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在课外和业余时间多使用华语。今日的新加坡虽在强势的英语照应之下，但新加坡华人讲华语的情况开始逐渐普及化。
近几年，新加坡华人的汉语方言受到了严重威胁呈现的濒危情况之下，新加坡华人的汉语方言文化忧患意识使得一部分的新加坡华人重新捡起汉语方言。这一批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的汉语方言爱好者和汉语方言保护主义者包括了一部分受英语教育及经历过新加坡政府极力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年代的中年人和小部分的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族人群。近年来，宗乡会馆开始开办了汉语方言课程和举办汉语方言文化活动，新加坡华人现在可以去认识汉语方言和了解汉语方言文化。最近新加坡华人也可以在新加坡华语主流电视频道接触一些曾被禁止的方言媒体，例如新加坡政府媒体管理机构于2016年在新加坡华语主流电视频道播放以闽南语（福建话）和粤语（广东话）双语播出的一系列汉语方言节目，其中包括了称为“吃饱没”和“欢喜就好”的栏目。但事实上，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允许一些本地制作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在主流电视播放的理由并不是传承和保护闽南语和粤语及闽南和粤文化，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重要的本地社区服务和医药资讯有效地传递给多数祇通晓闽南语或粤语的年长者。虽然新加坡政府对汉语方言的态度显然有一些宽松，但是他们仍然不重视或不支持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保护。他们至今仍旧坚持对汉语方言表明强硬的立场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汉语方言的学习对一般新加坡华人的英语和华语双语的掌握造成损害，甚至强调英语和华语比汉语方言对新加坡华人的未来更有前途。更何况，新加坡本地制作的闽南语和粤语双语节目不但极少，其方言节目的品质没有像大陆和港台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优质。因此，由于网络的兴起，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的闽南语和粤语爱好者和文化保护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收看大陆和港台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加上他们报名参与宗乡会馆开办的闽南语和粤语课程和文化活动，在新加坡华人社群较普遍使用的闽南语和粤语之类的汉语方言都得以保留传承下来。
根据2010年新加坡统计局的统计，有43%的新加坡华人称自己为佛教徒、14.4%道教徒、20.1%基督徒和21.8% 无宗教。新加坡华人构成这四大组的绝大多数。
多数的新加坡华人登录为佛教徒，也有一些自称为道教信徒。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保留了相当程度的道教信仰。道教信仰曾是主要新加坡华人的信仰，但年轻的族群多数改为信奉佛教、基督教或成为无宗教信仰者。在新加坡，中国民间信仰通常被归类于道教的范畴里。其实，这是继承了由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宗教信仰。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仍保留了祭拜祖先，慎终追远，传承孝道的民间宗教传统。
由于新加坡华人近半数是闽南人，继承上一代来自中国福建闽南的佛道混合之传统信仰，如祭祖、祭天、祭孔，信仰释迦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旁及于道教与民间神祇如玉皇上帝、九皇大帝、关圣帝君、天上圣母、清水祖师、保生大帝、玄天上帝、齐天大圣、广泽尊王、开漳圣王、法主真君、王爷千岁信仰、文昌帝君、保仪大夫、中坛元帅、善财童子、福德正神（又称大伯公）、地主公、虎爷、灶神、门神等等神佛。
大多数新加坡华人同时信奉汉传佛教与道教，也有部分新加坡华人信奉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佛教徒一般均烧香、祭祖，但佛教并不鼓励一些民间习俗如烧冥纸或算命，而着重于念诵佛经、体悟佛陀教义、布施、念佛及禅修（或静坐）。
较少新加坡华人信奉基督宗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多数的新教徒是不烧香，也不会祭拜祖先传统，而改信耶稣。
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人持无神论或无信仰，但有一部分仍然会祭拜祖先。有极少数新加坡华人，因为祖先为穆斯林或婚姻配偶关系（与马来人通婚）等因素，而信仰或转奉伊斯兰教。
新加坡的华人美食主要由早期华人移民根据当地及当时的情况（例如可选用的食材）所发展而来，融合了各种不一样的元素和本地特色。以新加坡的海南鸡饭为例，原本属于街边摊贩叫卖，因为要求速度快，保温，还要具备好的风味，所以在烹饪的时候使用鸡汤做鸡饭，鸡和饭分开。叫卖的时候则将一碗鸡饭扣在盘子里，加上迅速切好的白斩鸡，速度不超过3分钟。久而久之形成了新加坡自己特色的一道菜，和原本字面上的海南鸡饭已经完全不同[27]，展现了新加坡当地的风味和口味。多数新加坡的华人美食如肉骨茶、拌面、炒粿条、猪肠粉、福建面、海南鸡饭、云吞面、薄饼、面薄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熟食中心）或美食阁吃到。有些新加坡华人是素食者，因为他们有些是虔诚的佛教徒。21世纪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丰富了新加坡华人美食的多元性，各种中国菜都能在新加坡的餐厅找到，如川菜、东北菜等等。
新加坡华人一般来说会维持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认同，而更加的有可能在华人社群当中通婚。不同方言群（或籍贯）的通婚十分普遍。也有少数的新加坡华人会跟其他不同的新加坡族群通婚，例如新加坡马来人、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欧亚混血人、欧美白人等等。
由于新加坡是个东西文化杂糅、多元种族汇集、不同民族间通婚较为普遍的国家，新加坡华人文化跟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或其他华人区的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文化上，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实际上揉杂了不少东南亚各土著民族的文化元素。同时，由于新加坡的华人祖辈大多来源于中国岭南地区，尤其是福建南部、广东、海南三地，其文化如汉语方言、华人习俗、传统节日、宗教信仰等方面跟这些地区也呈现有不小的关联度。
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同时长期受西方文化和土著马来文化的剧烈影响，因此在思想观念、文化礼仪、语言等各方面，都和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人十分不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主要是以中国中心主义来看世界，而新加坡华人主要是受英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新加坡的各种族的语言文化也互相影响着对方，华人的文化因此受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如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的影响。除了这些文化影响，新加坡华人也受到了日本流行文化，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也造就了新加坡华人杂糅汇聚的文化本质。
新加坡华人的中文程度，因政府实行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缘故，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虽然留有基本华语教育，但整体来讲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中青年人已几乎彻底丧失读、写能力，相当比例的在听、说上也存在很大困难。
新加坡华人教育始于19世纪华人创办的私塾, 主要以中国南方方言（例如闽南语）来教授各种儒家经典。于20世纪初，由于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华校于1920年改用华语做为教学语言。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上让华侨团体自由的开展华人教育。于是，新加坡华侨团体于1930年和1940年出钱创办更多的华校。 到了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更是主导并且创办了唯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逐步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套有系统的华校制度。
然而196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翼共产思想及文革和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国策刚好背道而驰。为吸引西方国家来新加坡投资， 新加坡采取了以英语为实际通用语和工作语的基本国策。同时为了防止新加坡华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新加坡采取了重英轻华的政策，一方面为经济就业需求鼓励新加坡华人读英校，另一方面又对文革及共产思想进行批判。华校生由于英语程度低下常遇到就业问题，因此大多数人把子女送到了英校，导致了华校的报读人数逐年下降。这些因素都加快了华校制度的消亡以及新加坡华人界在日常用语上的全面英化。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逐步废除华校制度，除了华文课以及道德课，所有科目一概使用英文教学。1983年1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华文、马来文、淡米尔及英文一律合并为单一语种教育体系，于1984年开始实行，并于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需要较佳来源]。为确保新加坡华人仍然保留自己的母语文化，新加坡政府自80年代后一贯在所有学校推行华语教学，所有新加坡华人都需要学习华语，为所谓的“第二语言”。新加坡又同时设立了特选学校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这些特选学校曾经是以前的传统华校，负责培养华语文化专才。华文课除了教授基础华文，也背负着传授中华文化的使命。由于当地华语教学并未完全断绝，目前较小部分的新加坡华人人口，特别是老年人一般上仍能够在听和讲方面使用相对基本的华文。
华人初到侨居地时杂居于牛车水一代。基于相同地缘，汉语方言及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新加坡华人形成了以当地最大五个方言人口构成的帮群：闽南帮，潮州帮，广东帮，客家帮，海南帮。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华治华的手段，指定了一些华人的领袖来管理华社。所以，华社是属于一个半自治的状况。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来互相照顾自己，例如处理同伴的丧事。
因此，这些组织很多时候是个宗教组织，后来再发展成宗庙，或者是从这些照顾善后的组织里面，再发展成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开始发起了跨越帮群的社团组织。这些包括了成立俱乐部（例如怡和轩），商会（例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社的最高机构，自成立起就背负着为华人争取权益的责任。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人曾透过商会来筹款捐赈物资，帮忙受难中的中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争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使种族和谐的政策，让大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当时新加坡政府并不太鼓励这些会馆。华人慢慢地由侨居转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随着国民意识与认同感的加深，会馆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这些会馆的组织功能也逐渐被政府取代。
现今的会馆虽不如以前来的重要，但仍然扮演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让年轻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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