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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1]，主要分為火災、洪澇、地震、颱風、瘟疫、旱災和蝗災。中國歷史上，災荒讓大量災民背井離鄉成為流民。1990年後，每年天災的死亡人數有降低趨勢，但經濟損失逐步上升；2006年後，每年經濟損失均達人民幣兩千多億元以上。
中國水災頻仍，商朝的五次遷都均為水患所致。歷朝水患尤以黃河為烈。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
公元前602年，「黃河第一次決口」於今滑縣東北，河道向東遷移80公里，由今黃驊入渤海，史稱漢志河。
元狩三年（前120年），關東大雨，百姓飢乏，武帝「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史記·平準書》）。
公元11年，「黃河第二次決口」於今濮陽西北，河道向東遷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稱東漢河。
延光元年（122年），黃河水患。
西晉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東大水，李淳風認為「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2]。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發生大水，在於「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3]。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疫災大起，「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4]。
開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諸州大水，則被認為「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5]。
仁壽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6]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7]
貞觀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8]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憲宗對宰相說：「卿被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回覆：「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稱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9]
大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災，農作損失慘重。御史巡覆，回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皇帝告訴朱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10]
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第三次決口」於今濮陽東昌湖集，河道西遷80公里，河水分兩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黃河第四次決口」於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匯集淮河注入黃海。
《祥符縣志》、《開封黃河志》載：大定二十年（1180年）黃河在開封縣境決口。
順治十年大雨成災，「直隸被水諸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11]。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應蹲踞。檐前不許稍踟躕，恐有東人不我恕。上見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彼蒼者天，哀此黎庶。」[12]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與四十八年，桐鄉相繼有旱澇之災，汪文桂「設粥廠，立藥局」，救濟饑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災，汪文桂首倡賑濟，「以食饑民」[13]。
嘉慶九年（1804年）浙西水災，巡撫阮元實行平糶、賑濟、借種子等辦法渡荒[14]。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隸大水，受災州縣120個，總督蔣攸銛請出帑銀180萬，修治永定河[15]。
光緒九年（1883年）順天府水災，順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鄉鎮及京城六門外設立粥廠。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決口，順天府水災，震鈞《天咫偶聞》載：「京東大水，通州水幾冒城，自是無歲不水」。光緒十六年（1890）順天府又大水，時京中「無舍不漏，無牆不傾」，「人皆張傘為臥處」，「市中百物騰貴，且不易致，蔬菜尤艱，誠奇災也」。
民國十年（1921年），江淮大水。山東、河南、安徽、江蘇4省農田被淹326.7萬公頃，766萬人受災，2.5萬人死[16]。
民國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災。高郵湖缺堤。武漢、南京、高郵、上海等地受災。官方報告死亡人數估計200萬人。
1938年6月，日軍攻占開封後，國民政府挖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進攻鄭州、武漢，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蘇三省40餘縣成為黃泛區，89.3萬人命喪黃泉[17][18]，1200萬人流離失所，被迫遷移[19]；黃河直至1946年方才回歸故道[20]。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遷洛陽。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連續暴雨和日軍扒開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嚴重水災，天津市區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超過10萬間房屋被沖毀，八百多萬人受災，六十五萬天津及其周邊居民成為災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法幣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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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長江洪水
- 1958年黃河洪水
- 1975年河南「75·8」水庫潰壩
- 1983年安康特大洪災
- 1991年華東水災
- 1998年中國水災
- 2005年沙蘭鎮洪災
- 2006年中國南方水災
- 2007年濟南特大暴雨
- 2007年盧氏縣特大洪災
- 2008年中國南方水災
- 2008年深圳6·13特大暴雨
- 2010年中國水災
- 2010年盧氏縣特大洪澇災害
- 2011年中國夏季水災
- 2011年6月23日北京強降雨
- 2011年中國秋季洪澇災害
- 2012年中國多地區強降雨
- 2013年中國西南特大暴雨
- 2013年寧波水患
- 2015年中國洪災
- 2015年江蘇暴雨
- 2016年中國南方水災
- 2016年邢臺水災
- 2018年中國西部特大暴雨
- 2018年新疆射月溝水庫潰壩事件
- 2018年壽光洪災
- 2020年中國南方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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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831年泰山地震
- 512年原平代縣地震
- 734年秦州地震
- 1067年潮州大地震
- 1119年前郭卡拉木地震
- 1290年直隸地震
- 1303年洪洞趙城地震
- 1556年嘉靖大地震（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共83萬人死亡）
- 1597年長白山地震
- 1600年南澳大地震
- 1604年泉州地震
- 1605年瓊州大地震
- 1654年天水地震
- 1668年郯城大地震
- 1679年三河・平谷地震
- 1695年臨汾地震
- 1718年通渭・甘谷地震
- 1739年平羅地震
- 1786年康定・瀘定地震
- 1799年石屏地震
- 1820年許昌地震
- 1833年嵩明地震
- 1850年西昌地震
- 1856年黔江地震
- 1878年玉環地震
- 1879年武都地震
- 1902年汪清地震
- 1918年南澳大地震
- 1920年海原大地震
- 1923年爐霍—道孚地震
- 1925年大理地震
- 1927年古浪大地震
- 1931年富蘊地震
- 1932年昌馬地震[1]
- 1933年疊溪大地震
- 1937年菏澤大地震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1950年墨脫地震
- 1966年邢臺大地震
- 1970年通海地震
- 1973年爐霍大地震
- 1975年海城大地震
- 1976年龍陵地震
- 1976年唐山大地震
-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
- 1981年道孚地震
- 1985年祿勸地震
- 1995年武定地震
- 1996年麗江地震
- 1996年包頭地震
- 2000年雲南地震
- 2001年崑崙山口西地震
- 2005年九江地震
- 2008年汶川大地震
- 1874年9月22日，甲戌風災橫過珠江口，先後吹襲香港及澳門，遠至廣州亦受災害，香山縣的死亡人數超過20,000人。
- 1906年9月18日，丙午風災侵襲廣東珠江口一帶，肇慶高要的新江雲松嶺文閣上三層完全倒塌，下二層石額破裂，牆壁崩頹。東莞萬頃沙圍堤崩潰[21]。
- 1912年中國颱風在8月25日形成，在9月1日消散，維持了7天，在中國造成極嚴重災害。
- 1922年8月2日，汕頭市出現強烈颱風，造成6萬到10萬人死亡。
- 1963年9月，受超強颱風姬羅莉亞影響，浙江、上海等部分地區暴雨，造成188人喪生。
- 1969年7月28日，超強颱風維奧娜登陸中國，並在廣東東部地區造成嚴重破壞，其中汕頭市的破壞最為嚴重，這場風災總計共造成1554人喪生，後被稱為「七二八風災」或「牛田洋風災」。
- 1973年9月，由於超強颱風瑪琪環流極小，而且在登陸海南省前爆發增強，破壞力強，加上預報不足，造成海南省903人死亡，5759人受傷[22]。
- 1975年8月，颱風尼娜為河南等地帶來暴雨，最終引致河南「75·8」水庫潰壩。駐馬店地區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以及數十座中小型水庫同時垮壩潰決，造成29個縣市被淹，1100萬畝農田受到毀滅性的災害，1100萬人受災，24萬人死亡，倒塌房屋596萬間，沖走耕畜30.23萬頭，豬72萬頭，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2005年該事件被美國《探索頻道》評為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第一名[23][24]。
- 1997年8月，超強颱風芸妮吹襲浙江、安徽、江蘇和山東等省，共有2582萬人受災，248人死亡，5412人受傷，116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436.3億元。其中，浙江、江蘇、山東等省損失最為嚴重。[25][26][27][28]
- 2001年6月，颱風飛燕登陸福建省，造成122人死亡（民間傳說死亡人數在5000人之上）。
- 2006年8月，超強颱風桑美吹襲浙江、福建、江西，造成441人死亡。
- 2019年8月，超強颱風利奇馬登陸浙江省台州溫嶺市城南鎮，一千餘萬人受災，1.3萬間房屋倒塌，99.6萬公頃的農田受到損壞[29]，共造成56人罹難與14人失蹤（有些受災民眾認為實際罹難人數與失蹤人數更多，批評政府官員隱瞞災情[30]）。
瘟疫，亦稱大流行，最常見的是鼠疫，又稱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死亡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國清朝後期。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天花）、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31]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後漢書·王莽傳》）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寧二年，己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建寧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為吳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32]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書·五行志》）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芩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資治通鑑》）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紀》）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3]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34]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35]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有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36]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3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38]
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
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舊唐書·中宗紀》）
景龍元年，「丁未，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新唐書·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廣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舊唐書·僖宗紀》）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紹興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39]。「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紀，「至正四年，旱蝗，大飢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亞、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帳汗國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市時，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病毒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40]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41]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42]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4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44]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布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45]。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46]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臺）、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屍處處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47]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48]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註：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瘧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軍入侵時帶進關內的。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入關的清軍安然無恙。
順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光緒《撫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靈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連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縣誌》）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棗陽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強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49]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國」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亂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50]，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1855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萬人死亡。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51]，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宣統二年（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52][53]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 1949年張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 亞洲流感（1957年－1958年，據信全球共有至少100萬人死於該病毒）
- 1988年上海市A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共有310746人感染和31人死亡）
-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名病人死亡，其中中國有349名死亡）
- 非洲豬瘟（2018年－至今）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2019年－2023年）
鄧拓（鄧雲特）編著的《中國救荒史》中介紹：「中國歷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商湯十八年（前1766年）至紀元後1937年止，計3703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約每6個月強便有災荒一次。」其中，旱災共1074次，平均約每3年4個月便有1次。[54]袁林在《西北災荒史》中統計出隋至民國（581—1949年）期間陝西發生旱災652次，甘寧青地區有601次。李約瑟統計，在過去的2100多年間，中國共有1600多次大水災和1300多次大旱災。陳達在《人口問題》中統計，自漢初到1936年的2142年間，水災年份達1031年，旱災年份達1060年。[55]旱災（drought）其實即是缺乏水，農產品因此而枯萎，導致饑荒。乾旱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水災則多在江南地區。
商朝建國不久便發生罕見旱災，旱情持續長達數年之久。《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漢書·食貨志》載：「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管子·輕重篇》亦載：「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56]
《詩經》有「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57]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58]的描述。《詩經·大雅·雲漢》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集傳》：「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連續六年大旱。[59]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60]三川即涇河、渭河、洛河。當時的哲人伯陽父認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61]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
《史記·孝景本紀》載後元二年「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前114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63]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發生大旱災。《漢書·王莽傳》載：王莽時，「連年久旱，亡有平歲，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七八。」
東漢安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64]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65]
《後漢書·楊終傳》載楊終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詔說：「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66]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67]
太和十二年，「是歲，兩雍及豫州旱飢。明年，州鎮十五大饉。」[68]
南朝宋大明年間有旱災。沈約在《史臣曰》說，「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並命比室，口減過半」。[69]
南朝梁天監元年（502年）「吳越，是歲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飢死。」[70]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陽旱，谷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荐臻，方成儉弊。」[71]
大業八年（612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72]
大業十三年（617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72]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73]
《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74]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監察御史，負責賑災，他寫有《旱災自咎，貽七縣宰》：「吾聞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已頻。」。
《文獻通考》卷301記載，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種粒皆絕，人多流亡，因飢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饑荒，寫下一首《勘災詩》，「散吏馳驅踏旱丘，沙塵泥土掩雙眸。山中樹木減顏色，澗畔泉源絕細流。處處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無收。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國，秋旱。[75]
開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75]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諸路旱蝗，告飢者令就食他所。」[76]
洪武十二年（1379年）詔曰：「廣平所屬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艱於樹藝，衣食不給。……今年夏秋稅糧悉行蠲免，以蘇民力。」[77]
洪武三十年（1397年），「鬰林州旱，莊稼失收，次年乃飢。」
《明英宗實錄》載：天順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銅鼓、五開等府衛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記。」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陝西連年大旱。[78]
《烈皇小識》：「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御，直入縣殺耀采。眾遂團聚山中。」
《鹿樵紀聞》說：「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飢，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
崇禎四年，「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
崇禎十年，「是夏，兩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飢」。
崇禎十二年，「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斗麥價錢六百文，斗米價七百文，斗豆價四百文」。
崇禎十四年，「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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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並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81]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緒元年至四年間發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緒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無收，赤地千里，大饑，人相食。」又山西境內「無處不旱」，「河東兩熟之地，災者八十餘區，饑口入冊者不下四五百萬。」[82]是年8月1日，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摺曰：晉省報災州已有57處，饑民200餘萬，後來「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83]據12月10日奏報統計，全省被旱10分（顆粒無收）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84]
民國成立至抗戰前的二十六年之間，至少有十五年的時間發生水、旱等災荒[85]。
1920年華北大旱災，陝西、河南、山東、直隸、京兆大旱，數十萬流民逃荒至東北[86]；同時段發生1921年湖南饑荒。
民國十八年年饉，這場災荒則導致了中國陝西、河南、甘肅多達數百萬人喪生，陝西省人口銳減三分之一。
《河南省志》記載1942年：「安陽苦旱，二麥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結實；淇縣山丘顆粒未收；洛寧二麥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鞏縣縣誌》也記載：「民國三十一年，大旱，幾近絕收，加之日軍侵略釀成大災，農民多以樹皮、雁屎、觀音土充飢。」
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頻發，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88][89][90]。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乾旱波及中國12個省份，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達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2019年，中國多地出現嚴重乾旱[91][92][93]。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秦漢蝗災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受災範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明末農學家徐光啓《除蝗疏》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災之後更容易引起蝗災，所謂「旱極而蝗」，[94]由於蝗蟲能飛移，有時候大量發生，形成大集團，因此災害擴大面積往往遠大於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說——兼說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認為中國蝗災史可追溯到甲骨文。[95]《詩經》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蟲），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96]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間以火誘捕蝗蟲以消滅之。[97]
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記載：「蟲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災難的源頭，均出自於官衙的苛捐雜稅。
《後漢書·五行志》載：（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
貞觀二年（628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98]
開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發生嚴重的蟲災，「蝕稼，聲如風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滅蟲，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對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評說：「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舊唐書》載倪若水率民捕蝗，「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99]此法稱為「埋瘞法」。
《通典》卷7：「開元四年（716年），山東諸州大蝗。」
《新唐書·五行志》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發生蝗災，「有白鳥數千萬，群飛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
貞觀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書》卷36《五行三》）
興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100]
《舊唐書·五行志》載：（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
《新唐書》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
開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舊唐書》卷37《五行志》）
《舊五代史·五行志》記載：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爆發蝗災，「許、汝、蔡、陳、潁五州生，有野禽群飛蔽空，食之皆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
《舊五代史·五行志》載，乾祐二年（949年），蝗蟲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這種「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記載殊為可議，有人認為是粉飾太平，也有人認為當地植物有殺蝗效果，如周懷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災考察》一文說：「在淮河流域的植物類中，也有殺蝗的草本植物……」，「宋州發現當地生長殺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稱「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縣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貝、許、滄、沂、蔡、汝、商、兗、單等州，淮陽、平定、彭城飛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許、宿、齊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開封府祥符縣蝗抱草死，有數里。」（《宋史·真宗本紀》）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郵飛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轉回判官姚岳言：境內飛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紀·五行志》）
《宋書》載景祐元年春正月，「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紀》）
朱元璋《御製皇陵碑》：「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盡；萬曆十四年飛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寶武界，饑民相食。」（天津市《寶坻縣志》）
萬曆十九年（1591年），「天津縣夏蝗飛蔽天，聲如雷雨，食苗殆盡」，新樂「夏五月蝗生縣東，未幾數日滋類遍野。」
天啟六年（1626年），遷安「秋七月飛蝗蔽野，大傷禾稼。」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啟上疏「屯鹽疏」，其中第三篇為「除蝗疏」，後編入《農政全書》。
有專家統計明朝蝗災次數一共有94次。[79]
陳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備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兩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條分縷析，頗為詳備，雖卷佚寥寥，然頗俾於實用」。
《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並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
光緒三年《海鹽縣誌》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從西北來，飛過城上。」
嘉慶《松江府志》卷八十載：「康熙十一年，飛蝗蔽天，自北而南，所過但食竹葉蘆穗，無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鄰縣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斃。」（《清史稿·災異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陽西鄉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數寸。官兵惶懼，旋盡抱草僵死。」（《清史稿·災異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來境，抱草而死，不為災。」（《清史稿·災異志》）
光緒八年《歸安縣誌》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鄖陽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災異志》
咸豐二年（1852年）底：「柳、慶上年早蝗過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皆然」[101]。
咸豐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蟲蔽日」（咸豐《武定府志》）
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蝗從南來，飛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統《重修恩縣誌》）
咸豐六年（1856年），「夏，蝗蟲又起，飛翳天日，棲樹枝折，復值歲飢，木葉草亙，人蟲爭相取食，衰鴻遍野，賣男鬻女」[102]
咸豐六年（1856年），「五月，飛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國《定陶縣誌》）
民國十年《嵊縣誌》卷十三：「咸豐六年八月，有蝗自北來，頃刻蔽天。」
咸豐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飛蝗大至，食禾幾盡。」（民國《太和縣誌》）
民國《吳縣誌》卷五五：「咸豐六年七月，蝗從西北來，如雲蔽空，傷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飛蝗自北至南，有雷聲送去。」
《清史稿·災異志》載：「八月，昌平蝗，邢臺蝗，香河、順義、武邑、唐山蝗。」
咸豐七年，「秋七月至望復返，群飛蔽日，食禾太甚。」（雍正《遼州志》）
光緒三年（1877年）阜寧五月「大風雨，蝗抱草斃。」（《清史稿·災異志》）
光緒《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載「秋八月，飛蝗蔽天，城鄉俱是，中秋後熱如夏，蝗復來。」
宣統《太倉州志》卷二十六載「夏，蝗自北來，既而入海，災亦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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