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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國著名古典編年史[1]:1、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作者司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史料,花19年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巨著[1]:1。《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1]:1。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戰國時代)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曹魏蜀漢東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割據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之編年史,在中國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影響[1]:1。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作者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為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以史為鏡)[3]。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鑑》免遭毀版的災難[4]。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5],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6],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為闡揚,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7]。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
“ | 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8] | ” |
《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錄》專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之事,溫公雖用《平剡錄》,卻不提詐降及計誘,又兼存《玉泉子見聞錄》之論。《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
《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末尾傅奕臨終前描述:
“ |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甦。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 | ” |
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來源則是唐人李亢《獨異志》、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和宋朝王讜的《唐語林》。另一角度來看,大量引用野史則容易於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認為《通鑑》誤信《孔叢子》,「則考之不精甚矣」。[9]清人周中孚亦對通鑑引用《趙飛燕外傳》之文有微詞,「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10]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11],各人先修「長編」[12],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13]。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采及《飛燕外傳》[14];張彖「冰山」之語則采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15]。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16]。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17]。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亦曾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歸劉恕[18][19],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21],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伋曾據司馬光的遺稿,將《資治通鑑》編修書法分類為36例。具體為:(1)用天子例。(2)書列國例。(3)書王制例。(4)書封爵禪位例。(5)書改元未禪位例。(6)書帝王將受禪例。(7)書廟號例。(8)書國號例。(9)書改元例;(10)書稱號例。(11)書王公例。(12)書建列國太子例。(13)諸王書名例。(14)書立王例。(15)書徒王例。(16)書列國立太子例。(17)書列國紀事取年號例。(18)書官名例。(19)書兼職例。(20)書罷免例。(21)書聘使例。(22)不書例。(23)重書例。(24)豫言例。(25)追書例。(26)書日後先例。(27)書事同日例。(28)書事相涉例。(29)書斬獲例。(30)書世系例。(31)從後姓例。(32)書字例。(33)書鄉里例。(34)書改置州郡例。(35)書薨卒例。(36)書反亂例。[22]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但過於主觀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漢、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蜀漢建興九年:「 (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23]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24]。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5],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資治通鑑》北宋殘稿今存僅8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記載東晉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實,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還止,每段史事開端約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趙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跋;元柳貫中、黃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祐、任希夷跋[26]。
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27],「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見,大概被割除[28],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29]
元祐元年(1086年)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鑑》初稿完畢﹐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見。紹興二年(1132年)有餘姚重刻本﹐今多殘缺。
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發行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分簡體和繁體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氏春秋傳》體[31][32][33],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34],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漢、東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35]。「赤壁之戰」寫「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語言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謀:「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別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
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36],只有《通鑑》保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
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37]《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為主[38]。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
“ | 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 | ” |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為:
“ | 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 ” |
《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明白易懂。《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而漢祚不亡則是武帝「晩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39]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40]。《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41]。《通鑑》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
又如司馬光改為《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
“ | 慬(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觿,羌遂奔散。 | ” |
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寧二年(169年)東羌始為段熲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
“ |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 ” |
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喜虐待士卒[42]:
“ |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 ” |
另外,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論修書事說:
“ |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説、文集,盡檢出一閱。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説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吿存之。 |
” |
《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43],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44],悉闕而不錄[45],但對吳起舟中議事[46]、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47],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范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48]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云:
“ |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 ” |
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49]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50]《通鑑》即批評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司馬光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宣稱「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51],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資治通鑒》也差點為新舊黨爭所毀[4]。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52]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53]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囉……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54]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顏璹與蔡珪、蕭貢並稱金源一代《通鑑》三大名家[55]。完顏璹「讀《通鑑》至三十餘過」[56],元好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57]。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白話翻譯本如下:
部分其他語言譯本如下:
《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60][61],武德二年確有新的租調法頒布,但似未涉及「庸」[62]。在司馬光看來,米價才是經濟重點,《通鑑》對唐代各個時期米價的記載達十八次之多[63]。
《通鑑》重視戶口,記錄了許多唐代的戶口數,如開元十四年、開元二十年、開元二十八年、天寶元年、天寶十三載、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63]。《通鑑紀事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司馬光尤重陸贄議論,采其奏疏三十九篇[64]。
《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65],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66][67][68]。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學,司馬光發表評論,四學其實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視,「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69]
《通鑑》稱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王夫之則一反司馬光的看法:「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70]錢鍾書認為《通鑑》不可盡信:「余嘗取《通鑑》與所據正史、野記相較,得百數十事,頗足示修詞點鐵、脫胎之法,至於昭信紀實是否出入,又當別論焉。」[71]。
《資治通鑑》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72]。但因時代所限,《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舉例如下:
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100]
《通鑑》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誤。
「 |
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辣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永覽前戒」一語很明顯是摘錄了《後漢書·明帝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但何謂「前戒」,通鑑並無說明。查《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原文為
「 | 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語被司馬光所誤刪。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並批評《通鑑》「懷挾私見,喪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場」。[106]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的謬誤,共670餘條。
辛德勇認為,司馬光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資治通鑑》中採納諸如《漢武故事》、《趙飛燕外傳》等不可靠來源以歪曲歷史,來達到警醒當政者的目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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