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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葛量洪爵士，GCMG（英语：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译葛亮洪，英国殖民地官员，早年曾于香港辅政司署供职，及后历任百慕大与牙买加两地的辅政司、尼日利亚的布政司，以及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等职，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是除麦理浩勋爵外，任职时间最长的港督。葛量洪治理香港获得不错的声望，另一位是1970年代港督麦理浩勋爵，可算是港人印象较深刻的港督。
在港督任内，葛量洪爵士见证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及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并于1949年建立了新政权。中共建政后的政治动荡，使香港在人口、社会和经济各方面都出现既深且广的转变，而国、共两党在香港的冲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加上香港战后百废待兴，社会基建受到严重破坏，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对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不过，在他的带领下，港府作出多项重大措施，成功使香港成功克服重重困难，并且建构出香港在战后的基本格局，渐渐从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发行自己的回忆录，在书中，他对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权以及香港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其中，他认为中国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掌政，终有一日都会向英国提出取回香港主权。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于英国大伦敦瑟比顿（Surbiton）的奇彭纳姆（Chippenham）。父亲名费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 Grantham），任职执业大律师；母亲则名叫雅丽珊·埃塞雷德·玛丽·西尔维·艾蜜丽·冯·赫德（Alexandra Ethelred Marie Sylvie Emillie von Herder）[1]。葛量洪早年入读韦灵顿公学，其后入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在1917年编入第18营皇家轻骑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大战完结后，葛量洪升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其后以文学硕士资格毕业[2]。
葛量洪的父亲在一次大战期间被杀。母亲在战后再婚，嫁给来自挪威的蒙特将军。蒙特将军曾参与八国联军之役，也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所以葛量洪的母亲在再婚后随丈夫迁居北京[3]，而葛量洪本人则获英国殖民地办公室聘请，派往香港辅政司署，并于1922年12月乘船抵港[4]。
到香港没几天，葛量洪由1923年至1925年间在广州和澳门学习广东话，虽然他最终通过了所有测试，但整体上他仍是学不成[5]。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亲和继父，并游历了紫禁城和颐和园各名胜，此外，他还学习了中华民国国语。同年返港后，葛量洪正式开始在香港辅政司署的职务[6]。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间，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担任特别助理辅政司，但就曾经放了两次长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个月假回英国读法律，而第二次则是于1934年获送到帝国国防学院进修。在1934年的时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国内院的执业律师资格，而适值当时香港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后曾一度被借调任初级裁判官[7][1]。虽然葛量洪对法律十分有兴趣，但认为自己天资有限，所以借调18个月后就返回辅政司署[8]。
由于在辅政司署多年都没有晋升的机会，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时候向殖民地办公室申请调职，最终更得到批准。葛量洪在1935年10月离开香港，至1935年12月抵达百慕大出任辅政司。尽管他获擢升为辅政司，但他的薪金却只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7][1]。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担任百慕大辅政司；至1938年，他被调到牙买加任同职[2]。在牙买加期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葛量洪曾参与和美国的合作，让美国海军动用牙买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国政府就转赠50部旧型潜水艇以作回报[1]。未几，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获调到西非尼日利亚出任布政司[2]，当时的尼日利亚是盟军的重要据点，除了有两个派往缅甸的师在当地受训外，尼日利亚也是棕榈油和橡胶一类军需品的主要供应地。葛量洪在尼日利亚接待过途经那里的政要，而他亦曾参与过盟军在西非举行的连串军事会议[1]。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战尾声的时候，被擢升为斐济总督兼西太平洋高级专员[2]，其中西太平洋高级专员一职曾一度于二战期间搁置[9]。虽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辅政司和布政司的时候，就曾多次署任总督，不过斐济总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总督职级职位。在任内，葛量洪着手于重建战后斐济，除修复在战时被破坏的基建外，他又设法恢复当地经济，另外，他亦积极推动成立各种机构，谋求国际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发展和福利事业[1]。葛量洪曾到访过南太平洋诸岛，体察民情，此外他亦曾与汤加女王等地方领导人物会面[10]。
在1947年，葛量洪再获调任，到香港出任总督[2]。葛量洪于1947年7月25日抵达启德机场，随后乘船到王后码头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济任辅政司的列诰，也随葛量洪调到香港供职。
葛量洪于1947年抵港履新时，香港可谓“百废待兴”。历经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时期，以及战火的洗礼，战后香港之社会基建受到了严重破坏。尽管重光后的过渡军政府和随后杨慕琦爵士的民事政府，皆大肆重建，但在短时间内，香港的市面仍然充斥着一种荒凉的气氛[11]。至于在社会面貌上，战后香港放宽了很多限制，华人的地位日渐平等，以往太平山山顶不准华人置地居住的惯例在1947年撤销[12]，而华人加入行政立法两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后，中国大陆却没有恢复和平。物价飞涨、贪污腐败以及国、共两党的不和，终于促使国共内战的爆发。而经过了1948年至1949年之间所发生的“三大战役”，则标志着国民党的失势已成定局。由于中国在二次大战后，局势依然动荡不堪，这促使二战后继续有大量难民涌入香港。这种现像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后，情况更有加剧之势。虽然在这批难民之中不乏是为逃避共产党政权的资本家，但是难民的涌入仍然对香港构成了沉重负担，更衍生出种种社会和政治问题。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外，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衍生出的“冷战”，也同样对香港构成负面打击。为免共产主义散播开去，“赤化”其他国家，“恐共心理”与“杜鲁门主义”成为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所取的态度。正因如此，与共产中国边境接壤的香港就夹在“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其中朝鲜战争在1950年的爆发，更差一点使香港的经济崩坍。
尽管面对种种的困难，葛量洪在10年的港督生涯中，却成功化解种种危机，使香港经济从谷底反弹，并渐渐步入现代化。
在开埠初期的香港，不少华人均视香港为暂托之居。在香港工作赚钱后，一般都会回乡安居，所以人口流动性十分之高。同样在昔日的时候，中国军阀一旦爆发地方内战，都会有不少难民涌入香港，但这批难民往往在这些地方内战完结后就返回中国，因此港府一向也不会对难民提供特别的救济和支援，恐防会变相吸引难民。[13]香港首次有大批难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华后的一段时间；不过这批难民却在香港沦陷后，遭日治政府强行遣返中国[14]。
然而，由于中国持续动荡，香港在战后的人口数量却急速飙升，至1946年中已经回复至战前达100万人的水平。由于葛量洪没有预料逃港潮的难民不会返回中国，[13]结果踏入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更剧增至接近240万人的水平[15]，全港大约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难民[16]。在1950年5月，葛量洪终于宣布封锁边境关卡，限制难民进入香港，以纾缓香港的人口压力。但是，尽管港府关闭了关卡，却仍然持续有小量难民进入香港[17]。
1950年前的香港深圳边界随了有一些哨岗外，基本上是不设防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中、港两地，而主要的进出地则在文锦渡、罗湖和沙头角三地。可是在共产党立国后，双方却开始在边界设置障碍，而中共一方更在文锦渡设置了大型扩音器，专门谩骂港府[18]。至于在边界的管制上，共产党的边境守军有时会开放关卡，但很多时又会关闭关卡，严禁任何人士前往香港。而在关卡关闭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曾经枪击已越过障碍、逃抵英界的难民；而解放军士兵也曾经越界，将难民捉返华界。此外，负责在边防巡逻的香港警察与驻港军人也时常受到解放军的袭击；有些警察曾因为在巡逻时过分接近边界，遭解放军开枪示警；另亦有警员在英界边防视察时，遭越境的解放军阻止巡逻。面对种种解放军越境的情况，葛量洪终决定在未有设防的边界地段设置障碍并稍后成立香港边境禁区，二战前人们自由出入中、港的情况，至此已不再复见[19]。
在195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宽言禁，一时间中国的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有见及此，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20]，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至于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0,000人进入香港而没有返回分中国[20]。自葛量洪卸任后，中国至1962年因“大跃进”又引发起另一次难民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曾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到重光以后，全港有近四分之三的住房因遭破坏而不宜人居[14]。尽管港府在战后己立即着手于重建，但正如上文所说，大量的难民涌入，对香港的住房构成极大的压力。由于港府一向奉行自由贸易，为免干预市场而没有任何公型住房计划，加上港府预期难民在适当的日子便会返回中国，所以就容许难民在城市边缘和山边建造寮屋。这类任意兴建的寮屋，一般只用火水罐拆出的铁皮或木版搭建，面积极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几人，此外，这类寮屋一般更缺乏干净水源，而且卫生情况也十分恶劣，火灾等意外更时有发生。在1953年12月25日圣诞节，石硖尾寮屋区发生大火，事件中虽然只有三人丧生，但大火一夜间就使约50,000人无家可归。这次大火除了使葛量洪真正意识到难民不是短暂居留外，也使香港的住房政策出现了根本的改变[21]。
大火发生后，葛量洪决定立时兴建一批楼高两层的徙置大厦。而整个清理灾场、修筑道路以及兴建第一批徙置大厦的工程，前后仅用了7个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于短时间内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22]。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设委员会和徙置事务处，专门负责兴建徙置区，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早期的徙置区，每区大约容纳60,000人，每座徙置大厦则可住2,000人，平均每5个人居住在一个面积为120平方呎的住宅单位。尽管这些徙置区的生活质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内里有商店、学校、诊所和社区中心等配套设备，所以环境事实上要比寮屋区好得多。由于当时香港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需要在十分有限的财政能力下，设法取得庞大的资金兴建徙置区。葛量洪曾经就此事呼吁外界伸出援手，结果英国、美国和联合国均曾拨出专款以助建造徙置区[23]。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区计划后，香港政府就负起了建造公型住房的责任，当年的港府几个部门已含并成住房局，由于是自行计划、设计、融资及发标，现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地产开发集团及租住房、商场的业主（比美国的三大国企中的田纳西集团还大）。另外，继他以后，港府又推出了多项住房政策，当中计有“政府廉租屋计划”，以至于后来的“十年建屋计划”等等[21]。
同样地，香港不少的校舍在二战期间也遭到破坏，这使葛量洪上任时，香港出现校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葛量洪上任后就着手兴建大量的中学和小学，但由于这都是较长远的计划，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决定学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尽量让大部分的适龄学童接受教育[24]。此外，在何明华会督的配合下，工人学校亦相继出现。不过，为免共产党渗透学校，使学校变成“反殖”温床，葛量洪对学校作出严密的监控，除了由有关部门审视课程外，家长会有时也要向教育部门作出汇报，此外，港府更曾关闭一些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学校[25]。但是在整体上，共产党仍然暗地里活跃于部分的学校。
另一方面，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加，教师的需求亦日益增大。可是香港仅有的诺斯国教育学院却未能满足需求，结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设了葛量洪教育学院。葛量洪曾对于新的师范学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25]。
至于在大学教育方面，香港当时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在战时也受到洗劫，大学建筑物除受到严重破坏外，在日占时期亦一直停课，到1946年才陆续重新复课。尽管大学在重光后一遍荒凉，但是复原的速度却十分之快。在葛量洪任内，香港大学得到何东爵士捐出港币100万元，用于兴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拨出400万港元专门用于重建大学；此外港府又将每年的经常性拨款调高至150万元[26]。在1953年，葛量洪从英国邀来的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和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为香港大学发表一项报告，对大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报告发表后，遂成为港大在战后的重要发展蓝图[2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获港大取录的预科毕业生，通常都会选择到中国的大学继续升学。不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造法却日益罕见；相反，不少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的学者，则开办不少私人专上院校（如新亚书院等）。可是，这些院校均不是大学，没有资格颁授学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设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课语言的大学的呼声亦渐渐浮现。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主席凯瑟克（John 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可能性。然而，香港大学担心自己的地位将受动摇，所以对建议大力反对，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时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专上院校始终也没有达至共识[28]。
葛量洪本人事实上是赞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学的，理由是他担心共产党会自行在香港设立一所可与港大分庭抗礼的大学[28]。在他卸任后，有关建立中文大学的建议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实，最终在1963年正式成立。
在昔日，港府通常都会把痳疯病病人和部分的精神病病人送到广东省的教会医院接受治疗，费用均由港府支付，不过这种做法在1949年中国易帜后就中止了[29]。为了协助这类病人，葛量洪曾与国际痳疯救济会合作，于1951年在喜灵洲设立喜灵洲痳疯病院，该院可收容达500名痳疯病病人。另外，他又致力扩充照顾精神病病人的服务，更动工兴建新的精神病院[30]。除此之外，葛量洪任内兴建和扩建的医院还包括律敦治疗养院、葛量洪医院和广华医院等。
在1949年前后，涌港的难民中曾包括有数百位中国的西医。但由于中国西医的资格不获港府承认，所以这班医生只可获政府雇用，而不可以私人执业。在葛量洪的协助下，港府为这群医生提供了特别的考试，以选出具水准的医生，好让他们在港行医[28]。
除了住房、教育和医疗外，葛量洪还推动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战后的香港，当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扩建机场。这两项计划其实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构思中，不过都是在他任内落实的。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过动工兴建大榄涌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费了1,000万英镑，储水量高达45亿加仑[31]。然而，水塘建成后，香港食水仍然不足，这使葛量洪卸任后，港府又兴建了一个更大的水塘，而且还开始向大陆购买东江水。
至于机场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国际机场，但当他得悉飞机将来升降须要越过中国领空后，担心飞机有被击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头，改为扩建启德机场[32]。启德机场的扩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议把原有跑道增长至2,194米。有关工程要到他卸任后，即1958年9月才告竣工，自此以后，基本上任何飞机都可以在启德机场升降，而机场一直至1998年才被赤鱲角的香港国际机场取代[33]。
早在1930年代以后，随着大英帝国国力的消减、平等和自决理念的流行，以及一众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英国政府已意识到是时候要下放权力让殖民地发展民主，再让他们自主独立。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过，亦正式弱化了宗主国与自治领的关系，成为殖民地步向独立的先声[34]。可是，好景不常，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到让殖民地独立的计划被中断，英国为了保持实力来对付轴心国，结果搁置了殖民地的民主进程。
一直到战后，殖民地独立的诉求重新涌现，英国亦着手让殖民地独立。当中，印度、缅甸和锡兰等地就纷纷在战后宣布了独立。至于香港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一员，英国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让香港走同样的道路的。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港督杨慕琦爵士复任后，就大胆推出了后世通称的“杨慕琦计划”，建议港府下放权力，设立一个大致上由民选产生的市议会，企图由此培育民主，长远使香港具备独立的条件[35]。
不过，计划推出后，由于社会各界始终未能达至共识，因此终杨慕琦爵士一任，计划始终没有落实。而在葛量洪接任后，他更与杨慕琦爵士持相左的意见。葛量洪认为，香港的问题“不在于自治或独立”，而是在于“与中国的关系”，其他殖民地适用的方法也并不代表在香港同样适用[36]；他又认为香港的前途属于“外交层面”，多于“殖民地层面”[36]，因此葛量洪对“杨慕琦计划”一直持保留的态度。
另一方面，葛量洪认为由于新界是租借的土地，无论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因此他更断然认为，“香港要么是英国的殖民地，要么是中国广东省的一部分”[37]，并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独立。至于在民主的意识上，葛量洪认为香港人要的，只是“稳定的环境”、“合宜的税率”和“公正的司法”，认为香港人只重工作和赚钱，而且不会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专家”治理香港更显合适[37]。
葛量洪原本对“杨慕琦计划”计划已不太支持，而国共内战的爆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成为了“杨慕琦计划”流产的致命一击。由于上述的事件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以及使香港陷于不明朗的前景，葛量洪更惶恐“杨慕琦计划”所构思的民主选举会被共产党控制，成为宣传“反帝反殖”的工具，加上他一直不相信港人会忠于英国，所以葛量洪后来甚而认为计划最终只会让香港人以投票的方法结束英国的管治，然后“投回祖国的怀抱”[36]。
葛量洪的看法颇得当时两局议员和商界的认同，当时两局议员认定方案“是一个太危险的做法”[38]，而怡和洋行更有大班担心设立市议会会摊分政府权力，导致政府架床叠屋[39]。在这种的背景下，葛量洪曾在休假时到伦敦向英国政府提议搁置计划。白厅方面最初反对葛量洪的意见，而且更已经通过了“杨慕琦计划”的最后草案[15]，但经过葛量洪的多番游说后，英国政府最终同意放弃政改。在1952年10月，英政府于下议院以“时机不合”为理由，正式宣布放弃“杨慕琦计划”，计划遂随即为港府所搁置[36][38][40][41]。自此以后，香港再没有重大的政制改革，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英展开香港的前途谈判，港府才另推“代议政制改革”。
虽说“杨慕琦计划”被葛量洪否决，但他在任内仍进行一定幅度的改革。首先，他增加了行政局与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人数。杨慕琦爵士在1946年复任的时候，行政局分别有7名官守与4名非官守议员；而立法局则分别有9名官守与7名非官守议员。到1948年，葛量洪则把行政局调整为官守与非官守议员各占6人，而在1951年，他又把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人数由7人加至8人；与此同时，他亦增加了华人在两局内的比重，以便反映华人的诉求[41]。
其次，葛量洪在1952年于市政局重设了2个在战后被废除的民选议席，至1953年，民选议席进一步被加至4席。到1956年，市政局共有议席32个，当中16个是非官守议席，其中的一半，即8席由民选产生。尽管市政局逐步设立了民选议席，但由于选民数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极为有限[41][42]。
最后，葛量洪继承自郝德杰爵士以来所确立的公务员“本地化”，开始招聘华人到政府出任高级职务。而以往由洋人担任的职位，现在只要有合适的华人，就会以华人出任该职。到1951年的时候，港府已经有10.75%的政务官及专业级别职位由华人出任[43]。
在大战结束后，中国持续的动荡局势多少也使香港受到波及。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一方面大量国民党的余部与支持者随着国民政府的失势逃到香港，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风潮也因为共产党的得势传到香港。这两股主要势力在葛量洪任内曾造成不少严重冲突和政治事件，使葛量洪大为头痛。此外，基于香港的种种特殊背景，葛量洪政府亦曾与国民政府及共产党有不少不和。
至于在国际层面上，由于战后冷战的爆发，香港也成为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交锋地。在这些事情上，葛量洪表示自己往往都是严守中立，不曾偏私于任何一方，他认为共产党政府虽然经常无中生有，但在某些事件上，共产党是值得谅解和同情的。
最早在1947年的时候，葛量洪就曾因为希望迁拆九龙寨城内卫生情况极坏的寮屋，结果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国民政府对葛量洪打算清拆九龙寨城潜建寮屋的行动，视为帝国主义抬头，这是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当初中方于1860年割让九龙半岛的时候，中方在九龙寨城是仍然保有某种权利的。可是，葛量洪对国民政府的抗议却没有多大的理会，他认为港府就20世纪以来就实际控制着寨城，而且中方一直也没有表示反对，所以清拆该处非法寮屋是理所当然的事[44]。葛量洪在此事上十分强硬，除了打算向英国要求授权清拆外，更派警方介入事件。最终，九龙寨城事件触发广州于1948年出现反英示威，期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更遭暴徒焚毁[45]。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被焚后，中、英两国政府均就九龙寨城的问题作出交涉，但由于双方均不愿退让，结果使九龙寨城的管理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直至后来中、英两国在1980年代于香港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后，寨城才得以落实清拆。
至于踏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群电车职员因为劳资纠纷，于同年圣诞节在罗素街的电车车场发动罢工，期间在左派人士的介入下，电车职员更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罗素街事件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葛量洪运用权力将罢工领袖递解出境[46]。另在1950年的时候，一群左派学生前往摩星岭难民区公民村挑衅，并与当地国民党支持者爆发了流血冲突，事件促使葛量洪把那批国民党支持者迁往新界东南部的调景岭。
同时间，中共政府在1949年11月正式接管了中国民航公司，并向港府要求移送70部在国民党协助下，驶到香港的民用飞机。然而，中国民航公司以往是一所亲国民党的公司，而且美国人亦占有该公司不少股权。为免投资化为乌有，泛美航空公司于是派了两名副总裁到香港，企图游说葛量洪不要把飞机移送大陆[47]。未几，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共政权，葛量洪遂建议中、美双方可以在港进行诉讼，以决定飞机拥有权谁属。虽然香港的法院最后裁定飞机由中共所有，但事件却升级至国际层面；裁决公布后，美国政府十分不满，而国务院更向伦敦方面施压，最后枢密院为此下了一道枢密令，推翻香港法院原有裁决，并裁定原公司股东可获飞机[48]。中国民航公司事件扰攘了3年的时间，期间葛量洪一直认为理在中方，因此他曾表示对枢密院的决定感到失望[49]。
尽管英国在1950年承认中共政府，但基于朝鲜战争爆发等因素，港府与大陆的关系仍然是不明朗的。除了零星的边境冲突外（见本条目“难民涌入”一段）；在1951年11月21日，东头村的木屋发生大火，造成10,000人无家可归。中共遂借机会宣布派遣一队“粤穗慰问团”到香港慰问灾民，由于葛量洪担心慰问团会在香港宣扬“反帝反殖”的讯息，所以对中共的建议加以坚拒。葛量洪的行动触发香港的左派报章纷纷对港府口诛笔伐，后到1952年3月1日，更有一群群众发起到边境迎接慰问团。然而，那批群众在中途被警方阻止前进，结果即引发九龙出现大规模骚乱。在骚乱中，葛量洪出动警察和啹喀兵维持秩序，最后有一名滋事者在骚乱中丧生[29]。
另外，港府与中共其他严竣冲突还包括在1953年9月，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艇在公海执行反走私行动时，遭解放军无故开火，酿成7死5伤；以及在1954年7月23日，一架国泰航空DC-4型民航客机在海南岛上空被解放军击落。这两件事曾使英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50]。
在朝鲜战争于1953年完结后，中国与香港的关系也就稳定下来，当中，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计划在1955年4月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出席万隆会议。可是，周恩来在出发前收到情报指国民党特务将趁飞机停留香港时安置炸药，所以他临时改坐另一班航班，而且还要求港府保证航机安全。尽管葛量洪对中共政府作出了保证，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期间也确实获得严密保护，不过国民党特务仍然成功暗中放置炸药，使飞机真的在前往印尼途中解体。在事件中，虽然周恩来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逃过空难，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等16人却在该航班遇险丧生。事后使港府遭到大陆政府的指责，也使双方短暂陷入不和的状态[51]。
在1956年10月10日发生的双十暴动，可说是葛量洪任内最大规模的政治冲突。自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来，国、共两党在香港的支持者每年都会分别于10月10日与10月1日的国庆日，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期间，他们更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分别挂满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当中又以国民党支持者的规模较大[52]。
国、共两党在香港各自庆祝的做法一直也没有引起严重的冲突，但在1956年10月10日的中华民国国庆日，一名李郑屋徙置区的政府职员，却错误地坚持要求民众拔去一面展示于村内的青天白日旗，这遂引起国民党支持者的极度不满。未几，事件即触发九龙各主要徙置区爆发国、共两派支持者的流血冲突，而且更愈演愈烈，升级成大规模的暴乱。虽然当时冲突中心集中于九龙，但是暴乱最严重的地方却在新界荃湾，该地的工厂工人分成了国、共两派，他们除了到处捣乱外，而且还互相集体殴斗。不过由于国民党支持者远比共产党的多，所以有不少共产党工会人士反被围殴[53]。
葛量洪在暴动初时正在外地休假，未及即时返港亲身处理。至于九龙和荃湾等地在最严重的时期，更一度陷入不受控制的局面，最后葛量洪返港指挥下，港府派出军队镇压，连串暴动方才在同年11月14日结束。在事件中，一共有60多人丧生，300人受伤，而港府亦拘捕了1,000人，当中不少人被葛量洪运用总督特权逮解出境后，选择前往台湾[54]。
双十暴动是国、共两党在香港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此后，国、共之间在港的冲突规模日益缩减，相反，共产党在香港的势力却日益膨胀，后来更借文化大革命与工人工潮的爆发，发动六七暴动。
诚如上文所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一直受到不同政治纷争的冲击。但在一众政治事件当中，却以自1950年至1953年发生的朝鲜战争影响最大，朝鲜战争曾一度使香港经济陷于崩溃边沿。
其实早在1950年前后的时间，受着亚太地区局势不稳，美国政府已呼吁在港的美籍侨民尽早离开。后到1950年6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与联合国更先后于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18日通过对香港实施贸易禁运，以阻止物资进入中国大陆，切断共产党供给[40][55]。禁运对香港所造成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这是因为香港自开埠以来，就一直是转口港，所以实施禁运以后，香港刚从战后快速复苏的转口贸易立即沉寂下来。
贸易禁运一方面使港府的财政收入大减，但却同时大大助长走私活动。自禁运以后，不少走私分子便趁机在香港水域和偏远的离岛与中国进行贸易，而货物往往也被藏放于离岛的隐蔽地方。不过由于香港一向是自由港，港府的缉私队规模十分之少，结果使朝鲜战争期间香港的走私贸易十分猖獗。除此以外，当时不少出口到美国的香港货品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于华府担心中国货品会冒充香港货品进口当地，于是他们对进口的香港货作出十分严格的检验。以香港出口的腊鸭为例，美方就曾以鸭蛋来自大陆为理由拒绝进口，而港府则反指鸭蛋在香港孵化和加工，所以是香港产品，几经讨论，双方最后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鸭子，均须加上标记，然后才可加工成腊鸭，再出口美国。总而言之，禁运除了拖垮了香港的转口贸易，连带出口与整体经济也受拖累[56][57]。
尽管香港的转口贸易被禁运所拖垮，但香港最终却没有因此而崩溃。首先，自国共内战以来，中国大陆不少城市如上海的资本家，纷纷把资金撤到香港，把局势相对安稳的香港视作他们新的发展基地。这批企业家初时主要把资金投资在商业，不过朝鲜战争的发生，促使他们纷纷改而投资到工业和房地产发展。其次，香港本身天然资源缺乏，难以发展重工业，不过受惠于难民的涌入，变相使香港拥有极充足的廉价劳工。
尽管香港的转口业急速收缩，但出口贸易却有长足的发展。由于香港正好邻近战区，有交收方便的优势，所以物资的需求反而在朝鲜战争期间有意想不到的增长，结果这就促使香港从转口贸易慢慢过渡去出口贸易上发展。朝鲜战争完结以后，在得到葛量洪的扶持下，香港制造业继续有强劲发展，当中在1950年代，香港的出口产品又以纺织品、假发、玩具和胶花等等。
香港工业挽救了香港的经济，当中，根据1954年的数字，香港成衣业工人的数量更占上全港劳工总数的30%[21]。相反，当时英国的传统纺织工业区却因此导致生意一落千丈，结果促使他们多番向葛量洪提出抗议[58]。不过，从这例子就可窥看出，当时香港纺织业发展之蓬勃。此外到了1955年，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平静，葛量洪还废除了自日占时期以来，香港所奉行的米粮配给制度[59]。自此以后，香港的工业和经济在很长时间中，都录得持续大幅度之增长。
历经朝鲜战争以后，香港的名声在美国变得很坏，这主要是因为不少美国人认为，香港是走私天堂和毫无吸引力的工厂集中地外，也担心香港会有被“赤化”之虞。因此，在英国驻美大使的提议下，葛量洪曾专程在1954年年底到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在6星期的行程中，葛量洪一共到了16个城市，所到之处都他会发表演说，推销香港，此外他又接受不同电视台访问，而且还与不少团体展开公开论坛，就香港前途发表意见。
在国民政府仍然执政的时候，葛量洪曾经常访问广州和南京等中国城市，而且还在1948年9月的时候与妻子一同重游北京，当时葛量洪的继父已经去世，而他的母亲则回到英国度过晚年。但在1949年中共立国后，这些访问中国的活动却中止了。在1955年年底，由于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将届满，他们夫妇俩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多到访北京一次。
在得到中共和英国政府的批准下，葛量洪遂与妻子以私人性质的身份，经广州前往北京。在北京，葛量洪除到访清华大学与北京的各大名胜外，还谒见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为免引起不快，葛量洪尽量避谈有关香港事务，对香港前途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但是他们两人仍然在澳门应否举办开埠400周年庆典一事出现分歧。葛量洪认为澳门政府不应大肆庆祝，一天的活动就已经足够，但周恩来的态度却更为强硬，认为澳门不应作任何庆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动。几经讨论，周恩来最后表示容许澳门政府就开埠400周年举行简单仪式，但两人的会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阴影[61]。
葛量洪返回香港后，他将周恩来的立场告知澳督，事后澳门政府即取消了庆典活动，而计划发行的纪念邮票与兴建中的纪念碑亦全部撤回[62]。此外，从北京归来后，英国政府通知葛量洪将获第三度续任，因此他返港后继续出任港督，至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离开香港[63]。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蒋介石有意邀他访台，而且还派专机接送，但由于葛量洪担心这会引起轩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请[64]。
葛量洪前后当了10年半，是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港督。他卸任后，港督一职由柏立基爵士接替。
返英后，葛量洪退居于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街（Piccadilly）90号的住宅[2]。晚年的葛量洪仍然关心香港的福利事务，而且常在不同场合发言和撰文，支持香港。另外，他亦曾于1965年发行了自传。葛量洪最后于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终年79岁[36]。
普遍认为，葛量洪是香港殖民地历史上最杰出的港督之一[53]。尽管在任内经历了种种挑战，但他最后都能顺应外在困局与香港内在的剧变，将挑战一一迎刃而解，而且还使促使香港从转口港过渡成更发达的制造业中心，为香港日后经济的急速发展立下极重要之基石。此外，香港政府不少的基本政策，例如住房、医疗和边防等等都曾在葛量洪任内进行革新，这除了使香港更快从战争复原过来以外，不少政策（如公营住房政策）更为历届港府所奉行不误。因此，在葛量洪卸任之时，他的官声很好，很多人更认为他是理想港督的模范。而不少学者亦指葛量洪是战后香港最主要的“建筑师”之一[65]，而他的施政更为香港立下了决定性的贡献[36]。
另一方面，葛量洪对中共所采取的务实态度，促使英国在1949年以后得以继续管治香港，而中国大陆也同样停止鼓动国内民众发起收回香港的风潮。经过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国大陆更暂时放弃向英方谈论香港前途问题，这结果为香港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香港经济能够在战后稳步发展。可是，葛量洪任内搁置“杨慕琦计划”，并限制香港进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于是一直至1980年代以前，历届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这遂成为香港人政治意识薄弱的一大原因[40]。
在他身故后，香港立法局曾特别于1978年10月11日的会议上为他默哀一分钟，而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更认为葛量洪“是伟大的管治者、拥有伟大的人格，和最伟大的港督”[66]。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葛量洪曾指出，自香港被割让英国以后，历代的中国政府均只视香港是“一块被外国统治的中国领土”[67]，而中国不能取回香港，是因为中国的国力太弱，无力与列强角力所致。而事实上，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就曾在某会谈场合向葛量洪直言，国民政府“将在25年内收回香港”[67]。因此在葛量洪看来，无论中国建立起什么样的政府，这个政府终有一日都会要求取回香港。
另一方面，葛量洪当时认为新界既是租借的土地，无论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但是，新界却正占上香港的一大部分，亦是食水的主要来源，其边界线又横跨了启德机场，所以葛量洪认为殖民地政府在1997年后将无法继续运作。
至于在中国何时取回香港的议题上，葛量洪在1949年的时候曾认为解放军不会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顺势攻占香港，而他也曾让中共意识到占领香港的坏处。葛量洪相信，香港始终是租来的地方，终有一日要交回中国，因此如果中国单方面取回香港，英国必定会在撤出前大肆破坏，调走资金，最终只让中国取得一座“空壳”，相反，他认为如果中国能根据自己的利益，等到1997年才取回香港的话，那英国就会很大机会完好无缺的把香港交给中国；而中国更可以在1997年前的时间继续向香港输出各种物资，以赚取丰厚的外汇[68]。
在葛量洪这种“现实”和“务实”的态度下，港府与中共政府建立起一种不流于退让、奉承，而是较互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共政权后尤为明显。一方面，葛量洪在决策上往往会考虑中共利益，而另一方面中共则不鼓动国内民众发起取回香港的运动。此外，中国政府也是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自1942年以来提出取回香港的诉求。沉寂约30年后，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9年访京时，香港前途之议题始再为中方所提出[36]。
对于英国在1950年1月6日率先承认中共政权一事上，葛量洪则认为这除了是因为英方要维护香港权益和国内的商业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共实际上已控制了中国大陆全境，所以，中共既实际管治中国，英国就没有不承认的理由。
葛量洪对中国的发展也有较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走共产路线并不能责怪任何人，也不应责怪国民党”[67]，他相信如果中日战争没有爆发，则共产党不会立国，所以葛量洪认为日本要就共产党建政负上责任。不过，对于中共建政威胁东南亚局势，“赤化”邻国的言论，葛量洪却不以为然。葛量洪相信，即使是国民党执政的话，也难保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会向邻国施加压力。他又质疑，如果中国的邻邦受到国民党政府，而非中共政府的威胁，那西方列强还会否作出干涉[69]。
最后，在台湾局势问题上，葛量洪认为台湾与古巴的情况相似。在1960年代的古巴，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当地计划建立导弹发射站，这曾使美国陷于恐慌之中。同样地，葛量洪指出，台湾的国民党得到美国支持，派出舰队驻守台湾海峡，这种做法同样对中共构成威胁，因此，他认为中共对美国布防台海所表达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69]。
在1925年，葛量洪于游历北京的时候结识了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女子慕莲（Maurine Samson），两人结识后不久，即决定结婚，婚礼在1925年10月28日于香港举行，并且由时任辅政司施勋爵士为新娘送驾。但有趣的是，由于施勋爵士在等待新娘梳理时睡着了，结果最后迟了出发，还使婚礼仪式延迟举行。此外，葛量洪与妻子葛慕莲成婚后还曾租用了时任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游艇，到长洲渡蜜月[70]。
葛量洪与葛慕莲在婚后依然恩爱如昔，葛量洪亦曾自言，自己最快乐的回忆，莫过于“妻子在夏夜的月光滋润下，在港督府后花园中踱步”[53]。葛量洪与葛慕莲长相厮守，一直到她在1970年去世为止。在1972年，葛量洪复另与玛格丽特·艾琳·拉姆利夫人（Mrs Margaret Eileen Lumley，c.1921年—）结婚，拉姆利夫人是谷物商人查尔斯·S·赖特（Charles S. Wright）的女儿。在葛量洪逝世前生病的日子，他都是由拉姆利夫人所照顾的[36]。
葛量洪是少数有发行回忆录的香港总督。在1965年3月，他委托了香港大学出版社发行回忆录，书名为Via Ports -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该书以英文写成，共205页，只发行了1,500本，并由国泰出版社在香港负责印刷。葛量洪的回忆录除了详细交代自己的公职生涯外，也仔细写下自己对中国和香港的看法。另外，他亦对英国殖民地部作了率直不讳的评价。
此书发行多年后，至1980年代香港展开前途谈判时，始再为人所注视。在1984年9月，此书由曾景安译成中文，书名则为《葛量洪回忆录》，由广角镜出版社发行，索书号是ISBN 962-226-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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