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
臺北市西側一個傳統地域的名稱，過去為淡水河貨運集散中心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稻埕（台湾话：大稻埕，白话字：Tōa-tiū-tiâⁿ，台罗：Tuā-tiū-tiânn，日治时期标音：だいとうてい Daitōtei），雅称稻江、稻津[注 1]，是台北市大同区西南部的一个传统地域名称，因具有大片晒稻谷的空地（稻埕[注 2]）而得名。咸丰元年（1851年）泉州府同安县人林蓝田为躲避海盗洗劫，自鸡笼（今基隆）迁至大稻埕经商并开设店铺，开始大稻埕的商业活动。咸丰三年（1853年）三邑人与同安人为艋舺码头的泊船权利，发生顶下郊拼分类械斗事件，下郊的同安人无力抵抗，于是带着自身信仰的霞海城隍败逃至大稻埕，大稻埕旁淡水河的码头交易逐渐兴起。咸丰十年（1860年）淡水开港后，大稻埕成为台北最繁华的物资集散中心，以茶叶与布料的贸易为主。大稻埕的茶叶贸易在洋行的带领下，不仅市场扩大，更造就惊人的财富与繁荣。进入日治时期后日商抵制洋行势力，转而以日本与东南亚为主要市场。战后大稻埕因淡水河淤浅逐渐失去河港功能，且台产茶叶不敌锡兰红茶的竞争而逐渐没落。之后台北市区向东发展、人口大量外移，大稻埕成为台北市外围的老旧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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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原为平埔原住民巴赛族圭武卒社的所在地[1]:13[注 3]，19世纪清朝咸丰年间汉人开始至此开发。因居民在此地设立公共的曝稻大埕，供稻米收成时晒谷，平时则为农产品交易场所，故以大稻埕为名[2]:39。大稻埕于17世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划属诸罗县。雍正元年（1723年）改隶新成立的彰化县；五年（1727年）改隶新成立的淡水厅。光绪元年（1875年）设立台北府[1]:15，改隶新成立的淡水县；十一年（1885年）设立福建台湾省[1]:15，台北府位于其辖区内。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台湾进入日治时期，大稻埕划属于台北县台北市出张所；三十年（1897年）划归台北辨务署；三十三年（1900年）士林辨务署并入台北辨务署；三十四年（1901年）废县置厅，改隶台北厅大加蚋堡；四十二年（1909年）改隶大稻埕区。大正九年（1920年）废厅置州，改隶台北州台北市大稻埕；十一年（1922年）町名改正，在大稻埕原有范围内分设九町[注 4]，大稻埕转为纯粹地名，不再作为行政区名称。1945年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大稻埕九町划为台北市延平区及建成区。1967年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1990年延平区与建成区并入大同区。[注 5]
清咸丰元年（1851年）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籍移民林蓝田为躲避海盗，自鸡笼（今基隆）移居大稻埕[1]:14，在中街（今台北市迪化街一段，民生西路与归绥街口之间）以“林益顺”为商号，开设三间闽南式建筑的店铺（今胜丰食品行与林五湖本馆）[3]:56，是为大稻埕最早的商店。三年（1853年）艋舺同安人大举迁入大稻埕，林益顺商号的买卖也开始扩大，以输出米、糖、茶与樟脑等商品为主[1]:139。九年（1859年）台北霞海城隍庙在中街以南落成，街市延伸至城隍庙前，出现南街（今迪化街与永昌街至民生西路口之间）。因南边多沼泽湿地，便转而向北发展，出现中北街（今迪化街与归绥街至凉州街口之间）、普愿街（今迪化街与凉州街至迪化街312巷口之间）与杜厝街（今迪化街与迪化街312巷至民权西路口之间）[1]:113。大稻埕逐渐成为台北重要的商业区。[2]:39
德和人参燕窝（103号，中街段）。
物丰商行（179号，中北街段）。
李甘香麻油店（287号）与洪儒堂诗社（289号，普愿街段）。
李亭香饼铺（309号，杜厝街段）。
清代大稻埕地区的店屋多为单层楼的闽南式建筑，建材以土埆壁与红砖为主。为节省建材并符合商业集市的要求，排列成连栋式的商店街。采用两屋坡构成的斜屋顶，并以红瓦铺面，且附带骑楼，在潮湿多雨的气候中方便雨水流动，并遮蔽强烈的阳光[1]:119。横宽通常不宽，但纵深很长，第一进前厅充作店面，后方各进可作为囤货、加工的空间，或分租给工人居住。在天花板与屋顶之间隔起半楼，做为储放货物的场所，并开有楼井方便吊送货品[1]:140。店门多为左右对称的一门二窗型式，中门上方有时开有小门，作为半楼吊送货物使用，并可于防卫时攻击盗匪[4]:75。使用长条木板相嵌而成的槛窗，白日可一块块拆卸，作为店面使用，至夜晚再拼装起来，且附有活动式的平板货架，可撑出摆置货品。[1]:119
由于三邑人（泉州府晋江、惠安与南安县籍移民，组成顶郊）是早期开拓艋舺(今台北市万华)的主力[3]:55，自然占据淡水河岸码头的精华区。同安县籍移民（组成下郊）人数较少，且移民较晚，只能偏居于艋舺祖师庙东侧的八甲庄（今柳州街）。同安人经营的商号若要使用码头运输物资，则必然会受到三邑人的牵制，故双方长期以来关系不睦。当时三邑人与同安人区之间，正好隔着安溪县籍移民的居住区域（艋舺祖师庙一带），南边又有莲花池（今万华区老松国小附近）阻隔。三邑人虽然在人力与物力上占尽优势，但被沼泽所区隔，双方始终僵持不下。最终，咸丰三年（1853年）艋舺发生顶下郊拼械斗事件。三邑人获得安溪同意，以祖师庙作为进攻路线，焚毁祖师庙后进攻八甲庄[1]:34、35。同安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向北奔窜，先是奔往大龙峒，但不受当地同安人接纳，且当时连下几十天雨，无法砌土埆墙建屋，故再迁至大稻埕[注 6][1]:14。同安人在林佑藻的带领下建立新市街，利用淡水河的航运之便对外贸易，商业日盛[2]:39。林与兄弟们成立“复振”、“复源”与“复兴”三间店铺（现仅存复振），同时成立下郊“金同顺”。林亲自至香港与厦门招商，自大稻埕起卸货物，并请官府清除航路上的海盗[3]:56。后原先敌对的泉郊与北郊先后归附，金同顺和“金晋顺”（泉郊）与“金万利”（北郊）共同组成“金泉顺”三郊，林任三郊总长[1]:132[2]:40[3]:57。此后，在台北盆地附近（尤其艋舺与新庄）每遇械斗事件，便有不少人逃至大稻埕，在原有的同安人街市外围建立聚落，使大稻埕呈现族群多元的特色，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如咸丰六年（1856年）与九年（1859年）新庄发生两次漳泉械斗，大批漳州人便逃至大稻埕聚集。[2]:39、40
咸丰八年（1858年）清朝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同英国与法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对英法两国开放安平、鹿耳门、鹿港与淡水作为通商口岸[3]:57。十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开埠，实际卸货的口岸则包括艋舺与大稻埕，但因艋舺河道日渐淤积，加上当地居民排外[3]:57，大稻埕逐渐取代其北台湾商业中心的地位[2]:40[1]:14。英、美等国商人纷纷于六馆街（今南京西路尾）成立洋行[3]:57[注 7][注 8]，以大稻埕为中心，进行茶、糖与樟脑等物资的国际贸易，大稻埕从此被纳入国际贸易体系。[1]:15
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约翰·陶德来台考察樟脑，见到茶叶产制的情形，便引进泉州府安溪县的乌龙茶茶苗，并鼓励北部茶农种植[1]:98，同时设立宝顺洋行（Dodd & Co.）。陶德透过买办贷款给茶农，再由茶商收购粗制后的茶叶，在厦门烘培精制后销往澳门。陶德原于艋舺开设制茶厂，却因当地居民排外，遂于八年（1869年）将宝顺洋行迁至大稻埕。同年陶德载运 2000担（约21万斤）的乌龙茶，以台湾茶（Formosa Tea）的名称销往纽约，大受欢迎。至十一年（1872年）已有六家洋行在大稻埕从事茶叶的精制外销。光绪元年（1875年）后大稻埕制茶业陆续有华商加入，并发展迅速，十二年（1886年）达到252家茶商的规模[1]:106，同年于艋舺设立茶釐总局，开始征收茶釐。十三年（1887年）在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主导下，成立“茶郊永和兴”（今台北市茶业公会）。当时茶郊订有规约，以维持茶叶品质的稳定，并避免茶商做出掺粉等自坏品牌的行为。约内并订有对茶工的保障事项，如染疾时要延医救治；去世时要为之安葬等[1]:104。十七年（1891年）茶釐总局移至大稻埕。茶叶贸易迅速造就大稻埕惊人的财富，亦将异国风格的建筑、宗教等文化带入了大稻埕地区，同时也带动大嵙崁溪（今大汉溪）上游如三峡与大溪等市镇的兴起[1]:106。
此时期大稻埕开始出现洋楼，洋楼仿自南洋的殖民地式建筑，以两层楼为主[1]:117，主要以红砖与木材为建材[4]:72。屋顶上加盖平直的女儿墙[1]:117，砌为封闭或镂空的图案，或嵌有标示店号的匾额。窗户受洋楼的拱形回廊影响，将拱圈与窗洞结合[1]:117，通常开有三个拱窗，有时设置拱廊[4]:72。檐间有细密的线脚。加有上釉的花瓶栏杆，以上绿釉为主，但也有上蓝釉与白釉的型式，是台湾地区洋楼的常见特色[1]:117。店面仍以一门两窗为主[4]:72，同时加上中式的花鸟纹饰与匾额框[1]:117。目前洋楼式店屋与闽南式店屋一样，经过日治时期与战后的改建，多已消失。
光绪元年（1875年）设立台北府，北台湾的政治中心遂由新竹移至台北。八年（1882年）清法形势紧张，台北却毫无防备，于是开始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兴建台北府城。十年（1884年）台北府城竣工。十一年（1885年）清法议和，同时设立福建台湾省，以台北为省会，至此大稻埕、艋舺与台北城合称“三市街”[1]:15。今贵德街一带曾是洋行与外侨居住的地区，当时板桥林家林维源与厦门商人李春生合组“建昌行号”，后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劝请林与李合资修建建昌街（今贵德街北段）与千秋街（今贵德街南段），街道两旁兴建访洋楼店铺，出租给来台贸易的外商使用，且为防水患而将店屋地基特别加高[1]:96。林另捐资兴建六馆街（今南京西路西段），兴建中西合璧式的街屋，供外商居住。[1]:102
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由于商务与军事考量[7] [8]:8，且为建造台湾省城时便于运输建材[7]，上《拟兴修台湾铁路折》[8]:9，奏请清朝政府兴建基隆至台南的铁路。5月20日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并立即动工台北至基隆段铁路[8]:9[8]:8，是继唐胥铁路后清朝第二条官办铁路[9]:45，同时发行铁路股票至南洋招募基金[10]:74。且于北门外设立台北军装机器局（位于今台湾总督府铁道部一带），为一座制造现代军械的兵工厂，同时配合铁路的修筑，便于修理铁路机车与铁轨的器械，是台湾近代工业的开端[1]:103。十七年（1891年）台北至基隆段铁路通车，设立台北火车码头（位于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兴院区），采用欧洲常见的棚式车站设计。此后外商逐渐由基隆进口，并由铁路将商品运销至台湾各地。[1]:102、103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临时台湾铁道队鉴于清朝所建的铁路蜿蜒迂回，将刘铭传铁路大幅改线[注 9][12]:150。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为能有效率的由淡水港运送物资，将刘铭传铁路基隆~台北路段拆除，拆下的路轨用以铺设台北~淡水21.2km的铁路线，命名为淡水线，于8月25日通车。三十五年（1902年）2月1日设立大稻埕车站，6月1日兼办客运，三十六年（1903年）成为淡水线始发车站[10]:130，四十一年（1908年）迁至清代台北车站旧址。大正四年（1915年）8月17日改大稻埕车站为货运站[10]:130，客运业务由同日设立的北门车站（位于今郑州路、延平北路一段口）接管，并成为始发车站，同时设立大正街车站（位于今长安西路、南京西路18巷口）[10]:130。十二年（1923年）3月6日北门车站废止，始发车站又回归台北车站[10]:131。昭和十七年（1942年）大正街车站废止，至1953年再度设立，改名长安车站，不久再度废止。大稻埕正好与此两站相近，逐渐使该处繁荣。
大稻埕进入日治时代后，日商全力抵斥洋行势力，转而以日本、东南亚为主要进出口市场。日治时代初期，大稻埕的茶叶贸易依然兴盛，引进新式生产设备，并打出日东红茶的名号，销往美国与加拿大[1]:106，茶商李春生与陈天来等皆因此致富。李春生（1838~1924）原籍泉州府同安县，起初于厦门怡记洋行担任地区负责人，后移居大稻埕发展，任宝顺洋行买办。后李独立经商，进口煤油，并筹画北部茶叶出口，因而累积巨大的财富[1]:97。当时外商与本地住民常因语言与宗教的纠纷，时常引起冲突，李因精通外语被借重居中调和，常得到圆满解决，更使得其声望盛极一时[1]:99。此外，李亦是虔诚的基督徒，曾赞助大稻埕基督长老教会与台北幸町教会（今济南基督长老教会）等教堂的兴建[1]:97。陈天来（1872~1939），台湾府淡水厅人，初随父经营木炭行，后开设“锦记茶行”（今陈天来故居），茶行建筑典雅富丽，每有日本皇室成员来台，皆被当局视为台湾的模范住宅，供皇族参观[1]:97。昭和二年（1927年）陈任同业组合台北茶商公会（今台北市茶业公会）会长。五年（1930年）在陈的大力陈情下，总督府废除制茶税。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总督府提出市区改正计划，将原聚落中的道路一一拓宽，开辟新市场、堤防，加上淡水线铁路的兴建[1]:84，大稻埕市街由此扩展至台北圆环附近。同时因淡水河上游开垦伐木，破坏山区水土保持，加速下游河道的淤积，加上河水时常泛滥，码头的功能逐渐减弱，同时铁路的兴建取代河运，货品多改以由基隆输出[1]:101。四十一年（1908年）4月20日纵贯铁路通车后，大稻埕的南北货、中药、布匹批发业更加蓬勃发展。大正十五年（1926年）总督府开始推广矶永吉育种成功的蓬莱米，计划将台湾建设为日本全国的米粮供应地，而大稻埕凭借水运与铁路运输的方便，成为北部地区米的集散与交易中心。为控制米的流通，当局设立正米市场（位于今南京西路与甘谷街一带）。昭和五年（1930年）后因日本国内米生产过剩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加上当局协助日商垄断米市场，大稻埕米业从此快速没落。[1]:104
日治时代中期正处于一战结束后的时期，全球各地出现各种新兴思想与文化艺术，日本国内开始实行大正民主。台湾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在大稻埕发起台湾新文化运动，后向全岛各地扩散。大正三年（1914年）板垣退助同台湾士绅林献堂、蔡培火与蔡惠如于台湾铁道饭店成立台湾同化会，旨在消除日本人与台湾人间的差别待遇，四年（1915年）被强制解散。八年（1920年）林献堂与蔡惠如同旅日留学生林呈禄、彭华英与吴三连等成立新民会，投入六三法撤废运动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同时发行《台湾青年》作为机关刊物。九年（1921年）10月17日于大稻埕开设大安医院（位于今义美食品延平门市一带）的蒋渭水同林献堂与杨吉臣于静修女子学校（今静修女中）礼堂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于千秋街（今贵德街南段）设置讲堂（据说位于今大稻埕千秋街店屋），每周六举办有关民族主义的文化讲座；设置方便民众阅读《台湾新民报》的读报社；并开办台湾史、卫生与法律等主题的讲习会。这些行动唤起台湾民众对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自觉，进而持续以思想言论进行非武装抗日活动。昭和二年（1927年）7月10日蒋渭水与林献堂同蔡培火等人创立台湾民众党。后蒋自行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反对蔡的思想主张，双方遂告分裂。五年（1930年）林退党，另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六年（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勒令解散，同年蒋逝世并举行大众葬，台湾新文化运动遂告中止。2006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八十五周年，台北市政府于台北北警察署内成立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筹备处。
昭和九年（1934年）喜好古典音乐的廖水来于大稻埕开设波丽路西餐厅，店名取自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的同名圆舞曲。店内配备有高级的音响设备，且墙上挂有画布供顾客即兴创作。当时知名画家郭雪湖、张万传与杨三郎等；作家张文环与吕赫若等皆是波丽路的常客，廖则充当画家的经纪人与赞助人，使西餐厅成为台湾美术史上的重要场所。十年（1935年）陈天来与庄辉玉为配合台湾博览会的举行，投资兴建第一剧场。剧场以表演歌舞剧与话剧为主，营运后期也放映电影。战后几经歇业，原址于1990年改建为商业大楼。十四年（1939年）王井泉创办山水亭，是一家以东坡刈包闻名的台菜餐厅。王是星光演剧研究社的活耀分子，十六年（1941年）更支持张文环等人创办《台湾文学》杂志。当时张文环、吕泉生与黄得时等文人，与日本学者金关丈夫与池田敏雄等皆是山水亭的座上宾。战后经济萧条，山水亭于1955年被迫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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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时期（1912~1926）样式建筑盛行，大稻埕出现仿巴洛克式店屋[4]:73，以红砖与洗石子为建材[1]:118，并开始使用面砖，[4]:73。顶部具有以花草、动物或涡卷纹饰装饰的山墙，中央嵌有姓氏、勋章饰、壁龛饰或仿日式家纹，两侧的收头具有奖杯形、圆球形或灯形等形状。窗前有时设有曲线凸出的花台，增添家居休闲的气氛。与部分洋楼式店屋相同，嵌有可塑上店号的匾额框。有些花草纹饰采花圈与彩带的造型，是受西方圣诞节装饰的影响。门顶框架上设有托架，但此处仅有装饰功能[1]:118。到1930年代后前现代主义建筑兴起，大稻埕许多店屋改建为现代主义型式。普遍使用钢筋与混凝土，大量使用面砖，高度也多增至三层楼。立面装饰简洁但变化多样，使用当时流行的几何线条，且每一栋店屋皆有其独特的形式。部分立面仍保有巴洛克式的山墙，但装饰已大量简化，门框托架也消失。
光绪十年（1884年）白扁于六馆街开设“东荟芳”酒楼，规模仅能容纳十余桌客人。后先迁至稻新街（今甘谷街），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再迁至城隍庙后街（今延平北路二段），扩张为连栋式二层楼街屋，可容纳百人宴会。供应支那菜（台菜）与西餐，用餐时除艺旦弹唱之外，还有专属乐队伴奏。四十四年（1911年）因被清廷通缉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而来台访问，双方于东荟芳聚餐，梁于宴席上作有〈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赋长句奉谢〉四首七律。大正二年（1913年）白因案系狱长崎，东荟芳由股东吴江山经营，后白与吴失和，六年（1917年）吴退股筹资开设“江山楼”。九年（1920年）东荟芳接待近卫师团中将久迩宫邦彦王，并开始以“御料理”行销。十二年（1923年）皇太子裕仁应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邀请赴台巡视，由东荟芳与江山楼在台湾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合办宴席，宴请当局要员与民间有力人士，其中厨师于一周前就开始隔离斋戒。十三年（1924年）东荟芳因不敌江山楼，由股东黄东茂出资，于日新町（今南京西路）兴建“新东荟芳”。新东荟芳前进二层，后进三层，具有可容纳700余人的大宴会厅，以及50多人的小宴会厅，附有内设凉亭与喷水池的庭园。虽开业时业绩一度超过江山楼，但不久因股东争执、积欠房租，而于十五年（1926年）宣布倒闭。原址由黄收回，昭和二年（1927年）改名“蓬莱阁”重新营业，聘请原春风得意楼股东林聚光担任经理。后蓬莱阁经营权转让茶叶富商陈天来，战后陈家转售徐外科医院，现址为宾王时尚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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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楼的创办者吴江山本籍福建省泉州府，年轻时移居台北开设船头行，能精通多省方言。大正六年（1917年）耗资二十万元，亲自设计监工江山楼，落成时与台湾总督府（今总统府）和儿玉、后藤纪念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并称台北三大地标性建筑，为江东春蓬之首[注 10]。江山楼占地180坪，楼高四层，一楼为办公室、厨房与作业场所，员工约50多名；二、三楼各有七间宴会厅[14]:101，共可容纳500人[15]:63，彼此以木板门屏隔开，各间均悬挂有名流墨宝；四楼辟有特别接应室、欧式浴室与理发室等，并设有展望台；屋顶庭园有可容纳6、70人的大理石制圆桌椅。各层楼梯装有美术玻璃镜，桌椅为乌心石造，餐具用银器、江西产瓷器与美人碗。十二年（1923年）皇太子裕仁巡视台湾，总督田健治郎在官邸设宴款待，江山楼负责置办宴席。吴江山亲自监督，吴添祐任主厨，宴会所需的120付银制餐具，其中60付由江山楼提供，另60付由总督府自行购置。因圆满达成任务，日后有日本皇室成员或重要贵宾来台，总督府采买的饭菜都由江山楼提供。江山楼每日平均宴客约20桌，唯十年（1935年）台湾博览会时桌数曾达120桌[14]:102。1949年江山楼歇业[14]:101，并于1976年拆除建筑，改建为玉晖大楼。[15]:63
春风得意楼由林聚光于大正三年（1914年）开设，原址在永和街（今民乐街民生西路以南段），五年（1916年）迁至太平横街（今延平北路与延平北路60、61巷至民生西路口之间）。同年陆军大将、军事参议院参议官闲院宫载仁亲王来台访问，并参访台湾劝业共进会，春风得意楼被总督府选为负责提供御馔，于总督官邸烹调料理。六年（1917年）林聚光再次被邀请至总督官邸，为北白川宫成久王夫妇提供夜膳。一战后经济萧条，春风得意楼因资金不足而歇业，至七年（1918）年12月改组为有限公司再度开幕。九年（1920年）3月蒋渭水买入半数股权，大幅修缮并聘用闽南名厨，5月春风得意楼扩建北端两座楼房，总面积120坪，可容纳400余人。蒋经常于春风得意楼邀请医师、学生与社会运动人士至春风得意楼，探讨针对于台湾社会的兴利除弊之方。九年（1920年）春风得意楼举办对于台湾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的欢迎宴。十年（1921年）4月知名酒楼四德楼并入春风得意楼，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蒋任专任理事，11月举办演讲会，谢于会上发表〈飞行之和平使命及其对文化之影响〉。十一年（1922年）2月林聚光退股，蒋买下全部股份。但后蒋专注于社会运动，无心经营春风得意楼，于8月倒闭。
在清治时期的郊商中曾有南北郊，是由往来台湾各地港口的郊商所组成的公会组织，其所贩售的商品则称为南北货，代表货品批发与销售的对象遍及台湾各地，也指商品来源广泛，无所不包。清代大稻埕的南北货行，多自中国大陆买进货品，种类则较为单一。日治时期后因日本输入的商品获得免税待遇，南北货行开始大量出现日本产的咸鱼与干贝等干货，且大型的南北货业者多为日商所经营，使大稻埕成为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南北货集散地。战后货品的来源愈趋广泛，种类也更加复杂。随着两岸政策逐渐开放，来自中国大陆的干货也逐渐增加。南北货交易的旺季在春节、端午与中秋等季节，尤其是春节的“年货大街”活动，更吸引大量办年货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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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货大多是农渔牧产品的干货，约略可分为海产、山产与瓜果点心类，近年则出现罐头食品。海产类包含各种海洋生物的干货、真空包装的鱼类与制成丸或饺的冷冻食品，以从台湾各渔港、澎湖、马祖与日本进口为主；山产类包括山地出产的各类蔬果干货、冲泡饮用的饮料植物、五谷杂粮与食补性的中药材等，多为台湾本地所产，也有部分由香港、日本、韩国与中国大陆进口；瓜果点心类有瓜子、蜜饯、糖果与零食等；罐头类则有鱼贝类、蔬菜、水果、酒类、饮料与调味料等，部分商家自行装配礼盒，以符合顾客需要。
大稻埕地区所贩售的药材最初由南北货业者兼带而来，后因药材种类繁多，需要专人判断药材品质的好坏，便与南北货分开，另外由香港、上海、日本与韩国等地进口。因一个合格的药材专家养成不易，造就中药行“师传徒，父传子”的传统，而许多学徒学成后，又再附近租屋开业，使中药行逐渐聚集。日治时期已是药材的主要批发地，但零售的药行并不多。战后经过长期发展，目前聚集一百多家中药行，其中90%是批发商，成为台湾最大的药材批发中心。中药行店面为吸引顾客上门，将果饼与补品放置于门边，药材礼盒与珍贵药材陈列于玻璃柜内，供顾客浏览，此外部分老式柜台上留有投钱孔，硬币可直接投入。
中药材主要取自自然界，主要可分为植物、动物与矿石类，而中药行为管理与贮存的方便，会再分为常用药材（放置于木制的抽屉内）、贵重药材（放于柜台内侧）与易变质的药材（有甜味或怕受潮等，贮放在瓷瓶内）等。植物类包括根部（如芦根）、茎部（如檀香）、外皮（如肉桂与苦楝皮）、叶片（如枇杷叶与紫苏叶）、花朵（如菊花与玫瑰花）与果实种子（如枸杞与八角茴香），此外树脂（如乳香）与菌类（如灵芝与冬虫夏草）也属于植物类药材。动物类包括全体入药（如蜈蚣与海马）、部分入药（如鹿茸与虎骨）、分泌物与排泄物（如麝香）与生、病理产物（如紫河车与牛黄）等。矿石类又称金石类，除磁石与朱砂外，化石（如龙骨）与矿石加工品（如砒霜）也包含在内，另外因矿石药材重量较重，通常放在木柜底层。
日治时期资本雄厚的日本布商，将日本印花布大量输入台湾，逐渐取代台湾本地染布业的市场。日商于南街设立进口布料的批发站，再批售予台湾的中盘商，最后运销各地零售，当时台湾70%的布料批发商都集中于此地，成为全岛最重要的布料批发市场[3]:59。战后日商撤离，纺织业者开始自行设厂生产布料，以减少对进口布料的依赖。由于当局的鼓励与厂商研制布料成功，大稻埕的纺织业快速成长，由原先的迪化街与南京西路交会处延伸至塔城街与贵德街，一度台湾90%的中盘布料商都集中于此处，且多销售台湾自制的布料。大稻埕的纺织业亦造就许多知名台湾企业家，如台南帮吴修齐和吴尊贤兄弟、中和纺织叶山母与新光集团吴火狮等人[3]:58。近年民众买布做衣的习惯被穿成衣取代，布商批发的对象也从零售商改为以成衣厂为主。
吴火狮（1919~1986），新竹厅树林头区人。早年家贫，昭和十一年（1936年）新竹第一公学校（今新竹国小）毕业后至大稻埕，于经营布料批发的平野商店担任学徒[3]:59，夜间在稻江洋裁讲习所（今稻江商职）进修。十四年（1939年）平野商店经理小川光定另开设小川商行，小川出资三万日元，邀请吴担任商行的家长（总经理），且言明若有余利，吴可抽利10%，吴因而成为南街最年轻的家长[3]:59、60。太平洋战争时台日交通中断，纺织业一蹶不振，但吴善于筹划备足货品，小川商行盈利在同业中依然名列前茅。1945年，吴与洪万传和林登山等人创办新光商行，以新竹与小川光定各取一字命名，经营布料、茶与糖的贸易。1952年，扩大为新光实业，因生产人造纤维而获利可观，并逐渐多角化经营，发展为现今之新光集团。
1977年台北市政府所订的都市计划案中，迪化街将由原先5m的街道拓宽为20m，如果这个计划如实进行，迪化街独有的街屋建筑与商业活动将完全消失。1988年第一期公共设施保留地开始进行征收，迪化街的建筑立面将被全数拆除。当时媒体开始大量报导，乐山基金会也发起“我爱迪化街”签名与参观活动，引发社会大众的瞩目，因此暂时终止拓宽计划。当局委托台湾大学与中原大学的学者进行调查分析，研拟保存与开发的方案。
后台北市政府拟定大稻埕特定专用区计划，以容积转移的方式，鼓励迪化街两侧的店主，尽量保留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店屋，同时在春节期间举行年货大街的活动，以期创造观光人潮。
大稻埕位于台北盆地西侧，东侧为双连，南接万华，西临淡水河，东北与大龙峒相邻，行政区划属于台北市大同区延平次分区（包括大有、永乐、南芳、玉泉、延平、朝阳等里）。狭义的范围为重庆北路一段以西，忠孝西路二段以北（延平北路一段至重庆北路一段以郑州路为界），淡水河以东，民权西路以南的区域。广义的范围还包含重庆北路一段以东至淡水线、中山北路的地域。
台湾清治、日治时期作为街庄、大字的大稻埕，北至民族西路与大龙峒街相接，东北隔双连陂水道（锦西街65巷－归绥街83巷－民生西路一带）与牛埔相邻，东至林森北路、长春路、中山北路与中庄子、三板桥接壤，南边隔忠孝西路（台北城北城墙一线）与台北城内、艋舺邻接。大致包含今日国顺、景星、南芳、大有、延平、永乐、玉泉、朝阳、星明、建功、建泰、建明等里全境，光能、民安里北端以外大部分，国庆、民权里西南端区域，隆和、双连、中山里西半部，以及光复、黎明里忠孝西路（台北城北城墙）以北区域，横跨今日大同、中山、中正3区[16]。
四百万年前台北地区的造山运动，在台北盆地与林口台地交界处产生山子脚断层（位置约由关渡延伸至树林）[17]:116。六万年前造山运动趋缓，中央的地层顺着断层向下滑动成为台北盆地；西侧地层相对抬高，形成林口台地，原新店溪河口消失，河水在新庄形成湖泊，或向北沿观音山入海。[17]:22、23
台北盆地出现后地势突然降低，加强淡水河上游的侵蚀力量，河水不断向源侵蚀切穿山谷，与大汉溪和基隆河连接，造成河川袭夺[17]:24。
- 大汉溪：台北盆地形成前，大汉溪口于竹北冲积出古石门冲积扇。后古石门冲积扇抬升，形成桃园台地，大汉溪向较低平的北侧改变河道，前后改变四次，直到接触林口台地才停止。最后新店溪支流向源侵蚀，于莺歌一带切穿山谷，接上大汉溪，形成现今的河道。[17]:120、121
- 基隆河：基隆地区原有两条主要河流，其中一条由基隆入海，并在八堵分出支流。后支流向源头侵蚀，接上另一条由瑞滨出海的河流。台北盆地形成后，西边地层下陷，造成河水向源头逆流，最终接上新店溪的支流，由关渡注入淡水河。[17]:123
一万年前受全球暖化影响，冰山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由关渡一带倒灌入台北盆地，形成台北湖，同时原先的河流仍不断注入，使湖水呈半咸水性[17]:27。此时台北盆地内泥沙大量沉积，由下而上堆积出新庄层（由泥沙组成）、景美层（由砾石组成）与松山层（由泥沙组成）等地层[17]:124、125，直到五千年前海水退去，盆地内成为陆地与沼泽。[17]:28
大稻埕霞海城隍庙
- 大稻埕霞海城隍庙：霞海城隍原为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下店乡的守护神，道光年间由信众陈金绒等奉请神像来台，初奉祀于八甲庄。咸丰三年（1853年）顶下郊拼事件后，信徒从火焰中救出城隍爷神像，逃至大稻埕中安放于陈浩烈（陈金绒之子）所经营的金同利糕饼铺中。六年（1856年）建庙于现址，由台湾水师协副将苏斐然捐献庙地，九年（1859年）完工[12]:95。城隍庙正面辟三门，门板上有剔地起突法木雕，门神为整修时重绘，门间并有－对石狮；殿内左右墙存有陈天乞所塑的龙墙虎壁[13]:105。庙身坐落于鸡母穴上，因风水因素百余年来从未扩建[1]:88。每至农历五月十三迎城隍时，城隍庙香火鼎盛、人山人海，故有“五月十三人看人，迎神赛会甲天下”与“北港迎妈祖，台北迎城隍”的俗谚[12]:95[15]:58。1985年城隍庙被指定为三级古迹（现为直辖市定古迹），1994年台北市政府与庙方合资整修，恢复日治时期旧貌。[12]:95
-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稻埕教会：光绪元年（1875年）陈愿发起于大龙峒兴建大龙峒礼拜堂，并延请偕叡理牧师进行建筑设计。十年（1884年）清法战争爆发，民众将礼拜堂拆毁[15]:53，十一年（1885年）清朝与法国签定《中法新约》，福建巡抚刘铭传拨款赔偿礼拜堂，偕叡理于枋隙（今迪化街二段一带）重建教会，称为枋隙教会（今大桥长老教会）。后因信徒增加，教会空间不足，大正二年（1913年）由富商李春生捐地出资，于现址兴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稻埕教会”，于四年（1915年）竣工[18]。建筑形式由李依厦门地区礼拜堂进行设计[15]:54，平面座西朝东，正面左右各设两门，分别供男女信徒出入。入口山墙呈人字形[19]:256，中央上方开有牛眼窗，浮雕装饰环绕于周围，两侧各有一对柯林斯式柱，并具有拜占廷式尖顶与歌德式拱顶。2002年教会被公告为直辖市定古迹前夕，由李氏后人连夜拆除，使正立面严重受损[12]:96、97。2007年教会后方新建新大楼，同时整修原有礼拜堂。
- 大稻埕辜宅（盐馆）：辜显荣（1866~1937）原籍台湾府彰化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时，曾引领近卫师团进入台北城。因辜与总督府当局关系良好，逐步取得盐与鸦片等专卖项目的批发权，并经营糖厂与茶行，成为当时台湾知名的富商[1]:99，昭和九年（1934年）辜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辜宅建于大正九年（1920年），一楼作为盐业的经销处，故又称为“盐馆”，二楼为住宅，后方原有台湾式的三楼厅堂，于1963年拆除[13]:257，同年辜宅改为荣星幼稚园所在地[15]:50。建筑采文艺复兴风格，墙面贴浅色面砖，并使用洗石子装饰[注 11]。拱窗上有花纹雕饰，中央正面具三角形山墙，其上有繁复的勋章饰[12]:96，内部天花板与楼梯皆以桧木制成[15]:50。1996年辜宅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 陈天来故居：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天来开设“锦记茶行”，主要外销包种茶至南洋。大正九年（1920年）陈于建昌街兴建自宅，十二年（1923年）完工。住宅仿自鼓浪屿、厦门岛一带的中西折衷样式[14]:70，为三层洋楼式建筑[15]:52，平面如反置的三合院，两侧厢房向后而正厅朝向街道[14]:70，昔日可由阳台眺望淡水河[15]:52。一楼为防水患地面抬高，前方设有面宽五开间的骑楼，并辟有三道门。二楼以上立面分为中央主体与两侧的卫塔，中央主体二楼设有阳台，立有混合式柱，栏杆具瓶状栏杆柱；三楼开有五道拱窗，拱窗之间有爱奥尼克式柱与垂花装饰；屋顶加设女儿墙，下方具装饰性拖架。两侧卫塔设凸出的三面窗（bay window），上下相连为一筒，上方添加弧状山墙，同样具有拖架装饰[14]:70。内部一至三楼皆为一厅八房[14]:71，家俱以黑檀或红木为材料[15]:52，并藏有许多古玩，家具与古玩多购自厦门或香港[14]:71。住宅后方设有假山花园，但在开辟西宁北路时遭到破坏[14]:71。2006年陈宅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 新芳春茶行：大正八年（1919年）王连河开设“新芳春茶行”，买下现址2/3的房产，以包种茶为主要产品。昭和八年（1933年）购入茶行右侧的房产，改建为三层楼房，九年（1934年）竣工。茶行建物面宽三间，纵深三进，一楼为加工厂与仓库；二楼为拣茶区、茶叶仓库、办公室与会客室；三楼为神明厅与生活区。1952年购入干燥机、剪茶机与筛茶机等设备。1980年代制茶业逐渐没落，茶行建物骑楼被拆除，出租予家俱行使用，2004年开始闲置。2005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将茶行定为历史建筑，2009年升格为直辖市定古迹，2011开始进行修复，于2016年重新开幕。一楼展示大稻埕茶业的历史，第三进（天井后）保存旧时的制茶工厂； 二楼放有拍摄《紫色大稻埕》大河剧的道具；三楼则解说新芳春茶行的历史，并展示王家当时的旧物。
- 大稻埕圆环防空蓄水池：昭和十八年（1943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同盟国军对台北市进行空袭，总督府特别在台北市中心建造防空壕与蓄水池，用以储存消防用水与避难之用。蓄水池本体为红砖叠造而成[12]:94，为目前台北市出土最大的防空蓄水池[b]。战后蓄水池被填平，其上建立起著名的圆环夜市，蓄水池则逐渐被遗忘[b]，直到2001年美食馆工程开挖地面时被意外发现，为此美食馆变更建筑设计，延长工期至2003年才落成启用[12]:94。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在2003年将蓄水池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 大稻埕千秋街店屋：贵德街在日治时期分为两段，北段为建昌街，南段为千秋街，属于港町辖区。其中属于千秋街的贵德街51号、53号，在2005年被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两连栋店屋为二层建筑，并具有天井与竹节式落水管，一楼设有骑楼，且为防水患而加高地基；二楼立面以清水砖堆砌，开有长型窗户与阳台。其中51号原为南兴茶行，且昔日为林献堂与蒋渭水等人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举行港町文化讲座的场所，但今日已无任何当时活动的遗迹，现为全祥茶庄的仓库与制茶厂。53号位于贵德街46巷口，原为茶商陈天来所建，后庄协发商行在此进行日用品买卖，现由屋主庄永德之弟庄永明在此开设庄协发港町文史讲亭。
商家、住宅公家机关
民乐街
南京西路
凉州街
西宁北路
永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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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 |
延平北路
民生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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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霞海城隍庙五月十三迎城隍：农历五月十三日的霞海城隍庙例祭是北台湾最重要的祭典之一，除十三日当天的绕境外，五月期间亦包含其他祭祀活动，过程如下：
- 放军：五月六日城隍庙先为城隍爷举行祝寿礼。接着放军安五营神将，五营麾下各有兵丁数千，在中坛元帅哪吒的带领下，预先确保暗访的路径平安，而城隍庙则备有牲礼、水果与酒，犒赏五营诸军。五营部属的位置如下：东营由张将军带领夷军在双福宫安营；西营由刘将军带领戎军在和德祠安营；中营由李将军带领秦军在普愿宫安营；南营由萧将军带领蛮军在福聚宫安营；北营由连将军带领狄军在和安宫安营。[1]:91
- 暗访：五月十一、十二两日由城隍爷所属部将在夜间巡视辖区，目的为访查民情与驱邪镇煞。夜访于6p.m.以后出发，队伍以令牌开路，由土地公引导，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阴阳司、包公与虎爷等行列依序前进，最后为城隍爷的神舆。其中以七爷与八爷的角色最为重要，夜访时主要任务在巡捕歹徒，故两者身上戴满扣炼、火签与上写“善恶分明”的虎头牌。途中路经其他庙宇时，必须由七爷与八爷代表城隍爷参拜，先由七爷踩八卦步，向庙宇揖行三鞠躬，再小跑步邀请八爷一同向该庙行三鞠躬。在绕境中的城隍爷众部将，身上都挂有一圈光饼，发放给信徒食用。随行的部分信徒身上挂着金纸做的枷，藉以赎过去的罪过。[1]:92、93
- 绕境：五月十三日中午，城隍爷神舆与随行的乐队、狮阵、龙阵、八家将、宋江阵与艺阁等，先于民族西路与重庆北路口集合，开始绕境游行。绕境路线如下：民族西路与重庆北路口→右转民族西路→左转延平北路→右转凉州街→左转迪化街→塔城街→左转长安西路→左转承德路→承德路与民生西路口。各神轿经过城隍庙前时，要进行冲庙门与表演活动，以表达对城隍庙的尊敬。绕境结束后城隍爷回至本庙升座。
- 收军：五月十八日3p.m.城隍庙举行五营收军、合境平安仪式。迎城隍活动至此结束。[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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