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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又称城隍爷、城隍爷公、城隍老爷、城隍尊神、城隍菩萨，据说原本是从“城墙”与“护城河”演变而来的自然神，后来演变为“人格神”，并有阴间行政官、司法官的职责[1][2]。
| 城隍 | |
|---|---|
| 中国民间信仰 | |
 城隍大符 | |
| 性别 | 男 |
“城”为城墙、“隍”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即壕沟[1]。“城”“隍”二字同时出现于同一文章最早应可追溯到《易经‧泰卦》的“城复于隍，勿用师。”，但此处的“城”与“隍”是用来比喻君王与臣子[1][2]。汉朝班固〈西都赋序〉中的“京都修宫室，浚城隍……”一句，则是单纯指城墙与壕沟[1]。
而关于城隍崇拜的起源，有说法认为可追溯到周朝，是除夕要祭祀八个神之一——水庸。据《礼记》所载，古代天子祭祀“八蜡”中的“水庸”，解释为“水者隍也，庸者城也”，故一般认为此为祭祀城隍之始，但此时的八蜡之祭应仅由天子祭祀，与后世城隍信仰情况不太相同[1]。
由汉代开始，城隍的祭祀活动不断提升，各地人民更尊封已死功臣名将或英雄豪杰为城隍，其中有纪信与霍光等。
相传三国时代的吴国曾建城隍庙；另在《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述，北齐大将慕容俨就曾于郢城拜城隍神祠而战胜了南梁敌军，为正史最早的明确记载[1]。而《隋书‧五行志》记载：“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由此可知，在南北朝的城隍普遍为民间信仰。
唐代城隍信仰大盛，各地广为建庙，并已出现求晴祈雨、招福避祸、禳灾诸事的祭城隍文。撰文的不乏著名人士，其中有：韩愈、杜牧和李商隐等，其中最早的是张说所写于开元五年（717年）的〈祭城隍文〉[1]。
到了宋代，由于祭祀城隍列入国家祀典，故城隍庙普及各府、州和县。北宋欧阳修所写的祭城隍文：“雨惟神有灵，可与雨语，吏竭其力，神祐以灵，各供其职，无愧斯民”，显示了当时官吏们对城隍的敬重和互赖关系。而这时的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3][1]。
其后元朝，除在元大都（今北京）建城隍庙外，更封城隍为“佑圣王”。
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明太祖更册封京师、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饰，各地最高官员需定期主祭。明太祖曾下令各级官员赴任时，向城隍宣誓就职[2]。洪武二年（1369年），封南京金陵城隍为“福明灵王”，汴州、濠州、太平府、和州、滁州等朱元璋“龙兴之地”城隍亦封为正一品王爵[注 1]，并加上“承天鉴国司民”的尊号[1][2]。其余城隍各赐爵位：府城隍封为“二品威灵公”、州城隍封为“三品灵祐侯”、县城隍封为“四品显祐伯”，并加上“鉴察司民”尊号[4][1]。
不过，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即取消城隍之爵位，仅称为某府、州、县、城隍之神，且用木主取代神像，庙宇规定要建得如同官署一般[1][2]。但在明代中期以后，许多城隍庙又重新塑像供奉，并赋予姓名称号，甚至有道士管理，与礼制不同[2]。而随着民间社会逐渐涉入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后，城隍庙也被用来作为发布消息和官民沟通的场所，士民也利用城隍庙进行立誓、慈善、招魂等活动，城隍庙从有严格规范的官庙并成官民共享的空间[5][2]。
及至清代，城隍祭祀同样列入祀典，制度大至依循明朝[1][2]。一年春秋季祭祀两次，与山川之神、风云雷雨之神的木主一同祭拜[2]。虽然建有城隍庙，但官方祭祀是在山川坛举行[2]。此外厉坛祭祀的三天前，会告请城隍[2]。但虽然官方如此规定，但地方官员仍会在初一、十五到城隍庙中参拜，甚至也有地方官员将春秋二祭改到城隍庙进行[注 2][2]。而新官到任前需到城隍庙斋宿，上任日，更需在城隍前完成祭礼才能就任[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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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改制之后，官方将城隍视为自然神，要求城隍庙撤去神像改立木主，并更改庙制与祭祀形式[注 4][2]。而每年共进行五次与城隍有关的祭祀，分别是春秋在山川坛的两次（与风云雷雨山川之神同祭）和厉坛的三次（清明、孟秋望日、孟冬朔日举行），城隍庙本身反而不进行祭祀活动[注 5][2]。
清朝延续明制，官方同样是在山川坛、厉坛祭祀城隍，而且同样是一年五次[2]。春秋二祭在仲春与仲秋举行，于山川坛设木主（神位），中间是“风云雷雨之神”，左边是“本府（县）山川之神”，右边是“本府（县）城隍之神”[注 6][注 7][2]。而从木主位置、祭品与献礼顺序[注 8]来看，神明位阶依序是风云雷雨之神、山川之神，最后才是城隍[2]。厉坛祭祀也一样维持一年三次，并在祭祀前三日告请城隍[注 9][2]。不过关于厉坛祭祀，有学者滨岛敦俊认为实际上祭祀的对象是“无祀鬼神”，城隍神是担任主祭者，地方官员则是与城隍神应对沟通，共同完成祭厉仪式[2]。
民间信仰中城隍爷是由死去的名人或者对民众有功劳者担任的，多是公正无私的清官廉吏，也有任期制以及其眷属之说。由于城隍爷是一种官职，并非某人的独称，每个信徒认知的城隍爷都可能是不同人，故一个地方的城隍爷不一定只有一人，如上海城隍庙就奉祀了三位城隍爷；有时好几个地方奉祀同一人为城隍爷：如北京城隍，说文天祥者有之，说杨椒山者更是多数，此外广州也奉祀杨椒山，也有人说广州城隍是刘䶮或海瑞。有些比县级还小的行政单位，如乡镇、村庄的守护神也称为城隍，如霞海城隍。城隍的法力无远弗届，也不限于原本的辖区，如台湾人时常奉祀闽南原乡的霞海城隍、石狮城隍、安溪城隍等。
在阴间司法神的部分，城隍有专司人间善恶之记录、通报、死者亡灵审判和移送的职务。现被人供奉于庙宇称为城隍庙。城隍的崇拜盛行于大中华地区、越南、朝鲜半岛，也见于其他地区的华人、越南人、朝鲜人的移民社群。其圣诞日会因地区或庙宇而有所不同。如霞海城隍是五月十三日圣诞。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官方曾给城隍封号封爵，但是在次年就取消此一制度，仅称为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同时还推行以木主取代神像等措施，试图将城隍从“人格神”改回“自然神”性质[2]。然而在民间仍然将城隍视为人格神，且日后仍有城隍受封之说，学者张传勇认为从明朝撤封爵之后到清末，朝廷都不再封爵，故此后城隍受封的传说只是人们对封爵历史的重温，是一种解释性的传说[6][2]。
依明朝官方“城隍阶级封号”的说法：
民众一般把城隍归为下列几类：
- 守护神：守护城池、国家。
- 司法神：主管生人亡灵、奖善罚恶、生死祸福和增进幸福利益等等。
- 台南市有台湾府城隍庙，台南亦是明郑时期的首府承天府，其为郑氏王朝之官建城隍庙，年代最早，并为官位最高府城隍等级的“威灵公”
- 新竹都城隍庙据《淡水厅志》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因十月绅董林汝梅等以“膏雨愆期，骄阳亢烈”，祈求脱离苦厄而主持城隍庙醮典从当时的疏文中可知，城隍已晋封为“威灵公、新竹县都城隍”，而使本庙成为台湾唯一的都城隍庙，庙中朝廷御赐的“金门保障”牌匾亦是证明之一。
- 而二次大战后台湾由中华民国治理，台北民众以台北市为台湾省第一大城，故建庙奉祀“台湾省城隍”，自行设立了台湾省城隍庙，由民众自行升格省级城隍。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北，台北成为中华民国首都，2011年8月封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并奉祀“京都城隍，昇福明灵王”，成为台湾唯一“京都城隍”，也是台湾所奉之城隍爷位阶最高者。 但三庙信徒各以其历史为荣，自认所奉之城隍位阶最高，颇见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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