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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体（英语：Dictatorship），又称独裁政府、独裁体制、专政，是政治学概念，指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体[1]。这种一人或少数人统治的体制，和“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相对立[2]。独裁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3][4][5]。
独裁体制会导致集权和极权，并违反人民主权原则，违背有限政府及权力分立和制衡等政府组织原则。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都反对独裁政体，认为此类政体侵害和违背民众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少学者将独裁政体分为三类型：宪政独裁、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然而世界各地发展出许多不同于这些类型的独裁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资本专制等[7]。
极权主义的到来标志着20世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新式专政，由“孤立的个体”组成。她申明，意识形态在定义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方面起著主导作用。根据政治学家胡安·林兹的观点，威权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区别在于，威权政权试图扼杀政治和政治动员，而极权主义则试图控制政治和政治动员[8]。
但是，最新的分类之一未将极权主义确定为专政的一种形式。在芭芭拉·格德斯（Barbara Geddes）的研究中，她专注于精英领袖与精英大众关系如何影响专制政治。格德斯确定了在专政中构成精英政治的关键机构。该研究基于以下因素，并且与这些因素直接相关：分类的简单性，跨国适用性，对精英和领导人的重视以及将机构（政党和军队）纳入塑造政治的中心。根据格德斯的说法，独裁政府可以分为五类：军事专政，单党专政，个人专政，君主制，混合专政。
军事独裁政权是由一群军官掌权，决定谁将领导该国并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政权。高级精英和领导人是军事独裁的成员。军事独裁的特点是由专业化的军队作为机构进行统治。在军事政权中，精英被称为军政府成员。他们通常是军队的高级官员（通常是其他高级官员）。
一党专政是一党主导政治的政权。在一党专政中，单一的政党有权获得政治职位并控制政策。且政党精英通常是执政机构的成员，有时也称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秘书处。 这些人控制着党员的选拔，组织给支持者的利益分配，动员公民投票以表示对党魁的支持。
个人独裁即为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个人手中的制度。个人专政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专政在获取关键政治职位时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判断力。独裁者可以是军队成员或政党领导人。但是，无论是军队或者政党都无法独立行使政治权力。在个人独裁中，精英军团通常由独裁者的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组成，且这些人多数由独裁者亲自选出。
根据2019年的研究，个人主义专政比其他形式的专政更具压制性。
混合独裁政权是融合了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的政权。当某一政权具有这三种形式的特征时，它们被称为三重威胁。混合独裁的最常见形式是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军事独裁。
英语中独裁政体（dictatorship）一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dictatura，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治体制，源自于罗马共和时期的独裁官官衔[9]。在面临重大危机的特殊状况下，国家的所有权力会暂时交给独裁官进行统治，这种政治体制称为dictatura。在这个体制下，独裁官的命令超越任何法律，不受任何节制，他的地位被比拟为希腊的僭主或东方的专制君主（古希腊语：δεσπότης，拉丁化：despótēs，之后成为英语：Despotism的词根）更高。尤利乌斯·凯撒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o）之后遭暗杀，这个官衔不再被使用。
根据《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字典》定义，独裁政体（英语：dictatorship）是一种政府形式，由一个单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集中掌握了绝对的权力[10]。独裁（英语：Autocracy）、寡头统治（oligarchy）与僭主（tyrant）这几个源自古希腊语的名词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当成同义词来使用。独裁政体（英语：dictatorship）和独裁（autocracy）在一般概念使用上差异不大[11]，其主要区分在于前者主要靠暴力或武力，而后者主要靠输诚的臣民[9]。
独裁这个用语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但主要当成动词或形容词，不是专门名词。独裁被当成一种使用于政体的专门术语，源自于日本。在日本明治时期，1866年，福泽谕吉译《西洋事情》，将英语：despot意译为立君独裁。随后，英语：dictatorship也被意译为独裁。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的文章，首次将独裁主义或独裁政体这个译名由日本引入中国[12]。但是英语：Autocracy（或译为独裁、専制政治）、英语：Despotism（或译为专制独裁、专制主义）等术语在日本都被同样汉译为独裁，此外，它也被译为专政或专制，梁启超等人在行文中，也没有做出严格的区别[13][14][15]。在民国时期，也有直接音译成狄克推多的用法[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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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制度，独裁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区别，主要在于独裁政体中司法权和立法权受行政权的控制，而民主政体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独立的分权制，比较能保障行政权不因过度集权而独裁[6][19]；民主较以法治和民意为基础[20][21]。
政治科学有多种评估政体是否民主及是否独裁的评估及量化指标，经济学人信息社不定期公布的民主指数为其中一例（2011年的资料见图右）。
政治科学家Cheibub等人所整理的民主与独裁指数（又称DD资料集）将199个国家自1946年至2008年民主水平进行分类将世界各国粗分成民主及独裁政体两大类型后，再将民主的再细分成：议会制民主、混合型（半总统制）民主、总统制民主[24]，独裁的再细分成：皇家独裁、文官独裁（civilian dictatorship）[25]、军事独裁[24][22]。右列两图呈现该资料集的1988年及2008年度DD资料。
政权由独裁体制转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称为民主化[26][27]。
（参看右例两图1988年至2008年的变化，如非洲及亚洲）
历史上1980年代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亚洲、非洲、南美洲和东欧许多国家独裁政体相继崩溃，是人类史上个案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28]。
在东亚，从独裁体制转变成民主体制的国家有蒙古[29][30][31][32]、大韩民国[32][33][34]、中华民国[35][36][37]等等。
近年来，联合国成员中的独裁政体影响力越来越大。[38]，并因此引发有关争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古巴、沙特阿拉伯、哈萨克、阿塞拜疆、埃及、阿尔及利亚、越南、喀麦隆、安哥拉、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布隆迪等独裁政权（国家）取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席次引发国际争议[39][40][41]。
有观点认为，虽然民主政体未必能完全避免违反人权的问题，但政体的结构性因素使独裁政权更易于违反人权[42]。
民主化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于《政治人》一书比较欧洲民主国家及拉美独裁国家的数据统计比较分析，推断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存有正相关关系，现代化水平越高该国越可能民主[43]。
于19世纪和20世纪，血统世袭的君主制逐渐衰落和消失，独裁体制和宪政民主并列成为世界上政府组成的两大主要政体形式[1]。
在原有的西班牙殖民中央统治权威崩溃后，解放出来的新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独裁者。这些考迪罗或自封的领导人，常领导一支私人军队，并试图在一地域进行政经控制后，再进攻薄弱的国家政府，如墨西哥的安东尼奥·罗培兹·圣塔·安那及阿根廷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考迪罗主义亦被称为军阀独裁统治[44]。此类独裁者又被称为“国民拥戴的领袖”（personalismo）[1]。
拉丁美洲后来于20世纪出现的独裁者则相当不同，这些新世纪的独裁者不是地方武力出身，而是常常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或是由国家军队军官所拱出来的国家领袖，如墨西哥的卡列斯、阿根廷的胡安·裴隆、巴西的瓦加斯、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海地的杜瓦利埃、智利的皮诺切特、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秘鲁的莱基亚和阿尔瓦拉多、洪都拉斯的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古巴的巴蒂斯塔、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哥斯达黎加的蒂诺科、哥伦比亚的皮尼利亚、厄瓜多尔的拉腊、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乌拉圭的胡安·玛丽亚·博达维里、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等。这些独裁者通常和特定的社会阶层形成政治联盟，企图维护有钱有势权力精英阶层的利益，或是建立全面的左翼社会改革[1]。
20世纪上半期，出现在各种科技进步国家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独裁政权，和拉丁美洲或非洲及亚洲的后殖民独裁专制政权截然不同，这种现代极权独裁的领导例子主要有[1]：
- 在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在意大利王国的墨索里尼、在大日本帝国的东条英机、在匈牙利王国的霍尔蒂、在罗马尼亚王国的扬·安东内斯库、在西班牙国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希腊王国的梅塔萨克斯、在泰国的銮披汶·颂堪等法西斯独裁政权；
- 在苏联的斯大林，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出现在二战之后中欧和东欧的东方集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古巴和其他第二、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他们大多数（包括苏联本身）已于20世纪末崩溃。
两者的共有的独裁关键因素是，将对国家的认同和单一群众性政党及其政治魅力超凡的政治领袖结合在一起，并采用了官方意识形态来合理化并维持政权，利用宣传及恐怖迫害压制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利用现代科学及官僚技术来控制经济及个人行为（见极权主义）[1]。
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不同于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特色之一是，其政体并未完全掌控社会经济，就算最彻底法西斯的纳粹德国也未全面垄断国家经济；共产主义下的独裁政权在衰弱过程中，会经历一段法西斯时期[45]。
马克思主义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体制[46]，列宁以理论及政治革命来证成苏维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变成跨国的政权形式[47][48][49]。斯大林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权力往国家及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中是强化国家力量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被用来合理化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及其推动新的集中式工业及军事发展策略来打造苏维埃，并合理化其恐怖统治手段[50]，又称“斯大林独裁”或“无产阶级独裁”[51]。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独裁政权，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特色在于意识型态上的极权主义倾向[52][53][54]，使当时饱受战乱的欧洲学者思考极权政权并反省乌托邦思想，如、1944年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欧威尔的小说《1984》、1951年汉娜·鄂兰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5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及非洲成立的新兴国家，由于没有强而有力的中产阶级及面临当地传统统治阶级的挑战，从西方殖民势力习承而来的现代宪法常行不通而成废纸，独裁者很快就取得权力。在这些国家里，有部分的民选出来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建立一党专政及打压反对者的方式取得权力，而另外的则是以军队武力取得政权并建力军事独裁。[1]
由军人政变成立的军事独裁，在历史上有亚洲的南越、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北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缅甸、泰国；非洲的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共和国、厄立特里亚、乍得、乌干达、中非共和国、刚果、多哥、布隆迪、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贝宁、索马里、马利、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赤道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冈比亚等国。[5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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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发展，常常是采取发展性独裁体制[57][58][59]，如日本的裕仁天皇、大韩民国的朴正熙[60]、新加坡的李光耀[57]、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高棉共和国的朗诺、马尔代夫的加尧姆、泰国的沙立·他那叻与他侬·吉滴卡宗、印尼的苏卡诺及苏哈托，中华民国台湾的戒严时期[57]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70年代后期之后的发展（改革开放）。
1990年代以来，历经权威主义开发体制的韩国（朴正熙及全斗焕时代[61]）及中华民国台湾（蒋中正及蒋经国[62][63]），其开发体制已经开始“溶解”而走向民主化[28][64]。
军事独裁体制方面，一般来说，军人独裁常由一位军事强人或几位将领组成的执政团（Junta）实行集体决策，如东南亚专制的国家缅甸的独裁军事执政团发展[65]。缅甸军政府前后有吴奈温、苏貌、丹瑞及敏昂莱等领导的军事独裁政体[66][67][68]。泰国在1938年12月銮披汶·颂堪接任总理时开始，以唯泰主义的意识型态开展了泰国的军人民族主义及军事独裁时代[69][70]。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在位期间大量委任军人和亲信担任各政府部门职位。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训政时期以教导人民行使政权为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为实质领导的中央政府，垄断政治权力，使当时中国成为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独裁政体[71][72]。汪精卫、胡汉民时期的国民党即已开始推动党治政治，落实属于国民党的单一政党独裁，尔后蒋中正崛起，个人的魅力开始逐渐凌驾于政党之上，形成个人崇拜的现象。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成为超越宪法的实质法律基础[73]。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后，开放党禁、报禁，中华民国逐步往民主化发展，慢慢脱离了独裁政体。[74]
在国共内战前后，储安平对蒋中正的独裁不满，也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75]
深受列宁及苏联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在毛泽东与胡志明的领导下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76][77]。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共产党为权力核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78]。
文化大革命确保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和权力[79][80][81]，而红卫兵的动员，以群众专政为口号对群众的“思想再教育”及暴力也发挥作用[82][83][84]。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若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其专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85]。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份《七五宪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想法设立的宪法，对治权来说提高了集权和任意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宪模式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后，仍影响着中国宪政发展[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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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等改革派推动改革开放并废止个人崇拜，但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仍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87]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88][89]。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90][91]。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后，200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93]此一政策举措引发国内外讨论：除了中共党内左派发表多份“万言书”，苏绍智（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称之为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法西斯政权转化”，也被他人如旷新年批评为背叛无产阶级工人造就“资本法西斯独裁”[93][94][95][96]。2005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于人民大会堂演说时，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看法，但他认为“不管中国是什么样的权威社会，即使是法西斯主义，中国人仍然希望得到公正。他们一方面希望获取利益，另外一方面希望得到公正”。
作家王力雄也认为中国政府法西斯主义的“迹象早就存在了...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而这种法西斯主义源自那些掌权者们仍在增长的权力”，如只为权力服务的“警察国家”、及针对其他国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97][98][99]，中国能被描述成“法西斯”的特点如下：
- 一党制：从毛泽东死后“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这个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的盈利而变得极为富有。中国从一个贫穷的专制国家，变为一个富有的专制国家。而它的国企也跻身世界上最富有企业的行列。”
-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与法制：“尽管有了一点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依然受到严重妨碍。一些高级官员公然蔑视民主。法院则服从党的领导。”
- 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官方的口号变本加厉地鼓吹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神秘情结，流行在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间。”
以“中国现是法西斯国家”的标题为文，前南华早报记者杰士柏．贝克也评论江泽民与墨索里尼二人采用手段的显著相似性，认为中国“不是恐怖疯狂的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极类似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早期的思想”[100][101]。
于《世界法西斯》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的条目亦将让资本家入党此举总结为是‘准法西斯国家’（英语：quasi-fascist state）的巩固，而1979年后的后毛时代的政体往准法西斯国家转型，名义上的意识型态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质以‘发展主义─收复故土─民族统一主义’为内容（英语：developmental irrendentist nationalism）[102]。保加利亚首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哲列夫所著的《法西斯主义》一书中，认为共产主义下的独裁政权在衰弱过程中，会经历一段法西斯时期[103]，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作为例子[45]（参见赤纳粹）。
《自由中国》杂志编辑殷海光所译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书中，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民主专政”做出以下译评：[104]
为推销其自以为良好的“制度”或“主义”而实行独裁或极权....“制度”与“主义”未见实行，而独裁与极权之祸先临。....兹以共产党人为例。彼等倡言共产主义，若干人误以为真，起而盲从附和，及至被利用此盲从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统治，立即实行所谓“民主专政”，于是，亿万人众于“共产主义之利益”未见，而极权之苦味先尝。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的苏绍智（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说明一党专政体制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而是列宁的概念。列宁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等于领袖专政，而使专政集于一点成个人独裁。苏绍智区分“苏联马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并说明恩格斯更强调反对党内专制独裁。苏绍智说明列宁的概念如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等于领袖专政，而使专政集于一点成个人独裁，他引用列宁[105]：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终身出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一职，控制中国共产党掌握最高权力。毛泽东任内发动文化大革命，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在林彪和四人帮宣传的个人崇拜下，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和威望达到巅峰。
苏绍智进一步论证说明毛泽东的集权理论，并不如毛自己说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是“秦始皇+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法学家王桂五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于其人民内部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非实行个人的独裁统治。[106]毛泽东自己以为，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的。[107]
在中国大陆，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金仁主张“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毛泽东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等论点来论证毛泽东不是独裁者[108]。
2018年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此前还加强了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英国《经济学人》认为是中国从专制（autocracy）走向独裁（dictatorship）[109]，美国外交关系协会Jerome A. Cohen认为中国将进入一段长而严厉的独裁体制[110]，英国卫报则报导了反对此修正案者认为习近平成为终身独裁[111]。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辩称，修正案是国内的“共识”，它协调了党、政、军之间的关系，是在受到普遍拥戴下才决定的，并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光明的”、“认为中国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想法毫无根据”。沈春耀还认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期盼的”。[112]。
不过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不同意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单一事件视作回归独裁，他认为今次修宪“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杜克雷解释，“党总书记、军委主席的职务更为重要，但本身没有任期限制，今次取消任期限制的是国家主席，相当于一个仪式头衔”。但杜克雷不赞成中国把权力集中在个别人士身上。他认为，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只听从少数人的意见，可能会误判形势，增加了不稳定的风险。[113]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14]，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国国家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期超过十年的国家主席[115]。
1960年代到1980年代，非洲的军事独裁政权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莫布托、中非共和国的卜卡萨、利比里亚的塞缪尔·多伊及查尔斯·泰勒、查德的侯赛因·哈布雷、赤道几内亚的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等都以独裁手段压迫人民[116]；而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几内亚、马里、尼日和毛里塔尼亚亦历经军事独裁及政变[117]。学者Gurtov M认为，非洲失败的民主化归因于长期统治者不愿进行制度改变，使集权主义的文化及传统不当延续。[118]。至1989年为止，除了毛里求斯以外，非洲并没有出现过执政党被选举汹汰的政党轮替现象，学者孙哲认为是新成立的非洲政权希望以集权独裁统治的政治垄断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71]
2010年代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重启世人对北非及中东独裁国家民主化的期待[119][120]，学者巨克毅称之为第四波民主化[121]。然而许多革命结果是产生新的独裁政体，展示了民主化往稳定民主体制的诸多挑战[122][123]。
当代极权政府是较全面的独裁政体，有“单一且官方的意识型态”、“单一政党”、“政治警察”、“独占所有武力”等等特征，以推行官方所定的意识型态来支配了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56]:206
哲列夫以政治科学研究来区分法西斯极权政府与军事独裁的相异处，列出以下差异:[45]:182-183
一、法西斯实行一党制，并确保由单一政党垄断政治；军事独裁实行无党制，禁止并解散所有政党，认为军方才是唯一组织。
二、法西斯除了实行恐怖手段，还有中产阶级等广大民意背书，并在国家掌控下成立许多群众组织；军事独裁则完全以恐怖手段统治国家，而无任何社会或政治基础。
三、法西斯组成专业人士、女性、青年、体育、儿童等各种团体，让所有人口都尽纳管控之下；军事独裁禁止所有团体出现，在军方将领眼中，军队才是唯一有必要持续存在的组织。
四、法西斯充分运用意识形态，统一所有的知识分子；军事独裁则用恐怖手段镇压所有知识分子。法西斯混合暴力与宣传；军事独裁只有暴力行动。
五、法西斯透过掌控民间社会以建立极权国家；军事独裁所形成的政府有时并非完全符合独裁者期待。
哲列夫主张，以上因素使军事独裁相当不稳定，一当道德上站不住脚便会垮台；相较之下，法西斯较熟稔运用意识形态与宣传手段操纵社会。军事独裁因此常面临抉择，究竟要转为中产阶级民主，或是回归法西斯极权政府[45]:183。法西斯独裁政体的社会基础较广较深，能够避免政变发生；军方唯有当国家战败时才较有可能推翻法西斯政府[45]:184。
于1930与1940年代学者认为“法西斯政府”与“独裁政府”相等，然而，“每个法西斯政府都是极权政府，但不是每个极权政府都是法西斯政府”，如君主独裁与军事独裁都是独裁政府，但并非极权政府。“法西斯政府是独裁政府的极端样貌，也就是完全独裁政府，将其原则施行于公私生活之中”，而一般的独裁政府只将其基本教条落实在军公教等政府机器[45]:184。
比较19世纪前半的普鲁士君主立宪独裁体制和20世纪的德国法西斯极权体制，哲列夫展示了，法西斯政体在公私生活意识型态上的控制，远比君主独裁体制来得全面。普鲁士君主独裁企图将基督教义落实推及社会，但缺乏群众组织执行，只能依靠警察扮演压迫者，如哲学家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基督教的本质》，驳斥包含基督教以内的所有宗教，指“上帝不过是反映了人对人性的相像与对天堂的投射”直接挑战当时的官方主流意识型态，但当时德国政府唯一能做的惩罚是让柏林大学拒绝其担任哲学系系主任。这种君主独裁政府缺乏任何工具来打击或阻挡自由思想与异端言论。相较之下，类似“德国青年”的反国家哲学与文学组织在法西斯政体下是不被允许的，而国内最进步与民主的意见因此无法整合团结对抗政府，纳粹德国下的知识分子绝不可能撰写或出版挑战政府主流思想的文章，而就算有作家敢动笔，也没有出版社出版，因为出版商工会受国家掌控，其成员还可能向盖世太保告密，以避免书出版后被直接送到集中营囚禁。[45]:185-186
自由主义思想家海耶克认为，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实质差异，主张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没有“中间路线”的可能；[124]海耶克并预测福利国家将发展成极权社会主义政体[125]。 对海耶克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邪恶或不道德的意识型态，而是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时，会造就极权政体，无论有此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是否想要创建一个独裁政体 [126]。
以佛里德里西·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想法为基础之一，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物质文化分析，发展出一套极权政体理论，一开始说明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扩散，而后延伸将法西斯德国、共产苏联、新政下的美国诠译为取代历史上自由资产级阶的自由市场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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