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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注 1] ），为政治学术语，描述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全然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之国家政治制度。奉行该思想之国称为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1]
该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Totalstaat”一词。[2] 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北朝鲜之间的相似性。[3][4][5][6][7]
右翼运动组织经常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一名为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保守主义运动领袖，就曾宣告其目的为“为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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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反法西斯记者、政治家乔瓦尼·阿门多拉首次提出并阐述将极权主义之概念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政权。阿门多拉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独裁的体制。[9]后来这一术语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法西斯理论家乔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赋予正面的含义。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词指出能够“绝对代表民族并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国家之结构与目标。[10]他将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社会，在此之中，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或通过权力控制多数公民。[11]
本尼托·墨索里尼认为，该体制可以将所有精神与人性的产物政治化：“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9] 他宣称“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们必须永远谴责‘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准则——这就像‘为了艺术本身而艺术’。我们必须组织棋手的突击队，并立刻开始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走棋。”[12]
奥地利作家弗朗茨·波克诺，是最早在英文中使用“极权主义”一词的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1938年）一书中评论称，极权主义之概念能够将苏联与德国的独裁归为一类，而非使两者分开。[13]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其《日本内外》（Japan Inside Out）（1941年）一书中，用“极权主义”一词给日本在亚洲各国实施的统治归类，后者的统治手腕与奉行“个人比社会本身更加重要”之理念的民主世界相抵触。伊莎贝尔·帕特森在《机器之神》（1943年）一书中同样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苏联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关为经济竞争作出辩护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并发展了极权主义概念。在该书的前言里，哈耶克对西方盎格鲁价值观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作出了对比，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左’、‘右’之争是社会主义者各派系间必然会出现的冲突”。[14]而后他将德意志、意大利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系崛起之前的历史显示，只有极少数极权的特征我们并不熟悉”（第一章：抛弃之路）。[15]
1945年，在《苏联对西方世界之影响》（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系列讲座（后来于1946年被编撰成书）中，英国亲苏联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主张，“抛弃个人主义、投奔极权主义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无过错”，且苏联工业的发展与红军在击退德国的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者。卡尔认为，只有“盲目且无可救药者”才会忽视迈向极权的潮流。[16]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与《历史主义的贫穷》（1957年）两部书中，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针对极权主义表达了具有影响力的评价。他对比了自由民主制的“开放社会”与极权主义，称后者扎根于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着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17]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并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据阿伦特的说法，极权政体之广泛吸引力源于其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不解之谜带来了令人宽慰且单一的答案。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共产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诉诸自然或历史法则的说法正当化，继而将威权国家的结构正当化。[18]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许多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与思想阵营的学者都曾细致研究过极权主义。在这一课题中，最为著名的评论家有雷蒙·阿隆、劳伦斯·阿若恩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康奎斯特、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杰西、利奥波德·拉培兹、沃尔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兹、理查德·洛文塔尔、理查德·派普斯、列昂纳德·夏皮罗与亚当·乌拉姆等。这些人在描述极权主义时都有着些微不同。然而他们一致同意：极权主义寻求的是动员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容忍偏离国家目标的活动，同时对企业、工会、教堂或政党实施压制与国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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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威权政体”通常用以指代集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者、委员会、军事执政团或其它政治精英构成的小团体统治下的国家。然而，极权政体会尝试在实质上全面控制社会，包括经济、教育、艺术、科学、私人生活与公民道德。“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极权政府寻求完全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行为”。[9]
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并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耶鲁大学科学家胡安·林兹的著作之基础上，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分校的保罗·C·桑德拉研究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整理出了如下表格：[19][20]
桑德拉论述称，尽管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均属于独裁的形式，它们之间仍有如下的“关键性叉状分歧”：
- 与温和且一般来说不甚流行的威权主义不同，极权独裁者会通过有意识地操控先知形象，从而为其追随者们塑造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崇拜榜样与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假民主制度下的相互依赖状态。
- 伴生角色的概念亦将极权与威权区分开来。威权主义者将他们自身视作个体，通过控制权力来获得满足感，且时常维持现状。而极权式的自我认知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的。僭主（暴君）更像是引领与重塑宇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型存在，而非个人。
- 所以，威权主义者中为个人膨胀而利用权力的行为比在极权主义者中要更为显著。一旦失去意识形态的捆绑性吸引力，威权主义者只能通过灌输恐惧、向忠实的合作者给予奖励和生成窃盗统治这般的混合手法来维系其统治。[19]
因此，与极权体制相比，威权体制可能为私人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空间，缺少具有指引性的意识形态与动员全部公民追求国家目标的能力，容忍一些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多元性，并在相对可以预测的界限内运用权力。[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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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的社科与专业研究领域中，政治科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扩展术语“极权主义”的应用面以及将其重新描述成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政体之范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体制有着以下六个相互支撑与定义的特征：[23][24]
德国、意大利与苏联的极权政体都在一战后诞生，当时的混乱状态有利于极权运动夺权。同时，现代的先进武器与通讯方式使它们有效地建立了“极权独裁政体”（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这一说法由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创。[24]
主要研究纳粹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认为，以上两人演进的“极权类型学”（totalitarian typology）过度僵硬刻板，且未能考虑到极权主义核心之处的“革命动态”（revolutionary dynamic）状况，而这正是布拉赫的提出的重点。[25]
布拉赫主张，极权的本质在于要彻底控制并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威权领导层的价值、国家和社会之同一性的借口，正是这些令极权对政治的“封闭”理解与民主对政治的“开放”理解两者区分开来。[25]与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式的释义不同，布拉赫的观点在于：极权政体并不需要单一领袖。相反，它可以通过集体领导发挥作用。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的认可，后者称这看起来比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诠释更加贴近现实。[26]
美国作家艾力·贺佛尔在其著作《狂热份子》中作出了如下论述：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这类的群众运动有相同的特征：它们都会将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价值观描述成是颓废的，认为其民众太过软弱、太注重享乐、太过自私，而根本不能为更远大高尚的目标而牺牲，这恰恰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与生理上的双重腐朽。贺佛尔继而称，此类运动为遭到挫败的人们带来了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使他们作为个人存在而缺乏成就感时，能够找到避难所。接着，这些个人被同化为紧密集合体，“脱离现实而在萤幕上证明事实”的模式由此形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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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科学家曾批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称苏联体制无论是作为政治抑或社会实体，应该就其利益集团、精英竞争甚至是社会阶级（比如将职官名录制度这一概念作为新阶级的工具）再深入了解。[28]这些批评家的存在，足以证明各部门与地区当局中的极权政体至少在政策实施上得到了大众支持与广泛的权力分布。对于多元主义论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政权去适应接纳新需求之能力的证明。而极权模式拥护者认为，除了适应能力不佳外，此种体制未能幸存后的失败也只是证明了其本应发生的群众参与拘泥于形式。[17]
纳粹时期，诸如马丁·布若扎特、汉斯·莫姆森与伊恩·克肖这样，倾向于以功能主义诠释第三帝国的史学家，通常对极权主义持敌对或者冷淡态度。他们认为纳粹政权组织混乱，不能被归类于极权主义。[29][30][31]
在苏联历史研究的领域，极权主义遭到了以美国左翼史学家为主的修正主义学派批评，这些学者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杰瑞·F·霍夫、威廉·麦卡格、罗伯特·W·瑟斯顿与约翰·阿奇·盖蒂。[32]虽然这些修正主义者个人的诠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声称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软弱特征。其能够制造的恐怖程度被过分夸大，且即便这种被夸大的恐怖成为事实，也只能证明苏联的弱点而非优点。[32]
前文所提及的学者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是：自从苏联的政治恐怖被扩大但社会流动性增加，使之远离恐怖统治的状态，大多数苏联国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选择支持斯大林的肃反运动。[33]
沃尔特·拉克在1987年的作品中评论道，苏联历史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者存在过错，因为他们将“流行”与“道德”混淆，并对“将苏联归类于极权政体”这一理论进行了非常尴尬且不具说服力的论述。[34]拉克认为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史方面的论据与史学家、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对德国史的观点高度相似。[34]他亦主张，“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样的概念并不是用以诠释苏联史的合适工具（尽管极权主义概念也不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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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国家非政治的文化与艺术主题也时常列入极权主义范畴。比如英国作家、内科医生、政治评论家西奥多·达尔林普尔曾在纽约《城市杂志》上刊文称，粗野主义的建筑物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庞大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具有毁灭温和且更人性化的地方（如庭园）之倾向。[38]
在《一九八四》中，作家乔治·奥威尔将真理部描述成“由白色混凝土构成、数不胜数的阶梯环绕着的三百米高巨大金字塔形建筑”；《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本·麦金泰尔则称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描述，极权的建筑模式将很快流行于共产主义集团”。[39]
另一个建筑中的极权主义范例是圆形监狱——英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晚期设计的一种建筑物。其设计概念在于，允许一名警卫看守监狱内的所有囚犯，但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结构，囚犯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在被监视当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援引了圆形监狱的理论，认为这象征着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及其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标准化倾向。[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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