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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工作者、学者、评论家(1909-196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储安平(1909年11月5日—1966年9月失踪),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学者、知识分子。出身望族,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曾因被控泄漏了军事机密而导致杂志被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响应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一文。毛泽东对此不满发文反驳,并迅速发起了反右运动。储安平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储安平遭受迫害而失踪,后被宣布死亡。1978年后,55万右派被平反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出身于宜兴望族。宜兴储氏为唐代诗人储光羲之后,自南宋以来,科名长盛不衰。储安平十二世祖储昌祚、九世祖储方庆、八世祖储大文皆为进士[1]。储安平出生后六天即丧母[2],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是同学,曾官南通知县。1916年,储进入伯父在当地办的武庙小学。1923年,去南京进入私立正谊中学,5月,祖母去世,这对储的影响很大。1924年夏,转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从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离校的师生创办了光华大学,储也在这时转入光华附中。储进入光华也和他受左翼思潮影响密不可分。1928年9月,储安平升入光华大学文科政法系,爱好文学创作,是为“新月派”后起之秀,与徐志摩等人均有往来,徐也是这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大学期间储在郭子雄离职后担任《光华周刊》的主任,这也为之后在传媒的工作打下基础。这时正值光华大学的黄金时期,胡适、徐志摩、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田汉、邵洵美皆在光华任课,储也因此与之相识。同学中储也认识了几位挚友,如赵家璧,穆时英和钱公侠。1929年储与穆时英组织“光华文学会”,同时也被选为学校剧团的主席,不过因为田汉的辞职,自己亦辞去了这个职务。1930年,光华发生学潮,也是在这年储与端木露西相识,也因学潮之故,储对校方的态度不满因而于隔年2月离开光华北上至燕京大学旁听。3月收到端木露西来信后归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担任光华抗日救国会的常务。9月23日国民党上海党部召开“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储被选为委员,并于25日赴南京与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蒋介石见面。在请愿的会场,储安平因不满蒋对出兵的含混回答挺身而出,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出兵东北。这之后储未再参加第三次的请愿活动。11月23日,他与一起进京的同学李椿森组成了“随军记者团”,虽然并无进行记者活动,但他未放弃做随军记者的想法。12月6日,储参加“青年援马团”北上,在苏州遇到同在宣传抗战的端木露西,但他并未停留,1932年1月3日,到达北平。不久淞沪抗战爆发,储安平旋即回沪。光华亦因战争导致校舍被毁宣告停课,6月,储在张东荪主办的《再生》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大加挞伐国民党,表达心中不满。7月16日,储安平顺利毕业。[3]
毕业后储回到宜兴庚桑洞调养。1932年8月,吴稚晖和李书华来到宜兴,吴稚晖和储安平的伯父储南强是江阴南菁书院的同学,关系要好。因为这层关系储安平结识了吴稚晖,吴读罢储安平写的散文后称赞有加,对其十分欣赏。1933年,春节过后他身体好转就打算到南京闲居,这段期间他笔耕不辍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4]
1933年7月,进入南京《中央日报》,接手副刊《中央公园》的编辑工作,同时在国立戏剧学校兼课。1934年5月10日,储安平编辑的《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创刊。6月与端木露西结婚[5]。1935年,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时代》出版。《中央日报》时代的储安平最大的变化是放弃散文而改写文学评论,在光华时代,储在文学创作上有一个从散文到小说的转变,而随着他对文坛和文人的评价越来越低,逐渐转向了一位评论家。1936年6月,出国留学,随船队至德国,正遇柏林奥运开幕,便留德参观。8月19日,至伦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遇到光华校友夏鼐,陈凤书等人。[6]。9月20日,前往爱丁堡大学开启了真正的留学之旅。[7]1937年1月10日,回到伦敦自学,3月,端木露西也赴英和储团聚。在英期间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8][9]
抗战爆发,1938年1月,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取道德国回国,到达香港,后到武汉。6月,和《中央日报》取得联系便从武汉来到长沙。8月,随《中央日报》迁往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和《新评论》撰述、编辑,同时也在政治大学任课。1939年夏秋之际,端木露西和程沧波传出桃色绯闻,这时他还没有选择离婚,而是原谅了端木露西。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11月,至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等课程。日军侵占桂林后返重庆。1943年,在师范学院附近开办袖珍书店出版文库本小书。也是在这年他与端木露西离婚,结束了这段近十年的婚姻。后在桂林担任《力报》主笔。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师范学院也受到战事影响,储安平也随学校逃难至溆浦。1945年,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发表社论。5月回到重庆并辞去了师范的教职,11月,与力报的主事者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5]。《客观》杂志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有很好的反响,但因为和副刊编辑聂绀弩笔战,发现自己志向不在此,萌生了出走的念头。
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1月6日,在重庆筹办新刊,定名为《观察》,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8月,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兼课,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9月1日,《观察》半月刊创刊,这本杂志的宗旨是“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对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做毫无偏袒的评论”,基本立场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10]。储安平对国民党有批评,比如称其“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11][12],也对共产党有批评,比如称“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13],还对美国也有批评[14],他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对两党,还有自己所属的自由思想分子,都提出批评,其结论是,“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在《观察》上‘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讨论‘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和主张。
1947年2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清查孔宋产业,并发表名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轰动一时,储安平也向傅斯年约稿,很快便在《观察》上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储安平非常感谢傅斯年的文章,对其盛赞不已,而且期待中国政治界能出现更多的傅斯年一改中国的政治文化。这年学潮汹涌,储安平也在《观察》上连续发表文章支持学潮。7月,国民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11月,“民盟”也被归为反动团体解散,这些事件也让储安平的思想有所转向。
1948年10月,《观察》发表张申府和杨人楩两篇反对内战的文章,这时正值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而这两篇文章呼吁停战,这也引起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不快。11月27日,《观察》刊出的张今铎所撰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幻》,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徐蚌会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蒋中正说:“我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人家在杂志上泄露了,还打什么仗?”,下令追捕该文的特约记者。[15][16][17]1948年12月25日,查封《观察》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王造时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是当时中国一面民主运动的旗帜。查封《观察》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储安平在查封之前就已逃往北平,12月30日,北平的警察闯入《大公报》社等待抓捕储安平,这时储安平于楼邦彦、王铁崖等好友家暂避,未被逮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提出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北平有多位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表示支持,储安平也联署通电表示拥护。4月22日,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考察中共控制地区的情况。归来后被安排住进了远东饭店,正式成为内定的政协代表。1949年11月1日,《观察》正式复刊,但封面上的Independent,Nonparty字样不见了。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下半年由潘光旦和费孝通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9月,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5月到达乌鲁木齐,开启了为期两年的新疆之行。1956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回到北京工作,他在赴任之前借用主编的身份说服许德珩,接过了《九三社讯》的主编,在他手中这本杂志也变成了九三学社鸣放和整风的阵地。19日,《光明日报》的中共党组正式撤出,这也标志着其成为一份真正的民主党派的报纸。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18]。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19]。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20][21]
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19][22]。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指《光明日报》是资产阶级的,将之定性。“党天下”的言论逐渐发酵,香港和海外不断传来声援的言论,并指储安平是“反共知识分子”。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23]。
然而对储安平的批判并未因此而结束。11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取消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23]。
在这之后,储安平没有了任何的工作和职务,九三学社为了贯彻“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的处分,联系商务印书馆,让他做一些不署名的校译工作。家庭亦受到牵连,长子储望英是韩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官,被强制转业复员回到在上海的母亲端木露西身边做小学老师。1959年秋,与易吟先离婚。这年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储安平受邀写作自己的早年经历。1960年,九三学社将储安平发配到北京西南郊模式口的全国政协劳动基地下放改造一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的对象。8月31日,几乎每天都遭受批斗的储安平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在九三学社关押了几天后,被赶回了家[24]。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
隐居说:有一位谢泳的无锡读者曾给他来信,说他在年轻时在南京汤山见过一位老者,与他谈起宜兴的名人旧事,讲到储安平时那位老者神色怪异,据此推断储安平可能到江苏一带隐居。[19]
出国说:章诒和曾提到,八十年代吴祖光出国时,遇到一个老作家跟他讲自己在美国街头曾遇过一人酷似储安平,便高呼他的名字,那个人惊恐万分,飞奔逃走。
自杀说: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中提到,储安平在失踪前给李如苍留一张纸条,上面写“如苍兄,我走了。储”。李如苍家住什刹海银锭桥离储安平棉花胡同的家只有两公里,储安平很喜欢什刹海的景色,常常到李如苍家做客。所以有可能他从九三学社出来后又萌生自杀的念头,选择什刹海自尽。
虐杀说:曾经有邻居听见储安平被殴打的声音,也有友人见过红卫兵抄家后血迹斑斑、人去楼空的惨状。所以有可能在被打死后秘密火化。[25][26]。
“ | 我们历观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历史,深感过去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党争的兴趣太浓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党的利益为首要,对于真正有关民生的建国大业,大都缺乏兴趣,缺乏热忱。政治上这种人一多,国家即易陷入乱境,而不易纳于治途。因为政治不清明,社会无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却希望这个国家稳定,是诚难乎其难。所以就今后中国治乱而论,应当鼓励一切对于党争兴趣淡薄的人,出而参政,尽量减少磨擦的空气,多从事改善民生的工作。 | ” |
——储安平《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19页[27] |
“ | 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间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在许多地方,常常使人觉得,中国共产党较之苏联似尤“苏联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恐怕比苏联的报纸更象一个苏联的报纸。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国家”》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3页 |
“ | 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
“ | 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5页 |
“ |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共产党民主”与“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固为截然两事,两者之间实有极大的距离。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6页 |
“ |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8页 |
“ |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1页 |
“ |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2页 |
“ |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4页 |
“ | 共产党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 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35页[28] |
“ | 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 | ” |
——储安平《国大评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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