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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人物、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与军事人物。他在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前曾是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1949年1月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并解放北平城，并于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部长，任期长达23年。晚年，傅作义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傅高义。| 傅作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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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 |
| 任期 1965年1月5日—1974年4月19日 | |
| 主席 | 周恩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任水利电力部部长 | |
| 任期 1958年2月11日—1972年10月17日 | |
| 继任 | 张文碧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 |
| 任期 1949年10月19日—1958年2月11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 继任 | 改组为水利电力部 |
 第11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6年10月15日—1948年12月24日 | |
| 前任 | 冯钦哉 |
| 继任 | 末任 |
| 第3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1年8月19日—1946年10月15日 | |
| 前任 | 李培基 |
| 继任 | 董其武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95年6月27日 大清山西省蒲州府荣河县 |
| 逝世 | 1974年4月19日（78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卫生部北京医院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 配偶 | 刘芸生 |
| 亲属 | 傅冬、傅恒 |
| 获奖 |  一等云麾勋章（1936年）[2]  青天白日勋章（1939年） 国光勋章（1946年） 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西北军 |
| 军衔 |  二级上将 |
| 部队 | 国军35军 |
| 参战 |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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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1910年（宣统二年），进入太原陆军小学学习。1911年太原响应辛亥革命爆发起义之际，傅作义加入学生军参加革命[3]。
1912年（民国元年），傅作义转入北京清河镇的第一陆军中学学习。1915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傅作义的学习成绩列校内第1名。1918年毕业，回到山西。此后他加入阎锡山领导的晋军。1926年，升任第四旅旅长。1927年，升任第四师师长[3]。一年之内因为战功，从中校升至中将，在当时晋军中传为美谈。
1927年6月，阎锡山转投国民政府方面。同年10月，傅作义率第4师进攻涿州，击退奉军。不久，奉军的2个师加2个旅的大部队企图夺回涿州，傅作义指挥部队，在没有任何后援的状况下，坚守近100天。掩护其他作战失败的友军安全退回山西。1928年1月，傅作义见部队抵抗能力已达到极限，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调停下，暂时投降奉军。张作霖曾表明欲给傅一个方面军的指挥权，傅作义拒绝。张作霖大怒欲枪毙之，张学良代为求情，并关押傅作义在自宅内。之后密令傅的保定同窗鲍文樾将其释放。傅作义回到山西后，被阎锡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3]。若傅作义当时同意指挥奉军一个派系，可能将是接替起义失败的郭松龄指挥东北讲武堂系，则往后张学良将不存在与日本陆军士校留学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
1930年8月14日发生济南战斗，地点则是在中国鲁西一带，是国民革命军内部所发生的内战战斗之一，也是中原大战的主要战役。济南战斗的交战双方，一方为蒋介石辖下的国军中央军陈诚部，另一方为傅作义所指挥的晋军。晋军先前分为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四个系统，至中原大战期间统一归傅作义指挥。在济南黄河沿岸大雾中晋军各部队失去有效联系，败给装备较佳的陈诚部。这是军阀内战时代傅作义少数的败绩。
1930年5月，阎锡山发动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傅作义担任第四路军指挥官。阎锡山败北之后，张学良接收傅作义等部。1931年5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此后傅作义在绥远省发挥内政手腕，在治安维持、农村基层组织改革、金融整理、城乡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取得好成绩[3][4]。当时他赞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所以在绥远省推行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5]。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和徐永昌、宋哲元联名发表抗日声明。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同年2月，傅作义出任第七军团总指挥。同年4月末，傅作义亲自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从张家口急赴昌平。5月23日，傅作义开始同日军第8师团交战，双方伤亡都较为惨重。6月末，傅作义率部返回绥远省[3]。
1935年4月，傅作义获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6年11月，李守信率领的蒙古军与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共同进攻绥远省，遭到傅作义击退。11月24日，傅作义在百灵庙击败大汉义军，12月4日完全收复百灵庙，史称百灵庙大捷[6]。这就是著名的绥远抗战[3]。
1937年3月9日，行政院决议，嘉奖绥远抗战将领，阎锡山、傅作义叙一等宝鼎勋章，骑兵司令赵承绶二等宝鼎勋章[7]:5381。5月12日，傅作义至百灵庙视察，5月14日至钖拉穆㮙召（大庙）视察[7]:5424。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历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先后参加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建军经验，成立第二战区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政治指导室，派周北峰任委员兼秘书，军内各级分别设政治工作机构，不少负责人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担任[3][4]。傅作义在部队中设立奋斗室，军官家属组成眷属团，军人子弟上奋斗小学、奋斗中学。中国共产党开展减租减息，傅作义也开展整理土地，将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后，限制地租，另外又将领主、地商开垦土地未交地价者收归国有，永远租给佃农[8]。傅作义还制定《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又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十项纪律》。阎锡山讥称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三十五军已成为七路半了”[3][4]。这种情况引起蒋介石的警觉，蒋介石特派中统特务来傅作义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并且驱逐中国共产党党员[8]。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自此摆脱阎锡山控制，回到绥远。他先后参加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等。由于战绩良好，1939年傅作义获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3][4]。
绥西战役结束后，进入军事僵持状态，傅作义部面临极大的经济困难。当时所部10万军政人员的军需用度急需解决，而整个八百里河套灌区，当时只有16. 7万人口，水利工程因为战争被严重破坏，耕地荒芜总面积达3,800顷。傅作义提出口号“治水与治军并重”到1945年抗战胜利，河套地区的总人口增长到近30万人，新增36,000顷水浇地，稻谷、小麦、糜子三大粮食作物产量2.3亿斤，人均760斤口粮。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傅作义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负责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的日军受降事宜[3][4]。
日军投降后，大片日本占领区等待接收，当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对受降权争夺激烈。蒋介石命令各地国军迅速抢占地盘，恰好符合傅作义作为中国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利益。时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率6万余人迅速进军包头、归绥。在此之前，中共方面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已率军包围包头、归绥，准备进城接收。傅作义部队突然抵达，强占了这两座城市。傅作义部还远程出击，企图攻占解放区第二大城市张家口。八路军贺龙部会攻包头、归绥，企图从傅作义部手中夺回两城，但战斗多日后，由于缺乏弹药棉衣，被迫撤出战斗[8]。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傅作义、徐堪给一等景星勋章；董其武、何文鼎、楚溪春、马占山各给予青天白日勋章；李汉魂、宋希濂、陶希圣、陈行、叶恭绰等党、政、军、文化、学术界967人给予胜利勋章[7]:7943。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傅作义奉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华北展开激战，取得大同集宁战役的胜利，并攻占张家口等重镇，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该时期处于劣势[3][4]。
1946年内战爆发后，贺龙的晋绥军区、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会攻大同，并提出 “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驻守大同的阎锡山部即将溃败，蒋介石随即决定将大同转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此后，傅作义一方面派周北峰赴解放区进行假和谈，一方面派部队奇袭集宁，以支援大同方向的战斗。经过激战，傅作义部攻克集宁，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部队不得不从大同撤围[8]。此战失败后，中共军委撤销了晋绥野战军番号，其司令员贺龙被调往后方从事后勤工作，此后再未被授予指挥作战权力。
1946年9月，傅作义在他手下的《奋斗日报》上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公开“谴责中共发起内战”。1946年9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以《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 人民希望在和平中生活违反民意是绝难获成功》为题，全文转载了该电：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
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分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会于十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争乃日益扩大。
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然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惧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图画。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部分人的私利，那不就是我杀死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逞兵倡乱、祸国殃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该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现在确已过了一个阶段，经过一年来的血的教训，你们应该有所警悟，重新检讨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们的路线。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在决定一政策时，无论如何，应该问问人民，看他们最痛恶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人民所最痛恶的是交通破坏，战事无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虽然你们一再宣传民主，但人民不要战乱，你们却偏偏制造战乱；人民害怕贫穷，你们偏以制造贫穷，作为扩大战乱的资本；所谓民主云乎，你们又一再毁谤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劳绩的、有威信的，绝不是任何毁谤所能动摇。
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点，需要改革，但人民厌恶你们制造战乱，厌恶你们破坏交通，厌恶你们翻身算账。较之要求政府进行若干改革，其轻重缓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只是好与不好的比较，而前者却是人民眼前能活不能活的难关。人民今日最起码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绝不奢望在你们的战乱中再翻几个拼死的筋斗。政府若干缺点所影响于人民生活的，较之你们破坏交通、穷兵黩武，所加给人民的苦患与死亡，简直是一与二万倍之比，这还不现实吗？还不明白吗？人民如何同情你们？
我们不妨再作一个假设：你们如果有力量一举而推翻现政府，建立起你们新政权，不论人民是否同意你们的政策，总还可以获得一个安定。但是你们今天所赖以倡乱的武力，又不足以实现这个野心。据你们自己宣传，估计至少还得十年，目前你们只希望造成一个武力割据的形势，来继续斗争，这就是说你们准备继续十年的斗争、十年的战乱。斗争战乱中，现有的各阶层人民，非死于炮火，即死于饥饿，要他们完全毁灭，试问人民如何能同情你们？十年的斗争之后，大地已无噍类，又怎样能实现你们的目的，因而你们十年战乱的计划，也就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
即以最近的事实为例，本战区国军是你们认为人数最少、武器最恶、战力最弱的部队，然你们竟一败于绥包、再败于大同、三败于集宁会战，试问如何与其他精锐的国军为敌？你们或者还准备万一割据不成，可以钻山打游击，但内乱和抗日是完全不同的。抗日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所以你们可以假抗日之名，骗取人民的掩护，内乱是人民一致厌恶的，倡乱的你们又如何在人民之中立足？
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宪政常规中，共产是有前途的，但武力倡乱分裂割据，则必遭毁灭。请仔细想想，当去年胜利之初，你们提出民主，同情你们的人有多少？经过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所谓民主和平只有你们的宣传，而倡乱割据才是你们真实的行动，到今天国内外同情你们的人，又有几个？对于你们的政策，这不是很显然的测验。做一个自命为革命领导者，应该懂得所谓革命形势是客观实在的，并不是主观强求的，否则削足适履，以人民之所恶加之于人民，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热诚希望你们接受血的教训，立刻改变政策，放弃武力万能的观念速参加政府，结束内乱，让全国人民开足马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个人始终未曾以共产党为敌，更没有准备和共军作战，我毋宁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你们曾经坚决主张抗日，你们有坚决奋斗的精神，我都钦佩，只有今天的战乱政策，是万分错误。为国家为人民设想，我请先生立刻放弃这个政策，促成宪政，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来和衷共济，一致努力。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的服从你。
这样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是全国人民要求的，是美苏两国共同希望的，也是世界各国一致同情的，我们既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合作，更与苏联永保亲密的邦交，美苏关系，世界和平，均可因而获得坚固的保障。先生一转念间，不仅中国可以致和平，人类亦将同蒙其惠，是成是败，为祸为福，现在正是你们选择的最佳机会。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此电。朱德总司令指示西北解放军向连级以上干部宣读此电，当作反面教材。傅作义并不知道，为自己起草此电的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新闻处少将副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其实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阎又文被委派为傅作义起草该公开电后，曾请示中共组织，周恩来指示他：“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部队狂妄自大。”阎又文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这一公开电[8]。
1946年10月，傅作义声东击西，巧妙迫使华北野战军弃守张家口。傅作义部开入张家口的次日，蒋介石便在南京宣布召开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制宪国民大会。傅作义赶到南京，受到国大代表热烈欢迎，将傅作义视为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中兴功臣，并因此获颁发国光勋章以示嘉奖[8]。
1947年1月，傅作义转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其部下董其武继任绥远省政府主席）[3][4]。3月1日，第二战区、第十一战区、第十二战区撤销，成立太原、保定、张垣绥靖公署，阎锡山、孙仲连、傅作义任主任[7]:8299。7月19日，国民政府派傅作义为察哈尔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7]:8385-8386。1947年，他在原籍山西省荣河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12月，蒋介石统一华北军事机构，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五省军队悉数归其指挥[9]:52。傅作义在张家口就任[7]:8466。他以北平、天津、保定三城为犄角防守阵势，组成津浦、平汉、平绥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机动防御，同时以地方武装固守据点[7]:8466。12月10日，傅作义自张家口到北平[7]:8467。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即将自张家口移至丰台[7]:8467。12月22日，楚溪春到张垣会晤傅作义，当日又返沈阳[7]:8473。
1948年1月11日，蒋偕刘斐、范汉杰、俞济时等人由沈阳同机飞返南京；傅作义飞返北平[7]:8488。新编三十二师在傅作义指挥下，于涞水战役中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战况没有起色。4月14日，河北国军攻占河间[7]:8571。4月15日，河北国军攻占任丘[7]:8572。4月17日，河北国军再占易县；察哈尔国军攻占龙关[7]:8574。4月19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飞抵山西太原，晤见阎锡山，会商华北军事[7]:8576。6月26日，冀东国军进占石门[7]:8626。7月4日，察南国军再占延庆[7]:8634；冀东国军进占遵化[7]:8635。7月5日，傅作义在河北省参议会讲演，称要贯彻总动员，爱民保政，实施精神动员，造成军政民整体作风[7]:8635。7月6日，傅作义为北平惨案发表明，称对东北流亡学生生活寄以同情，希望事态勿再扩大，防止暴乱行动[7]:8636。9月5日，华北野战军进攻傅作义的基地绥远，迫使傅作义从北平、张家口分出10个师兵力救援绥远。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傅作义随即面临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11月2日，沈阳易手。1948年11月4日，傅作义飞往南京，同蒋及国府军事高层讨论华北战局，此为平津战役前国方对战局部署的重要会议。4日晚蒋介石、傅作义、何应钦、徐永昌、张治中、林蔚、刘斐、邓文仪召开第一次会议，蒋“以为共党已得东北，苏联直接支持下，林彪、罗荣桓军必先直驱热河，继而察、绥，即控制内蒙以安定外蒙，然后再对平津”[10]。5日会议，傅顺着蒋的思路谈“王道不偏安”，蒋“告以今兹之事实与戡乱之意志，则华北必须固守。当授以交理华北全权，一切由其决定也，并面予鼓励为慰问之”[11]。11月6日蒋“召见顾祝同总长、何应钦部长商议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总司令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也。乃即召见傅作义总司令，告以华北绝不能放弃，故并以全权交付之，决勿使其有所顾虑耳。”[12]11月，蒋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军政措施[9]:56。11月6日下午傅作义返平。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与何基沣在贾汪起义投共，华东战局骤然恶化，原定增援平津的第五十四军不得不南调船运蚌埠，蒋固守平津的方案遭到影响。11月8日当天蒋给傅作义的手令中仍然持坚决固守平津的态度不变：“中必于最短期内设法增强华北兵力。”随后淮海战局日益恶化，东野并未如蒋预料的先攻内蒙而直扑平津，蒋才真正打起了让华北部队撤退的企划。在1948年底至1949年1月的平津战役中，傅作义的部队接连遭受失败。1948年12月下旬，先后丧失新保安、张家口[3][4][8]。其中新保安突围战役中，不但丧失了嫡系35军的两个师，连同暂三军安春山来援的五万精锐也一并损失。致使傅的嫡系部队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上损失惨重，所以不但失去和共产党谈判的筹码，连在北平城内25万国民党守军的组成内，势力也不如蒋的嫡系李文、石觉两位指挥官。
1948年末，中国共产党、傅作义及社会各方面都开展了和平工作[13]:8758。12月23日，解放军占领张家口及察哈尔省全境[7]:8758-8759。12月26日，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等从蓟县八里庄返回北平[7]:8761。12月30日，傅作义由北平抵达南京，向蒋报告华北军事情况[7]:8763。
傅作义在北平和绥远失守前后，一直游走于国共双方之间，两面示好，为今后自身的发展留下较大回旋空间。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电覆平津前线林彪，指示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工作要点，通过中共北平市委告诉傅作义：
- 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 将傅列为战犯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要有坚持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内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
- 傅可派一有地位代表及张东荪出城密谈[7]:8766。
1月8日，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举行会谈。傅方提出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而采用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次日，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并附记：傅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7]:8772。
1月15日，天津陷入解放军之手[9]:57。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方面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决定北平和平解放。是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布引退。同日，徐永昌奉蒋中正之命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后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中正意旨，傅作义答复很不明确，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经和中共达成和平协议。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当日傍晚，傅作义通过中央社发布文告，抢在中共之前公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部分条款，但仅公布了全部协议正文加附件22条中的13条，回避了战败问题，以造成北平和平以傅作义为主的舆论，以求在今后与中共的合作中谈条件[5]。
1月23日，傅作义投降于中国共产党，扬言“北平局部和平”，中国共产党遂入据北平故宫[9]:58。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3][4][8]。
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5]。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分享权力的政权。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5][14]。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5]。1月31日，不愿与中共合作的北平国军将领李文、石觉等人离开北平，到达青岛[15]。
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邵力子发现傅作义“甚苦闷”，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中华民国政府节制。傅作义企图在3月26日从北平西苑机场乘飞机赴绥远，不料当天恰逢中共中央机关自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且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傅作义飞赴绥远的计划遂告吹。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靠拢中共[5]傅长女傅冬是当时地下党在家，不停向傅作降共游说，让傅最后投降，间接导致在平津30万国军放弃抵抗，悉数成为战俘。
此后，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拉拢绥远方面。绥远一直处于政治上在国共之间不明朗的状态。7月14日，傅作义在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中正、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易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到机场迎接。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策反傅作义，但傅作义因为美国援助无望而不愿在美苏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贸然投向蒋中正。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最后一日，傅作义再度会见徐永昌，对徐痛哭，且为自己预留后路，向徐永昌递交了一份上蒋中正的呈文，在呈文以及和徐永昌的系列谈话中，傅作义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的爆发不会远，建议轰炸电厂，认为中共不可能成功，还准备利用合作农场，将自己手下的干部放入农村，以寓兵于农，保存实力，待中共遇到困难时再打出去[5]。同日，徐永昌带上张庆恩等大小特务于下午二时飞离绥远。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16]:537，“绥远和平解放”。同日，马鸿宾得到傅作义鼓励，自绥远飞回银川，即电令其子马惇靖率领国军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地区与解放军签定和平解放协定[7]:9012
9月27日，北平更名为北京。
12月9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绥远的傅作义部的国军第九兵团（孙兰峰任司令）等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任军长（后来王建业代理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第37军（张世珍任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归华北军区建制，由绥远军区指挥。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开始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毛泽东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参战，认为这能使这批部队受新锻炼、新考验，进一步实现其解放军化，也对绥远地方实现解放区化更有利。这一建议获得中共中央、毛泽东采纳。1950年12月12日，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第36军、第37军与骑兵第4师等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任兵团政治委员），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9月3日开赴朝鲜，进行了修建机场的工作，同年11月底归国。1952年2月，第36军、第37军番号撤销，第23兵团直辖第107师、第109师。195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裴周玉任政治委员），归华北军区（后改为北京军区）建制，1985年6月撤销。[17][18]
1949年9月22日，傅作义从绥远回到北平。9月23日，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大会发言，声称已坚决拒绝蒋中正的“亲切的”电报。[5]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傅作义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3]据中共方面当时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从绥远回到北平后随即向薄一波建议：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一波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这就把傅作义留在了北平。[5]
1950年韩战爆发，中国参战后将联合国军逼退到三八线附近，并一度占领汉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回忆称当年傅作义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你留着用吧。”[5][19]:2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后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5年1月5日，傅作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水利部长一职，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担任至1972年因病辞任。[3]在水利部长任上，他每年拿出1/4以上时间出北京视察各地，走遍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的水利工地。外出视察时，他总是轻车简从，有时还自带行李。[8]
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共同商谈台湾问题，并合影留念。[20]据台湾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披露，1963年8月9日蒋中正日记记载：“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9月、10月、11月，蒋介石日记均曾提到傅作义之事，但后来此事无疾而终[21][22]。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傅作义便被周恩来列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点名保护起来。1974年初，傅作义因患癌症住院。当时周恩来也已住院动手术，但得知傅作义病危，便坚持到北京医院探望，周恩来握住躺在病床上的傅作义的手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1974年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座谈会，住院的傅作义无法出席，特别委托董其武代其宣读书面发言：“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出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是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8]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寿78岁[3]。
在军队带兵时，傅作义总是十分俭朴，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的棉布军服，腰扎细皮带，所以人称布衣将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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