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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第2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898–197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3]，乳名大鸞，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期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 此條目應避免有陳列雜項、瑣碎資料的部分。 (2023年7月26日) |
| 周恩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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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官方標準肖像 | |||||||||||||||||||||||||||||||||||||||||||||||||||||
.svg){kind=small} 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
| 任期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76年1月8日 | |||||||||||||||||||||||||||||||||||||||||||||||||||||
| 副總理 | |||||||||||||||||||||||||||||||||||||||||||||||||||||
| 秘書長 | 習仲勛 → 周榮鑫 | ||||||||||||||||||||||||||||||||||||||||||||||||||||
| 繼任 | 華國鋒（代理）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排名第二 → 第一）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至十一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2日 1973年8月30日－1976年1月8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 前任 | 林彪 | ||||||||||||||||||||||||||||||||||||||||||||||||||||
| 繼任 | 華國鋒 | ||||||||||||||||||||||||||||||||||||||||||||||||||||
 第2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 | |||||||||||||||||||||||||||||||||||||||||||||||||||||
|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1月8日 | |||||||||||||||||||||||||||||||||||||||||||||||||||||
| 秘書長 | 李維漢 → 徐冰 → 平傑三 | ||||||||||||||||||||||||||||||||||||||||||||||||||||
| 名譽主席 | 毛澤東 | ||||||||||||||||||||||||||||||||||||||||||||||||||||
| 前任 | 毛澤東 | ||||||||||||||||||||||||||||||||||||||||||||||||||||
| 繼任 | 鄧小平（1978年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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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 字 | 翔宇 | ||||||||||||||||||||||||||||||||||||||||||||||||||||
| 別名 | 大鸞（乳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 | ||||||||||||||||||||||||||||||||||||||||||||||||||||
| 出生 | 1898年3月5日（光緒二十四年農曆二月十三日） 大清江蘇省淮安府 | ||||||||||||||||||||||||||||||||||||||||||||||||||||
| 逝世 | 1976年1月8日（77歲）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 | ||||||||||||||||||||||||||||||||||||||||||||||||||||
| 死因 | 膀胱癌 | ||||||||||||||||||||||||||||||||||||||||||||||||||||
| 民族 | 漢族 | ||||||||||||||||||||||||||||||||||||||||||||||||||||
| 國籍 | 大清（1898－1912） 中華民國（1912年－1925年） 中華民國（1925年－1931年；1937年－1949年）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93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76年） |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 其他政黨 | 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1923年）[1] 中國國民黨（1923年－1927年）[2] | ||||||||||||||||||||||||||||||||||||||||||||||||||||
| 配偶 | 鄧穎超 （1925年結婚—1976年結束） | ||||||||||||||||||||||||||||||||||||||||||||||||||||
| 兒女 | 無親生子女 嗣子（堂侄兒）：周保章（1933-） 嗣女（堂侄女）：周保莊（1935-） 義子（表侄兒）：王戍（1922－？） 義子：李鵬（1928－2019） 養女：孫維世（1921－1968） 養子：常懷（彎威·帕他諾泰）（1944-） 養女：常媛（西林·帕他諾泰）（1948-） | ||||||||||||||||||||||||||||||||||||||||||||||||||||
| 父母 | 周貽能（父）（1874－1942） 萬冬兒（母）（1877－1907） | ||||||||||||||||||||||||||||||||||||||||||||||||||||
| 親屬 | 周駿龍（祖父）（1844－？） 魯氏（祖母） 萬青選（外祖父）（1818－1898） 張氏（外祖母） 胞弟周恩溥、周恩壽 | ||||||||||||||||||||||||||||||||||||||||||||||||||||
| 學歷 | 學歷： 銀岡書院短期就讀 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畢業 私立南開中學堂畢業 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短期註冊學習 東京神田區高等預備校（法政大學附屬學校）非正式學習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舊政學部、現政治經濟學部）非正式學習 南開學校大學部肄業 學位： | ||||||||||||||||||||||||||||||||||||||||||||||||||||
| 母校 | 銀岡書院 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 天津市南開中學 東亞高等預備學校 南開大學 明治大學 | ||||||||||||||||||||||||||||||||||||||||||||||||||||
| 職業 | 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外交家 | ||||||||||||||||||||||||||||||||||||||||||||||||||||
| 宗教信仰 | 無（前為佛教） | ||||||||||||||||||||||||||||||||||||||||||||||||||||
| 簽名 |  | ||||||||||||||||||||||||||||||||||||||||||||||||||||
| 軍事背景 | |||||||||||||||||||||||||||||||||||||||||||||||||||||
| 參戰 | 北伐戰爭 南昌起事 第一次國共內戰 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
周恩來出生於清朝末年，早年在家中私塾接受教育。在其親生母親萬氏與養母陳氏都因病早逝後，隨其伯父離開江蘇故居，北上中國東北地區的鐵嶺、瀋陽等地求學。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開中學堂（今天津市南開中學）就讀，後於南開大學肄業。曾短期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並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少年共產黨骨幹。1924年回國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歷次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並指揮長征。在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合約，共同對抗日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負責國共雙方軍事與政治調停。日本投降後，陪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前往重慶，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於重慶談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代表中共參與北平和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949年至1958年期間，曾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此外，他也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職，並主持了中國的「一五計劃」和「兩彈一星」工程。[4][5][6]
周恩來有兄弟兩人，名為周恩溥與周恩壽。與夫人鄧穎超於1925年在廣州結婚。兩人沒有親生子女，但收養了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內的數名烈士遺孤。其曾用過的筆名或化名包括飛飛、飛、伍豪、伍、周少山、少山、冠生、冠、維思、陳寬、胡必成、趙來等[7]:3。
清朝光緒二十四年農曆二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3月5日）[7]:1，周恩來出生於江蘇淮安城內駙馬巷的周家宅邸中[3]。祖籍浙江紹興[7]:1，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雲門，後改名周起魁，1844-？）[8]:22出生紹興，為寶祜橋周氏，家族聚集地為紹興寶祜橋的百歲堂。在清咸豐年間19歲跟隨其二哥周駿昂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曾代理安東、阜寧、桃源等縣知縣。海州直隸州知州。外祖父萬青選（1818-1898年）為江西南昌人，曾先後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知縣達十年，官至淮安府同知。[9]
周恩來的生父名周貽能（後改名劭綱，1874-1942年），忠厚不善交際，在外省謀事微薄收入[7]:1。生母名萬冬兒（1877-1907年）[10]，性格開朗處事精明，全力持家[7]:1。其出生後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後由守寡嗣母陳氏撫養長大[8]:23[11]:11。童年時期的周恩來命途多舛，出生時家族已然瀕臨敗落，年幼的周恩來曾隨家人多次遷徙住所。因生母與養母重視教育，故幼年的周恩來在讀書、習字等學業上頗有成績。1903年，周恩來進家塾，取學名恩來，字翔宇[7]:3。1907年春，生母萬氏病逝[7]:7。1908年7月，繼母陳氏早逝[7]:8。兩位母親的接連病故，加之父親又常年在外謀生，促使剛滿10歲的周恩來操持起照顧年幼弟弟等的艱難家事，這也催生了其早熟獨立的性格與不俗的辦事能力。1910年春，周恩來到奉天省銀州（今鉄嶺縣）堂伯父周貽謙家寄居，入銀岡書院；同年秋移居奉天府伯父周貽賡家，入新建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丁班[7]:9。自此周恩來再未回過家鄉淮安[12]。在小學期間，教師介紹章太炎的《國粹學報》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大大開闊了周的眼界。
1913年8月中旬，周恩來考入天津南開學校，編入己三班（後改丁二班）[7]:12。學校也免去了其學雜費，這是南開當時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名額[13][11]:16。1915年10月17日，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成立十一周年紀念會上，曾參加話劇《一元錢》的演出，反串出演女主角[7]:16。1914年3月上旬，周也與同學共同發起「敬業樂群會」，辦《敬業》月刊[7]:13。1915年8月30日，南開學校《校風》周刊創刊，周恩來為該刊成員[7]:16。
1917年秋，周恩來赴日本求學，先在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修讀日語，同時也在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旁聽，此間應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但皆未被錄取。周恩來在日本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曾申請進入河上肇所在的京都帝國大學就讀[14]。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返回母校南開唸書。臨行前，他將《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了南開同學張鴻誥[15]。
回國後，周恩來在校長張伯苓處做秘書，張也允諾他來南開讀書。此後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積極投身運動，聯繫同學，參加集會，並與天津學聯的負責人馬駿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宣傳愛國思想。1919年9月，周恩來到南開學校大學部，獲准免試入文科學習，學號為62號，其後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在學期間，周表現優異，尤其作文能力一流，被學校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器之為「宰相之才」[16]，一語成讖。當月中旬，周恩來聯合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等人組織成立了進步愛國團體「覺悟社」[3][17]。在此期間，周恩來還主編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7]:31，並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18][7]:36[11]:23。1920年1月末，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當時的直隸省公署請願，被當局拘捕[11]:24投入監獄，半年後才獲釋。南開大學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的壓力下，開除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被捕學生學籍[19][7]:43。為此，南開校父嚴范孫特地捐款7000銀洋設置「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同窗李福景出國深造[16]。1920年11月，周恩來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抵法後，陸續在巴黎的阿利昂法語學校和法國中部的布盧瓦學習法文，在此期間自覺吃力，仍多依賴英文閱讀。
1919年，周恩來參與了五四運動，在此運動期間，他和其未來的妻子鄧穎超相結識。1921年初，周恩來準備投考英國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3][7]:45[20][7]:47，並在雷諾汽車廠做工，也在巴黎結識了同為赴法勤工儉學的鄧小平，兩人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21][22]。1922年3月，周恩來從法國巴黎移居德國柏林，並於6月返回巴黎布隆恩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立儀式[23][24]。在旅歐的歲月中，年輕的周恩來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天賦和強烈的政治傾向[25]。1921年3月，他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3][26]，隨後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共5人一起建立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27][7]:54-57。雖然該小組無代表參加當年7月召開的中共一大，但仍被認為是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不能「赤化」國民黨，於是，周恩來於當年6月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並於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28]。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正式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項主張後來被宣傳成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首次合作[29]。
此外，由張申府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時任主任為戴季陶）[30]，兩個月後繼任為政治部主任[7]:70，並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3][31][7]:17。1925年，周恩來與蔣介石等人相繼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3][7]:73-75。1925年7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九十四次會議通過「請派汪兆銘為黨立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請以周恩來為黨軍第一師黨代表」。[32]7月16日周恩來接到國民黨中央秘書處這一人事任免決議書。1925年8月7日周恩來寫信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當日抵本師司令部就任中國國民黨黨軍第一師黨代表。[32]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女友鄧穎超在廣州結婚[3][7]:81。周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並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3][7]:76-78,82。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前往上海，出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7]:99-100。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33]，迎接北伐軍入城[7]:105-111。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國共合作破裂[7]:112-113。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與張國燾、賀龍、葉挺、朱德等人發動南昌起事[11]:40[7]:123，並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33]，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7]:115-116，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3][7]:124。1928年4月，周赴莫斯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1]:42，並當選為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3]。當年11月，返回上海，此後至1930年初，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周恩來與向忠發、顧順章組成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特科」）[33]，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7]:117，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18]開始從事地下工作，「特委」的工作主要包括情報收集、鋤奸、滲透國民黨黨政要害部門等，其中，由顧順章負責的「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11]:43-44，被稱之為「伍豪之劍」。1930年3月，周恩來離上海經德國前往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報告，次月返滬。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並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1931年4月，顧順章突然變節，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及存續，顧順章家中九人被特科暗殺，此即「愛棠村事件」[34][35]。此前，在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叛徒白鑫供出並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亦設法暗殺了白鑫[36][7]:170-171。愛棠村事件後，周恩來於當年年底離開上海，前往位於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的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37]。任弼時等時任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並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和前方由周恩來全權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後經周恩來斡旋，會議決議毛澤東繼續留在前方繼續輔助周恩來指揮，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稱「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38]。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蘇區。當年春天，周恩來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並取得大勝。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完全依靠李德指揮軍事。由於軍事戰略的錯誤，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即長征）。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則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39]。
1934年，中共中央與紅軍開始長征[23][11]:58，路線輾轉迂迴、艱難險阻不計其數。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根據目前中國官方的說法，「三人團」由於受到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且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隨即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並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周恩來成為受黨內委託在軍事指揮上的最後定調者[3]。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1]:60-61[40]。隨後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11]:61[41]，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3]，由張國燾接任。當年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爭執不下的紅軍發生分裂，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42]。次月中旬，紅一方面軍到達陝西北部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11]:62。
長征期間，周恩來在毛兒蓋（今屬四川省阿壩自治州）附近突患阿米巴痢疾，病情危急。警衛員從遠處雪山上取冰冷卻，並服用特效藥，最終得以康復。四十餘年後，周恩來曾於1975年在信中向毛澤東提及當時的病情：「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裏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3]
此前，日本已於1931年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並佔領了東三省，扶持了滿洲國傀儡政權。此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纏鬥不休，使日本在華勢力不斷擴張膨脹，中國的主權及民族危機日益深重。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間，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3][33]，使中國結束了內戰中的相持局面，兩黨開始聯手應對日本侵略。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此間周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同時，周恩來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43]，但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而遭到批判。[44][45]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後正好撞在石岩上，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3][46]。在這之後，周恩來落下了右臂無法伸直的殘疾。事後，蔣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前往蘇聯治療[3]（接到烏魯木齊後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47][48]。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匯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49][50]。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曰：「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表示抗議[3][51]。同年，中條山戰役國民黨軍失敗後，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後《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併發表[43]。 1943年，中共中央於所在地延安進行整風運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44][45]。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受嚴厲批判鬥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於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52][53]。為此，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於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54]，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其與周恩來關係非常好，並無矛盾[55]。
1945年4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3]。1945年8月，中共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出任副主席[33]。當月，日本向同盟國軍隊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重新浮出水面。戰後不久，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使國共雙方關係緩和[56]並達成了國共《雙十協定》。此後，周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周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後改為張治中）、美國的馬歇爾將軍組成了「三人委員會」[57]，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衝突的協議[11]:105-107。
1946年11月，由於在軍隊國家化和新政府組成等問題中，雙方無法調和意見分歧，國共和談失敗，兩黨再次操戈，第二次國共內戰（即解放戰爭）爆發，周恩來也從南京返回延安[3][11]:107。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甚至一度攻佔延安，周恩來則跟隨毛澤東在陝北地區迂迴轉戰[11]:109。1948年11月，中共部隊展開戰略反攻，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33]，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1]:117-119，均獲勝利。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談判最終於4月20日破裂，中共軍隊隨即發動渡江戰役，致使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遂喪失統治全國的基礎，最終敗退台灣。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控制領導權，開始籌備建國事宜。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58]:867。同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之一[58]:869。10月21日，政務院成立，周恩來在第一次擴大政務會議宣佈政務院任務：「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58]:87012月22日和12月23日，周恩來對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代表講話，談及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上下關係[58]:882。新中國成立之初，因不少故鄉親友要求官職，周曾召集家庭會議，定下「十條家規」：①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②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③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④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⑤不許請客送禮；⑥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⑦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⑧生活要艱苦樸素；⑨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説出與總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⑩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59]:206-207。
1950年5月19日，中央軍隊整編復員委員會成立，主任周恩來，副主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58]:884。6月28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發表聲明：「我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聲明：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58]:9127月25日，周恩來作《妥善救濟失業教師、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58]:881。
1954年，承擔中央政府職能的國務院成立，周恩來出任其首任總理，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長[3][23][11]:130。同時，周也擔任了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第八、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也擔任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副主席和第二、三屆的主席[33]。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了若干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60][61][62][63]。
1949至1952年間，周恩來組織領導了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至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60]。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期間，周恩來領導了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60]。1954年9月，周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64][65]，會後主持制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66]，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於是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
1955年，在經濟好轉的形勢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開始傾向於冒進，在經濟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現狀的過高指標[61]。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68]。其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69]。為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周恩來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68]，卻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判[70]。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地區四省一市中共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並表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69]周恩來被迫作檢討[68]。1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南寧會議，並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70]。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68][70]，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71]。會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和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72]。 但在此前後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71][73]。
1959年7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大躍進中的問題。16日，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會議各小組討論。23日，毛澤東發言，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座談會，介紹廬山會議的情況，提醒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線。8月2日，出席在廬山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61][62]。
1960年3月2日，周恩來讀書小組召開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束會[74]:45，周恩來稱：「中蘇兩國情況不同，經驗不能照抄。史太林對中國革命有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也有不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史太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但弄得農業長期不能發展。史太林第二個問題是肅清黨內派別問題，分了很多階段，才戰勝了反對派，統一了黨的組織。但他將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於是肅反擴大化了。史太林第三個問題，是領導衛國戰爭勝利的問題，史太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禦的一面，但是敵人深入了，他還是堅決抵抗。史太林三大成績之下，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國勝利以後沒有將革命繼續下去：黨內鬥爭極端化了；戰爭勝利後驕傲了，發展了大國主義。」[74]:489月30日，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在周恩來親自修改中提出：1961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74]:58。10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又稱為「十二條緊急指示」：要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農村人口出來太多，農忙時應當把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用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今冬明春應大抓生活，大搞生產[74]:59。12月12日至12月14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總結經驗和重新作出決策：「我們做了錯事，看來有一半是由於經驗不足。今後必須慎重，要很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變目前的狀況，關鍵在於領導，在於決策，在於我們這些人。高指標幾年了，這次允許我們試一次低指標。如果低錯了，我們承認錯誤就是了。明年減低速度，這決不是什麼消極的措施。這是為了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後，使我們的經濟工作有更大的改進，是我們主動搞的有計劃的『馬鞍形』。許多錯事中，人為的因素佔三分之一以上。既然這樣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動地搞『馬鞍形』。」[74]:60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影響中國經濟建設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74]:58-59。3月19日，周恩來在廣州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南、華北小組參加討論：「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像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後，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74]:73-746月19日，周恩來在新橋會議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説敢做。現在卻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説、不敢做。想，總還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説不敢做，少了兩個『敢』字。想得、説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難免的，這並不要緊，只要允許批評自由，就可以得到糾正。可只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麼？『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74]:124
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69][75]。1962年4月，被中斷3年之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作《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講話，200多名委員發言，提出400多件提案[76]:132。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77]。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制物價[78]。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79][80][81]，並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導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注[73][82]。
1964年，周恩來親自導演了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83]。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將劇目中南昌起事一節更換為秋收起事[84]。10月1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演員，祝賀演出成功和原子彈爆炸成功[85]。同一年，周恩來親自指導修改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歌曲推向全國[86]。
1949年至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23][11]:130-131，參與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87]。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後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史太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議[3][88]。韓戰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3]。
1955年，周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23]。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藥，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89]，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倖免於難[90][91]。不過周恩來仍然堅持赴會，並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92]，促進了會議的最終成功[93]。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94]。
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95]。此外早期和美國的接洽也在暗處進行，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制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餘輪談判，並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96]。1957年3月，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中，解釋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我們國家決定一個政策，根據政策進行的，不管是內政外交的措施，凡是關係大的，能夠盡量地多討論多商榷，總是對事情有好處的」[74]:103。1960年8月1日，周恩來在瑞士駐華大使納維義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稱：「中國願同各國和平共處，維護世界和平，並主張亞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簽訂一個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把整個地區建成沒有核武器的地區。這當然是一個長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們將為此做不懈的努力。」[74]:114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富爾，在上海達成協議。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97]。同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95]。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外交部，決定中止有關合同，撤走全部專家；7月底，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討論後，由中國外交部覆照蘇聯駐華大使館，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改變決定，因為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74]:113。1964年11月，隨着赫魯雪夫的下台，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試圖修復中蘇關係。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對賀龍說道：「不要讓赫魯雪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雪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議，並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98][99]。
1966年2月1日，主持召開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陝西、山東、河南、遼寧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主持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9日，赴震中災區慰問。22日，邢臺地區再次發生地震。4月1日，再赴震中災區慰問[100]。
1966年學生串聯期間，周恩來也參與了工作組。1966年8月1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3日，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周恩來站在毛澤東一邊，積極維護文化大革命。12日，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親自勸說並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並首先稱呼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01]。18日，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衝入故宮，周恩來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102]。23日，國務院擬定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在次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被否定。30日，得知章士釗家被紅衛兵所抄的情況，將其秘密轉送到三○一醫院保護，同時，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31日，國務院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部門對黨和國家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次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不發。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在次日的討論會上被否定[103]。10月9～28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集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1967年1月8日，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它中央負責人，把沖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阻這樣的行動。2月11～16日，二月抗爭後，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飛赴武漢找軍區幹部談話，穩定局勢。21日，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到上海。22日，為穩定武漢局面，約陳再道、鍾雙華、傅傳作、劉豐、牛懷龍等十二位同志來京商討。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一般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利用各種渠道從不同的方面減少動亂帶來的影響[23]，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72][104][105]，並保護了大批老幹部，但也有記載相左的其他文獻，包括陳再道案[106][107]和孫維世案[108]，但史學界爭論不一[109]。對於周恩來與劉少奇專案組的關係，楊成武則認為周實際上擔任中央專案組負責人和領導者，並針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主持專案工作[110]。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111]，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112]、北京故宮[113]、莫高窟[114]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
1967年，天津的學生查閱1932年的舊報時，發現《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即1932年2月，國民黨用「伍豪」的名義發表周恩來宣佈退黨的聲明），隨即將報紙抄件送給中央文革小組。5月18日，江青將南開大學造反派送來的材料送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談。」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同日，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信中說：「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毛澤東閱後批：「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968年，北京大學有學生再次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一開始沉默不語，後親自批示這是污衊[115]。
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事件爆發。4日，要求不沖、不砸、不燒、不抓、不打蘇聯駐華使館、機構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劃一道線。21日，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陳錫聯及總參作戰部有關人員開會，針對蘇聯軍隊可能強佔中國珍寶島的態勢進行商定。[116]之後，從莫斯科傳出消息，說蘇聯要用核武器轟炸中國的戰略基地、原子基地。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恩來在會上發言，高度稱讚「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事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事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117][118]。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周在毛澤東、林彪不贊成情況下，帶頭積極支持江青、葉群進入中央政治局。[119][頁碼請求]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汪東興以及林彪集團成員與張春橋之間激烈衝突，引起毛澤東反擊。周與康生跟隨毛批判陳伯達和吳法憲，進一步受到毛信任[120][頁碼請求][104][8]:18。10月17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周恩來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會見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們宣佈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決定。
1971年春，毛澤東針對陳伯達和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面政治鬥爭，並將鬥爭引向林彪。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指示，先後主持華北會議及軍委座談會，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進行批判。在毛澤東、林裂痕越來越大時，周恩來奔走中間緩和關係，提議林彪主動找毛澤東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澤東祕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僅周恩來知情，以保密電話隨時聯繫毛澤東[104]。9月12日，毛澤東返回北京，當日夜，林彪出逃，周恩來全程主持了對林彪事件的處理。並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黃、吳、李、邱。林彪身亡後，《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說，周恩來先和眾人一起露出久違的微笑，在只剩下紀登奎和周恩來兩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時，周恩來當即失聲痛哭[121]。由於林彪之死，周恩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二號領導人，僅次於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22]。
儘管國內政治混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仍有成效。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坦桑尼亞、贊比亞達成一致，由中國方面派遣人員技術及材料，援建坦贊鐵路[95]。
1971年4月7日，對外宣佈正式邀請在日參賽的美國等國家乒乓球隊訪華。14日，正式接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後應邀訪華的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尼日利亞乒乓球代表團，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123]21日，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5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關係問題，並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先後同他舉行六次會談，最後商定尼克遜於1975年5月前訪華，並確定巴黎作為今後秘密聯繫渠道，中美華沙渠道不再恢復。10月20日至26日，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第二次秘訪北京，並與周恩來就中美聯合公報問題進行談判。26日，雙方就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124]，中美關係改善[125][126]。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否決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提案[126]。
1972年2月21日，尼克遜應邀到中國訪問。中午，到達北京。下午，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遜和基辛格。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尼克遜總統和夫人舉行歡迎宴會。22日至25日，周恩來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遜會談[23][127]。26日，陪同尼克遜和夫人前往杭州和上海訪問。28日，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8]:17，從而拉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126]。
1972年7月6日，日本佐藤內閣下台，田中角榮就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發表聲明說：「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9月23日，同郭沫若等會見並宴請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岡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間對客人們說：我國有一句老話，叫作「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國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復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夠恢復，這是由於松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橋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難，做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你們也做出了努力啊！25日，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上午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29日，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恢復正常。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組織進行批判極左思潮，對國民經濟、對外經貿、科教文衛、民族統戰等方面進行整頓。1972年9月30日，「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稿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先後兩次在社論稿中寫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但均被姚文元刪去。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精神所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即指使人撰寫批駁文章，對周文進行圍攻。14日，根據周恩來八月初以來多次強調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用一個整版發表一組批極左路線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為此，江青、姚文元組織批判會和批駁文章。周恩來說，林彪叛逃是極左路線必然的極左結果，但毛澤東堅持說林彪是極右，周恩來私下說：「明明是極左，怎麼是極右！」[128][129]1973年，國民經濟局勢得到明顯好轉。但毛澤東仍堅持文化大革命政策，周恩來的批左進程被迫中斷[130]。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帶病工作[98]，1973年2月，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這時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中共十大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黨內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領導人。同年，毛澤東以外交工作出現修正主義傾向名義，發動對周恩來批判，組成「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
1973年10月，周恩來採納了時任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國際法學家厲聲教就領海寬度問題的重要建言，使得中國堅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領海寬度的主張，並最終於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領海寬度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會議1982年最終通過了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成為主要簽字國家之一[131][132]。
1973年11月，毛澤東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的右傾錯誤[133]，江青、姚文元上綱上線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134]。毛澤東對此批評道「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迫不及待」的是江青，而非周恩來[135][頁碼請求]。為避免不必要麻煩，周恩來夫婦制定「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鄧穎超還叮囑身旁工作人員：「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136]
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開始，周恩來被迫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直到病逝，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
這一年，毛澤東與江青等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批判黨內「大儒」，後來直接點名「批周公」。10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137][138]；12月，周恩來抱重病前往長沙，親自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阻止了四人幫的「組閣計劃」[98]。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其後他再度擔任國務院總理，但是身體已經極其虛弱。國務院工作移交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處理。其後，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總），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着手對當時的局勢進行大範圍整頓[98]。周恩來對於復出後的鄧小平給予大力的支持[98][137]，並使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增長趨勢[63]。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後始辦追悼會，周恩來最後一次出席追悼儀式[98]。9月7日，周恩來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維爾德茨率領的代表團，當時周恩來已經坦然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98][139]。10月7日，周恩來還不忘提醒楊度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140][141]，並在鄧小平探望時，告誡鄧須再三忍耐[104][140]。1975年冬，評《水滸》運動發動，將《水滸傳》人物宋江作為反面教材，影射黨內投降派。9月20日，周恩來在進手術室進行癌症手術之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142]，並給毛澤東寫信請求鄧小平接任總理，未獲回應。1976年1月7日，在彌留之際，周恩來臨終遺言道：「我這裏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裏更需要你們……」[註 1][98][104][139]。
1976年1月8日北京時間9時57分，周恩來因膀胱癌醫治無效，於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逝世，享年78歲[98]。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他一共進行了13次手術[98]，身心和工作都備受折磨。
1976年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念中央送審之周恩來追悼大會上之悼詞稿，毛澤東失聲痛哭[註 2][145]:447。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已病入膏肓，沒有出席周的喪禮[146]。而「四人幫」的成員們對周恩來的逝世並沒有表露哀悼，反而相互慶祝。[147][需要第三方來源]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會場莊嚴肅穆，極盡悲傷[148]。遵其遺囑，周的遺體被火化且沒有保留骨灰[104]。其骨灰分別在高空被撒到了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及渤海黃河入海口等地。出殯當日，靈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百萬首都群眾聚集在長安街道路兩邊，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即著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中國大陸各地舉行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僅僅幾天時間，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就放滿群眾敬獻給周恩來的花圈[146]。
1976年4月清明節期間，大批北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4月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認為有人借紀念周恩來搞反革命活動，又將矛頭指向事實上已被剝奪權力的鄧小平。在得到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批准後決定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4月5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群眾被民兵和軍警驅散，現場花圈被清理，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49]:142。隨後鄧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被粉碎後，此事件被視為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為打倒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150][查證請求]。同年10月6日，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37]。
由於周恩來聲望高企，每逢相關節點其紀念活動一直在民間及政界進行[151]。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紀念周恩來同志120周年誕辰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給予其高度評價，稱「周恩來」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152]
周恩來在留法期間，曾有過女友張若名，後因志向不同最終分手，此後雙方仍以朋友相處[153]。1923年，周恩來寄給鄧穎超一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背面寫着「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154]此事後兩人確定戀愛關係。1925年8月8日，兩人在廣州結婚[3]，婚姻持續50年。周鄧兩人的第一個孩子因鄧穎超革命任務在身而被鄧自行墮胎，此舉令周恩來大怒，故懷第二個孩子時悉心照料，將近生產時已近9斤。然而，在生產之時因體積過大造成難產，助產醫生使用的產鉗也損傷了胎兒的頭部，再次造成了胎兒的夭折。加之鄧穎超未及休息即為逃避國民黨追捕而從廣州一路奔波至上海，產後子宮沒有收縮，對身體損傷很大，導致無法再懷孕，因此兩人一直沒有子嗣[155]。此後他們幫助撫養了許多烈士子女，其中包括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被視為經典[156]，彼此總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悲喜同擔[157][158][159]。雙方因為事務繁忙經常無法相聚，故鄧只能以書寫情書遠距表達對周之感情[160]。周恩來逝世後整理遺產，周恩來夫婦總共積蓄為5100元。其存款主要開支是資助親戚朋友，剩餘則交黨費[56]。
周恩來生性好酒，酒量不錯，但也有幾次醉倒的時候。首次是與鄧穎超新婚之夜[161]；第二次是在莫斯科，與蘇聯交涉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事宜前，和蘇聯領導人酒宴後酒醉[161]，事後周恩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檢討，毛澤東原諒並調侃道應該「和對方比吃辣椒」[162]；第三次是招待宴請參加韓戰歸來的將士，醉酒後寫檢討，並被毛澤東批評[162]。
周恩來在廉政方面對自己和家人要求甚嚴，在位時曾立下十條「家規」，堅決不允許其親屬以其名義享受特權或優待，也堅決不收受任何禮品賄賂，如果推脫不下也一定付錢，算作購買。夫人鄧穎超在周恩來任總理的20餘年間也未擔任過任何公職，其親屬與親屬的子女、家眷多自立謀生。周恩來也一直拒絕任何單位、親戚（包括其親弟）與個人修繕其江蘇淮安家鄉的故居，並下令將自己家族的祖墳全部推平，棺木就地深埋，以騰出耕地發展生產。周恩來童年離開淮安求學後，再未回鄉，部分原因是工作忙碌所致，另外一方面也因為周不喜衣錦還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封建社會的陋習，忌憚回鄉後自己和當地的親戚族人享受政府的各類特殊對待。周恩來逝世後，除了與鄧穎超夫妻二人的存款外，幾無任何遺產，周亦沒有保存自己的骨灰，要求火葬後立即拋灑，不設墳墓弔唁。留下的存款也多做捐助等用途。
周恩來與魯迅（本名周樹人）同為北宋大儒周敦頤的後人[163][164]。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宜在《周恩來始祖遷浙新考》中披露，周恩來的始祖周茂曾任元代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諡忠憲。」而《周氏破塘祖塋祭簿》也有「一代元泊府君，諱茂，字元泊。由進士官至左丞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沂國公，贈太師。配司馬氏，繼施氏，俱一品夫人」等內容[165]。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據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即周樹人）同宗。也有觀點認為周恩來直系男性祖先周茂就是元朝著名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的孫子伯顏察兒[166]。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一共有親生兄弟三人，即周恩來稱呼的四伯父周貽賡、嗣父周貽淦和八伯父周貽奎。周貽賡與周貽淦均無後，故周恩來出生後不久便過繼給周貽淦做兒子，周貽淦的妻子陳氏也就成為了周恩來的養母。周貽奎與妻子楊氏育有一子周恩碩，在生母萬氏和養母陳氏相繼過世後，楊氏便成為了周恩來的監護人，直至周恩來離開江蘇北上求學。此外，周恩來幼年還曾有過一位雇來的乳母蔣江氏與其感情較好。
在對周恩來的正面評價中，最著名的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話：「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167]」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凶」的一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一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167]。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2002年曾與朱學勤教授談起過自己對周恩來評價的轉變，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並與周恩來有私人交情的李慎之說，他一輩子佩服周總理，但在晚年卻覺得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67]。
1976年10月30日，在慶祝「毛澤東號」機車命名30周年大會上，在北京的參加全國鐵路100多個機務段學習「毛澤東號」模範機車組活動的司機們，出於對周恩來逝世的哀思和敬仰，請求鐵道部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鐵道部隨即就向國務院請示在上海鐵路局內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1978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了這一報告。1978年1月5日，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被正式命名為「周恩來號」機車，配屬上海鐵路局上海機務段。
1984年「周恩來號」機車由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4B型2106號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二代「周恩來號」機車；1997年，全國鐵路再次全面大提速後，由東風4B型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11型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號為「東風11-1898」，其1898年正是周恩來的出生年份[183]。2015年5月4日，「周恩來號」機車進行第四次換型，此次換型使用的是中車株洲電力機車公司自主研製的和諧1D型1898號電力機車[184]，並擔任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停運後，擔任K1558/1555、K1556/1557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將來有望延伸到周恩來的故鄉淮安[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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