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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條山會戰,又稱晉南戰役、中條山戰役,日本方面稱中原會戦、百號作戦,是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1938年起計13次防衛成功擊退日方;第14次於1941年5月間,中華民國軍隊在山西省範圍內的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
晉南戰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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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 |||||||
戰場的地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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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中華民國 | 大日本帝國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梁希賢 † |
多田駿 田邊盛武 篠塚義男 | ||||||
兵力 | |||||||
180,000人 | 100,000+人 | ||||||
傷亡與損失 | |||||||
日方數字:100,000+以上 (42,000人陣亡35,000人被俘100,000人失蹤) 中方數字:衛立煌於1941年9月5日報告:傷亡官兵25,066人,失蹤官兵21,611人[1]。 |
中方數字:斃傷20,000+日軍[2] 日方數字:戰死673名,負傷2292名[3]。根據日軍內部機密統計資料對照推估,且考量因統計誤差而少算死傷等因素,作戰死傷大約6,000多名~7000多名[4][5][6]。 |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戰爭雙方的戰線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日本佔領中國大片地區,兵力分散,攻勢趨緩,政策的重點逐漸向保守佔領地轉變。為了擺脫困境,日本修正了原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立場,提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們並不予以拒絕」之新方略,加緊對國民政府展開誘降活動。
德國於1939年9月1日,突襲侵佔波蘭。接着,德、意法西斯互為呼應,又取得了對英、法作戰的勝利。在法西斯「夥伴」暫時勝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調整了中國作戰指導方針,作出「必須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決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變預定計劃,不放鬆對華壓迫,準備在夏秋之際,進行最後的積極作戰,力圖解決中國事變」。在此期間,竭盡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國際局勢變化,謀求中國事變得到定局。
日本軍方具體分析了中國戰場的態勢,認為「山西省由於西面有以延安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紅軍,南面黃河兩岸有國民政府中央軍第一戰區的軍隊活動,治安情況極為惡劣。隔鄰河南省、山東兩省的治安也不穩定」。「主要佔領區域的治安現狀,其安定程度的順序為蒙疆、長三角地帶、武漢地區,以華北為最差。1940年8月至10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日軍隨即在華北展開「晉中作戰」對八路軍進行「治安討伐與肅正作戰」。
而在整個日軍佔領區內,華北之晉南是有蔣直系國軍殘存的惟一地區。有鑑於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東條英機陸相和杉山元參謀總長在迅速解決對華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提出「不要單純考慮南方,要確立以中國和北方問題為主的方針」。據此,中條山也成為日軍目標。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國派遣軍提出「1941年度的作戰,根據當前任務,大致確保現在的佔領地區,尤其在夏秋季節須發揮綜合戰力,對敵施加重大壓力。特別期待於在華北消滅山西南部國民政府中央軍的一戰」。此即中條山戰役。[2]
中條山位於山西省南部、黃河北岸,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高西南低,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最高峰為海拔2321米的垣曲歷山舜王坪,山脈平均海拔1249米。中條山西起晉南永濟與陝西相望,東迄豫北濟源、孟縣同太行山相連,北靠素有「山西糧倉」美譽的運城盆地,南瀕一瀉千里的滾滾黃河。境內溝壑縱橫,山巒起伏,關隘重疊,礦藏豐富。中條山與太行、呂梁、太岳三山互為犄角,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着山西各主要關隘的相繼失守,中條山的戰略地位愈加重要。對中方來說,占之,即可以此為根據地,瞰制豫北、晉南,屏蔽洛陽、潼關。進能擾亂敵後,牽制日軍兵力;退可憑險據守,積極防禦,配合整個抗日戰場。就日方而言,得之,即佔據了南進北侵的重要「橋頭堡」,既可渡河南下,問津隴海,侵奪中原;又可北上與其在山西的主要佔領地相連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華北佔領區的治安狀況。所以,中條山地區被視為抗日戰爭時期「關係國家安危之要地」。[2]
中條山地區雖位於山西省境,但在抗戰時期卻不是晉綏軍的防區,亦不屬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管轄。駐守這裏的是原西北軍楊虎城的舊部--孫蔚如的第四集團軍,在戰區劃分上則歸之於衛立煌為司令長官的第一戰區。1938年春,山西境內的國民革命軍為減少正面損失,將十數萬之眾的部隊分散於晉南地區,建立防禦工事,開展游擊作戰。日軍侵佔山西後,「為了固華北、抑洛陽、窺西安,自1938年以來曾十三次圍攻中條山,但均未得逞」。之所以沒有得逞,關鍵在於日軍對於中條山這十三次進攻都屬於有限兵力的短期掃蕩,並不是佔領中條山為目的,持續時間在二周以內,出動兵力少則1萬多人,多則也不過3萬多人。以日軍區區兵力和時間,想要在長度150公里以上的中條山中徹底殲滅孫蔚如的4、5萬是不可能的。1940年後,因第四集團軍高層和八路軍來往頻繁,內部眾多中共分子潛伏,甚至一個師中4個團長就有3個是中共黨員或者地下黨員。蔣為防止中條山赤化,命令將此處國軍大部撤離到河南。第一戰區司令官衛立煌過於輕敵,工事「如同兒戲」(蘇聯觀察員之語)。中條山的國軍只有第80軍,第3軍,第9軍為中央軍部隊,其餘均為雜牌部隊。而第80軍,第3軍均為中央軍中戰鬥力較差的部隊,第9軍也僅僅屬於二流,其餘雜牌軍戰鬥力更是有限。日軍此戰為了徹底消滅中條山的18萬多國軍,不但集中高達12萬多人的主力部隊,而且準備徹底佔領中條山,這是同之前13次的掃蕩中條山完全不同。此戰,不但中日力量極為懸殊,就日軍來講,也是自徐州會戰以後在華北最大規模的戰役。日軍前後花費一個月才攻克了中條山,此役日軍傷亡2萬多人(中方戰報),國軍傷亡傷亡官兵25,066人,失蹤官兵21611人[7]。
在上述背景下,為了迅速「解決中國事變」,日方決心集中兵力殲滅中條山守軍,化解華北當地的綏靖問題。為此,日本中國派遣軍自華中抽調第17師團、第33師團兩個維持當地治安的師團配屬華北方面軍。再由關東軍調集飛行第32、第83戰隊,第3飛行集團主力結集於運城、新鄉兩個機場擔任空中配合。接着,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將其所轄兵力作了適應性調整,編成了參加中條山會戰的序列,總兵力約10餘萬人:
為了配合對中條山的進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組織63個大隊(相當於7個師團)的兵力,對中國東南沿海首先實施封鎖。同時,在正面戰場實施了所謂靈活的速戰速決的作戰,即發動豫南戰役、上高戰役。1941年3月,發動了中條山的外圍作戰。以第36師團發動對晉東南陵川一帶的國民革命軍第27軍作戰;以第37師團、第41師團,發動翼城以南、絳縣以東地區襲的國民革命軍第15軍。以期為向中條山的大舉進攻創造有利的戰役態勢。經過周密的部署,日華北方面軍「着由第1軍從山西省方面攻擊,直轄第21與第35師團從河南省(焦作)方面攻擊」,決心「置作戰地區於張馬(今屬於沁水縣中村鎮)-垣曲一線(為軸),分成東西兩個地區,把重點始終保持在西部地區」。企圖「在正面利用已設陣地及黃河的障礙,以挺進部隊切斷退路,從兩側地區神速楔入突破敵陣,將敵完全包圍,接着以迅速的內部殲滅戰和反覆掃蕩,將敵完全圍殲」。
從4月底到5月初,日軍徵調頻繁,並製造種種謠言,以此為掩護完成了進攻中條山的部署:「第36、37、41師團及第3、9獨立旅團,偽24師,分佈於中條山西面之絳縣、橫嶺關、聞喜、夏縣、安邑、運城、解州、永濟、風陵渡、河津及聞喜、夏縣以北的南同蒲鐵路沿線各地區。第33師團附騎兵第4旅團分佈於陽城、芹池、沁水一帶。第35、21師團及漢奸偽軍張嵐峰、劉彥峰分佈於溫縣、沁陽、博愛、董封、新鄉、焦作、高平、長子、陵川等地區。」
與日軍在中條山地區積極部署的同時,重慶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根據「保守要地,力圖持久,奠安內部,爭取外援」的指導要領,確定了「加強中條山及潼洛工事,積極訓練」的戰略原則。有鑑於此,4月中旬,參謀總長何應欽到第一戰區巡視,實際坐鎮洛陽指揮了中條山會戰。當時,衛立煌在四川峨嵋山聽訓。
4月18日、20日,在洛陽的第一戰區長官部,何應欽連續兩次主持召開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戰區軍以上長官參加的軍事會議。根據各方提供的情報,何應欽判斷:「晉南之敵,似將逐次奪取我中條山各據點,企圖徹底肅清黃河北岸之我軍,然後與豫東之敵相呼應,進取洛陽、潼關,以威脅我五戰區之側背,或西向進窺西安。」指示:「為確保中條山,(一)第一步,應相機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軍),由東向西(27軍),與我中條山陣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晉城、陽城、沁水間地區,以恢復廿九年四月前之態勢。(二)第二步,與晉西軍及第二、第八戰區協力,包圍晉南三角地帶之敵,而殲滅之。(三)最低限度,亦須能確保中條山。」
4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進一步做出日軍有從濟源、橫皋大道會犯垣曲企圖的判斷,決定:(一)加強陣地工事破壞阻塞主陣地前道路;(二)先制出擊打破敵之攻勢;(三)第二戰區晉西部隊向同蒲、第五戰區汜東部隊向隴海牽制策應。在上述判斷指導下,中條山地區的國民革命軍主力7個軍進行了相應配置:第9軍裴昌會部在豫北重鎮濟源;第43軍趙世玲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軍高桂滋部在絳縣地區;第3軍唐淮源部、第80軍孔令恂部在聞喜、夏縣地區,第98軍武士敏部在董封鎮一帶,第15軍范漢傑部在高平地區。另以4個軍配置於太行、太岳地區,作為策應。
5月10日後,蔣介石急召衛立煌回洛陽,增強黃河防務。衛抵洛後,立即調整部署軍隊,除以一部於中條山繼續抵抗外,主力向敵之背後轉移。
1939年12月針對山西新軍的十二月事變後,中共為避免摩擦升級,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大局,朱德總司令與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達成協議,共產黨的黨政軍勢力撤退到臨汾屯留公路以北。晉豫邊區黨的工作採取精幹隱蔽、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轉入秘密工作時期。因而,在(太)岳南地區(即同蒲路以東、臨屯公路以南、黃河以北、高平晉城以西)共產黨並無明顯的力量存在。
1941年5月7日日軍發動突然進攻,蔣介石旋即要求八路軍協同作戰[8]。由於1940年8月至10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後,國防部長何應欽以八路軍擅自擴編為由,於1940年12月中斷了對八路軍的餉彈供應;又受1月皖南事變影響,後經周恩來與胡宗南、蔣鼎文交涉,八路軍才於1941年3月最後一次領取法幣軍餉和一批軍服軍帽綁腿。1941年5月8日,中共提出「速發餉彈」、「停止反共」和「解決新四軍問題」等條件[9]。5月11日,周恩來轉告毛澤東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的勸告,要求八路軍配合國軍作戰。5月14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要他轉告崔可夫,謂兩年半來國軍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勢以來就沒有打什麼仗;而百團大戰後,日軍調回20萬兵力將晉中「治安肅正」擴大為「治安強化運動」,「我黨對日是無日不戰」,又因國民政府停止了尤其是彈藥供應(國民政府的制式武器「漢陽造」及「中正式」使用7.92mm毛瑟圓頭彈及同口徑尖頭彈,與繳獲武器所用日軍6.5mm6.5×50mm有坂子彈毫無通用可能),現糧餉不足、彈藥缺乏,「要告訴總顧問,要他不要隨便亂說。國民黨至今還說我軍游而不擊,甚至說我對日妥協等鬼話......我們絕不為這些鬼話所動。」[10]當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佔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沖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11]直到5月18日,彭德懷完成作戰部署,計劃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戰,實際主力集中整訓。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彭德懷錶示同意,同時表示:「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出於宣傳目的,他們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12]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後,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後《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併發表。
1941年5月7日,自感穩操勝券的日軍,於傍晚時分突然一齊出動,由東、西、北三面「以鉗形並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進犯中條山地區。8日,日軍攻陷盂、濟兩縣及垣曲。12日,日軍封鎖黃河沿岸各渡口。
參戰總兵力約17萬餘人(包括山西憲兵第12支隊改編的196旅和畢梅軒游擊縱隊)。
司令長官部根據情報,針對日軍分兵合擊,襲擊我通信聯絡及各級指揮部;以重兵攻佔各交通要點,切斷我軍聯絡,各個擊破;封鎖山口、渡口,逐步緊縮包圍圈,完成合擊的企圖,「於會戰前,經以辰東誠電令各部以交通線為目標,加緊游擊襲破,妨害敵之攻擊準備及兵力集中」。
但因戰區主帥衛立煌缺席未到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組織施行,致使「會戰開始第二日,因情況劇變,敵之來勢極猛」。各部倉促應變,分別與各路日軍交戰,中條山戰役正式打響。
東線,日軍「左翼以溫縣為發起點,先頭步兵5000以上,騎兵千餘,炮20餘門,飛機數十架,戰、汽、裝甲等車共百餘輛,沿黃河北岸突進。」「中央以沁、博為發起點,一股先頭千餘,循沁濟大道西犯」,「另一股先頭2000餘人,附炮十餘門,於竄陷西向義莊後,繼向捏掌、紫陵、東逮寨、留村一帶猛撲。」「同時,沁河北岸3000餘人,以飛機十餘架,炮二十餘門,強渡沁河。」守軍第9軍裴昌會所部在強敵進攻下施行節節防禦,節節後撤。次日(8日)午,即放棄濟、孟兩地,向西撤退。在全線潰退的形勢下,第一戰區長官部命令第9軍「以主力於封門口北既設陣地,拒止沁、濟之敵西犯,以一小部對敵側擊」。第9軍部署新編第24師主力、第54師張團守封門口一線,第47師和第54師駐王屋的獨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線游擊。封門口系日軍西進必經之要隘,日軍勢在必奪。久攻不下,再行增兵。自9日上午激戰至10日晨,終為敵破。這時,中路日軍已於8日晚攻陷垣曲縣城後,分兵進攻邵源。長官部命令第9軍主力「由官陽南渡,以策應河防」。11日,日飛機百餘架轟炸封鎖官陽東西渡口,第54師在遭受重大傷亡後渡至河南,其餘各師團退至封門口至邵源以北山地。12日,該路日軍一部佔領黃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則沿封門口西進至邵源,與從垣曲東進之敵會合,完成了對國民革命軍第14集團軍的內線包圍。
西線是日軍的主攻方向。「守軍為孔令恂的第80軍第165師(師長王治岐)和新編第27師(師長王竣),唐淮源的第3軍第7師(師長李世龍)和12師(師長寸性奇),以及直屬第5集團司令部指揮的公秉藩第34師。」7日下午,日軍「分多數縱隊,成廣正面法,集中機炮火力,並以飛機誘導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園、王家窯頭、梁家窯頭王竣新編第27師右翼80團(唐、孔兩軍接合部)陣地猛攻。另以獨3旅團附37師團一部,向劉家溝、古王、計王王治岐師全面佯攻,牽制激戰」。8日凌晨,日軍突破張店以東新編第27師防線,孔、唐兩軍聯繫被切斷。新編第27師潰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帶。與此同時,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軍第165師在遭到日軍襲擊後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線。乘隙而進的敵挺進縱隊於當晚佔據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溝等渡口;最遠的一支進到平陸、垣曲、夏縣三縣交界處。9日正午時分,第80軍所部遭敵便衣襲擊和飛機轟炸掃射,進一步潰敗。「在一場混戰中,新編第27師師長王竣、參謀長陳文杞及165師姚汝崇營長等多名軍官犧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廟嶺附近。剩餘部隊傍晚退到黃河渡口南溝。」第80軍軍長孔令恂、第165師師長王治岐拋棄部隊,獨自渡過黃河,失去指揮的國軍爭相競渡,傷亡慘重。新編第27師副師長梁希賢見事不可為,投河殉國。
夏縣日軍先頭部隊7000人分三股南向進犯唐淮源第3軍陣地。8日拂曉,日軍攻佔中條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後,一路向西北奔襲第7師師部駐地王家河(泗交鎮西北),一路向東南奔襲第3軍軍部唐回(泗交鎮東南)。王家河遭日軍重兵包圍,師長李世龍率部突圍;唐回村則在軍長率預備隊馳援王家河的情況下被日軍地面部隊與空降兵協同佔領。第3軍軍長唐淮源率殘餘人員向東撤退至溫峪(今屬夏縣泗交鎮東北,沿清水河南下可至五福澗的黃河渡口)一帶,被日軍擋住南去之路,遂與敵激戰,遭受重大傷亡後,再向東北、西北方向退去。12日唐軍長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軍的四面包圍之中。在三次突圍失敗的情況下,「唐軍長以保衛中條山職志未遂,當前大敵未殄,於尖山頂廟內自戕殉國」。同日,第3軍第12師在突圍至胡家峪(垣曲縣毛家灣鎮最西北角)後遭日軍截擊,師長寸性奇胸部中彈,身負重傷,仍率部苦戰。13日,寸部亦陷日軍重圍,寸師長二次負傷,右腿被敵炮炸斷,自知無力回天,亦拔槍自盡。繼忻口戰役第9軍軍長郝夢齡與第54師師長劉家祺之後,再寫一軍之中軍、師長同時殉國的悲壯史詩。
「聞喜敵36師團先頭部隊3000餘人,向公秉藩第34師防守的野峪(今屬於十八坪村)、十八坪(今為聞喜縣裴社鄉的行政村)、湯王山(十八坪村正東的山峰)等陣地猛攻,並迅速攻陷湯王山。公秉藩組織部隊反攻,收復湯王山周圍陣地,但因其右翼友鄰部隊防線被突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又令公率部馳援馬村(按:馬村系第5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今屬垣曲縣華峰鄉),第34師便放棄湯王山陣地,退至胡家峪(垣曲縣毛家灣鎮最西北角)。」
北線是中條山地區國民革命軍曾萬鍾第5、劉茂恩第14兩個集團軍的接合部,日軍的戰略意圖在於迅速攻佔橫(橫嶺關)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縣城,對守軍兩個集團軍實施分割包圍,各個殲滅。戰役一開始日軍即以重兵向橫垣大道兩側猛攻。駐守橫嶺關東北側的趙世玲第43軍、西南側的高桂滋第17軍同時遭受日軍重兵打擊。激戰至次日(8日)拂曉,第43軍十八坪陣地被突破,堵擊無效。軍長趙世玲下令放棄陣地,撤向望仙莊(今屬垣曲縣歷山鎮)一線;第17軍雖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進行了較為有效的抵抗,終因左右兩翼皆被敵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線。日軍則在一舉突破守軍防線後,兵分兩路:「一路沿桑池(今屬絳縣陳村鎮最南的縣界)、賈家山(今屬垣曲縣皋落鄉民興村北)、杜村(今屬垣曲縣華峰鄉)南下;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經皋落、長直、王茅,直取垣曲縣城。」
進攻發起後的次日:「8日黃昏,日軍在傘兵部隊配合下,佔領黃河岸邊的垣曲縣城,截斷了與黃河南岸的聯繫。日軍實現了中間突破計劃,中條山區國民革命軍被分割成兩半。9、10兩日,日軍分兵兩路,一路向東,一路向西,東路於12日晨攻克邵源,與濟源西進日軍會合;西路於11日進至五福澗(今屬垣曲縣最西南角的黃河渡口),與9日攻佔五福澗的日軍會合。至此,日軍的內層包圍圈完全形成,中條山守軍黃河沿線的補給線和退路全被截斷。」
東北線駐防的守軍主要有國民革命軍第14集團軍司令部、武士敏第98軍,以及第15軍、第93軍等部。7日晚,日軍向武士敏第98軍發起進攻,武軍長率領所部拼死抵抗,在董封東西線上與敵激戰,多次擊退日軍進攻。王村一戰,將敵2000擊潰,斃敵濱田大佐以下700餘人。10日,第一戰區司令部鑑於「濟源、垣曲間各主要渡口漸次被敵封鎖,該集團整個補給線中斷」的事實,命第14集團軍「陽城以西部隊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轉移,以旋迴鑽隙戰法,打擊敵人側背。卯刻,該集團軍全面與敵發生激戰。申刻,交口之敵陸續增至三四千,竄陷清風圪塔、煤坪。同時第10師與第98軍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約二千餘之敵突破。而陷邵源之敵,亦向西北緊迫,此時該集團軍三面有受敵顧慮。」各部在突圍游擊中向北撤退。
在守軍全線潰退的同時,日軍以優勢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佔據了先機,迅速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突破了中條山地區的全部防禦陣地,先後佔領了垣曲、濟源、孟縣、平陸等縣城及相關的關隘據點,封鎖了黃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對國民革命軍的內外側雙重包圍,隨即轉入第二階段的作戰——對數路國民革命軍守軍各陣地,反覆掃蕩。以西線為例,日軍「各兵團自11日並排向北返轉,然後又自5月15日再次轉向黃河線,如此再三反覆進行篦梳掃蕩,一直進行到6月10日。在這樣反覆掃蕩期間,各兵團所到之處消滅了敵人(按:日方的說法,指國民革命軍)三千至五千名」。
5月13日,部隊開始突圍。守軍主力在遭受慘重傷亡後先後突圍:第3、第15等軍殘部在第5集團軍司令曾萬鍾率領下西渡黃河,轉到洛陽、新安一帶整頓;第93軍主力在擺脫尾追的日軍後由禹門口渡過黃河進入陝西韓城境內;第98軍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領下進入太岳山區;第43軍向浮山、翼城間轉進;第9軍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濟源山地游擊數天後,分別由小渡口和官陽渡口南渡;……國民革命軍中條山守軍大部退出中條山地區,中條山戰役落下了帷幕。
5月18日至20日,國軍主力大部突圍,至5月27日戰鬥告結束。
中條山戰役前後歷時一個多月,據日方的統計資料,國民革命軍「俘虜約35,000名、遺棄屍首42,000具、日軍陣亡673名,負傷是2,292名」[3]。
在國民政府公佈的材料中,「綜合會戰,計斃傷敵官兵9900名」,我軍「共傷亡、中毒、失蹤官兵達13751員名」。[13]
根據衛立煌在1941年9月5日對蔣中正的報告,總計傷亡官兵25,066人,失蹤官兵21611人[14]。
日軍第54步兵聯隊於該會戰期間調派第3大隊北上支援作戰[15],根據《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所提供的死者名單,該聯隊第3大隊在1941年4月至1943年8月期間至少死亡61人,在1942年期間應無人作戰陣亡,43年第54步兵聯隊在華執行反游擊作戰(未進行任何大型戰鬥)到8月即離華前往太平洋戰場[16][17] 。足見可確認死於1941年4月到1943年8月期間的61名第54聯隊第3大隊官兵當中,應該有相當數量是陣亡於中條山會戰,光一個步兵大隊就有相當數量的陣亡者(且該大隊於此會戰僅擔任支援性質角色)。而曾在獨立混成第16旅團第84獨立大隊服役的日軍老兵金田滿郎回憶,在中條山會戰期間他所屬的單位為了控制黃河的一處渡河點,便有大量的官兵作戰死傷,必須用一個小隊不間斷運送傷兵[18]。足見日軍方面的報告的陣亡673人,受傷2292人是嚴重縮水的數據,若以日軍內部戰時月報以及相關統計圖表之數字相互對照推估,且考量因統計誤差而少算死傷人數等因素,日軍於中條山會戰之作戰傷亡人數當為6,000多名左右[4][5][6]。另外日本華北方面軍在1942年3月的戰時月報中提及自身在1941年戰死3,970人,其中中條山會戰發生的5月該月報僅給出915人戰死的數據[19],然而該方面軍在1941年11月的戰時月報就承認自身在1940年11月~1941年10月至少有4,599人當場戰死、264人傷重不治,合計至少戰死4,863人[20],若扣除1940年11~12月的華北方面軍戰死者[21][22],日本華北方面軍1941年1月1日~10月31日就至少戰死4,195人(相較之下,42年3月華北方面軍戰時月報給的數據卻是1941年1月1日~10月31日該方面軍僅陣亡3,331人,明顯有所縮水),足見42年3月華北方面軍戰時月報數據明顯不實,短少報告至少864名戰死者,這極有可能是隱瞞中條山會戰的實際戰死人數,日軍在中條山會戰的戰死人數實際至少為1,537人,加上受傷人數實際傷亡應當即為6,000多人。若將日軍1942年3月底戰時月報中的1941年5~6月戰死人數(1,085人)幾乎全算為中條山會戰戰死者,且加上該戰時月報短少報告的864名戰死者,日軍在中條山會戰戰死人數則近2,000名,加上受傷人數,傷亡人數應為7,000名左右。
由關東軍調集飛行第32戰隊、飛行第83戰隊,第3飛行集團主力,在運城、新鄉兩個機場展開,擔任空中配合。漢奸偽軍張嵐峰、漢奸偽軍劉彥峰及漢奸偽24師。
第1軍:第33、第36、第37、第41師團,獨立混成第9、第16旅團,軍預備旅隊;方面軍直轄兵團:第21、第35師團。
指揮官: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中將。總兵力約42.5個大隊。
參謀總長何應欽、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兼任山西省主席、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實際負責。
曾萬鍾第5集團軍、 劉茂恩第14集團軍、 孫蔚如第4集團軍(第31軍團整編)、
趙世玲第43軍、 高桂滋第17軍、 第15軍范漢傑、 第80軍孔令恂、 第3軍唐淮源、 第9軍裴昌會、 第98軍武士敏、 第93軍武庭麟、 第27軍長劉戡、
第34師公秉藩、 第165師王治岐、 新編第27師王竣、 第7師李世龍、 第12師寸性奇、 第70師石作衡、 第84師高建白、 新編第2師高增級(原金憲章師) 餘2X個師長不詳。
第三軍軍長唐淮源上將、第12師師長少將寸性奇、第98軍軍長中將武士敏、第70師師長中將石作衡、205旅旅長少將徐積璋、215旅旅長中將趙錫章。
新27師師長中將王竣、新27師副師長梁希賢、新27師陳文杞少將參謀長(年33歲)、陸軍十四集團軍參謀處張世惠少將處長(年44歲)及新編27師(17歲~20歲娃娃兵、女兵)全體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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