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首部专述中国文化史书籍，请见“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导，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1] 。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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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化自明代时传入中国，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形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马列主义思想等文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要之，或谓自太古至秦、汉，为中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1] 。在中国大陆，随著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一个社会趋势。
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转型，商周之变确立了男尊女卑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节，周秦之变确立了君主集权制度、官僚体制和“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体系，宋元之变使得传统的专制模式日趋僵化并开始严重禁锢思想和阻碍社会的进步，晚清至21世纪则是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曲折的过渡阶段。
史前文化
有历史学家将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称为史前文化。中国境内有多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被发现。考古证据显示24万年至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旧石器时代时人类使用的多为简单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多使用磨制石器，表面平滑锐利，已经相当精致。石器时代的工具材质也已经不限于石器，诸如竹器、木器、陶器、骨器等都已经被大量使用。火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重大作用。人类开始用火来烹调食物以延长寿命，并且火也可以用来烧制陶器与玉器。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中出土的龟甲契刻符号与约30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有类同和相似之处，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当华夏文明在中原发展的时候，现在的中国疆域内还分布着其他各种文化。其中，距今5000年到10000年的文化，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金陵北阴阳营文化、高邮龙虬庄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含山凌家滩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天门石家河文化、巫山大溪文化等，分布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等地。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蜀文明，更是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早先人们认为中华文化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证明史前文化范围遍及中国各地，呈现各地并起的现象，并各有其风格。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其被认为是来源自中亚之安多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历史，以及后来之老官台文化和其延续的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辽河中上游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还有台湾岛上的圆山文化。而在香港之黄地峒文化，更是中国华南地区文化之最早遗址，距今四万多年，亦因此证明了DNA分析中所指，中国黄种人之最早基因来自六万年前之珠三角一带，其时中国仍在冰河之下，杳无人烟。
传说时代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
夏商周时代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而宗法制度及伴随其的礼教传统则是西周与夏商两代的最大区别。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时期，其实是在晚商的王位继承制的基础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并推广到诸侯国。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著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
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庄重，体现当时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成熟的阶段。周代手工业种类增加，分类更细致，因此有百工之说。商周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方法。五行八卦学说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商代已经有专司天文的人员，并在夏代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出干支记日法。周代发明了圭表测影的方法后更确定了部分节气与十二时辰。在数学方面商代已开始使用十进位制，西周时期数学更成为“士”的必修科目。
在东亚大陆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商代奠定了中国主体字形声字的基础。商周时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学作品诞生，诸如《尚书》、《诗经》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与思想的勃兴
西周末年，贵族政治趋于崩溃，宗法秩序日益混乱。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旧社会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时期。封建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代为官。战国时期开始突破，出现了“布衣卿相”。在战国时代，世袭贵族没落消失，农民由依附者变为小自耕农，私有土地成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业也随之兴起。
中国在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并不全为华夏族的社会，而在华夏族的城邦之间还散布许多夷人的部落。这种华夷杂处的情形在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中，华族与夷族之间的冲突战争不曾中断，尊王攘夷更是成为华族凝聚内部的不二法门。在这种不断的征战中，双方都在不断吸收对方文化中优秀部分，最典型的即为胡服骑射。夷族既有如同吴、越等被华族同化者，也有如同东胡、西羌等被驱逐者。
在东周时期，由于宗教束缚的解除，新的社会风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在历算方面，战国末期已有根据太阳年运转的二十四节气。战国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建立的时代。冶铁业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开垦。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于此时开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还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之时，官学散于民间，百家学术萌发，人文理性精神日进，因而夏商周时代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焕然一新。儒家提倡对鬼神“敬而远之”，墨家主张明鬼而阐明鬼神对善恶的赏罚作用。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所创造，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孔子、孟子、荀子等所主张的崇尚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而继承西周礼制的儒家，墨子、宋钘等所主张的尚贤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而继承夏商文化的墨家，老子、杨朱、列子、庄子等所主张的崇尚自然而清静无为并追求个人自由的道家，商鞅、韩非等所主张的鼓吹君主集权专制和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
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秦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
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著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问世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形成。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中原衰弱，时呈分割之状。
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华北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受外族侵扰最多的地区之一。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八王之乱之后，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另外又有更多塞外游牧部落联盟迁入华北地区。而居住在华北地区的华夏民族沾染了胡人风俗。华北地区在五胡乱华一百三十年的纷乱期，胡人进行侵扰式内徙；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
这种情况在隋唐时得到了延续，中亚等地民族大量内徙的情况屡见不鲜，隋唐朝廷则划地予以安顿，任其自由生活。大量的胡人高僧也成为中国佛教的栋梁。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趋于汉化。胡人统治者的政治形态多模仿汉人，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并鼓励胡汉通婚。另一方面，在北方长期居住的汉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呈现胡化的现象。
长江流域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文明，直到汉朝初期，就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由于北方大族举家南迁，人丁兴旺，耕作面积快速增加。隋朝的统一，虽然在军事上是北方统一南方，文化上却是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条件上亦超过了北方。
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与文化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东汉覆亡后，平民失去了保护，纷纷依附到大族以求庇荫，这些大族乃组织自卫的团体，筑城自守。门第更有了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门第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因应社会的客观条件，结合形成广泛的文化生态，士族门第生命力不绝达数百年之久。士族门第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进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选取门户相当的家族通婚，借此维护门第的尊贵。士族门第的庄园提供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并且拥有手工业作坊。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以及胡人政权当道，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而北方汉人门第重视国力关心政治，并赖此统一南北。到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任官，士族无法通过人才选拔以壮大门第，到了唐代门第社会终趋于没落消失。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与文化的交流和隋唐时的完全确立，使得华夏文明重新走上正轨和恢复发展，隋唐五代宋时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国家呈现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特质。由于糅合了南北、胡汉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隋唐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隋唐时代的文化经济基础是奠定在成功的土地政策上的。均田制将荒地与部分门第私地分配于天下农户，来自于孟子的儒家思想终于实现。
魏晋到唐五代期间，中国最重要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佛教诞生于西元前六世纪末期，其发源于印度北部，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其在西元一世纪的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从东汉到三国时期，佛教发展比较缓慢，其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是在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人民饱受战争残害，心灵生活苦闷，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儒家思想无法适用的华北地区，佛教大为盛行，其盛行的思想程度广度早期远领先于南方。佛教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其内涵与形式也有所改变。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释道安，即规定出家人都要按照佛祖改本姓为“释”。而素食制度则起源于梁武帝的推行。佛教在此五百年是其全盛期，其早期为乱世的安身立命之道，后期则是居盛世的修身养性之道。前期中国的佛教徒向往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后期随著佛教向周边地区的继续普及和唐朝空前的发达，则有了“转生中国”的概念。
东汉到西晋的时期，佛教徒虽然成长有限，但译经工作却在稳定进行，早期译经工作多由来自天竺、西域等地僧侣进行。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僧侣也开始大量译经弘法。诸如鸠摩罗什、玄奘等都对译经工作大有贡献。佛教的盛行与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佛学成为中国哲学最大的一支之一。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只有后来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可以比拟。佛教给中国人思想上的最主要影响包括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精神不灭等。轮回说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强调个人言行的自我控制，为了换取来生的幸福，就要在今生谨言慎行，行善积德。要解脱痛苦，就要长期修道，而礼佛就是修道的主要途径。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徒主要崇敬的是今世佛（释迦牟尼），但之后则流行主管来世的弥勒佛，特别是负引渡众生之职的菩萨以及西方极乐净土掌门的未来佛（阿弥陀佛）。而净土宗成为后来千馀年间中国最流行的佛教教派。
佛教的基本理论与因果报应观念是源自印度的婆罗门教，而众人皆可成佛的观念是释迦牟尼所创。佛教在中国长期发展后，逐渐汉化。汉化佛教中以“净土宗”和“禅宗”影响最大。禅宗创始于南北朝，完善于唐朝，后又进一步东传到朝鲜和日本。禅宗创始于南北朝前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教释迦牟尼“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在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说。唐朝初年，僧人慧远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 禅宗时世主张学佛不必打坐，礼佛不必读经，也不必出家，世俗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禅宗认为，禅并非思想，也非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心灵世界。 禅宗思想认为语言文字会约束思想，故不立文字。禅宗认为要真正达到“悟道”，唯有隔绝语言文字，或透过与语言文字的冲突，避开认何抽象性的论证，凭个体自己亲身感受去体会。禅宗为加强“悟心”，创造许多新禅法，诸如云游等，这一切方法在于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禅宗的顿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而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从而“超凡入圣”，不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却依然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禅宗并不特别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是随著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诞生时间比佛教传入中国晚一百年左右。东汉末年，因社会动荡不安而产生结合巫术并聚众自保的“太平道”和“天师道”两个道教团体。自汉末道教形成到西晋灭亡后，人民流离失所，道教与佛教一并兴盛起来。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完备的宗教体系。道教在唐代同样受到尊崇，但它其最流行的时代是在宋代，并在此时形成后世主流的“全真派”与“正一派”。尽管道教形成非常晚，但其基本内容却源于中国先秦时代。先秦道家的《老子》与两汉时期出现的《太平经》，是道教初创所据的经典；南北朝中期，道士陆修静广集道经，整理成一千两百多卷的三洞经书，成为后世道教经典著作《道藏》的雏型。道教各典籍的内容多十分混杂，包含中国的各传统领域。道教的斋戒仪式，也受到了儒家与佛教的影响。由于道教的多神性，历代不断有神仙被纳入道教的祭祀范围。南朝时期，陶弘景感于道教所供奉的众多神仙至为庞杂无序，乃将道教有关神仙按阶次排列其高低，首创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而按职务与修行成就来定名分，乃是儒家与佛家的传统。神仙思想是各种宗教中道教独具的，只有道教认为人可以不死，肉体可以升仙。神仙观念有其历史渊源，早在西元前四世纪就已诞生。神仙思想显示了道家享乐主义的思想，使人们致力于研究长生不老的仙药，其在上层社会之间更为流行。
自从印度的佛教透过中亚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内并没有制造佛像的习惯，人们认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来描绘，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家是以佛的脚印或释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树”作为佛的标记。后来由于希腊文化影响印度地区长达两百年之久，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观念植入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腊文化亦对佛像雕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
随著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南北朝时期的宗教艺术由于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艺术风格带有印度、希腊、波斯的色彩，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艺术最具异国情调的时期。而与后代相比，北魏又显得异国情调特别浓重，后期的西魏则已有汉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彩绘与雕塑外，工艺装饰方面亦由于佛教的兴起，铜器、石雕、织绣等均充满宗教色彩。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绘画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画注重色彩晕染浸润的风格大为流行，对传统绘画的线描法造成巨大冲击。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远胜过白描，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吸收此技，进一步舍弃线描，开创无骨的画法。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隋唐的统一与经济上的繁荣太平促使宗教壁画风格由北魏时期舍身救世的悲惨气氛转为气势恢宏、情绪欢愉。原本来自印度表现释迦牟尼前生苦难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画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丰满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蔼、关怀现实取代北魏的超凡绝尘。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
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气蕴。尽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动物造型，但日用工艺的装饰却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开启往后千馀年以植物花草为装饰主流的新风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风貌而摆脱了威严冷静的气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
中国在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画家是在魏晋时期，当时文人风气尚音律、书画，好玄远清雅，追求个人性情的解放，带动绘画对个人个性和特征的精致描绘。在唐之前，传统绘画大多为壁画，并体现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开始，转为以欣赏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馀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
玄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思想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而较接近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学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二书，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关的《周易》一书，他们把这三本书奉为研究玄学的主要经典，名之为“三玄”。由于此时佛教大为盛行，因此玄学也融合了不少佛家与儒家的观点。
玄学流行时期也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相对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也大为减少，在没有皇家钦定的学术标准下，当时的思想界相当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清谈”是这时期玄学讨论的主要活动。讨论纯粹以理取证，不论资历与辈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性堪比战国，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期关心的是治国之道，魏晋则关心个人的人格自觉。玄学家善于辨名析理，围绕著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等命题展开热烈讨论，各学派争论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历史上对宇宙理论探讨最活跃的时期。而论辩这种形式对促使中国产生了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性与成就也是空前的。
这个时代，玄学家所探讨的许多领域都是从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不讲究学术辈分，强调思想的活泼性与创造性，因此，透过清谈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论坛上获得盛誉者不乏其人，是中国古代诞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时代。锺会、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岁前已经成名。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与先秦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此时汉民族外在的事功虽有限，但内在的思想创建成就却很可观。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学，晋室南渡后，玄学风潮迅速扩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转而崇本务实，好尚经史。而被北方视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来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见，政治版图的变迁影响到思想版图的变化，也看到了政治强权与文化优势不相同处的事实。
玄学流行时期，人们意识到短促的人生总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与不幸。这种对生离死别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魏晋直至南朝中期；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一直是整个时代的典型社会气氛。但玄学也并非一味的哀伤，玄学所指导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紧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义自觉地充份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玄学追求一种绝对自由而又无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拥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牵累，拥有喜怒哀乐而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玄学的境界之后，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为节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义与指标。这种无形精神超越有形躯体的现象处处可见。东汉时代对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尚好与品评，降及魏晋，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成为新的品评重点所在。魏晋“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要求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言语形像，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
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于自由放任的社会风气，文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有自觉从事艺术创作的开端。抒情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在魏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文学并无独立的艺术地位，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改变。由于文学创作被魏文帝提倡并成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对文学风气的重视，首先萌芽于南方，到南北朝后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纯文学著作，其的主要风潮为“唯美主义”，文人写作普遍讲求声律之美与修辞之美。自曹植开始，文人讲求文章的造词炼句，形成讲求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的“骈体文”。从此之后，文人将汉字修辞的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声律”。南朝的齐代，沈约等人据佛经梵音拼法，创汉字四声发音，正式建立起声律论，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声律来写诗，有意识地交互安排平仄声，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长短交替的节奏。这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艺术遗产当属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唐诗传今有五万首。唐初的诗歌仍然传承了六朝时期华丽柔美的风格。诗歌题材多以宫廷生活为主。唐开国约半世纪后，诗歌开始反映新时代的大气象，诗歌题材从宫廷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语言风格也脱去六朝时期的柔媚气质，转向汉魏诗歌的雄健风格。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社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顶点，号称“开天盛世”，唐诗的发展也进入高潮。盛唐气象为此期名称。这一时期，诗歌多内容丰富、气势壮阔、形象鲜明、多具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诗人是李白，其豪迈奔放的诗风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诗圣杜甫。杜诗讲究排比声韵，每句立奇字为眼、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复推敲。中国诗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诗的成熟，便告大备。唐代也因此达到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后人的创作已无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辟蹊径，向词曲方面发展了。安史之乱，过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荣更多呈现一种平民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诗歌也与此相呼应。
宋元明清时期
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北境兴起了多个半农半牧或游牧政权。五代十国和两宋时由于北境外患频仍，全国都出现多样化的习武活动，民间广建组织、教习武术。因热衷武术，宋代兵书为盛唐年间的七倍之多。尽管如此，宋代最终的命运还是被强邻所败，原由在于北方胡人政权武力比宋朝更强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视武术与国防。蒙古在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手段十分残暴，一度声称要杀光中国五大姓（张王陈李赵五姓）。其使中国华北和南宋的川峡四路地区的巨额人口消失，土地强行被划为牧场。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在位时，才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
尽管宋代在军事方面趋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由于陆上道路被切断，宋代在海上与与南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时代，市舶岁入占政府全年岁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见海上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多达六、七十国。两宋时，印度洋之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宋代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数学的“笔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则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传入中国。
明太宗曾派郑和前往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其它国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为倭寇侵扰也十分严重。明代由于不胜倭寇的侵扰而实施海禁，中国在海上的活跃时期至此终结。明代在北方边境大举重修扩筑边墙，作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维持边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线上也严格执行贸易管制措施，来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明代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和明中叶严格贸易管制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特别是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之后，美洲的大量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土，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满清入取中原后，原位于东南沿海商贸性海盗介入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满清因此执行比明代更加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藉以肃清反满清的势力；直到清末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才被迫广开贸易口岸。
宋代时期，辽、金、西夏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宋廷铸造的“宋钱”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丽和日本更停止铸造本国通货，只用“宋钱”。而辽、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人影响。许多外来农作物的传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马铃薯，使中国的农耕区大面积延伸，也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宋人大规模的深度推广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来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国末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为垂足而坐。
汉族分别在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大量南迁避难。因此生活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再移至东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后，中国各方面的重心全部迁移到南方，华北已难超越。两宋时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繁盛时期，此地区的土地开发与人口增长也达到饱和，导致当地人口在明清两代又开始大量外移。从明末到清后期鸦片战争发生的两百年间，中国的耕地扩张了一倍，人口绝对值更增加了两倍。而亦有大量的汉人进一步迁移至海外，诸如南洋、台湾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其中最成功的垦殖当属台湾的开发。
中华帝国能以有限的资源维持数百年，其功臣之一即为宗族制度。20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宗族的管理能力。从宋朝至民国初期，部分宗族将其订立的族规呈交地方官审批，并公告周知，使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宋代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南宋尽管只占领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却超过盛唐年间。至明代已经可以以江南经济为后盾统一全中国。中国农业生产，北宋末可以养活1.2亿人，到明末可供养两亿人，清末可供养超过四亿住民，可见农业之发达。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由于经贸发达，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即使是传统的铜币，其年全盛时的平均铸币量也超过盛唐年间的二十倍。城市数量与人口不断的成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个城镇，盛唐年间最高有1859个城镇，北宋末有逾1500个城市，晚明时最高有7500个城镇；清嘉庆末年有30000个；清末年有近40000个，并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区。随著工商业的发展，行号开始出现。同业与工商业者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当活跃，宋以后更发达。洛阳有120个行，南宋国都临安则有400多个行。明代时更发展成为同业工会，成为更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明代中后期之后，以同地域者组成“商帮”，遍布大江南北。商帮资本雄厚，并建立同乡会馆。著名的商帮包括安徽“徽帮”和山西“晋帮”。徽商狭其雄厚财力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在教育、文化、艺术上均有杰出的表现，可谓“士商一体”，为中国有史以来首见的“儒商”。而“晋商”透过资本累积，涉足金融业务，形成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金融体系“山西票号”，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工商业的发展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宋代以后都市生活型态的转变包括作息时间延长、活动空间增加、休闲娱乐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时期，多是白天进行商业活动，到北宋时，随著市民的生活型态改变，有在晚上进行，城市成为不夜城。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皆明确画分住宅区与商业区。到北宋时，祇要纳税，任何地区皆可设店营业。宋金元明清不再严格区分居住区与商业区。而勾栏与瓦舍则丰富了文化生活，其为杂剧团等专业表演场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场所外，也结合民间艺人，表演说唱，丰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时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印度地区逐渐受到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导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国地区受世俗文明成果影响，原始佛教风貌与精神同样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汉化佛教已充满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间兴味。这种现象从唐中叶就开始了。宋代以后，佛像雕塑产生写实的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与隋唐之威严，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变得稀薄，已无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欢乐替代天国的信仰，实际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来世的祈求。佛学理论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学产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论，俗世生活所经营的百工、百业都堪称“净业”。居官、治家，或是从事工商事业，都是“菩萨行”。
宋代以后，各种宗教在民间萌发出了许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后，不论佛教或道教，在教义上都表现出儒、释、道融合的现象；并同时开始撰写能阐释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经典“宝卷”。“宝卷”把三教原有经典中深奥的语言与哲理通俗化，由于浅显易懂，对庶民教化的作用极大。另外一种工具则是“功过格”，其将道德行为量化，可以累积、可以功过相抵，并结合商业簿记的信仰形式，由于具体可行，效果显著，在民间长期广为流行。
戏曲发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发展。到元代，则戏曲又称元杂剧。其又可分为短曲和杂剧。中晚明之后杂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戏发展的传奇。晚明时出现不少戏曲流派，有专讲音韵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倾向兼顾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视时事题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国戏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闻名。至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京剧”，取代传奇成为流行戏曲。
说唱艺术亦开始发展。说唱艺术是白话小说的前身，其艺术形式则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动。隋唐时，僧庙为向大众说明佛理，常采“变文”、“变相”的宣讲形式。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这些行为也成为庶民的娱乐形式。说唱艺术发展到明代中叶，由口语艺术变成书面的文辞艺术。阅读对象由说唱家变为一般大众。剧本也由一般话本发展为完备的小说。由于小说是由话本演化而来，其大多内容丰富，重视情节，中晚明时，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在一百年间出现了多达五六十部的小说。明代小说成就在于将话本作整理以供大众阅读，清代则多为出现许多文人独立创作。明清大量出版“绣像小说”，由于其图文并茂，大受欢迎，也将庶民文化发挥到极致。
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
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间，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门阀不再存在，大量官职空缺，科举考试制度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亦始于宋代。宋代对科举的建树主要在于奠定制度化与公平化的考试方式。而由于皇帝担任考官，兼得“师”的尊贵，自宋朝科举大盛后，皇帝总揽“天地君亲师”五种尊贵的身份于一身。在政府的推动下，宋代的科举成为规模庞大、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考试的公平性也重于其他的一切。
明清两代的科举在尽管在形式上与宋无太大差异，但在实质内涵却有重大变革，并强化科举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的作用。由于明清时期，只要通过中级的“举人”考试即取得任官的资格，举人身分所受的尊崇，不亚于宋代的进士身份。导致社会上下对科举考试出现空前狂热的气氛。即使是仅通过地方初级科举（童生试）获得生员（秀才）身分者，同样由官方赋予许多尊贵的政治、社会地位。透过科举制度实质内涵的变迁，使明清时代仅拥有最初级考试功名的逾百万士人都纳入了统治阶级。科举外在的影响力，随时代推前而不断扩大深化。科举内在生命力，经过五百年繁盛期之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开始走入另一个五百年的萎缩与僵化时期。自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命题一律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与“五经”，考生答题时，立论一律要根据宋代大儒朱熹的《四书集注》，答题方式一律采用“八股文”体。这些规范用意在于达成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但其也导致考试本身与考生思想日益僵化。明中叶后，将秀才视为职官缺，导致乡试竞争空前激烈。而在同时，新的做官途径“捐官任官”诞生，这种情况在清中叶后更加泛滥。科举选材的功能也日益萎缩。
从正面上看，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层，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北宋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拥有许多特权，因而鼓励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科举考试透过层层的科考，藉以鉴别致力于自我教化而热心宦途的才智之士，看他们是否已经完成无瑕可疵的经学训练。因而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到，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原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
宋、元、明、清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宋、元、明、清时期的文艺要求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难以形容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
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大略划分为两个时期。元以后的文学成就大多在于庶民文学，宋代则为士人文学成就显著的时期。宋代文学的特色是雅好议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宋代也成为中国论说文（散文）成就最高的时代。中国的山水画，是继先秦的青铜器与魏晋隋唐雕塑之后，为宋代以降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宋、元时期，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峰并以文人的山水画为代表。山水画的兴起，源自唐宋提倡科举，大批出身乡野的士大夫，集中到都邑城市。田园、山居就成为其乡愁式感情的向往，因而促成山水画的发展。绘画作品附写题语，大致始于五代，南宋以降，文人画已普遍加上诗文题跋，形成了诗、书、画密切结合的风尚。文人画中的文学修养、书法造诣与绘画意境的结合，乃用以追求文人本身品德的再现，藉以反映文人个人精神世界的意境、品格。
宋、元、明、清时期，虽然书法成就不如前代，但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清中叶时期，因金石考古与碑学大兴，书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清季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乃为一次中兴。清嘉庆、道光以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再加上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许多书法家将兴趣由法帖转移至碑刻上。元代末年，文人自印的风气开始形成，明清时期形成文人自印的高峰，印章转科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领域，进而形成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文人绘画新风格。清代以后，篆刻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更成为传统艺术最后的据点。
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
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著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学在中国盛行的七百年内，其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其带动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社会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讲学之人自行办理社会救助；在士人影响下，带动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熏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由于商人财力雄厚，明清时期，商人阶级普遍组织行善团体参加社会救助工作，对各地方的贡献尤其显著。然而，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使宋人成为严肃，宋文化转入“老僧”性格，沉静而内向。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奉为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中国文化更显现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时代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代，科技蓬勃发展的主因一是受社会经济繁荣的影响，二是由于理学勃兴，养成人们理性探求各种知识的习惯，因而厚植科技发展的基础。对规律探求的重视成为宋人的特色，无论对哲学、政治、诗歌、艺术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术”与“商业”，鼓励工商为官方一贯的政策，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予奖励。中国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都出现（或大规模使用）于北宋。在天文历算上，科学家郭守敬，发明出十多种天文仪器，并据以修订历法，他所制定“授时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医学方面，中医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发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法医专著。在纺织业上，元黄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岛）引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再加以改良，提高旧的的棉纺织效率与产量，棉布从此成为汉人最主要的衣著布料。
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
西学东渐与自强维新变法
西方的政治势力以及西方文化与中国的大规模接触，其时间肇始于十六世纪初的明朝中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天主教便开始开拓新的教区，不少新航路陆续被发现，大量天主教士随之来到东方地区。明朝末年，“耶稣会”传教士抵华，吸收信徒达十万人之众。新教对华展开传教工作，则是二、三百年后的事，并且在初期一直没有吸引太多华人信徒。西洋科学知识从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明万历至清康熙一百多年间传入中国，开启西学输入的先河，并引发此后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研究风尚。而其中把西方科学文化散布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为利玛窦。传教士将武器构造、历法、天文、数学、物理、机械、医学、世界地理等新知传入中国。而诸如西洋制钟表、眼镜、望远镜，其他仪器的技术，也由宫廷传至民间。明末清初的学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洋文化的风气，涌现了王徵、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学习西学的先驱。这也是中国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触及外来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机。遗憾的是，康熙后期发生罗马教廷与满清朝廷对宗教仪节认知不同的“仪礼之争”，导致接续的雍正、乾隆、嘉庆朝厉行禁教。结果导致明末开始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中断。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清政府却对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无知，特别是对此时兴起的民权思想未有接触，中西文化出现一大隔阂。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洋关系的转捩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至满清灭亡前夕六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口岸增至五十馀处，西洋国家的在华势力随之增长。列强在中国重要通商口岸设有“租界”，为各国商店、银行、工厂的集中地。租界有独立的司法人员、员警和行政、立法之权。租界地人民不受清政府管辖、不需向清政府纳税。另一方面，租界是西洋学术、思想在华传播和孕育的重要地点，各地的租界无不是新闻传播与图书翻译的重要据点。而商业的贸易口岸及租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活动成为清末西学输入中国的两大媒介。传教士的涌入，一方面其开设教会学校及医院等场所，但也产生了所谓的“吃教者”，产生了激烈的民教冲突。其原因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具有特殊身分，不受清政府管制，教士因此往往行为越轨，并庇护中国教徒，于是不肖之徒争相入教，教民依势欺人，时有纠纷。然而清末天主教对西学的传播推广也是无庸质疑的。以报刊而言，从天主教重获在华传教权利的一八六〇年起，三十年内，仅耶稣会所主办的报刊即达七十馀种。新教宣教士自一八五三年起，各教派纷纷在各地口岸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印行书报，曾经的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即为其所创。而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之江大学等大学及其前身，皆由教会所创办。十九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已达二千馀所，在校生达四万名学生已上，至民国初年，教会学校更增到六千所，在校学生达三十万名。
然而，即使天主教和新教对中国的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作出很多贡献，中国人依然对这些“洋教”非常抗拒。除了是因为少数天主教传教士的恶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入侵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为中国人对西方带来了不好的印象，自然对西方的宗教有所抗拒。当时的中国人流行一句说话：“释迦牟尼是骑著白象进入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著洋炮进入中国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天主教和新教的抗拒。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宗教不能融入中国这种异教文化当中。这是因为，基督宗教与佛教不同，本身对于真理和正统的信仰非常执著，无法如同佛教一般，能够藉著修改本身的信仰而迎合中国人传统的儒家思想；加上天主教和新教提倡的“天堂”、“地狱”这些比较抽象观念，对于比较重视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明白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数千年来民族的自信与骄傲荡然无存，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之下，陆续有学者提出因应时代变迁的主张，诸如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即为一例证。该书集中了西洋各国的地理及政治情势，可谓开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外患意识抬头，借此提升到对内政的关注，他们普遍检讨漕运、盐法、河工、农事等政策，并提倡“应先通西洋之情”和“师夷长技”。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5年间前后，清朝上层掀起兴办洋务的热潮，这是中国官方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计划的移植外来文明。相对于魏晋时期佛教的流入多为“心灵哲学”，洋务运动更注重“物质科学”。一八六一年，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中国认同国交平等的外交机构。满清官方推展以“江南制造局”与“京师同文馆”为重镇的译书工作，前后成书二百种。内容早期包括数学、工艺、物理、地质、天文、地理、军事、化学，后期翻译范围扩及医药、农业、财经、外交、法律、历史。洋务运动的推展使得中国对西学内涵关注的重点，由偏重军事逐渐转为注意工商实业发展；也导致中国对西学人才培育的方法，由藉重洋人逐渐转为迳派学生赴西洋求学。但由于洋务运动以“强兵政策”为主旨，且多为官方推动，甲午战争后逐渐陷入停摆。
新一波的自强运动变为变法运动。变法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鸦片战争前后至甲午战争前约六十年是变法思想的孕育期；自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间的十年是变法运动的萌芽期；自日俄战争至民初的洪宪帝制结束是变法运动的茁壮期。变法思想在甲午战争后，成为知识份子普遍的共识。在其后的三年间，全国自发组织的学会、报馆、学堂纷起，冲破了清廷两百五十年来严禁士人集会结社、议论政治的传统法令。在变法运动的茁壮期，其主要推动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新法仅实施百日便告失败。满清的压迫迫使体制外的革命运动开始发展，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打破了“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激发革命人士推翻帝制的决心。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同年孙文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革命人士更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6年袁世凯洪宪帝制瓦解，更宣告帝制的告终。
清末民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激荡的时期之一，由于保守势力的阻碍，习惯文化的制约，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和社会文明当时较难在中国被接受、发展。为因应西洋文明的挑战，中国前后出现推出三股风潮，其一是洋务运动；其二是变法运动；其三是新文化运动。
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之时，就有学者提倡引入西洋文明要从思想制度上著手，但洋务运动时期，举国关心的是富国强兵之策；在变法运动，政治议题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者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转而集中在思想观念上。由于时代的不同，各个时期的理论基础也不尽相同。清末洋务派的理论基础是“中体西用论”；而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理论是“全盘西化论”。以全盘西化论为代表，对西方的盲目推崇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杜威、罗素等人成为当时许多青年的思想偶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呈现两大特质，一是透过西洋文明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与批判；二是全力引进并宣扬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晚清以来的中华民族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感受到思想观念的落后。这一时期的许多知识份子认为，儒家伦理除了对个体的道德成就表示嘉许外，极不强调个性的价值，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又尤其重视“尊敬和秩序”。民初1911年前后，批判传统文化之风，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型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大否定。在民国成立前的十馀年间，以倡言改革、批叛社会为宗旨的“谴责小说”即盛极一时，在各种报刊所发表的达千种以上。而新文化时期文学家又著重于进行“家庭革命”和重视个体的差异。而风行的白话文学宣传近代思想，使反抗旧名教纲常的行为取得完全的合理化，不再为社会所不齿，反抗者所得到的同情远比谴责为多。
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即在政治上被共产党和国民党推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是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结束，中国彻底告别君主制度后，但火种实际上在清末已经形成。清末时，梁启超、严复等人透过翻译方式，将西洋最新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其中，达尔文进化论的引入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翻译达尔文名著《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顾道德的强国消灭弱国的“适者生存”法则在此理论中成为“天理”。西方近代思想流派如实用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的产生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思想也影响了近代直至二战以前的国际政治气候。民国以后，许多学人也纷纷致力推动西洋文化来带动民间的风气。这其中即包括文体革命与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他们将西方文化的精髓概括于“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并将其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标杆。报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在五四运动之前，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报刊仅有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一种，在其后数年间成长到数百种。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倡共产主义，鲁迅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学），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和实用主义，他们均为一般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同一时期，以南京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为中心，刘伯明、柳诒徵、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担当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的重责，不仅对民国官方在传统文化上的态度产生影响，而且数十年后的人们愈加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并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复兴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1922年1月开始刊行的《学衡》杂志为其代表刊物。学衡派对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科学和人文道德的现代观念进行了诠释。学衡派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对儒家学说进行的梳理和诠释，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源头。他们也对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学术性的评论，在批判近世中外思想流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平息各种极端思潮的泛滥，也没有能够阻止文言文文学的衰落。将西洋经典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引入中国，是学衡派的一大成就，同时也大力引介西方新人文主义，构成民国早年新文化思潮百家争鸣的一部分。
在这个近代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流派盛极一时，如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维护文言文文学的“甲寅派”，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以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等等。民国早期也成为继先秦和魏晋时期中国思想最活泼的时期。思想活动不再仅限于知识菁英阶层，而知识菁英通过众多开民智的新措施，诸如报刊、阅报社、讲报处、拼音识字班、半日学堂、新式演说、改良戏曲等来进行以庶民为对象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后期，奉系军阀入京对言论钳制甚严，大量北大教授出走到南方的厦门、广州等地。其中更以上海为中心，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活动中心也转移到上海，上海也成为共产党的诞生地。国民党染指学界，使得东大学衡派众多学人先后转移到北京、天津、沈阳、杭州等地，留在南京的学人则在中央大学形成国风系，他们的文化思想成为国难抗战时期中央政府实行的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主导思想。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苏联，不仅带动了马列思想在中国的风行，也带来了政党兴起与党治流潮，促成了共产党的建立和国民党的改组。孔子儒家文化强调个人的独立，主张“君子不党”，现代教育家郭秉文主张“学者不党”，“学者治校”，“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这种学校超然于政党的主张，和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国民党人士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杨杏佛等人借助段祺瑞北洋政府于1925年1月免去郭秉文东大校长的职务，而东大董事会则通过了否认政府免职命令的决议，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年的“东大易长风潮”。
1927年国民党执政，蔡元培主持教育，正式推行党化教育。政党干预乃至掌控学术教育和文化事业，这不仅改写了现代中国文化教育史，也改写了现代中国的宪政民主史和政治运动史。[2]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在大陆推行了更加全面、严厉的党化教育和党治，对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文化以及整个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列强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对中国经济的操纵与干涉日益扩大与深入，终至牵动中国社会结构的松动、瓦解。西洋文化的精髓已经通过新文化运动植入中国，然而这种乐观的局面却并未维持多久。新文化运动陷入衰落后，接续的危亡时局迫使中国人将关注的重心从新文化的培育转移到民族与国家的救亡。满清建国之初将中国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大；满清末年，中国的边陲藩属的逐一脱离，自身领土也被邻国所并吞，越来越小；民初以来，危机演变为“中原的分裂”；到八年抗战期间，已经“中原沦陷”，中国失去几乎全部的海岸线，以及东南沿海的精华土地。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共掌权的近一百多年间，中国尽管在表面上没有亡国，但实际上已经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受到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成为当时最风行的观念。抵制外货，向列强收回路权、矿权成为普遍潮流。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关头，过去的“文学革命”也变质为“革命文学”。民初中国的知识份子寻治国救国之道的见解也在此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应学习英、美，遵照自由、民主之路循序而进。另一派认为应该学习苏俄，采行共产党的办法，建立远大理想作根本解决。而最终马列社会主义因深得生活困苦的草根阶层的支持而在中国被接受。
由于英国和美国一直未得到全体中国人的支持[需要解释]，加之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内战战场上连连败退，经济又陷入恶性通涨，终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败走台湾。中国虽然脱离一个世纪的动乱，但是又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相互敌对攻击，持续受到世界强权的操弄。
中共胜利后，其文艺以明确的政治目的指引创作，遵循既定概念来发展情节，以服务政治为目的的文艺政策，并强调民间形式与传统形式，对西方艺术与文明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有所抵触。受中共统治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叶成为继清初之后，再一次的中西文化交流衰退期，前后时间达卅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对人民思想与文化艺术进行强力钳制。在近现代，中国主要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都实行党化政治与文化，以培养忠诚的党员与干部。1942年起，中共进行党风整顿，要求所有党员阅读指定文献。
建国之后，中共也屡屡发起思想整肃运动，如1958年的“百花齐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今日的保持党员先进性运动。反右运动的缘起是中共号召党员与知识分子对中共要勇于批评建言，其后又以各种罪名对批评者展开残酷的政治清算，一系列事件使得人民对政府和政治既敬畏而又失望，从此害怕过问政治，变得沉默不语、随声附和、口是心非，也很少关心政治。中共建国后推行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首先进行生产事业国有化并没收私产；其后为追求国营事业效率化而进行大跃进；最后对人民的思想进行全面清洗，即为文化大革命。社会改造运动的手法之激烈与深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属空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为洗涤传统社会价值体系，过于激进地将社会上现存的传统文化遗产如孔庙、寺庙、教会、文物古书、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均施予破坏性攻击，借此欲缔造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价值体系，然而却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给后世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中国文化在接触西方文化，并且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启蒙所影响的同一时间，中国文化也随著西方传教士和西方的商人带回中国。自从新教来华宣教士马礼逊于一八一五年独力编成了第一本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华英字典》。这本字典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文字和文化得以更容易被欧洲人所认识。此外，身为医生马礼逊，首次将中国传统的草药带回欧洲，促进了西方对中国医学的研究。
多元化的开放社会
中共在文革时期为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文明浩劫，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其政治根基，更导致中国经济民生的倒退。集权政治也因此略有开放，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开放门户。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其以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发展为中点诉求，以经济发展为主轴心，称为四个现代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使得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日益悬殊，贫富差距尖锐，官僚腐化严重，社会的走向与青年的理念背道而驰。终至1989年爆发学生的集体示威并引发暴力冲突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民众在继市场经济后要求开放政治民主的诉求。但中共的开放政策其目标在于自强式的“富国强兵”，政治体制仍是不容碰触的禁忌。在文学方面，作家脱离了百年来“文以载道”的巢穴，打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规定，作品不再纠缠于现实的政治问题和道德批判；开始强调作者自身创造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诉求重心。文革结束后的文学的主要作家有两代，一是文革时期的经历者，二是后文革时期的青年。前一类作家先后推出与文革经历相关的“伤痕”与“启蒙”文学。后一类作家后续推出与西洋同步的“后现代”文学。天安门事件的流血镇压，使1990年代的文艺由社会运动尝试折回到“纯文学”活动领域。
后人评价
中国历史学者周非认为“中国文化”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及近代受西方影响所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化”，因此反对钱穆、柏杨等论者迳自将“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划上等号，予以单独评价或与西方文化相较。他主张要把秦汉以后逐渐受到扭曲、湮没、毁弃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发掘出来或是还原其本来面目，尤其是上古到秦统一六国这段期间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以及各种科学知识与技术；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的工作，同时嫁接西方文化优质的东西，如此才能真正复兴中国文化[3]。
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国力为什么会趋于没落”诸如此类的问题，周非认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宋代以后的统治者选择了一系列逆时代潮流的大政方针所致”。在周非的眼里，宋朝是中西文化(明)实力消长的分水岭，当时出现的一系列违逆时代潮流的政治措施，往后的朝代不仅没有改正，而且还变本加厉；那一系列违逆时代潮流的大政方针，包含：大敌当前的“崇文抑武”[4]、工商兴盛时的“重农轻商”、变法改革下的“国有制”、儒学复兴下的“理学”、文官制度的“帝王集权”、科举制度中的“只读圣贤书”、海洋时代的“闭关锁国”等，最终让中国沦为西方列强与日本蹂躏的对象[5]。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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