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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1]，庄氏，名周，一说字子休，约与孟子同时，宋国蒙人，曾任漆园吏。为中国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西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2]，在四库全书之中归类为子部道家类。宋徽宗时，追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根据以上记载，庄子名周。《知北游》中说“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这可能是庄子对自己名字的特地解释。又有说庄子字“子休”，见于《警世通言》[3]，但司马迁没有记载，《庄子》中也没有相关证据，恐怕不确。
作为道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庄子和老子并称为“老庄”。道家和儒家、墨家形成鼎足之势，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思想的另一部重要之作，是中国古代精神自由史上的第一名著，在中国古代文学、哲学、艺术、思想史上均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经典”地位。
《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战国先后一百多诸侯国中并无蒙国，故庄子“蒙人”的称谓应应为地名。“蒙”为何处，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4][5]
- 今河南商丘西北民权县。古代学者支持者甚多，该说影响最大。西汉刘向《别录》、东晋郭缘生《述征记》、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唐成玄英《庄子疏序》、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清段长基《历代疆域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均持此说。现当代学者中，郭沫若、王力、杨宽、翦伯赞等皆从此说。2016年1月，国家旅游局将商丘市民权县“庄子文化旅游景区”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 今山东东明县。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初唐魏王李泰撰《括地志》“曹州·冤朐县”下：“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唐代杜佑《通典·州郡》亦载：冤句有漆园，庄周为吏之所。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十三“冤句县”下：“漆园城在县北五十里，庄周为吏之所，旧置监，今漆园城北有庄周钓台。”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二十三记：“漆园城，曹县西北五十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山东通志》《曹州府志》等皆据上说，认为漆园城在故冤句北七十里（或曰“十七里”为“七十里”之误），庄周为蒙漆园吏。
- 今安徽蒙城县。北宋时期蒙城县令王兢始作庄子祠，苏轼应王兢之邀于元丰元年写了《庄子祠堂记》（今存残碑186字）一文，认定庄子故里在安徽蒙城。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庄子自是楚人”。近现代学者中，王国维、冯友兰、刘大杰、孙以楷、常征、夏茹冰等均主安徽蒙城县说，多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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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是前369年—前286年。庄子逝世的那年，宋国灭亡[6]。也有认为庄子活得更长的，《庄子》中有[7]“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显然宋亡以后才称呼“旧国旧都”。
庄子属道家，从《庄子》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馀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以前一般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道家弟子托名。总的来说，《庄子》一书除了《杂篇·说剑》类似纵横家所著以外，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
庄子除做过漆园吏以外，没有担任过其他官职。据《外篇·秋水》记载，楚威王曾派人邀请庄周为楚国宰相。庄子以宁为泥中嬉戏的活乌龟，也不愿意为庙堂之上，受人敬拜，用以卜卦之龟壳为由，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泥中之龟）。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追求精神逍遥无待。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和惠施交好。
对于庄子的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是真正的逍遥，也有人认为是愤世嫉俗的表现，清代胡文英在《庄子独见》持此观点，他说：“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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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老庄”并称，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庄子的思想是承继于老子的。相同点主要在“道法自然”的观点中，庄子说“天有大美而不言……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9]还有就是无为、反对战争等观点。在养生观点上，虽然老庄都谈养生，但庄子更为重视，《让王》中有“两臂重于天下”。
但老庄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法家的韩非援引《老子》。而庄子抛弃了法家援引老子思想中讲权术的一面。章太炎的《论诸子学》中有“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如“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10]，羿,“古之善射者，夫利害相攻则天下皆羿也”[10]，彀指利害得失，“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10]，中与不中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10]。对于君主的残暴，庄子是一再强调的，“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11]。所以庄子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11]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
与佛教相类似的，庄子也认为人生有悲的一面。《齐物论》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认为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欲望，“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假称孔子之言，称一般人都是虚伪的，比大自然还难预料，大自然有日夜四季的变换，但是人大多外表忠厚，但是内心却深藏著其他情感。有的人表面谨慎内心放纵；有的人外表是长者而内心是小人；有的人表面圆滑而内心刚直；有的人表面坚定而内心散漫；有的人表面柔弱而内心凶悍。当他们追求正义的时候，犹如饥渴求食，当他们抛弃正义，就好像被烫到一样立刻缩手。“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慎狷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12]。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撄人之心”，这样会导致“天下脊脊大乱”[13]”。而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对知识的爱好，只会使人心更加败坏，乃至孩子杀害父亲，臣子杀害君王，白天抢劫、挖洞侵入他人屋宅而劫财“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14]，
流沙河认为，庄子的为人主要有四点，“一曰立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泽雉。四曰修养，紧守心斋。”[15]所谓环中，就是不持有任何立场。《内篇·齐物论》中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杂篇·则阳》中有“得其环中以随成”。无为在《庄子》中经常出现，庄子认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无为。但无为颇难解释，流沙河认为是“伪”或是“人为”的意思。“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16]，是追求自由。“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1]，所谓心斋就是要排除心中的种种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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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哲学思想可被归纳为以道为实体的唯心主义（通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有人说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有争论）、“万物齐一”的本体论。对于庄子，“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成”[17]，“道”虽无形，但独立于万物而存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8]，“道”，其存在虽先于万物，但其在万物之中无所不在。这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道”，并且万物皆观。
在庄子哲学中，万物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的部分，他将该存在称为生主。[16]这个存在“存在而无实体”，即“有情无形”。它是一切人类行为、情感的“真正主宰者”。因它驱使万物而不受万物驱使，故它是唯一超然于万物的。因为所有其他万物都处于驱使、受驱使的循环之中。唯独它不然。[19]人类作为生主的一部分，将自己投入主观中，使自己无法与该形而上的存在一致。人类希求生主以外的事物，希望成为其他的事物。从而被外物所驱使，成为了受驱使的，从而破坏了生主的超然性[18]。生主既与万物同时存在，庄子认为作为生主的一部分，人类应当从绝对的分别中抽离出来，并认识到一切的分别都是主观的、虚幻的，这样才可以脱离受外物驱使奴役的境地，保养生主。“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17]。人如果得 “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这种本于自然的人性论与伦理观，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庄子的哲学提倡破除“肉身我”与“认知我”，追求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于事于物不着痕迹。阴阳本指事物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20]，庄子将之定义为气所包含的矛盾对立要素，“阴阳，气之大者也”[7]。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与墨家推崇圣人，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21]庄子说“圣人生而大盗起”[22]。庄子认为圣人的主义学说不过是“窃国大盗”的工具罢了。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田成子，篡夺了齐国的政权。“田成子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一守其盗贼之身。”[22]对于圣人，庄子借用盗跖之口批评“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说孔子是“鲁之巧伪人”[23]。庄子还说“凶德有五，中德为首”[24]，所谓“中德”就是有心为德，有心为德就要虚伪，“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7]，会导致天下大乱。庄子还对圣人学说的积极性怀疑，认为圣人可以使一人变好，也使三人变坏。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庄子认为“道通为一”[18]，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对治国，庄子反对儒家的以礼法治国和法家的以法律治国。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法违背人性，使百姓“失其朴”[25]。对于刑罚治国，“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26]。庄子反对儒家和法家的治国方法的核心，是以知治国。庄子认为知是“争之器”[11]，而且知往往会被大盗所利用，所谓“盗亦有道”便是如此。对于以知治国，庄子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14]
所以，庄子与老子一样，主张无为治国，任其自然，认为“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13]，君主要“无容私”，“汝游心于淡，合气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27]。庄子在《庄子》中描写过他心中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26]
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28]，庄子也认为道不可言。但道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所以庄子采用的是寓言、卮言的方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29]这种方式让庄子的思想像水一般，不会惧怕后人的肢解。同时让他的观点不会被历史湮没。不同的时期拜读，会得更新的意义。庄周梦蝶、混沌开窍、庖丁解牛、惠施相梁、螳螂捕蝉等都是其出色的寓言。庄子的文字，想像高妙，天马行空，流畅通达，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宛奇葩，将先秦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玄宗天宝（742年—756年）初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不过，称庄子为“南华”在唐朝前就已如此。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中就称庄子为“南华”，《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旷著有《南华论》[2]。
约成于东晋末南朝初的《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称：“庄周者，太上南华仙人也，其前世学道时，愿言：‘我得道成仙，才智洞达，当出世化生人中，敷演《道德经五千文》，宣畅道意。’”，当时道教流传的《灵宝经》中已称庄子为南华仙人。
至于为何用“南华”作为封号，历来说法不一。一是认为传说庄周曾隐居于曹州南华山[30][31]，清朝宣颖《南华经解》沿用，不过明代以前少有此说。若按《真诰》记载，庄子师“长桑公子”（又称长桑真君，即扁鹊之师）隐于抱犊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而非隐居在南华山[2]。
另一说，则来自北宋道士陈景元。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陈景元主张“南华”是“义取离明英华，发挥道妙”之义。在《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南宋褚伯秀认为，南华同南极、东华之类，均为上天职任仙真的封号，难以究其义理由来。[2]按道教《要修科仪戒律钞》引用《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称“当念东游青林东华，当念西游安养西华，当念北游碧罗北华，当念南游太丹南华”，将“太丹南华”与“青林东华”、“安养西华”、“碧罗北华”并举，太丹南华可能是天堂南方的仙境。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南华老仙赠书《太平要术》给张角。书载：南华老仙，碧眼童颜，手执藜杖，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
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有说庄子字“子休”，见于成玄英《庄子注疏》的序文及小说《警世通言》[32]，但此说仅载于小说，不见于《史记》，《庄子》中也缺乏相关证据。
虽然小说作者和道教徒取材于庄周隐居南华山的典故，但基本上，南华老仙的故事，仍属作者构想、创作的人物和情节，不应将之误解为史实，或归类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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