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狭义220年—280年，广义184年／190年／208年—280年[a]）是曹魏、蜀汉及孙吴三个国家并立的中国历史时期[b]，也是魏晋南北朝和六朝的开端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建安元年起算[1]:154。东汉末年战争不断，使得人口急剧下降，经济严重损害，因此三国皆重视经济发展，加上战争带来的需求，各种技术都有许多进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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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汉廷因黄巾之乱、北宫伯玉之乱、黑山军起义、王芬谋废灵帝、张举张纯叛乱、外戚宦官火拼等一系列事件而动荡不安。184年汉灵帝时期，以张角三兄弟为首爆发黄巾之乱[1]:1。为镇压黄巾，一方面放权到州牧、太守，一方面纵容地主组织私人武装，对抗黄巾[1]:1。董卓乱政并与关东诸势力对抗后迁都长安，使得朝廷威信丧失，地方长官演变为独立军阀割据混战。其中曹操拥护逃回洛阳的汉献帝，迁都许昌。他击败多股势力，最后在200年的官渡之战击败北方最大势力袁绍，大致掌控中国北方。曹操以优势兵力南征荆州，但在208年冬天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形成三国鼎立的雏型。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而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灭亡，正式进入三国时期。
隔年以益州为主的刘备也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称帝，国号续为“汉”，史称蜀汉。刘备与孙权在赤壁之战后积极拓展势力，为了荆州问题多次发生纠纷与战争，最后刘备在夷陵之战战败，孙权获得整个荆州南部。刘备病死后，辅佐其子刘禅的诸葛亮于同年再与孙权恢复同盟。据有扬州、荆州及交州等地的孙权迟至229年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2]:6-21。此后三国局势主要为蜀吴同盟对抗曹魏，各国疆域变化不大。而曹魏朝廷渐渐地被司马氏掌控。237年公孙渊反叛曹魏，在辽东一度建国，国号“燕”，但昙花一现，在238年魏灭燕之战中灭亡。263年司马昭为建立军功准备代魏，出兵伐蜀，蜀汉亡。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接受魏元帝禅让而称帝，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曹魏亡。西晋最后于280年发起晋灭吴之战，灭亡孙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2]:22-27。
陈寿所著、裴松之作注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成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点书籍。而罗贯中结合历史、民间故事，撰写的《三国演义》章回小说，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丰富的内涵深入人心[3]:391。
年代划分
三国时期详细开始时间分成狭义及广义。狭义是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国曹魏，使东汉灭亡开始[4][5][6]。广义分别有184年、190年与208年。
184年汉灵帝光和七年是正史《三国志》开始记述的年份，黄巾之乱在这一年开始。东汉历经黄巾之乱后动荡不安，各地发生叛乱。187年刘焉向朝廷建议以宗室及重臣为州牧来安定地方。这个制度被南北朝史官刘昭诟病为地方割据与天下分裂的开端[7][8]。
189年汉灵帝死，由汉少帝即位[1]:1，外戚与宦官势力的争斗也随之激化。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听取部将袁绍建议，征调军阀董卓入京剿灭宦官势力，造成董卓乱政[1]:2。9月，董卓废少帝汉少帝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1]:2。此前董卓早已率军进入洛阳，东汉也因为皇帝被挟持而开始崩溃[9]。189年12月，曹操作檄文号召各地诸侯共起讨伐董卓[1]:2。190年群雄讨伐董卓，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后，群雄不再听令朝廷，东汉全国一统局面就此瓦解[4]。
208年，曹操已掌握长江以北一带，并开始率军南下[10]，接着与孙权刘备组合的联军于长江的赤壁发生赤壁之战；该战以曹军溃败、退守襄阳作结。三国鼎立渐成雏型[5]。
历史学家多注重三国鼎立的形成与过程，自184年东汉皇室失去政权实体及群雄割据，形成了三国雏型至魏代汉为止，所以往往将184年到220年的时间纳入三国时期加以讨论[4][11][12]。三国时期一般则以280年的晋灭吴之战，晋朝消灭吴国为结束[2]:22-27。
历史
东汉在汉和帝后，因为种种因素而走向衰亡：皇帝大多在年幼即位，所以政权多由外戚掌控。皇帝成年后为了夺权而寻求宦官的支持，让宦官势力掌控朝廷[13]。这种外戚与宦官的对峙即戚宦之争，使朝廷陷入循环内斗[14]。到了汉桓帝与汉灵帝时期，士大夫不满当时掌权的宦官败乱朝政，纷纷上书抗议[c]，但这两次的抗议均被宦官与皇帝镇压，史称党锢之祸。在地方上，各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压榨百姓，人民苦不堪言[16]。加上天灾接续不断，百姓纷纷揭竿起事，成为群雄割据的导火线[15]。
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和张宝率数十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之乱[17]。乱事范围迅速扩大，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的战乱[d]。汉灵帝赦免因党锢之祸被囚的士大夫以团结内部，命何进布防京师雒阳，以皇甫嵩、卢植及朱儁等率军出兵，并令地方州郡和豪强地主募军协助镇压。虽然黄巾军很快被击溃，但是朝廷依旧贪污混乱，民变余部散布各地，顺势占山成寇[e]，局势尚未稳定[19]。为了要稳定局势，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建议，让监察各郡的刺史拥有地方军政的权力，加强对各郡的控管。并且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或重臣担任[f]。这个措施使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然而当朝廷的威信减弱时，掌握地方实权的州牧及刺史就会割据一方，不受朝廷指挥。例如益州牧刘焉为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切断与朝廷的沟通。为了稳定国家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反而将东汉推往群雄割据局面[19]。
189年汉灵帝去世，戚宦之争又起。蹇硕等宦官意图杀害外戚何进，改立太子刘辩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为帝。最后刘辩顺利继立，即汉少帝。何进为了铲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及其他宦官，他与袁绍等士大夫联手，还命凉州董卓与并州丁原带兵增援。宦官们先发制人，杀死何进。袁绍等人为替何进报仇，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势力彻底溃败，戚宦之争就此终结。然而，遭郑泰和卢植反对[21]的董卓已率军入援，朝政大权顺势被他夺取[19]。
董卓为了掌权，开始铲除反对者，手段残暴，引起了诸多不满。他促使吕布杀死掌管都城禁军的丁原夺得其军队。袁绍、袁术与曹操等人陆续逃离雒阳，董卓分别封他们渤海太守、后将军和骁骑将军以安抚。最后废除并杀死汉少帝，改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22]。190年，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名义向各地发檄文[23]，陈述董卓恶行，联络各地州牧、刺史及太守讨伐董卓。关东诸郡纷纷举兵，以袁绍为盟主对抗董卓，史称董卓讨伐战[g]。董卓面对关东联军的军势，又担心背后白波军可能截断通往长安的后路，最后不听从朝廷大臣建议而迁都长安。他挟持汉献帝，强迁居民到长安，还火烧旧都雒阳，四出掠夺，杀害或免职替袁绍说话的大臣。而关东联军也不敢与之决战，消极的对抗董卓，只有孙坚、曹操二人敢与董卓军对战，孙坚还攻入雒阳。董卓迁都后，关东联军纷纷解散，如袁绍、袁术等势力开始扩充版图，割据一方，开始进入群雄混战时期[24]。
董卓迁都后自封太师，大封子弟为将为侯，兴建郿坞为基地，滥杀大臣，并以王允维持朝廷。汉廷重臣王允、黄琬与士孙瑞合谋，联系董卓部下吕布，于192年刺杀董卓成功，其族人亦被屠灭殆尽[24]。然而王允没有安抚董卓军余部，还杀害蔡邕，与吕布不合。董卓属下李傕逃出长安后，听从谋士贾诩“奉国家以正天下”之策[25]，伙同党羽郭汜、樊稠、张济等人攻入长安。王允被杀，吕布也兵败逃亡。李傕等人挟持汉帝，专政四年。其间凉州马腾与韩遂等也率军逼近长安，但被郭汜、樊稠及李傕侄子李利于长平击溃。195年，李傕与郭汜等人发生内斗，分别挟持汉献帝与大臣，长安陷入一片战乱。7月，汉献帝在张济、杨定、杨奉与董承等将协助下开启东归雒阳之路。李傕与郭汜后悔让汉帝东归，联合追击汉献帝。张济与董承不合，还与李郭合兵攻击朝廷军。朝廷军一直东逃，董承与杨奉还引白波军、南匈奴右贤王阻击李郭联军。朝廷军于大阳（今山西平陆东北）获河内太守张扬与河东太守王邑支援，并与李郭等人讲和。196年汉献帝终于回到成为废墟的雒阳。关东诸势力得知此消息，袁绍不听沮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26]，扶持汉帝。曹操则听从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之策[27]，迎奉汉献帝到许都（即许昌）。隔年，郭汜却被自己的部将伍习杀死。198年，曹操派裴茂率领段煨等关中诸将讨伐李傕，李傕被诛杀，至此关中初定[28]。
董卓讨伐战结束后，地方诸势力对东汉皇帝的安危已经不理会，陆续发展各自的势力。原董卓部下张济因军中缺粮，途径荆州南阳掠夺，在攻打穰城时阵亡，其军队由侄子张绣继承。张绣被荆州牧刘表安置在宛城，以联手抵御曹操。孙坚在攻打刘表据有的襄阳时战死，其子孙策投奔袁术后向他借兵，带领孙坚旧部于196年到199年间在江东四处征战，击败扬州刺史刘繇。最后孙策领有江东六郡，与刘表对峙，并等待时机北上中原[29]。197年袁术于寿春称帝，国号“仲家”，最后被曹操及刘备攻灭。194年益州牧刘焉病死，其子刘璋接任，与汉中的张鲁决裂，两方对峙。马腾、韩遂等人则于凉州、雍州一带各自发展势力。公孙瓒击败刘虞后雄踞幽州，最后被袁绍灭亡。东迁的吕布先是夺取曹操的兖州，被击败后先附刘备，接着夺其领地徐州，最后被曹操于下邳抓获处死。刘备继任病故的陶谦成为徐州牧，但两度因为吕布及曹操而失去徐州，不得不依附河北袁绍，后又逃到汝南试图建立势力[30][31][32]。
此时期各势力中成绩最突出的是袁绍与曹操，袁绍先用计占据韩馥的冀州，继而打败田楷、臧洪、公孙瓒等人，掌握青、冀、幽、并四州，雄霸河北，气势强劲。曹操四处征战，收编黄巾军余部男女老少，择其精锐组成了著名的“青州军”，几经转折，控制了兖州[31]。曹操奉立东行的汉献帝于许昌后，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诸侯；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由于袁曹双方的势力持续壮大，最后发生了决战[30]。
此时天下局势分为河北袁绍、辽东公孙度、中原曹操、扬州孙策、交州士燮、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及凉州的马腾、韩遂等人。支持袁绍的孙策于200年进攻曹操的广陵，但遭到陈登顽抗而被击退。孙策在同年4月遇刺身亡后，继位的孙权改与曹操和睦。而袁绍见曹操日益壮大，决定率军南下决战，史称官渡之战。他先后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及文丑进攻延津，但相继被杀。其后，袁绍亲自领兵，进军阳武，而曹操也回兵官渡，深沟高垒，两军的对峙长达半年之久。最后曹操于乌巢之战夜袭焚烧袁军的粮仓，袁军军心大变而溃败。此战成为曹操控制北方的重要战役[33]。
201年袁绍也再率军于仓亭再战，又败给曹军，最后于隔年病死。曹操趁机击败汝南刘备，刘备则逃到荆州去依附刘表。继承袁绍领地的三子袁尚与其长兄青州袁谭于203年内讧。曹操趁机与袁谭结姻亲，并于隔年攻陷袁尚的根据地邺城。而邺城成为曹操的主要据点[34]。袁尚与次兄袁熙投奔支持袁家的外族乌桓。隔年曹操陆续攻灭袁谭、幷州高干。207年曹操以轻兵袭击乌桓，将领张辽斩杀其首领蹋顿，袁氏兄弟逃到公孙康处。公孙康因惧怕曹操而杀死袁尚、袁熙，并且向曹操归顺。至此曹操大致上掌控了河北与中原地区，并且筹备南下[35]。
孙权在周瑜及张昭的辅佐下，稳定扬州局势，并发兵攻下江夏，斩刘表将领黄祖[36]。曹操闻孙权势力渐盛，刘表势弱，于208年率大军快速南下，意图立即夺取荆州。而荆州牧刘表于此时病死，其次子、尚未成年的刘琮即位后立刻后向曹操投降。原来依附刘表的刘备率军紧急撤离驻地新野，逃向江陵，逃亡途中在当阳被追上的曹军击溃（此即长坂之战），后获刘表长子刘琦的接应乘船至夏口[37]。孙权派部下鲁肃与刘备联系，刘备也派遣诸葛亮出使到江东。双方经过讨论后决定结盟抗曹，成立的孙刘联军共约5万，以周瑜、程普为正副都督。此时曹操所率北方军与荆州降军声称100万，事实约15万至23万，双方于乌林（曹军）、赤壁（孙刘联军）隔长江对峙。最后周瑜利用地形风，以火计协同刘备大败曹军，曹操退回北方，并任曹仁守江陵。此战役史称赤壁之战，大败的曹操从此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这场战役也促使三国鼎立的雏型形成[38]。
战后，孙权与刘备展开反攻。扬州方面，孙权自己率军攻打曹操领地合肥（第一次合肥之战），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守将刘馥与蒋济的规划使得孙权屡攻不下合肥而退，张昭的攻势也失败。荆州方面，孙权跟刘备在反攻过程出现竞夺荆州的现象。周瑜率军攻击曹仁固守的江陵，并请刘备派关羽侵扰汉津阻断江陵粮道。最后周瑜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成功攻克江陵，史称江陵之战。而刘备与刘琦攻打荆南四郡，四郡皆降，并驻守公安（今湖北公安）。孙权为向刘备拉近关系，将其妹嫁给刘备。其后，周瑜曾想出兵攻打益州，达成“竟长江所极”的目标[39]，但他到巴丘后不久即病逝。最后，孙权听从鲁肃的建议，将南郡借给刘备，从而得以联合抵御曹操[38]。
此时益州牧刘璋为了防备张鲁及曹操的入侵，不顾大臣反对邀请刘备入蜀[40]。刘备率军与庞统、黄忠、魏延等人入蜀，并不断的收买人心[41]。在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展开益州之战。刘备先后降伏吴懿及李严军团，大军直逼成都，但被张任坚守的雒城堵住。在刘备受阻的同时，诸葛亮开始率张飞及赵云入蜀援助，并以关羽镇守荆州。之后刘备虽然成功攻下雒城，但庞统于攻城时中流箭而死。214年刘备、诸葛亮等联军包围成都，成功逼使刘璋投降，占领益州。同时，曹操南下攻击孙权，最后双方不分胜负[42]。
曹操在南方失利后，出军西征汉中的张鲁，激起马腾之子马超与韩遂等凉州、雍州军阀集结反抗。211年马超、韩遂的关中联军攻下长安，但不久于潼关之战被曹操以反间计击溃。曹操进一步将凉州、雍州收为领地[43]。马超先投靠张鲁，最后投奔刘备。215年曹操率军迫降张鲁，获得汉中，但他不愿趁势南攻蜀地，派夏侯渊、张郃等人防守汉中[44]。216年曹操就任魏王，加九锡，开始拥有分立于东汉的军事政治机制[45]。次年，刘备进攻汉中，发动汉中之战。双方互有胜负，但汉中主将夏侯渊中计轻敌被刘备将领黄忠于定军山斩杀。虽然曹操率援军入援汉中，最后因为军粮不足而撤退，其领地上庸亦归降刘备。刘备占领汉中后以魏延为太守，并于219年自封为汉中王[42]。
江东方面，早在刘备获得益州后，孙权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而刘备希望取下凉州后再还。孙权就派吕蒙袭取长沙等三郡，刘备亦率军东下支援关羽，双方对峙于湘江。而后刘备得悉曹操得汉中，将危害蜀地安全，便与孙权和谈平分荆州[h]，但双方的关系已恶化。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之际率大军攻击合肥，发动第二次合肥之战，最后被张辽、李典与乐进等人击溃。鲁肃去世后吕蒙继任其位，他认为不应再依靠刘备抵御曹操，与孙权、陆逊等策划夺取荆州。219年，刘备占领汉中并自封汉中王后，因为吕蒙的麻痹战术，荆州守将关羽忽视江东守军，于同年率主力军队北上进攻曹操。关羽于樊城之战围曹仁于樊城、俘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使曹操有意迁离许都。而后曹操听从司马懿建议拉拢孙权对付关羽。在此期间，发生了关羽为解决于禁降兵的粮食问题，抢夺孙权米粮的事情，进一步坚定了孙权袭取荆州的打算。由于糜芳、士仁不满关羽，不战而降，关羽布置的东线防御完全失效，使得吕蒙夺得江陵等地，招降武陵，公安与零陵等地区，最后于麦城擒获关羽并处决，孙刘联盟正式破裂。关羽被击溃后，刘备的上庸守将孟达投降曹魏，至此刘备势力完全退出荆州[46]。
220年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魏王位后，同年12月10日接受汉献帝禅让帝位，国号“魏”，迁都洛阳，史称曹魏，至此东汉正式灭亡，进入三国时期[47]。隔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以汉室宗亲身份继续使用国号“汉”，史称蜀汉，随后以报关羽之仇为由东征孙权。而孙权则因此向曹魏称臣，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孙权派出接替吕蒙的陆逊迎战刘备率领的蜀军，222年蜀军惨败于夷陵、猇亭，史称夷陵之战，不久刘备病死于白帝城。孙权宣布自立年号，不再尊用曹魏的年号。223年，刘禅继任帝位，军政大权由诸葛亮掌握[48]。曹丕则与孙权翻脸，兵分三路南下，为孙权所阻而退。诸葛亮于同年向孙权联系后，双方再度结盟，从此三国局势再度成为东吴蜀汉同盟对抗曹魏，未再发生变化[49]。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另外，早在210年交州领主士燮即归顺孙权，226年吴将吕岱实质占领交州，士燮之子士徽投降[50]。
蜀汉南中地区在刘备去世后发生叛乱，诸葛亮以心战为方针平定南方之乱，并提出不留兵、不运粮作管理，令南中大致安定；虽然后来仍有零星动乱，但都被马忠、张嶷等平定[49]。而后诸葛亮转向对付曹魏，在227年至234年间与曹魏爆发六次战争，其中有五次北伐，一次抵御魏将曹真的南征，史称诸葛亮北伐。诸葛亮屡次击败魏军[51]，夺取武都、阴平，杀魏将张郃、王双。但是司马懿采取坚守战略加上蜀道补给困难，诸葛亮最终未能攻克长安，在五丈原逝世。而魏延与杨仪因互斗而先后去世，令蜀汉失去两个人才[52]。蜀汉政局由蒋琬、费祎与董允维持，并暂停大规模北伐[53]。蒋费二人相继去世后，姜維对曹魏展开北伐，但都没能取得明显的战略效果，并消耗了国力。姜维过于专注北伐，在大臣董允去世后，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及陈祗败坏朝政。等到姜维对付黄皓时反被迫害，只好迁镇沓中以避祸[54]。
孙吴为了联合蜀汉，派将领陆逊、诸葛瑾等人于合肥、襄阳、江夏与曹魏对抗，但成果不大。吴帝孙权任用顾雍为相十九年，使吴国大治。诸葛恪等人成功让山越归顺，安定后方，增加了人口与军队[50]。然而孙权到了晚年发生不少失误，为孙吴的未来带来隐忧。他先是不听大臣劝谏，误信辽东公孙渊会归降，最后军马钱粮被其并吞。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的利益之争引发张温、暨艳事件与吕壹乱政[55]。更严重的是二宫之争，由于原太子孙登的去世，使得孙权钟爱的孙霸与继任为太子的孙和发生斗争，诸大臣亦分成派系分别支持。最后孙权废孙和杀孙霸，选择年幼的孙亮继承皇位，并诛杀流放一些大臣，其中名将陆逊就在这场斗争中死去[56]。252年孙权逝世后，太傅诸葛恪辅佐吴帝孙亮，然而诸葛恪因北伐失利而罪责众人，大失人心，不久被孙峻和吴帝孙亮所杀。孙峻与从弟孙𬘭掌握大权后并行恐怖统治，大臣世家牵连身死者多，吴帝孙亮亦被孙𬘭废除。吴帝孙休继位后，便与大将丁奉联手将孙𬘭诛杀，但此时国政已江河日下[57]。
曹魏主要战争都是抗衡蜀汉与孙吴的攻击，在魏帝曹丕去去世后由曹真、曹休、司马懿及陈群四人辅佐魏帝曹叡，而张郃和满宠都是一方大将。这些将领守卫著魏国，其中以司马懿最为卓越，他成功抵御蜀汉北伐，并讨于辽东之战攻灭公孙渊的燕国。在曹叡死后，同为托孤大臣的曹爽与司马懿发生权力斗争[58]。最后司马懿在249年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曹爽及其党羽被灭族，魏国朝政为司马懿父子掌握[59]。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展开外除方镇内废魏帝的行动。当时守卫曹魏东方的重镇寿春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举兵，分别是王凌、毌丘俭与文钦、诸葛诞等三次叛乱，史称寿春三叛。除王凌外的叛军虽然获得孙吴的援军，最后仍被司马氏击溃。司马氏专政期间，支持魏帝的将领与大臣有的反对司马氏事败，有的自危，于是或被杀害或逃亡至蜀吴二国，而司马昭在杀害魏帝曹髦后，因已彻底清除异己而准备代魏称帝[60]。
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做好代魏准备，于263年趁蜀汉大将姜维避居沓中之际发动魏灭蜀之战。他派锺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南下汉中，但姜维即时赶回剑阁，挡住魏将锺会的攻势。而邓艾走阴平小路进逼成都，蜀将诸葛瞻在绵竹战败而死，至此刘禅开城投降，蜀汉亡。其后姜维力图复国，诈降锺会，并促使锺会诬陷邓艾成功将其囚禁。钟会意图占据西川叛变，但因魏军将士多有不服，后被卫瓘、胡烈所平。锺会、邓艾与姜维在这次动乱中都被杀。当时孙吴也有出兵袭魏和入蜀，意图救蜀，得知蜀亡，意图攻入蜀地夺取白帝城，但被蜀汉旧将罗宪挡在巴西郡而失败[54]。
孙吴在孙休去世后，因为太子年幼，濮阳兴和张布鉴于国家动荡不安，改立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为帝。然而孙皓继位后不修内政，残暴滥刑，滥杀大臣并任用岑昏等奸臣，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濮阳兴和张布不久也被杀。但孙皓尚能以陆凯为相、以陆抗镇守荆州江陵，维持吴国军政[61]。265年司马昭去世后，其子司马炎受禅称帝，定都洛阳，国号晋，史称西晋[62]。司马炎称帝后开始筹备伐吴，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以羊祜镇守襄阳与镇守江陵的吴将陆抗对峙。羊祜广施恩惠，采用“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使荆州百姓的民心被动摇。然而，当西陵太守步阐叛降西晋、羊祜率军南下支援之际，陆抗仍击退晋军并瓦解叛军，成功地守住荆州地区。岭南地区亦发生两次叛乱，264年孙皓即位后，交州向曹魏投降。两年后吴军意图夺回但被晋将毛炅击败。269年孙皓以虞汜、陶璜及李勖等人分陆海两路会师合浦，至271年方夺回交州。279年，修允部属郭马于广州（约今广东省及广西省）叛变，孙皓先后派滕修、陶浚、陶璜等多方围剿方平定。同年晋军率大军南征，吴国岌岌可危[63]。
孙吴重臣陆凯及陆抗相继去世后，晋将羊祜提议伐吴，但遭贾充反对而作罢。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勗等认为西北未定而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1月大举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他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280年1月孙皓急任丞相张悌率沈莹、孙震渡江抵御王浑军，但皆战败而亡。而王濬军沿长江配合其他晋军攻下西陵、江陵、武昌及寻阳等地，杜预也夺下荆州南部。3月，孙皓见晋军已包围建业，认为大势已去而投降。陶璜、滕修等见吴已亡，也都对晋表示归附。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时期[64]。
疆域及行政区划
三国分为曹魏、蜀汉及孙吴三国。这三国大致继承东汉的疆域及政区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65]。州设刺史或州牧。郡设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65]。郡制方面：曹魏河南郡治洛阳，为国都所在，称河南尹。蜀汉蜀郡治成都，为国都所在。曹魏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孙吴丹阳郡治建业，为国都所在。另外孙吴于毗陵（今江苏常州）设有典农校尉，管辖三县，等同郡。孙吴在一些辖区辽阔的郡下设都尉，冠以东、西、南、北部之名，并有驻所和领县[i]，其中有不少在后期正式成为郡。县制方面：曹魏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蜀汉和孙吴则为侯国，这些皆相当于县。孙吴又在丹阳郡设有一些都尉[j]，皆相当于县[65]。
曹魏的疆域主要是在曹操时即大幅发展，至曹丕称帝建国后定型，约占有整个华北地区。大致上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为重镇。在立国后原有87郡及十二州，有：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占东汉荆州北部）、扬州（占东汉扬州北部）[65]。曹魏于西域设置管辖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西域长史和管辖高昌的戊己校尉。221年孙权称藩后，曹魏让孙权领有荆州牧，将荆扬等孙权势力则定为荆州，曹魏原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双方决裂后曹魏复改郢州为荆州。220年至226年，分陇右置秦州，最后并入雍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共增加两州[65]。
蜀汉为刘备所建，他直到赤壁之战后才在诸葛亮协助下，由荆州南部开始发展。其势力一度涵盖荆州（占东汉荆州西部）、益州及汉中。立国前后与孙吴发生多次战争并损失荆州，于诸葛亮南定南中后获得云南一带疆域，至此渐渐稳定。疆域范围：北方与曹魏对峙于秦岭，汉中为重镇；东与孙吴相邻于三峡，巴西为重镇；西南至岷江、南中，与羌、氐及南蛮相邻。蜀汉共有22郡、仅益州一州。于益州下设庲降都督，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专辖南中[65]。
孙吴的疆域在孙策时即拥有大部分的扬州。孙权在赤壁之战后陆续获得荆州西部、交州，并在击败关羽后获得整个荆州南部。至孙权称帝后疆域方稳定下来。孙吴北与曹魏对峙在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建业、江陵为重镇；西与蜀汉相邻于三峡，西陵为重镇；东及南至东海南海，其中最南达现在越南的中部。孙吴原有32郡及三州：荆州、扬州、交州。于226年设置广州，后并入交州，至264年再复设广州，共增加一州[65]。
政治体制
三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东汉稍有不同，以曹魏改革较多，后来西晋也大多继承其制度。曹操是因为朝廷大权集中于尚书台才得以掌握大权，魏文帝曹丕为了避免尚书台（行政机关）权力过大，正式分离出中书监（决策机关），政治制度开始走向三省六部制[67]。另外，又新设置移动式的行尚书台，称为行台制。由尚书台分出部分官员来随皇帝移动办事。地方制度方面，出现类似军区司令的都督制，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中央军政权力，司马氏三世即皆以此职务掌握曹魏朝廷。孙吴也设有中书令与都督中外诸军事。三国均设有类似御史台的监察机关[67]。
曹操鉴于东汉弊政，用人不重虚德，反对“阿党比周”，采用“唯才是举”的方式，并在先后提出三次求贤令。曹操以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运用到政治上大大改善在汉末戚、宦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68]。220年曹魏建立，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接受陈群等提议的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汉代的察举制度。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地方委任地方士绅为中正官，由中正官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评定各地方人士。按这些标准评定出来的结果，会呈上中央作为对人才授官的依据。这一制度由于完全取决于中正官（通常由世族担任）的喜好或利益，几乎使世族完全垄断官职。这为西晋世族政治打下基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直到隋朝才被科举制度取代[69]。曹魏集团的人才可分为数个部分，核心成员是曹氏夏侯氏宗族势力，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等。第二部分是汉末大量社会名士，例如荀彧、荀攸、锺繇、陈群、司马懿、华歆、王朗等等，这些人才一部分目标是平乱安定汉室，另一部分则是协助曹魏代汉立国。第三部分则是刘氏皇族成员，如刘晔、刘放、刘馥等，大多放弃本身正统包袱，拥护魏室。最后一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不论出身或是敌将、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曹操都会重用，如于禁、乐进、张辽、庞德等等[70]。曹魏集团最后形成两个政治派别，即世族出身的汝颖集团和将帅曹氏夏侯氏为主的谯沛集团，在曹操时期尚共同支撑拥护。但是继承权之争，使得曹操长子曹丕与汝颖集团关系较好，其中与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关系最好，合称四友，最后削弱谯沛集团势力[71]。
蜀汉前期由诸葛亮以丞相总掌军政，诸葛亮死后不再设置。政事改由尚书令掌握，军权则以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诸葛亮入蜀后即提倡治实精神，即“治实不治名”。对南中采取攻心为上，取得“夷汉粗安”的效果。对孙吴采取实质外交，为诸葛亮北伐解除“东顾之患”[72]。依法治国，“先理强、后理弱”，打压豪强安抚百姓，提倡法度规范，约制官职，严格遵从权制，广开诚心，公平行事[73]。人才的部分有三种，第一是随刘备起家的关羽张飞，第二是在刘备发展过程不断加入的人物或士大夫，如诸葛亮、庞统与法正等，构成中坚，第三则是蜀中原刘璋的部下，如吴懿、许靖、李严等。政律方面，《蜀科》即由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及伊籍等人共同编列。刘禅执政后，政策多由诸葛亮所主持。他在朝内制定规范，训诫大臣；而朝外风气清廉，人心不乱。即使连年与魏国交战，蜀汉的经济并未受太大负累，有“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评论[74]。诸葛亮在世与去世后都得到蜀汉旧地百姓的怀念，其治国能力与效果为当世与后世极为称道。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都继续诸葛亮的政策；后来刘禅宠信宦官黄皓，朝政开始变坏。尽管如此，到蜀汉灭亡为止，地方的政风仍算清廉[75]。
孙吴也以丞相掌握政事，为常设之职，有议政参政之权。孙亮继位时年幼，丞相由宗室孙峻、孙𬘭先后掌控，废立君王，权势盛大[76]。军权以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上大将军为最高军事统帅，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权任尤重。其治国方针大致以限江自保与施德缓刑为主，政治制度大致上跟东汉相近。其政权受南渡的江北世族张昭、周瑜及鲁肃等和居住江南的吴姓世族如丞相顾雍和名将陆逊、陆抗辅佐支持[k]。在农业方面设有复客制来免除部分佃户课役，实际上减轻地主负担，开西晋荫亲制佃户无课役之先声。虽然孙权在顾雍协助下兴修水利，江南获得开发。但孙权在继承人之事没处理好，使得后来的政局不稳。孙权去世之后，朝政后来被权臣孙峻、孙𬘭等人挟持。吴景帝孙休去世后，大臣认为太子年幼，拥立年纪较长的孙皓为帝。但他却是一个残虐和好酒色的君主，进而导致孙吴亡国[80]。
对外关系
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大多是蜀汉与孙吴同盟对抗曹魏，取得三国互相制衡。吴蜀联盟是诸葛亮依据隆中对策制定下来的策略，此联盟经历建立、破坏、保持三个阶段。曹操南征荆州之际，鲁肃就劝孙权与刘备结盟[81]，并会刘备于当阳长阪，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瑾好友[82]。诸葛亮认为江东无法独自与中原抗衡，孙权也不会屈服于曹操，认定孙、刘定须联盟抗曹[83]。周瑜也认为曹军数量虽多，但兵疲将疑，不需畏惧[84]。最后，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击败曹操。破坏阶段：刘备占领荆、益二州后，孙权趁关羽北伐襄樊之际，派吕蒙袭取荆州，孙刘联盟破裂。而后曹丕称帝，孙权甚至愿意成为曹魏藩属，受封为吴王。孙权又任用陈化、冯熙、沈珩与曹魏外交，使得曹丕在军事上犹豫不决。而后刘备伐吴，被陆逊于夷陵之战击败。曹丕至此才以借口发兵三路南征孙权，但都被孙权沿长江抵御强敌。最后是保持阶段：刘备去世后，诸葛亮马上派邓芝东去与孙权重修好，孙权听从邓芝建言后，就自绝曹魏，与蜀汉联合，并且派张温与蜀汉和好。之后诸葛亮又派费祎、陈震与吴通好。到孙权称帝后，双方甚至协议平分中原，这些都体现了诸葛亮治实精神[85]。
三国与外族互动的部分，或联合攻击敌人，或攻灭以除后患与补充人口。而匈奴、鲜卑、羯、羌及氐等族也陆续迁居中原，到西晋时涵盖了关陇、并州及幽州等地区。东北方面，有高句丽、沃沮、东扶余及三韩、百济。204年在辽东割据的公孙康率军攻破高句丽王都，迫使新王伊夷模东迁至国内城。246年，曹魏毌丘俭率军击败高句丽。公孙康置带方郡后与百济联姻，之后百济并带方郡而立国。日本的邪马台国兴起后，遣使纳贡曹魏，魏明帝封邪马台国女主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魏晋以来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东汉之后匈奴分为南北；51年，南匈奴大多徙居在幷州中部的汾水一带。188年单于于扶罗趁中原内乱之际率军入侵。202年南匈奴归附曹操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立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族长蹋顿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205年，曹操击败袁尚，袁尚与袁熙兄弟逃至蹋顿处。而后曹操率精锐远征乌桓，于白狼山斩杀蹋顿，降服乌桓。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东汉，其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将他暗杀，其势瓦解[86]。
西部方面，西羌于三国时期开始迁居中原，分布于中国中部的山地地区。当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这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氐族方面，在东汉末期，兴国氐王阿贵与百顷氐王千万各拥部落，后为曹操所破。曹操恐刘备取武都以逼进关中，乃迁其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等郡。曹魏初，又有武都氐部归附内徙。当时西域地区有鄯善、高昌、焉耆、龟兹及于阗等国。魏文帝派官员管理西域地区，加强与西域各国联系，然而影响力不大。魏文帝还于229年封大月氏王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87]。西南方面，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乱，降伏南蛮（西南夷）族长孟获，并设置庲降总督管辖。往后虽有叛变发生，但皆不大。此时期在南方共有三大蛮族，分别是分布巴郡、江陵及淮水一带的廪君蛮；分布武陵、长沙一带的槃瓠蛮，又称傒人；分布在巴郡阆中一带的板楯蛮，又称賨人。夷陵之战时蜀汉也曾遣马良联络武陵的槃瓠蛮共讨孙吴[88]。
孙吴内部还有山越，其为据守江南山地各族人的总称。他们自给自足，且与曹魏联系，孙吴屡次征讨皆难以根除。234年诸葛恪使用坚壁清野的战术围山三年，降伏山越，并收编其精壮为军队。在岭南地区还有俚人，范围涵盖孙吴广州、交州及蜀汉益州南部。孙权也展开海上的发展，他派使臣朱应、康泰泛海到夷洲（可能为现今台湾或琉球）、亶洲补充人口、到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沟通联系，这些都扩大孙吴在海外的影响力。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89]。
军事制度
三国军事制度大部分沿用汉制，但是又有几个重大变革，产生许多制度以及部曲的兴盛[90]。世兵制起源自汉末的质任制，当时军阀为避免士兵逃散，将其家属集中管理，形成军户。由于长年战乱，最后出现专司作战的“军户”、“士家”，子承父业，甚至祖孙三代都为兵。而且年老之后也不能退役，改为从事后勤运输方面的工作。世兵制是对于东汉募兵制、征兵制并行制度的重要变革，并逐渐取代了前者，保持了很多势力稳定的作战力量[90]。内军外军制度与都督制：内军或中军负责政治中心的治安防卫，外军负责边境、军事要地的守卫，并从事屯田，互不统属。中军的领导为中护军、中领军，除了掌握中军还要负责各级军事将领的选拔工作。由于中军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军队中枢，往往成为权臣夺权的重要途径之一[l]。曹魏将分军队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军（地方军队）。而蜀汉与孙吴也有分外军为中、前、左、右、后五军。战区依都督制可加设“都督诸州军事”，其军政和一，多跨越州郡。例如，曹魏设有雍凉都督和扬州都督。蜀汉设有汉中都督、永安都督和庲降都督。孙吴也于西陵、江陵、巴丘、交州及广州等地设立都督[90]。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后泛指私人统率的军队。东汉末期战乱连年，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都去请求武装的世族豪强保护。而世族大姓为聚众自保而收编农民，敌人入侵时为部曲而作战，平时则为佃客从事生产。后来大力发展成为私家军队。其中孙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合法化的使将领与士兵建立世代的隶属关系[90]。
在三国各军特性方面，魏军主要区分为步军、骑军和水军，此外还设有虎豹骑、乌桓骑兵等精锐军队。但是当时的马镫较少，比较珍贵[91]。在前期，兵员靠募集、征发及强制降俘和少数民族为兵等。到后期，逐渐形成世兵制，并成为主要集兵方式。为了兵源稳定，曹魏实施军户、民户严格分离，除其子世代为兵外，军户的妻女也只嫁军户，保证其繁衍[90][92]。
吴军以舟师为主，步兵次之。孙吴水军发达，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设有水军基地，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造船厂。其所造名为“长安”、“飞云”、“盖海”等楼船，皆有五层，可载3,000名士兵[93]。272年晋武帝升王濬为益州刺史，并密命其于四川组建楼船，以灭东吴，其所造之船，最大的可载2,000多人，且能在船上驰马往来[94]。孙吴的精锐军队有车下虎士、丹阳青巾军与交州义士等，还有设有山越兵、蛮兵、夷兵等少数民族部队。由于比较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孙吴除了有世兵制外，还有世袭领兵制。各将领所领军队算是其部曲，军队除了服从中央指挥参与战役，但还要为其将领提供其它耕种杂役等。在将领死后军队须继续听令将领之子或其弟等继承者[90][92]。
蜀军以步兵为主，骑兵次之。蜀汉亦编有少数民族部队，主要有賨兵、叟兵、青羌兵等，当中以“无当飞军”最出名。在武器装备方面，蜀汉比秦汉时有所发展。兵源方面，蜀汉实施世兵制，由于人口远远少于其它两国，也实施征兵制来补充兵源。诸葛亮发明八阵图以利立营练兵。在补给方面设计出木牛流马以利山地运输[95]。他还制造出一弩发十矢的连弩，并以此编制成“连弩士”[96][90][92]。
人口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以至出现人吃人事件[97]。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联合军逼近下，强迁洛阳数百万人民到长安，还焚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98]。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及后李傕据关中，三辅尚还数十万户，但是李傕出兵掠夺，加上饥荒，人民在两年自相食杀略尽[99]。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100]。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100]。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分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100]。
以下表格可知人口锐减趋势。由东汉晚期到西晋统一全国，虽然时间尽隔125年，但人口只有东汉人口峰值的35.3%。至此户口一蹶不起，至到隋文帝在位时方渐复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高度的军事化，当时三国控制的人口还有兵户、吏户、屯田户等。例如曹操早在创建时期即推行屯田制。蜀汉人口虽只有九十万，但是却有十万多的军队[101]，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而屯田户数量之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102][100]。
| 国家 |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备注 | |
|---|---|---|---|---|---|
| 东汉 |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 | 10,679,600户 | 56,476,856人 | 是年距汉灵帝时黄巾之乱27年（184年），距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刘辩即位32年（189年） | |
| 三国 | 曹魏 | 魏元帝景元元年（260年） | 663,423户 | 4,432,881人 | 是年距司马炎代魏5年（265年），距曹丕代汉建魏40年（220年） |
| 蜀汉 | 汉昭烈帝章武元年（221年） | 200,000户 | 900,000人 | ||
| 汉后主炎兴元年（263年） | 280,000户 | 1,082,000人 | 于蜀亡之际，人口数含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 ||
| 孙吴 | 吴大帝赤乌元年（238年） | 600,000户 | 3,000,000人 | 其中兵八十万。 是年为孙权称吴王（222年）后的16年，称帝（232年）后的6年。 | |
| 吴末帝天纪四年（280年） | 530,000户 | 2,535,000人 | 于吴亡之际，人口数含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后宫五千余人。 | ||
| 西晋 |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 2,495,804户 | 16,163,863人 | 是年晋统一中国，为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的15年。 | |
|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 | 3,770,000户 | 18,850,000人 | 于晋统一中国后，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 | ||
| 注：本表东汉及西晋的人口数据源自[103]。三国人口数据源自《通典卷第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数据仅比较差异，实际上的户口数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数据受到部曲、军户、豪族门客或是战乱等因素使得有隐瞒或不列入统计[100]。 | |||||
经济
东汉末年，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分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104]。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使得稍加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105]。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106][107]。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108]。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104]。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107]。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张华《博物志》提到诸葛亮发展蜀盐，利用天然气，大幅提高蜀盐产值[109]。左思《蜀都赋》中提到“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110] 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蜀都赋》提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108]。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104]。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107]。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今湖北鄂州）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海盐）、沙中（今江苏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孙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福州）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今江苏南京）、吴郡（今江苏苏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108]。
文化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分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111][112]。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西晋代魏后，晋武帝司马炎为王肃外孙，王学遂被立为官学，黜郑申王，王学成为一时宗主。然儒家经学已经陷于穷究章句之僵化境地，日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些士人开始回归传统文化，研究道家思想。玄学应运而生[112]。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思想。《老子》、《庄子》和《周易》是主要研究对象，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尚谈老、易，王弼注释《老子》并以老子思想解释《周易》，从而开启玄学清谈之门。主张万物皆生于无，以无（道的原理）为本，有（表象）生于无。进而，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与道的关系，是子与母的关系[113]。魏末晋初，司马氏已经权倾天下，党同伐异，代魏之心昭然若揭。一部分士人既不愿意与司马氏合流，又无力改变现实，于是生求道出世之意。提倡老庄思想的自然真性，鄙视司马氏以儒家名教束缚世人的虚伪。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司马氏以崇尚名教自饰。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阮等人认为儒教礼法压抑自然真性，强调‘心与善遇’而回归真诚无伪的人性。他们不拘礼俗，甚至放浪形骸，以此不贤行为拒绝为司马氏征用。嵇康被杀后，竹林玄学陷于沉寂。西晋武帝死后，晋惠帝时期，朝纲紊乱，政治凶险黑暗。玄学重新兴起[114]。
而蜀汉继承东汉儒学道统，蜀汉刘禅时期，诸葛亮奏请册封甘夫人为汉帝刘备皇后，就是按照儒家礼制来做。刘备、诸葛亮对蜀地的儒学、儒生都是尊重的。任用杜微、周群、杜琼、孟光等等人才，或为做官，或为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有的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太子仆、太子庶子。蜀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和东汉一样，都是儒。至于诸葛亮推崇法家，但并未放弃德政，儒家也要刑法，但以德政为最终理想[115]。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116][117]。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加上他本身亦从事文学创作，擅写七言诗，故亦跻身“三曹”之列。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118][119][120]。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击溃曹爽等皇室势力，至此司马氏掌握魏室。而司马师、司马昭对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使得正始文人大多寒蝉不敢作为，转而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然而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121][122]。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123]。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如：许慈、孟光、尹默、李譔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 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124]。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125]，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为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史籍之一[126][127]。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南中诸夷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很浓厚的巫风。其性质是神话崇拜，具有多神、崇拜自然的特点。在西南地区有长远的历史，形成早期的原始宗教[128]。
东汉民间流行黄老之学，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129]。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130]，符文大多源至巴蜀巫术[131]。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事奉黄老之学。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成为主要经典之一。《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经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的传播，流行于四川与汉中一带。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132][133]。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不同于两汉时传入中国的小乘佛教，东汉后期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法藏）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后由弟子于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般若经》。发展方面，在东汉末期笮融曾于江东大兴佛寺。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方面，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并支持发展。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规模不大[134]。
三国在艺术方面，孙吴有很多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吴国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135]。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誉称“画佛之祖”[136]。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运笔而成[137]。孙吴吴王赵夫人，是赵达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138]。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139]。蜀汉诸葛亮父子亦工书画[140][141][142]。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锺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诸葛亮亦长于书法，有《远涉帖》（现今流传版为王羲之临摹）存世[143][144][142]。
机械学方面：马钧是曹魏陕西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知名发明家。他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m]和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146]。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现在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147]。诸葛亮为了方便在山地栈道运输，发明“木牛流马”。其构造历代文献有异，学者一般认定木牛为四轮车及流马为独轮车[148]，目前未有最终定论。他发明可以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又称“元戎”[149]。
刘徽是曹魏数学家，山东淄博淄川人。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唐代将《重差》从《九章》分离出来，单独成书，按第一题“今有望海岛”，取名为《海岛算经》，是《算经十书》之一。刘徽运用二次、三次、四次测望法，是测量学历史上领先的创造，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徽另著有《鲁史欹器图》、《九章重差图》等[150]。
医学方面，有名的有华佗、张仲景和皇甫谧。华佗医术精湛，擅长外科手术。他与董奉、张仲景被史书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可能是最早使用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的医者。张仲景鉴于当代动乱频繁，疫病流行，致力研究疾病，参考各家书籍写出《伤寒杂病论》，该书序言中有提到自己从医的动力之一便是其家族中有过半的人死于伤寒等疾病。该书集两汉医经、经方二派的大成，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后世奉其为“医圣”。皇甫谧自幼家贫，学习废寝忘食，淡于名利而不愿任官。他对针灸深入研究，将晋代之前各种经脉理论与针灸方法整理成《针灸甲乙经》，该书成为后世针灸学的范典。他还著有《寒食散论》，魏晋之后服食寒食散逐渐的流行起来[151]。
关于其他技术，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152]。裴秀的“制图六体[n]”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54]。蒲元擅长锻炼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155]。由于孙吴位于江南地区，水路发达，造船技术发达。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156][157]。蜀汉盛产井盐，利用当地的天然气来煮盐，提升了产能[158]。
君主年表
| 三国 （184年）220年—280年 | |||||||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统治时间 | 年号 | |||
| 曹魏 220年—265年 | |||||||
| 高皇帝 （明帝追谥） |
曹腾 | ||||||
| 太皇帝 （文帝追谥） |
曹嵩 | ||||||
| 太祖 （文帝追谥） |
武皇帝 （文帝追谥） |
曹操 | |||||
| 高祖[159] | 文皇帝 | 曹丕 | 220年—226年 | 黄初220年—226年 | |||
| 烈祖 | 明皇帝 | 曹叡 | 227年—239年 | 太和227年—233年 | |||
| 青龙233年—237年 | |||||||
| 景初237年—239年 | |||||||
| 邵陵厉公 （西晋晋武帝谥） |
曹芳 | 240年—254年 | 正始240年—249年 | ||||
| 嘉平249年—254年 | |||||||
| 高贵乡公 | 曹髦 | 254年—260年 | 正元254年—256年 | ||||
| 甘露256年—260年 | |||||||
| 元皇帝 （西晋晋武帝谥） |
曹奂 | 260年—265年 | 景元260年—264年 | ||||
| 咸熙264年—265年 |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统治时间 | 年号 | |||
| 蜀汉 221年—263年 | |||||||
| 烈祖 （汉国刘渊追谥） |
昭烈皇帝 | 刘备[o] | 221年—223年 | 章武221年—223年 | |||
| 安乐思公 （西晋晋武帝谥） 孝怀皇帝 （汉国刘渊追谥） |
刘禅[o] | 223年—263年 | 建兴223年—237年 | ||||
| 延熙238年—257年 | |||||||
| 景耀258年—263年 | |||||||
| 炎兴263年 |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统治时间 | 年号 | |||
| 孙吴 229年—280年 | |||||||
| 始祖 （大帝追谥） |
武烈皇帝 （大帝追谥） |
孙坚 | |||||
| 长沙桓王 （大帝追谥） |
孙策 | ||||||
| 太祖 | 大皇帝 | 孙权 | 229年—252年 | 黄武[p]222年—229年 | |||
| 黄龙229年—231年 | |||||||
| 嘉禾232年—238年 | |||||||
| 赤乌238年—251年 | |||||||
| 太元251年—252年 | |||||||
| 神凤252年 | |||||||
| 孙亮 | 252年—258年 | 建兴252年—253年 | |||||
| 五凤254年—256年 | |||||||
| 太平256年—258年 | |||||||
| 景皇帝 | 孙休 | 258年—264年 | 永安258年—264年 | ||||
| 文皇帝 （吴帝孙皓追谥） |
孙和 | ||||||
| 归命侯 （西晋晋武帝谥） |
孙皓 | 264年—280年 | 元兴264年—265年 | ||||
| 甘露265年—266年 | |||||||
| 宝鼎266年—269年 | |||||||
| 建衡269年—271年 | |||||||
| 凤凰272年—274年 | |||||||
| 天册275年—276年 | |||||||
| 天玺276年 | |||||||
| 天纪277年—280年 | |||||||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统治时间 | 年号 | |||
| 燕国 237年—238年 | |||||||
| 燕王 | 公孙渊 | 237—238年 | 绍汉237—238年 | ||||
东汉末期地方势力
| 各地势力 | 统治区域 | 统治时间 | 各地势力 | 统治区域 | 统治时间 |
| 黄河以北地区 | |||||
| 袁绍，后分裂为袁谭、袁尚 | 冀州、青州、幽州、并州 | 189年—207年 | 公孙瓒 | 幽州 | 187年—199年 |
| 公孙度，后继者为公孙康、公孙恭及公孙渊 | 幽州辽东 | 189年—238年 | 刘虞 | 幽州 | 189年—193年 |
| 张杨 | 并州上党 | 190年—198年 | 张燕 | 并州黑山一带 | 185年—205年 |
| 韩馥 | 冀州 | 189年—191年 | |||
|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 |||||
| 曹操，后继者为曹丕 | 兖州、豫州、司隶、徐州、冀州、青州、并州、幽州、荆州、凉州、扬州淮南 | 192年—220年 建立曹魏 |
吕布 | 曾据长安，后据兖州，之后为徐州 | 192年—198年 |
| 王匡 | 司隶河内 | 189年—191年? | 袁遗 | 兖州山阳 | 189年—192年? |
| 桥瑁 | 兖州东郡 | 189年—190年 | 张邈 | 兖州陈留 | 189年—195年 |
| 张超 | 徐州广陵 | 189年—195年 | 鲍信 | 青州济北 | 189年—192年 |
| 张绣 | 荆州宛郡 | 196年—199年 | 孔融 | 青州北海 | 189年—195年 |
| 刘岱 | 兖州 | 189年—192年 | 陶谦 | 徐州 | 189年—194年 |
| 孔伷 | 豫州 | 189年—190年 | |||
| 淮河、长江、汉江以南地区 | |||||
| 孙坚，后继者为孙策、孙权 | 扬州、荆州、交州 | 186年—229年 建立孙吴 |
袁术 | 先据荆州南阳，之后为扬州淮南、寿春 | 189年—199年 |
| 刘表，后继者为刘琮 | 荆州刺史部 | 190年—208年 | 刘度 | 荆州零陵 | 208年—209年 |
| 金旋 | 荆州武陵 | 208年—209年 | 赵范 | 荆州桂阳 | 208年—209年 |
| 韩玄 | 荆州长沙 | 208年—209年 | 严白虎 | 扬州吴郡 | 194年—196年 |
| 士燮 | 交州交趾 | 189年—211年 | 刘繇 | 扬州 | 192年—196年 |
| 陈温 | 扬州淮南 | 189年—192年 | 王朗 | 扬州会稽 | 193年—197年 |
| 关中、巴蜀、西凉地区 | |||||
| 刘备 | 初据青州平原，后据徐州，之后为荆州，最后为益州 | 193年—221年 建立蜀汉 |
马腾，后继者为马超 | 凉州 | 193年—214年 |
| 韩遂 | 凉州西平、金城 | 189年—215年 | 宋建 | 凉州枹罕 | 185年?—214年 |
| 刘焉，后继者为刘璋 | 益州 | 188年—214年 | 张鲁 | 益州汉中 | 189年—215年 |
| 李傕 | 雍州、司隶、凉州东部 | 192年—198年 | 董卓 | 雍州、司隶、凉州东部 | 188年—192年 |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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