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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概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30年代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十年”，中国大陆主体由中华民国之下的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同时中国共产党由苏联所扶植而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后续组织则先后在江西和陕西活动。此外，苏联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控制的蒙古地方、日本扶植满洲国控制的东北地区、英国扶植噶厦控制的西藏地方等区域并不受到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领导和控制。[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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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 / 中国历史年表 |
| 世纪： 19世纪中国 / 20世纪中国 / 21世纪中国 |
| 年代： 1900年代中国 / 1910年代中国 / 1920年代中国 / 1930年代中国 / 1940年代中国 / 1950年代中国大陆 / 1960年代中国大陆 |
| 年份： 1931年中国 / 1932年中国 / 1933年中国 / 1934年中国 / 1935年中国 / 1936年中国 / 1937年中国 / 1938年中国 / 1939年中国 |
| 纪年： 乙亥年（猪年）、中华民国24年 |
在黄金十年至1940年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前，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高水准，不过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中原大战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等战事爆发。加以日本侵略满洲地区、华北地区，国无宁日[参1]:6。
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让1930年代前几年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来源请求]
在所谓黄金十年建国初期，国民政府所遇的困难极大，除了财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层面，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掌握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几省，其他省表面上服从中央，收入却不上交。占总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当作抵押。战事频仍，导致军费开支庞大且要偿还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债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上面对的困局是中央丧失田赋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税收混乱。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国民政府可谓处境恶劣。
但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达7.7%以上。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最显著的工业成长分别为中国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及钢铁工业。除此，就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与食物，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
此阶段中国经济虽在国有化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弊端[注2]，然而在中央掌控金融主导权与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彻底改善中国既有经济规模，扩大经济成果。
中国大陆学者黄汉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也起著变化，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了[注3]。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也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以国家建设支柱和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之钢铁业为例，1935年之钢铁产量仅在1927年3万吨之基础上增加2万吨[参2]:49-50。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因为获纳粹德国的资金和技术，1936年6月落实为中德三年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南省份尤其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注4]。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工业化方面，民营工业受外资、外货影响，发展困难；政府对工矿、交通等企业大量投资，谋主导工业发展[参1]:7。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参3]。
辽宁、江苏、湖北等省是重要工业中心，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沿海部分工业迁往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带动内陆工业发展[参1]:7。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当时中国炼钢水平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参4][参5][注5][参6]。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发展及诸多因素，农村自1920年代陷入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为应对危机，各地兴起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参7]。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藉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也未能完全做到[参8]。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爆发连串灾荒，以及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参8]。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例如在1933至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参9]。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参10]。
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但因经济落后，中国货币在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之间左右徘徊，日本又极力扰乱中国金融，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参7]。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公分）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参11]。在西方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的币制不同于西方，在短时间内曾获得部分好处。但是随着英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经济则反而开始恶化[参7]。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钜，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中国为统一全国货币，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巩固币制，改善财政和平衡国际收支，于1935年11月4日公布币制改革，同时颁布紧急法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禁止用现金，并逐步取消各行和各地发行之钞票[参12]:696。国府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新办法规定：1.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2.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性的使用，凡银行、商号、公私机关及个人，应将所有银元、生银交于发行准备委员会或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3.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按照现行汇价，无限制售卖外汇，汇率是每元法币买美金0.295元，卖美金0.3元[参11]。
此政策既出，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参7]。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参11]。可惜的是这种良好势头被日本侵华所破坏，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注6]。
在财经上，政府介入银行、工矿、交通等企业[参1]:7。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1930年更裁撤全国釐金而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国防军事与及各项建设开支大增缘故。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仍常以贷款和公营企业收入投入建设，在1927年至1936年间，电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参11]。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可惜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以致实行未能彻底，影响效果[参11]。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参13]。
交通方面，陇海铁路、粤汉铁路之修筑，全国公路网之兴建，航空事业之拓展，以及电话、电讯事业之扩张，均较北洋政府时期为进步[参1]:7。1934年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中国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新筑的铁路如下： (一) 1932年8月至1937年7月，利用比国庚款展筑陇海路，西段由灵宝至宝鸡，东段由大浦至连云港，使连云港至宝鸡间全部通车。 (二) 1933年7月至1936年5月利用英国庚款，接通粤汉路株洲至韶段，使武昌广州间全部通车，并于1937年8月完成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接轨。 (三) 1930年至1936年1月完成由杭州至南昌的浙赣铁路，初由浙江省政府修至江山（1934年1月1日），继由铁路道部会同浙、赣两省，并与德商合作，展修至南昌，1937年10月又完成萍乡至株洲线，与粤汉路接轨，路款多由中国银行承借。 (四) 1933年至1937年6月完成同蒲铁路，由山西省府自筑，此路北在大同与平绥路接，中在太原由正太路与平汉路接，南拟在蒲州风陵渡建黄河桥与陇海路接，惟桥未开工而中日战起。 (五) 1934至1935年6月完成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铁路，以运煤为主。 (六)1933至1935年5月完成宣城至南京的江南铁路，为民营铁路。(七) 1935至1936年7月完成杭州至曹娥江的铁路，使沪杭甬铁路完工。此外，为联络铁路交通，1930至1933年完成南京和浦口间的轮渡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1934年11月至1937年10月完成钱塘江大桥，使沪杭路与浙赣路相接[参11][参14]。
总计，在黄金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65,979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参11][参14]。1938年，中国修筑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之滇缅公路，全长1,000公里，是中国西南地区之国际运输线，衔接缅甸中央铁路，通向南端之仰光出海口；1940年7月，日本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援华物资之输入几乎中断[参15]:62。
及时在抗战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统发挥极大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注7]。
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战略大后方，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四省。
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年4月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从持久战战略出发，把抗战作战轴心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根据地，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配合中央的调度。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参16]。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战略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先将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后方发展工业创造了物资条件和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并且加快了发展后方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种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发展工业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参17]。国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军工或民用，但凡国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应俱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参17]。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
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逐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参18]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各种言论及计划纷纷出笼。社会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营银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的[参1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资源投入。国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车，全长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对外交通，公路建设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注8]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注9]。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于是西北农村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据统计，仅仅咸阳、三原、大荔、武功、凤翔等关中5个地区成立的互助社就有1882个，合作社1688个，申请贷款总额1881741元，已贷合贷390631元，劝贷510587元。同时还在陕北协助中国农业银行拨款30万元，办理了陕北农贷[参20]，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北工业近代化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府确立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 国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参21]。 国府在内迁工业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国府又积极发展后方重工业，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注10]，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掀起高潮。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钜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参22]。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 [参23]
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参23][注11]。
不过1930年代中国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现代化进程，却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国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响仍然深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参23]。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关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参24]。
政治方面，中国1930年代的主权政府为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前身为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之护法政府或军政府等机构，但是因其主权治权未及全部中华民国领土，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建都南京、统一各省、底定北平、张学良决定率东三省服膺国民政府行动后，才获得如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日本等大国承认。自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为委员制[参1]:6。政府的运作主要决策者为中国国民党党内机构遴选出之国民政府委员所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行政机构取委员制。而这种体制即使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仍继续施行。依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定额早期为12至16人，1930年代之后增为24至36人，而凡其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司法院长及其副院长等政务要职均由该委员会推选。
如再就职权细分，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元首，与国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外交与军事及中国国家统治权，内政则由行政院负责。而国民政府从1930年蒋介石内阁开始，于1930年代中间，国民政府共在中国大陆组阁过十数次。另外，中国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宣布实施战时政府制度，军事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转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就总的来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枢之国民政府一直是以蒋介石为主、其他国民党中心干部为辅的党国政府。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之间之权力分配，常随蒋介石之职位而转移[参1]:7。1932年3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任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救国[参25]:24。1930年代间，不论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核心。
1930年代，是中国由军阀割据局面逐步走向实质统一的阶段，同时间也在日趋严重的外患阴影下重建国家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有着实质性进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注12]。
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遗教治国，将孙中山思想奉为南针，此不仅影响中国向世界各国取精用宏，且阻害国人思想之进步[参1]:7。国民政府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1929年中国国民党开始训政，实行指导式的民主[参1]:6。1931年2月，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引起中国国民党分裂[参15]:61。训政时期约法经国民会议通过，于1931年6月1日正式颁布。
为了使训政时期约法获得更多国民的认可，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5日至17日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代表来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华侨社会，主要由下列各机关团体中选出：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及中国国民党。5月，唐绍仪、陈济棠、汪精卫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自组国民政府，声言北伐，于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与南京政府召开统一会议，于1932年1月宣布撤销，仍自设西南政务委员会[参15]:61。另外又确立五权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训政纲要”及“国民政府组织法”，都采行五权制度，此一制度也纳入1931年6月1日所颁行的“训政时期约法”中。训政时期约法第71条规定，中央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参1]:6。五权分立跟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同处，在于为考试、监察二权的加入。考试院为国家甄选人才，提高公务院素质；监察院监督全国公务和公务人员，以促进政务发展。考试院曾于1931年至1937年间，考选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种考试及格者2,166人；监察院于同期共有纠弹案841件，涉及官员1,443人[参11]。
十年建国期间，即由1927年至1937年，可说是国民政府法统创立时期，主要标志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国民政府法制建设日趋成熟，省、市、县参议组织陆续成立，有关参议员选举条例也日渐完备。国民政府的法规可分为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也有分成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六大类，汇编为一起，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大全”，它构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制订了训政纲领，确立了训政时期政治制度，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为五五宪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次年1947年1月1日实施。
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民法典是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间草拟分期公布的，主要是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民法条款。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四部分构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间公布。它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而制订的。
国民政府在暂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础上于1928年3月公布了刑法，通称为旧刑法。1935年公布的刑法则通称为新刑法。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强调保全及教育机能，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是新刑法中专门一章，适用于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还颁布其他刑事特别法，包括1927年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8年的《暂行反革命沿罪法》，1939年的《共产党问题处理方法》等等。
民事诉讼法在1930年至1931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主要特点是实行不干涉原则，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调解原则。
刑事诉讼法于1928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七七事变后，又陆续颁布其他特别法规，例如《修正危害民间紧急治罪法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办法》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等等，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等。
行政法规方面有组织法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和军事参议院组织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规，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务员任用法”、“官吏服务规程”和“五院处务规程”等。
考试法在新六法全书中列为“宪法及关系法规”，但依其法规性质仍为行政法，例如考试法、考试法实施细则、公务人员升等考试法和典试法等。
内政法规方面，则包括内政部各委员会、司、室、处的规则，各省民政厅的规程，市、县的政纲，组织法等。
国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实行三级三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实行公开审判制。但对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案件可不公开审判。实行审检合署制，检察机关置于法院内。此外还有特种刑事法庭和兼理军法司法法院，实行陪审及辩护制，但陪审员必须是国民党员[参26] [注13]。
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移植六法全书，延续了中华民国法统。在中国大陆，普遍对于国民政府法制及六法全书评价甚低，认为其体现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政，是镇压共产党人的工具[参2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法全书被废除，之后又对六法全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引进苏联法律[参27]。不过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法学界中也有反思六法全书的呼声，并指出废除六法全书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对中共建政后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也为当代中国大陆长期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参28]。
如前述国民政府是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步骤去建设国家，训政时期自1929年起定为6年，但1931年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变乱频仍，训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但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党外人士亟欲参与国事，国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结束训政，早日成立民意机构。宪法草案于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拟完成，于1935年11月由国民党六中全会审查通过，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为五五宪草。
国府原欲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由于局势紧张，国大代表未能如期选举完竣，乃不得不继续实行训政。不过宪政建设工作仍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1938年7月，武汉会战刚开始，国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该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主要从事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修改后之宪政期成会宪法草案（又称“昆明草案”），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暂时无法召开国大，但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抗战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参29]。
十年建国期间中国政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国体制。其一特征是建立了效忠领袖的秘密政治组织，从而加强党对政治及社会的控制。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建国的过渡阶段，是从孙中山军政，训政建国思想而来。不过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加强，跟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地方分离主义仍未撤底根除有密切关系[参30][注14][参31]。在这前提下，树立新的中央权威，从而达致国家的实质统一就成为蒋介石首要任务。由于党内存在着强大离心势力[参32]，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就成为蒋介石加强党内纪律达致有效管治的重要手段。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广泛流传的“蓝衣社”）[注15]，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对于这些秘密政治组织，一直为学者所批判[注16][注17]。中共建政后，大陆历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认为这些机构是专门针对屠戮共产党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注18]，是独裁统治的反动举措[注19]。不过有论者指出，这些机构固然坚决“反共”并对中国工农红军予以沉重打击，但事实也有其抑制党内离异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复兴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结业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见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强党内纪律及抑制腐败倾向，有一定积极作用[参8][注20][注21]。
在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强化及战争阴影笼罩下，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及复兴文化运动，企图籍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及主张排斥病态与奢华堕落的清洁检查政策，宣扬对领袖忠诚，国家至上观念，达致民众的组织化，纪律化，艺术化，军事化，从而振兴民族，抵抗外敌。[参33]
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同时出现在左翼及右翼的理论家当中，1930年代初期，左翼电影理论界出现了对于上海影评人刘呐鸥、黄嘉谟等人“软性电影”理论“道德颓废”的批判[注22]，文学界也同时展开了一场对于政治立场不明的“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战。此论战自1931年延续到1933年共维持了一年半，前后包括胡秋原、苏汶、瞿秋白、周杨、冯雪峰、鲁迅、胡风、陈望道等人的参与，有论者认为此论战背后左翼与右翼共同以“法西斯心态”夹攻所谓“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而这系列的论辩起因于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一文。胡秋原这篇"阿狗文艺论"发表于1931年《文化评论》的创刊号，明言要批判“民族主义运动宣言”中的法西斯主义。该期社论“真理之檄”亦指明要批判“思想界的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 [注23]。
1933年底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设计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由此展开了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新生活运动所要针对的，是蒋介石于1934年二月在南昌演讲时所指出的“野蛮”与“鬼生活”。 对付“野蛮”与“鬼生活”的方式，就是新生活运动纲领中所谓的“艺术化”生活。蒋介石曾经几次说明此“艺术化”之所指：“并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所为”，而是要人民“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素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参34] ；所谓“艺术化”即是他说的“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以及合理化”，使全国国民生活做到“整齐简朴，迅速确实”，以便准备好“精神力量”，“万众一心，立志奋发，不辞牺牲，不惜劳苦随时随地都可予敌人以打击”。因此，所谓“艺术化”，其实指以军事之战斗态度整理生活之秩序。1939年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六义。有论者认为这种强调“规矩”、“清洁”、“组织化”、“纪律化”、“军事化”、“一心一德”的运动中所楬示的简朴、节制、清醒，属于一种“严厉的美学”，与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有精神上相互呼应的性格[参35]。
对“新生活运动”的评论，以“复古”和“法西斯”最为常见，这种组合，多少说明了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运动，其“中西全璧”、“古为今用”的折衷[参36]。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则从其反动论（counterrevolution）角度分析，不认同“新生活运物”是单纯为了强化统治权威的运动。认为透过介入私人生活领域，“新生活运动”更多地是透过动员来唤召一种积极的国民性，以每一位国民为对象；透过假借儒家传统，建构能够迎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被统治对象（subject of governance）[参37]。
新生活运动在1934年2月19日发起，跨越八年抗战，于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前夕“暂停办理”，但并没有正式宣告结束。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除了是对当时中国大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应，也被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十年建国，政治上另一个特点，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当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鲠生、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时，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会后,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参38]。
国民政府备受内战，及日本侵略困扰。内忧外患导致中共得以继续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到了1930年，中共已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边区建立苏维埃区[参15]:42。中共发展红军，兵力在10万人以上，党员扩展至12万人，实力与声势非常浩大，武装力量短短数年间增长迅速。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及各地军阀组成反蒋联盟，5月蒋介石下令讨伐[参15]:41。此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双方在河南、山东及湖南等地开战，以河南战事最为激烈，9月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派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地区，阎、冯、李战败下野，部队被收编；双方动员兵力100多万，历时7个多月，伤亡30万人，战祸之烈，为民国以来仅见[参15]:41。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仍陷于分裂之局：中国共产党盘踞江西一带，与国军作战；中国国民党内部分裂，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参15]:47。内战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讨中共军队，内战结果也令部分残余部队转向投靠共军，加上中共土地改革运动宣传策略甚为成功，中共势力日益增长[参39]。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参15]:42。中共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则出任红军最高总司令，此外又将中共中央总部由上海迁往瑞金。国共关系更形紧张[参40]。
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势力日盛，于是在1930年代开始按“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实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注24]，以图肃清中共的根据地，但由于战略错误，加上内战及九一八事变爆发诸等因素，前四次均无功而还[参41]。1932年1月，蒋介石筹划应付日军红军呼应夹击之对策，决定对外积极准备，对内加紧剿中国共产党[参25]:26。
1933年底国府再调动达80万大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十月发兵，准备全面进攻共产党于江西瑞金的基地，展开第五次剿共行动。1934年4月至7月期间，国、共两军展开决战，先后有会昌，驿前两大阵地战，红军伤亡惨重，军事失利令外围据点尽失。共产党见胜利无望，乃退而采突围策略。1934年，中国共产党被中国国民党打败，中共红军纷纷从长江南北之根据地突围西走，10月，中共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西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仅存数千人，加上陕西红军，总数不过一万人[参15]:61。在国军连串攻击后，红军损失惨重，由最初85,000人之数最后只余下6,000多人，途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历时一载，中共党史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于陕西并非国民政府势力所在，国府惟有按兵不动，国共两党处于对峙形势 [参42]。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打击了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的领导权，又排斥了张国焘的势力，由毛泽东任军委会主席，集党及军的领导实权，奠定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参43]。
此时期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人民情绪反日。1935年，中共红军到达贫瘠偏僻之陕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参15]:50；共产国际转变策略，指示各地共党联合民族力量，组织反法西斯联盟，中共也依照指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逐步由“反蒋”转变为“联蒋”[参15]:62。一时全国上下响应。这时国民政府把东北军调往陕西，中共利用心理战术，挑起东北军思乡情怀和抗日情绪，1936年中共派周恩来游说张学良，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参15]:50。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督师，12月7日张学良向蒋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遭严词申饬，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密商“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派兵围攻蒋介石之驻所，枪杀侍卫，逮捕蒋介石[参15]:50。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立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注25]。事变发生后，中共派周恩来见蒋介石，在各方斡旋下，事件终能和平解决[参15]:50。由此，国共两党暂时放下敌对，一致抗日。
1937年初，国军停止对中共之军事行动，使中共转危为安，国共酝酿合作，逐渐形成全国团结抗日；4月20日，杨虎城在西安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15]:50。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交《共赴国难宣言》，愿意和中国国民党携手抗日，中国国民党表示接受，在宣言内提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勤，担任前线之职责[参15]:52。8月，国民政府遂收编陕北红军2万余人为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令赴晋北作战；10月，收江南各地红军为新编第四军，约万余人，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规定其游击于南京、芜湖间，各军之粮饷、弹械均由中央按编制发给；中共于是取得政治、军事合法地位[参15]:52。
当建国十年后，国民政府外交方针主要有四大目标：
在193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国民政府与西方英、法、美诸国友善，跟德国也关系良好，而跟日本、苏联疏远。1931年就爆发著名的九一八事变。跟历届北洋政府尽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显著不同，国民政府对日本持有极大戒心[参8]。对苏联政策方面，基于苏联一贯支持中共立场，自1927年广州起事后，国民政府很快就与苏联断交。在中东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蒙古的问题上，国民政府跟苏联发生利益上冲突。早于1929年，张学良就在国民政府的鼓励下，跟苏联对抗并企图接管中东铁路，是为中东路事件，双方并且于绥芬河发生激战，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国家收回应属自己权益的行为[参8]。1930年10月11日，中国遣代表团前赴莫斯科讨论中东路等问题，但无结果。1931年以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相继建立法西斯政权，均宣称反对共产主义，使苏联同时受到来自东西方之威胁；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极欲改善与中国之关系，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长期拖住日本，以减轻它东部所受日本压力[参15]:62。直到1933年12月，中苏始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不过由于苏联继续背后支持中共发展势力，而国府又在江西进行剿共，为中苏关系投下极大阴影。
于此同时，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加速对中国侵略行为，且提出“反共”的口号，苏联亦蒙受日本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亦急欲与中国改善关系。故此在中苏复交后不久，中共就提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苏两国终于在同年8月21日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基础。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总值为485574436美元。仅此第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参44]
不过由于苏联援华的目的在于让中国拖延日军，减低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因此一直拒绝国府要求苏军参战的请求。待1941年当看清日军无意与德军夹击苏联后，史太林跟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于次年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长瓦西里·崔可夫元帅。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
1930年代抗战爆发前，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国府透过两国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大大提高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中德合作其实早在纳粹执政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德国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提供武器装备和建军思路，中国则出售一些原料给德国。在对红军的围剿中，就有德国军事顾问的身影。纳粹上台后，出于国内扩军备战的需要，对原料的需求扩大，而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钨，是德国非常需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双方的合作就进一步扩大，19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部队如教导总队，包括36、87、88几个师，都是使用德械装备。
不过当时的德国政府，存在亲华与亲日的力量，其中亲华以最初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为代表，主张在中日之间取比较中立的态度，而不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合作。而以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联合日本，抛弃中国。 希特勒最初也曾经犹豫不决，但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后，德日关系日渐接近，党内亲日力量对希特勒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希特勒最终决定支持日本，于1938年重新调整了政府，确立了亲日派在外交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就日渐下滑。同年德国还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不过双方和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39年，武器易货贸易也一直在进行，甚至德国入侵波兰后，双方仍然进行了少量贸易，但总的来说，此时德国在华的影响已经大大下降[参45] 1941年底中国正式向德、日、意轴心国宣战[注27]，标志着这段中德合作的历史彻底终结。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正受经济大萧条困扰，对中日争端基本上采取不介入态度。不过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仍存在某程度上的合作。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中国空军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整过1930年代，美国国内笼罩一片孤立主义气氛，民意普遍反对国家干预国际社会上的纠纷及军事冲突。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象征此时期美国外交上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参46]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在远东保持中立，禁止将武器或其他用于军事行动的任何装备运往中国或日本。国民政府对应之道是设想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待九国公约会议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积极考虑以争取美国为重心的战时外交方针。蒋介石的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以争取美国援助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参44]。
抗战初期国府对美外交重点是争取美国财政上的支持。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可以说，这笔贷款标志了战时中美合作之端。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府一路都积极争取更多美国援助，但事实收获甚微。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中日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目标是在维持中国不致全面崩溃的同时，又不想惹怒日本对美国进行报复[参44]。
中美合作的转捩点是在1940年秋季，当德意日三国签订了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之后。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1938年底，日军已经攻下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也以投下百万大军。由于轴心国有会师中亚的计划，中国战场能黏住日军主力，使之无法驰援德、义，对英、法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介石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朝向更紧密方向发展[参44]。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深深地打击了中国抗战士气，有见及此，美国于1941年4月17日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自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逐步纳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计划之内。5月6日，罗斯福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国府随即任命宋子文为代表，负责申请并接收租借法案下给予中国的美援物资事宜。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与美方交涉军事援华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公路和铁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
总括而言，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援助相当有限，全部算起来也只有11亿美元左右。用极为有限的装备和物资对抗强大的敌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战区所仅见的[参44]。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府采取不妥协、不作战、不直接交涉之方针，仅请求国际联盟制止日军侵略[参15]:47。九一八事变中，国府的反应备受国内舆论指责为“不抵抗政策”[注28]，但事实上国府仍坚持从外交渠道积极努力，透过“特种外交委员会”[参47]，于国联力争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谴责和抵抗。但国联只要求中日双方早日撤兵，不使事态扩大，1931年12月，国联议决派遣调查团到中国，但不干涉军事行动[参15]:47。1932年3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抵华，于同年10月发表调查报书，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之预谋，满洲国是日本之傀儡政权；1933年，国联大会接受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并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若罔闻，索性退出国联[参15]:48。但自1933年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起，国府对日本政策基本上已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华北危机时，国民政府对日本态度日渐强硬[参8]。
1934年冬，蒋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之前，曾于病榻中口授陈布雷一文，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题目是：“敌乎？友乎？”[参48]:131-132。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顾，有类于狂夫之趋井；同时晓谕国人[参49]。10月，蒋对日反提五条件，表示抗日决心[参25]:33-34。11月，派陈诚入山西主持绥远防务；蒋莅临太原，督攻蒙伪；克复百灵庙；12月，蒋进驻西安；召集各将领在西安会谈，并严督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剿[参25]:34。1937年6月，近卫文麿出组新内阁，华北驻屯军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日本见形势对它不利，决定开战[参15]:50；日本一面利用谈判作缓兵之计，一面大举增兵[参15]:51。
1938年底，汪精卫逃离重庆，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密约，规定日、满、华“互助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参15]:6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须继承晚清以来列强侵凌中国的负面历史遗产，尤其在边疆地区，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离中国版图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国民政府尚缺乏实力对边疆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另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频频插手边疆事务，以图达到侵占的目的。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内外蒙古，新疆，东北与及西藏等等，背后牵涉苏联，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蒋介石在1934年3月7日南昌演讲时称：-
“边疆问题实到处牵涉外交问题，盖谈东北与内外蒙古，不离对日俄之外交，谈新疆西藏不离对英俄之外交，谈滇桂不离对英法之外交，故中国之边疆各方面皆有问题……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疆，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
国民政府对应边疆问题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经济、文化、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国府先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此作为其民族政策法理基础。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2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在中央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央政府跟边疆地区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1934年8月，“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进藏后，留专使行署于拉萨，派驻大员筹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台和测候所等机构，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1940年2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在西藏期间，与热振活佛洽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员事宜。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设正副处长各1人，秉承蒙藏委员会之意综理藏务。驻藏办的设立使国民政府跟西藏地区的关系加强了，西藏噶厦至少同意，外交上国民政府可称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在藏期间，驻藏办做了不少工作，对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参50]。
国民政府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权利。1928年9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及青海、西康、宁夏等边疆民族地区正式改设为同内地一样的行省。
此外国民政府又积极拉拢边疆地区上层政要，改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处理西藏问题方面，尤其落力。国民政府透过尊重西藏宗教传统，对班禅额尔德尼及达赖喇嘛两位西藏政教领袖加以礼遇和册封，除了改善了西藏人民对中央的印象外，更重要是遏制了西藏的分离活动。此外，对于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转世灵童的认定，特派专使主持坐床大典，都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参50]。
除了以上怀柔政策以外，国府又在经济、文化、教育层面，积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条件。试图通过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培植少数民族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边疆民族对中央的拥护，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1929年6月，中国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于蒙藏各地教育、经济之设施，与交通实业之建设，应由中央政府协助其地方政府，依据本党主义纲领尽力推行。”[参51]
1930年4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蒙藏实施教育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实施教育行政办法，限令蒙藏各盟旗在1931年6月以前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主管该盟旗教育事宜。二、奖励私人或团体倡办或捐资兴办蒙藏教育者。三、奖励把‘党义’或科学的图书翻译成蒙藏文者。四、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在南京设立蒙藏回学生管理会，管理蒙藏回学生之招、送、指导等事项。五、在1931年前，蒙藏各旗必须设小学一所，6年以内蒙古各盟部及西藏重要各地、新疆回民繁庶之区，必须设职业学校和中学各一所。六、在首都（南京）、康定二处，各设立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年内完成成立。原有之北平蒙藏学校，亦应充实整之。七、教育部限令中央北平两大学务于本年秋成立蒙藏班，国立各大学应酌设蒙藏回文学系或讲座。八、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康四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六名。”1931年11月，国民政府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一、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人口开土地为要着，而以其他建设为辅。二、在人口数量较多之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建设为辅。三、在人口繁殖经济发达之地，须侧重文化建设。”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发西北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西北拓殖委员会，其下设国道、劝业、采矿、垦殖四局，主持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事宜[参50]。
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武力不能直接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情况下，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一方面采取怀柔手段，另方面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待，从而加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对维持中国统一及领土完整起了一定作用[参50]。
在文化方面，发展与动乱间，造就许多各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学影响政治界的鲁迅；创造新哲学观的胡适；文化出版业的邹韬奋及陶行知；文学界的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京戏与新艺术的梅兰芳与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顾颉刚、徐悲鸿、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及傅抱石均对1930年代的文化中国贡献良多。
因为新旧文化杂陈，1935年，中国学者间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与张力。
由胡适于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于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继续发酵，并获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国知名学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论或撰文来附和胡适的此全盘西化观。不过，此概念也遭到中国许多学者反对。最大反对声浪起端，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国学者针对全盘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开始。之后，两方阵营揭开了相当长时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论战结果，到1930年代末期，两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识。
科学发展方面，由于社会着重物质建设，因此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长足发展，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数学，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由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主持，调查地质、矿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学的研究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附设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对全国各地动植物的分类、形态、生理遗传、经济用途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参11]。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国期间成果十分丰硕，1927年发掘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始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至1936年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发掘河北易县练台村战国时燕国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发掘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黑陶遗址，同时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34年发掘陕西宝鸡县斗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至1936年间在新疆各处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发掘南京栖霞山六朝墓，1931年发掘广州市大刀山晋墓，1936年于浙江杭州、吴兴、杭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参11]。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参52]。教育制度，仍如北洋政府时期，分为大专、中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初等（小学）三级，但中国国民党之势力进入各级教育部门，党义被列为教材[参1]:7。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过国府义务教育计划还未实行，八年抗战就爆发了。由1927年至抗战爆发这十年间，时值内忧外患，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当不错的建树。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参53]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则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参54]。
国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可反映在教师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仅为15元。[参52]。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参55]。
国府迁都重庆时，由于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过蒋介石却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这时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参55]。蒋介石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战时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忆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参52]。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参55]
总括而言，十年建国以至抗战期间，尽管面对内忧外患与及财政匮乏的种种困难，国府仍将可观的资源投放入教育建设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识人材，对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注29][参52]。
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民间社会团体倡导，国家很少介入。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则发生根本改变，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当时失业恶化情况，国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为谋全国劳工教育之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会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参56]。随后，全国各地一律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筹设劳工学校。根据调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众学校38班，学生人数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学生数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学生人数为1，704人。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此外，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参57]。
中国的职业教育秉承着“教育救国”的主旨，最初由社会团体举办，后来转向了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一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种由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三方互动形成的职业教育，适合了当时中国国情。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局面，最终使国民政府为“职业救国”所付出毁于一旦，也使其应对失业问题的努力受到了极大限制[参58]。
建国十年，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参59]。在社会上，政府透过社会团体之组织，对各行各业人民加以动员和控制[参1]:7。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中国面临外忧内患，国家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有见及此，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传统与现代双管齐下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国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挥控制社会的功能，针对失业问题欲采取层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设立调查统计机关，查清全国各地的失业人数、失业种类与失业原因，然后通过兴办实业、开设平民工厂、举办职业介绍所、实行失业保险与移民垦殖等办法，筹建社会再就业工程，促成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可惜由于社会立法自身存在局限性与及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注30]，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参58]。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国民政府主要从两个层面去施行其政策，一是对生活遭遇困难者予以适当救助，维持其最低标准生活。二是从积极方向，进一步协助其恢复工作潜能，参加生产，服务社会。国府曾先后颁布以下各项有关社会救助法规：[参60]
国民政府主管社会福利行政之机关为内务部，后改为隶属社会部，后又改为隶属内政部。1940年 11月16日，行政院为适应社会需要，将原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成为全国最高之社会行政主管机关的社会部。直到 1949年国府播迁台湾，原社会部于是年4月30日裁并，划归内政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8年秋于南京设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政令的机关，同时各省市的公民营电台亦迅速增加，全国电台，无论公营民营，均受该会的指导监督。
中央广播电台初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1年7月改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节目有宣传、演讲、教育、新闻、娱乐五类。据1937年6月调查，全国共有电台78 家，总电力为122‧8635瓩。以地域分，分布于全国十九省区，江苏及上海地区占半数以上。当时广播仍在初兴阶段，电台电力弱，在78 个电台中，一百瓦特以内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过，当时全国各地收音机数目不及百万，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0.25，听众是很少的[参11]。
1930年代的中国报业，大报企业化经营趋势逐渐明显；内陆及偏远地区的小报也逐渐发达。
当时的中国报业，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南方的则集中在江苏、浙江，据1935年的统计，江浙地区的报纸414家，占全国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东的报纸223家，占全国报纸百分之22.3。大报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等；十年建国期间，新创办的报纸，上海有《晨报》（1932），《立报》（1935），北平有《华北日报》（1929），南京有《民生报》（1927）、《京报》（1928）、《民报》（1929）、《朝报》（1933）、《救国日报》（1933）、天津有《庸报》（1927）、《商报》（1928）等等[参1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界、学界各派竞逐，杂志业十分兴盛。
据统计，1936年全国有杂志1,518家，周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双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创于十年建国时代，而影响力较大的杂志以政论性的和文艺性的居多，当中又以左派的刊物为盛。左派刊物中，如创于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创于1931年的《文学导报》（月刊）、《文艺新闻》（周刊）、《北斗》（月刊）；创于1932年的《文化月报》、《文学》（月刊）；创于1932年的《艺术新闻》、《文化新闻》、《北平》（半月刊）；创于1935年的《大众生活”（周刊）等，都具有影响力。
为了对抗左派的刊物，亲政府人士也办了不少政论性和文艺性的刊物，如陶希圣主编《新生命月刊》（1928年创于上海），叶楚伧主编的《中国文艺月刊》（创于南京）、陈穆和主编的《当代文艺》（1931年创于上海）、张其昀主编的《国风半月刊》（1932年创于南京）、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办的《文化建设月刊》（1934年创于上海）等[参11]。
总括而言，尽管1930年代国府剿共益烈，对广播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有所加强[注31]，但同时期政见不同者在各个媒体仍然针锋相对，尤其在左翼及亲政府人士之间为甚。反映社会仍享有相当言论自由。
1930年代前期由于社会较为安定，中国的体育活动较之前有所发展。这个年代，在足球名将李惠堂的推广及宣传下，足球一度十分风行各地，足球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国球，当时有“睇（看）戏要睇梅兰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的说法。
而政府也在期间，举行了数届全国运动会，中国国内的综合体育活动，也有了比较好的表现跟发展。
在参与国际体育活动部分，1932年时，由于“满洲国”打算组织国家代表队出赛奥林匹克运动会，引起舆论哗然，政府为了回应民意，正式派遣成员参加比赛，是中国首次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中国派出的队员只有一人，为出身东北的中国短跑健将刘长春。
1936年奥运会，中国正式组织大规模的代表队，前往德国柏林比赛，由于当时中国整体体育实力尚不足，并未在运动场上取得名次。不过由亚洲球王李惠堂带领的中华民国代表队，首战英国队，上半场双方打成零比零平手局面，虽然最后以两球落败，但中国队的出色表现已为亚洲第一足球王国的美誉打下了基础。[参61]
十年建国期间，国府透过建设组织架构及相关条例措施，大力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早于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国民体育法》。1927年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积极推行相关工作。另外又透过投入大量经费建设体育硬件设施，使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年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军国民体育”所宣扬的“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转而追求体育运动的真谛，即休闲娱乐、健身、竞技。对于促成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体育起了重要作用[参62]。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不论国家领袖或爱国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体育事业，试图从体育中找寻中国积弱原因及救国之道。重要文献包括，孙中山的《<精武本纪>序》，朱执信的《精武本纪题词》，蒋介石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邵元冲的《民族精神与国民训育》，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蔡元培的《注重运动的原因》等等。它们都是在国家危难背景下出现，也贯穿着一样的思想，就是体育救国[参63]。
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国家仍处于实际分裂状态。1930年以后军人之间冲突稍缓，国共之间冲突又增[参1]:6。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密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训令东北军，对于日军挑衅，须万分容忍，不得还击，致酿事端[参15]:47。外部既要面对日本侵略，内部又要应付共产党的割据政权，国防军事建设，就成为国民政府逼切事务。国府的军事建设目标是“安内攘外”，内求统一，外抗日本。建设的主要内容为确立国防体制，聘用外国军事顾问，实施征兵，军事教育，建立国防工业，发展陆海空军等等。
国府先后于1932年恢复军事委员会及于1935年通过《国防会议条例》设立国防会议。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是一个实权机构。可以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的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该机构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国防委员会为抗战时期一元化最高领导机关，它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形成,从法制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对抗战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革命军建军之初，原聘用苏联顾问，自1927年中共发动广州起事后，国府即与苏联断交，转为聘用德国顾问，开展中德十年军事合作，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贡献钜大。第一个聘任的德国顾问是鲍尔（Max Baur）上校，他于1927年8月向国府提出整理陆军计划书，12月初到上海晋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明新式武器发展情况，特别介绍自动步枪和两声的平射炮；并陈述飞机进步的状况，建议中国发展空军。鲍尔另一贡献是成立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开创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奠定了未来十年的合作基础。
其后德国军事顾问团先后由克里伯（Hermann Kniebel）中校，魏泽尔（Georg Wetzell）将军，德国前国防部长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及其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担任，他们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工作。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是签订私人合同，与德国政府无关。人数多少按照实际需要而定。德式训练的陆军，最初的目标是8万人，后来增加到30万人。在兵工业方面，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制造各种德式武器。国民政府当时的军事目标，除了围剿共产党以外，便是对付日本的侵略。不过随着日，德两国亲近，德国最终于1938年召回所有驻华军事顾问[参64]。
1933年国府通过《兵役法》确立了征兵制。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护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之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到当年底，共征集5万新兵入营。这是征兵制之始。
1937年6月，蒋介石下令催各地完成国防建设；令设全国防空协会[参25]:34。“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政府曾征集国民兵服役。在征募并行的政策下，在1937年下半年，共约征募了70余万壮丁入营。
此外国府又在民众中推行军事训练，主要进行壮丁训练和学生军训[参11]。1936年国府颁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重点对壮丁进行军训，以备战时补充兵员。各县市设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对壮丁及各类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到1936年底，已在13个省实施训练壮丁约200万人。 接着在1937年8月又颁布了《战时社会军事训练整备纲要》，1939年3月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纲领》，并按此纲领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实施办法大纲》，对国民兵(即原壮丁队)的组织训练作了新的规定，对壮丁的训练更为加强。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各战区轮流从前方抽调部队分三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训练，以增强战力，把"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作为抗日战争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之一[参65]
陆军教育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主，此校于1924年建于广州，由第4期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科。
海军训练以福州海军学校为主，其前身为清末的马尾船政学堂，这军校以轮机、航海两科最重要，修业年限均为8年4个月。为普及海军人才起见，1930年规定全国各省市依定额保荐学生应考，在南京覆试后，依据成绩录取。
另外清末的黄埔水师鱼雷学堂，民初时改为海军学校，于1930年6月复校，北洋政府时代的葫芦岛海军学校，于1933年迁往青岛，改称青岛海军学校，也肩负训练军事人才的责任。而新建立的海军学校则有1932年在镇江所设立的电雷学校[参11]。
国防工业是为国防准备物质基础，是国府准备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由于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兵工产业十分落后，几乎谈不上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轻易拿下东北，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中国失去东北的工业，使得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和山西的兵工厂则由地方当局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为应付日本的侵略，1933年后，军政部对兵工业积极整顿，新出产的武器有仿造的德国1924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法国勃郎得厂式迫击炮等。另外自造的有7.5公分至15公分的要塞炮钢弹、飞机用的10公斤至1,000公斤重的炸弹，以及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等。当时著名的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
空军方面的兵工业，除原有的韶关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外，航空委员会曾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有限公司。
当时全国有6个飞机修理工厂，设在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海军方面，以制造舰艇为主，1912年至1927年制造舰艇共15只，共4,138吨；1928年至1937年制造的舰艇共16只，共9,080吨[参11]。
海军飞机的制造也有进展，1919年至1927年的9年间共造9架，1928年至1933年的6年间亦制造9架[参11]。
空军是二十世纪的新兴的军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在德国顾问的建议及协助下，积极发展空军。1928年国府于杭州设航空班，1931年改为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又于南昌成立中国航空机械学校。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府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积极发展空军。一二八事变时，中国有陆上飞机七队，水上飞机一队，约有飞机百架。
1936年，国府陆续由美国、意大利购入新机，飞机总数增至855架，计战斗机170架，轰炸机335架，侦察机280架，另广西有飞机70架，分驻南昌、西安、汉口、成都等地。
1937年5月，国府将全国分为6个空军区，先在南昌成立第三军区司令部，后在南京成立第一军区司令部。全国共设9个空军大队，计3个轰炸大队，3个驱逐大队，2个侦察大队，1个攻击大队，共辖26个中队。大队以外还有直属的5个中队及4个运输队，全国共有飞机场262个[参11]。
海军发展方面，1919年西方所成立的对华军火禁运条款，到1924年4月废除，这对中国建立海军有很大的帮助。1928年12月1日，国府成立海军署，1929年4月12日扩充为海军部，海军部直辖第一、第二舰队，及鱼雷游击队、测量队、巡防队、练习舰队等。1933年又将原来东北海防舰队及旧渤海舰队残部合编为第三舰队，有舰艇13艘，共14,222吨。另广东原编有第四舰队，后部分舰艇不受中央调遣，受调遣者均被编入第一、二、三舰队。
到抗战爆发后，全国舰艇总兵力合计新旧舰艇66艘，大者3,000吨，小者300吨，连鱼雷快艇12艘，共有59,034吨。这些舰艇除北洋政府时代原有改编者外，部分购自外洋，部分为自造[参11]。
不过，当时建军的重点在陆军和空军，海军大体上只是整顿，这由历年海军经费及海军建设专款与陆、海军建设专款的比例中略可探知。1931至1936年，海军每年经常费和临时费实支均在1,000万左右。1937年的军事建设专款，陆军列119,710,000元，空军列70,000,000元，海军只列2,800,000元[参11]。
北伐完成后，国内隶属于国民革命军下之武装，多达220万之众，不过部队编制分歧颇大，不成系统，难以统一指挥。另外军费开支庞大，每年已达8万万元，远超过全国总税数5万万元，不但国家无力负担，而且军队亦缺乏效率。为了达致国家实质统一，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国府乃计划部队的编遣，加强效率，从而充实战力。1928年底德国顾问团鲍尔等，即针对此情形提出“裁军及整军委员会计划书”，建议保留65个师，建立一支完整，战斗力强且属于国家的军队，这份计划书，成为了1929年1月编遣会议之蓝本。1929年的编遣会议，决定全国陆军步兵不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额约80万人，军费额度缩减至全国税收百分之40止，暂定一年经常预备费9,200万元。同时划全国为7个编遣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为一区，东北一区，川、黔、滇为一区，及一个中央区，以处理其他各军。
编遣会议并决定分期实施裁编，在第一、二期的裁编中，将全国军队暂时缩减至160万人，每一编遣区皆编留约20余万人左右。然协议未达成，即惹阎锡山，李宗仁及冯玉祥等军阀不满，触发“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发兵，与蒋介石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人，死伤超过30万人，战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诸省。军费浩大，占了预算百分之40以上。及至1933年的南昌会议，编遣亦未达成。1934年12月，第五次围剿后中共被逼退到贵州，蒋介石开始着手60个师整军计划，为抗日工作奠定基础。
1935年1月26日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对60个师整军计划，完成参谋作业。指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诚兼任处长，分期整理全国陆军。整军计划约分六期至八期实施，每期约编6至10个师。原计划于1939年前编练全部60个师，并由德国售予40个师现代化的装备，且已谈妥，后来却遭日本破坏打断，60个师整军计划，未完成其半，即告终止。
综计当时全国已整编与未整编部队，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计170万人，其他各特种部队在外。
在部队训练方面，1927年4月，德籍顾问鲍尔于“整理中国陆军计划书”中， 建议成立“教导队”并使之接受德国的战术观念，军队教导制度，其实是德军训练精良的重要因素，此制之优点在建立训练标准，落实部队训练， 扩大训练成效。并由教导师负责训练其他整训之部队，通常不担任一般之战备任务。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由教导旅与国府警卫旅改编而成，并由两师编余部队成立第三十六师。此时由德国顾问所训练的中央军逐渐增多，战力也因之日益增强。不过由于整个1930年代内战不断，加上日本不断发动武装挑衅，造成中央军相当大损失，致使整军成果打了折扣。总括而言，整军工作虽受经费限制，军阀阻挠与及日本侵华等因素而未能顺利完成，不过还有一定成效，例如第二〇〇师就是最著名的德国式机械化部队[注32]。
1930年代中，中国仍深受如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等战乱影响，其中影响中国至钜的莫过于中日战争。广义战争起始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的该场战争，一直到1940年代中期才告终止。
1931年，日本决定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不断挑起事端，作为出兵借口，7月挑起“万宝山事件”[参15]:46：万宝山朝鲜移民与当地中国农民因修筑水道发生争执，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出日本警察前往干涉，日本借此要朝鲜排华并鼓吹增兵满洲[参15]:60。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宣告了解决国共内战优于对抗日本军事入侵的国民政府战略。5月，日本派遣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伪冒农业专家，潜入洮南侦察军情，被国军拘留，后因逃跑被击毙，8月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指国军虐杀中村，要求调查[参15]:60。在1931年之前两三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内战不息、党派分裂、东北地区防卫空虚；日本对外贸易剧减、失业人数激增、在南满之经营也陷入不景气，遂予日本可乘之机，企图对外扩张摆脱困境[参15]:45。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进犯沈阳，侵占中国东三省，蒋在行营闻讯，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即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大计，电令张学良，严饬守军积极抵抗；11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蒋出席讲演统一为御侮救国之前提，大会决议，团结国内，积极抵抗侵略之方针[参25]:23。事变发生时，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闻讯后以为此举或是出于日方调动驻军之行动，未必是秉承日本军部或政府之命令，张学良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遂致电留驻沈阳之参谋长，嘱转达部队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东北军在此命令下便完全处于被攻击地位[参15]:61。11月，日军以苏联表示无意干预，进兵黑龙江省，该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率兵抵抗，终因兵力薄弱不敌，省城齐齐哈尔失守[参15]:47。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中国东北主要城市，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1919年正式成立于旅顺之关东军司令部迁至沈阳，关东军总兵力约一万人，满洲国成立后又移至长春，以后不断扩编至数十万人[参15]:60。此战略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有其更动，而该事变影响深远，除让脱困的蒋介石掌握更多军事权力外，也间接促成国共合作及让日本军队加速攻击中国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各大城市都有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上海日本海军制造事端[参15]:47。
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年初，日本就持续得入侵中国领土，并获得一定战果。1932年1月，日军轻易攻占锦州，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参15]:47。日军侵入淞沪，国军十九路军就地抵抗，“一二八”战事爆发；蒋以辞职在野之身，密电各军积极准备抗日；蒋密令何应钦指挥第十九路军作战，并密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与第八十八两师加入淞沪抗战[参25]:24。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与中国工人殴斗，1名日人死亡，日本嗾使浪人闹事，煽动日侨抗议，日本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凶、道歉、赔偿和取缔抗日团体[参15]:47。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市闸北区，一二八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驻防上海之第十九路军奋起应战，国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调派第五军精锐部队赴援，国军坚守月余，打得日军一再增援，三易主帅[参15]:48。2月，日军攻陷哈尔滨[参15]:47。后来日本援军从侧翼攻击，国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在5月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军撤退至事变前地区[参15]:48。但日本于中国北方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日本策划在东三省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宣称热河为满洲国领土，长城为满洲国国界[参15]:48。3月满洲国成立，以长春为国都，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但由日人掌握实权；满洲国国防及治安全部由日军控制，铁路、港湾均由日军管理，由日人开发矿产资源、充任满洲国官吏[参15]:48。3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开会，决议任蒋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25]:24。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之主张不为国人谅解，备受抨击，全中国兴起抗日救国运动[参15]:50。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进犯长城各口[参15]:48。2月，蒋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紧剿中国共产党，并密筹对付日本宣战与封锁之准备；3月，承德失守，蒋北上布置；日军入侵，长城战起，蒋进驻保定督战，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五师予敌以重创；蒋制定反攻古北口计划；确定华北作战方略；解除张学良之军职；4月，蒋赴江西主持剿中国共产党军事，力挽颓势；屡次诰诫高级将领，说明长期抗战方略与决心；6月，《塘沽协定》签字，蒋指示停战后应注意善后之点；蒋密令购备装甲汽车、坦克车等武器[参25]:27。第二十九军坚守长城，屡挫敌锋，但终于激战后失利，平津地区告急，国府被迫签订《塘沽协定》，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从此华北（当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参15]:61）门户洞开，暴露于日军虎口之下[参15]:48。7月，庐山军官团训练开始，蒋亲赴牯岭主持训练事宜；8月，筹划对日开战时国府迁都西北之准备[参25]:27-28。日军侵占热河后，又渗透和分化华北[参15]:48。9月，蒋命令中学以上毕业生实施军事训练；赶筑西北公路；筹备洛阳航空分校；10月，蒋在南昌召集各将领会议；杭江铁路建筑完成；八省粮食会议开会；规划建筑江防海防各要塞；11月，蒋命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训；又命令妥筹移民办法；切实整理田赋[参25]:28。
1935年，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兵入关威胁，迫使国府撤退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中央军（指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参15]:61），又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借“自治”之名义吞并华北[参15]:48-49。1935年底，在日本扶植下，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宋哲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中央，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参15]:61。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5个师入山西，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之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有限度抵抗[参66]:493。1月，蒋亲自督建东南国防工事，先后视察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3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3月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10月起，蒋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迁往内地[参67]:374。蒋开始有计划巡视和整顿航空学校；10月12日，蒋到航空学校阅兵，观看飞行表演[参67]:375。
1936年以后国共冲突稍缓，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参1]:6。1937年7月，庐山暑期训练开始；7月7日，日军侵芦沟桥，战事爆发，蒋介石派兵北上，决心应战，并令宋哲元驻保定指挥[参25]:35。7月17日，召集各界贤达在庐山开会，蒋发表主张四点，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参25]:35，表明中国立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参15]:51。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参15]:51，蒋发布抗战全军将士书[参25]:35。平津失守后，中国决定在上海另辟战场，以求一挫敌锋，驻上海日军亦积极备战[参15]:52。8月，蒋决定抗战时期军政各种重要问题，并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参25]:35。8月9日，中日士兵发生冲突[参15]:52-53。日军入侵中国淞沪，“八一三”战起，全面抗战开始[参25]:35。8月13日日军挑起战火，翌日国府宣布自卫抗战；双方动员海、陆、空军参战，一再增援，全力以赴，计日投入兵力20余万，国军约50万[参15]:53。9月，上海战争激烈，蒋赴昆山督战[参25]:35-36。日军凭借战舰炮火及飞机轰炸取得优势，国军虽伤亡惨重，但前仆后继，斗志顽强，令日军陷入苦战[参15]:53。中国决定“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注33][参68]。七七事变后，中国制订持久战、消耗战之战略，惜运用不当；自上海、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际干涉无望后，中国遂调整部署，宁可放弃一城一地，尽量保持国军战斗力并消耗敌人兵力，又将沿海、沿江之工厂、学校、文化机构等向内地转移，把西南建设成为抗战根据地，准备持久作战[参15]:54。10月，上海形势危急，蒋赴松江督战；消耗目的已达，下令撤退上海，变移阵地[参25]:36。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北犯苏联，南占南洋地区；但中国全面抗战，迫使日本一再增兵，将其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进退维谷[参15]:55。11月，蒋布置南京保卫战；部署山西、山东作战[参25]:36。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前线作战兵力90万人，海军排水量5万9千吨，战机305架；日本人口包括属地1亿500万，前线作战兵力70万人，海军排水量190万吨，战机2,700架[参15]:57。11月20日，蒋介石宣布迁都重庆，是为陪都[参69]:40。到了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北夹攻，日军继续向南京追击；国军全线溃退，上海、松江、苏州等地失陷，约10万人准备死守南京，但激战失利，仓皇撤退，大部分壮烈牺牲[参15]:53。12月，日本转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言和，蒋严词拒绝[参25]:36。12月13日，日军入南京城，在司令官纵容下，将大批民众、妇孺及失去抵抗力之士兵集体枪杀、烧死或活埋[参15]:53；南京失陷，蒋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移节武汉，主持抗战[参25]:36。血腥屠杀持续到1938年1月上旬，被杀者估计约30余万人，此外被强奸、抢掠者不计其数[参15]:53-54。1938年1月1日，蒋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专一于对日抗战之指麾；召集军事会议[参25]:36。不过，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仍积极于各地防线与日军对峙。中国地域广阔，日军深入内地，兵力不敷分配，补给运输十分困难[参15]:55。
1938年初，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于3月下旬一度攻入徐州东北之台儿庄，到4月初突围后撤，在增援后包围徐州；国军迅即包围日军，歼敌万余人，鼓舞全中国军民抗战士气，却不能扭转整个战场全线败退，国军为保存实力突围而出，徐州遂于5月中旬落入日军之手[参15]:54。3月29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武昌；大会修改总章，确定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4月，台儿庄会战，国军大捷，歼敌精锐两师团，蒋电勗国军，闻胜勿骄，务须沉着惊戒；宣布抗战建国纲领；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5月，徐州失陷；6月，河南花园口黄河堤防决口[参25]:37。1938年下半年，日军40余万兵分三路攻击武汉，占领广州，封锁华南沿海，企图切断海外援华物资输入；国府也调集100万大军防守，双方在武汉以北及长江沿岸激战；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大大消耗日军兵力，但日军侵入长江腹地，也使中国抗战更为艰苦，给中国持久抗战造成新困难[参15]:54。11月，武汉失守；12月，汪兆铭响应近卫声明，离开重庆出走至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蒋返回重庆，严词驳斥汪电；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会，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任委员长，统一党政军之指挥；3月，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成立，蒋任团长；4月，核定县以下党政基层组织之体制；5月，日本军机开始滥炸重庆，蒋亲临督救难民[参25]:38-39。武汉会战后，日本已无力发动强大攻势，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效能；国军主力进入山区，凭险固守，利用有利地形，经常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围剿[参15]:55。总括而言，国军于抗战初期，虽然代价惨重，但国府把作战线由原本的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解除国军主力于抗战初期即被日军围歼于沿海地区的危机[注34]。其次是争取了宝贵时间，将东南沿海的战略物质、军工生产设备，迁移到大后方，为持久作战提供良好条件[注35][参17]。中日战争遂进入相持阶段[参15]:55。尔后四年，在东亚战场，中国差不多独力跟日本周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止。
从积极的方面说，在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的工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民政府1933年实施废两改元,以银元代替银两，接着1935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尝试，统一了国家货币。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银等强势货币，保证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当时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政府组织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组成，并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学员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
农业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华民国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包括大豆）约为3000亿市斤，这一数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对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低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一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米（即一米）等于三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统一起来，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陆仍是公制与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1972年苏联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经济政策给予肯定[参70]。
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参71]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高度成就[注36]。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称，1928年至1937年，中国国民党力量巩固，取得成就[参69]:189。政府积极革新刑法，稳定物价、改革货币、建设道路、改善公共卫生、立法禁毒、扩大农工生产[参69]:189。此时期因为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成就而称为“黄金十年”[参69]:189。
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1946年出版《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在统一的过程中，蒋在南京所创立的新的官僚机构，其人数之多，几乎跟军队不相上下。这以以前，中国甚至从没有最原始形成的现代政府。新政府有一个真正的财政部，一个真正铁道部，一个真正实业部。该政府有一些农业研究所以及卫生局，虽然这些机关绝不能和西方的标准相比，但已经是中国从没有见过最好的机关。中央银行建立起来了，这银行给中国带来了一世代以来从未有过稳定通货。新的公路开通了，激励着工商业。新的教科书出版了，新的科学发展了。”[参72]: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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