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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藏流亡政府创立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藏语：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1935年7月6日—），简称丹增嘉措（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男，藏族，青海西宁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政治和宗教的象征人物。在西藏文化中，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领袖，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最高领导人。
丹增嘉措  | |||||||||||
|---|---|---|---|---|---|---|---|---|---|---|---|
.jpg) 2012年的丹增嘉措 | |||||||||||
 藏人行政中央最高领导人 | |||||||||||
现任 | |||||||||||
| 就任日期 1959年4月29日（65年210天） | |||||||||||
| 议长 | Pema Jungney（自2018年12月） | ||||||||||
| 历任司政 |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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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噶伦赤巴 |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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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
| 任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3日 | |||||||||||
| 委员长 | 刘少奇 → 朱德 | ||||||||||
| 第一副委员长 | 宋庆龄 → 林伯渠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任期 1956年4月22日—1964年12月17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
| 代理 |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59年3月28日－1964年12月17日） | ||||||||||
| 继任 | 阿沛·阿旺晋美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
|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 |||||||||||
|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59年4月17日 | |||||||||||
| 主席 | 周恩来 | ||||||||||
| 名誉主席 | 毛泽东 | ||||||||||
|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排名第一） | |||||||||||
| 任期 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 第二届中国佛教协会 | |||||||||||
| 任期 1957年3月31日—1962年2月27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
| 会长 | 圆瑛 → 喜饶嘉措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 |||||||||||
|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 |||||||||||
| 任期 1951年10月28日—1959年4月17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周恩来 | ||||||||||
| 达赖喇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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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35年7月6日 藏历第十六绕迥木猪年5月5日  中国青海省西宁县唐隆台乡塔泽村（藏区安多地区） | ||||||||||
| 认定 | 1937年 藏历第十六绕迥火牛年 | ||||||||||
| 坐床 | 1940年2月22日 藏历第十六绕迥铁龙年1月14日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1] | ||||||||||
| 寺院 |  印度达兰萨拉大乘法苑 | ||||||||||
| 法名 | 吉尊降白阿旺洛桑 益喜丹增嘉措 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 | ||||||||||
| 含义 | 文殊尊者语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 总摄三界无敌军具足吉祥贤德尊 | ||||||||||
| 藏文 | 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 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 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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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名 | 拉莫顿珠 | ||||||||||
| 藏文 | ལྷ་མོ་དོན་འགྲུ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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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 祁却才仁 | ||||||||||
| 母亲 | 德吉才仁 | ||||||||||
| 签名 |  | ||||||||||
丹增嘉措生于藏区安多西宁县祁家川（今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红崖村）的农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7年，经过寻访团遴选后，他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隔年，西藏噶厦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其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意免于“金瓶掣签”。1940年2月22日，其举行坐床典礼，继位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由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先后出任西藏摄政。
1950年11月17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击败藏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并派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任职务改革西藏制度。在1954年至1959年间，他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务委员，以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11月下旬，十四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法会，于印度停留三个月。与周恩来会谈后，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继续施政。1957年以后，主张反对“十七条协议”。1959年3月17日，流亡印度。随后丹增嘉措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藏人行政中央政府，部分藏人追随他而流亡海外，不过后来他到印度后，政治理念又逐渐变化，开始转向推动西藏自治，但后来与中方多次谈判均未果。
宗教上他对藏传佛教的观点看法，经印度佛教的影响后，在西方获得相当的敬重，除了新思维外，他长期在各地演讲有关于西藏的政治，就西藏地位问题提出“五点和平计划”。由于主张以非暴力方式磋商，他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他宣布完全退休，自己将卸下所有职务与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司政负责领导，结束了达赖喇嘛长期的政教合一传统。尔后他很少碰触西藏管理议题，淡出政治。
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3]，丹增嘉措（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的法名全称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贝桑布”（རྗེ་བཙུན་འཇམ་དཔལ་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ཡེ་ཤེས་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ད་གསུམ་དབང་བསྒྱུར་མཚུངས་པ་མེད་པའི་སྡེ་དཔལ་བཟང་པོ་），意译是“文殊尊者语自在睿智良慧持法海总摄三界无敌军具足吉祥贤德尊”[4][5]。在过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僧侣，也是该派的实质领袖[6]。达赖喇嘛被视为是圣观音的化身[7]。而在当前，除了作为格鲁派的最高指导者外，对于其他藏传佛教教派来说，达赖喇嘛也是藏传佛教最高领导者，甚至被称作藏传佛教的“法王”[8]。例如宁玛派的流亡藏人索甲仁波切，便认为丹增嘉措是当前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9]。
在历史上，过去除了格鲁派外，其他藏传佛教的教派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架构[10]。而即便是在格鲁派内部，达赖喇嘛和寺院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随着时间变化有所不同，并不完全是由达赖喇嘛所组织领导的[10]。最初几世的达赖喇嘛并非格鲁派的正式领袖，不过随着格鲁派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教派发生摩擦后，第二世达赖喇嘛首先成为教派的领袖，后来的第三世达赖喇嘛更追认转世系谱，确立格鲁派的团结象征[11]。而从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到1959年期间，达赖喇嘛的传统世俗职责还包括在甘丹颇章主持西藏政府[12][13]。
因此，在西藏高原、蒙古高原在内的藏传佛教地区，达赖喇嘛同时是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权威，以及统治西藏的政治领导人[14][15]。虽然过去达赖喇嘛的统治，经常受到蒙古帝国（1240年至1370年）和大清帝国（1720年至1912年）的统治影响。不过1912年第一次驱汉事件中，西藏将清朝官兵驱逐出藏，并获得事实上的独立[16]，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便宣布与中国过去为“檀越关系”[17]。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政府派出寻访团寻找其转世[18]。
1935年7月6日，丹增嘉措在青海省（安多地区）塔泽村的一个农民和马贩家庭出生[注 2][22][23][24]。这个安多地区小村庄位于传统藏区边境[25][26]，约有20个农民家庭定居[23]。丹增嘉措的家族出身土族[27]，双亲并非贵族阶级、而是与地主并无联系的小农，并住在典型的藏族住屋里[28]。他们拥有小块的土地，自力耕种青稞、荞麦和马铃薯[23]，并混养数头犏牛、约80头绵羊和山羊、几匹马与一对牦牛[28]。丹增嘉措是16个孩子中的第九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姐姐达拉·次仁卓玛，比他年长18岁[29]。其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很早就被认定是高级喇嘛当彩活佛，被迎请到著名的塔尔寺[28]。后来拉莫顿珠被限制在塔尔寺时，其两个兄弟因为是“承愿转世者”，已经在那里学习成为喇嘛[30]。
丹增嘉措原名为“拉莫顿珠”（ལྷ་མོ་དོན་འགྲུབ།）[22][23]，意思是“期盼充满神性”[31]。其母亲后来告诉他，他从小时候就未曾显现出怯生的样子[28]。在拉莫顿珠2岁多时，西藏噶厦政府根据事前预兆，派出3个寻访小组前往东北方、东方和东南方，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22][32][33][34]。其中一个预兆是，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遗体头部原先朝向南方，后来却转往东北方，被视为是暗示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23][35]。后来高级喇嘛、西藏摄政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至圣湖拉姆拉错观湖，清晰“看见”水里浮现“Ah”（ཨཿ）、“Ka”（ཀ）和“Ma”（མ）三个藏文字母，并出现一座有着绿蓝色屋瓦与金色屋顶的三层楼寺院，再经过一条曲折小径通到东面山丘，对面有一栋怪异造型“导水槽”、绿松石色屋檐的小屋[22][36]。
热振和大多数人确信“Ah”暗示著寻访地点位在安多地区，因而派遣寻访团至东北方[注 3][38]。1937年，寻访团抵达结古，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会面[39]。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提出3名候选男孩的姓名，但有两位后来被排除[注 4][39]。在拜访第三位人选时，寻访团开始觉得“Ka”指的是三层楼高、绿蓝色屋顶的塔尔寺；在寻访附近村落时，亦发现与观湖结果相符合、屋顶上有结瘤杜松木干的房子[22][33][41]。寻访团领袖结昌仁波切先是扮作仆人，却被拉莫顿珠称呼为“色拉喇嘛”[42]。而在携带一些相似物件拜访时，拉莫顿珠于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无误地认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个人用品，并拒绝选择其他物品[22][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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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起，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实际统治著青海省，而“马家军”亦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注 5][45]。在前往塔泽村前，结昌仁波切曾先向马步芳致意[46]。但这让马步芳知道寻访的事情，并把拉莫顿珠及其家人带到他处[47]。马步芳和塔尔寺要求先认定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否则拒绝让拉莫顿珠离开[48]。虽然结昌仁波切已经确定人选，西藏政府指示要把拉莫顿珠带回拉萨做进一步的测试；西藏政府认为如果先行宣布拉莫顿珠为达赖喇嘛，国民政府将会坚持派遣大批军队护送，并留在拉萨拒绝撤出[49]。
马步芳后来收回要求，同意在交付法币10万元后，就允许寻访团前往拉萨[50]。结昌仁波切设法满足赎金要求，但当他们抵达塔尔寺时，马步芳再次要求另外缴出33万美元的赎金，包括：政府官员、军事部属和塔尔寺各10万美元，护送费2万美元，马步芳本人则收1万美元[51]。由于已经历经2年的外交争执，为了避免大批护送军队跟着进驻拉萨，西藏政府还是接受赎金的要求[52]。最后位在拉萨的西藏政府经由穆斯林商人代表，向马步芳支付赎金款项，西藏政府则事后连同利息偿还[53]。同时，印度政府则给予西藏进口特许权，帮助他们筹集赎金[54]。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55][56]到了1939年夏天，在交付给马步芳大笔护送费后，西藏政府的寻访团带着拉莫顿珠、其双亲和三哥达拉·洛桑三旦，动身前往西藏拉萨[32]，并获得师长马元海护送[33][57]。在前往拉萨的路上，西藏摄政和民众大会则完成转世灵童的确认[58][59]。当寻访团离开马步芳统治的地区，西藏政府便宣布拉莫顿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公开承认此事[60][61]。经过10个星期的旅途，拉莫顿珠在10月8日抵达拉萨，送往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意即“珠宝邸园”）[62]。
1940年2月22日，拉莫顿珠被送到西藏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32][61]，正式升座成为达赖喇嘛，中国、尼泊尔、不丹、英属印度、锡金等国则派代表参与[63][64]。而在吴忠信建议下，国民政府同意其免于“金瓶掣签”[65]。西藏习俗中并无“主持人”一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是由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转世[58]，理由包括中文电报中多次使用“主持”二字，亦明显花费许多心力主持活动[66]。这个说法遭到批评，达赖喇嘛否认吴忠信主持了转世或坐床[67]，茨仁夏加认为并没有证据指出是由其主持[68]，梅尔文·戈尔茨坦亦表示该说法不可信[69]。后来丹增嘉措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剃发仪式，剃度成为沙弥，开始达赖喇嘛的见习修行[32][70]。
最初他与洛桑三旦一起接受阅读、书法、背诵佛经等基本教育[28]。大约在8岁时，洛桑三旦被送到私立学校，丹增嘉措只能趁着探访与母亲、姐姐和哥哥会面[28]。这时他开始接受僧伽的教育课程，包括大五明及小五明[22][71]。大五明是梵语、哲学、工艺、藏医学及佛学，佛学包括般若、中观、俱舍、律仪学、释量论[22]；小五明是诗学、戏剧学、占星学、词藻学、声律学[22]。除了接受成为藏族精神领袖的教育外，他还被培植成为世俗领袖，但仍保有许多游戏时间[72]。其每年早春搬到罗布林卡，而在6个月后的冬天开始前，搬回布达拉宫，直到20岁出头才开始永久住在罗布林卡[28]。
在西藏拉萨时期，他还培养对于科学技术的长期兴趣[73]，着迷于钟表、望远镜、电影放映机、发条士兵、汽车等机械物品[74]，并会拆卸修理[75][76]。他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意识到月球只是有坑洞的岩石，而非亲教师所说的会发出光芒的天体[75]。1941年，达扎·阿旺松绕图多旦巴杰增成为西藏摄政[32][77]，但这时马步芳的部队经常攻击拉卜楞寺[78]。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命令马步芳召集穆斯林士兵，准备进军西藏[79]；后者遵从，调动几千人部队进入西藏边境[80]。1947年，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在狱中逝世[32][81]，当时丹增嘉措正由两位称厦训练辩论[32]。
1950年夏天，西藏在藏剧节前夕发生大地震[32]。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三年任满，8月底由阿沛·阿旺晋美接任，阿旺晋美认为无法抵抗解放军，不再备战。[82][83]10月7日，已经建国1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广播中宣称将“和平解放西藏”[32][84]。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越过金沙江、持续向昌都进军[32][85]，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退路被包抄，最终投降[86]。11月7日，噶厦向联合国求援，要求出面“调停”[32][87]。随着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内部和战意见不一，摄政达扎和噶厦请示噶东、乃琼神谕后，经西藏民众大会同意，请丹增嘉措于11月17日提前亲政[注 6][89][61][90]，正式执掌西藏的政教大权[91]。随后他暂居西藏南方的亚东[32][92][93]。
1951年4月，西藏噶厦派出5人代表团，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前往北京市和谈[85][92][94]。西藏政府代表团虽然没有得到丹增嘉措的授权，5月23日仍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协议[92][95][96]。该协议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的涉外事宜，且不会强迫推动各项改革事宜，而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改革事项[85][92][97]。而在与张经武会面后，丹增嘉措则在同年8月返回拉萨[98]。
10月24日，丹增嘉措致电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西藏政府与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且在毛泽东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会积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从而将帝国主义势力驱离西藏、保护领土主权的统一[92][99]。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亦发表声明[85]。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85]，深入江孜、日喀则等地[92][100]。10月28日，丹增嘉措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1]。而随着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共同合作，后者开始处理西藏外交局、及在印度设置领事馆等问题[102][103]。1953年，丹增嘉措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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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前往北京市，两人先与毛泽东会面；随后以西藏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104]。大会主要讨论、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2][103][105][106]。9月27日，丹增嘉措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5][107][108]，并持续任职至1964年[109][110]。12月25日，他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11]。1955年2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由丹增嘉措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12]。
不过中国政府也在康区与安多引进土地改革，由此展开的阶级斗争造成严重影响[113]。1955年5月，趁着丹增嘉措从北京市返回西藏之际，阿乐群则等人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递交请愿书，要求丹增嘉措领导西藏独立运动[105]。同时，丹增嘉措的经师洛桑益西·丹增嘉措、索康·旺钦格勒还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反对“民主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甚至发动武装行动[105]。6月29日，丹增嘉措回到拉萨后，阿乐群则等人则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地位[105]。
对于阿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要求丹增嘉措和噶厦采取制止行动，认为这已经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国务院的决定[105]。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90][114]，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前往拉萨，向西藏各个民族的民众表示祝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丹增嘉措[105][115]。
到了11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印度政府的访问邀请[116]，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105][117]。丹增嘉措从日喀则出发，先前往锡金王国甘托克，随后搭乘飞机至印度新德里[105][118]。随后，丹增嘉措曾向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寻求可能的政治庇护[注 7][120]。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前往德里，在1个月内与丹增嘉措数次会谈[注 8][105][121][122]。最后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和尼赫鲁的保证后，丹增嘉措及主要随行的官员先前往卡林邦，隔年2月15日返回西藏亚东，在4月1日回到拉萨[105][123]。
到了1957年，西藏地区的骚乱局势已经无法控制[124]。同年7月，在500名甘肃、西藏、四川、云南等地成员集结下，反抗组织“四水六岗”曾向丹增嘉措献上“金宝座”，后者则为代表们挂上哈达[105]。1958年11月2日，为了因应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丹增嘉措召集噶厦全体噶伦、三大寺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全体西藏政府官员采积极态度来处理[105][125]。而在11月5日的噶厦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官员们除了讨论如何平息混乱，也认定丹增嘉措不宜到北京市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5][126]。
1959年，在默朗木祈愿大法会期间，丹增嘉措在大昭寺进行年度的考试[127][128]。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获颁最高级别的格西拉让巴头衔──相当于佛教哲学的博士学位[22][129][130]。3月10日，由于中国方面邀请丹增嘉措看戏，藏族民众包围夏宫罗布林卡[131]，恳求他拒绝这次邀请[132][133]。西藏群众随后在拉萨等地展开反对中国的示威[132][134]，双方最终爆发武装冲突[注 9][105][131][135]。在西藏骚乱爆发之初，由于担心生命安全，丹增嘉措和随从们在四水六岗护送下，在3月17日离开西藏拉萨，流亡印度[136][137]。
同年3月30日，丹增嘉措越境进入印度北部[7]，并在4月18日抵达阿萨姆邦泰兹普尔[138]。在他与噶厦成员抵达印度后，藏人行政中央在喜玛拉雅山脉山腰的达兰萨拉运作[7][132][139][140]。由于其庞大的影响力，往后约有100,000多名藏族追随流亡海外[7]，并定居在此[129][141]。在1960年代，中央情报局还秘密计划长期支持西藏独立运动，以削弱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政府[142]。西藏项目的年度资金预算超过170万美元，主要提拨给藏人行政中央、训练志愿者及支付对抗中国的游击队队员[143][144]；相对地，西藏自治区政府在1952年的总收入仅有人民币1,300万元[注 10][148]。
1962年，流亡中的丹增嘉措宣布西藏民主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将藏人行政中央转为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民主政府[132][149][150]。由于丹增嘉措和美国向联合国提出介入西藏问题的呼吁，联合国大会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注 11][129][152][153]。他还创立藏族教育系统，教授藏族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129][154][155]。1970年，他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馆内收藏80,000多份重要手稿与资料，涉及西藏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藏学机构之一[154]。
相对地，在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他仍担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56]，班禅额尔德尼则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157]。1964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92][158][159]。尔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曾表示其可以返回中国，但“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160][161]。1987年9月21日，他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向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发表演讲，就未来西藏地位问题提出“五点和平计划”[162][163][164]。1988年6月15日，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也提出类似的建议[165][166][167][168]。
根据《北京周报》对其出生地红崖村的采访报导，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1989年1月20日圆寂后，中国佛教协会曾要求其参加追悼会，但遭拒绝[169]。随后他认定更登确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中国政府却另外确认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为转世灵童[170]。1996年，根据一家监督组织和西藏报纸报导，西藏政府开始禁止寺院和公共场所摆放任何流亡中的丹增嘉措“照片”[171]。4月22日和4月23日，便衣警察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的酒店和餐馆，要求藏族移除相关照片[171]。2000年，他协助噶举派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从西藏自治区逃往印度[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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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9月以来，其派遣的特使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多次会谈[173][174]，美国政府则表示欢迎双方的会谈[175][176]。但在2004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于会谈中指出，不允许丹增嘉措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177]。2007年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将从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退休，政治决策转交给噶伦赤巴洛桑丹增[170]。2008年，中国政府指责他试图破坏该年在北京市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78]，包括流亡藏族在印度发动为期6个月的抗议活动[179]，及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计划缺席开幕式等[180][181]。
3月16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发生藏族袭击汉族、掠夺商店等暴动[182][181]。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谴责骚乱“是丹增嘉措的组织煽动的”[183]，重申其在“放弃西藏独立、及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情况下，国务院愿意开启对话[184]。而对于中国政府指责煽动骚乱，他否认曾经策动此事[185]，并表示如果无法控制骚乱，将会完全从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引退[186]。
相对地，他最初仍有意恢复与中国政府间的和平对话[187]。但后来在日本回应说，已经对和中国政府的谈判“失去信心”，并召集西藏流亡组织思考策略[188]。他也推动与汉族民众的交流[189]，并表示希望能够经常进行[190]。2010年5月21日在纽约访问期间，他便应中国作家王力雄的邀请，透过Twitter平台回答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网友在Google汇问提出，经投票支持选出[190][191][192]。2011年3月10日，他则呼吁境内外的藏族与汉族民众友好相处[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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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为了推行民主制度，丹增嘉措致函给第14届西藏流亡议会全体议员，宣布决定转移职务权力，不再担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职责”，并交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来承担所有政治权责[7][193]，完全从流亡政府中退休[194]。随后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修正案中，将达赖喇嘛改为“西藏人民的守护者和保护者，象征西藏人的身份和团结”[195]，结束长期的政教领袖传统[14]。2012年1月7日，《印度时报》表示孟买西部警方得到消息，有6名中国间谍从西藏自治区进入印度，计划暗杀流亡印度的丹增嘉措，警方为此加强安全保护[196]。而在这之后，丹增嘉措则减少碰触包括西藏前途、海外藏族未来、藏族行政中心运作等政治议题[7]。
对于当时频繁发生的藏区自焚事件，最初丹增嘉措并不表示反对，也曾带头举行“特殊法会”绝食1日、以示声援[197][198]。但在3月10日，在接受来自美国的4家汉语网络媒体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仍然十分困惑，因为不知道怎样界定错误，而无法回应正确与否[注 12][197]。同年，由于12月10日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日，国际社会密集规划一系列声援西藏独立运动的活动[199]；同时还把2013年列为“西藏独立国际年”，试图让西藏议题成为国际论坛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199]。而随着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藏人行政中央曾期待与中国改善关系[200]，但后来他认为习近平遭遇党内强硬派阻碍[201]。
2017年7月14日，由于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监禁期间逝世，他发表相关的声明[202]。2018年2月，德国汽车公司戴姆勒的梅赛德斯-奔驰在Instagram官方账号的汽车广告标语，因引用其英语名言“从不同角度审视境遇，你的视野会更广阔”，结果被中国互联网用户批评，最终被迫道歉[203][204]。4月，他表示根据“可靠来源”，其承认的更登确吉尼玛仍然活着，并接受正常教育[205]。同时还补充说，在藏传佛教传统，亦可以有转世灵童超过一人的例子[206]，希望另一位班禅额尔德尼能在好的教师底下学习[205]。
1988年，丹增嘉措在英国伦敦发表“藏传佛教路径调查”讲座[207]。1993年，他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发表题为“人权与普遍责任”的讲话[208][209]。1996年，应英国佛教组织邀请，他再次访问伦敦教导四谛[210]。1999年，虽然遭到中国的批评，他仍访问以色列[211]。2000年，却因受到中国影响，韩国政府拒绝其访问[212]。而在8月23日至8月30日，联合国邀请1,000多名世界宗教领袖举行“世界和平高峰会”，但是他并未被邀请[213]。2001年，他访问台湾台北市，与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会面[214]。2005年，俄罗斯政府则撤销其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访问邀请[215]。2006年5月30日，他参加在欧洲联盟布鲁塞尔总部举行的宗教领袖会议，主旨为基本权利和相互尊重[216]。
2008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与9位议员访问达兰萨拉，与他举行会谈[217]。对于同年发生的骚乱，佩洛西等人表示支持其提出的建立国际调查小组，及与中国恢复直接对话[217]。4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州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纽约州柯盖德大学发表演讲[218]。4月21日，他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宝拉·多布里安斯基会面，公开表示自己“需要美国的帮助”，美国则回应正关切西藏问题，且再次表示希望双方对话的立场[219]。7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进行一系列公开教学讲座[220]。
2009年，他在中度台风莫拉克袭击后访问台湾，但被30位台湾原住民族抗议者谴责出于政治目的[221][222][223][224]。2012年2月18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其举行会议，隔日收到过去遗失多年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信件[225]。2012年起，他与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两次会面，敦促后者解决罗兴亚穆斯林困境，但遭拒绝[226]。2013年4月和5月，丹增嘉措公开谴责缅甸佛教僧侣对穆斯林的攻击[227][228]。2015年，奥巴马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欢迎丹增嘉措的演讲，但同时激怒中国和印度[注 13][229]。5月，他再次公开呼吁昂山素季采取行动帮助罗兴亚人[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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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丹增嘉措在达兰萨拉会见犹太教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广泛的跨信仰对话[230]。2005年7月6日，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庆祝其70岁生日，表示“高度珍视”俄罗斯正教会和藏传佛教及信徒们良好的关系，祝愿藏传佛教在未来取得进一步发展[231]。2007年11月26日，他参加在印度阿姆利则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主题为爱与宽恕[232]。但在12月，罗马教廷取消与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会晤[233]。2008年11月，他与东京都善光寺寺务总长若麻绩信昭会面，后者曾以关心西藏问题为由，“拒绝”作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的起点[注 14][234][235]。
2009年1月26日，在莫雷里·巴普主持下，他参与在古吉拉特邦马胡瓦举行的宗教对话“世界宗教：对话与交响乐”[236][237]。2010年5月2日，在与约旦王子贾济·本·穆罕默德经过几年的计划讨论，他和一群菁英学者共同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正式启动共同基础计划，以《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共同点》为基础[238][239][240]。2011年4月29日，为了悼念东日本大震灾，他在东京都文京区护国寺举行特别追悼会[注 15][244][245]。2014年4月8日，他参加宫城县仙台市宫城县民会馆的“东日本大震灾及核电厂事故受灾者”的神道复兴祈愿慰灵会，为已故者祈愿[246]。12月12日，他提出会见教宗方济各的要求，但遭到拒绝[247]。
另外在1996年5月，为了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教义，他接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政策，公开宣布禁止格鲁派崇拜争议的“多杰雄登”，认为该做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248][249][250]。多杰雄登信徒在2008年和2014年举行示威活动，使宗教派别的争议引发西方国家注意[注 16][249][250]。日本新兴宗教奥姆真理教也曾以布施名义，捐赠1亿日圆给他[251]。1989年，当奥姆真理教向东京都取得宗教法人资格时，他曾向东京都提交支持奥姆真理教的推荐信[注 17][251]。《周刊朝日》的报导也指出，念佛宗三宝山无量寿寺曾向其布施捐赠2亿日圆[253]。
1973年，丹增嘉措第一次访问西方，参观剑桥大学的天文观测台[76]。由于希望展开佛教和科学间的对话，他接受许多科学会议的参与邀请[76]。1983年，他与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在阿尔卑巴赫国际会议见面[254]，两人讨论意识研究[76]，就“科学和宗教的对话”有共同关心的基础[255]。同年，美国公益创业家R·亚当·英格得知其对科学相当有兴趣，开始希望投入部分精力组织[256][257]。1984年，英格向丹增曲杰提出意见，表示只要其愿意全面参与，就愿意为他组织对话活动[258]。
过了两天，丹增曲杰回复英格说，丹增嘉措是对参与“实质性科学活动”有兴趣，后者着手进行计划[258]。瓦雷拉得知英格计划后，也以电话联系，告诉对方先前曾与丹增嘉措的会面、并为计划提供意见，最后有5位科学家和1位哲学家参与[258]。1987年，丹增嘉措、英格和瓦雷拉共同在达兰萨拉举行首次认知科学的“心灵与生命”对话[76][254]，为期7天[259]。这次活动的成功让丹增嘉措告诉英格要继续举办，开始安排第二次与加利福尼亚州神经科学家进行对话[256][260]。
而第一次对话讨论也经编辑出版，成为“心灵与生命”首本著作《揭开心智的奥秘》[260]。1990年，因应对话会谈持续举办，英格在美国成立非营利组织“心灵与生命研究所”[254]，主要工作为研究神经科学[256]、及出版与科学家的对话[261]，合作或赞助者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等[262]。直到2017年，丹增嘉措与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共举行31次对话，主题有意识性质、生命科学、宇宙学、天体物理学、量子力学、认知神经科学、大脑神经可塑性等[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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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丹增嘉措的说法，丹增嘉措在西藏有多位高级与初级亲教师，包括热振活佛、塔汤仁波切、林仁波切、赤绛仁波切等[28]。除了遵从格鲁派教义，他还遵循宗萨钦哲确吉罗卓在20世纪上半叶宣扬的超宗派的利美运动的精神，从其直门弟子继承宁玛派和噶举派教诲[9]。由于从事许多跨越宗派的活动，他成为不同宗派的流亡藏族的连结，基于政治观点承认其地位、并团结在底下[265]。也因此，其在流亡后获得全体藏族尊崇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意涵与先前的达赖喇嘛有所不同[10]。
他经常以经典的佛教文本传授教义和评论，并声称自己是那烂陀寺传统17位大师的追随者[266]，包括龙树[267][268]、莲花戒[269][270]、寂天[271]、阿底峡[272]、圣天等人[273]。基于许多印度重要学者曾前往西藏传授佛教、且藏传佛教仰赖17位那烂陀寺大师的经文，他认为“藏传佛教”的宗教基础，能追溯到那烂陀寺的佛教传统上──“印度是上师，西藏是其弟子”[274][275][276][277][278]。他还曾为此创作祈祷诗[279][280]。
他积极向全世界传播印度非暴力和宗教和谐的观点，称呼自己是“印度古老思想的使者”[275][276]，并强调慈悲、包容等世俗伦理的重要性[7]。他认为释迦牟尼总是教导有关宽恕、宽容和慈悲，呼吁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在心灵出现“攻击、杀害”等情感时，要记住佛教的信仰[227]。其也会对特定主题发表意见，例如他曾在《大圆满》提到宁玛派的实践[281]。2013年4月，他在北爱尔兰德里的“慈悲文化”活动上，则强调心灵健康的重要性[282]。
另一方面，他曾说自己如果不是僧人，可能会成为工程师[283]。透过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举办的对话，他长期研究佛教和科学间的关系[74]，并指出佛教和科学的重要共同点，是将观察和分析经验作为证明基础，以该方法挑战教义[284]。他持有现代科学优于宗教的观点[285]，认为佛教徒需要认真对待科学，更改错误的佛教思想[74][75][286]。相对地，他认为，对于格鲁派护法神多杰雄天的信仰，是不正确的，并且会损害师徒关系[287]，甚至导致上师的寿命缩短[248]。不过其反对多杰雄天信仰等的立场争议，也引起一部分格鲁派人士反对，导致该派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287]。
丹增嘉措称呼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半个马克思主义者”[289][290][291]，并表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292][293][294]。最早在小时候，他曾因蒙古人民共和国摧毁宗教信仰，而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295]。在访问北京市时，他从翻译平措汪杰那里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296]。随后就被共产主义吸引，其非常赞成自给自足和财富平等分配的概念，甚至曾表态希望“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95][297][298]。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分配”具有“道德伦理”[297]，而资本主义只关心“如何赚钱”[299]。
也因此，他宣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信徒，半个佛教徒”，支持卡尔·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阶级的理念[288][300]。他认为苏联、中国和越南等共产主义国家并未“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政策[295]，且“更关心”自己狭隘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工人的利益[288]。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缺陷是过于强调摧毁统治阶级，忽视同情心[288]；苏联的失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集权主义的失败[288]。相对地，他确信有可能把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并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28]。
而针对个别人物的评论，他把毛泽东视为“革命的伟大指导者”，从后者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301][302]。后来在日本进行演讲时，曾表示毛泽东有向其提过：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应被保护，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起飘扬”[303][304]。他还与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有着亲密的友谊，曾赠送习仲勋一块手表[305]。但相对地，他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第一印象是“大骗子”[301]，认为他充满了魅力、笑容和欺骗[306]。他还认为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后来的中共总书记，认真想解决腐败和贫困差距等问题[297]。
对于西藏前途问题，丹增嘉措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7]，而是主张西藏应在中国范围内，实现“大西藏地区高度自治”[167][307][308]；他认为把西藏留在中国境内，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309][310]。其主张整个受西藏文化影响的地区，应转化为“阿喜姆沙”[注 18]，这涵盖东部的康区和安多地区[162][163][165][166][311]。该范围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地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部分地区，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307][312]。
他认为西藏与中国应保持“联盟关系”[165][166][313]。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政策[309]，而内政、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由藏族人民自行决定处理[165][166][309][310]，西藏政府亦能在非政治领域设立外交办事处自治[165][166][314]。其主张西藏要成为民主的自治政体，西藏政府的行政首长由全民普选产生[167]，政府所在地则设在拉萨[165][166]。他还认为可以先让中国在西藏保留少数防卫性军事设施，经区域性和平会议来确定西藏成为非军事区[162][163][165][166][167][315]。
同时还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民主和自由”[162][163]，而西藏政府要加入《世界人权宣言》[165][166]。他指控中国政府在西藏展开“文化灭绝”[316]，并批评青藏铁路是第二次入侵[317]。他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停止严重威胁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中国内地移民应回归内地[162][163][167][318]。但虽然不同意定居的汉族成为当地绝大多数，他否认有迁徙汉族的计划[309]。他还认为中国应恢复、保护西藏自然环境[162][163][165][166]，尽管中国政府亦限制滥伐西藏森林，但他表示贪污可能造成法律遭忽视[319]。他还主张不应利用西藏制造核武器和储存放射性废料[162][163]，西藏政府也应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储存[165][166]。
同时他敦促中国政府和西藏就未来地位方案、及人民关系等问题，进行“真正的谈判和磋商”[162][163][167][320]。对于中国政府拒绝其入境[321]，其除了多次强调没有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观点外[322]，他表示在中国政府同意没有先决条件下，希望自己能返回西藏[308]。2010年9月20日，他表示有信心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重返西藏[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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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嘉措反对所有的战争，认为这是过时的办法[323]。他表示由于20世纪的冲突，数百万人在暴力中丧生、许多国家的经济也遭破坏，他希望“21世纪成为宽容和对话的世纪”[275][276]。他反对使用和贮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1998年还支持中国的禁止任何核武器的呼吁[324]。不过在2001年，他回答一位学校女学生提出的正当防卫问题，表示用枪射击“试图杀死自己”的人是合理的，但强调不应造成致命伤[325]。他还坚持民主制度[7]，并认为民主在印度根植[275][276]，并支持建立联合国议会大会运动[326]。
2008年6月4日，他首次依西藏和英国代表在1914年签订的《西姆拉条约》，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表示认为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藏南达旺地区是印度的部分领土[327]。曾有媒体质疑其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做“尖阁诸岛”[328]，但美联社重新听取记者会录音后，表示仅用“那些岛屿”指中国与日本两国具争议的岛屿，而未使用“尖阁诸岛”称谓[329]。2016年，他向德国记者表示“太多”难民到欧洲寻求庇护，但“欧洲（例如德国）不能成为阿拉伯国家”，且因人数过多导致“实践”出现困难[330][331]。2018年，他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欧洲属于欧洲人”，且应向难民表明“他们最终应回去发展自己的国家”[332]。
他还关注环境问题[333][334]，并发表相关的演讲[335]。他认为“生态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336]，也指出亚洲许多河流源于西藏，而喜马拉雅山脉冰河融化会影响这些河流流经的国家[335]。2005年起，他参与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包括呼吁拒绝穿着虎皮、豹皮衣服[333][334]；但基于非暴力原则，也曾批评鲸鱼保护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的活动[337]。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他敦促各国政府搁置国内压力，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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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嘉措曾表示性爱带来短暂的满足，但随后将造成麻烦，而贞洁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独立自由”[339][340]。他警告，通奸对夫妻生活中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自杀或谋杀[339][340]，亦表示所有宗教对通奸都有相同看法[341]。在1996年出版的《超越教条》一书中，则描述传统佛教对合适性行为的定义[342]。当讨论传统佛教有关性行为的观点时，他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口交、手交、肛交（异性恋和同性恋）对佛教徒来说都不能接受[343]。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也曾回应佛教中的同性恋是“不端性行为”（sexual misconduct）[344]。
但他仍关注有关“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暴力与歧视”的报导，并敦促“尊重、宽容和充分承认”所有人的人权[345]。在1994年接受《Out》采访时，他表示从社会的角度，双方自愿同意、不会伤害他人的性行为，在伦理上都可以接受，且社会应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持有接受、宽容和尊重的态度[343]。1997年，他坦承不知道过往教义的基础，愿意考虑某些教义可能是具体针对“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可能性[346]。
2009年，他在曼非斯国家民权博物馆表示，基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生育抚养孩子的能力”，女性本质上更富同情心[347]；并引用护士与母亲的工作，呼吁女性领导和创造“更富有同情心的世界”[347]。2014年，在参加孟买塔塔社会科学研究大学高等教育世俗伦理课程典礼时，则表示女性对他人的痛苦更敏感，其领导可能更有效，因此“男性应该要退后、女性要向前迈进”[348]。在堕胎问题的立场上，他曾向《纽约时报》解释，从佛教徒的戒律观点来看，堕胎是谋杀行为[349]；但也澄清要根据具体状况决定，认为在“未出生的孩子发展迟缓，或者分娩会给父母造成严重问题”等某些情况下，堕胎可以被道德接受[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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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嘉措常表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比丘”[351]。他会使用各种冥想技巧，包括分析冥想等[352]；其曾说过，冥想的目的在于“保持非常充分的警觉和正念状态，然后试图看到自身意识的自然状态”[353]。他提倡人们改变对动物的看法，鼓励所有人采纳素食主义[354]，引起公众注意[355]。不过他表示自己是“藏族僧侣”，并非“素食主义者”[注 19][355]。而为了环境保护，他习惯沐浴而不泡澡，及离开房间时关灯[335]。对于自己健康状况，他还会慢跑、并以九节佛风呼吸大法养身，还曾预言自己的生命会活到113岁[7]。
他曾经说过，其母语是“一点点的汉语方言──西宁话”，而家族不会讲安多语[25][357]。另外他还会讲英语[358][359]。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大约有十名欧洲人住在拉萨，洛桑三旦曾引荐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与他会面[28]。两人成为长期的朋友，直到哈勒在2006年逝世[360]。而除了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有长年交流[361]，他还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有长期的友谊，包括卡尔·波普尔、戴维·玻姆、卡尔·冯·魏茨泽克等[76]。
在印度达兰萨拉[272]、藏族定居点寺庙等地方，他会举行许多教学、讲座等公众活动[362][363]；为了向公众传授佛教，每年也会应邀到世界各地举办公开讲座[271][363][364]。其最著名的教学为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主要教授困难的佛教教义，通常有数千名听众参与[365][366]。直至2017年为止，他总共举办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共34次，除了在印度举行外，也曾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巴塞罗那、格拉茨、悉尼、多伦多等地传授[365]。
其中在印度，这类教学绝大部分是免费参与[363]。不过海外的讲座通常要以门票支付相关费用[363]，多余的收入则根据判断分配[367]。另外从1950年代晚期到1974年，丹增嘉措每年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18万美元资助[注 20][368]。尽管这些补贴资金是支付给其个人，不过他将多数用于资助藏人行政中央的活动，包括在日内瓦和纽约设置办事处、及国际游说等[142][368]。
达赖喇嘛转世传承的世系最早源于15世纪，在藏传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历任每位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高僧们都会寻访转世灵童，并举行坐床等系列仪式[369]。但经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争议后，丹增嘉措逝世后的后继者问题受到关注[170]。而早在2007年，他便表示如果女性更有表现机会的话，并不排除下一世达赖喇嘛可能以“女性身份”转世[7][370]。而在9月1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施行，规范活佛转世必须经过政府的许可[371]。对此，他曾表示担心中国政府采操纵所有转世灵童的做法，来选择符合政治目的的继任者[372]。
2011年9月24日，其就转世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在到了第一世达赖喇嘛年龄时，将咨询各宗派的大喇嘛、藏族民众和相关信众，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58][373][374]。同时，他要求坚决不承认由任何政治权威选出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58]。他认为转世及认证是转世者自己的因缘，非经他人强制或压迫的情况下产生[58]；而政治领导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极为不妥”，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58]。2011年10月3日，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采访时，他表示尽管中国法律禁止转世，但自己的转世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非他人，因此会选择转世、或是成为最后的达赖喇嘛，这也不是“政治问题”[375]。
在2014年9月接受德国媒体《周日世界报》采访，他则表示近5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制度“已达到目的”，随着当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非常受到欢迎，他希望能由受欢迎的达赖喇嘛结束转世[373][376]。但对于其多次提出“转世制度终结”的说法，中国政府表示以个人言论否定达赖喇嘛世系传承，是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世系的背叛[369][377]。2015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他再度表示可能是由女性转世，并表示“该名女性必须具有吸引力”[378]。2017年，对于中国“强硬派”宣称要自行决定达赖喇嘛，他认为该想法是很大的伤害，并且是愚蠢的行为[379]。
2010年当记者询问丹增加措是否会出现女性达赖喇嘛时，丹增加措回应道“如果她是个丑陋的女性，那么她将不会很有吸引力，不是吗？”[380]
2019年，再次谈到女性达赖喇嘛的话题，丹增加措称女性达赖喇嘛应当“好看”、“有吸引力”。[381]
他的这番言论被指性别歧视、物化女性，并引起广泛批评。2019年，达赖办公室发表致歉声明表示这些言论只是“开玩笑”，并声称：“达赖喇嘛毕生都反对物化女性、支持性别平等”。[382][383]
2023年2月丹增嘉措出席印度北部公共活动时，被拍摄到询问一名印度男童“是否可以吸他的舌头”，并向男童吐舌头。[384]
事发后，印度儿童权利组织以及众多社会活动家公开谴责丹增加措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此行为亦在国际互联网上招来强烈谴责，被批评“不正当”、“恶心”、“令人作呕”。[385][386]
2023年4月10日，达赖办公室发致歉声明称：对事件表示遗憾，并且向男童和家人以及全球范围内因此事受伤的人致歉。[387] 流亡政府的高层官员边巴次仁表示，这次事件中男童及其家人并未受到伤害，事件升级是由亲中势力作为幕后推手，以达到败坏丹增加措形象的目的。边巴次仁称丹增加措才是真正“无辜的祖父般的受害者”。[388]有西藏人指外间的批评实为源自于误解及无视西藏传统文化[389]；在西藏传统文化中，伸舌头是代表尊重、互相问候的意思，仪式可追溯至9世纪的吐蕃帝国[390]。各地流亡藏人举行游行，抗议西方媒体及中共媒体的曲解。不过胡锡进称藏族根本没有吸舌习俗，吸舌争议与吐舌习俗两者风马牛不相及[391]。HAQ儿童权利组织表示影片中达赖喇嘛举动跟任何文化表现无关，即使有关也不被人接受[392]。
此事件进一步导致国际舆论对流亡政府活动人士的信仰和习俗的讨论，加州大学的学者则表示藏族文化中并不包括“吸吮舌头”这种礼节。[393] 而藏学家罗伯特·瑟曼则称此行为无性含义，却被媒体以自己的文化视角解读，系出自“radical innocence”。[394]英国每日邮报有评论认为，如果相关行为发生在教宗身上，教宗会马上离职，对达赖喇嘛的行为沉默是可耻的。[395]今日印度有评论指有权势的男人对儿童作出侵犯行为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达赖喇嘛的相关行为令人困扰。[396]有南非政党呼吁印度政府以性侵儿童罪名逮捕达赖喇嘛。[397]
2016年丹增嘉措与美国著名歌星Lady Gaga参加活动，影片中丹增嘉措曾盯着她的牛仔裤破洞看，并伸手反复摸她的腿，直至Lady Gaga伸手阻止才停止。有些舆论指责丹增嘉措行为不当，并认为他在性骚扰方面“不是初犯”；有些则认为他只是在开玩笑。丹增嘉措方面未进行任何回应。[398][399][400]
丹增嘉措大多以宗教家的角度，透过藏传佛教学理来解释各种议题[7]。而除了有大量著作外[401]，他在Twitter[注 21][404]、Facebook[405]、Instagram[406]、Google+上都有自己的页面[407]，其教学、面谈、对话、小组讨论会、公开讲座等影片亦会透过网站的网络广播[408][409]。他支持成立达赖喇嘛的相关基金会，强化全世界的道德与和平力量[410]。在其主导下，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和学术机构也展开科学教育运动[76]，而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会亦提供数百万美元资助大学相关计划[411]。他还以普世主义的价值观闻名[412]，是以利亚宗教交流协会世界宗教领袖会议的成员[413]。
而除了中国以外，他被世界各国视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象征人物[414]。虽然藏人行政中央并没有任何领土或国家承认，流亡中的丹增嘉措被视为组织领导人，对全世界藏族有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影响力[415][416]。他试图动员国际社会支持西藏活动[417]，结合国际上对藏族的同情、及西方反华态度，让西藏问题具有国际知名度[412]。除了成功赢得许多政府领导人同情西藏问题[418]，也获得西方许多关心藏传佛教的著名人士支持，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414]。《时代杂志》将其列为“甘地的孩子”，是非暴力精神的继承人[注 22][421]。
早在1991年，他便曾出现在电视剧《红矮星号》影集《熔毁》中[422]，彼得·耶罗还曾为其给受虐儿童的箴言“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创作歌曲[423]。这位宣誓不使用暴力的达赖喇嘛，许多电影也描绘“1950年代以前的西藏田园生活，并由一位面带微笑、话语温柔的达赖喇嘛执掌”，最著名的电影有1997年上映的《达赖的一生》和《火线大逃亡》[424]。2015年，日本推出讲述其真实面貌、藏传佛教和西藏问题的纪录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由光石富士朗担任导演、柄本佑担任旁白[425]。2017年3月5日，他在HBO晚间娱乐节目《上周今夜秀》接受节目主持人约翰·奥利佛采访，主题为西藏主权、自焚以及转世计划[426]。
不过丹增嘉措也收到批评性的评价，《世界报》曾发表宗教研究学者维克多·特里蒙蒂的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本身并不温和，而有许多暴力的例子[427][428][429]。徐明旭等华人学者也曾批评他在1990年向西方媒体的宣传，使用中国共产党让“藏族走向灭绝”、及种族屠杀等用词，实际上是“夸大”指责和说谎，而有750万名汉人移民西藏的说法也被质疑[430][431]。此外，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表示：“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432]”
中国对于达赖的指责，主要是针对政治方面，并集中在西藏政治与有关过去封建的旧宗教制度，因为藏传佛教的宗教与政治领袖流亡，中国政府认定丹增嘉措鼓吹、从事让西藏从中国独立的运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90]；而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海外后，组织非法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及支持印度反动派侵略，背离中国和西藏人民[90][92][158][433]。同时中国指责他背弃前几世达赖喇嘛的爱国传统、践踏宗教教义，依靠西方反华势力成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工具[92]；同时针对旧西藏当时的迷信宗教案件进行批判，另外，指责他四处利用“宗教领袖”称号奔走游说，散布各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甚至愚弄信徒的宗教感情[90][434][433]。当前的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都把其提出的“大西藏地区高度自治”主张，认定为实质上把“西藏独立运动”由“一步到位”变成“分两步走”，依然是从中国独立的分裂意图[435][436][437]。中国媒体《人民日报》等还曾谴责他与印度关系亲密[274]，指出其在2009年称呼自己为“印度之子”，及在2010年于古吉拉特邦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提到“外型上是一名藏人，而从精神上是一名印度人”，批评他自认是印度人、而非中国人，没有资格“代表所有的藏人说话”[438]。《人民日报》还强调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作用，及指责他“出卖藏南地区”[274][438]。
同时中国政府认为部分西方人士基于需要，才把他奉为神明，并赋予“和平使者”、“人权卫士”称号[90][433]。中国政府也反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与丹增嘉措会晤[439]，有时还会针对相关国家采取报复行动[440]。根据一项针对他和领导人会晤的国家进行的研究，指出该国家平均2年内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会下降8.1%，而有“达赖喇嘛效应”这词汇[440]。关于描绘其故事的电影，中国政府也谴责内容违背历史[424]。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讨论相关话题时，会受到限制和控制[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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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嘉措曾获得许多奖项[443]。早在1959年，他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奖社区领袖奖[444][445]。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六四事件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445][446][447]，表彰其解放西藏的斗争和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448][449]，另一部分则是为了纪念圣雄甘地[450][416]。也因为他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分裂主义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透过颁奖对中共施加压力[451]，后者则认为是对国内事务的严重干预[447][452]。在获奖演说中，他感谢为世界和平行动的人，批评中共对西藏文明的摧毁、及对民主运动的武力镇压，并希望继续使用非暴力手段及与中国对话[446][453][454]。
1994年，他获得罗斯福研究所的自由勋章[455]。2006年9月6日，加拿大国会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456][457]，先前被授予者有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458]。同年，他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荣誉博士学位[459]。2007年，他成为埃默里大学总统荣誉教授[456]，是其首次接受大学任命[460]。10月17日，在佩洛西发挥重要影响力下[217]，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颁发国会金质奖章[456][461]，这是美国国会授予的最高平民荣誉，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亦出席颁奖仪式[462]。在颁奖典礼的演讲中，他表示西藏将在中国寻求“高度自治”，而非寻求独立[463]。中国对此则提出强烈反对，批评会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464]。
2008年4月21日，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决定授予丹增嘉措“荣誉市民”称号[465][466][467]。5月30日，在巴黎市政府明确表态要接待其来访，多个法国华人团体感到愤怒，联合致信给德拉诺埃反对[468][469]。2009年2月，他成为罗马和威尼斯的荣誉市民[456][470]，波兰华沙市议会也在5月28日授予华沙荣誉市民[471]。10月6日，佩洛西颁发兰托斯人权奖[456][472]。2012年，他获得邓普顿奖[456][473]，后来把大部分奖金捐给印度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474]。2014年3月，他获得玛卡莱斯特学院颁发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475]。2018年，他获得丽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476]。
2021年6月2日，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盖尔盖伊宣布，为抗议中国复旦大学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分校，决定将校区附近其中一条街道改以“达赖喇嘛道”（Dalai Láma út），其余三条为“光复香港道”（Szabad Hongkong út）、“谢仕光主教道”（Hszie Si-kuang püspök út）、和“维吾尔烈士径”（Ujgur Mártírok útja）。[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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