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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苏关系（俄语：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是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华民国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大致以1949年界分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两个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所代替。
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陷入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当时北洋政府为国际承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自此，俄人势力入侵外蒙古。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写道：“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参见苏俄对华宣言）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在上海成立，在苏联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签订军事协议，合作对抗外敌，中国国民党也从而得到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 [1]
1922年，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核心，制定借助中国国民党以发展之策略，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中国共产党放弃排斥中国国民党之态度，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惟中国国民党必须依民主原则改组[2]:28。孙中山为领导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1923年与苏俄建立良好关系，签订《孙文越飞宣言》，确立联俄容共政策，但同时确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1911年在俄国策划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为蒙古国。苏联成立后，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1918年7月，苏联外交委员翟趣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放弃沙俄在满洲抢夺之一切物资，重新恢复中国在满洲之主权[2]:32。7月4日，苏俄政府宣称将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驻在国领事馆所设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俄国赔款交还中国。
1919年7月，苏联副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愿意废除一切秘密条约，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放弃庚子赔款及废除一切特权，文书至1920年3月递至北京，立即引起舆论热烈欢迎[2]:32。1920年9月，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前次宣言之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在华权益[2]:32。
苏联并于日本订立秘密协议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亦承认满洲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53年又因苏联违约，于联合国提出控苏案以25票同意，24票弃权，9票反对，2国未出席，通过提案并且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宣布与外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1年，在中华民国弃权下，联合国接纳外蒙古为成员国。
1917年3月15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3月30日，中华民国驻俄全权公使刘镜人约见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该政府。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举行革命，推翻俄国政府，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32。
1918年8月22日，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发表《海参崴宣言》，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随后出兵西伯利亚，不久又撤出。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莫斯科，是世界各地共产党之联合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策动世界革命[2]:32。1921年夏，苏俄在新疆伊犁、迪化、塔城、喀什等处派驻领事馆[3]:54。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丁斯基（又称吴廷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之代表[2]:33）等人到中国，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鼓吹组党[2]:27。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1923年返回莫斯科[2]:323）到中国指导组党事宜[2]:28。1922年8月，苏联政府派遣特使越飞到中国，一面公开与北京政府开展外交活动[2]:33。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谈判，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苏俄先从外蒙撤走红军，谈判未果。然后越飞致函在洛阳军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吴佩孚拒绝。1923年1月，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到了月底，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宣言”）[2]:33。
1924年5月31日，曹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辱使命，与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是此协定并没有落实。 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谈判无果而终。
1924年9月20日，苏联为落实《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与奉天的张作霖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北京中央政府照会俄国代表加拉罕，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六条》（简称《奉俄协定》）。但是最终在1925年3月18日表示承认。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因广州事变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此时北洋政府还存在，该断交令无效。
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铁路事件，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
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实际上对其予以承认。11月20日，国民政府出席军缩会议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李维诺夫，在日内瓦秘密商定中苏复交。12月12日，两国代表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中苏恢复外交关系。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对华军援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4]先后共多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4]1940年11月，新疆省军阀盛世才与苏联秘密签订《新苏租借条约》。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全面停止援助中国，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才出兵中国东北地区[4]。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苏军洗劫整个东北工业设备和财富，中国损失20亿美元。[4]
1945年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降低美国的损失，于是于1945年在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塔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5]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6]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7]；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8][9]。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10]，[11]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12]
194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南京谈判中长铁路业务问题，中国方面主张以前中东铁路产权为限，苏联方面则要求应包括南满铁路之产权[13]:8264。1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英、美、法、苏四国外长，声明：一、将来和会必须由五国外长（即中、美、英、法、苏外长）召集；二、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未经中国外长同意前不得讨论德、奥和约以外之问题[13]:8264。3月1日，苏联驻汉口领事馆是日起暂行裁撤[13]:8301。
3月，苏联答复美国，准备交还大连，中国外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具体商洽接收大连问题，苏联同意中国组团考察[14]:50。4月1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13]:8336。5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覆中国外交部，重申拒绝中国派军接收旅顺、大连[13]:8348。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再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驳斥有关大连受军管等问题[13]:8348。5月7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谈判中国军警能否随同接收人员进入旅顺、大连[13]:8350。5月18日，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呈外交部，报告与苏联外交部次长玛利克商谈中国军警自由进入大连问题[13]:8356。6月2日，董彦平、张剑非率领之接收旅大视察团自沈阳赴大连调查[13]:8366。6月4日，接收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炮舰抵旅顺[13]:8367。6月，国民政府派员至大连视察，市内军、警、行政，皆由解放军把持，无法接收[14]:51。6月12日，旅大视察团结束视察，离开旅顺回沈阳[13]:8370。
6月22日，孙科就接收旅大问题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13]:8373。6月25日，中国外交部根据旅大视察团报告发表声明，说明旅顺、大连接收交涉经过及“种种障碍”，宣布暂停开放大连港，并提请苏联政府遵守条约，中国政府派遣军警接收旅顺、大连行政之权，既无条件限制，中国政府自得随时决定行使全权；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一件[13]:8375。7月11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声言苏联政府从未反对在旅顺、大连设立中国行政机构[13]:8382。8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费德林照会中国外交部，申辩未协助旅大视察团事，称查与事实不符[13]:8393。8月28日，塔斯社声明苏联船只有进入大连港权利。[13]:8402
6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访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华白俄团体之反苏活动提出抗议；王世杰亦抗议苏联报纸及通讯社之反华言论[13]:8367。6月20日，苏联塔斯社声明否认美国及中国通迅社所刊苏联指挥中共军队在满洲之攻势[13]:8373。8月28日，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称日本对中国威胁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3]:8402。
6月5日，中国与蒙古在中蒙边境新疆北塔山地区武装冲击，中国外交部于6月11日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界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中央社电讯称苏联亦卷入其中；中方向苏联、蒙古两国抗议，苏联、蒙古两国声明否认中方指责[13]:8368。蒙古骑兵入侵中国新疆北塔山，中国向苏联及外蒙古提出严重抗议[14]:51。6月21日，苏联答复中国外交部抗议，否认苏联飞机参加北塔山战事[13]:8373。7月8日，中国外交部就外蒙军队入侵新疆制造北塔山事，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电令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照会外蒙驻苏联大使，要求外蒙军队迅速从中国境内撤退[13]:8380。
9月5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称，苏联轮船“伊里奇号”由大连载运客货至沪，“未经特许擅入暂停开放之港口，并侵犯沿海贸易权”，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13]:8406。11月28日，苏联答复中国政府提出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之建议，并通知美、英政府，建议明年1月在华举行四国外长特别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筹备事项[13]:8462。
中华民国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国府才于1953年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53年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同机要秘书握手[15]:34。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随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15]:37。12月16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15]:38。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12月20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次日刘少奇起草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电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诸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15]:43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15]:44。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二次会谈[15]:44。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吕东、张化东、欧阳钦等一行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等会谈[15]:50。2月6日，中华民国空军轰炸上海（二六轰炸），中共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但提出苏中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远东边疆和中亚地区、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15]:5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并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双方同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同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依赖苏联。
可是，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不一、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
而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不少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型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由苏方援助中国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停战之后，中国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式重型大炮和坦克，在苏联许可下开始自行生产米格飞机，同时中国海军配备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仿制潜艇。但是由于关系不稳，这一时期苏联大量向中国提供较先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很大程度是因为苏联高层争夺斯大林继承所致，苏联对中国援助仅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
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年息1%，期限5年，规定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这笔贷款支付2.4亿卢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这项苏联贷款所占比例14.3%。
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苏联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前的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商定两笔用于抗美援朝的追加军事贷款约10亿卢布。1952年11月9日，中国向苏联签订10.36亿卢布贷款协议，购买60个师装备。
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1个项目，合并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16]。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并提供相应技术。
1956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由于情况紧急，讨论结束时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17]:138-139。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17]:139。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20万人参加之示威游行；当晚中共代表团在住处同赫鲁晓夫交谈，赫鲁晓夫称了解到中国方面之意见，所以改变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之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解决[17]:140。同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0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10月23日晚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之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10月24日到10月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之电话联系[17]:141。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林加宁3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时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7]:14110月30日，在中苏方会谈基础上，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采纳中共关于社会主义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意见，苏联自我批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之错误，中国政府立刻在11月1日声明支持苏联政府之宣言[17]:141。10月30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之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17]:141。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认为，一个是进攻之方针，即用苏联之军队压下反革命；一个是退让之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17]:141-142毛泽东同意，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更多反革命暴露、人民看清楚之时，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意见：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苏联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没有采纳中方之意见[17]:142。10月31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之方针；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17]:142。11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17]:142。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17]:255。11月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17]:260。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宣布开会后第一个讲话；11月16日会议结束，通过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11月19日，除南斯拉夫以外，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字[17]:272-273。11月16日，召开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9日结束[17]:275-278。11月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17]:290。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和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新阶段。
1953年至1957年，赫氏上台之初，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艰难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工业建设，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要求中苏共同在中国南部沿海建设一座大功率之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之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之潜艇；苏方提出建设费用由中苏分担，中方出资30%，苏方出资70%[18]。6月12日，彭德怀覆函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方同意建台，但全部费用应由中方负担，所有权属于中国，技术方面可请苏联专家协助，建成后可由中苏共同使用[18]。7月11日，苏方对中方要拥有电台之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于中方提出之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建和管理；对此，中方提出修改意见[18]。毛泽东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18]。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苏联要求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舰队”，毛泽东当即拒绝；毛泽东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之严重步骤；7月22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之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17]:381。毛泽东之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解释[17]:381。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向毛泽东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时，曾就长波电台问题向中方表示，电台最好由中方自己搞，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提供贷款和技术[18]。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只字未提计划炮击金门；不过，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美国种种猜测；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17]:381-382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签订相应之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和聘请专家之合同[18]。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至1960年9月1日全部召回1390名苏联专家。苏联援建中国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
苏联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中国“两弹”事业进程。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纪录。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共13笔，总计56.76亿卢布。[19][20]
至1960年，中国已经向苏联出口72亿卢布的货物用于偿还贷款与延期付款的苏联援建中国重点工程项目的费用，还需要继续出口79亿卢布的货物以全部还清（其中贸易欠款20亿卢布，其它为贷款本息）。1961年3月苏联对中国的50万吨古巴蔗糖贸易贷款3.296亿1961版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4.45旧卢布）。1961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21]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所欠苏联债务。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计约为80亿旧卢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86亿人民币。
19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22]:199-200。当时苏联专家共1,300多名，分布在200多个经济、国防、文教、科研企业和部门；专家全部撤走，使中国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建设项目停工，试验生产不能按期投产，对中国经济困境雪上加霜[22]:200-201。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22]:201。八十一党代表会议顺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改善，也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22]:210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国正式决裂。苏共二十二大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出席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中苏决裂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大大减少直至终止。而1970年代后期起中国与日本走得很近，因此中国官方媒体支持日本要求北方四岛的运动。苏联逼债也成为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事件。苏联于1972年对其远东地区地名进行变更。同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开始从之前的同时反苏反美的立场转为联合美国反对苏联。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但中苏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善。新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依旧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并称“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3]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代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人，中国也开启了改革开放，但中苏关系依旧处于低谷。1979年2月，中国和苏联的盟友越南爆发了战争。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24]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对此表示谴责并派出军事顾问到阿富汗，协助训练与苏联对抗的圣战者，同时也在本国国内开设训练营，大批的中国产武器被转交给圣战组织[25]。中国也因此同美国等国一起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紧临中国的苏联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塔什干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动的讯号。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此后中国政府停止使用苏修一词来指代苏联。但之后由于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及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也在短暂执政后相继去世，中苏关系并没有显著改善。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苏联政府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事务。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了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同中国领导人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联6个团，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26]
1989年2月15日，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中苏关系在此次访问后全面正常化。这时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接待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在停机坪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27]。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的1989年9月27日，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军，并在1990年8月将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全部撤出。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回访莫斯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对苏联进行访问[28]。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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