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
中國商朝末代君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國商朝末代君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帝辛（？—前1046年？），子姓，殷氏之始，名受，一名受德[註 1]，後史隨從周人稱他為紂王、商紂王、殷紂王，是「大邑商」最後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 此條目需要精通或熟悉相關主題的編者參與及協助編輯。 |
| 此條目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
帝辛非常重視農業和生產力發展，實施社會變革，使其國力強盛。[來源請求]在位期間，他持續對東南方的人方（東夷）用兵，直至徹底擊敗，使商疆域擴至江淮一帶。由於戰爭持久導致國內空虛，使一向俯伏、自稱「小邦周」的西伯發乘機聯合西方各方國一同伐商。在史稱牧野之戰中，商軍夜遭偷襲而敗，帝辛玉衣自焚以成「天命」，「大邑商」從此退出歷史舞臺[1]。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稱他為「商王受」，而在建國之後，給他一個惡諡之名紂（「紂」，綁馬臀的皮帶，引申為殘義損善），因此帝辛以紂王一名為後世人所知。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無窮，自幼聰敏過人、反應敏捷，智謀足可使人拒絕規勸，言辭足可文過飾非。《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殷本紀》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帝辛繼位後，定都於沬（前1082年），後改沬邑為朝歌（今河南淇縣）。，商朝國力逐漸強盛。在位期間繼續對人方（周人稱之為東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經歷了長期的戰爭之後最終取得了勝利，並將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然而，對人方的戰爭導致了國內空虛，民怨沸騰，但紂王依靠嚴刑峻法，結果引致眾叛親離，諸侯起兵，最終導致了商朝的滅亡。[2]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聯合西方11個小國會師孟津，對殷商發起進攻。商軍主力在東南，無法徵調，只得將戰俘臨時武裝起來進行抵抗。而此時帝辛已經受到了眾多貴族和巫師等的集體反對，軍心渙散，周武王以在距離朝歌（今河南淇縣）七十里外的牧野與商軍交戰，商軍倒戈而前軍攻擊後軍。商軍因而大敗，史稱牧野之戰。周軍隨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勢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寶玉衣，以縱火自焚的方式獻祭了自己，商朝就此滅亡。[3]帝辛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4][5]
帝辛死後，葬於淇水之濱。
考古學者認為，殷墟遺址的1567號墓是為帝辛修建的墓[8]，但因為紂王最終於鹿台自焚而未能入葬[9]。
周朝滅商以後，紂王與夏桀一起被當作是暴君的典型，不過近年以來有不少人對此提出懷疑。
關於比干之死，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點。如比干以諫言而死是到春秋時期才有紀載，被商紂王所殺和挖心則是戰國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現的說法，距離商末已相隔甚遠；《楚辭·天問》則認為比干是投水而死。[10][11]諸多文獻表明，隨著歷史推演，對紂王行為的描述顯得越來越殘暴，新增的情節也越多，炮烙之刑詳細紀載為夏桀發明，後不知怎麼也成了紂王，不能排除後人醜化的可能。
《史記》記載，帝辛「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又說他「好酒淫樂，
《韓非子·喻老》亦有記載：「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亦云「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紀》記載，帝辛在位期間，西伯的嫡長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質，當時負責替帝辛駕車。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殺了伯邑考，並將他做成了肉羹賜給西伯昌，並說：「聖人應當不會吃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後還是吃了肉羹。帝辛評價說：「誰說西伯昌是聖人？吃了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12]
在眾多文獻中，帝辛是一個實行炮烙之刑，濫殺無辜，開設酒池肉林，窮奢極侈的昏暴之君。他與夏桀並論，在中國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詞。這一段歷史，後人加上想像，寫成了《封神演義》。成語有「助紂為虐」[註 4]。
早在古代，就有少數學者對桀紂的罪狀持懷疑態度，例如東漢的王充在《論衡》中就認為「酒池肉林」之說並不可信，南宋的羅泌在《路史》中也認為桀紂的罪狀大多相似，而梳理各類文獻後認為存在增衍、誇大的情況。[13][14]隨著對商周時期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甲骨文、青銅器等地下史料的發掘出土，近現代學界質疑帝辛「暴虐」記載的聲音越來越大。據考證，在西周時期的文獻中，所宣揚的帝辛的形象雖然負面，但卻並沒有實質殘暴的內容，《尚書·牧誓》中列舉的商紂王的罪狀只有六條，分別是聽婦人的話、不用親戚為官、任用逃犯為官、不認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也認為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將領酗酒誤事。而對於這些罪狀，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來越多見，用於祭祀的器物則越來越少見，明顯有「薄葬化」的趨勢，且從祖甲實行周祭改革以後，更多採用穀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漸越來越少，祭祀儀式流程也愈發簡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較少見。[15][16][17][18][19]此後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吸收並繼承了商人和東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習俗，又由於神道設教的需要，人祭人殉習俗仍然在各個諸侯國保持了數百年以上，因此商紂王不認真祭祀在當時背景下反而是比較進步的表現，而周人自然會指責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棄厥肆祀，弗答」。[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現為自然性，周代出於神道設教祭祀天帝，因此清華簡《系年》第一章會指責商紂王「不恭上帝」。[32][33][34][35][36][37]雖然殷周時代都存在由婦女擔任的官職，如「世婦」可掌管祭祀、賓客等禮儀，受國君尊崇[38][39][40]，但據陳曦、張懋鎔、王奇偉、王暉、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謝乃和等眾多學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體地位相對於商朝大幅下降，主張「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相對將婦女被排斥於軍政事務之外，並開始趨於倫理保守和禮教束縛，這是《尚書·牧誓》中周武王指責商紂王「惟婦人言是用」、「牝雞之晨」的緣由，同樣也是後世儒家排斥性開放的「鄭衛之音」並將其視為「紂俗」的原因。[18][41][42][43][44][45][46][47][48][49][50]商代方國聯盟為主的制度下，政治組織不甚嚴密，儘管商代存在管理、徵集兵眾之行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眾」之句，但整體政治組織形式仍較為鬆散，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國，別國逃犯有時則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組織嚴密，如《周禮》有「司民」之官，「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實行「有亡荒閱」，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將抓到的逃犯歸還給各國，因此獲取了部分西土諸侯的支持，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責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44][51][52]不用親戚為官則是商紂王打擊守舊派貴族的手段，酗酒則是商朝一直以來的傳統。[19][53]「天命」則是爭議較大的話題，部分學者如晁福林等認為商朝並沒有後世的決定朝代興亡命運的「天命觀」，《商書》中的「天命」實際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靈能保佑和棄絕自己的生命）」，按這種理解則是帝辛雖然不認真祭祀祖先，卻始終相信祖先的在天之靈不會棄絕自己。[32][33][34]
顧頡剛等疑古派學者認為，後世文獻中有關於商紂王的罪狀經歷了一個「古史不斷層累」的過程，越是晚的時代，其罪狀就越多越詳細。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古史累積」的爆發期，諸子百家和游士說客不了解歷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雜談的舉例論證中，把作為前朝亡國之君的商紂王當成一個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為了宣揚「惡有惡報」，相對於西周時期的原始文獻又給紂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狀，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醬、剖割孕婦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簡中的《容成氏》作為成作年代相對較早的文獻，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種低級趣味的遊戲而非酷刑。[54]「剖割孕婦之胎」也是《詛楚文》中秦王宣稱的楚懷王的罪狀，可見這只不過是戰國時期常見的扣給敵人和亡國之君的一種帽子。「把人剁成肉醬」的醢刑在戰國秦漢時期也是常見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當時的寓言雜說中加到商紂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纏子聲稱「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這是將晉靈公的罪狀張冠李戴到作為亡國之君的「桀紂」的身上。因此，《列子·楊朱》中說「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對於比干之死，《楚辭·天問》則認為比干是投水自盡[10]。到了漢代以後，統治者繼續把帝辛作為反面形象宣傳，經過千年積毀，商紂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55][18][19]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中國大陸持「殷商奴隸社會說」的歷史學者中，有一部分會以牧野之戰「奴隸倒戈」的說法作為論述「商紂王殘暴」之論據。而主張商朝非奴隸社會的學者，例如無奴學派、西漢封建論者和魏晉封建論者，無人贊成「奴隸倒戈」的說法，通常認為是反對帝辛的守舊派貴族帶頭發起的叛亂。[56][57][58][59]
根據《左傳》等文獻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飛廉出使北方，對中國古代的統一與各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有過一定貢獻。《詩經·商頌·玄鳥》：「武王靡不勝。」《詩經·商頌·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郭沫若認為這裡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愛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60]
帝辛時期的青銅器有很多，例如現存於北京故宮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別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時鑄造的青銅器。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這個人物，據銘文記載，他協助帝辛進行了祭祀，帝辛賞賜了他貝幣。除此之外還有作冊般青銅黿、版方鼎、宰虎角等等。從當時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冊般為帝辛時期的史官。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裡，在當時的特定語境下，曾將武王伐紂類比於此時的人民解放戰爭。[61]但到了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閱讀了史達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後的談話中又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62]
紂王也是明代文學小說《封神演義》中的一個登場人物，在該小說中也稱他為「壽王」。
「紂」是周朝統治者給的諡號，影視作品在他活著的時候稱他為「紂王」，但當時帝辛還沒有死，不可能用周朝統治者給他的「諡」。
《逸周書·諡法解》記載諡法起源於周公旦（「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但現在一般認為《逸周書·諡法解》是戰國時期的托古之作，諡號實際上是西周中期禮制改革之後的產物，也有人認為諡法起源於更晚些時候（周厲王時期甚至春秋時期）。總之，在商紂王帝辛時期，諡號還未流行。另外，《牧誓》中記載的周武王牧野之戰時發表的檄文，裡面稱呼帝辛為「商王受」[63][64]。
